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文化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長期以來，人們的傳統觀念，總是將文化與經濟割裂開來，認為文化與經濟就像兩條道上跑的車。事實上，文化與經濟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那么，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文化與經濟的辯證關系以促進其更好地發展，便成了一個擺在我們面前的突出問題。

一、文化為經濟增長與發展提供精神動力、價值導向和現代人力資源

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三大系統中，文化起著導向作用，社會經濟的發展必須有理性的精神支撐和價值導航。這種理性的精神支撐就是社會先進的文化，這種先進的文化反映現代工業文明精神，滿足人們物質精神生活的需要，提高人們的主體意識和思想文化素質，同時也提升人們的價值觀念。今天，文化已經滲透到現代經濟活動的一切過程和環節。特別是普遍文化認同在減少和克服由于文化差異帶來的貿易沖突和經濟摩擦方面，以及在適應貿易環境和投資環境方面，都具有其他系統所不具備的獨特優勢，能夠起到其他系統所起不到的獨特作用。

經濟發展的基礎是人力資源，尤其是在當代經濟全球化體系中，經濟的增長和發展對高水平人力資源的倚重就顯得更為突出。新加坡的經濟發展被稱之為第三世界經濟的“奇跡”，盡管“奇跡”是多種因素促成的結果，但有一點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新加坡在建國之初就確立了“教育立國”、“科技興國”的發展戰略，建立了一個多元文化相輔相成的良性結構，形成了一個強大的“文化力”。當我們把目光轉向國內，也不難發現這一現象，文化，特別是傳統文化資源豐富的地區往往也是區域生產力水平較高或區域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

文化對經濟的重要性遠不是文化在經濟領域、經濟活動中的現實作用,更重要的是文化對經濟還具有久遠而深刻的意義。可以預見,未來世界的競爭不僅是經濟優勢的競爭,更是文化優勢的競爭。

二、文化的發展有賴于經濟的發展

在文化和經濟彼此依存、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過程中，經濟為文化提供賴以生存、發展和進步的物質基礎和保障。

當我們從經濟對文化發展的作用的視角來看，一方面，經濟為文化的發展和進步提供物質基礎和豐富的創作源泉。另一方面，經濟為文化的發展和進步提供動力和流通市場。經濟對文化的需求是促進文化發展和進步的動力，恩格斯就曾說過，生產發展的需要對文化發展的促進作用勝過十所大學。在經濟的刺激作用下，文化內部產生強大的驅動力以促進其自身的發展和進步。同時，由于文化藝術具有多方面的審美價值為人們所需要，而當這種需求量逐漸增大時，必然會使其物化成為產品，從而轉化為商品價值，并由市場的供求關系形成價格，這樣，文化就以商品形式在市場上流通。文化產品正是在這一流通過程中實現其價值，并為其自身的再生產積累資金以實現自我發展。顯然，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文化建設的發展規模” 。

正是因為經濟對文化發展和進步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我們完全有理由說，文化發展的根本在于經濟。經濟發達，以此為基礎的文化就會處于相對強勢的地位;相反，經濟落后，以此為基礎的文化就會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我們只有發展經濟，增強國力，變更我們的經濟基礎，傳統文化才能夠戰勝強勢的西方文化。因此，現代化最重要的，也是首要的，是經濟現代化，只有在經濟現代化的基礎上，我們才可以構建政治現代化，上層建筑現代化，從而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的強勢文化。

毫無疑問，正是因為經濟對文化的作用是直接的，并且，這種直接作用的存在為人們所普遍接受，所以人們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首先關注的必然是經濟的發展，并且堅定地認為，只有經濟繁榮，才能促進文化的發展和進步。

三、文化發展和經濟發展的負相關性

從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來看，文化和經濟總是彼此聯系、相互促進和共同發展，然而，文化發展和經濟發展的關系并不總是這樣，有的時候文化發展和經濟發展甚至成負相關性，即文化發展和經濟發展并不“自成邏輯”。

我們注意到，文化發達，與之并存的經濟有可能非常落后。我們不能簡單地把文化優勢等同于生產力優勢、經濟優勢。因為文化作為一種潛在形態的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變為經濟優勢還需要通過許多中介和環節。

同時，經濟的發展確實能夠促進文化的發展，然而，就像任何事情都具有兩面性一樣，經濟發展對文化的影響除了正面的效應之外，也有一些負面的效應。例如“快餐”式的文化使人們的文化鑒賞水平逐漸下降。應當看到，經濟發展在促進文化建設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客觀上也制約其擴大的內容和質量。

經濟發展的自成邏輯并不能證明文化發展的自成邏輯，正如生產力是由低向高漸次發展卻并不意味著文化也是由低向高漸次發展一樣。文化發展和經濟發展的非自成邏輯性，也即負相關性，正是說明了兩者關系的復雜性，也就是說，文化繁榮并不意味著經濟繁榮，同樣，經濟發達也并不意味這文化發達。

綜上分析，為了更好地促進社會的發展，我們必須正確地看待作為人類文明發展兩大車輪的文化與經濟的關系，這就是，一方面，文化與經濟雖然其發展各具自己的規律和特點，但是它們彼此依存，相互促進和共同發展的密切關系是毋庸置疑的，即經濟對文化具有基礎性作用，文化對經濟具有導向性作用，二者具有互動效應，并在相互作用中發展。另一方面，文化發展和經濟發展的非自成邏輯性要求我們在制定社會發展政策時應充分考慮到文化與經濟關系的復雜性，以促進社會快速、有序和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1]陶一桃:經濟文化論[M].冶金工業出版社,2001

篇（2）

    毋庸置疑,研究人口和經濟發展的相關關系始終是相關學者研究的重大問題。郎永清認為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受各種因素的制約,如時間、地點等,但無論是從長期還是短期來看,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都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對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學界也相繼深入探討。陳友華對改革開放以來人口紅利的跨期分析發現人口紅利對我國經濟增長影響由負轉正,并增至10%以上。而劉洪銀則發現人口撫養比與經濟增長的運動方向是相反的,對經濟增長的顯性作用不強,但隱性作用影響較大。部分學者對寧夏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也進行了研究。馬金龍、胡志絢、楊國濤分別從人口流動、城鎮化和回族傳統文化的角度,對寧夏經濟發展進行了研究。

    本文從微觀層面分析入手,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和有關統計資料,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在對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同心、西吉、涇源和海原四個回族聚居縣人口發展特征分析的基礎上,就其人口與縣域經濟發展的相關性進行了系統分析,探究兩者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及其成因機制、為回族聚居區人口與縣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提供科學的路徑。

    二、回族聚居區人口現狀特征

    (一)研究區概況

    同心縣、西吉縣、涇源縣、海原縣四縣地處寧夏回族自治區中南部地區,位于北緯36°40′-38°20′,東經104°50′-107°40′之間。總面積1.581萬平方千米,約占寧夏回族自治區總面積的30.43%,平均人口密度為68.5人/平方公里。寶(雞)中(衛)鐵路、石(嘴山)郝(家集)高速公路、309國道、109國道等交通主干線縱橫穿過,交通區位條件比較優越。

    本區地區生產總值為656855萬元,占全區GDP的4.85%.第一、二、三產業總值依次為193808、150599、312448萬元,分別占全區的15.2%、2.3%、5.6%。人均地方財政收入、職工平均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1795.41、34082、4048.33元,比全區依次低1651.66、4030、1242.82元。

    (二)人口發展特征

    人口問題是制約我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是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少數民族是我國民族大家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家和地方社會經濟發展中發揮著極端重要的作用。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截止2010年11月1日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為8666.19萬人,回族是繼壯族之后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寧夏回族人口為219.09萬人,占寧夏總人口的34.77%,占寧夏少數民族人口的98.16%。近些年來,寧夏回族聚居區的人口發展明顯表現出如下基本特征。

    1.人口增長速度小幅度下降,但明顯高于全國少數民族人口增長速度。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寧夏回族人口為219.09萬人,與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相比,增加了33.61萬人,累計增長和年均增長速度分別減少了1.8%和0.03%,比同期漢族人口分別增長了2%和0.33%,比同期其他少數民族人口分別減少了7.5%和0.57%,但明顯高于同期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累計增長率和年平均增長速度。

    2.人口文化素質明顯提高,但人口文化結構依然落后。2010年回族聚居區6歲以上人口中具有小學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34.93%,比2000年的28.66%顯著提高了6.27個百分點。平均受教育年限為3.04年。從各種受教育構成來看,目前回族聚居區的人口總體素質偏低,其中小學受教育人口最多,占53.6%,初中占26.7%,高中占6.92%,大學以上受教育程度僅占3.06%,其受教育程度中心主要在集中在中下層。與2010年相比,2000年初中、高中、大專以上的受教育程度分別增長了17.9%、4.03%、2.58%。

    三、影響回族聚居區縣域經濟發展的人口因素分析

    本論文運用SPSS中的Pearson相關分析法對影響回族聚居區經濟發展的人口因素進行分析。根據2011年寧夏統計年鑒數據,本論文選取了人口數量、平均受教育年限(年)、15-64歲人口比重作為人口指標,選取GDP、人均GDP、農業勞動比重三個指標代表經濟發展狀況的變量,以同心、西吉、涇源、海原四縣的有關資料為樣本數據,計算出人口變量和經濟變量的相關系數,分析它們的相關性。研究表明,人口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人口數量對縣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通過計算得出了回族聚居區人口密度、平均家庭用戶規模、人口出生率、死亡率這4個人口變量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地方財政收入、農村居民純收的入和職工平均工資等四個經濟變量的相關系數。如表1所示,人口出生率與四個經濟指標的相關性為正,其中與人均GDP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達到了0.919,人口出生率越高,其經濟與人民生活發展其中人口出生率是4個人口指標中對經濟發展影響較大的指標。

    (二)人口質量對縣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由表2可以看出,一般文盲率與四個主要經濟指標存在負相關關系表,一般文盲率越低,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越高。

    (三)人口從業結構對縣域經濟發展的影響影響

    從表3可以看出,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與四個經濟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呈現顯著的負相關性,其中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相關系數達到-0.980,在業人口中第二產業人員比重越高,人均GDP、人均地方財政收入、職工平均工資及農民人均純收入越低,而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比重越高農民人均純收入越低,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越高人均地方財政收入卻越低。

