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城市發展動力機制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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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城鄉間二元結構化、地區發展不平衡等問題矛盾也越來越突出。為了進一步完善我國城市發展的不足，貫徹和諧理念，在我國城市的發展中，還需要不斷的探討城市發展的動力機制與模式，從而尋找到一條科學高效的城市發展之路，來推動我國城市與經濟的協調發展。

一、城市化發展的相關理論

（一）城市化發展的含義

由于城市化研究的角度不同，在加上城市本身發展具有復雜性，所以對于城市化發展含義的界定有著多種不同的解讀，沒有形成統一的規范。一般來說，城市化也被稱為城鎮化，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是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科學技術進步及其產業結構調整的基礎上，使得居住在城市、城鎮地區的人口占人口總量不斷增加的過程；二是社會發展由主要以農業為主的傳統農村型社會逐步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等產業發展的現代城市型社會發展的過程；三是人們的思想觀念與生活方式發生改變，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不斷發展的過程。城市化發展的本質歸根到底來說，是城市地域空間結構、經濟結構轉換與重組，及城市發展要素與城市經濟關系不斷被創造與擴散的過程。

（二）城市化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1、區域發展間不平衡

在經濟發展的新常態下，我國城市發展的現狀與其他的經濟現象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地區間的城市化發展不平衡，特別是東西部地區的城市發展與城鄉之間的發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異。根據中國的城市發展報告來看，從改革開放到2008年，我國東部地區新增的城市有215個，西部新增城市只有85個，而東西部之間的城市個數比例為1：0.4，人口比例為1：0.27，東部的城市化率是54.6%，西部是35.7%，單單城市化率來說，東部地區是西部地區的1.5倍。這些數據深刻的表明了我國城市發展的地區差異十分的明顯，區域間的發展存在不平衡的現象。

2、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不同步

工業化與城市化之間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可以說，工業化是城市發展的經濟內涵，而城市化則是工業化發展的空間表現，二者相互聯系、相互促進。在新常態下，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面臨轉型時期，為了提高社會生產力，大力的推進工業化，促進專業的轉型，各個行業的資本勞動比率迅速上升，這反映了我國的工業化逐漸的由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與高新技術產業型轉變，對勞動力的需求大大的下降。而就目前來說，我國勞動力還是十分的充足，這就造成部分勞動力面臨失業的形勢，加大了我國的就業壓力。對城市發展來說，勞動力的素質與質量不適應工業化發展的要求，會阻礙城市化的進一步推進。

二、城市發展的動力機制

城市化可以說是一種較為復雜的經濟現象，它是由多種因素共同造成，在不同的時期，城市發展的動力機制也有所不同。下面分別從經濟、科技、基礎設施與投資等因素入手來介紹城市發展的動力機制。

（一）經濟因素

經濟的發展有利于推動城市的發展與建設，提高城市化發展水平，這是毋庸置疑的。從農業角度說，雖然在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的發展的一個重點就是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農業在整體產業中的比重越來越小。但是，農業產業的發展仍然有利于推動城市的發展。首先，農業的發展能夠為城市提供豐富的食品與工業原料的物質，滿足城市多元化的市場需求。其次，農業的發展，來動農村經濟的發展，為城市的發展提供廣闊的市場，推動了城市生產力的發展。再次，能夠為城市的發展提供充足的勞動力，滿足勞動力市場的需求，進而推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從工業角度來說，工業化程度的提高是推動城市發展的重要因素。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力推動工業的發展，拓展工業化的發展速度，大力的推動了城市的發展。

（二）科技因素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而科技的發展能夠有效的提高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加速經濟的增長，進而有利于推動城市的發展。據資料統計，在發達國家的城市發展中，科技因素對經濟的貢獻已經超過資本與勞動力因素所帶來的貢獻，從上個世紀初的5%―20%到末期上升為60%―80%，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在新常態下，我國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出臺各項政策，鼓勵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另外，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步伐的深入，從沿海到內陸，建立不同的經濟特區，積極引進各項高新技術與外資，有利于經濟的發展，從而推動了城市發展。

