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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32.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2-0061-02
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總是伴隨著危機的周期性爆發，它暴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固有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史局限性的根本表現。正如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尖銳地指出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限制是資本本身”。美國當前金融危機與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是近一個世紀以來美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兩次大規模的危機。兩次危機所產生的歷史背景、危機發生的狀況以及危機產生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二者必存相通之處，它們都是美國經濟自由化發展的必然產物。雖然當前的美國金融危機尚未演變成資本主義全面的經濟危機，但危機的規模、危機波及的范圍、各國采取的應對措施及所產生的深刻影響，都可以與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相提并論。
一、兩次危機產生的歷史背景
(一)兩次危機產生于不同的歷史時期
1929--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是迄今為止資本主義世界發生過的最全面、最深刻、最持久的一次周期性經濟危機。在危機爆發之前，美國經濟是一片繁榮景象，1923--1930年間紐約股票交易所成交額翻了4倍，1925--1929年間股價翻了近3倍。其主要原因在于：國內方面，技術革新和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推動了經濟的迅猛發展；國際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刺激和戰后相對穩定的政治經濟局面為經濟增長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然而在經濟繁榮的背后，潛伏著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
美國當前金融危機源于2007年的次貸危機。2000年“網絡泡沫”破滅和“9?11”事件之后，美國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增長。美聯儲從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連續13次降息，在低利率的條件下美國房地產業快速發展，次級抵押貸款市場迅速擴大，不具備償還能力的貸款人也獲得了購房貸款，為危機埋下了隱患。自2004年6月起，美聯儲又開始連續17次加息，利率的大幅度提高加重了購房者的還貸負擔，美國房地產市場開始大幅降溫，大量償還不起貸款的人出現，房貸公司遭受沉重打擊。隨后引發一系列金融事件，導致了美國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
(二)兩次危機背景的相似之處
雖然兩次危機發生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之下。但二者卻有相似之處：一是在兩次危機爆發前，美國經濟都處于繁榮的狀態中，經濟表面呈現出投資增加、生產擴大、股價上漲的局面。二是在經濟繁榮的背后，都存在著經濟比例失衡、貧富差距拉大、股市充斥大量泡沫等問題，這些矛盾的積聚，最終導致危機的發生。三是危機爆發前，美國政府都采取了擴張性經濟政策，主張經濟自由化發展，助長了危機的發生。
二、危機發生的狀況比較
1 兩次危機發生的基本狀況及特點。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危機的爆發，始于1929年10月24日紐約證券交易所股價的暴跌，這一天被稱為“黑色星期四”。它引起了資本主義世界各行業的蕭條。造成社會中下層的恐慌。由于其表現出來勢兇猛、持續時間長、波及范圍廣、破壞性強的特點，因此被稱為“大蕭條”和“大恐慌”。在整個危機中，美國的工業產值下降了46.2％，貿易總額下降了70％，出現了極高的失業率，大量的生產設備遭到破壞；與工業危機交織在一起爆發了嚴重的農業危機，農產品市場經歷了價格的暴跌，大量的農畜產品被廢棄，眾多的貧農、中農走向破產，美國農業生產者的人均收入從1929年的223美元降到了1933年的90美元，降低了60％；失業人數達1300多萬，至少14萬家企業倒閉。實體經濟出現危機的同時引發了嚴重的信用危機，美國投資者在證券交易所內一周損失100億美元。美國的這次經濟危機波及的范圍和持續的時間都創下了空前紀錄，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下降了44％，失業人數達到5 000萬左右。
美國當前金融危機以次貸危機為前導。2007年上半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美國股市劇烈下挫，金融機構大規模破產倒閉。2008年9月15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請破產保護，以此為標志的美國金融危機全面爆發。此次危機呈現出明顯特點：一是美國國內的投資銀行、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的關系極為密切，金融業務相互交織、債務關系相互關聯、鏈條不斷擴大延展、風險交叉傳遞，一旦債務鏈斷裂，就會不斷出現連鎖反應，并逐級放大，形成大規模的金融危機；二是由于金融國際化趨勢的加強，各國的金融業不斷開放，美國把大量的房地產抵押債券出售給了其他國家，因此，此次金融危機又對全球資本市場造成強烈沖擊。
以上內容可以看出，兩次危機發生的狀況各有不同：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危機主要發生于實體經濟領域，表現為商品的供給規模嚴重超過了市場的有效需求，實體經濟危機導致信用危機，并引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蕭條；而當前美國金融危機主要發生于虛擬經濟領域，它以美國次貸危機為誘因，引起金融市場的動蕩。進而影響到實體經濟。
2 兩次危機狀況的共同特征。雖然美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這兩次危機發生的狀況有相異之處，但是二者也具有共同特征：一是危機的傳導速度極快，危機一經爆發迅速傳導至相關經濟領域，引起了資本主義世界各行業的衰退；二是危機的波及范圍極廣，危機從美國開始，迅速蔓延至歐洲、亞洲等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造成全球市場的劇烈震蕩；三是危機的破壞性較大，危機發生后，金融資產大幅縮水，社會生產迅速萎縮，產值下降，失業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減少，消費力下降，造成經濟下滑；四是危機的延續時間較長，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持續了四年之久，而此次美國金融危機引起的經濟衰退在短時間內是不可能迅速消除的；五是美國政府都采取了相應的宏觀調控政策對經濟進行救助，以刺激經濟，擺脫衰退。
三、危機成因的比較分析
(一)兩次危機產生的原因――以經濟理論為分析基礎
1 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能夠更深刻地揭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成因。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實質是生產相對過剩，由于資本主義競爭規律和剩余價值規律的存在，資本主義本身具有一種盲目提高生產能力和無限擴大生產規模的趨勢，生產的社會化為擴大生產的趨勢提供了物質基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所表現出來的生產過剩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的
增長已經超過了勞動者的實際需要，不是社會產品的絕對過剩，而是一種相對過剩，是相對于勞動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出現的相對過剩。馬克思從社會制度層面去尋找經濟危機的根源，認為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
2 美國當前金融危機的成因分析。虛擬資本的無限擴張是導致美國金融危機深層次的原因，運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對美國金融危機進行深入分析，能夠進一步揭示危機的根源。美國經濟的一大特點就是虛擬經濟，它通過虛擬資本的循環來創造利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最早對虛擬資本與實體資本的關系進行過系統論述。馬克思認為虛擬資本本身沒有價值，它們只是資本的所有權證書，是資本的紙制副本并不創造價值。虛擬資本實際上是以有價證券形式存在的，能夠給持有者帶來定期收入的想象的或虛幻的資本。在正常情況下，有價證券作為資本的虛擬性不易被人們察覺，但是，一旦有價證券的價格暴跌，甚至成為一張廢紙時，其資本的虛擬性就會明顯的暴露出來。因此，虛擬資本的存在必須依附于實體經濟的運動，脫離了實體經濟的支撐。又沒有相應的管制措施，虛擬經濟就會逐漸演變成投機經濟，最終將催生泡沫經濟。
〔11〕〔15〕〔24〕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場的墜落〔M〕.李俊青，楊玲玲，等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11.227，213-216，230.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 卷〔M〕.人民出版社，1973.181.
〔13〕〔17〕〔18〕〔21〕〔22〕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重新發現凱恩斯〔M〕.秦一瓊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11.27，45，45，4，146.
〔14〕斯蒂格利茨.經濟學理論也正在“自由落體”〔DB/OL〕.http：///20100408/n271378976.shtml.
〔16〕全球經濟危機的“女王難題”〔DB/OL〕.http：///20090917/n266795778.shtml.
〔19〕保羅?克魯格曼.經濟學家們怎么如此離譜〔DB/OL〕.http：///publicforum/content/ develop/1/397594.shtml.
〔23〕胡祖六.凱恩斯從來沒有消失過〔N〕.南方周末，2008-10-16.