    (四)人口流動和人口城鎮化對縣域發展的影響

    從表4以看出,城鎮人口比重其他三個經濟指標與其的相關性都比較顯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地方財政收入及農民人均純收入與城鎮人口比重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869、0.660、0.336。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職工平均工資和農民人均純收入與外出人口比重的相關性較為顯著,相關系數分別為0.480、0.691、0.507,其中與人均地方財政收入存在負相關性。

    四、影響回族聚居區縣域經濟發展的成因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得出,影響回族聚居區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主要為出生率、一般文盲率和二產人員比重,而人口流動和人口城鎮化對其影響較為小。針對以上影響回族聚居區縣域經濟發展的成因進行分析,其原因如下。

    (一)少數民族享受生育照顧政策

    回族聚居區的平均人口出生率為19.47‰,人口死亡率為5.51‰,人口自然增長率為13.96‰,明顯高于總人口自然增長率11.04‰的水平。顯然高自然增長率是寧夏回族人口比重增長的主要原因。其成因主要是少數民族可享受生育照顧政策,其城鎮地區的少數民族家庭可以生育二胎,這些寬松的計劃生育政策使得回族人口的比重有所增加。

    (二)人口文化水平偏低和文化產業結構比較落后

    由于高學歷和各類專業技術人員比重過低,造成了回族聚居區人口受教育水平偏低和人口文化構成不夠合理,從而影響該地區的經濟發展。造成寧夏回族聚居區人口文化教育水平低的主要原因一是貧困的強烈影響,二是回族伊斯蘭文化的影響。

    (三)人口從業結構不合理

    回族聚居區第一、三產業的從業人員占回族人口比重分別為52.65%和27.43%,而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僅為19.92%。該區的回族人口的一般就業率為53.24%,漢族為56.04%,與漢族在業率相差不多。但是回族聚居區的人口保持著傳統落后的農作方式,使得大量的勞動力資源不能和資金、技術相結合,而是聚集在第一產業中,使得第二、三產業人口比例過低,這種傳統的人口結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先進生產技術的推廣和應用,很難從整體上提高勞動生產率,不利于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重視并改善回族人口從業結構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

    五、促進回族聚居區經濟發展的人口對策

    (一)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努力提高人口文化素質,吸引外資、技術和人才

    人力資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素質,教育投資是人力投資的主要部分。發大力宣傳教育對于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提高農村女童的入學率和升學率,減少農村女童的輟學率。注重教育的普及和均等,加強對回族聚居區教育投資力度,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機會。采取各種優惠政策,努力做好宣傳工作,從外部吸引資金、技術和人才流lunwen.1KEJIAN.com入。加大人力資本投資,提高人力資源的就業率是脫貧和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手段。

篇（3）

隨著殷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成功，殷墟宗廟區、王陵區及周邊的緩沖區內的綜合保護與整治就成了一個長期的任務。遷出工業項目，禁建大型建筑，就成了必然的結果，那么保護區內的經濟發展靠什么來帶動，怎么才能取得遺產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雙豐收，就成了困擾保護區今后戰略發展的一個難題。如何科學合理地利用好殷墟世界文化遺產，探索經濟發展的嶄新模式，是我們必須解決的一個戰略性問題。

一、殷墟保護區的現狀與分析

（一）殷墟保護區現狀與不利因素分析

殷墟保護區位于安陽市殷都區安鋼大道北側，北外環路以南，紗廠以西，西外環路以東，這樣一個廣大的區域，內轄花園莊、小屯、王裕口、四盤磨、柴庫等十余個村莊。原來這些村莊的工商業基礎就十分薄弱，為了申遺，他們忍痛割愛，遷出了工商業項目，使本來就十分薄弱的經濟發展優勢一下子降到了谷底，又回到了單純的農業經濟模式，嚴重地制約了區內經濟的快速發展。

（二）殷墟保護區有利因素分析

我們也應該看到保護區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商機，一是申遺的成功帶來了旅游業、影視業和服務業的發展。二是隨著洹河生態林綜合開發示范項目的立項和建設，帶動了新一輪的農業結構調整戰略的啟動，將會給工業遷出后開啟一番天地。三是保護區北臨北蒙工業園內，南接市區繁華的安鋼地區，又為農副產品的生產銷售和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四是青銅工藝的研制與銷售又將帶動一批新興的文化產業的崛起與繁榮。五是商業的再度興起也會為保護區內的百姓帶來增收和實惠。

二、殷墟保護區新經濟發展模式的戰略思考與實踐

（一）殷墟保護區新經濟發展模式的指導思想

殷墟保護區經濟發展總的指導思想，以堅持殷墟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科學利用為原則，帶動文化旅游產業的迅猛發展；以洹河生態林綜合開發示范項目的建設為契機，帶動保護區內新一輪的農業結構產業化調整；發揮城鄉結合部的區域優勢，大力引進商業以形成文化、旅游、農副產品貿易集散地，最終形成文化、旅游、農業、商業綜合發展的獨特的區域性新經濟發展模式。

（二）關于保護區新經濟發展模式的戰略思考與實踐

1.解決好世界文化遺產保護與開展利用的關系

我們必須把對遺產的保護放在首位，而后進行科學有序且有限度的開發與利用，這主要是指與遺產相關的一些文化旅游產品的開發和利用。比如，對神話傳說的整理與開發，對古老甲骨文的研究與仿制，對青銅工藝的研究與仿制，對周易的研究和舉辦各種文化交流，對遺產的參觀性旅游活動，相關的餐飲文化活動以及休閑度假活動，建設與遺產相關的影視文化城，立足于農業結構產業化調整的種植業、養殖業和簡單加工業的發展等。

2.政府組織引導，企業示范帶動，逐步形成產業化鏈條

保護區的產業化崛起，與政府的組織引導和政策支持有著極大的關系，政府要緊緊抓住殷墟遺產這個法寶，利用文化資源搭臺唱戲，并出臺相關優惠政策，多渠道吸引資金，提高服務意識和辦事效率，促進各種龍頭企業的孵化和完善，提高龍頭企業的示范帶動作用，形成公司加農戶的產業化鏈條。

3.大力整治保護區內的生態環境質量和經濟秩序

這既關系到殷墟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又關系到招商引資的成功，同時也關系到區內正常的經濟運行和發展，可以說，要想有一個健康、穩定、快速發展的區域性新經濟發展模式，就必須扎扎實實地做好這項工作。

4.保護區新經濟模式的實踐

安陽市殷都區在區委區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在市科技局和市園林處的大力支持下，本著以上的精神和原則，進行了大膽的嘗試，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

一是以各種創建活動和城鄉一體化建設以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契機，對村容村貌進行了大力的整治，完善了各種設施，修整了道路，綠化了環境，整頓了秩序，使整個保護區的環境質量有了一個質的變化，有利于保護區各項經濟事業的發展。

二是以洹河生態林綜合開發示范項目的立項和建設，積極推動農業結構的產業化調整。現已形成木材生產與加工，花木生產與銷售，漁業生產與休閑垂釣，旅游產品開發與休閑度假，影視文化與餐飲服務等相關產業為主的區域性發展模式，培育了一批初具規模的龍頭企業，如司母戊文化傳播公司，荷花休閑垂釣中心，大翔花木培育基地，洹上酒家餐飲中心，吳家大院影視文化城、武官周末貿易市場、大司空、王裕口、寵物市場等，對區內經濟直到了積極的示范和推動作用。公司加農戶的產業化鏈條也在積極地運作之中。

三、保護區新經濟發展模式的構架與前景展望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為保護區的新經濟發展模式做一個概念性構架和前景展望。

（一）保護區新經濟發展模式的構架

在堅持遺產保護的前提下構架：

去除大型建筑和工業項目；

創新農業發展模式，走農業結構調整的產業化發展之路；

開發文化旅游休閑、度假、商貿等相關產業；

篇（4）

一、引言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就業人口素質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并深深地影響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本文立足于對就業人口素質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得出其間有較強的正相關性。因此，政府在加快經濟建設過程的同時要加大對教育的投入，使社會進入人口素質促進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提升人口素質的良性循環中。

二、研究現狀

國內外對人口素質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主要有兩大方向。

第一，對人口素質定量分析的研究。屈云龍和許燕(2010)在借鑒“人口素質指數”（PQLI）三大指標的基礎上，將人口素質劃分為身體素質、文化素質和勞動技能素質三大方面，并在每個方面中給出了具體的統計指標。然后用主成因分析法計算和分析了江蘇省的人口素質，結果發現各省轄市人口素質發展狀況存在明顯差異。肖周燕(2007)將人口素質分為身體素質水平、文化素質水平、勞動技能素質水平和道德素質水平四個方面，并確定了各個方面的具體指標。在此基礎上，用AHP（層次分析法）評價人口素質水平。張強和錢建明(1993)選用標準化總死亡率、嬰兒死亡率、12歲以上人口的識字率及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四個指標，用多維標度法評價了我國10個少數民族的人口素質。錢金平(2001)選取了平均壽命、維爾威克指數、智商、非殘疾比重，6歲及以上人員大學、中學、非文盲比重等7個指標及其權值分配方案，運用灰色系統理論方法，綜合定量評價了人口素質。張強，張霜紅，錢建明和張菊英(2003)選取了出生時預期壽命、人均工農業產值、嬰兒死亡率、生育率、15歲以上人口識字率等5個指標，利用灰關聯聚類法對我國14個主要少數民族的人口素質進行了聚類分析和評價，并探討了此方法的特點和效果。

第二，對人口素質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沈百福和杜曉利從人均受教育年限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各級教育的人口比例與經濟發展水平兩個角度考查了人口素質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張邦輝,譚偉和鄧淼從人力資本角度，運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法度量了中國各地區不同年份的勞動力受教育狀況，并用聚類和線性回歸法分析了近20多年來中國各地區人均受教育年限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宋光輝[通過關注研究教育與經濟增長作用的重要文獻,發現對教育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認識經歷了四個階段，20世紀60年代的重視階段，70年代的爭論和置疑階段，80年代的理性回歸階段和90年代以來的重拾信心階段。程前昌依據1994年~2006年經濟發展水平與人口文化素質的統計資料，選取人均GDP和接受過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作為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口文化素質的衡量指標，對經濟發展水平與人口文化素質進行相關分析。黃春燕運用SPSS軟件對人口素質指數EDI和GDP進行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求得GDP增長的預測模型。

