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城市社會治理體系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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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馮侖帶著國內立體城市的計劃，陸續進入成都、西安、溫州3地，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口號提出已有近5年時間，但立體城依舊停留在紙上談兵階段。它比起東京和紐約寸土寸金、結構密實的超高容積高樓大廈，以及香港比比皆是的“牙簽樓“，至今仍沒有具體產品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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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轉型社區治理公民參與

Key word:Reforming The community governs the citizen to participation

一、概念及背景

在現代中國的社會生活中,社區治理和社區公民參與已經成為非常流行的話語。那么它們的概念和定位是什么呢?廣義的“社區治理”是指社區與國家和市場相結合而形成的一種社會互動方式。①而對于社區參與這一概念的理解,目前多內大多數研究者有著較為一致的看法,即認為它是指社區成員自覺自愿地參加社區各種公共活動或公共事務的決策、管理和運作,影響社區權力運作,分享社區建設成果的行為和過程。在我國的城市社區發展建設中,實現社區自治式的社區治理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目標,而社區自治的主體就是社區公民,社區自治的實現需要真正地實現社區公民參與。城市社區公民參與的興起和提倡與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化和城市化是緊密聯系的。

從宏觀角度來看,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過程中,我國城市的“單位制”社區開始瓦解,逐漸開始向社區制轉變,社區就像一個小型的“社會”,逐漸成為介于政府和家庭之間的一個公共空間,而社區緩和現代化進程中的矛盾和問題的作用也逐漸凸顯出來。從微觀的角度看,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社區居民不僅在物質生活和生活質量上的要求提高,同時對精神文化生活和政治參與的要求也在日益增長。

二、發展中呈現的問題淺析

盡管公民參與在社區中興起并成為社區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由于我國社會處在這樣一個轉型期,各種類型的社區內的公民參與發展程度事實上是參差不齊的。一般說來,在單位型社區和處在城鄉結合部的社區的居民參與度較低,而在一些新型的商品房小區里的社區居民參與度則相對較高。這是由多方面因素導致的,單位型小區的居民由于習慣了傳統的縱向管理,因此,人們對于社區治理和社區參與的理解更多地帶有自上而下的參與取向。而處在城鄉結合部的社區居民通常來說是由郊區農民、進城務工人員等組成,這類社區由于社區的發育程度較低,社區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較低,因此,人們在社區治理中的參與意識并不強烈。而在新型社區里的居民由于有較好的收入,參與意識較強,且具備參與的能力,因此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程度較前兩者高。但是隨著“單位型”社區的功能的逐漸弱化、越來越多的人由“單位人”轉向“社會人”,以及現代化的發展,單位型社區和處在城鄉結合部的社區的公民參與程度會逐漸地提高,而目前社區參與的不同發展程度正是中國從傳統到現代轉型過程中的必經之路。

從城市社區組織來看,在社區內通常存在著縱向組織和橫向組織兩種參與取向的組織。盡管在許多城市社區中,業主委員會、中介服務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等橫向組織進入社區大大地推動了社區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發展,但是居委會、街道辦事處等縱向組織作為政府在社區的代言人,在很多社區中仍然在發揮主導作用。這種社區的居民參與依然表現出一種自上而下的參與取向,所謂的“參與”只是一種政府動員、推動下的被動的參與,并沒有發揮居民參與社區事務、實現自治的真正作用。

三、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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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學性原則。以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思想為指導，體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思想。

2　系統性原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指標體系應系統地反映各個方面的指標，使其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從多方面反映全面建設小康的進展情況。

3　連續可比性原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指標體系注意和“總體小康”指標體系和“現代化”指標體系保持銜接：一方面要汲其取精華；另一方面要彌補其不足。同時，指標體系也注意到時間、地點、時期、指標性質和適應范圍的可對比性，以便于縱橫向比較。

4　重點突出原則。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全面小康”突出以人為本的全面建設和可持續發展，即“社會―經濟一生態”三維復合的協調發展。發展的理想境界是人與自然的協調、和諧發展。

5　實用性和可操作性原則。指標體系的建立要考慮實用性原則，便于推廣應用。同時指標要易于數據收集、易于量化，具有可評價性和比較性等特點。

6　以選擇客觀指標和最終成果指標為主的原則。構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指標體系作為一種績效評價體系，應盡可能選擇最終成果指標和具有客觀性的指標。

(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指標體系

綜合國內外小康和現代化的相關研究成果，根據小康社會評價指標體系設置原則，考慮到全國的總體發展水平和各類綜合因素，結合的自身特點，我們設計了內蒙古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指標體系。指標體系共分為5類48項指標，即經濟指標(8項)、社會指標(17項)、人民生活指標(8項)、民主法制指標(6項)和資源環境指標(9項)。(見下表)

二、內蒙古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評估

通過對自治區2005年數據的分析，對當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實現程度進行了測算。測算的權重根據反復征求專家的意見形成。其中，經濟發展類權重為23％，社會發展類權重為23％，人民生活類權重為24％，民主法制類權重為15％，資源環境類權重為15％。結果表明，截至2005年，內蒙古全面小康的實現程度達到63％，這表明內蒙古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步伐，但距全面小康的要求還有明顯差距。

三、內蒙古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難點和制約因素分析

(一)資源綜合利用水平低，經濟增長方式粗放

內蒙古生產總值只占全國的2.1％，但消耗的煤炭占全國的4.8％，消耗的電力占全國的2.3％，消耗的水占全國的3.4％，單位生產總值能耗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32.9％。以水資源利用情況看，內蒙古農業灌溉節水利用率僅為35％左右，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為45％，均低于全國近10個百分點。

(二)生態環境壓力仍然較大

一是生態環境仍很脆弱。內蒙古沙漠化土地6.3億畝，占總面積的35.6％，水土流失面積2.8億廟，占總面積的15.8％。草原、耕地沙化、退化、鹽漬化問題突出，草原退化面積達70％，產草量和載畜量下降。二是環境保護面臨較大壓力，局部大氣環境、水環境污染仍較嚴重。2005年，全區廢水排放量56241萬噸，與“九五”末期比較，增加21.8％；二氧化硫排放量145.6萬噸，比“九五”末期(2000年)增加1.19倍；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7363萬噸，比“九五”末期增加2.1倍。三是工業化進程對環境的壓力較大。

(三)水資源短缺制約經濟和社會發展

隨著經濟建設速度的不斷加快，水資源供需矛盾正在制約著內蒙古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目前內蒙古水利建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工程性缺水與資源性缺水并存，水資源短缺與水資源浪費現象并存，其中工程性缺水尤為突出。據統計，目前，呼和浩特、包頭、滿洲里、二連浩特等14座城市水資源存在供需矛盾，廣大農村牧區有近300萬人需要解決飲水問題。

(四)自主創新能力不強

內蒙古每萬人口專業技術人員數在全國排第9位，但每百萬人口R&D科學家和工程師卻排在全國第22位。萬名R&D活動人員科技論文數連續3年居全國末位，獲國家級科技成果獎勵系數排在全國28位，萬名從業人員專利申請量居全國21位。特別是高新技術企業中科技人員數量極少，只占專業技術人員總數的1.3％。農牧業和農村牧區經濟的科技水平還比較低，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缺乏有力的技術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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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F320 [文獻標識碼] B

一、問題的提出

在舊生代農民工落葉歸根、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的背景下，在代際更替中成為農民工群體主體的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新型城鎮化的主導力量。相比父輩，生長在城市、遠離農村和農業、具有較高文化素質和處于迥異時代背景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價值取向、社會心態、個人訴求、行為邏輯、參照目標、身份認同、生活方式等諸多方面體現出顯著不同的特征，因此對農村和土地的眷戀有所消減，而對進入城市社會有著較強的期盼和憧憬。

然而根源于戶籍制度的城鄉二元體制使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在經濟上、甚至在身份上融入城市，但是卻面臨著就業歧視、社會網絡狹窄、人力資本匱乏、心理認同度低等問題。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過程中存在經濟上融入，社會和心理上嵌入的非實質性融入現象，傳統的由戶籍制度導致的二元結構正在城市內部演變成為新的二元結構，即新生代農民工處于半城市化狀態，處于城市與農村的雙重邊緣，是一群沒有認同或認同內卷化了的、懸空的一代，這使得新生代農民工成為真正市民、與城市融入的夢想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諸多尷尬與無奈。

隨著新型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人的城鎮化已經取代物的城鎮化成為新型城鎮化戰略的核心，在城鎮化過程中需要注入人文關懷、需要融入人性理念，讓新型城鎮的每一個角落都能彰顯人性的光輝。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不解決，不僅會使新型城鎮化進程和新型城鎮化的質量受到影響，而且也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然而，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是一個復雜的課題，不僅要跨越城鄉二元制的藩籬即取得城市戶籍，還要能夠形成城市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擁有一定的融入城市所必需的心理資本，獲得本地市民的情感接納和社會資本，并且擁有在城市安居興業所必需的人力資本。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十三五規劃綱要中也提出“加快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實施居住證制度、健全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機制，加快新型城鎮化步伐”。無論是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還是十三五規劃綱要，都從政策、制度或機制上給予外來人口更多的、更公平的享受市民待遇的機會。因此，在這一趨勢下如何使新生代農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彰顯新型城鎮化過程中人文關懷和人性理念，是非常有意義的研究課題。