金融危機是虛擬經濟領域的經濟危機，并能引發實體經濟領域的危機。經濟危機往往以金融危機為前奏，而此次金融危機又是次貸危機惡化引起的，金融危機進一步惡化將導致經濟危機。
次貸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三者之間的關系如圖1所示:
美國次貸危機產生原因主要是風險披露不充分、財務報表的透明性不夠、金融創新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監管。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由美國次貸危機傳導機制引起的，在短期利益的激勵機制、放任自由的監管理念下過度金融創新是此次金融危機的根源。
2不能由于金融危機而廢除公允價值
2.1何為公允價值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在《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披露和列報》的定義是:“公允價值，指在一項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自愿的雙方交換一項資產或清償一項債務所使用的金額。”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在《財務會計準則公告第133號——衍生工具和套期活動會計》的定義是:“公允價值，指當前交易中，自愿的雙方買入(承擔)所使用的金額，換言之，該項資產(負債)是在非強迫或清算拍賣的情況下買入(承擔)或賣出(清償)的。”我國對公允價值的定義與IASB基本一致。
2.2公允價值應用的意義
公允價值具有國際通用性，能夠向會計信息使用者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滿足了會計目標的要求;它有效地提高了財務信息的可比性，提高會計信息對投資者和債權人的決策相關性，有助于預測企業未來業績;公允價值彌補了歷史成本計量不能及時反映企業真實的財務情況的不足;更能真實地反映企業的收益，更符合會計的配比性;公允價值是金融工具最相關的計量屬性，適應新興經濟活動發展的需要。
2.3公允價值對金融危機產生的不利影響
公允價值的運用體現了決策有用性，在價格波動時能更好地滿足報表使用者的信息需求，使相關性高的會計信息更能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但同時不能忽視公允價值對金融資產價格的負面影響，公允價值在特殊時期更容易加劇市場的起落。
由于采用公允價值計量，資產應按照市價不斷進行調整，金融危機導致金融資產市價不斷下跌，企業對金融資產不斷進行減計，影響金融機構在資本市場中的信用等級下降、借貸成本抬升、擔保金不充足等，投資者失去信心則加大資產拋售力度，從而市場陷入了“交易價格下跌——提取撥備、核減權益——恐慌性拋售——價格進一步下跌——必須繼續加大撥備計提和繼續核減權益”的惡性循環之中。如不采取任何措施，則最終將以各金融機構破產為止。在這種惡性循環之中，公允價值的運用條件是否發生了變化，公允價值能否“公允”地取得——以市值計價，公允價值計量屬性還適用嗎?基于這種不良影響導致金融界對公允價值開始產生了質疑，認為如果資產不按市值定價的話，金融危機就會消失;加之各國為了救市對公允價值做出了重新取舍，金融界則要求廢除公允價值。
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各國紛紛采取行動來救市，對會計公允價值計量屬性也采取了相應措施，進行了重新的取舍，來幫助金融機構度過金融危機。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于2008年10月10日正式了《在不活躍市場下確定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修訂稿;美國政府授權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暫停按市值計價;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于10月13日則修改國際會計準則相關條款，允許對非衍生金融資產進行重新分類;10月15日，歐盟修改現行會計準則中有關按市值計算資產價值的規定，金融機構將停止按市價計算的會計準則，改用成本估值計算。10月17日，日本表示在公允價值系統性風險時，將對其進行改革，放寬公允價值會計準則。可見，公允價值計量只是被暫停但并沒有被廢除。
2.4公允價值計量仍是會計未來發展方向
公允價值的推出是具有理論基礎和環境基礎的，公允價值會計提供了一個時間性的價值，若沒有此價值則會導致投資者和法規制定者對于信心和流動性的決策失誤。金融危機下，公允價值計量真實的反映了市場信息，讓投資者及時地看到了最真實的情況，并不存在放大效應。改變公允價值計量只能是短期內減輕危機的一種手段，而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危機，更不利于防范未來。如果將公允價值改為歷史成本計量，那么將是會計發展的倒退，存在的損失只能是暫時性地被掩蓋了，金融危機也不能避免，只是爆發的時間延后而已。
因此，公允價值會計準則仍然是未來的趨勢，金融危機過后市場恢復正常良好運轉，人們對公允價值計量的呼吁必將重新提上日程。
3金融危機下如何正確理解和運用公允價值
3.1公允價值及時反映了資產價值的變化
公允價值計量下，金融資產在資產負債表上的賬面價值要定期根據市場價值做調整，會隨市場價值的波動而波動，同時也給財務報表帶來了波動性。公允價值在不同的市場情況下起著不同的作用，在市場良好的情況下，金融資產的賬面價值會調高，利潤就會高一些;而在市場蕭條的情況下，金融資產就會計提減值準備，利潤就會減少或形成虧損，這將市場變化引起的資產價值的變化及時的反應了出來。而在傳統的歷史成本下，損益對利潤表的反應會慢很多，但無論是采用公允價值計量還是歷史成本計量，資產負債都是客觀的反映在財務報表中。
3.2公允價值的認定
公允價值本身并沒有任何問題，實質上是公允價值的產生過程遭到人們的質疑，即在不活躍的市場上應該如何認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公允價值的產生有三個層次的認定:第一層次，一個活躍市場中的成交價就是公允價值;第二層次，如果在一個活躍市場中沒有相同產品的成交價，與其相類似產品的近期可觀測到的成交價也是公允價值;第三層次是如果上述兩個層次的價格都不能獲得，則需要通過估值模型來計算有關產品的價值。它規定公允價值計量標準首先看是否適用第一層的標準，不適用的情況下再逐級向第二層、第三層判斷。由于估計技術還不夠完善，估值模型并不能完全客觀真實的反應市場情況，在應用時有一定的人為因素存在，這也就表明公允價值具有主觀判斷性。因此，應完善估計技術的發展和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從而完善在不活躍市場上對公允價值的認定。
3.3在特殊情況采取的措施
在市場極其不穩定的情況下應制定出應對措施，公允價值該怎樣計價才能減少損失，減少對公司業績及投資者信心的影響，避免造成類似今天的金融危機。基于此提出以下幾點建議，①在市場持續景氣時，公允價值下按市場價值調整資產賬面價值的同時，可借鑒前幾期的賬面價值的平均值作為調整的基數，以確保資產不會在經濟持續繁榮時，增長過多，防范于未來，一但市場不景氣，計提的減值也許會少些，對企業風險也就會少些。②在經濟景氣時提取額外風險準備金。③引入風險價值披露模式，彌補公允價值計量對風險披露的不足。風險價值披露模式是在正常的市場條件下及給定的置信區間和特定的時間區間內，計算一個機構或會計主體可能遭受的最大損失的方法。
4新環境下我國公允價值的運用
4.1我國謹慎的應用公允價值
我國的制度體系比較嚴謹，采用公允價值是有條件的，是謹慎的使用。與國際會計準則相比，在很多方面做了謹慎的改進，引用上也只是趨同。新會計準則指出在堅持歷史成本原則的同時引入公允價值，(即歷史成本處于主導地位，公允價值處于從屬地位)，對于公允價值在什么情況下才可以使用，有較為嚴格的限制條件，應當保證所確定的會計要素金額能夠取得并可靠計量，例如在《企業會計準則第7號一非貨幣性資產交換》中規定:當交換具有商業性質并且換入資產或換出資產的公允價值能夠可靠計量時，應當以換出資產公允價值和應支付的相關稅費作為換入資產的成本，換出資產公允價值與換出資產賬面價值之間的差額計入當期損益。當上述條件不能同時滿足，則應當按換出資產的賬面價值確認換入資產的賬面價值。我國對公允價值的引用充分考慮了我國目前的市場經濟發展狀況、企業體制和公司治理，以及法律、文化、人員等會計環境，體現了中國特色。
4.2我國引用公允價值面臨的問題
(1)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夠完善，有相當一部分資產和負債難以通過市場取得有關公允價值的完備信息，影響了采用公允價值時存在活躍市場的前提。公允價值的運用提高了會計信息的相關性，卻降低了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在取得公允價值時，如何確保其可靠性仍是公允價值運用的一個難點。
(2)公司治理還存在許多缺陷，一些高管人員的道德觀和誠信意識缺失，會計人員的道德水平和執業能力也還參差不齊，影響了在不存在活躍市場下采用公允價值時需要主觀判斷因素。公允價值的運用存在主觀判斷的問題，在不活躍市場中需要由交易雙方自己確定，這必然會受到管理人員和會計人員主觀意志的影響;現值技術的應用需要會計人員合理估計未來現金流量，確定折現率，其準確性取決于會計人員素質。
(3)估值技術尚待發展，公允價值的確定離不開估計技術，我國評估機構對公允價值應用的經驗欠缺，實際操作中存在很多困難，而不同的估計方法也會有不同的評估結果。我國對公允價值的研究仍處于理論階段，因此，我國對公允價值的應用仍應采取謹慎性這一最優的原則。
4.3我國應積極采取措施應對金融危機
美國這次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反映，但這次金融危機有其特點，是由次級房貸泡沫破裂引發的，是虛擬資本天馬行空式的自我發展與實體經濟嚴重脫離的結果。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背離，逐利達到反常的程度，不僅使資本與勞動的矛盾激化，而且使虛擬資本與實體資本矛盾激化，危機必然爆發。
虛擬經濟成為西方國家經濟主導和支配力量。20世紀60年代以后，西方發達國家實體經濟資本利潤下降，實體經濟部門的資本流向金融領域，攫取更高利潤，導致金融資本的急劇膨脹。2010年全球貨幣交易額超過1000萬億美元，其中與物質生產直接有關的僅占1%，貨幣存量比經濟總量高16倍。2009年，全球外匯市場日均成交量4.2萬億美元，是商品和服務日交易量的90倍；金融衍生品場內交易日成交量10萬億美元，達到產品和服務日交易量的200多倍。美國這個最大的金融帝國，虛擬經濟更是瘋狂發展：虛擬經濟和服務業的產值占的比重從1950年的11%上升為88%；金融、房地產服務業的利潤占到總利潤的70%；金融衍生品總量1998年為72萬億美元，2008年增長到672萬億美元，10年中增長了9倍，而經濟總量只增長了不到1倍。
實體經濟日趨衰落和“空洞化”。由于虛擬經濟瘋狂發展，實體經濟嚴重下降。美國制造業的產值占經濟總量的比重由1960年的29.7%，一路下滑至2007年的不到12%。美國本來是世界上最大的物質生產國家，能源、鋼鐵、汽車等都居世界首位，但這些產業都逐步衰落了。煤礦礦井減少了1/3，石油產量下降了1/3，鋼產量降低到不足中國的1/6，制造業不斷“空洞化”。越來越多的人從實體資本中脫離出來，從事虛擬資本經營，依靠剪息票、搞投機生活，不勞而獲的寄生人數迅速增長。
虛擬經濟是建立在實體經濟基礎上，有實體經濟的發展，才能有虛擬經濟的發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片面追求金融業高額利潤，將實體經濟部門剝離轉移，經濟發展虛擬化、空心化。21世紀初美國為擺脫經濟衰退，實行房地產貸款最低利率購房政策，營造了房地產業的巨大泡沫。這種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實際需求的發展，必定造成泡沫，而泡沫一旦破裂就會造成嚴重的金融危機。
二、舉債是虛擬經濟的重要形式
赤字財政和舉債是西方發展虛擬經濟的重要形式和內容。二戰后，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了緩和社會矛盾，在金融壟斷資本的主導和推動下，逐步形成了一種“負債消費模式”。國家依靠發行國債刺激消費需求和提供高福利，家庭依靠借貸維持日常生活。西方發達國家及國內家庭債務水平一直處于上升趨勢。2009年，美國國債達到7.5萬億美元，2011年飆升到15.3萬億美元，加上其他債務超過50萬億美元，占稅收比重高達674%。美國財政部每年必須再支付其債務的一半以上，國債券利息占到債務負擔的34%。美國家庭負債也是不斷攀升。1974—2008年，美國家庭負債由6800億美元增至14萬億美元，平均每個家庭負債21.7萬美元。其他西方發達國家也是債務大國，其中英國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為100%，日本為204%，意大利為106%，希臘為135%。部分國家債務纏身，入不敷出，成為經濟危機產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