三、我國人口素質的實證分析

1.人口素質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在本文中，筆者把人口素質劃分為身體素質、文化素質與勞動技能素質三個方面，在每個方面中，選取了具體的統計指標，最終構建了我國人口素質的綜合評價體系，如圖1所示。

(1)身體素質評價指標體系。身體素質是人口素質的最基本方面，它嚴重影響著其他各方面素質的提高。在對人口身體素質的衡量中，筆者選取了嬰兒死亡率（‰）（x1）、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x2）、勞動年齡人口比例（%）（x3）、傳染病發病率（甲乙類法定報告傳染病發病率）（1/10萬）（x4）、患病死亡率（甲乙類法定報告傳染病病死率）（%）（x5）這五個指標構建了身體素質評價指標體系。這5個指標的數據都來自于《中國衛生統計年鑒》。

(2)文化素質評價指標體系。筆者選取了大學毛入學率（%）（x6）、未上過小學的人數占總人口的百分比（%）（x7）、每十萬人在校大學生人數（x8）和人均受教育年限（x9）這四個具體指標來綜合評價人口文化素質。其中，x6的數據來自于《中國教育統計年鑒》，x7和x8的具體數據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x9的數據由《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人口統計年鑒》的數據計算而得。

(3)勞動技能素質評價指標體系。勞動技能素質的高低決定了一個國家生產效率的高低，嚴重影響著這個國家的技術水平和綜合競爭力。本文選取了每千人從事研究與發展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數（單位：萬人年）（x10）、每萬人專利批準申請量（國內專利申請授權數）（x11）和從業中大中專及以上人口比例（%）（x12）來綜合評價我國的勞動技能素質水平。其中，x10和x11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科技統計年鑒》，x12的數據來源于《中國人口統計年鑒》。

2.我國人口素質水平的主成分分析。本文選取的一些數據不是比率數據，首先利用SPSS17.0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接著對標準化的數據進行主成分分析，經過KMO與巴特利特球形檢驗得到，KMO為0.629，Bartlett球形檢驗統計值為386.465，自由度為66，p值為0.000，這說明數據適合做因子分析。

運用SPSS17.0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各主成分的方差貢獻率和累計貢獻率如表1所示。在此，根據以下兩個標準提取公共因子：第一，特征值大于1；第二，累計方差貢獻率大于80%。由表1可以看出，第一個公共因子的特征值為10.705，遠大于1，且它的累計方差貢獻率為89.212%，大于80%的標準。據此，可以認為第一個公共因子基本描述了所有變量的變化，因此提取的公共因子為1個。

表2為因子載荷矩陣，它能夠說明提取的公共因子在各變量上的載荷。從表中可以看出，提取的公共因子對所有變量都有載荷，且載荷絕對值大多數都大于0.9，這說明提取的主成分從各個方面綜合衡量了我國的人口素質，代表了我國的人口素質狀況，因此將提取的主成分命名為“人口素質綜合因子”。

因為提取的主成分只有一個，所以這個主成分的因子得分就是綜合得分，綜合得分如表3所示。

四、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實證分析

1.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在本文中，選取人均GDP（y1）、貨幣供給量（y2）、中國歷年人均收入水平（美元）（y3）、財政收入（萬元）（y4）、進出口差額（億美元）（y5）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億元）（y6）來綜合衡量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其中，y1、y2、y4、y5和y6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y3的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統計年鑒》。

2.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主成分分析

首先用SPSS17.0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接著對標準化后的數據進行主成分分析，經過KMO與巴特利特球形檢驗得到，KMO為0.659，Bartlett球形檢驗統計值為260.088，自由度為15，p值為0.000，這說明數據適合做因子分析。

運用SPSS17.0進行主成分分析，以特征值大于1和累計方差貢獻率大于80%為標準提取公共因子。得到各主成分的方差貢獻率和累計貢獻率如表4所示。從表中可以看出，第一個公共因子的特征值為5.784，遠大于1，且它的累計方差貢獻率為96.407%。據此，可以認為第一個公共因子基本描述了所有變量的變化，因此提取的公共因子為1個。

從表5的因子載荷矩陣中可以看出，提取的公共因子對所有變量都有載荷，且在六個變量上的載荷值都大于0.9，這說明提取的主成分綜合反映了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因此將提取的主成分命名為“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因子”。

注：Zscore(人均GDP)表示人均GDP的標準化值，其余類似。

同樣，因為提取的主成分只有一個，所以這個主成分的因子得分就是綜合得分，綜合得分如表3所示。

五、我國人口素質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的實證分析

現在分析我國人口素質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從上面的分析可知，在對人口素質和經濟發展水平的主成分分析中，我們都分別提取了一個主成分，且這個主成分綜合評價了我國的人口素質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因此在這里用“人口素質綜合因子”和“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因子”來代表我國的人口素質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作出人口素質水平綜合因子得分與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因子得分的走勢圖，發現二者都具有明顯的上升趨勢。

運用SPSS17.0對人口素質綜合因子和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因子進行相關性分析，得出兩者的Pearson系數為0.956，雙側顯著性水平為0.000，在時通過檢驗，具有統計學意義。因此可知，二者具有高度相關性，可以進行回歸分析。

做出人口素質綜合因子和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因子的散點圖，如圖3所示。從圖上可以看出，二者具有明顯的線性關系，因此要對它們作線性回歸分析。為了簡便起見，用ECOD表示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因子，用PQL表示人口素質綜合因子。設二者的回歸方程為

用EVIEWS6.0進行回歸分析，得出二者的回歸方程式為

Std. （0.0888） （0.0853）

在此回歸方程中，， ，這說明回歸方程的擬合程度較好，此回歸模型是可信的。

通過分析以上回歸模型可以得知，我國人口素質水平對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人口素質綜合因子每增加一個單位，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因子增加0.9557個單位。因此，我國應該大力提高人口素質，以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六、政策建議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人口素質的提高對經濟增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而人口素質又由身體素質、文化素質以及勞動技能素質構成，因此，我們可以從這三個方面為中國經濟更好的發展提供以下幾條政策建議。

1.身體素質方面。身體素質的提高依賴于兩個方面，一是提高國家醫療水平，二是加強國民體育鍛煉。因此政府應該從這兩個方面著手，在醫療方面積極鼓勵新藥研發，改革醫院現存的各種弊制，讓人民群眾都能“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在國民體育鍛煉方面，政府應該加大對居民區體育設施的投資建設，深入促進國家體育事業的發展，并以提升國民整體身體素質為最終目的。

2.文化素質方面。文化素質的提高依賴于教育的繼續深入擴展，因此，政府應該繼續堅持中國教育的擴展政策，促進教育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同時重視教育分配問題，一是合理調整三級教育投入比，二是縮小城鄉、地區、群體之間的受教育程度差距，重點在于調整城鄉二元結構背景下教育政策的偏向。

3.勞動技能素質方面。勞動技能素質的提高依賴于受高程度教育者的產出提高。因此，政府應該用政策鼓勵科研活動，在科研環境方面，支持學者潛心鉆研學術，調整科研經費分配體制，著重培養思想活躍的年輕人；在科研體制方面，引入以支持人為主的科研支持方式，為科研者特別是青年科研者提供良好的科研條件，同時逐步完善《專利法》、《知識產權法》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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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6487（2016）02-0179-04

0引言

文化創意產業作為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其具有高附加值、高知識含量和低能耗、低污染排放的顯著特征而成為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方向。文化創意產業在國家發展的整體戰略布局中占據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其高初始投資和低成本復制的生產特性又決定了知識產權保護在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但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尚沒有學者對知識產權保護影響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機制和路徑進行過系統研究，本文就嘗試從理論和經驗兩個角度對此進行初步探討。

1知識產權保護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影響路徑理論分析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核心動力就是創新，因此知識產權保護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影響首先體現在創新上面。Horii和Iwaisako(2007)基于美國的數據分析了激勵制度對農業私人創新的影響，結果發現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對私人創新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1]，而Hu和Mathews(2005)基于東亞五國的數據則發現知識產權保護對技術創新的影響顯著為負[2]。雖然這兩個經驗研究的結果截然相反，但是仔細分析卻并不矛盾，這是因為美國屬于發達國家，而東亞五國屬于發展中國家，兩國無論是在經濟發展水平，還是在制度完善程度方面都存在顯著差異，這就啟示我們知識產權保護對于創新能力的影響并不是直接的，而是與某些中間變量密切相關。余長林和王瑞芳(2009)通過理論和經驗研究發現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越能促進該國的技術創新[3]，因此我們猜想經濟發展水平是影響知識產權保護和創新能力的重要中間變量，其中的邏輯如下：當一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其本身的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儲備較少，因此難以實現創新，此時其主要是通過向發達國家學習和引進前沿技術來實現增長，此時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會阻礙技術的擴散從而不利于經濟的發展。由此本文提出第一個理論假設：假設1：經濟發展水平會通過創新能力來影響知識產權保護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間的關系，只有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才會有效激勵創新，從而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集聚式發展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主要趨勢，其不僅可以降低集群內部企業的交易費用和生產成本，而且能形成整體品牌效應，提高創新能力和競爭力，降低創新的投資成本，提高企業的市場存活率，還可以加速創新信息的擴散，從而有利于整個創意產業集群的升級和發展。也正是由于這一原因，集群發展水平較高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同時也需要較高的知識產權保護程度，這樣才能有效發揮集群的“增長極”功能。張杰、劉志彪(2007)通過理論分析指出在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較低的創意集群中，企業間的模仿現象十分嚴重，從而降低了企業的創新收益，最終導致創新的消失和集群的衰落[4]。孔偉杰(2010)進一步利用實證研究發現知識產權保護對產業集聚具有促進作用，其能夠有效影響企業的空間分布[5]。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產業集聚是知識產權保護影響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又一重要中介變量。當某一地區的創意產業集聚到一定程度時，知識產權保護程度的加強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促進作用將顯著提高，這其中的邏輯為在同樣的知識產權保護程度下，集聚程度的提高會通過外部規模經濟和知識溢出的顯著提高來更好地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由此我們提出本文的第二個理論假設：假設2：集聚程度會影響知識產權保護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間的關系，當集聚水平達到一定程度時，知識產權保護程度的提高會通過外部規模經濟和知識溢出的顯著提高來更好地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市場經濟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外部保障，只有在一個有效的市場環境中，生活要素才會實現最優配置，社會需要也才能得到釋放和滿足，更重要的是，有效的競爭才能實現。在一個低效的市場經濟中，企業競爭取勝的關鍵并不在于創新，而在于其與資源所有者之間的關系，典型的比如政府，因此在這種條件下，即使知識產權保護程度較高，也不會對創新和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發揮有效作用。只有當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競爭是較為公正的情況下，創新才能成為企業在競爭中取勝的關鍵，此時知識產權保護的激勵作用才能發揮出來，因此我們認為市場化的發展是知識產權保護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前提條件，由此得到本文的第三個理論假設：假設3：市場化的發展是知識產權保護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前提條件，只有當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知識產權保護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影響才開始變得顯著。