（三）基礎設施建設

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是影響一個城市投資水平的重要因素，它反映了經濟發展對城市的需求程度，也是城市吸引人才、技術、資金等生產要素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還反映了市民生活質量的高低，也是評價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城市基礎設施的市場化運營，不僅能夠提供就業機會，增強城市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還能夠有效的改善城市的環境，維護城市的穩定發展。在新常態下，在我國城市的發展支出中，對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投入逐年增加，基礎設施的建設有了顯著的提高，完善了城市發展的投資環境與居住環境，不僅有利于推動經濟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還有利于進一步提高城市化的發展水平。

（四）投資

在經濟的發展中，投資、消費、出口可以說是推動市場經濟發展的三輛馬車。在新常態下，投資仍然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推動了產業集聚與升級。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投資這個重要因素，對城市發展來說，通過投資所形成的物質產品數量與質量帶來的改變，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決定經濟發展的水平，并影響了城市的發展。在我國的經濟發展中，投資一直是一個重要因素，從90年代末的4517億到2003年的55119億，增長的幅度之分的大。伴隨投資總量的加大，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也在不斷的提高，從二者的相關性分析，可以發現投資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城市發展的重要動力。

三、城市發展的模式

（一）典型的城市發展模式―以東部地區城市發展為例

我國東部地區的城市發展離不開自然條件與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我國東部地區的自然條件優越，靠近沿海，地勢平坦，氣候條件優越，從社會經濟條件來說，經濟發達，水陸交通便利，城市輻射作用強，人才集聚等等，成為城市發展的有利因素。東部地區城市的發展模式主要構建城市群的方式為主，其中包括了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極大的推動的城市的進一步發展。以長江三角洲為例，以上海為中心，涵蓋了16個大大小小的城市。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時候，長江三角洲主要走的是以農村帶動城鎮發展、城鎮帶動城市發展、城市帶動大城市發展，最后發揮大城市的輻射作用的模式，取得的較好的成效。進入21世紀以來，長三角城市群的發展又出現了城鎮城市化、城市現代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新特點，這樣大力的推動了城市的產業發展，提供許多的就業機會，有效的拉動經濟增長，進一步提升城市化的發展水平。

（二）我國城市發展的特殊性―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模式

城鄉一體化一次是由城市融合含義演變而來的，在根據我國城市發展的特點下，我國學者就提出了城鄉一體化的概念。通常來說，城鄉一體化的含義是指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條件下，在經濟、社會與環境等方面促進城市與鄉村之間相互結合。從江浙城市發展的模式來說，江浙城市僅僅的抓住了改革開放這一好時機，在考慮實際情況后，敢于突破傳統的“城市―工業，農村―農業”的發展模式，而是大力推動農村的經濟發展，使農村的發展和改革步伐快于城市，從而創造了城鄉工業一體化發展，促進城市、農村以及周邊地區共同發展的模式。

在新常態下，急需要改革我國經濟的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而這些因素的改變，將大大的影響了我國城市發展的步伐與城市模式的選擇。總的來說，要進一步推動我國城市化發展水平，需要善于利用城市發展的動力機制，和分析每座城市發展適合的模式，這樣才有利于推動城市進程的進一步深入，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與轉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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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俊華.新常態下我國產業發展模式的轉換路徑與優化方向[J].現代經濟探討，2015（0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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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周昌林(1963－)，男，安徽無為人，復旦大學應用經濟學博士后研究人員，碩士生導師；李江(1976－)，男，山東安丘人，浙江大學寧波理工學院講師，經濟學博士。

中圖分類號：F12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7)05－0073－03　收稿日期：2007－04－20

進入21世紀后，世界經濟增長的重心正向亞洲太平洋地區轉移，中國正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增長極。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長江三角洲(簡稱“長三角”)地區正逐步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最突出的增長極，長三角內部城市群的空間格局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要求，在不斷演進，正朝著世界第六大城市群邁進。