西方發達國家的內債成為國際金融危機的策源地。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前，次級債有兩萬多億美元，普通房貸10多萬億美元，企業債60萬億美元，金融衍生品就更多。這些債券在市場上流通顯然在規模上已極大地超出了經濟正常運行的要求。問題還不僅是債務的規模，而且是債務的內容從一開始設計時就具有詐騙性質，隨著債務鏈的延長，詐騙內容和手法也不斷擴大延長。巴塞爾協議規定銀行信貸資產的資本充足率至少為8%，但美林、雷曼兄弟為追求高額利潤，則用30倍的高杠桿率發放次級貸款，并由此衍生出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打包出售給其他機構投資者。各種基金、銀行購買后以它作抵押再次向銀行貸款，爾后再次進行投資。美林、雷曼兄弟為此發了大財，各種基金和銀行也發了大財。但房價不漲反跌，貸款者無錢還貸，金融衍生品泡沫被捅破，于是危機爆發了。
歐洲債務危機與美國有所不同，但同樣也是虛擬經濟嚴重脫離實體經濟的結果。歐洲本來是最早工業化的，工業產值占世界的一半以上，后來制造業逐步衰落，第三產業上升為主要地位。這次金融危機發生，使希臘等國航運業和旅游業收入下降，財政收入受到嚴重影響；而這些國家為安撫工人階級，緩和社會矛盾，又建立了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制度，支出剛性，形成債臺高筑、入不敷出的局面。由于歐盟國家受歐盟協議的制約不能像美國那樣隨意印票子轉嫁債務，又不能再借債應對，于是形成債務危機。
三、美元霸權制造和轉嫁危機
如果說美國的虛擬經濟過度膨脹造成其自身的危機，美元霸權則是把這種危機傳播開去，并且加以放大。
美國通過美元霸權控制掠奪世界。這些年來，美國基礎貨幣無限制地增發，票子發行量遠大于實體經濟發展速度，加上各種債券、證券和金融衍生品，流通量就更大了。美國進出口占世界的比重不到20%，而美元在國際貨幣儲備和國際貿易、外匯交易中占70%—90%。美元60%以上在全球流通，一半以上為外國人持有。這就形成了“美元持有者成為美國投資與消費提款機”的局面。美元本身是沒有價值的，它成為世界結算貨幣和儲存手段與黃金脫鉤，可以遠離使用價值量印刷，實際上就擁有了在全球以美元交換和操縱使用價值的價值量的手段和權力，就形成為操縱、控制和掠奪世界的重要手段和權力。
轉貼于
美元霸權掠奪世界手法多樣。美元的特殊地位有“多借少還”、“少出多進”、用別人的錢賺錢的作用。靠發行國債使別國用出口物質產品取得的美元再流回美國供它使用，并不斷貶值，只是其中的一種手法。通過赤字向外轉移，讓自己的揮霍和高消費由世界承擔，是另一種手法。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已連續幾十年出現貿易和財政赤字。貿易逆差由1999年的3000億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5580億美元；財政赤字由6000億美元上升到13000億美元。但高赤字和高債務并沒有引發通貨膨脹，原因就在于美元處于霸權地位，它吸引外國資本和廉價商品不斷流入。美國的貿易赤字通過印刷美元來支付，使全球美元增加，而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資市場，外國人持有的美元回流美國，以債的形式長期使用。雙赤字也罷，單赤字也罷，外貿逆差即使達到天文數字，美國毫不在乎，通過印刷機就能取得“平衡”。而當危機發生的時候，又可以通過操縱美元，把危機向外轉嫁。
美國還可以通過美元匯率變動使石油、糧食等戰略資源價格上漲，從價格投機中受益。投機資本不光操作虛擬資本，也經營物質產品，特別是原油、玉米、大豆以及房產、軍火等。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說過：“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貨幣，你就控制住了整個世界。”原油、玉米、大豆、房產期貨、期權，以及由美元計價引起的大宗戰略商品價格變動，用微薄的手續費大量經營，即使很小的差價也能獲得巨額利潤。
美國經濟霸權表現為貨幣霸權通過美元將國內矛盾向世界輸出，將國內問題向世界轉移，用這種巧取豪奪的方式來操縱、掠奪世界，但貨幣霸權并不能使本身內部固有的矛盾消失，注定會使自身矛盾及其與外部的矛盾擴大激化，從而走向反面。
四、幾點看法
國際金融危機發展狀況表明，資本主義制度正在經歷深刻的危機。它的基本矛盾日益尖銳，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惡性發展只是其中一種表現。資本瘋狂追逐利潤的本性，使大量實體資本轉化為虛擬資本，并且在全球橫行游蕩，成為全球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不穩定因素。
一、前言
金融危機,可以定義為起源于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及至整個世界金融市場的動蕩,超出金融監管部門的控制能力,造成金融制度的混亂,其主要表現為所有或絕大部分金融指標在短期內急劇的超周期變化,其結果是,金融市場不能有效地提供資金向最佳投資機會轉移的渠道,從而對整個經濟造成嚴重破壞。到目前為止,全世界共發生過金融危機150多次, 其中影響較大的有32次,幾乎每一次金融危機的發生都給世界經濟帶來不同程度的打擊。2008年,美國的次級抵押貸款危機(簡稱“次貸危機”,是指由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動蕩引起的金融危機,下同)的全面爆發引起了世界金融市場的動蕩。
簡單的說,“次貸危機”是隨著美國利率的上升,尤其是短期利率的不斷提高,次級抵押貸款的還款利率也大幅度上升,從而使購房者的還貸負擔不斷加重,同時在房價持續下跌的情況下,購房者依靠出售住房或抵押住房進行再融資變得十分困難,這種局面直接導致了借款人不能按期償還貸款,進而引發危機。次貸危機從2006年春季開始逐步顯現,2007年8月席卷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次貸危機的爆發導致相關金融產品價格的大幅下跌,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投資基金、投資銀行被迫關閉、股市劇烈震蕩并進而引發了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這場世界性的金融危機使各國經濟面臨嚴峻考驗,以美國和歐盟為代表的國際市場消費能力下降,進口大幅萎縮,直接導致了全球經濟出現蕭條甚至衰退。雖然中國目前始終未全面放開資本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資本管制,使得次貸危機通過金融渠道對中國經濟產生的影響比較有限。但是,由于中國經濟發展本身對外依存度較高,經濟發展結構不均衡,因此,這次世界金融危機對中國今后經濟發展的影響不可低估。
二、世界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沖擊
中國作為世界新興經濟體之一,不可能在這場世界性的金融危機中獨善其身。目前,金融危機已經影響到了中國的實體經濟。
從宏觀上看,中國作為一個外貿依存度高達60%的開放大國,這場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直接表現為出口增長放緩。這一點目前已在中國經濟運行中有所體現。就在剛剛過去的2008年,中國進出口額增速結束了從2002年開始的連續6年超過20%的高速增長,進出口總額僅比上年增長17.8%,對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出口增速出現全面回落。伴隨金融危機的深化,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額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呈現急劇下降趨勢。國內的經濟低迷也導致進口需求不足以及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降導致進口額急劇下滑。受金融危機影響,2008年以來中國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出口增速明顯放緩,長三角、珠三角地區不少外向型中小企業面臨困境。
2009年1-2月,進出口狀況仍然趨緊。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1-2月同比下降27.2%,其中出口下降21.1%,進口下降34.2%。進入3月份,進出口總值、出口和進口同比分別下降20.9%、17.1%和25.1%,雖然下降勢頭有所放緩,但形勢依然嚴峻。
金融危機對宏觀經濟的影響還遠不止外貿方面。中國目前擁有近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總量位居世界第一。在這近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有7000多億美元表現為美國的國債。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之下,美國國債的收益率不斷下降,目前已經接近于零。還有一些以公司債形式存在的外匯資產,由于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收益也呈現出不穩定的狀態,甚至出現了風險。所謂“覆巢之下無完卵”,其他一些如中司的投資,也已出現巨額浮虧。
在微觀層面上,顯而易見的是中國那些嚴重依賴外國市場的產業和企業肯定會受到非常不利的影響。這里面包括玩具等基本上依靠國外市場生存的企業,也包括紡織業等在相當程度上依賴外國市場的企業。而中國那些依靠資本市場的行業情況也十分嚴峻。如美國的房產市場不景氣,中國的鋼鐵產業就很受傷,據稱,目前中國鋼鐵產業閑置的產能已超過一億噸。
以上還只是一些靜態的情況。實際上,動態來看,金融危機對于我們的影響要大得多。因為金融危機對經濟的影響是全面的,比如對行業的影響就會導致失業,進而影響到投資與消費。這種相互影響,很有可能把整個社會經濟拖入下降的軌道,帶來全面性的衰退。
這場世界性的金融危機演變到今天,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仍在加深,外部經濟環境何時企穩、何時走出頹勢尚難預料。整體經濟環境的低迷與趨勢的不明朗導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國際市場需求的萎靡不振,而外需萎縮恰恰是影響中國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增長的最主要因素。從近期發達經濟體失業率上升、德國與日本出口大幅下降、美國私人儲蓄率上升的情況看,中國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不確定性依然較大。與此同時,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投資保護主義、金融保護主義等種種不良傾向由蠢蠢欲動到逐漸抬頭,對中國促進經濟復蘇的努力也構成了消極影響。
三、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結構調整
中國經濟面臨的關鍵問題是長期的結構調整,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使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形勢更加嚴峻。危機的發生是突然的,但中國經濟結構存在的問題是由來已久的。許多人把目前的經濟困難歸因于金融危機。實際上,金融危機只是加重了中國的經濟困難,而不是導致經濟困難的唯一原因。中國的經濟結構的確存在著不合理之處,也早已采取措施對經濟結構進行調整。
中國早期的經濟增長是靠大量的資源投入來驅動的。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又轉為實施出口導向戰略,用出口需求來彌補國內需求的不足,支持經濟的高速增長。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提出了由粗放型增長向以效率提高驅動的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然而,經濟結構調整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涉及到新技術、新市場的開發,更涉及到就業市場的穩定。中國經濟中存在的種種不合理問題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改變。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打亂了我們既定的經濟結構調整的步驟,一些原本興旺上升的行業形勢大變,企業不斷破產,失業人數尤其是農民工暴增,迫使我們不得不逆轉政策導向,保就業、保增長,推遲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