2知識產權保護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影響路徑的經驗分析

2.1模型選擇與構建

通過上文的理論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知識產權保護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影響路徑均與另一個中間變量密切相關，而且隨著中間變量程度的變化，知識產權保護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影響程度甚至是方向都可能發生改變，也就是說知識產權保護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的影響路徑是非線性的，因此我們考慮在實證檢驗中使用門限回歸模型對于本文的理論假設進行驗證。由于實證檢驗所使用的數據為2003~2013年30個省級行政區的面板數據，因此本部分最終使用的模型為面板門限回歸模型。與同樣用來發現數據結構突變的鄒檢驗不同，面板門掀回歸模型的突變點并不是人為設定的，而是通過對數據的客觀分析得出的，因此其更加科學和嚴謹。下面我們以單一門限回歸模型為例對理論假設1進行分析，其他兩個理論假設的驗證過程依此類推。我們假設經濟發展水平對于知識產權保護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間的關系存在單門限效應，且門限變量的值為γ，因變量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測度變量Y，Z為控制變量，X為知識產權保護的程度，th為門限變量，δ、β1和β2分別為相應變量的系數，μi為個體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β0為截距項，由此我們建立如下的單門限回歸模型：在獲取門限值后，我們還需要對門限值的顯著性進行檢驗，以確定模型的估計是無偏穩健的，下面，我們就結合中國2003~2013年30個省級行政區的數據對本文的理論假說進行驗證。

2.2數據與結果

根據前人的研究，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主要受三個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需求方面，我們使用人均GDP來表示，既可以衡量人們的消費水平，也可以衡量經濟發展水平；二是供給方面，我們主要使用每萬人的大學生數量來測度作為文化創意產業核心投入要素的人力資本；三是外部環境方面，我們主要使用城鎮化水平，即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外部的環境因素。因此我們主要選擇經濟發展水平GDP，人力資本水平HUM，城鎮化率CITY三個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在門限變量方面，根據前文理論假設，我們主要選擇經濟發展水平GDP、文化創意產業集聚水平DIS和市場化程度MAR作為門限變量，并分別包含在三個不同的模型中，其中，經濟發展水平既是控制變量，也是門限變量，說明其對文化創意產業的影響是雙方面的。我們首先使用Bootstrap方法對門限效應的模型進行選擇，一般是在單門限、雙重門線和三門限模型之間進行選擇，對于以經濟發展水平作為門限變量的模型1而言，其模型檢驗結果見表1前三行，以產業集聚水平作為門限變量的模型2，其檢驗結果見表1中間三行，剩余三行為以市場化水平作為門限變量的模型3的檢驗結果。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不管是模型1、模型2還是模型3，只有單一門限回歸模型是顯著的，其他均是不顯著的，也就是說，三個門限變量對于知識產權保護程度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間的關系僅具有單一門限效應。表2進一步給出了各模型對應的門限值，可以看出，當人均GDP超過5.02萬元人民幣時，當文化創意產業本身的集聚水平超過1.16時，當市場化水平超過0.60時，知識產權保護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路徑將會發生結構性變動，至于這種變動的程度和方向如何，我們還需要在使用面板門限回歸模型進行進一步分析，其結果見表3。從表3我們可以看出，首先，無論是以經濟發展水平、產業集聚水平還是以市場化水平作為門限變量，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化水平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都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其中，城鎮化的積極影響最明顯，這說明城鎮化是推進一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最有效手段，這顯然與城鎮居民較高的收入水平和精神追求有關系；其次，與一般的理解不同，人力資本水平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影響并不顯著，只有在以市場化水平作為門限變量的模型中，人力資本水平的估計系數才在10%的水平上顯著，但是其影響程度也較低，這與我國的教育體制有密切關系，人力資本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其創新能力和思想上，但是現在的教育體制對于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培養嚴重不足，這直接導致我國人力資本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間的關系不顯著；最后，三個門限回歸模型中對于門限變量影響知識產權保護程度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間關系的估計結果與本文的理論分析是一致的，因此初步驗證了本文的三個假說。具體來說，當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即人均GDP收入在5.02萬元人民幣之下時，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程度不僅不能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反而會顯著阻礙該產業產值的提高，這顯然是與不同收入水平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機制不同所造成的，當收入較低時，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主要是靠模仿實現的，此時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會限制這種模仿，從而抑制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相反，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人們的精神需求更加高端更加多樣化，單純的模仿已經不能有效滿足居民的需求，另一方面，文化創意產業的新創意已經越來越少，此時模仿的空間大幅縮減，創意創新成為下一步發展的關鍵動力，此時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有利于維護創新者的創新收益從而激發創新積極性，促進文化創意產業可持續發展，因此，當人均GDP達到臨界值之后，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才是有必要和有積極意義的；當門限變量為產業集聚水平時，表3的估計結果表明當產業集聚水平達到臨界值（1.156）之后，知識產權保護程度的提高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促進作用會顯著提高，這與本文的理論假說2也是一致的，其邏輯在上文中已經論述，在此就不再贅述；當門限變量為市場化水平時，從表3的估計結果，我們也可以看出，只有當一個地區的市場化水平達到臨界值0.603時，知識產權保護程度的提高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才是顯著的，其邏輯我們在上文中也已經論述，在此不再贅述。需要注意的是，經濟發展水平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影響不僅存在門檻效應，還存在雙重路徑，即直接的促進路徑和間接的突變路徑，這在之前的文獻中也沒有人發現。由此可見，知識產權保護影響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路徑是非常復雜的，本文從理論和經驗兩個角度探討了經濟發展水平、產業集聚水平和市場化水平等三個因素對于這種影響路徑的作用機制，對于我們深入理解兩者之間的關系以及如何更好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3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從理論和經驗兩個角度系統探討了知識產權保護影響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機制和路徑，研究發現：經濟發展水平、產業集聚水平和市場化水平對于兩者之間的關系都具有單門限效應。首先，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不僅不會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反而會對其發展產生抑制作用，只有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后，知識產權保護程度的加深才會顯著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其次，產業集聚水平雖然并不會改變知識產權保護影響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方向，但是當集聚達到一定程度后，其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積極作用卻顯著提高；最后，市場化程度是知識產權保護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只有當市場化水平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才能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否則其作用并不能得到有效發揮。根據這些發現，我們提出如下能夠促進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相關政策建議：第一，知識產權保護政策的制定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不能一刀切，也不能一味冒進。這里特別需要強調的是，知識產權保護程度的提高與創新能力的提高之間并不存在單純的統一關系，兩者之間發生作用還需要借助于其他重要變量，比如經濟發展水平，因此搞清楚知識產權保護與創新能力提高和經濟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理論邏輯是制定科學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的基本依據，這也是本文的主要貢獻所在。第二，在加快產業集聚的同時提高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這樣才能真正實現文化創意產業的可持續增長。產業集聚和知識產權保護之間存在著緊密的依存關系，一方面，產業集聚可以提高知識產權保護的效用，另一方面，知識產權保護優勢產業集聚良性發展的前提條件，因此，地方政府在推進產業集聚的過程別要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體系的建設，這也是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題中應有之義。第三，繼續深入推進市場化改革，建設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通過有效的市場競爭來發揮知識產權體系的有效功能。在改革開放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企業能否在競爭中獲勝更多的是依靠其與政府的關系，而不是創新，這就導致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形同虛設，也使得社會整體的創新意識淡薄，創新能力低下，從而不利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必須繼續不遺余力地推進市場化建設，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使企業能夠通過正常的方式特別是創新來贏得競爭，這樣知識產權保護才有存在的必要，其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作用才能得以有效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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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在經濟進步和科技發展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加強教育投入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推動社會進步。在信息化時代，教育與經濟兩者之間關系日益密切，兩者互為促進、共同發展。在整體的教育事業發展中，保持教育與經濟兩者的良性互動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影響兩者發展的不利條件，促進教育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民族地區在我國一般處于比較偏僻的農村山區，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進程中，加強對民族地區的投入是必不可少的。推動民族地區整體的發展水平首先要重視對民族地區教育的投入，發揮教育對經濟的促進作用。

一、民族教育與民族經濟的主要內涵

民族教育是對少數民族教育的簡稱，是指對漢族以外的其他55個少數民族實施的教育，是中國整個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廣義的民族教育是指對本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對外來文化引進、消化和吸收的過程；狹義的民族教育則專指對少數民族文化知識的教育。民族經濟是指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某一民族社會經濟的總稱。在民族教育的發展過程中，容易受到多種外界因素影響，其中經濟因素所占比重較大。

二、民族教育與經濟的關系

對任何民族而言，在民族發展的漫長時期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民族經濟的發展對本民族教育文化有著直接的影響。經濟發展為教育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基礎，成為教育發展的重要經濟保障。同時，教育的完善和進步對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落后的教育水平阻礙和限制著經濟的發展進步。在民族教育與經濟發展兩者的關系中，兩者存在著互為影響、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辯證統一關系。

生產力的發展帶動著經濟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先進的生產力不僅要求提高勞動生產率，對勞動者的知識、技能以及勞動者的素質都有相應的要求。勞動者知識水平和綜合素質的提高能夠有效促進經濟的發展。提升勞動者綜合素質首先要求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提高教育水平，重視教育在提升個人能力中的基礎性作用。對民族地區而言，重視民族地區教育，培養民族人才才能夠作用于經濟發展，才能發揮人才對經濟的支撐作用。

經濟建設和發展對民族教育有著必然的要求，先進的科技和技術手段要求具備高素質的人才，經濟的發達程度直接影響著民族地區對教育的投入比重，兩者呈正相關關系。經濟發達地區對教育水平和質量的要求遠遠大于經濟較為落后地區，對教育的投入程度關系到地區整個經濟的發展趨勢。教育的經濟功能體現在教育對整體勞動力水平的促進和提升；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過程中，教育起著重要的媒介作用。在知識的增值過程中，教育作為中介系統作用于經濟發展。