鑒于新型城鎮化所提倡的人性關懷以及新生代農民工的獨特性，基于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和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的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制度和機制保障，研究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的成因并尋找解決半城市化問題的合理路徑，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持續改進我國城鎮化質量、推進我國新型城鎮化進程意義重大。因此，本研究在對文獻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利用SPSS22.0統計分析軟件，以對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成因進行的問卷調查得到的抽樣數據為基礎，選取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意愿影響因素為自變量，以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為因變量，通過單因素卡方檢驗及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驗證新生代農民工的半城市化狀態與心理資本、社會資本、人力資本的相關關系，在此基礎上建立基于三種資本協同的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模型，并以城市融入模型為基礎，提出了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的社會復合治理解決思路與對策。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基于中國特有的城鄉二元模式以及戶籍制度對于新生代農民工城鎮化的影響，在城鎮化、半城市化、城市融入以及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中外分化格局。

第一，西方學者在早期人口遷移理論的基礎上，以流動人口和移民為研究對象，關注城鎮化以及流動人口和移民的城市融入狀況。

西方早期的人口遷移理論，利用歸納方法對人口遷移狀況進行解釋，力圖發現人口遷移內在的規律和特征。其中建立在一定假設基礎上的推拉理論、預期收入理論、勞動力轉移理論等都從工業化、城市化視角研究農業轉移人口問題，成為現代人口遷移研究的基礎。在此基礎上，西方學者深入探討了城鎮化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及其后果，提出了由城鎮化所導致的“城鄉發展失衡”、“過度城市化”等今天依然困擾世界城市發展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后，西方的人口遷移與城鎮化問題研究逐漸從宏觀視角轉向對于轉移人口個體及家庭遷移動因或遷移行為等微觀層面的研究。

西方學者的半城市化研究始于20世紀50年代的對于半城市化現象的論述，后來演變成為從特征、過程的角度定義半城市化，并對半城市化問題發展機制、發展現狀以及產生的后果進行深入探討。由于不存在城鄉二元體制，西方學者對于流動人口半城市化的解決機制研究主要聚焦于心理層面，如社會熔爐理論、社會同化理論提出的流動人口通過接受當地主流文化、建立社會網絡并實現心理認同的同化過程。

西方學者的研究雖然在與中國迥然不同的國情和制度背景之下展開，但為中國錯綜復雜的城鎮化問題提供了深入研究的良好平臺，為中國農村人口市民化問題的解決提供了良好的借鑒。

第二，國內學者以普通意義上的農民工群體流動為研究起點，進而考慮新生代農民工獨特性以及其在農業轉移人口中的主體作用，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城鎮化及半城市化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20世紀80年代開始，來自社會學、人口學、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地理學等學科的諸多學者，基于各自學科視角對農民工群體的流動問題展開研究。研究內容從早期關注的流向、規模、人口學特征等人口流動的靜態特征，逐步演變為流動過程、工作和生活狀態、行為方式、社會融合等社會經濟動態特征，以及人口流動對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經濟社會影響等。

以王春光（2001）首次提出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認同與城市融入問題為標志，學界開啟對農民工代際特征以及新生代農民工的熱烈討論。在王春光城市融入與半城市化研究的基礎上，學界在三個方面就新生代農民工的半城市化及城市融入問題進行廣泛探討。第一，對農民工半城市化狀態進行驗證和分析。通過考察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社會認同、群體特征、權益保障、心理狀態、就業狀況、城市融入等方面，指出雖然在消費方式、生活方式方面，新生代農民工已經基本市民化，但非正規就業和發展能力的弱化、居住邊緣化和生活“孤島化”以及社會認同的“內卷化”都使其處于城鄉兩棲的半城市化狀態，影響中國的城鎮化進程。第二，對于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現象的形成原因進行分析，居于主流的觀點是我國城鄉二元體制的戶籍制度導致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的“制度決定論”。還有學者提出，新生代農民工自身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匱乏也是導致其半城市化的原因。第三，農民工的半城市化狀態已經呈現出結構化、長期甚至是永久化的特征，因此學界展開了對農民工半城市化的演進趨勢及成本測算的相關研究。

經過修正的西方人口遷移和城鎮化的相關理論等被廣泛運用于我國城鎮化研究。然而，由于我國與西方城鎮化在宏觀場景、推動力量、歷史歷程、政策安排與現實后果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因而在借鑒和運用西方相關理論時，應該結合我國實踐并結合時代特征。與此同時，伴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推進，中國的城鎮化研究水平也日益提高。在研究技術上，早期以規范研究為主，發展到目前占主流的各類實證研究，學者們大量使用的實證方法如Logit模型、OLS回歸分析、Profit模型等分析方法，取得了許多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

怎樣實現新生代農民工從半城市化到完全市民化？影響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關鍵因素是什么？又如何避免半城市化所導致的城市貧民窟現象？以上問題的解決對我國新型城鎮化的推進意義重大。然而，縱觀國內外對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的相關研究，居于主流地位的“制度決定論”已經無法很好解決當前新型城鎮化提出的“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的戶籍制度改革趨勢下新生代農民工仍舊處于半城市化狀態以及無法融入城市等問題，因此，亟需從新生代農民工軟實力――心理資本、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的視角打破以往研究中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各種因素各自為政的桎梏，通過三種資本的協同作用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半城市化問題提出解決思路。

三、基于心理資本、社會資本、人力資本協同的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實證研究

通過對國外勞動力遷移、城市化進程和半城市化現象進行簡單的梳理和分析，以及對我國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和城市融入問題進行回顧，本研究歸納出了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的表現特征、成因及演變趨勢，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影響因素及面臨的問題。經過文獻梳理和歸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影響因素為：人口學因素、心理資本因素、社會資本因素、人力資本因素、制度因素。

以1980年后出生、16周歲以上農村戶籍外來務工人員的市民化傾向及其影響因素為研究對象，進行了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的大型問卷調查。本次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1132份，問卷Cronbach'salpha系數=0.8647，表明問卷具有較高的信度。實證分兩部分。首先，在問卷調查獲得統計數據的基礎上，本文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利用SPSS22.0統計軟件，采用單因素卡方檢驗對第二部分提出的理論框架，即各個影響因素與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傾向的關系進行單因素驗證。實證結果表明，所有因素的顯著性值都小于5%，可以認為這些因素單獨與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意愿相關。其次，運用SPSS22.0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進行了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傾向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對于單因素卡方檢驗結果顯示顯著相關的因素，可以運用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研究在其它因素影響下每一因素對于市民化意愿的影響以及各因素的相對影響程度。由于因變量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傾向（有市民化傾向=1，沒有市民化傾向=0）為虛擬變量，且為只有兩種結果的定性變量，故可以采用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傾向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在模型設計中，可以假設P為有市民化傾向的概率，而1-P為沒有市民化傾向的概率，對P進行logit轉換，記為logitP，以logitP為因變量建立的線性回歸方程為：

Log itP = a+b1x1+b2x2+…+bnxn （1）

由（1）可以導出：P= （2）

（2）式為logistic回歸模型。在式中，a為常數項或稱為回歸截距，bi為第i個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系數，xm為作為第i個影響因素的自變量。

本研究在選入變量α=0.05的水平上，運用SPSS22.0統計軟件對被調查的1132個樣本的截面數據進行logistic回歸處理。在對數據進行處理的過程中，采用自變量組分步強制納入法，分別就人口學因素、心理資本因素、社會資本因素、人力資本因素、制度因素五組自變量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傾向的影響作用進行分析。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心理資本因素、社會資本因素和人力資本因素均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意愿影響顯著;雖然制度因素的影響更加顯著，但國家一系列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的政策措施出臺后，制度因素的影響將產生變化;人口學因素對市民化意愿的影響不確定。

四、基于心理資本、社會資本、人力資本協同的社會復合治理的解決思路與對策

張紅芳，吳威（2009）認為，心理資本、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具有協同關系，三者的協同是開發個人潛能、形成組織競爭優勢的關鍵。林竹（2011）認為，通過心理資本、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協同可以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問題。張洪霞（2013）也認為，通過三者的協同可以解決農民工的社會融入問題。本研究認為在國家制定出臺了一系列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制度和機制保障的情況下，通過心理資本、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三者的協同可以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解決其半城市化問題。