內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一直是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大難題。中國經濟的內部失衡,主要表現為投資過度和消費不足。投資在中國GDP的比重從改革開放初期的30%左右提高到現在的45%左右。高投資率造成了消費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勞動者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提高過慢和收入差距拉大。外部失衡則表現為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的雙順差使得中國外匯儲備大量增加。經濟失衡導致貨幣供應量激增和流動性過剩。例如,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房地產投資浪潮,中國的老百姓從房地產的按揭貸款里逐步理解并接受了超前消費的理念。巨大的需求將房地產價格不斷推高,使這些未來虛擬資金進入到社會經濟中。外部失衡和內部失衡使得中國的金融體系中存在著大量虛擬財富。當受到沖擊時這種氣泡破滅,繼而出現了流動性短缺。2007年,滬深兩市股指到了最高點的時候,總市值達到33萬億。之后股價下挫,現在只剩下不到10萬億,20萬億的股市價值蒸發掉了。宏觀上是這樣,微觀上也是這樣。一個基礎很好、現金流充足的企業,突然發生資金鏈斷裂,會傳導給其他相關聯的企業、行業,于是就發生了金融危機。
由美國次貸危機造成的世界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正在慢慢浮現擴大。這是一場災難,但對處于變革中的中國來說,這也是一次難得的進行經濟轉型的機會。應當指出,即便不存在世界金融危機,中國也面臨著經濟體制轉型的難題,所謂“長痛、短痛遲早要痛”。危機既是“危險”也是“機遇”。中國如果能夠在世界金融危機影響下抓住機遇,加快推進經濟調整和改革,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中國的經濟發展必將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實現經濟長遠的持續平穩增長。
四、應對世界金融危機中國經濟的調整思路
中國經濟經過30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經濟中一個舉足輕重的力量。中國經濟能不能夠持續發展,已經成為一個不但關系中國自身的興衰,而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世界經濟和政治的今后走向的世界性問題。為應對這場突如其來的世界金融危機,中國政府已經適時地推出了以“擴內需、保增長、調結構”為主線的經濟政策,盡量減輕世界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不良影響,確保中國經濟繼續平穩較快增長。
對中國來說,經濟增長保持平穩較快的速度尤為重要。我們每年有幾百萬新增大學生要就業,農村還有不少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公共事業、民生問題有很多歷史欠賬要還,沒有一定的增長速度,這些事情都無法得到解決。當前,受世界金融危機加劇和世界經濟增長明顯放緩的影響,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在這一非常時期,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尤為重要。
保增長的關鍵是要解決市場需求不足的問題。擴大內需是使中國經濟繼續保持平穩快速發展的必由之路。中國的內需潛力是十分巨大的,這一點是世界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但是中國有著特殊的國情。例如,美國一直是靠內需拉動經濟的,居民的儲蓄率低而消費率很高,這已經是其根深蒂固的習慣。與此相反,中國的居民長期保持很高的儲蓄率和很低的消費率。中國的經濟增長多年來主要靠出口和投資拉動。面對當前的國際經濟危機,美國只有靠減少進口和減少居民的消費來度過難關,所以眾多的中低收入居民生活陷入困難。但是,中國正好相反,由于出口下降,拉動經濟只能靠刺激國內消費。
擴大內需的關鍵是提高居民個人消費占GDP的比重。按照支出法計算GDP,包括消費(包括私人消費和政府消費),投資(房地產和非房地產投資的固定資產投資、庫存調整),以及凈出口(順差)三大部分。中國經濟增長的不平衡其表現之一在于經濟增長過于依靠投資和出口,中國的投資一直居高不下是造成個人消費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導致消費在GDP中的比重不斷下滑。也許我們可以以韓國、日本為例,將此解釋為不可逾越的發展階段,但與這些國家不一樣的是,中國投資比例遠遠高于這些國家40%左右的比例,同時在消費的構成中,政府消費構成比重過大,居民消費率則遠低于許多發展中國家。據摩根斯坦利的一份報告稱,作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的中國,其個人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約為35%,而美國約為50%。中國的消費在其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在“世界各大經濟體中可能是最低的”。世界銀行發表的2007年世界經濟發展報告中指出,雖然自從1998年以來,中國一直致力于啟動內需,但是消費占GDP的比重一直以每年一個點的比重在下降。中國目前的消費率不僅低于美國的70%水平,也低于發展中國家印度的50%-60%水平。在中國政府兩年4萬億元的刺激經濟方案中,通過大量增加國內投資的方式擴大內需,很可能是幾年穩定經濟的著力點。但如果消費不能得到有效刺激,兩年后中國GDP的結構將更加向投資傾斜,投資占GDP的比重很可能超過50%,跨入世界最高的行列。
導致居民消費需求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工資、勞動者報酬、居民收入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偏低。勞動者報酬和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過低,致使有貨幣支付能力的購買力不足。長期以來,中國實行以國有經濟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體制,實施以速度為中心的趕超戰略和片面的工業化戰略。與此相適應,一方面實行高積累和高投入的政策,另一方面實行國民收入分配向國家、工業、城市傾斜的政策,例如低工資、“剪刀差”、低收入、低消費的政策,以及城鄉隔離政策,等等。由于時間過長、力度過大,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情況的變化,造成了城鄉居民收入比重偏低和消費需求不足的累計效應。改革開放以來,居民收入水平絕對地說已經大大提高了,但是,居民收入的絕對增長很不平衡,特別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顯著擴大。這就出現了一個比重足夠大的低收入階層。因此,雖然中國當前的居民儲蓄存款有14萬億元之多,但絕大部分儲蓄存款來自極少數富裕階層,而他們是因為沒有其他更有利的投資機會和投資形式而儲蓄,這部分儲蓄即使釋放出來也主要是轉化為投資,而不是消費。就絕大多數城鄉居民來說,儲蓄傾向的難以加大主要是經濟不景氣和缺乏社會保障的結果。
全面提高中國社會保障水平,是中國擴大消費措施的一個重點。要盡快實現各種社會保障全覆蓋,較快實現城鄉社會保障統一標準,較快提高各種社會保障的保障標準。通過全面提高社會保障水平,使全體國民“病有所醫、老有所養、居有其所、困有所助”,以完善的社會保障解除國民消費的后顧之憂,激發國民的消費潛力。
促進就業,鼓勵創業。就業是居民收入增長的重要來源。要建立“市場主導就業、政府促進就業、個人自謀職業”相結合的就業機制,對可以大量解決就業問題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中小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要大力扶持。促進服務業發展,利用服務業就業彈性大,受經濟波動的影響小,能夠吸納各種不同素質的勞動者就業,勞動密集、技術密集和知識密集并存的特點,發揮服務業在吸納勞動力就業方面的獨特優勢。要加快調整投資結構,對就業帶動作用大的投資項目,給予優先權或更加優惠的政策,促進其發展;鼓勵各種非盈利、非政府組織發展,開發公益性就業崗位;努力解決每年500萬-600萬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促進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不斷加強對農民工的就業技能培訓,促進農民在非農領域就業,盡快提供再就業崗位以使倒閉企業員工和被裁減員工得到安置,確保社會穩定。
五、結論
世界金融危機凸顯了中國經濟結構中存在的問題,這既給中國經濟帶來挑戰,同時也為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帶來了機遇。克服危機的思路也正是中國經濟進一步改革和發展的路徑,只有促進就業、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和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才能真正拉動消費,消費在GDP中比重的提高,才能真正實現擴大內需。內需的擴大可以彌補出口的受損,帶動經濟進入新一輪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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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3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1019502
1 此次金融危機是由經濟問題引發的
金融危機又稱金融風暴,是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此次金融危機是由次貸危機惡化升級演變來的。而經濟危機可以理解為經濟基本面發生極端惡化,大量企業倒閉,社會經濟陷入極端蕭條中。
金融危機是虛擬經濟領域的經濟危機,并能引發實體經濟領域的危機。經濟危機往往以金融危機為前奏,而此次金融危機又是次貸危機惡化引起的,金融危機進一步惡化將導致經濟危機。
次貸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三者之間的關系如圖1所示:
美國次貸危機產生原因主要是風險披露不充分、財務報表的透明性不夠、金融創新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監管。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由美國次貸危機傳導機制引起的,在短期利益的激勵機制、放任自由的監管理念下過度金融創新是此次金融危機的根源。
2 不能由于金融危機而廢除公允價值
2.1 何為公允價值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在《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披露和列報》的定義是:“公允價值,指在一項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自愿的雙方交換一項資產或清償一項債務所使用的金額。”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在《財務會計準則公告第133號――衍生工具和套期活動會計》的定義是:“公允價值,指當前交易中,自愿的雙方買入(承擔)所使用的金額,換言之,該項資產(負債)是在非強迫或清算拍賣的情況下買入(承擔)或賣出(清償)的。”我國對公允價值的定義與IASB基本一致。
2.2 公允價值應用的意義
公允價值具有國際通用性,能夠向會計信息使用者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滿足了會計目標的要求;它有效地提高了財務信息的可比性,提高會計信息對投資者和債權人的決策相關性,有助于預測企業未來業績;公允價值彌補了歷史成本計量不能及時反映企業真實的財務情況的不足;更能真實地反映企業的收益,更符合會計的配比性;公允價值是金融工具最相關的計量屬性,適應新興經濟活動發展的需要。
2.3 公允價值對金融危機產生的不利影響
公允價值的運用體現了決策有用性,在價格波動時能更好地滿足報表使用者的信息需求,使相關性高的會計信息更能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但同時不能忽視公允價值對金融資產價格的負面影響,公允價值在特殊時期更容易加劇市場的起落。