民族地區目前的教育狀況與發達的城市地區有著較為顯著的差別，主要體現在：經濟基礎較差，經濟發展速度落后于發達的城市地區；民族教育發展過程中受多種外界因素影響，民族地區由于其本身發展因素的制約，在教育的經濟投入上不能滿足當地對民族教育的需求；教學基礎設施較為落后，師資隊伍緊缺；整體教育事業比較落后，教育與經濟發展兩者之間難以形成良性互動。

民族地區經濟落后導致教育投入不足，而教育投入不足，又制約經濟及其他各項事業的發展。對于教育事業而言，加大教育投入是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對教育的投入主要目的是培養高素質人才，以人才帶動科技進步，從而保證整個社會的經濟快速發展。西方教育投資理論認為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即國家或者地區對教育的投資越大，人力水平越高，總人力資本越豐富的國家，其經濟增長率越高。對民族地區而言，把握教育和經濟兩者的緊密聯系，要更加重視民族地區發展的區域獨特性，探索適合民族地區的教育投入方式，從而以教育為立足點，為民族地區經濟跨越式發展提供合理的參考范本。根據相關調查研究發現，近年來我國民族地區教育投資總量呈逐年上升的發展趨勢，民族地區的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緊密的互動關系，教育的投資增長力度在地區經濟增長中有直觀的反映，教育投資對于經濟的增長發揮著內在的促進作用。

正確認識民族地區教育與經濟發展兩者的關系，首先應該從根本上把握民族地區教育的重要性。國家對民族地區加大教育投入一方面能夠帶動民族地區重視教育發展，另一方面教育的作用體現在長期的經濟發展中，長時期的教育投入必然帶來經濟回報。其次，對于民族地區而言，本地區的民族教育有別于其他地區的普通文化教育，民族地區的教育與當地的歷史沿革、民族傳統、民族發展息息相關，重視民族教育對發展當地特色經濟有直接的示范作用。

在對比分析民族地區教育與經濟發展兩者的關系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正確認識兩者相輔相成的辯證統一關系。對于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而言，歷史因素、國家資金政策扶持以及科技教育投入比重都直接影響區域經濟的發展。教育在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中發揮著長時期的顯著作用，先進的教育水平直接影響著勞動力的整體素質和基本勞動技能，教育的比重支出關系著區域經濟的發展速度。從社會宏觀層面而言，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更多地依靠于科學技術水平的提升，在國家和地區綜合實力的競爭中，人力資源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民族地區教育與經濟發展兩者統一作用于地區整體發展狀況，保證地區經濟合理平穩發展需要重視兩者之間的依存關系。在對教育的投入上要考慮到地區經濟的整體發展水平，統籌兼顧，立足于民族地區當地的經濟發展條件，穩步提升對教育的投入比重，做到教育與經濟發展兩者的有機結合，探索出適合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教育投入機制，保證民族地區教育與經濟水平同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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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口增長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

當前我國勞動力人數增長是影響勞動生產率的一個重要因素，勞動力人數增長速度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呈反比關系，我國的大部分生產部門對新勞動力投入的吸納度較小，有的部門甚至不需要新勞動力的投入。在此情況下，投入勞動力越多．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越慢，越不利于經濟增長。勞動力的供給格局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我國產業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為主的現代產業結構轉軌，從而很難實現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以至于制約經濟增長的質量。最后．閑置勞動力不僅是勞動力資源的巨大浪費，而且還要別人來撫養．從而成為整個社會的負擔。更為甚之，一部分勞動力因沒有工作收入而淪為盲流．引發違法犯罪活動，擾亂社會秩序，從而破壞了經濟增長所依賴的穩定的社會環境。

2.人口增長對就業的影響

面臨日益嚴重的就業壓力．我國現在存在的失業問題是由于勞動力供給遠遠大于勞動力需求。勞動力的增長同人口的密度密切相關．人口迅速增長在經過15年左右的間隔之后，勞動力也隨之大規模增加，遠遠超過了經濟發展創造的就業機會從而引起了嚴重而持久的失業問題。我國人口到21世紀初已基本超過13億．近期每年新增勞動力達1500―2000萬人，其中城鎮新增勞動力600萬人，產業結構的變動還將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地區轉移。體制轉軌的深入又使傳統體制下包容的國有企業冗員顯現出來。但在勞動力需求方面，隨著經濟技術結構的推進，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吸納能力不斷下降，因而當人口大幅度增長，導致就業壓力增大，這將是當前和未來半個世紀我國經濟生活中長期困擾的問題。

3.人口增長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

國內生產總值是反映一國國民經濟的生產規模及綜合實力派的總量指標，國內生產總值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所生產和提供的最終貨物和服務的總價值。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有了較大幅度的凈增加。全國國內生產總值大幅增加．但是我國人口基數大，導致人均占有水平提高慢，與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不是縮小，而是拉大。隨著我國基本國策計劃生育的實施。我國人口控制現有了卓越的成效，已經步入慣性增長時期．加上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和經濟結構的日趨合理，經濟增長速度將保持適度增長階段，這樣．人口因素對于各項人均占有水平提高的快慢已經沒有前幾次人口增長高峰時期的作用大，但影響還將持續下去。繼續控制好人口增長速度，人均占有GDP就有較大提高；全國達到小康社會的目標就有可能提前實現。

二、人口質量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在現代社會條件下，技術進步與人口數量并無必然的關系。特定人群的創新能力，主要取決于制度對創新的鼓勵程度和人群的文化知識水平。與技術進步緊密相關的是人口素質大過于人口數量。因此，中國的人口問題，不僅在于人口數量的龐大，更在于人口素質的低下。大量的低素質人口的增長，不僅不能促進技術進步，反而會成為社會進步的負擔。由于人口急速增長導致了勞動力的資本投資降低，勞動力素質的降低，對于經濟發展不利的作用是不能忽視的。就現代的經濟發展而言，具有大量高素質的勞動力是必要的。這樣的素質包括文化素質、科學技術素質及身體素質，特別是科學技術素質和文化素質對于高速的經濟成長來說是極其重要的。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中國國民的文化素質和科學技術素質較明顯提高，人口的過快增長，加重了教育事業的負擔，引起了教育和教育設施的不足，對勞動力的文化技術的提高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由于勞動力的資本投資過低。具有現代科學技術的熟練工人和科學技術者在數量上是偏低的。而以上這些勞動力的素質低成為制約中國勞動生產性提高的主要因素，影響了經濟發展的速度。

三、老齡化人口的增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中國的老年人口有以下特點人口規模大，發展速度快，文化素質低。文盲半文盲比例高。由于歷史原因，中國老年人口的文化素質普遍偏低。人口老齡化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增加了社會負擔系數，還影響部分產業的發展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就一般來說，人口老齡化對于經濟發展具有阻礙作用，被撫養人口負擔特別是老齡化負擔的增大對于經濟發展是不利的。將來在中國隨著老齡化的發展，首先老年人口的增長加重國家財政負擔，需要提供社會福利，老齡醫療，福利設施以及退休金等多種社會服務。從中國城市居民的消費水準看，老齡者的家庭用品、消費品、醫療費及交際費支出的比例顯著提高。將來隨著人口老齡化的迅速發展，由于收入水平相對較低的老齡者人均消費額減少，住宅建筑、電視機以及電冰箱等耐用消費品部門的需求量減少，這樣人口老齡化的消費減退效果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經濟發展。最后人口老齡化對于個人儲蓄也產生相當的減退效果，減少了資本積累。中國老齡者的實際收入一貫較低，他們的經濟來源大部分是由子女提供的。這樣隨著今后經濟的高速發展，伴隨著人口老齡化，退休、退職的年齡人口的比例上升，老年階層的儲蓄傾向將漸漸減弱，導致了今后老年階層的儲蓄進一步呈現降低趨勢量，同時還導致了供養這些老人的子女儲蓄也下降。

需要說明的是，就人口本身的年齡結構而言．老齡化問題目前不能通過提高生育率的方法來解決。已有學者指出，老年人的人數完全是過去高生育率的結果，并未因現在推行計劃生育、降低出生率、減少出生人數而有所增加。如果現在放松計劃生育、提高生育率，勢必會增加未來的老年人數。總之，雖然人口出生率不能無限制地降低，但目前和今后相當長時期內，中國決不能放松計劃生育、提高生育率，那樣只會讓我國的老齡化社會長期持續下去，根本不利于經濟的良性發展和經濟增長。

四、經濟發展對人口增長的影響

1.經濟發展對生育率的影響

由于過去我國整個經濟水平很低時，農業占主導地位，孩子可以早早參加勞動．所以生育子女能提高父母的收入，改善經濟狀況，同時也能在父母年老生病時提供保障。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孩子都能給父母帶來正的效應，子女的數量和質量的增加都能使父母獲得滿足。自1991年以來，我國人口增長率顯著下降。客觀地說生育率的下降并非只歸功于我國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社會經濟發展也是引起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隨著國家經濟水平的增長，國民可支配收入也相應增加。具體到單個家庭．經濟的增長反映為家庭收入的增長，家庭收入增加，則生育人口的邊際成本也相應增加：一方面，作為家庭收入來源的勞動收入增加，生育、撫養一個孩子需要占用大量的時間，顯然，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增加了；另一方面，隨著收入的增加，養育一個孩子的各種成本也相應增加。比如。給孩子的吃穿住、教育投資的費用會相應增加。越是富有的家庭的人力資本投資也越高．因此．隨著經濟增長，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條件下。人口的生育率就相應地下降。

2.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對農村人口出生率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影響人口出生率的除了我國堅持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水平的高低――低經濟發展水平導致高人口出生率，而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將使得人口出生率降低。即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與人口出生率的高低是負相關的。