所謂社會復合治理主要指社會治理結構從政府作為單一主體排斥其他主體參與，向多種社會主體協同以促進治理績效優化和提升社會整體治理能力轉變過程中的一種新型治理形態。作為一種新型治理模式，復合治理的治理主體強調多元參與主體的“復合型”協同參與，更加注重社會組織參與主體在治理機制中的平等地位;治理過程強調政府與社會組織間的“雙向互動”，即通過政府部門的主動作為和其他各主體的全面參與，實現“雙方”的優勢互補，建立良好的互動伙伴關系;治理結構強調多元參與主體間的橫向互動，與傳統科層組織形成網格狀治理結構，各個參與主體成為連接多渠道治理路徑的結點，其網絡觸角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對社會需求反應更為及時靈敏。因而，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的解決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應該引入復合治理的理念，引導第三方組織和企業與政府進行“復合型”協同型參與，構建政府、企業和公民社會三維結構下的多元主體復合治理模式，有利于打破單一主體的政府治理模式，提高問題的解決效率。所謂社會復合主體是指在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創新行動過程中，多個不同社會主體共同參與、主動關聯所構成的多層架構、網狀聯結、功能融合、優勢互補的新型主體網絡。據此加以引申和延展，新生代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解決的復合主體則是指以政府為主導，形成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三位一體”的復合主體，旨在打破不同主體間的“部門分體制”，塑造一種互相嵌入、功能互補的互通互聯協同治理模式。其核心思想體現在：一是注重“政府―企業―社會”三維合作的組織模式，也注重不同主體的主動性和專業性，促進各主體的優勢復合發揮。二是復合治理主體構建了主體間相互融通，共同分享，優勢互補的互動平臺，打破了治理全過程不同環節、領域的部門割裂、主體分立。三是實現主體間互聯互通的內部化，對于有效整合多主體間的社會資源，加強融通協同，提高治理效率具有實然性。因此，如何在實踐中構建政府與企業主體、政府與第三方組織及企業主體與第三方組織之間“雙向互動”的良關系，形成優勢互補和犄角支撐的耦合型治理格局，是深化和創新半城市化問題解決路徑的一種新探索。在這一社會復合治理結構的支撐下，運用政策、法律、社會、經濟等多種手段，通過全方位培訓增加新生代農民工人力資本，從而增強對城市居民身份的自我認同以增加其心理資本，增加其職業交流并在此基礎上增加以業緣為基礎的社會資本;通過各主體努力增加其與城市居民的溝通、交流渠道以增加其社會資本，從而使其擁有心理歸屬感，并擁有更多信息渠道從而增加其人力資本;通過網絡組織進行的包括心理援助和心理咨詢在內的心理培訓，加強對其挫折心理的疏導，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資本，促進其主動融入城市以提高社會資本，激發其自身強烈的成就動機以提高人力資本。

[參 考 文 獻]

[1]張兆曙.城市議題與社會復合主體的聯合治理――對杭州3種城市治理實踐的組織分析[J].管理世界，2010（2）

[2]曹堂哲.公共行政執行協同機制――概念、模型和理論視角[J].中國行政管理，2010（1）

[3]何繼新，陳真真.公共物品供給復合主體“復合型”協同機制研究――基于“價值鏈”理論視角[J].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3）

[4]汪錦軍.構建公共服務的協同機制：一個界定性框架[J].中國行政管理，2012（1）

[5]張洪霞.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合的內生機制創新研究――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心理資本的協同作用[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3（7）

[6]陳藻.農民工“半城市化”問題研究――基于成都市的調查分析[D].西南財經大學，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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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意義及步驟

由于生源減少，民辦院校的處境艱難，一方面民辦院校與公辦院校進入對峙階段，另一方面民辦院校之間競爭也異常激烈。因為公辦院校有歷史沉淀，學術氛圍濃厚，科研與品牌效應都比民辦院校與公辦院校具有較大優勢。在此環境下民辦院校應走出自己的特色，向應用型大學轉變。“應用”的核心就是實踐教學，以實踐教學進而提高學生畢業后走向工作崗位應具備的相應素質。在此背景下探討民辦高校社會實踐與學生素質的評價指標體系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課題組對山東省三地九所實力比較雄厚的民辦高校和開展實地調研和發放問卷，接受調研者包括煙臺南山學院、山東協和學院、山東英才學院、山東現代職業學院、青島黃海學院、青島工學院、青島恒星職業技術學院、原山東產業文化學院、濟南大學泉城學院（蓬萊校區）、南山集團下屬企業等。我們共發放問卷600份，收回472份，具體情況見表1。

二、山東省民辦高校經濟管理類課程社會實踐與學生素質分析及指標體系構建

本研究中因子分析采用的是主成分算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和斜交旋（promax），選擇荷重大于0.5且其特征值大于1（Eigen values over 1）的因子作為主要解釋因子，實現變量的歸類。同時根據因子分析的結果，我們重新對三個專業社會實踐生評價指標進行二級分類，構建出包含一級指標、二級指標以及三級指標的分層遞階的社會實踐與學生素質指標體系。

對影響因素的各部分問項進行的KMO適當性檢驗結果顯示：工商管理專業KMO值（社會實踐）為0.802、KMO值（學生素質）為0.868，財會管理專業KMO值（社會實踐）為0.908、KMO值（學生素質）為0.827，旅游專業KMO值（社會實踐）為0.738、KMO值（學生素質）為0.791。Bartlett’s球度檢驗給出的相伴概率均為0.000，小于顯著性水平0.05，因此拒絕值Bartlett球度檢驗的零假設，認為均適合于因子分析。具體數據見表2。

注：根據通常的慣例，α≥0.5為可靠。

1、旅游管理專業課程社會實踐和學生素質因子分析及指標體系構建

（1）旅游管理專業社會實踐和學生素質影響因素的因子分析

本研究對影響旅游管理專業社會實踐的47個問項和學生素質的12個問項進行了因子分析，結果分別歸為7個因子和3個因子，教學因素共解釋76.232%的變異，學生素質因素共解68.089%的變異， 在本研究中，利用SPSS16.0軟件包分別對這兩大類影響因素的數據進行效度、信度分析。采用Cronbach α系數對整份問卷以及各個子部分做信度檢驗。在本研究中，各維度影響因素指標Cronbachα最小值0.565，最大值為0.968，而且量表總體Cronbachα值也分別達到0.967、0.866，表明問卷具有較高的信度。

旅游管理專業教學因素結果分析與命名：F1由17個項目組成，主要反映了學生畢業論文和學生實踐情況，因此命名為學生畢業論文和學生實踐因子；F2由10個項目組成，主要反映學生的專業實踐和非專業實踐比例情況，因此命名為學生實踐比例因子；F3由11個項目組成，基本反映了教師專業實踐與非專業實踐的比例情況、以及教師實踐結果，因此命名為教師實踐比例與實踐成果因子；F4由5個項目組成，主要反映的是學生實踐結果對學生以后發展的影響，因此命名為學生實踐成果因子；F5由1個項目組成，涉及到教師實踐時間長短情況，因此命名為教師實踐程度因子；F6由1個項目組成，論文答辯過程學校控制的有效性，因此命名為論文答辯過程學校控制的有效性因子；F7由1個項目組成，學生的產學研實習基地數比例，因此命名為學生的產學研實習基地數比例因子。 從方差最大貢獻率來看F1學生畢業論文與學生實踐因子的方差貢獻率最大（25.94），能解釋影響社會實踐因素的比率最大，F7學生的產學研實習基地數比例的方差貢獻率最小（4.695），對影響社會實踐因素的解釋能力最弱。

旅游管理專業學生因素結果分析與命名：F1由4個項目組成，包括學生團隊合作能力、學生組織協調能力、溝通能力、酒店業務能力等，是學生所學知識技能的應用能力，因此命名為學生知識應用因子；F2由3個項目組成，基本反映了學生自主創業、學生實踐創新成果、理論知識與實踐知識轉化能力，因此命名為學生知識創新因子；F3由5個項目構成， 基本反映了學生非智力因素，包括學生專業興趣高低、學生專業學習動機、學生工資待遇水平、學生自信心表現、學生專業認可度，因此命名為學生非智力因子。從方差最大貢獻率來看F1學生知識應用因子的方差貢獻率最大（23.474），能解釋影響學生素質因素的比率最大，F3學生非智力因子的方差貢獻率最小（22.148），對影響學生素質因素的解釋能力最弱。

（2）旅游管理專業社會實踐和學生素質影響因素的指標體系構建。根據以上因子分析結果，構建出旅游管理專業課程社會實踐的評價指標體系，如表3所示。

接上表

2. 工商管理專業社會實踐和學生素質因子分析及指標體系構建

（1）工商管理專業社會實踐和學生素質影響因素的因子分析

對影響工商管理專業社會實踐的47個問項和學生素質的12個問項進行了因子分析，結果分別歸為7個因素和3個因素，教學因素共解釋72.49%的變異，學生素質因素共解釋73.073%的變異。在本研究中，利用SPSS16.0軟件包分別對這兩大類影響因素的數據進行效度、信度分析。采用Cronbachα系數對整份問卷以及各個子部分做信度檢驗。在本研究中，各維度影響因素指標Cronbachα最小值為0.61，最大值為0.934，而且量表總體Cronbach α值也分別達到0.951、0.919，表明問卷具有較高的信度。