由于采用公允價值計量,資產應按照市價不斷進行調整,金融危機導致金融資產市價不斷下跌,企業對金融資產不斷進行減計,影響金融機構在資本市場中的信用等級下降、借貸成本抬升、擔保金不充足等,投資者失去信心則加大資產拋售力度,從而市場陷入了 “交易價格下跌――提取撥備、核減權益――恐慌性拋售――價格進一步下跌――必須繼續加大撥備計提和繼續核減權益”的惡性循環之中。如不采取任何措施,則最終將以各金融機構破產為止。在這種惡性循環之中,公允價值的運用條件是否發生了變化,公允價值能否“公允”地取得――以市值計價,公允價值計量屬性還適用嗎?基于這種不良影響導致金融界對公允價值開始產生了質疑,認為如果資產不按市值定價的話,金融危機就會消失;加之各國為了救市對公允價值做出了重新取舍,金融界則要求廢除公允價值。
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各國紛紛采取行動來救市,對會計公允價值計量屬性也采取了相應措施,進行了重新的取舍,來幫助金融機構度過金融危機。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于2008年10月10日正式了《在不活躍市場下確定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修訂稿;美國政府授權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暫停按市值計價;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于10月13日則修改國際會計準則相關條款,允許對非衍生金融資產進行重新分類;10月15日,歐盟修改現行會計準則中有關按市值計算資產價值的規定,金融機構將停止按市價計算的會計準則,改用成本估值計算。10月17日,日本表示在公允價值系統性風險時,將對其進行改革,放寬公允價值會計準則。可見,公允價值計量只是被暫停但并沒有被廢除。
2.4 公允價值計量仍是會計未來發展方向
公允價值的推出是具有理論基礎和環境基礎的,公允價值會計提供了一個時間性的價值,若沒有此價值則會導致投資者和法規制定者對于信心和流動性的決策失誤。金融危機下,公允價值計量真實的反映了市場信息,讓投資者及時地看到了最真實的情況,并不存在放大效應。改變公允價值計量只能是短期內減輕危機的一種手段,而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危機,更不利于防范未來。如果將公允價值改為歷史成本計量,那么將是會計發展的倒退,存在的損失只能是暫時性地被掩蓋了,金融危機也不能避免,只是爆發的時間延后而已。
因此,公允價值會計準則仍然是未來的趨勢,金融危機過后市場恢復正常良好運轉,人們對公允價值計量的呼吁必將重新提上日程。
3 金融危機下如何正確理解和運用公允價值
3.1 公允價值及時反映了資產價值的變化
公允價值計量下,金融資產在資產負債表上的賬面價值要定期根據市場價值做調整,會隨市場價值的波動而波動,同時也給財務報表帶來了波動性。公允價值在不同的市場情況下起著不同的作用,在市場良好的情況下,金融資產的賬面價值會調高,利潤就會高一些;而在市場蕭條的情況下,金融資產就會計提減值準備,利潤就會減少或形成虧損,這將市場變化引起的資產價值的變化及時的反應了出來。而在傳統的歷史成本下,損益對利潤表的反應會慢很多,但無論是采用公允價值計量還是歷史成本計量,資產負債都是客觀的反映在財務報表中。
3.2 公允價值的認定
公允價值本身并沒有任何問題,實質上是公允價值的產生過程遭到人們的質疑,即在不活躍的市場上應該如何認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公允價值的產生有三個層次的認定:第一層次,一個活躍市場中的成交價就是公允價值;第二層次,如果在一個活躍市場中沒有相同產品的成交價,與其相類似產品的近期可觀測到的成交價也是公允價值;第三層次是如果上述兩個層次的價格都不能獲得,則需要通過估值模型來計算有關產品的價值。它規定公允價值計量標準首先看是否適用第一層的標準,不適用的情況下再逐級向第二層、第三層判斷。由于估計技術還不夠完善,估值模型并不能完全客觀真實的反應市場情況,在應用時有一定的人為因素存在,這也就表明公允價值具有主觀判斷性。因此,應完善估計技術的發展和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從而完善在不活躍市場上對公允價值的認定。
3.3 在特殊情況采取的措施
在市場極其不穩定的情況下應制定出應對措施,公允價值該怎樣計價才能減少損失,減少對公司業績及投資者信心的影響,避免造成類似今天的金融危機。基于此提出以下幾點建議,①在市場持續景氣時,公允價值下按市場價值調整資產賬面價值的同時,可借鑒前幾期的賬面價值的平均值作為調整的基數,以確保資產不會在經濟持續繁榮時,增長過多,防范于未來,一但市場不景氣,計提的減值也許會少些,對企業風險也就會少些。②在經濟景氣時提取額外風險準備金。③引入風險價值披露模式,彌補公允價值計量對風險披露的不足。風險價值披露模式是在正常的市場條件下及給定的置信區間和特定的時間區間內,計算一個機構或會計主體可能遭受的最大損失的方法。
4 新環境下我國公允價值的運用
4.1 我國謹慎的應用公允價值
我國的制度體系比較嚴謹,采用公允價值是有條件的,是謹慎的使用。與國際會計準則相比,在很多方面做了謹慎的改進,引用上也只是趨同。新會計準則指出在堅持歷史成本原則的同時引入公允價值,(即歷史成本處于主導地位,公允價值處于從屬地位),對于公允價值在什么情況下才可以使用,有較為嚴格的限制條件,應當保證所確定的會計要素金額能夠取得并可靠計量,例如在《企業會計準則第7號一非貨幣性資產交換》中規定:當交換具有商業性質并且換入資產或換出資產的公允價值能夠可靠計量時,應當以換出資產公允價值和應支付的相關稅費作為換入資產的成本,換出資產公允價值與換出資產賬面價值之間的差額計入當期損益。當上述條件不能同時滿足,則應當按換出資產的賬面價值確認換入資產的賬面價值。我國對公允價值的引用充分考慮了我國目前的市場經濟發展狀況、企業體制和公司治理,以及法律、文化、人員等會計環境,體現了中國特色。
4.2 我國引用公允價值面臨的問題
(1)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夠完善,有相當一部分資產和負債難以通過市場取得有關公允價值的完備信息,影響了采用公允價值時存在活躍市場的前提。公允價值的運用提高了會計信息的相關性,卻降低了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在取得公允價值時,如何確保其可靠性仍是公允價值運用的一個難點。
(2)公司治理還存在許多缺陷,一些高管人員的道德觀和誠信意識缺失,會計人員的道德水平和執業能力也還參差不齊,影響了在不存在活躍市場下采用公允價值時需要主觀判斷因素。公允價值的運用存在主觀判斷的問題,在不活躍市場中需要由交易雙方自己確定,這必然會受到管理人員和會計人員主觀意志的影響;現值技術的應用需要會計人員合理估計未來現金流量,確定折現率,其準確性取決于會計人員素質。
(3)估值技術尚待發展,公允價值的確定離不開估計技術,我國評估機構對公允價值應用的經驗欠缺,實際操作中存在很多困難,而不同的估計方法也會有不同的評估結果。我國對公允價值的研究仍處于理論階段,因此,我國對公允價值的應用仍應采取謹慎性這一最優的原則。
4.3 我國應積極采取措施應對金融危機
(1)提高估值技術水平,制定可行的操作方法。雖然新準則中規定了運用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一系列使用條件,但在不活躍市場中采用什么技術和方法來評估公允價值缺乏具體的操作指南。我國應當盡快制定操作指南,規范公允價值的確定程序。估值技術的提高取決于會計人員的素質,所以要加強會計人員的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完善會計人員的知識結構和專業素質。
(2)制定并落實在極端市場條件下相應對策,針對市場環境和具體的行業特點,出臺具體的實施細則,有特定的公允價值計量的監管機制,協調金融穩定和公允價值的發展。
公允價值在我國運用是個長期的過程,應在實踐中逐步拓展公允價值應用的深度與廣度,提高其可靠性和可操作性;在實踐中總結公允價值的運用經驗,完善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真正體現公允價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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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全球金融危機導致了全球性經濟衰退,對我國經濟造成嚴重的影響。國內投資放緩,消費市場需求不足和貿易保護致使出口下降,商品價格下跌[1]。外部經濟環境逼迫我國的經濟不斷調整,改善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拓
展新的投資領域,提高企業盈利能力,增加就業機會[2]。
二、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挑戰
全球金融危機致使我國的經濟出現失衡。我國的經濟變現為,經濟低速增長,通貨緊縮,投資減少,就業困難。由于市場需求減少,我國一些生產性企業陸續停產和倒閉。我國房地產行業價格泡沫嚴重,加劇了通貨膨脹的風險。我國出口急速下降,進口國的貿易保護壓制我國產品,動用反傾銷制裁我國出口產品。一些企業由于資金鏈條的斷裂導致倒閉,人們對經濟增長缺乏信心,限制消費,減少投資,我國經濟要想提高投資質量還有待時日。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的弊病是消費不足。在金融危機爆發后,沖擊到我國經濟的弱點國內市場消費匱乏,原有的投入驅動和出口拉動的經濟發展方式已經在金融危機下不再可行,金融危機所造成的沖擊,可以顯現我國金融體系存在缺陷,在我國經濟發展方式也有問題,金融危機的外部壓力影響著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變革,現有經濟發展方式對我國經濟造成危害。
(1)資源和生態環境難以支撐經濟
我國快速的經濟增長背后是對資源環境造成的嚴重危害,勞動密集型的生產致使環境破壞,造成土地、淡水等其他稀缺資源的過度消耗。我國主要資源的消耗量高于世界平均消耗量,但所換得的GDP增長數量卻不高。當前國內能源需求態勢難以遏制,推動了資源價格上漲陸續顯現。河流的污染,水土流失,天然草場退化,是金融危機后期影響我國未來經濟增長的制約因素。
(2)經濟結構失衡
由于受到出口導向的影響,我國產業以制造業為主,服務業等領域發展緩慢。對經濟實體的投資過大,導致我國產業結構嚴重失衡,重工業發展占據優勢,但也是金融危機打擊的產業,有活力的輕工業和小企業未能充分發展。這些是金融危機期間就業難度增加的主要原因。我國當前的就業形勢為,社會容納的勞動力就業將相對越來越少,帶來相對人口過剩,即失業人口增加[3]。
三、金融危機帶來的機遇
(1)科技的創新
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除了給我國的經濟發展造成了嚴重的損傷,但還有經濟發展的機遇。我國出口可以開辟新的主要領域,以往是以歐美為主的出口目標國,現在可以把制造業出口轉向亞洲各國,通過資本輸出帶動產品出口。其次,投資于歐美金融市場的資金,會回流到我國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從美國的倒閉企業那里購買高科技技術和設備、品牌,縮短我國的制造業技術的差距。金融危機促使世界市場的原材料價格和能源價格下降,有利于我國制造業企業生產成本的降低。金融危機削弱了歐美國家企業的競爭力,對于我國企業有利于與其競爭。金融危機促使企業大力發展技術創新,依靠科學管理和科技來提升企業競爭力,拉動我國經濟的復蘇。
(2)拓展新經濟領域
金融危機后的新興經濟是低碳經濟,新產業如清潔能源項目、基因工程,這些產業必將引領經濟復蘇。低碳經濟正在全球市場領域興起,各國要實現低碳經濟,就要更換生產設備,市場需求無比巨大,為我國制造業創造了機會,能夠取得更大的發展[2]。受到重創的金融機構更青睞低碳經濟。外國公司在積極準入,其綠色技術正在進行廣泛的驗證和推廣。低碳經濟市場能夠帶來機遇,能夠恢復人們對市場的信心,低碳經濟是金融危機的轉折點,可以扭轉市場秩序。目前已有金融機構參與到低碳經濟的金融業務中。低碳代表了新的產業和新的競爭優勢,是對國家政策的支持。綠色金融將成為金融業務的亮點,能夠了解公司的信譽和氣候變化對其盈利能力造成的影響[4]。
四、結束語
全球金融危機是一把雙刃劍,雖然對我國一些產業造成了巨大的沖擊,但同時也給我國經濟的調整帶來了機遇。我國企業的活力取決于企業的生產效率,企業處于經濟失衡的局勢, 就必然提高科學管理水平和科技研發力度,引領新的經濟增長,創造新的就業渠道,拓展低碳經濟新的經濟增長領域,促進我國經濟社會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1]黃益平.美國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增長前景[J].國際金融研究.2009,(1).