五、結論

由上面分析可以得出人口和經濟增長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滲透和相互制約的關系。經濟是人口存在和增長的基礎．沒有一定的經濟條件。人口就不能存在和增長：人口是經濟行為的主體．沒有一定數量、質量、密度和結構的人口．社會經濟生活也不可能存在和增長。但在兩者的相互作用中，經濟增長對人口增長起著決定性影響。經濟增長通過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社會再生產環節，滲透到人口增長的各個主要方面，決定人口數量增長的方向過程，及人口綜合素質的提高，為人口存在和增長提供物質保證。沒有經濟增長，人口增長就失去了長期維持的基礎．不能長期維持。經濟增長使人受教育的機會增加．受教育的程度提高，使勞動者的就業結構和就業機會發生變化。人作為社會的主體．是社會生產發展不可缺少的前提和要素。社會生產關系以一定數量和質量的人口為基礎，人口是社會生產關系的承擔者，是人類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沒有一定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會經濟活動，就不會有人類社會的存在。人口及其增長對社會經濟增長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它能促進或延緩經濟的增長。人口對經濟的反作用是在人口和經濟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錯綜復雜的聯系中實現的．主要表現在，當人口的數量、質量、密度和增長速度適應社會經濟增長要求時，對社會生產力、對社會經濟的增長起促進作用：相反。當人口的數量、質量、密度和增長速度不適應社會經濟增長的要求時，對社會生產力．對社會經濟的發展便起阻礙、延緩的作用。人口增長與經濟的發展相互之間是起促進作用還是阻礙作用，關鍵在于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是否相互協調，是否相互適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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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溫軍等發展的理論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J]西北人口，

[3]李南蔣正華人口與經濟發展的數量分析[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1987(2)

[4]施娜柯人口紅利與廣東經濟增長[J]統計觀察2005(3)

[5]李南壽論人口與經濟的關系[J]“人口和經濟”專題研討會論文選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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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護環境的意義

保護環境是現在全球關心的重要問題，為了更好地保護環境，很多國家加大力度懲處污染和破壞環境的行為，對于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采取一切措施進行嚴格控制。中國幾千年來都有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人類想要更好地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條件就是環境。環境如果不適合人類生存，經濟發展得再好也都是徒勞。所以，經濟發展也需要環境作為保障，經濟發展需要環境，卻在發展的同時污染了環境。全世界都在探討如何更好地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也是我國的基本國策，降低和改善環境污染，將生態環境逐步惡化的現象慢慢改變，確保經濟和環境協調發展是政府相關部門的重要責任。保護環境使得國家的環境更加優美的同時，可以很好地促進旅游業的蓬勃發展，以此帶動經濟的發展，同時，良好的環境對國外投資者來說極具吸引力，可以很好地引入外資，將我國的高科技產業發展得更好，以此刺激經濟的快速發展。環境優美是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的形象標簽，可以很好地提升國家在全球的影響力。因此，無論對于國內的經濟發展，還是對外的國家形象，保護環境都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二、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能力直接反映了這個國家的綜合實力，也影響到其在國際中的地位，對于這個國家生活著的人們而言，經濟發展決定了他們的生活水平，經濟實力強的國家，人們必然會有高質量的生活，社會也會更加和諧安定。所以，經濟發展對于國家和個人來說都極其重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把大力發展經濟當作其工作的核心內容，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程度，才能為保護環境出更多的力量。經濟的發展可以使得落后的國家慢慢變得強大，同時也可以使該國的人們獲得更多的利益，讓公民可以自由投身于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世界的發展主題就是和平和發展，每個國家都應該以發展經濟為主要目標，盡一切努力使得經濟能夠高效和快速地發展，以保證國家能夠繁榮昌盛。

三、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是相互促進又相互矛盾的辯證統一關系，二者互相關系而存在。資源不寬裕的條件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之間互相矛盾，因為人們如果想要發展經濟就必然會破壞環境，保護環境對于發展經濟是制約條件，二者不能共生，只能擇其一，這種現象在發展中國家表現得特別突出。增加經濟發展的投入，就會減少環境保護的投入，二者的矛盾顯得非常明顯。而用發展的眼光分析和看待這個問題，就會發現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是和諧共生的，二者不存在矛盾，經濟發展了，環境保護就會得到更多的資金支持；環境保護好了，對于經濟發展起到非常大的助力。因此，對于長期發展而言，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是互相促進和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終極目標就是保護公民的根本利益，所以無論是環境保護還是經濟發展都對能夠為人們提供更多的利益。所以，在我國建設現代化國家的進程中，應該正確認識和對待資源、經濟、人口和環境的關系，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環境問題應該積極有效地予以解決，最終保證環境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可以和諧共生，最終保證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

四、保護環境的措施

1.調整經濟結構

調整經濟結構就要從起源處減少對于環境的破壞。一些污染比較嚴重的行業的節能減排工作應該重點監督，具有浪費資源和環境污染性質的項目應該限制進入，根據產業政策和環保規范來淘汰落后的項目和設洌將其對于環境污染的程度降到最低。重點控制和監督造紙廠、水泥廠、鋼鐵廠、禽養殖場、城鎮污水處理廠等排污的情況，重點投入和發展循環經濟，將不同的資源進行循環再利用，使得資源能夠得到最大限度地利用，主張增產減污、清潔生產。

2.加大污染治理力度

對于影響公民健康和破壞科學發展規律的環境問題應該重點對待和解決。將環境準入的門檻進一步提高，對于水平不高的重復建設項目堅決拒絕，對于產能過剩的項目建設降低損耗。加大環境執法力度，優先處理和解決類似于重金屬污染、土壤污染、飲用水污染等影響公民健康的環境污染問題，重點投入大氣、水以及農村防治污染等工作，用大力治理污染的態度讓人們感受到環境改善勢在必行的決心。

3.保護環境

重點發展環境保護相關的科技產業，加大投入環境保護相關技術的科研工作和科技攻關，把一些環保項目優先納入國家科技計劃行列，對于汽車尾氣凈化、污水深度處理、資源循環利用和飲水安全等問題加大投入科技研發力度，將科技成果的轉化速度不斷提高，積極將新材料和生物技術投入使用，使我國的環境保護措施更具科技性。

4.保護自然生態

保護生態環境的首要措施就是控制生態環境趨于惡化的勢頭。首先，對于嚴重影響環境的資源開發活動應該嚴格靜止，關注生態系統的自然修復能力，確保天然植被和生物多樣性不會受到破壞。其次，持續堅持建設生態工程，例如退耕還林、退牧還草、天然林保護、京津風沙源治理、西南地區石漠化治理等，使土地荒漠化、退化和沙化等環境問題得到有效改善。

參考文獻：

[1]彭斯震，孫新章.全球可持續發展報告：背景、進展與有關建議[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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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和本質

馬克思認為，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產生，習俗等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類的誕生，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形成較晚，它們都伴隨著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而發展。作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人類在通過勞動能動的改造世界的過程中，產生了經常具有集體性質的非正式制度。早期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協調集體成員內部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如在原始社會，作為對自然的崇拜和探索，祭祀活動是一種制約、凝聚集體力量的行為。馬克思還發現，雖然生產力的發展是非正式制度發展的前提條件，但非正式制度與生產力的發展并非總是同步的，非正式制度有時候會滯后或超前于生產力的發展。如處于奴隸制社會的古希臘的生產力水平遠落后于現代資本主義，但其文化繁榮至今令人贊嘆。馬克思認為非正式制度的本質是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層面的范疇。他看到了生產力和經濟基礎對非正式制度的決定作用，同時也強調非正式制度的反作用，從根本上闡明了非正式制度變遷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例如，馬克思把意識形態這一非正式制度看作是適應一定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觀念的上層建筑”，超越的根本途徑在于實踐。他還認為道德是反映一定經濟基礎的社會意識形態和行為規范，調節著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之間在改造客觀物質世界實踐中的各種關系。

1.2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和經濟發展

馬克思把社會制度區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表現為生產關系并起決定作用的經濟制度，第二層次是表現為上層建筑并起反作用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前者是正式制度，后者包含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和法律、政治等正式制度。后者先于前者產生，但其立足于前者才能發展。二者互相影響，密不可分，共同作用于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變遷。當二者相融的時候，非正式制度對經濟發展起到整合、凝聚、教育、規范等積極作用；否則，非正式制度將對經濟發展產生一定的消極作用。

1.3非正式制度變遷

馬克思的非正式制度變遷理論主要是為了輔助正式制度變遷理論，來闡釋人類社會變遷的規律和演變走向。他認為非正式制度對制度變遷所起的作用不是根本性的，非正式制度變遷的承擔者是具有社會屬性的個體組成的階級。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影響到處于不同利益群體的階級當中，這種矛盾主要通過階級斗爭來解決，一般是革命式演變。人的全面發展是非正式制度變遷的最終目標。變遷的根本原因是以科技進步為核心要素的生產力的發展，直接原因是階級矛盾。馬克思制度變遷理論的主要目的，是尋求人類社會整體制度變化發展的規律，說明經濟發展對制度變遷的作用以及制度變遷對經濟發展的反作用。

2西方經濟學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以“經濟人”為出發點，以主觀效用價值論等為理論基礎，西方經濟學主要采用以邊際替代方法指導的假設-演繹-實證的靜態分析方法，闡述非正式制度的基本原理。西方經濟學非正式制度理論的研究涉及多個學派，限于篇幅，每個學派僅選擇若干個代表人物的思想來介紹。在諾斯以前，已有多位經濟學家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一個或多個方面，但是它們一般被隱含在對制度的研究當中。

2.1古典經濟學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受亞里士多德和休謨等人倫理、美德、仁愛和同情等思想的影響，斯密多次提到非正式制度在國民財富創造中的重要作用，他將慎重、勤勉、節約、同情、良心和自愛等看作市場經濟秩序不可缺乏的倫理道德基礎，認為社會分工是非正式制度演化的結果。馬爾薩斯認為人類應該由擁有相同點的習俗和政府來管理。穆勒闡述了習俗、慣例對市場競爭、產品分配和地租的重要影響。韋伯采用歷史演繹的方法論，闡述習俗、歷史、語言等非正式制度與體制等正式制度密不可分的關系，但其理論體系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宗教，認為的虔誠是人們在感性層面的理性選擇，可以促進資本主義向前發展。

2.2新古典經濟學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該學派認為經濟人是一種脫離現實觀念的人，在偏好、制度等既定的前提下，把價格機制作為核心，采用邊際替代法、成本收益比較法和均衡分析等方法論研究非正式制度。其中，馬歇爾較早意識到社會文化、理想和宗教等非正式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認為具有相同文化背景、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的經濟主體，彼此間信任程度較高，有利于實現高度合作，地區經濟發展是區域社會力量和經濟力量合作的結果。