工商管理專業教學因素結果分析與命名：F1由13個項目組成，與學生畢業論文和教師非專業實踐有直接關系，因此命名為教師課余實踐和學生畢業論文因子；F2由8個項目組成，主要反映學生各種實踐的影響，因此命名為學生實踐水平因子；F3由4個項目組成，主要涉及教師與學生專業性實踐，因此命名為師生專業實踐因子；F4由4個項目組成，反映了教師實踐時間長短和學生在論文寫作中與導師見面次數，因此命名為師生實踐程度因子；F5由4個項目組成，主要包括學生實踐總結報告質量影響度、學生實踐中愛崗敬業度、教師產研結合成果、教師掛職總結報告質量，基本反映了教師與學生社會實踐的成果情況，因此命名為師生實踐成果因子；F6由6個項目組成，基本反映了學生的課余非專業性實踐情況，因此命名為學生非專業實踐因子；F7由4個項目組成，包括教師對學生實踐評價影響、學生實踐單位評價重要性、教師的實踐單位評價影響度等，主要反映了實踐評價方面的內容，因此命名為師生實踐評價因子。從方差最大貢獻率來看F1教師課余實踐與學生論文因子的方差貢獻率最大（20.69），能解釋影響社會實踐因素的比率最大，F7師生實踐評價因子的方差貢獻率最小（4.695），對影響社會實踐因素的解釋能力最弱。

工商管理專業學生素質結果分析與命名：F1由4個項目組成，包括學生創新成果比例、學生理論、實踐知識轉化能力、學生自主創業比例、學生工資待遇水平，是所學知識的提升與創新，因此命名為學生知識創新因子；F2由4個項目組成，包括學生的專業學習動機、學生專業認可、學生專業興趣，主要反映的是學生非智力方面，即精神方面的因素，因此命名為學生非智力因子；F3由2個項目組成，基本反映了學生所掌握知識的應用，因此命名為學生知識應用因子。從方差最大貢獻率來看F1學生知識創新能力因子的方差貢獻率最大（30.929），能解釋影響學生素質因素的比率最大，F3學生知識應用因子方差貢獻率最小（13.757），對影響學生素質因素的解釋能力最弱。

（2）工商管理專業社會實踐和學生素質影響因素的指標體系構建。根據以上因子分析結果，構建出旅游管理專業課程社會實踐的評價指標體系，如表4所示。

3. 財會專業課程社會實踐和學生素質因子分析及指標體系構建

（1）財會專業課程社會實踐和學生素質影響因素的因子分析

對影響財會專業社會實踐的45個問項和學生素質的11個問項進行了因子分析，結果分別歸為6個因素和3個因素，教學因素共解釋71.09%的變異，學生素質因素共解釋70.623%的變異。在本研究中，利用SPSS16.0軟件包分別對這兩大類影響因素的數據進行效度、信度分析。采用Cronbach α系數對整份問卷以及各個子部分做信度檢驗。在本研究中，各維度影響因素指標Cronbach α最小值為0.77，最大值為0.965，而且量表總體Cronbach α值也分別達到0.971、0.876。表明問卷具有較高的信度。

財會專業社會實踐因素結果分析與命名：F1由14個項目組成，基本反映了學生畢業論文和師生專業性實踐情況，因此命名為師生專業實踐與畢業論文因子；F2由14個項目組成，主要涉及了科技、文化“下鄉”學生實踐數比率、支農支邊學生實踐數比率、支邊支農實踐教師比率等非專業性實踐情況，因此命名為師生課余實踐因子；F3由4個項目組成，主要涉及了學生畢業論文選題與實習相關度、學生對答辯前準備程度、學生對論文答辯后整理情況等相關內容，因此命名學生畢業論文因子；F4由3個項目組成，基本反映了學生全面發展的相關情況，因此命名為學生德-體-技因子；F5由3個項目組成，反映了學生畢業實習時間、教師產研結合成果影響度、學生實踐主動性程度的實踐時間和成果，因此命名為實踐程度因子；F6由3個項目組成，主要涉及實踐評價情況，因此命名為學生實踐成果因子。從方差最大貢獻率來看F1師生專業實踐與畢業論文因子的方差貢獻率最大（23.24），能解釋影響社會實踐工作因素的比率最大，F6學生實踐成果因子的方差貢獻率最小（5.457），對影響社會實踐工作因素的解釋能力最弱。

財會專業學生素質因素結果分析與命名：F1由5個項目組成，主要反映學生對專業的興趣愛好，包括學生專業學習動機、學生專業興趣愛好、學生自信心表現、學生專業認可程度等，是學生的精神狀態，因此命名為學生非能力因素因子； F2由3個項目組成，主要反映了學生所掌握知識和技能的基本情況，包括學生職業道德素質高低、學生會計業務能力高低等，因此命名為學生知識應用能力因子；F3由3個項目組成，主要涉及學生自主創業比例、學生創新成果比例、學生畢業后工資待遇情況，是知識轉化運用方面的能力和水平高低情況，是知識的提升，因此命名為學生知識創新因子。

（2）財會專業課程社會實踐和學生素質影響因素的指標體系構建

根據以上因子分析結果，構建出財會管理專業課程社會實踐的評價指標體系，如表5所示。

三、三個專業社會實踐與學生素質評價指標體系的比較分析

3.1 三個專業社會實踐因素因子比較分析

畢業論文在三個專業中的社會實踐因素的方差貢獻率最大。說明畢業論文對社會實踐因素的影響最大。畢業論文是檢驗學生掌握知識程度、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基本能力的重要指標。畢業論文是學生運用所學的專業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知識，就所學專業領域某一現象或理論簡介或某一理論成果而所的文章。學校應該嚴抓學生論文，從選題、開題、中期考核、以及論文答辯都要嚴格控制，避免出現“論文不重要，不能因為論文答辯不過耽誤學生畢業”這種寬進寬出的錯誤思想，應該樹立論文是大學生學習的重要環節，論文不合格大學學習就不合格的思想。嚴格把控論文應從以下方面做起：（1）提高全體教師對畢業論文重要性的認識（2）提高學生對畢業論文重要性的認識（3）制定規范的論文開題、答辯制度三專業因子分析中，相同因素還包括實踐成果與實踐程度因子以及專業實踐與課余實踐因子。

財會專業有與學生道德相關的因子，這與專業特點有關。會計要求愛崗敬業、誠實守信、廉潔自律、客觀公正、堅持準則、提高技能等。這是會計職業道德教育的核心內容，涵蓋的內容非常廣泛，應貫穿于會計職業道德教育的始終。

3.2 三個專業學生素質因素因子比較分析

學生素質因素三因子命名相同包括：學生知識應用因子、學生知識創新因子、學生非智力因素。三因子涵蓋學生素質的70%多的信息。

三因子在三專業中順序不同，學生知識應用因子對旅游專業學生素質方差貢獻23.474%，在三專業中最大；學生知識應用因子對工商專業學生素質方差貢獻率13.757%，在三專業中最小；學生知識創新能力因子對工商專業學生素質方差貢獻率30.929%，在三專業中最大；學生知識創新能力因子對財會專業學生素質方差貢獻率22.138%，在三專業中最小；學生非智力因素因子對財會專業學生素質方差貢獻率25.36%，在三專業中最大；學生非智力因素因子對旅游專業學生素質方差貢獻率22.148%，在三專業中最小。

以上差別是由各專業的特點所決定的。財會專業學科特點略微偏理科，財會專業的主要特點是定量、精確、細致、微觀，同時有比較枯燥和單調，所以對學生的興趣要求較高，因此學生非智力因素因子對財會專業學生素質方差貢獻率在三專業中最大；工商管理專業比較寬泛，需要多方面的掌握知識，知識專業性不強，因此學生思維活躍，思維發散，因此學生知識創新能力因子對工商專業學生素質方差貢獻率最大；旅游管理專業側重于人的因素，突出實踐的專業特色，因此學生團隊合作能力、學生組織協調能力、溝通能力、學生酒店業務能力影響因素最大。

綜上所述，民辦高校作為我國國民教育的一種實力派辦學機構，在教學界發揮著不可磨滅的作用。探索適用于民辦高校的教育科研指標體系，推動其教育科研工作的進步，對其發展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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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鎮，陳立文，丁雷等.新技術企業知識型員工成長戰略研究[M].北京：中國鐵道出版社，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

[4]楊穎.淺析實踐教學在職業教育中的重要性.中國論文下載中心，2010年9月.