一、長三角城市群的格局演進

縱觀中國近現代史，長三角的城市空間格局一直處在一個劇烈的變化當中。最早的大城市是江寧、揚州、蘇州、杭州。江寧即南京，六朝古都，始終是長三角的政治中心和軍事中心。揚州在清代中葉以前也是世界級的大都市，其繁華程度不讓倫敦、巴黎。揚州的繁榮得益于鹽商和漕運，但隨著徽州鹽商的消亡及運河時代的結束，揚州便快速地衰敗下去(冀朝鼎，1981)。蘇州、杭州作為城市起碼都有千年以上的歷史。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長三角的經濟中心、商貿中心、文化中心。但在20世紀初期，被長三角最東端的上海所代替。時至今日，長江三角洲城市空間格局圍繞“一核兩群”，正在醞釀著一場新變化。

(一)上海核心城市。上海市作為我國沿海、沿江兩條經濟帶的“交匯點”，擁有堅實的區域基礎。進一步謀求產業結構、城市功能和區域布局的三位一體，上海市有必要、有條件發展成為國際經濟中心城市。在眾多衡量國際經濟中心城市(特別是沿海城市)的指標中，年資金融通總量、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港口吞吐量、外匯市場日交易量、外貿進出口總額是其中最關鍵的五項指標。從這些指標來衡量，上海與國際大都市還有不小距離。東京面積只有上海1/3強，人口密度卻是上海的2.8倍，人均GDP則是上海的21倍；太平洋西海岸的美國加州人口只有上海一半，而GDP則與我國全國經濟總量相當，是上海的20倍(郁鴻勝，2005年)。

(二)寧－蘇－徐城市群。寧－蘇－常城市群形成以前，對農村人口的轉移自80年代以來較多地強調“離土不離鄉”，較多地強調小城鎮的“蓄水池”作用，忽視了城鎮化的集聚功能，從而未能充分預見、發掘、抓住城鎮化對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許多潛在機遇。如今，該城市群，特別是蘇錫常地區，已進人工業化后期，由工業化推動城市(鎮)化趨勢在加速。2000年江蘇省城市工作會議對全省城市發展戰略做出新的調整，突出強調大城市的作用。“著力把地區條件較優、綜合實力較強、城鎮基礎較好的南京、蘇州、無錫、徐州四個特大城市進一步做強、做大、做優、做美，通過強化南京、蘇錫常、徐州三個城市圈的功能，更好地帶動全省城鎮的快速發展”。

(三)杭－甬城市群。從有利于發揮優勢、增強中心功能出發，杭－甬城市群的產業結構和空間布局正在逐步被優化。杭－甬城市群的特點是，以體制改革作為推動力，消除城鄉分割的種種體制障礙、政策障礙，建立有利于城鎮集聚和城鎮建設的新機制。杭州，作為長江三角洲重要經濟中心和國際風景旅游城市，要在較高起點上考慮產業發展，著力培育較強的產業、技術創新功能，較強的商品和生產要素集散功能，較強的信息、旅游等綜合服務功能。而長三角最南端的寧波，其最大優勢是擁有得天獨厚的深水海岸線資源，非常有利于港口海運業和臨港型工業發展，建設現代化國際港口城市，加快確立區域功能分工優勢。總結長三角城市群形成的過程，可以說是一個“遞進式”的城市發展進程，城市建設由粗放式逐步轉向集約式。這一轉變過程大致分為4個階段：第一，小城鎮建設階段，即城鎮化階段。蘇南的小城鎮有歷史基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城鎮建設改善了企業和農村居民的生存環境，使農村面貌大大改觀。但小城鎮不可避免地存在基礎設施落后、規模效益和聚集效應差、土地浪費、三產不發達及企業辦社會等弊端。尤其在沒有制度變革的情況下，小城鎮建設又一次地復制了二元體制，成為制止農民進城的權宜之策。第二，中小城市建設階段。以縣治所在鎮為基礎的中小城市發展受兩大趨勢的推動。一是部分農村企業的高層主管、村鎮干部、務工青年農民、中小企業主及個體工商業者開始進城居住。二是產業集中發展趨勢加快。一般說來，一個中小城市擁有一個省級開發區和一個民營開發區，這些開發區基礎設施基本上完成，優惠措施、管理制度、服務水平都比較規范，因而成為投資建設熱土，外資企業和本地大型技改項目都安排在開發區。在城市整治過程中，住宅建設和開發區建設的兩大趨勢使縣級市市區形成內圈是商業區、中國是生活辦公區、外圈是工業區的城市布局，小城市日益豐滿。第三，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階段。如前面所述，中心城市作用不可代替，由分散化走向集中化是城市化的一般規律。第四，形成城市群。城市群的實質是由集中化走向一體化，謀求區域經濟的協調和共同發展。目前，建城市群在長三角已形成共識。傳統小城鎮以步行為半徑，小城市(縣城)一般以自行車為半徑，大城市、特大城市以汽車為半徑，而城市群，則以高速路、輕軌等城際交通工具為半徑，以現代通訊技術為信息聯絡的主要手段。無疑，城市群在邏輯上是城市化的最高形式。