資本主義經歷了一個長時間的發展和演變過程。特別是在20世紀的最后二三十年，資本主義經濟的變化尤為巨大，具有以下幾個明顯特征。第一，經濟的信息化。信息技術是在電訊技術、電子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等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到20世紀70年代后，以微電子技術、個人電腦和網絡為標志，推動了整個經濟的信息化。信息技術不僅改變了商品和勞務的生產方式，使更多的物質產品的生產實現了自動化，大大加快了商品的流轉過程，而且使勞務的遠程即時利用成為可能，極大地擴展了生產要素的配置空間。信息技術還對人們的生活方式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包括交流、交易、教育、娛樂等各個方面。第二，經濟的服務業化。這表現為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第三產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平均已達到68％，美、法等國甚至超過70％。服務業已取代工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部門。正是這一特征，使許多西方學者認為現代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后工業化階段。第三，經濟的虛擬化。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貨幣、證券、外匯、金融衍生品等非實物的虛擬資產急劇膨脹，其增長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長率，虛擬資產的交易額與實際商品和勞務的交易額相比已大得不成比例。如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僅國際匯兌市場每天的交易額就高達14000億美元，而與之相對應的實際的國際貿易只占5％－8％。虛擬經濟在資產存量和交易數量方面都已大大超過了實體經濟。第四，經濟的全球化。雖然經濟全球化是伴隨著資本主義興起和發展的一種長期和固有的現象，但這一過程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發生了重要變化，不但商品和資本的國際流動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而且貨幣與信息的國際流動得到空前的發展。世界經濟正在商品、生產要素、資本、貨幣、信息的全面跨國流動基礎上聯成一體。
然而，在這些直觀和表面的特征后面，還可以觀察到資本關系的更深層次的變化。這包括以下幾個重要方面。第一，在資本形態上，資本的社會化達到空前高度。這種高度的社會化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說明。一方面，是資本的終極所有權的高度分散化。在股份制發展和股票持有人日益增多的基礎上，20世紀后期年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擴大更加分散了資本的終極持有，而法人資本和機構投資者的興起則進一步提高了資本的社會化程度。但另一方面，高度分散化和社會化的資本卻是集中在少數大公司和大金融機構手中由其支配，結果是強化了掌握著資本直接所有權的能動的資產階級管理階層的資本權力。第二，在資本結構上，金融業資本相對于非金融業資本占有主要地位。在今天的資本主義世界，銀行資本、證券資本、風險資本、投機資本等金融業資本不僅對于實體經濟中資本的運轉和積累產生了越來越重要的影響，而且對于一國甚至世界經濟的穩定也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金融業資本相對獨立的過度膨脹大大加強了資本主義經濟的不穩定性。第三，在資本占有剩余的方式上，資本通過實體經濟創造剩余相對于資本通過非實體經濟再分配剩余的重要性在下降。大量資本在虛擬經濟領域的逐利活動實際上是再分配和占有實體經濟中已創造的物質財富，這構成了過剩資本積累的新方式，也反映了現代資本主義腐朽性的一面。在資本家看來：“生產過程只是為了賺錢而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只是為了賺錢而必須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都周期地患一種狂想病，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而賺到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周期性的狂想病，已演變為現代資產階級的一種經常性的病態。第四，在資本的實現條件上，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外部市場相對于其內部市場的重要性在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的迅速積累和資本主義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效需求的相對飽和，在20世紀70年代后已形成了全球性的生產過剩和積累過剩。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創造的價值和剩余價值，已越來越難以在其內部充分實現，而不得不更加依賴于發展中國家現實的和潛在的市場。幾百年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從未達到現在這樣高的程度。
以上的特點表明，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對這個新階段，左派學者有各種不同的概括，如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階段等等。我傾向于把當代資本主義稱為金融化全球化的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劃分資本主義經濟的歷史發展階段，應以和資本結構變化相聯系的資本主義制度結構演變的主導特征為標準。當代資本主義經濟作為金融化全球化的壟斷資本主義，正是突出了這個階段資本主義經濟的主導性的制度特征。它意味著：當代資本主義依然具有壟斷資本主義的性質，因為作為壟斷資本的巨型企業在資本主義的主導產業中仍然占有支配地位，盡管在一般部門中資本的競爭性有所加強；當代資本主義的壟斷資本又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它們已經在生產要素空前自由國際流動的基礎上進行全球化的資源配置，并通過跨國投資與并購來爭奪、瓜分和控制主導產業的世界市場；當代資本主義的壟斷資本更具有金融化的特征，不僅金融業資本及其交易已發展到在資本總量中占有壓倒優勢，而且非金融企業也大量從事金融交易，金融業和非金融業的壟斷資本已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經濟中起支配作用的資本力量和獲取高額金融利潤的主體。因此可以說，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已不同于19世紀末期以前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或20世紀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一般壟斷資本主義，或二次大戰后到20世紀90年代前的國家調節的壟斷資本主義，而是進入到一個新的金融化全球化的壟斷資本主義階段。
從以上關于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歷史演變和當代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主要特征的簡要論述中，可以初步得出幾點基本判斷。第一，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資本主義經濟在資本積累內在矛盾的推動下，會不斷地發生演變。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生產技術的發展，資本主義的具體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不斷得到調整。這表明，資本主義還具有適應生產社會化而不斷調整自身的能力。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演變也還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第二，盡管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面貌與古典資本主義已經完全不同，但資本主義最本質的東西并沒有變。資本主義生產仍然以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為基礎，追逐利潤仍然是資本主義經營的根本目的，資本之間仍然存在著競爭關系。只要資產階級還掌握著政治統治，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演變就難以從根本上改變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制度的資本主義性質。第三，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演變既然沒有改變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經
濟制度的性質，當然也不可能消除資本主義生產和資本積累過程中的內在矛盾。現實的和潛在的各種深刻矛盾通過變化了的經濟條件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仍然困擾著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并進一步加強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腐朽性和不穩定性。這種腐朽性和不穩定性的最新最嚴重的表現，就是當前這場全球性金融一經濟危機。
此次全球性金融一經濟危機的特殊性
這場世界金融一經濟危機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應該如何概括?我傾向于以下觀點：這場發端于美國的世界經濟危機不同于傳統的工業主導型經濟危機，而是一場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這或許可以被看作是資本主義經濟虛擬化全球化條件下經濟危機的新的表現形式。
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周期和危機基本上是工業主導型的，是由工業部門特別是制造業部門中的投資波動所直接支配的。在工業主導型的經濟周期和經濟危機發展過程中，金融因素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周期上升階段較低的利率、充裕的貨幣供給、急劇的信用擴張和漸趨狂熱的證券市場，適應了并大大促進了由利潤上升預期所驅動的工業投資高漲；而危機時期的高利率、貨幣緊缺、信用斷裂和股市暴跌，則成為引致和大大加劇工業生產及投資下降的推動力量。然而盡管如此，在工業主導型的經濟周期和危機過程中，貨幣信用關系的劇烈波動和金融危機的發生仍是派生的現象，原動力還是來自工業部門。
此次經濟危機則有所不同。美、英等資本主義國家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經濟虛擬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使大資本日益依靠金融業的過度發展和“創新”來驅動實體經濟的投資和消費。如果說90年代美國IT金融狂熱與泡沫對推動當時的超長周期起了巨大作用，但在相當程度上還有實體經濟中信息技術設備投資的實際支撐；那么在世紀交替時期IT泡沫破裂以后，美國大資本就更加依靠金融因素來刺激消費與投資，以保持經濟的表面繁榮，攫取大量金融利潤與實際利潤。其中，住房抵押貸款特別是次級住房抵押貸款起了關鍵作用，這反映了居民住房的金融化，美聯儲從2000年到2004年連續多次降息(聯邦基金利率從年均6.24％一直降到1.35％)，也配合并推動了房屋抵押貸款的擴張。結果，房地產金融的狂熱不僅刺激了住宅投資和固定資本投資的迅速增長，日益上漲的房價、股價則借助財富效應擴大了居民以債務為基礎的個人消費，并帶動了來自全球的巨大的商品進口與供給。可見，這一輪周期的驅動力顯然不是植根于工業部門，而是首先來自金融領域。而以房地產泡沫破滅和次貸危機為基礎的金融危機的爆發，也必然導致美國和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覺得用“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來概括這場全球性危機的總的特征或特殊性是合適的。