2.3制度經濟學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2.3.1舊制度主義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基于對新古典經濟學采用的靜態均衡分析方法的批判，該學派主要采用進化論、實用主義哲學和歷史主義等方法論，強調“歷史演進”，重視資本主義體制內部不同經濟集團的利益沖突，看到了技術變化引起的社會、心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演變。作為社會心理學派的創始人，凡勃倫認為歷史是進化或演進的，受到非經濟因素制約的經濟制度只是它所依存的文化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他把制度理解為“流行的生活方式”、“廣泛存在的社會習慣”等。他認為法律和經濟制度等正式制度受到非正式制度的約束，思想和習慣等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的核心，非正式制度演化成各種制度。非正式制度同正式制度一樣，經歷多個階段動態的且不可預期結果的演進。非正式制度不是個體選擇，而是歷史演化的結果。源于對人類習慣和本性的考察，他認為經濟變遷中以技術和利益集團對抗為主要原因的推動導致不總是向進步方向發展的制度變遷，改變了人類的思維習慣，思維習慣同時也反作用于經濟變遷。作為社會法律學派的創始人，康芒斯認為制度起源于強迫的社會關系和自我意識。他首次區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用法律這一正式制度的觀點來闡釋社會的各種經濟關系。他認為社會組織由多種交易組成，包括沖突、依存和秩序三個方面的交易關系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各種利益沖突只能通過法律制度得到解決。雖然注重法律等正式制度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但是他對習俗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有不少關注。他認為制度可以理解為集體行動控制個體行動，指出傳統、習俗和惰性等可能制約集體行動，并把美德和倫理等非正式制度看作制度的關鍵。他重點探討了習俗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闡釋了集體行動控制力的執行者問題，當執行者改變時，制度變遷隨即發生。

2.3.2新制度主義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采用制度和技術二分的方法論，艾爾斯的工具價值理論強調人的主動性和創造力。他認為科學事實指引的人的行為是理性的，而由過去的態度和信仰指引的人的行為是非理性的，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制度的消極影響。他認為制度的核心是倫理道德、思想習慣和文化傳統等非正式制度。人性是人們遵循的非正式制度的產物，社會的發展離不開非正式制度。各種非正式制度經過演變，會形成固定的文化。這種固定的文化而非成本和收益分析理應成為經濟學研究的核心。他提出技術進步和源于文化、習俗的制度是社會中存在的兩套不同的價值體系，前者的影響更加深遠。技術發展推動制度變遷，但其中的關鍵應該是形成一種把技術發展看作經濟發展核心的新的思維方式。

2.3.3新制度經濟學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該學派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經濟人、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和機會主義等假設，并以利潤最大化、主觀效用和博弈論等為理論基礎。該學派的非正式制度變遷理論主要是輔助正式制度變遷理論，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下構建一個立足經驗史實的理論體系，把技術、市場規模、人口和產品等外生變量看作誘因，認為制度變遷是個體追求功利的結果，以此來解釋經濟績效。科斯奠定了新制度經濟學的基礎，但諾斯對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最多，他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生產力技術分工經濟活動方式交易（費用）產權（制度）結構（生產關系）的思路。非正式制度（或稱非正式約束）的概念由諾斯在1981年首次提出，指人們在長期交往過程中無意識形成的行為規則，包含風俗習慣、意識形態、道德觀念等。他認為非正式制度與正式制度以及實施機制共同構成制度，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產生和變遷的關鍵，人們的行為主要受非正式制度制約，非正式制度要和正式制度相容，才能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非正式制度變遷的主體是追求財富或效用最大化的個體，變遷的根本動力在于個人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正式制度可以直接移植或快速變遷，而非正式制度由于具有長期性、漸進性、遺傳性等特征，很難直接移植，其變遷一般是漸進式的，需要較長時間。因為作為過去和未來的連接，非正式制度變遷具有路徑依賴的特征。諾斯認為，非正式制度是路徑依賴的主要來源。非正式制度本身以及在其影響下與現有制度依存的既得利益集團總是努力去維持現狀，這是路徑依賴的兩個主要原因。諾斯和凡勃倫都認為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像遺產一樣被繼承或發展，這也可以從另外一個側面解釋非正式制度較難形成，但是一旦形成便較難變遷的原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諾斯非正式制度理論的特色之一在于以經驗學習、信念、偏好等非正式制度為橋梁，探討了認知科學和經濟學之間的關系，力圖分析人在面對不確定時進行選擇并經常相信自己的行為的原因。

2.3.4比較制度分析學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由于新古典分析框架的限制，諾斯意識到非正式制度的演進性質是制度變遷漸進性的主要原因，但是無法進一步深入研究。格雷夫引入博弈論思想，采用歷史比較制度分析的方法論，對諾斯的研究進行了拓展，探討了文化傳統、路徑依賴和制度績效的交互關系，深入論證了非正式制度與制度變遷的關系。他指出文化傳統、家族關系等非正式制度在社會發展演化進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基于博弈論視角，青木昌彥模糊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區分界限，側重從非正式制度角度認為“制度是關于博弈如何進行的共有信念的一個自我維系系統。”他把制度闡釋為參與人自發實施的在策略互動中選擇的內生變量，認為參與人集體修正自身的信念，他們的決策反過來也會反作用于制度。他還從理論、實證及政策等層面，闡述了文化、信仰等非正式制度與法律等正式制度之間的關系，論證了制度在個人選擇與經濟運行中的作用。

3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非正式制度理論的比較及啟示

兩大理論體系不是對立的，也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處。比如說，二者都立足于現實，發現了非正式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研究目標都是為了找到更有效率的制度。當然，二者之間也有不少差異，下面將選取幾個方面進行比較分析。

3.1比較

3.1.1方法論的比較

馬克思在剖析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下，采用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指導下的歷史-邏輯-實證的動態經濟分析方法，主要是定性分析，認為非正式制度的產生與變遷及其經濟功能的發揮，是一個動態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交互發生作用的過程，其中發揮核心作用的是技術進步，其理論體系具有相當的邏輯和深度。西方經濟學是在假定現行資本主義制度合理的前提下，采用邊際替代方法指導的假設-演繹-實證的靜態分析方法，主要是定量分析，對某些表象的、阻礙經濟運行的非正式制度進行修正，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下預先假設若干既定條件，通過邏輯演繹，不斷修正得出的結論，以使其符合現實情況。這種分析方法難以從根本上揭示非正式制度變遷及其經濟功能發揮的動態、辯證關系，使其理論體系具有根本性的不足。

3.1.2非正式制度的本質和起源

馬克思和西方經濟學都是以人為出發點，基于經濟利益對非正式制度問題展開研究，但二者存在本質的區別。馬克思把人看作社會關系的總和，強調對個人物質利益的科學規定與現實分析，認為個人利益的實現并非個人理性選擇的結果，而是受其所處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制約。因此，馬克思認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類的生產實踐活動，其本質是適應一定生產力層次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層面的范疇。西方經濟學脫離社會現實，把人界定為抽象的、單個的經濟人，僅僅偏重個人對利益最大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及積極追求，認為個人利益的實現是歷史演化或個人理性選擇的結果。因此，西方經濟學認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類的理性選擇或歷史的演化，其本質是追求自由和個人主義的規則或契約等。

3.1.3非正式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

基于勞動價值論，馬克思認為只有勞動才創造價值，價值和剩余權均應歸屬于勞動者擁有；基于邊際效用價值論，西方經濟學認為資本、勞動力、土地和企業家等要素共同創造和分享價值，剩余權應歸要素所有者或管理者擁有。兩個理論體系反映了不同階級的利益訴求和差別。馬克思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是非正式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并把人的全面發展看作非正式制度變遷的終極目標，以此得出社會發展變遷的規律和走向。西方經濟學把效率和交易費用作為核心概念，認為非正式制度變遷是個體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結果，顯得比較膚淺。

3.2啟示

3.2.1注重非正式制度與正式制度的相容

非正式制度與正式制度密不可分，互相補充。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產生，是正式制度的基礎，但它一般不能替代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非正式制度存在發展的重要保障，影響和制約著非正式制度的變遷路徑和方向。經過變遷，有些非正式制度會轉化為“誘致性變遷型”的正式制度，有些非正式制度會消失或繼續演化。除了“誘致性變遷型”的正式制度，還有一類是人們有意識地直接設計的“強制性變遷型”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相互制約，共同作用于社會中的個體行為和經濟發展。當二者相容時，會約束、激勵個體行為從而節約交易成本，將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否則，將發揮消極作用，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在現實中，正式制度變革一般通過行政或法律等手段較快地強制實現，而非正式制度變革很難同步進行。當舊的非正式制度與新的正式制度并存時可能較難融合甚至互斥，有時候舊的非正式制度甚至會扭曲或抵消新的正式制度帶來的收益。所以，政策制定者和決策者應注重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之間的關聯性，在強制性的正式制度變革前構建緩沖機制，盡力避免二者不相容時帶來的消極影響。

3.2.2積極推動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非正式制度的變遷

現實中，人并不總是單單追求利益，還追求在集體或國家中的認同與歸屬。在其中，非正式制度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直接對經濟發展起作用，但是更多時候它是通過人在對經濟發展起作用。由于無形性、不確定性等特征，非正式制度很難直接移植，其變遷一般是非強制性的漸進式演變，需要一定的時間過程。非正式制度與經濟發展并非總是同步的，有時候會滯后或者超前于經濟的發展。基于人的作用及非正式制度變遷的時滯和漸進式特點，一般來說，政府應該積極主動的進行引導，通過立法、教育和增加投資等途徑，促使一定的制度環境和經濟秩序的形成，提高社會成員的綜合素質，推動非正式制度變遷，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要求，提高經濟績效。反過來，生產力的發展也會進一步推動非正式制度的變遷。

3.2.3客觀評價非正式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非正式制度廣泛存在，對經濟發展的各個領域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它是影響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而且，其經濟功能的發揮一般要與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并與已有的正式制度相容。因包含宗教、習俗、習慣等多個組成部分，它還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不是恒定的而是動態變化的，而且所起的作用也不總是積極的。如中國擁有豐富的非正式制度資源，歷來重視倫理道德、習俗、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強調并引導個人對集體和國家利益的服從。直至今天，中國特色的非正式制度都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起到凝聚力量、激勵個體等積極作用。但是由于資源的稀缺性和資源占有權力的差異等原因，政治或企業中的“裙帶”關系、不當的農村宗親觀念對經濟發展起著一定的消極作用。客觀評價非正式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有利于挖掘非正式制度的內涵、潛力，注意引導并發揮其積極作用，避免或減少其消極作用。