篇（6）

一、前言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的社區建設取得了長足進步，但社區中各種問題也隨之而來，社區的發展已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2015年10月22日，全國社區社會工作暨“三社聯動”推進會在重慶隆重召開，在此背景下，為進一步探索和完善我國社區治理的創新機制與路徑選擇，“三社聯動“的社區治理理念應運而生，為推動社區發展，創新社會社區治理的機制、構筑共建、共享的和諧社區，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和啟發，并成為我國國家治理體系下創新基層社區治理，推進社區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路徑。

所謂“三社聯動”就是指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以社區為平臺、社會組織為載體、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為支撐并實現“三社”相互支持、協調互動的過程和機制。由于社區建設在我國大陸只有二十多年的歷史，包括社工機構在內的社會組織更是處于初創時期，在近年來的社區、社會組織、社工的發展中，三者之間雖然開始了“聯動”，即互動和合作，但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機制。一些“聯動”多是雙方或三方基于各自“現實”權衡而形成的臨時性關系，有的甚至還有“兩張皮”現象。“進入新世紀，置身于我國大力開展社區建設的新形勢，面對實現社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任務，在社區積極推進“三社聯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社聯動”首先要明晰各方的目標、任務，認識及定位。通過建立互相學習、合作的關系，共享彼此所擁有資源。在此基礎上，不斷促進基層社區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能力現代化，治理方式民主化。因此，在現階段的社區建設與治理中，通過引導和激勵社區社會組織發揮各自的優勢，在反映和表達社區成員或特定居民群體的利益訴求，協調利益關系，開展自助、互助、志愿服務，提升居民素質，從而構建“共建、共享”的社區治理格局。

二、創新社區治理機制的重要性

1.社區作為城市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是城市基層組織的最小分子，在社會治理體系建設過程中作用關鍵。社區治理是城市社會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社會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我區城市社區治理體系建設中存在政府部門管理越位、服務缺位、社區治理體系建設功能錯位、居民自治意識不強等問題。因此，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尤其要重視加強社區治理體制機制創新。

2.加快推進社區治理機制創新，是主動適應新常態、積極引領新常態的必然要求，是適應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勢、實現社會治理創新的必然要求，是推進依法治理、加強和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維護居民群眾根本利益、保障居民群眾民利，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必然要求。

三、“三社聯動”背景下社區治理機制創新路徑選擇

1.創新社區治理機制的的首要任務，是培育以地域為基礎的真實的生活共同體，塑造社區文化與社區認同，讓老百姓積極參與社區建設。當前我國社區規模擴大了，類型增多了，然而人際關系卻疏遠了，服務也單一了。社區沒有成為人們所需要的共同體，沒有成為基層社會治理的有效載體。要改變社區建設輕視社區價值和人際關系建設的現狀，逐步把社區建設的重心轉移到營造社區共同體上來。因此，創新社區治理機制，夯實社會治理基石，成為當前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

2.加強社區自治規范和社區自治能力建設，推進社區治理方式多樣化，不斷推動社會組織尤其是社區社會組織的能力建設。當前，社區建設存在的一個普遍問題，即將社區建設與基層政權建設混同，把社區居委會當作政府的延伸，使得社區居委會承擔了太多的政府職能，工作不堪重負、疲于應付。為此，必須明確城市社區治理功能定位，加強社區自治規范和社區自治能力建設，推進社區治理方式多樣化。

3.引入市場機制，激勵社會組織深度參與城市基層社會服務和社會治理。通過市場化治理，充分發揮市場競爭的優勢，改變傳統管理模式下的權利壟斷，推動競爭-合作主義治理模式，打破政府對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的壟斷，擴大社區居民選擇權，提高社區治理效率。

4.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推進社區治理法治化。當前，政府角色失調和行為失范是影響社區建設深入發展的重要問題。在社區建設過程中，政府變倡導者、指導者為控制者、領導者，超越了其本來的職能與權限，沒有很好地履行應盡的職責。為此，通過轉換思維模式，改變傳統的工作方式，通過營造法治環境，開展法治活動，建立健全社區治理相關法律規定，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社區治理體制創新。

四、小結

社區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礎環節，社區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礎和前提。因此，實現良好的社區治理局面已成為國家發展的戰略目標之一。當前基層社會治理的矛盾和問題十分突出，創新社會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提升社區治理能力勢在必行。“三社聯動”模式下的治理格局，在新時期群眾公共服務需求及表達途徑上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及社會治理困境加劇的背景下日益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充分發揮社區、社會組織、社工三者的優勢，實現“三社聯動”發展，這不僅是提升社區服務質量的有效途徑，也是不斷推進基層社會治理機制與模式創新，全面推進我國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理性路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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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呂青.創新社會管理的“三社聯動”路徑探析[J].華東理工大學學報，2012（6）：7-12.

篇（7）

具體來說，可以將農村環境污染問題的成因總結為以下四方面。

由于重視程度不夠，加之農村現代化的特點以及農村環境污染的特點，導致目前的環境管理體系及農技推廣體系難以應對污染問題。

我國的農村現代化進程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工業優先增長和依托工業的現代化農業快速發展，二是居民在空間分布上迅速集中。

工業優先增長和依托工業的現代化農業快速發展，使農村的產業結構從自然和諧型轉變成自然危害型，農村原有的具有強大環境自凈能力的自然循環被破壞；居民集中使得原本可以自然消納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環境自凈能力成害。

不僅如此，農村的各類環境污染也呈現出與城市污染迥異的特點。以農業生產導致的面源污染為例，其具有三個明顯的特點：一是排放主體的分散性和隱蔽性。與點源污染的集中性相反，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的特征，它隨流域內土地利用狀況、地形地貌、水文特征、氣候、天氣等的不同而具有空間異質性和時間上的不均勻性。二是隨機性和不確定性。例如，農作物的生產會受到自然的影響（天氣等），因為降雨量的大小和密度、溫度、濕度的變化會直接影響化學制品（農藥、化肥等）對水體的污染情況。三是不易監測性。這是指對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過高，只能對受害地監測，很難監控排污源等情況。

我國的環境管理體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點源污染防治上的，對農村污染及其特點重視不夠，加之農村環境治理體系的發展滯后于農村現代化進程，導致其在解決農村環境問題上不僅力量薄弱而且適用性不強。目前，我國的農村環境管理體系呈現以下特點：環境立法缺位、農村環境管理機構匱乏、環境保護職責權限分割并與污染的性質不匹配、基本沒有形成環境監測和統計工作體系。我國目前的諸多環境法規，如《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對農村環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體困難考慮不夠。例如，目前對污染物排放實行的總量控制制度只對點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對解決面源污染問題的意義不大；對諸多小型企業的污染監控，也由于成本過高而難以實現。而未建立農業和農村自然資源核算制度。資源家底不清，對自然這樣的利用動態缺乏真實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國生態環境趨于惡化的一個基本原因。

另外，農業技術的選擇缺乏環境政策制約機制，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幾乎失效：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農業技術服務體系改革是以減少農技推廣經費和鼓勵自我創收為特點的。由于得不到足夠的財政撥款，農技推廣系統不得不從事與業務無關的經營活動以獲取收入，包括賣化肥和農藥等。由于激勵不相容，導致一些推廣人員對指導農民提高農藥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積極性，以致化肥、農藥不合理施用情況一直在加劇。

財政渠道的資金來源不夠，導致污染治理不力。

必須注意到，城鄉分治戰略使城市和農村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象。具體到環保領域，主要指城鄉地區在獲取資源、利益與承擔環保責任上嚴重不協調。長期以來，中國污染防治投資幾乎全部投到工業和城市。城市環境污染向農村擴散，而農村從財政渠道卻幾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環境管理能力建設資金，也難以申請到用于專項治理的排污費。由于農村土地等資源產權關系不明晰，致使農村的環境資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造成幾乎沒有有效的經濟手段，對農業生產中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給予一定補償，對社會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費用，實際上鼓勵了農村居民采用掠奪式生產方式。2003年后執行的新的排污費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沒有考慮農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環境保護尤其農村環境保護本身是一項公共事業，屬于責任主體難以判別或責任主體太多、公益性很強、沒有投資回報或投資回報率較小的領域，對社會資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須發揮主導投資作用。盡管國際上各種市場化的實踐很活躍，但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不發揮主導投資責任和作用。由于政府缺位，導致在農村聚居點的污染治理設施建設上存在一種悖論：根據亞當?斯密的“市場大小決定分工”理論，可以推出“市場大小決定具有公共物品屬性的基礎設施市場化建設和運營的最小規模”。農村聚居點和小城鎮由于單體市場規模小，其基礎設施建設和運行難以進行市場化運作，因而必須依賴財政資金。而鄉鎮和村一級行政組織普遍財源不夠，連應付生產性基礎設施建設都不夠，更難以估計污染治理基礎設施。這種悖論造成了農村聚居點污染日趨嚴重并將繼續嚴重。新晨

扶持措施不力，導致農村污染治理的市場化機制難以建立。

篇（8）

隨著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的不斷完善，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復雜，管理的重要性也越來越凸顯。而現實情況是城市治理體系存在著多頭管理，條塊分割，執法、監督乏力等行政效能低下等問題，亟需建立適應現代城市治理要求的績效管理體系。

（一）實施績效管理是落實深化改革的重要體現

從黨的十報告中提出的“創新行政管理方式，推進政府績效管理”；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嚴格績效管理，突出責任落實，確保權責一致”；再到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以創新發展理念布局“十三五”規劃，要求“全面推進預算績效管理”，表明實施政府績效管理是改革的大方向，也是建設責任政府的核心環節。