由此還可進一步探討此次引發經濟危機的金融危機的類型。關于金融危機的一般性界定，金德爾伯格曾引用戈德史密斯的定義：“所有金融指標或某一組金融指標――包括短期利率、資產(股票、不動產和土地)價格、商業清償能力等指標都產生了不同尋常的、短暫的急劇惡化，以及金融機構倒閉。”由此可以把金融資產價格急劇下降和金融機構大規模破產看作金融危機的基本表現。但金融危機的具體類型可能有所不同。就其與實際經濟危機的關系，學術界通常將其區分為獨立(于經濟危機)的金融危機和(與經濟危機)共生的金融危機兩種基本類型。這種區分對于認識金融危機的具體性質無疑很重要。但我認為，共生性金融危機似乎還可以進一步分為兩類：派生性金融危機和先導性金融危機。派生性金融危機主要與工業主導型經濟危機相適應，它們是由工業危機支配和派生出來的；先導性金融危機主要與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相適應，它們雖然離不開實體經濟中的矛盾這個基礎，但對實體經濟中矛盾的加劇和危機的爆發起著更為先導性的作用。這里的“先導性”，主要不是從時間序列的意義上說的，而是從邏輯關系的意義上說的。如果這個觀點能夠成立，那么這場開始于2007年的美國金融危機似乎就可以界定為先導性金融危機。
學術界有一種觀點，認為在資本主義經濟虛擬化條件下，經濟危機已經日益轉變為金融危機形式，工商業危機很少或不再發生了。我一向不同意這種看法。但在新的條件下，危機的形式的確有變化，獨立的金融危機確實更為頻繁，經濟危機也可能具有更強烈的金融色彩。
此次金融一經濟危機的根本性質
此次全球性經濟危機是不是一次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在學術界也存在著不同看法。有些學者認為，這次危機爆發前，美國的制造業規模一直在相對縮小，生產并未超過需求，而個人消費卻極其興旺，并不存在生產過剩問題。所以這次危機的直接原因與往常不同，它不在實體經濟領域而在金融系統。
對這種相當流行的觀點我也不太認同。我的基本認識是，盡管這場世界經濟危機中金融因素起了主導性或先導性的作用，但它的深層基礎仍在實體經濟領域，根本原因仍在于實體經濟中的生產過剩和需求不足。這可以從三個層面來分析，即經濟全球化虛擬化的經濟背景，經濟全球化虛擬化條件下美國特殊的資本積累模式，以及美國實體經濟中供給與需求的深刻矛盾。
首先，看經濟虛擬化全球化的大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一個經濟上的“黃金時代”，在大約20多年時間里實現了資本主義歷史上空前的高速積累和經濟增長，使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能力迅速擴大，數量空前的制造業產品被提供給世界市場。其結果便是生產成本的急劇上升和市場容量的相對不足，導致全球性生產能力過剩與資本過剩，最終不能不使資本利潤被擠壓。這種現象從1965年開始顯現，到70年代更為加劇。面對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的嚴重生產能力過剩和利潤率下降，資本開始尋求兩條出路。一條出路是，把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投資轉向勞動成本低廉的發展中國家，主要是亞洲和拉丁美洲某些具有一定基礎并實行外向型經濟的國家或地區。這促進了一批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資本積累和逐漸興起。但這種發展只會使全球制造業生產能力進一步擴大，全球性積累過剩與生產過剩的基本形勢在總體上并未緩和。資本選擇的第二條出路，就是向金融部門轉移。當制造業和實體經濟的利潤率低下時，資本會自然涌向金融部門，通過對虛擬資產的全球性經營來獲取高額利潤。資本向金融部門轉移并進行全球性經營的強烈沖動，得到了以美國為主導的發達國家強大的政治響應和政策支持。美、英等國的宏觀政策開始發生巨大轉變，從凱恩斯式的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調節，轉向經濟自由主義，實行私有化、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并以此來拯救深陷“滯脹”困境的國內經濟。這正是資本主義經濟虛擬化全球化的深刻的經濟根源。早在1987年，斯威齊和馬格多夫就已經敏銳地指出經濟金融化與生產能力過剩之間的基本聯系。法國左翼學者沙奈也指出：
“金融全球化是15年來私人資本(產業資本和銀行資本)加強自身地位的運動與政府原有的越來越行不通的政策之間矛盾沖突的結果，這一切發生在‘黃金時代’結束的大背景之下。雖然金融全球化早在60年代末就已經開始，但是脫離……者所描述的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典矛盾(這一矛盾從1950年到1974年衰退以前長期受到抑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重新出現，就不能理解金融全球化這一現象。逐漸積累起來的大量資本，作為借貸資本力圖以金融的方式增值，也只能從投資于生產的資本日益增長的增值困難(統計數字清楚地說明了這種情況)中得到解釋。”這種觀點，已成為西方多數左翼學者的共識。
其次，考察當今以金融化全球化為特征的美國資本積累模式。在上述大背景下，美國力推金融化全球化趨勢以試圖建立一種新的資本積累模式。其特征是：第一，在將一般制造業轉移到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同時，通過金融資本的積累和經營來刺激消費需求，以拉動投資和大規模商品進口，維持美國和世界經濟一定程度的增長，并從中獲取高額金融利潤與工業利潤。第二，一般制造業向國外轉移，不僅在國外特別是新興發展中國家獲得高額投資回報；在國內也加劇了對工人階級的壓力而有利于壓低實際工資；同時通過大量進口廉價工業品而保持了國內較低的通貨膨脹率。第三，對于國內制造業萎縮和大量進口工業品所造成的巨額國際收支逆差和財政赤字，借助美元不受黃金約束的準國際儲備貨幣的特殊霸權地位，通過發行美元紙幣來支付，再依靠大量出售國庫券向國外借入美元來平衡收支。長時期的美元貶值趨勢則使美國可以在實際上賴掉一部分債務。這就在美國“形成了新自由主義時期一種新型的經濟結構，一方面是實業生產大規模地向新興市場國家轉移，造成國內生產疲軟，居民消費充當了拉動經濟的主要動力；另一方面是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和寬松的金融政策環境吸引著國際資本的流入，助長了金融市場的膨脹”。美國借助這種新型積累模式，實際上占有和利用了全球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原材料資源乃至資本資源，從中攫取高額利潤。不可否認，經濟金融化全球化的發展，確實幫助美國走出了“滯脹”困境，在80年代中期開始了利潤率回升，并在90年代實現了所謂“新經濟”繁榮，進入新世紀后也維持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然而問題在于，美國的新型積累模式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產與消費的深層矛盾，反而加劇了全球性的生產過剩和積累過剩。這種生產過剩從此次危機中美國、歐洲和日本工業生產與實體經濟曾經發生的全面下降中已反映出來。美國左翼學者布倫納是主張這種論點的突出代表。他特別批評了那種認為此次危機是一場典型的“明斯基危機”、金融投機泡沫破裂在危機中起了核心作用的觀點，強調指出“這是一場馬克思式的危機”，雖然為了理解當下的危機“你還必須證明實體經濟的虛弱和金融崩潰之間的聯系”。
第三，再看美國實體經濟中供給與需求的深刻矛盾。實際上，近幾十年來美國國內供給與需求的矛盾是很深的。這從美國實際GDP增長與雇員實際工資增長的對比中可一目了然。1972年到1995年，美國實際GDP增長了96％；雇員的平均每小時實際收入卻下降了16％，平均每周實際收入下降了22％。1995年至2007年，美國實際GDP增長了43％；雇員的平均每小時實際收入僅提高了10％，平均每周實際收入僅提高了9％。事實上，2007年美國雇員實際每小時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7％，實際每周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15％；盡管同期美國實際GDP已增長到280％，將近兩倍。這還僅僅是根據官方的平均數據，考慮到近幾十年收入不平等的迅速加劇，消費傾向更高的普通雇員其收入下降程度必然更大，實際的有效需求不足會嚴重得多。
在這種情況下，為什么美國從上世紀80年代后能保持經濟正常增長，1991年和2001年的兩次衰退似乎也不嚴重，甚至出現個人消費十分興旺的現象呢?這除了工人家庭不得不提高勞動力參加率(主要是婦女)和延長勞動時間(如做兼職工作)以增加收入外，原因正在于美國經濟的金融化和全球化。其中，通過金融運作擴展債務經濟，對于推動消費需求的表面繁榮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隨著金融化的發展，大企業日益依靠資本市場籌措資本，商業銀行作為企業信用中介的功能下降，便轉而將個人收入作為利潤源泉，大力推行個人收入的金融化，首先是住房的金融化，包括對那些工人階級中較貧窮的一部分人發放次級房屋抵押貸款。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和金融業的證券化發展則大大助長了個人收入的金融化趨勢，形成日趨膨脹的房地產泡沫。這種金融膨脹不但刺激了居民的住房消費，還通過房屋價格的不斷上漲，使居民可以依靠房屋市場價格超過房屋按揭金額的凈值來申請貸款用于消費或投資。房地產價格上升與證券市場價格上升一樣，它所形成的財富效應使居民敢于大規模舉債以擴大個人消費。所以與金融化相伴而行的，必然是居民儲蓄率的下降和債務的急劇增長。這種現象早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的所謂“新經濟”繁榮時期已經出現，在當時股市異常飆升的刺激下，儲蓄率從1992年的8.7％狂落到2000年第一季度的0.3％；同時家庭借貸則急劇上升，在1993－1999年期間家庭債務占個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達94.2％。2001年信息技術泡沫破滅以后，房地產泡沫開始膨脹，債務消費的狂熱再起。美國個人儲蓄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從2002年的2.4％下降到2007年的0.4％。在2000－2007年的短短8年中，非農業不動產抵押貸款債務余額猛增116％，其中1－4口之家的房屋抵押貸款債務占到3／4以上；同時期消費信貸債務余額也增長了47％。而這8年間，實際GDP的增長不過區區的17％；雇員平均每周實際收入的增長更只有微不足道的2.1％。
公司總經理抵御金融危機的事跡材料（化“危”為“機”的帶頭人）
公司下屬改制企業上海南洋電子有限公司總經理朱建榮同志,結合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緊密聯系實際，堅持發展是硬道理，以人為本，轉變發展觀念，提高發展質量，帶領全公司職工共渡金融危機。
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仍在不斷地加深、蔓延，也不可避免地影響著南洋公司的生存與發展，從去年四季度以來，公司的生產和經營失去了正常運轉。數據表明，去年12月份虧損額達21.9萬元。為日本西鐵城生產的cm200c產量從300萬減少到80萬，隨即今年的1、2月份竟出現了無訂單停產；國內大客戶深圳華為公司傳來要撤銷的全部訂單，各種不利消息接踵而來，國內外訂單一下減少了50％。如此嚴峻的局面，公司何去何從，總經理朱建榮接受了挑戰，他認真學習了科學發展觀，明確科學發展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尤其是在公司面臨困境之時，必須堅持以人為本。意識到民生問題大于天，如果民生得不到改善，員工喪失發展的積極性，公司就難以扭虧為盈，已有的發展成果完全可能付諸東流，也可能陷入無法自救的地步。調整發展思路、準確把握形勢、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特別要有員工的理解和支持。為此，總經理及時召開了全體員工大會，會上分析了當前的經濟形勢和公司面臨的實際困難，提出了共克時艱，共渡難關的想法和下一步的措施。首先，實施輪崗，保障員工利益。在生產不能正常運轉的情況，為保證員工的生活保障，對不停產和已停產的崗位實施輪番上崗或轉崗的辦法，員工也能理解公司在非常時期的苦衷，閑時放假回家休息，任務一到隨叫隨到，為提前完成任務主動要求加班加點，由于工作效率的提高，沒發生過一起延誤產品的出貨事件，這樣工人的工資也并未因經濟危機而減少。