二、長三角城市群形成的動力機制

長三角城市群，形成機制有著不同于以往國外大城市群的鮮明特征，推進長三角城市群形成的動力機制主要包括：

(一)人地緊張關系。高密度的城市社會仍是長三角城市群的基本現實。拿規模和人口密度堪稱發達國家城市之最的東京大城市群作比較，2000年東京23區的人口密度為1．31萬人／平方公里，而上海浦西地區的人口密度在上個世紀末就高達3.76萬人／平方公里，是東京23區的1.77倍(朱英明，2004年)。在龐大的人口背景下考慮城市群的演化，在長三角出現人口過億的大城市群之可能性已是無庸置疑。一方面，無論是基礎設施建設、產品發展和就業，還是醫療、上學、福利、社會保障，其規模都將會十分巨大；另一方面，城市土地和各種資源日益緊缺以及高昂的環境代價，都可能制約從而調整長三角城市群的演化過程。要有效形成高密度、大規模的城市群，兩項基礎工作必須做好。一是建設公共交通體系，二是建立促進土地高度利用的機制。就前者而言，以小汽車為主的交通骨架不可能有效，進一步地，城市群只有連接世界

和全國的廣域交通體系才可能有效運轉。就后者來說，只有通過導入嚴格的土地利用總量控制、土地利用資產稅以及技術替代等機制，才能實現土地的集約有效利用。由于城市生存條件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城市群區域內出現農村向城市，小城市向大城市的人才、資金等生產要素的流動，使集聚區域的地價不斷攀升。市中心地價上漲到相當幅度，又會迫使經濟活動向郊區擴散。上海發展衛星城，杭州、南京郊縣改區，適應了產生多中心的需求。

(二)各地政府間競爭與合作。長三角城市群的各級政府無論是在制度創新還是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都存在一種既競爭又合作的關系。“蒂布特(1956)理論”(公共產品的競爭性供給)深入討論城市政府有序競爭的積極意義。競爭是因為地方政府只有率先改革和創新，才能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即軟環境；只有率先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才能創造良好的硬環境。而擁有良好的制度環境和基礎設施環境，是集聚和優化生產要素、降低交易成本、實現地方快速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博弈理論”又從另一個側面剖析了政府合作的積極意義。合作則是因為各個行政區政府在制度創新方面的交流，有助于改善要素自由流動的制度環境，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溝通，則有助于加快生產要素的流動，降低交易費用，從而達到實現地方快速發展的目的。因此，盡管存在地方政府間的競爭，但地方政府間的合作也一直未停止過，這種合作是競爭中的合作。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成立了長三角經濟協作辦主任聯席會議，后聯席會議升格為市長級協調組織，并更名為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協調會積極推動城市間的資產重組，打破壁壘，促進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加強政策的協調性、一致性，推動市場的開放性、統一性，更好地實現聯動發展，互利共贏。本世紀初，成立了滬蘇浙省(市)長座談會制度，相關部門負責人定期召開座談會，商議經濟合作事宜，把共同構筑區域大交通、區域生態環境治理、區域旅游客運網絡、區域信息資源共享、區域天然氣管道網絡5大專題(洪銀興、劉志彪，2003)，作為合作推進的重點和基礎，對改善城市群形成的基礎條件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三)企業區位選擇