3.2.4借鑒兩大理論體系的科學之處，創新發展馬克思經濟學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由于理論基礎、方法論等差異，馬克思比西方經濟學的非正式制度理論更具科學性和系統性。但是兩大理論體系各有千秋。以非正式制度變遷理論為例，馬克思側重宏觀動態層面，忽視了微觀靜態層面，導致其分析框架的現實操作性受到質疑。諾思的研究主要涉及短期經濟規律，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彌補馬克思理論的不足。科學地評判、合理地借鑒西方經濟學的非正式制度理論，有助于創新發展馬克思經濟學的非正式制度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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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現代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開始關注產業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特別是在當前旅游經濟飛速發展的時期，更是成為很多學者研究的重點。當前，針對產業和經濟之間發展的關系研究中，大部分是從宏觀的角度對問題進行研究，如章迪平（2013）則以浙江省文化產業為例，就其對浙江省區域經濟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李小倩（2017）則以通過研究2000—2015年的面板數據，進而探討產業的變動對區域經濟的影響；也有部分學者從產業與經濟之間的共生關系的角度，對問題進行了研究。針對翻譯產業和經濟之間的關系問題探討中，丁兆國（2011）則論述了翻譯產業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并就當前翻譯產業化問題進行探討。綜合上述的研究看出，當前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從宏觀的角度進行研究，并且鮮有就翻譯產業對旅游經濟的影響進行深入的探討。本文則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對翻譯產業和旅游經濟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

一、翻譯產業的概念及范疇

第一，翻譯產業的概念。要理清楚翻譯產業與經濟之間的關系，首先就要界定清楚翻譯產業的概念。對翻譯來講，翻譯作為當前文化產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始終存在于對外交流與貿易之中。針對翻譯產業的概念界定，目前還沒有統一的說法。但是，翻譯產業在歷史貿易和經濟交往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并成為語言轉換和信息溝通的重要方式。因此，在本文中將翻譯產業定義為專門為人們提供語言轉換和文字轉換的技能活動，并且在轉換的過程中擁有上游、下游等各種相關支撐的一個產業群體。而針對翻譯產業的分類中，配第•克拉克則將其劃分在了三產業中的文化產業部分。

第二，翻譯產業的范疇。根據上述對翻譯產業的定義看出，翻譯產業主要是在商務活動中為企業、個人等提供語言轉換服務的翻譯公司、設備企業、培訓機構或者是中介機構等。而根據翻譯產業的定義，又可以將翻譯產業的范疇界定為三個層面：以人為主的層面、人機結合的邊緣層面、其他層面。其中，以人為主的層面主要是指對語言的口語翻譯、手語翻譯和文筆翻譯等。這三種翻譯方式對人的要求很高，特別是在技能方面；人機結合的邊緣層面主要包括翻譯與計算機等的結合，如百度翻譯、有道翻譯等。該層面通過人機結合的方式，完成不同語言之間的轉換；其他層面為與翻譯有關系的，如圖書翻譯、影視翻譯等等。

二、翻譯產業與旅游經濟發展的關系

第一，創造就業崗位與財富。眾所周知，隨著我國對外交流和貿易往來的加深，翻譯開始在社會經濟中顯現出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隨著我國旅游經濟的不斷發展，翻譯也并非只是在旅游中發揮簡單的語言信息轉換的角色，而是通過人類智力資源的開發，進而為社會創造就業崗位和財富的活動。因此，隨著我國對外貿易和交往的加深，翻譯產業必將在旅游經濟中發揮重要的角色，進而提升我國旅游經濟的整體競爭力。

第二，發揮文化傳播功能，提升旅游城市形象，拉動經濟發展。伴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翻譯產業作為文化產業的一部分，還可以提升城市旅游的形象，以擴大城市自身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越來越多的國際友人開始進入到中國旅游，不但發揚傳播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提高國際影響力，進而創造了大量的外匯收入，帶動經濟的快速增長。而在國際旅游熱的同時，部分城市在翻譯服務方面卻跟不上，如部分景點翻譯存在語法錯誤等問題都嚴重影響了城市旅游建設的形象，而不利于旅游經濟的長遠發展。綜上表明，翻譯產業作為文化產業的組成部分，在促進旅游產業發展的同時，也能提升城市的形象。但是從目前整個翻譯產業發展來看，其還沒有形成一個獨立并且成熟的文化產業，其中還有很多問題需要去解決。

三、翻譯產業化：問題和對策

（一）翻譯產業化面臨的問題

隨著我國旅游經濟的發展，在旅游市場需求的刺激下，我國翻譯產業也逐步發展壯大。但是在翻譯產業不斷發展的同時，其面臨的問題也不容樂觀。而總結當前翻譯產業的問題，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

第一，高層次旅游翻譯人才嚴重缺乏。首先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截至目前，我國國內從事翻譯的從業者大概在7萬人左右，從事業余翻譯的則超過50萬人，但是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經過專門的翻譯訓練。而將其中的人數放到旅游經濟中，其從業者更是寥寥無幾，最終造成旅游形象嚴重受損。如在某旅游景點中，經常會出現“漢語式”的翻譯。如對“華山以峰稱奇”的翻譯中，部分翻譯人員采用漢語式的翻譯方式，將其翻譯為：“MountainHuaissurprisedforitspeaks”。這一翻譯問題在于將漢語的字面意義直接進行英語詞語替換翻譯，進而誤傳源語言的本義，結果造成詞不達意，不僅會產生誤解，還嚴重影響城市和景區的形象。造成該問題的一個直接原因，即是在旅游翻譯方面缺乏專業性的人才。

第二，國內翻譯公司規模大部分較小，缺乏國際競爭力。根據一份統計數據顯示，目前我國的翻譯市場中，超過70%的旅游翻譯是由國外的大公司提供。而在全國工商網查詢中，注冊的3000多家翻譯公司和機構匯總，營業額能夠超過1000萬元的公司則屈指可數。而在旅游翻譯中，部分翻譯公司一味的降低價格，沒有提升自身的服務和水平，進而造成旅游翻譯競爭惡性循環。

第三，政府決策者尚未充分認識到翻譯對旅游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長期以來，人們都認為翻譯是一個高成本和低附加值的活動，并且部分地方認為翻譯是附屬于經濟活動的，進而使得部分地方政府對翻譯產業不重視。但是隨著現代旅游經濟活動的日益頻繁，部分政府決策者也開始認識到翻譯產業對提升旅游發展的重要性，但是力度還不夠，缺乏對旅游翻譯產業標準的有效制定，進而造成旅游翻譯產業發展混亂。

（二）翻譯產業化的對策

要解決上述的問題，進一步促進我國翻譯產業的發展，還需要結合旅游經濟發展的實際，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結合旅游經濟發展需要，出臺旅游翻譯的相關標準和規定。為進一步規范我國翻譯行業，國家人事部在2003年開始在全國推行翻譯資格考試制度。而該資格考試制度的構建，也為當前我國專業性翻譯人才的標準提供了一個基礎的準入制度。但是截至目前，還沒有針對旅游翻譯的考核和準入標準，而只是籠統地提出了《翻譯服務譯文質量要求》標準。對此，標準的不完善不利于旅游翻譯的健康發展，制定更加符合旅游翻譯實際的標準，是目前解決旅游翻譯困境的一個重要路徑。

第二，進一步加大我國旅游翻譯人才的培養力度。長期以來，我國翻譯人才大部分都是外語專業的畢業生，這部分畢業生專業知識豐富，并且具有較強的文化交際能力。但是在旅游專業知識方向上，還存在一定的差距。造成該問題的主要原因，與當前外語專業人才培養目標、培養課程等有密切的關系。如專業設置過大，不夠細化，造成部分外語專業的畢業生在專業技能方面還欠缺。同時，在教學中忽視對旅游專業翻譯的培養，進而造成畢業生在旅游翻譯方面的知識不夠專業，影響旅游翻譯的水平和翻譯質量。因此，從高校的角度來講，一方面，要加強對外語專業課程的設置，尤其重視旅游英語方向的課程設置；另一方面，加強對旅游翻譯性人才的針對性培養，并從教學體系、實踐體系等各個方面進行細化。只有加強對旅游翻譯專業型人才培養的力度，才能更好地促進翻譯產業水平的整體提升，最終促進地區旅游經濟的發展。

第三，加強對現代信息資源的利用，同時加強旅游翻譯人員和翻譯服務公司的交流合作。如在部分景區整體缺乏專業旅游翻譯的情況下，為避免出現“漢語式翻譯”“詞不達意”等翻譯問題，可以利用信息技術實現旅游翻譯的分工協作，通過專業的旅游翻譯軟件來解決那些多樣的、復雜的文本，提升翻譯的專業化水平，提高旅游翻譯文本的質量；同時，翻譯人員不斷從中獲得翻譯經驗，提升翻譯的水平。要提高我國旅游翻譯產業的發展水平，只有借助高度信息化的方式，發揮專業翻譯人才的豐富的語言知識與語言運用轉化能力，關注翻譯產業的文化，才能完滿完成各類高難度的翻譯任務，進而提高旅游經濟的服務水平。

第四，加大對中小型翻譯公司的扶持力度。要快速促進旅游翻譯產業的發展，還需要扶持和壯大翻譯公司。對此，在制定準入標準的同時，還需要加強對這些中小企業的考核。通過嚴格的市場考核，進而敦促朝著更高、更專業化的方向去提升旅游翻譯的質量和水平。同時，制定產業扶持政策，在資金、人才對接等方面，充分發揮好政府的監督和保障作用。同時政府應加強中小型翻譯公司與高校之間的聯系，通過定向人才輸送培養等方式，不斷提升我國旅游翻譯人才的質量。

四、結語

總之，對當前翻譯產業來講，在旅游經濟不斷發展的情況下，要更好地服務好我國的旅游經濟，就必須要解決當前翻譯產業中存在的缺乏準入標準，同時制定產業化的發展政策，扶持更多的中小型翻譯企業，并通過嚴格的考核，促使這些翻譯企業提升在旅游翻譯方面的質量。

參考文獻：

[1]章迪平.文化產業對區域經濟發展影響的實證研究———以浙江省為例[J].浙江科技學院學報，2013，(4)：241-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