其次，注重發展，努力開拓市場。在實施輪崗的同時，朱建榮同志深刻認識到要復蘇，根本的是要求發展生產，創造效益才是企業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也是員工和公司最大的利益，脫離現實的樂觀和無所作為的悲觀，同樣是致命的。為此，他積極想辦法，尋找國內信譽好、資源充足、安全性較好的合作伙伴，親自聯系，幾次趕到深圳華為公司商談，爭取到華為公司的諒解后同意訂單再延續一段時間；多次赴揚州等地尋找國內需求cm200c產品的客戶。在他的努力下，南洋生產的生產和經營在逆境中找到了生機，為復蘇增添了信心。
復蘇的路還在繼續，總經理朱建榮化“危”為“機”，真抓實干、果斷采取有效的措施，使公司在危機中有所發展。相信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金融危機過后，上海南洋電子有限公司在電子行業中呈現的是一派更加美好的景象。
信用恐慌的“傳染效應”分析
伴隨著次級貸款市場規模的不斷放大,次級貸款的質量也在不斷下滑,次貸市場投機氣氛日漸濃厚,信用環境日趨惡化。一旦次級貸款質量問題完全“浮出”水面,很快就會導致大范圍的、普遍的信用恐慌,使得金融機構之間的互相調劑頭寸的信用渠道被“阻塞”。而且更為嚴重的是,信用恐慌極具“傳染性”,不僅在金融機構之間,更波及到債券市場、股票市場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場等相關聯的金融市場。甚至信用恐慌將從金融市場傳導至實體經濟,最終導致虛擬經濟、實體經濟陷入全面衰退。
從次貸質量的惡化到金融系統性風險的形成,可以歸納為兩個主要渠道,即信用信號渠道及市場聯動渠道。第一個渠道是信用信號渠道,因為“好”或“壞”的信用信號集中體現了市場信心。最初,由于次級貸款的到期未付率上升而引起投資者對信用風險的普遍擔憂,這種擔憂直接引起基于次級貸款的次級債券MBS和CDO的市場波動,并由此波及到衍生品市場以及其他市場,從而釀成信用危機。信用危機引起次級貸款發放機構以及MBS和CDO投資者的損失,同時,評級機構降低次級抵押貸款債券評級,這使得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變得更為謹慎,各類市場的信用利差(信用利差是用以向投資者補償基礎資產違約風險的、高于無風險利率的利差,其計算公式是:信用利差=貸款或證券收益-相應的無風險證券的收益。因此,風險愈高,信用利差愈高。)飆升,正常的信貸、IPO、債券發行等直接和間接融資渠道被“阻塞”,金融市場由此陷入停頓,信用危機轉化為流動性危機。
第二個渠道是市場聯動渠道。實際上,在各個金融市場之間、甚至在國際市場金融之間,都存在千絲萬縷的密切聯系。在次貸危機中,首先受到沖擊的是持有大量次級債券的公司,導致這些公司的流動性緊張,而流動性緊張的信息又進一步反映到相關公司的股價上,引起了股票投資者的恐慌而大量拋售,造成股市震蕩。各國股市之間的聯動關系,又使得其他地區股市遭受沖擊。同樣,公司債券市場、商品期貨市場、外匯市場及各類相關衍生品市場等也可能與之產生聯動。這樣,源于次級貸款的風險使次級債券產品(如MBS、CDO)危機最終演變為全球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
最后,信用恐慌從虛擬經濟領域蔓延至實體經濟領域。因為信用環境的整體惡化將使得信貸緊縮(credit
crunch)出現,企業難以獲得足夠融資來應對短期流動性困難和滿足長期發展資金需求,而資金流的斷裂可能將放大企業面臨的短期困難并縮小企業長期發展空間,造成實體經濟衰退。反過來,實體經濟的衰退,又將進一步減少信貸需求。由此可見,“信用惡化――信貸萎縮”這個循環相互強化,促使經濟衰退進一步加深。這樣,就完成了從信用風險到實體經濟衰退的整個過程。這個“傳染效應”的形成過程,可以簡單地用圖1表示。
市場流動性“凍結”,危機全面爆發
信用環境的惡化,導致對信用定價的全面重估,其直接結果便是資金為追求安全,紛紛涌向無風險的國債市場,導致信用利差急劇擴大。在貨幣市場,美元掉期利差(掉期利差,即二年期掉期利率與國債利率之差,是反映流動性松緊的重要指標。利差越大,表明流動性越緊張,反之亦然。)于2007年11月達到101.75個基點,創下19年來新高,表明貨幣市場流動性極為緊張。債券市場的利差同樣也在大幅攀升,以公司債利率為例,2008年1月,亞洲公司發行的以美元標價的非投資級債券,與美國國債的利差水平達到696個基點,為2003年1月以來最高的水平。同期,作為揭示信用風險高低的重要指標之一的信用違約掉期(CDS)的利差也大幅增加,達到835個基點。
盡管市場信用利差大幅上揚,但資本市場的融資規模卻急劇萎縮。在債券市場,2008年,美國債券市場發行的公司債券、MBS、ABS分別為11000億美元、20503億美元、5097億美元,較2007年大幅下降了-38.80%、-34.70%、-73%。同樣,在證券市場,2008年美國真實IPO的發行規模為72億美元,為1990年以來的最低點,結束了連續17年真實IPO規模均超過100億美元的紀錄。
綜上所述,由于貨幣市場的流動性緊縮,以及資本市場融資功能部分喪失、融資規模大幅下降,最終形成包括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在內的整個金融市場流動性的全面性“枯竭”與“凍結”。沒有流動性支持的金融市場,最后的結果就是金融市場大面積的“停擺”,金融危機由此全面爆發。
金融危機加劇我國信用風險
肇始于美國次級債券市場的金融危機幾乎波及到全球的每一個經濟體,成為1929年經濟“大蕭條”之后的最為嚴重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包括制造業、房地產業及出口相關行業在內的國民經濟重要行業均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行業信用風險日益嚴峻。當然,行業信用風險的加劇集中體現為銀行業不良資產的上升。
行業信用風險日益嚴峻
制造業的信用風險。伴隨著居民收入下降,國內需求逐漸低迷,使得制造業的經營環境不斷惡化。2008年以來,全國工業增加值加速下滑,工業利潤總額同比增幅較2007年大幅下降,制造業信貸風險陡增。2008年末,中信銀行、招商銀行、浦發銀行、深發展、興業銀行的平均不良資產率分別為1.56%、1.14%、1.21%、1.10%、0.83%,但制造業的不良資產率卻分別為2.64%、1.66%、2.57%、0.68%、1.51%。基本上,制造業的資產不良率超出平均資產不良率的50%以上,這意味著制造業信貸發生違約的概率超過平均信貸資產違約率的一半以上。
房地產業的信用風險。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6年、2007年房地產開發貸款分別為5356億元、7015億元,同比增幅高達36.7%、30.9%,為同期信貸總額增速的一倍以上。但是,受國家宏觀政策變動及居民收入減少的影響,居民購房意愿減弱,房價逐步下降,成交量不斷萎縮,房地產市場信用風險加大。如圖2所示,經歷2007年房地產高峰后,2008年房地產綜合景氣指數、開發投資指數、土地開發面積指數、銷售價格指數無一不呈現直線下降態勢。2008年11月至2009年6月,房地產開發綜合景氣指數均在100以下,在行業不景氣區間運行。
同樣,來自上市公司的年報顯示,中信銀行、招商銀行、浦發銀行、深發展、興業銀行的房地產開發貸款的不良資產率分別為1.71%、2.53%、0.53%、5.41%、0.43%,加之房地產開發信貸比重亦較高,整體風險水平也處于較高水平。
出口相關行業的信用風險。次貸危機通過貿易渠道迅速傳導至中國實體經濟,出口相關行業首當其沖受到最先沖擊。次貸危機帶來的負向財富效應使得發達國家消費者趨于保守,美國消費者未來信心指數從2007年初開始迅速下降,從2007年初的接近90下降到2007年底的65,跌掉接近六分之一。美國消費者對未來信心的下降也成為我國對美國出口產品景氣度下降的先驅指標。如圖4所示,2007年8月份,美國進口貿易額同比增長率急劇下降為0.05%,并在2009年2月跌入最低點,同比減少22.15%。
美國等發達國家進口貿易額的降低,直接導致我國企業尤其是中小型出口企業經營環境惡化,一些粗放型、勞動力密集型、技術含量低的中小企業倒閉現象時有發生。2008年上半年,拖欠我國出口企業貨款或因破產喪失償付能力的海外買家有5000多戶,我國企業的出口壞賬率是發達國家的10倍。根據國家發改委中小企業司的統計,2008年上半年全國有6.7萬家規模以上的中小企業倒閉。加之人民幣升值因素,使得銀行業在該類企業的存量貸款質量有惡化傾向。
銀行資產質量呈下降趨勢
行業的信用風險最終體現為銀行貸款質量的下降。2007年下半年開始,連續幾年的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貸款比率穩步“雙降”的良好態勢被打破,國內商業銀行開始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不良資產波動、反彈的跡象。2007年第四季度,國內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為12684.2億元,較2007年第三季度大幅增加167億元。2008年第一季度不良貸款余額下降為12456.5億元,但2008年第三季度不良貸款余額又反彈至12654.3億元,這一數字較2008年第二季度劇增229億元,銀行業不良資產呈現較為明顯的波動上升態勢。
再從單個銀行來看,2008年大多數股份制上市銀行的不良資產均有較大幅度的上升。在表2所統計的8家銀行中,2008年四季度,有5家銀行的不良資產余額出現環比上升,其中交行、浦發的季度環比上升幅度分別高達12.2%、10.5%。而深發展不良資產之所以表現優異,主要原因是核銷了大量的不良貸款。
因此,結合商業銀行整體和單個銀行的表現來看,在金融危機之后,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余額出現反彈趨勢,昭示著商業銀行不良資產仍有較大的潛在風險。
構建與完善我國信用環境的對策建議
構建金融風險防范體系
從經濟發展的全局角度來構建我國金融風險防范體系。金融監管并不是消極地防范金融風險,其真正的目的應當是推進金融發展,以此來實現實體經濟部門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金融監管是通過立法和管理條例對金融機構的業務、資金的價格、市場準入(出)以及分支機構設置等方面實施限制,旨在保證金融機構經營的安全和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可以考慮通過加強金融監管來防范金融創新風險,具體措施如下。
建立和完善金融監管的法律支持體系。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的有效運行需要健全和透明的金融法律體系加以保障。作為監管者,要有效履行金融監管職能,除了完善主體法律體系外,還需要一套較為完整并與之相配套的實施細則,對立法環境尚未成熟、近期不易立法的金融行業可以考慮先制訂過渡性的暫行條例。
實行嚴格的市場準入監管。市場準入監管是防范金融創新風險的第一道防線。監管當局對即將上市的金融創新工具和各種交易機構的注冊、審批,交易所會員及經紀人資格的批準等都要嚴格審查,把握好交易風險和交易總規模,控制金融創新風險以確保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
加快監管市場化,進一步完善金融機構信用評級法。信用評級是一種金融信息服務業務,它主要是對某一特定的有價證券,從經濟、政治、法律以及其他角度判斷其可能出現的風險進行測定,并以專門的符號來標明債券本利按期支付或股票收益的可靠程度。將信用評級運用于金融監管之中,不但可以評價金融機構的業績,對金融機構的經營具有指導作用,還可以利用評級指導金融機構的投資和經營活動,以提高資產質量,限制不慎投資經營活動。
建立高效的金融創新風險預警體系。在借鑒發達國家(或地區)金融創新風險防范成功經驗的基礎之上,結合我國金融業運行的實際情況和風險特征,金融創新風險預警系統應由國家金融風險預警系統、區域性金融風險預警系統、地方性金融風險預警系統和政府主管部門與金融機構共同構成,并應加強其相互之間的溝通和協調。
完善信用環境,優化金融生態環境
信用是金融的基礎,也是金融業發展的前提,金融信用需要諸多因素支持。企業、個人的信息大量存在于工商、財稅、轄區政府等單位,一個健全的信用環境需要這些機構的參與。制度保證的另一個方面就是“失信懲戒”,增大失信的機會成本。因此,在廣泛開展“信用社會”建設基礎上,各地要根據所處環境,相應設立“誠信社會”的信用信息平臺。在國家法律法規規定的范圍內,積極探索建立以取信于民、服務社會和依法行政為主的政府信用系統,從正面激勵和逆向懲戒兩個方面,推動全社會加速形成重諾守信的良好信用文化。同時,加強金融征信系統的升級工作,建立較為完善的企業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和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為各家金融機構和有關單位提供優質高效服務。
發展各類要素市場,減少金融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