城市管理作為政府公共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將績效理念引入城市管理中，建立適應現代城市治理要求的績效管理體系，通過公眾參與、信息公開、建立內外部監督機制等途徑，實現城市管理效能的提升，是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體現。

（二）實施績效管理是強化城市服務和治理的有力保障

建立科學的城市管理績效評價體系是對城市政府管理的工作行為與結果進行確認并評價的綜合性過程。目前，全國大多數城市已經建立的數字化城市管理系統為進一步促進城市管理的精準模式提供了有力保障。與人為的定性評價不同，利用系統自動生成的統計和報告功能將減少人為因素，使評價更具科學性，從而真正實現對政府部門的有效監督，促使城市管理由以往的被動接受問題和處理問題，轉變為政府主動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由以往粗放、傳統的管理，轉變為精細化、信息化管理；由以往依靠“突擊式”、“運動式”的管理，轉變為建立城市管理的長效機制，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執行力。

（三）實施績效管理是協調跨部門跨專業的重要手段

城市管理是一項綜合、復雜的系統工程。我國現行的城市管理體制以專業化管理為主，各部門職能交叉、多頭管理等問題比較突出。特別是從部門的角度制定相關的政策法規，缺乏相應的系統性與關聯性，導致人為分割處置流程的整體性問題。比如，當城市管理中遇到需要跨部門、跨專業協調解決的問題時往往缺乏溝通與協作，造成公共服務、公共管理效能低下。這種“碎片化”的管理已經無形中成為困擾政府效能發揮、影響公共服務水平提升的一個重要的體制性問題。

部門協調程度是城市管理整體性的重要考量。實踐證明，最有效的協調手段就是加強考核評價和結果運用，將部門協調事項辦理的結果納入政府績效考核。這種績效考核要隨同協調辦理事項進行具體考核，年終進行綜合考核。同時，這種考核要納入政府信息公開，在官方媒體公布，接受公眾和輿論監督。只有抓住績效管理這個“有行的手”，建立各個專業與部門之間的協調機制和地區、街道之間的協調機制，才能切實保障政令暢通、綜合統籌和無縫銜接。

二、海淀區探索城市績效管理的創新實踐

對北京工作的系列指示對城市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標準和要求。海淀區實施的城市管理綜合考核評價體系正是對新要求的最好實踐和具體落實，對探索城市管理的精細化治理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機制創新：有效整合市政管理資源

海淀區城市管理綜合考核評價體系以問題為導向，是推動城市管理領域常態化工作的機制創新。為克服專業管理部門職能交叉、多頭管理的弊端，海淀區設立了城市服務管理指揮中心（以下簡稱“指揮中心”）。指揮中心整合了全區域多個市政管理部門，負責統籌、協調、調度各專業管理部門發揮管理職能。

在“大城管”體系改革的背景下，海淀區通過機制創新，由指揮中心統籌、引領全區的城市管理綜合考核評價工作，實現了指揮中心作為城市管理體系的核心。指揮中心牽頭修訂了考核評價辦法，為各部門和街（鎮）加強城市管理工作明確了標準和工作流程。指揮中心對全區域的城市管理問題實行統一調度派遣，將“條條”、“塊塊”的處置資源全面整合，形成了專業處置資源和地區管理資源融為一體的優勢，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條塊”因職責不清造成的扯皮問題，實現了從“多頭管理”到“統一管理”的巨大轉變，進一步提升了城市管理的執行力。

（二）考評體系：科學保障城市管理運行

海淀區綜合考核評價工作以科學決策、統一領導；明晰定位、統一指標；合理設置、統一組織；簡便高效、統一平臺；問題導向、統一運用為基本原則。考核主體包括涉及城市管理工作的28個區級部門和29個街（鎮）；考核內容包括現場檢查考核、執法過程考核、專項考核、網格化城市服務管理系統考核和社會評價等5個方面。其中，專項考核涵蓋文明城^建設、市容環境、自管綠地、生態林地和道路清掃保潔等5項內容。

科學設置合理的考核評價指標體系決定著考核評價的可操作性和避免考核目標的偏差。海淀區以分類指導為出發點，根據不同部門實際，確定考核指標并細化到4級指標體系。

區級部門依據工作內容分為兩類：第一類為現場檢查考核和執法過程考核，涉及13個區級部門；第二類為只涉及執法過程考核的15個區級部門。街（鎮）根據城市發展現狀分為建成區、城鄉結合部和北部地區3個大類。其中，現場檢查考核從城市管理問題入手，從問題發現和問題解決兩方面進行考核評價，側重問題解決；執法過程考核主要考核執法量和數據信息，側重執法量。

（三）融合平臺：大幅提高城市管理效率

按照因地制宜、方便服務管理的原則，海淀區將管理范圍劃分為萬米網格為最小管理單位，進行立體化、全覆蓋的網格化服務管理，加強對事件的服務管理和監督。全區共劃分643個網格。其中，社區網格620個、重點單位網格19個、道路網格4個。同時，明確管理標準和流程，建立相應的組織保障體系，并配置信息化技術手段和設備，通過嵌入數字技術、延長治理鏈條，整合了末端管理資源，有效提升了城市管理的精細化水平。

2016年，海淀區上線了網格化系統融合分析平臺。該平臺進一步整合了網格化社會服務管理系統資源，實現了業務融合、系統融合和時空融合，完善了多數據源監控、空間可視化分析、移動視頻多功能應用。其信息收集、任務派遣、處理、反饋、核實、結案、綜合評價的各環節均通過網格化融合平成。平臺記錄的數據進一步強化了各環節、部門、崗位管理成效的評價和臨督。

（四）科學考評：助力優化城市綜合運作

城市管理領域考核評價工作有效統籌了城市管理的各項檢查工作，改變了城市管理考核評價工作考核體系多、考核主體多、考核內容交叉重疊現狀；通過綜合統籌城鄉環境檢查綜合考核評價結果、全國文明城區考核測評體系中城市管理的相關指標、“四公開一監督”考核評價、網格化城市管理專項考評等4類考核評價工作，既降低了行政成本又進一步提升了城市管理服務水平。

城市管理運作過程中的信息發現、上報、派遣、處置、反饋、評價等所有信息實時在融合平臺上自動生成并保存，及時反映城市管理中的問題是否得到解決，以及相關職能管理部門的工作進度，便于指揮中心監督和評價。評價指標主要從立案數、及時率、辦結率、警告率、返工率、公眾評價、媒體評價等方面進行考量，確保了全區管理運作的統一執行。

（五）績效管理：有效提升服務水平

城市管理綜合考核評價體系以問題為導向，向綜合治理和全方位服務拓展，實現對每個管理環節的科學化和標準化，大大減少了管理的盲目性，在管理內容的界定、管理責任的劃分、管理負載均衡等方面，強化了城市服務職能。同時，結合居民群眾的訴求辦理、對全區環境的社會評估、街（鎮）對區級部門的工作評價等環節，使監督和評價更加客觀有效。

信息公開增強了績效考核的透明度。通過居民群眾的監督，有助于解決由于信息不對稱造成的“績效造假”等問題，有助于更好地發揮激勵作用。比如，每月在網絡、微信等公開媒體公布對各級部門、各街（鎮）考核評價得分和排名，督促相關責任部門改進服務，提升工作效率。

三、績效管理是深化城市管理領域的改革抓手

經過幾年的探索與實踐，海淀區網格化社會服務管理體系建設取得了重要進展。但是在探索績效管理的創新實踐中也還面臨一些有待解決的問題。

（一）提高運用考評平臺大數據分析能力

網格化系統融合分析平臺每天要產生海量數據。這些數據包含豐富的內容和許多規律性的信息，城市管理者應通過挖掘這些數據，提高管理服務水平。

一是要統籌、綜合管理數據。各部門應實現數據庫的高效互聯互通，匯聚整合綜合性管理數據，推進數據在網格集中落地，逐步實現數據的屬地采集與管理。二是要加大開發公益信息資源的力度，建立門類齊全的城市綜合管理數據庫，為城市管理標準的精細化決策提供大數據支撐。三是要深入研究、分析城市管理的規律，綜合運用考核過程中產生的大數據，發現城市管理過程中的工作規律和相關數據之間的關聯，發現其背后的規律，為制定精細化的管理制度、操作規范和流程服務。比如，通過分析居民群眾的需求等數據，挖掘潛藏的負面輿情及發展態勢，降低城市的輿情風險；通過分析、處理城市交通數據，有效預警、緩解交通壓力。

（二）優化完善考評指標體系提升執行力

雖然信息化考評體系避免了傳統評價方式的人為因素干擾，使評價結果更為客觀，但是存在選擇性執行的行為困境。為了完成考核指標，有些部門對一些簡單、易處理的事件，比如公共服務類事件，出現重復處理的現象，造成人力、物力、財力的浪費。而對一些疑難頑癥、難于處置的事件，比如涉及維穩類、需要化解的事件，則采取無視放任的態度，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本能地優先考慮、選擇考核分值較高的“剛性”指標，以便取得較好的排名。因此，在政府績效管理的實施過程中，應以強化公眾滿意度為標準，突出公共服務質量這一核心，并將這一核心貫穿于構建科學、合理的績效綜合評估指標體系，在實踐中得以逐步修正和完善，進一步提升考評過程中的執行力。

（三）加大基層網格人員教育培訓力度

篇（9）

中圖分類號：f2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2）05-0094-04

“生態城市”這一概念產生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1年發起的“人與生物圈計劃（mab）”。現代生態城市觀是指運用生態學原理和方法，指導城鄉發展而建立的空間布局合理，基礎設施完善，環境整潔優美，生活安全舒適，物質、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生態保護三者保持高度和諧，人與自然互惠共生的復合生態系統。[1] 從概念上看，城市可以視為一個由經濟、社會、自然復合共生的一個生態系統，它包括了人與自然的協調關系和人與社會、人與環境的協調關系。要實現“生態”的城市，就必須建立城市社會經濟利益與生態環境效益的統一協調機制，達到人與自然關系的協調以及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的協調，以確保城市經濟、社會、自然生態系統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自生態城市理論創建以來，國際上城市生態的研究得到蓬勃發展，世界上許多城市開展了生態城市建設的積極探索，積累了很多國際經驗，表現在：一是減物質化設計的運用；二是閉環制造的運用；三是向服務業轉向的運用；四是向自然資本再投資的運用。[2] 瑞典、美國、波蘭等西方國家在以上的城市生態管理實踐中均有不俗的表現。中國在推進城市化發展的進程中，對生態城市的理解與實踐也取得了重要成就，當前許多中國城市建設規劃的生態模式主要有健康城市、園林城市、衛生城市、環保模范城、文明城市、綠色城市、山水城市等。盡管取得了成績，但中國城市生態還存在諸如環境、人口等許多現實問題。正如《2005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指出，到21世紀，如不合理控制，我國城市將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環境與發展的巨大挑戰，城市生態病將成為未來城市發展的瓶頸制約。[2]

一、城市生態治理理論的提出

（一）城市治理

“治理”已經日益成為現代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全球治理委員會認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這是使相互沖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調和并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3] 治理理論對傳統的以城市政府統治為主導的權力分配模式提出了挑戰。城市權力分配模式由政府一元向社會多元的轉變是對城市管理權力分配轉型呼聲的回應。源于“精英論和多元論”的城市管理模式爭論，體現了現代城市治理內涵要求從行政統包的管理模式向多元主體合作促進的治理模式的轉型。

在城市中，從統治到治理概念的轉變往往被理解為資源分配、利益整合方式的轉變，治理就是通過多個利益主體的對話、協調、合作以達到最大程度動員資源、實現利益關系雙贏的利益調節機制和過程。[4]從廣義角度講，城市治理涉及到城市定位、城市規劃、城市可持續發展等問題，主要是處理城市發展的各種因素。狹義上的城市治理主要涉及到治理主體的組織形式、利益沖突、利益整合，著眼于城市公共服務的提供。本文對城市治理的理解選擇狹義視角，基于城市治理的權力體系構成。

在全球化經濟結構轉型和市場化推動下，城市政府的權力已經突破了行政區域，發生了各種轉移，包括向上、向下、向外、平移等多維分解，趨向于形成一種多元的城市權力體系，并將導致城市權力的新運行方式。這種新的城市權力多維體系的建構就是城市治理理論的本質內涵。西方治理概念涉及的最核心的問題就是權力多中心化，由此引發主體多元化、結構網絡化、過程互動化和方式協調化。加拿大學者吉利斯帕奎特提出，“政府、工商界和市民社會之間的合作正成為民族國家競爭力和國家繁榮的基本構成要素”。[5] 聯合國人居署和一些學者對城市治理概念的界定都支持了這種觀點。城市治理主體多元化最終形成了當前普遍認同的“三因素”基本結構，即城市政府、企業和市民組織。

1． 城市政府。城市政府作為傳統城市管理的主體，在現代城市治理機制體系中承擔著主導責任。它通過提供制度規范來協調各利益主體間合作協同關系的建立，以此為不同利益方規劃共同的發展戰略，規避傳統治理模式下的各主體間各自為政、行

不統一、目標不明確的不足。城市政府擁有法律天然賦予的行政權力，能夠克服諸多城市治理過程中產生的利益外部性和市場失靈現象，從而使得政府在整個城市治理體系中擁有比其他利益主體更大的權力，也相應承擔更多的責任。因此，城市政府成為治理體系形成的引導者和維護者，具有其他行為主體難以替代的核心作用。

2． 企業。企業是城市的基本經濟細胞，城市間的競爭更直接表現為城市企業之間的競爭，企業的快速發展能夠提升城市品牌和競爭力。可以說，企業的活力決定著城市最終的發展潛力和競爭力。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企業是經濟領域的主導者，在一定程度上企業的狀況決定著地方發展的速度甚至決定城市的興衰。城市中的私營企業參與城市治理，既是企業社會責任和倫理的要求，同時也是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的具體措施。現代城市中的大企業，尤其是跨國的大企業集團對城市治理的影響越來越大，跨國公司有時被看作是城市中的“私人政府”，城市治理既需要它們在經濟方面的強勁推動，也需要它們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總之，城市企業作為現代城市治理的另一主體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3． 市民組織政府與市場在經濟領域中被認為是兩種基本的資源配置手段和方式，城市治理理論認為解決政府與市場在利益分配中出現的各種機會主義行為、整合二者之間利益差異的基礎工作是培育良好的城市市民組織。中國的城市化、現代化已經導致市民社會開始出現并在形成之中，由此而來的城市間競爭的加劇、利益主體的多元，對傳統城市治理的政府一元模式提出了挑戰。從根本上來講，市民社會出現的意義在于社會組織和社會功能的進步，是現代化的一個必然進程。因此，有學者提出“社區自治是城市治理的基礎”的觀點不無道理。 的要素構成決定了政府、市場和市民組織是城市治理行為的主體。政府通過強大的組織體系、政治規則來調整沖突、分配資源、協調行動和團體，其中權威是行動的準則；市場通過價格組織供求來調節沖突、分配資源、協調行動和團體；市民組織則通過價值、標準、信念和信任來調解沖突、分配資源、協調行動和團體。在城市治理的過程中，三類組織已經成為資源分配的一個整體，它們之間相互依賴，無論哪一方均無法獨立承擔資源分配的任務，也無法獨立解決問題，它們之間必須通過相互交換信息和資源，從而達到利益分配的融通，最終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滿足。

（二）城市治理的生態機理與內容

生態學的原理本身是一個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過程。人們一般認為，自然生態系統和社會生態系統所共同遵循的生態學的原理包括勝汰原理、拓適原理、生克原理、反饋原理、乘補原理、瓶頸原理、循環原理、多樣性/主導性原理、生態發展原理和機巧原理。其中，“生態系統和生態平衡”是貫穿于這些原理中的基本生態學思想。[6]運動與平衡的統一是生態系統及各因子發展變化的一般規律。一種平衡被打破，經過運動后達到新的平衡，是每個生態系統的基本發展規律。

多元主體參與、多種機制運作，即“多元互動”是治理的本質特征，也是社會生態觀的根本特征。這種機制特別強調治理主體用于分配權力、管理公共資源以及形成和執行政策的方法。城市的生態化形態本質地決定了對其治理手段的生態模式選擇，城市生態治理機制強調城市政府、企業和市民組織這三種治理力相互交織聯系，組成治理力生態系統。在這個生態系統中城市政府處于權力體系的主導地位，企業與市民組織對城市政府的權力起到乘補、分化、替代等作用。三者之間通過不斷的力量博弈運動，打破一種平衡，又達到一種新的平衡狀態，三者始終尋求在城市資源分配過程中的各自合適位置。對于城市的不同生態因子，生態治理系統的不同權力分別“對號入座”，自覺承擔相應的治理責任，在適位施權的過程中，各利益主體之間也互相融合，互相補充，從而真正實現了生態城市目標下的治理生態機制的不斷完善。

二、生態城市目標是城市生態治理的必然選擇

現代城市是一個具有生產、流通、居住、交通、水源、行政、文化、教育、管理、信息等內容的系統，這些系統下又有各自的子系統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現代城市已經形成了內部、外部各因素間的持續運動的龐大的生態系統。這里的生態是聯系人、生物與環境的一種動態關系，是一種競爭、共生、再生和自生的生存發展機制。未來城市治理目標就是保障各因素、各子系統間通

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科技、教育等各方面的協作關系，達到各種力量的均衡和各內容結構的穩定，最終實現整個城市系統的生態穩定與可持續性。

城市生態治理基于城市自然生態、經濟生態和人文生態關系生態承載能力的要求，旨在將單一的生物環節、物理環節、經濟環節和社會環節組裝成一個有很強生命力的生態系統，通過各種技術、手段、體制、規章等渠道來協調城市的物質、能量、信息等各類資源，最終達到公共利益的最優。總之，城市生態治理機制必須體現生態學的天人合一的系統觀，道法天然的自然觀，巧奪天工的經濟觀和以人為本的人文觀。[7]

三、唐山市生態治理的實踐

基于以上若干理論的探討，本文選取了唐山市作為典型城市進行例證分析。唐山市是傳統資源型城市，“十二五”伊始，被稱為“鋼城”、“煤都”的唐山，毅然選擇了奮力突破發展過于依賴資源、能源的束縛，加快資源型城市轉型之路。

（一）唐山城市生態治理的歷史實踐

唐山自改革開放以來主要采取了以下城市治理實踐：[8]

1. 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從經濟“統治”走向經濟“治理”。這一時期，唐山市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經濟體制改革，初步形成了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三級架構，即市政府作為市級國有資產管理者；大型企業、企業集團、控股公司或者投資公司、資產經營公司經授權后，作為國有資產營運機構；國有資產營運機構所投資的企業作為市場競爭的微觀主體。通過改革，1997年唐山市生產總值達到大幅提高，提前完成了在本世紀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的奮斗目標，為城市治理的提出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2. 改革財政管理體制，創新城市治理。1994年開始實行第四次稅制改革，按照稅種劃分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即“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并成立了國家和地方兩套稅務機構以分設國稅和地稅。通過分稅制，地方財政收入迅速增長，獨立的地方利益開始形成，城市政府的博弈能力進一步增強。

3. 引入市場機制，加強社會管理。社會的轉型對單位制為主體的二元城市基層管理體制構成了巨大挑戰。在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唐山市自1987年開始試行企業職工退休費社會統籌，1988年3月頒布了《唐山市企業城鎮勞動者養老保險規定》，實施了養老保險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新機制。到1997年底，全市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的覆蓋面達到78.4%。同時，街道辦事處、居委會在維護轄區社會治安、引導下崗工人再就業、落實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逐步形成城市社會管理的微觀重心。

4. 發揮城市社會中間組織作用，提升城市治理水平。1998年以來，進入城市管理的新階段，這一階段的開始，公眾和企業作為微觀主體開始參與城市管理，城市社會中間組織的地位和作用受到重視。1998年，唐山市開展了街道管理體制改革，城市管理的權力進一步下放，確立了“兩級政府（市、區）、三級管理（市、區、街）、四級網絡（市、區、街、居）”的管理體制。

（二）唐山城市生態治理存在的問題與反思

改革開放以來城市生態治理實踐，使得唐山在城市治理方面積累了重要經驗：城市政府剝離、轉化了大量不應由自己負擔的職能，形成了“雙肩挑”的治理格局，即城市政府既要完成規定的城市經濟發展目標，又要承擔大量的公共管理的職能；城市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分級分權管理的改革思路使得管理重心下沉，市級管理機構得到精簡，管理效率不斷提高，實際效果有所加強；城市治理的機制從主要以政府政策為主轉向不斷建立、健全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規，但在整體上仍是以政策為基礎，完善的城市治理的法律法規體系尚未形成；城市治理的手段日趨多元化，即法律手段、經濟手段和技術手段都在城市治理中加以實施，同時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效果，然而以行政手段為主的格局沒有根本改變；城市治理技術上因為具備了較先進的硬件，并采用了一定數量的軟件，大大提高了城市治理的效率，但城市治理技術的整合有待提高；在對城市治理的投入方面正逐步增加。“十五”以后，唐山的城市管理投入比“九五”時期有所增加，但與城市規劃、城市建設上的投入相比，缺口仍很大，不能滿足需要。 驗的同時，也不能回避唐山城市治理改革實踐中暴露出的問題，這些問題表現在：第一，城市經營中政府的利益定位不準。對城市經營的片面理解把城市政府定

為政府經營、政府受益，而忽略了市政府同時作為城市公共資源的代表和監督者。這樣在缺乏對政府的有效約束條件下，城市經營必然對城市公共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產生諸多不利的影響，市政府會將自己掌握的城市資源轉化為經營資源，以謀求城市發展甚至是政府自身利益的滿足。第二，城市經營容易誘發城市政府中的腐敗現象。城市政府作為公共權力執掌者，一旦像企業那樣從事經營活動，由于不具備企業那種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會存在更高的道德風險和機會成本。如一些政府機構為了本部門的利益在城市經營中人為設租，從而導致各種尋租和腐敗現象的發生，使政府違背了自身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角色定位，出現“執政道德”方面的問題。第三，城市經營過程中其他利益主體參與的缺失。強調城市管理主體多元化正是基于城市管理面臨的新挑戰。從唐山城市管理體制上來看，存在明確的二級政府（市政府、區政府）三級管理（市、區、街道）四級網絡（市、區、街道、社區）體制與各級責任都不很清晰的矛盾。所有這些問題的根源是管理主體的缺位。

（三）唐山生態城市的目標與生態治理機制的完善

在有效實施“十一五”規劃，取得輝煌成就，并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唐山市政府編制了《唐山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該綱要規劃了“十二五”時期唐山市努力創建生態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主要內容包括：綜合實力顯著增強；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科技創新實現突破；資源環境明顯改善；社會建設全面加強。[9] 隨著生態城市建設目標的確立，與之對應的城市生態治理機制模式也正在進行著一場深刻的制度變革和創新。這些變革表現在：第一，改革政府行為。唐山市政府作為城市治理的核心，改變過去的行為方式，權力有了很大回縮，為城市其他利益主體參與城市治理提供了空間和可能。第二，加強企業地位。唐山市通過加強各種企業地位、提升企業參與治理的積極性，各種所有制企業在城市治理中地位的差別逐漸縮小。第三，發揮城市社會中間組織作用。城市社會中間組織的官辦特征明顯，實力較弱，缺乏統一的管理，在城市治理中還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亟待加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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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峰．生態城市：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理想模式［eb/ol］chinacity.org.cn/csfz/fzzl/52634.html， 2011-12-18．

［3］陳振明．公共管理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8．

［4］王佃利．城市管理轉型與城市治理分析框架［j］．中國行政管理，2006，（12）．

［5］【加拿大】吉利斯帕奎特．通過社會學習的治理［m］．奧特瓦：奧特瓦大學出版社，1999：214．

［6］范國睿．教育生態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1．

［7］王如松，李峰．論城市生態管理［j］．中國城市林業，2006，（4）．

篇（10）

《百科要覽》（下卷）中指出：“社會管理除了對社會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福利服務等各個方面進行組織與領導外，更重要的是協調社會各領域的發展，對相互依托相互促進的社會諸因素從宏觀上進行管理。”本文在此基礎上并針對城市流動人口的服務管理問題進行認知。

首先，城市流動人口收入低。據2011年河南流動人口調查數據顯示，就業流動人口月平均收入1742.9元，明顯低于2010年全國平均水平（2554元）。其次，流動人口處于被邊緣化狀態，政治權利無從談起，勞動權益無法保障。流動人口在現居住地參加政治選舉及各種社區委員活動的比例均較低。在就業、醫療及福利方面，差異化明顯。目前大多流動人口從事“臟、累、苦”等低端危險工作，且在流入地享有城鎮基本醫療保險的僅為27.1%。其他社會福利更是難于企及。此外，由于社會資源的欠缺，流動人口的社會交往圈較小，除了參加計劃生育協會活動（54.1%）和其他社會公益活動（44.2%）外，近一半以上的流動人口近一年來未參加過任何社區活動。

分析以上問題的成因，無不與城市流動人口的社會管理有關，對流動人口社會服務管理的優化將有助于實現對流動人口的更好管理。

二、城市流動人口社會服務管理的創新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我國流動人口的社會管理開始向多元目標整合轉變。但是從現階段看，由于人口的特殊性，仍需要對其進行優化。

（一）強化“以人為本”的流動人口社會管理理念

創新社會管理，要著眼于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為人是社會系統的第一要素和社會管理的第一對象。要減少或者消除傳統戶籍制度下城市二元社會之間的排斥和對抗等不和諧因素，打破進城落戶的限制，實現以城鄉一體化管理，增強其歸屬感。正確認識流動人口對城市建設的貢獻，肯定其政治身份，樹立城市新市民、新工人的觀念及黨的重要接班人的理念，鼓勵其參與社區的各種活動，并充分發揮其政治權利及社會價值。

（二）建立和完善城市流動人口的社會管理支持體系

流動人口的就業問題對新的社會管理體制提出更高的要求。首先要通過改革戶籍制度，加強政府對流動人口就業的公共服務及勞動力市場秩序的監管；其次要加大人力資本投資，使流動人口擁有更多時間和資源來加強自身就業能力培訓；第三要對流動人口進行分層次、多形式的（免費的）職業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最后要給予法律保護，保障其享受平等的就業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