企業區位選擇，無論是對微觀空間結構，還是在城市空間格局的演進上正起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一，從產業集聚角度看，企業區位選擇主要由運輸導向和當地投入品導向。產業集群的空間區位的形成，其機制是地方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規模報酬遞增是產業集聚的根本動因。與此相應，產業集聚進一步引致人口的空間集中。

第二，在城市群內，企業區位選擇與城市規模――等級體系密切相關。企業從土地和勞動力成本考慮出發，其縱向聯合、空間分散的生產組織方式，比起縱向聯合、空間集聚的生產組織方式來要有利些。而從企業的聯系費用考慮，企業在空間上不應分離過于遙遠，需要一定的集聚。城市群內企業將占地多、技術含量低的加工環節遷往層級較低的城市，而將公司總部研發機構遷往較高層級城市，就是上述兩個方面綜合考慮的結果，從而導致城市群地域結構發生變化。

第三，隨著經濟全球化，企業區位選擇越來越關注城市國際化程度。城市群發展獲得了新的動力，出現了“代工生產(OEM)”這種新的國際分工發展形式。以跨國公司FDI為特色，來自發達國家的制造業轉移明顯影響長三角城市群空間的走向。曼紐爾-卡斯特(2001)研究了IT產業四種獨特操作所尋求的四種不同的區位類型：(1)研發、創新與原型制作，集中于核心地區高度創新的工業中心；(2)技術性的制造，位于母國新興工業化地區的分支工廠；(3)半技術、大規模的組裝與測試工作，相當部分位于境外；(4)按照顧客需要而調整設備、售后維修和技術支持，通常是位居主要電子市場所在。由此看來，長三角在全球IT分工體系中大約處于卡斯特分析的第3、4種區位。目前全球500強中已有300余強人駐上海，百余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注冊上海，以長三角為腹地，構建其垂直分工體系。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它不可回避地要擔當起新時期國家戰略的重任。大城市群是全球一體化下國際競爭的基本單元，因為只有大城市才能具備與世界進行分工交流所需的完備的基礎設施，只有大城市群才能有足夠的產業集聚和經濟規模參與全球的競爭。當前長三角城市群有越來越多的制造和服務部門都開始面向全球。

(四)信息技術滲透。長三角城市群的興起適逢世界進入信息化時代。伴隨著互聯網興起，時空距離縮短了，人們的生產方式、交易方式和生活方法隨之得到改變，而這一切都會深刻地影響產業特征、城市內部空間結構特征甚至是城市群的演化特征。信息技術滲透使經濟增長方式從增量模式轉向效益模式，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推動了要素地位的變化，使產業布局和城市規劃更趨合理，比如，長三角地區在2003年就在全國率先啟動信息高速公路的示范建設，啟動“數字城市”工程，建設寬帶多媒體信息網絡、地理信息系統、物流信息系統等基礎設施平臺整合城市信息資源，使信息在城市間充分、快速的流動起來。基于此，作為能量高度集聚的大城市的擴散效應將通過信息網絡成倍放大，便捷的交流使發生聯系的機會大大增加。由于發展了更多的關系，也使關系更為復雜，最終導致城市更進一步發展而不是萎縮。

三、長三角城市群的發展趨勢

(一)形成“多點并重”發展格局。多座城市快速發展，各自具有較大的經濟規模和較高的發展水平，是后長三角時代的一個基本特點。上海由于其國際大都市地位，當前和未來都是長三角地區的耀眼明星。周邊的蘇州、無錫、杭州、寧波等10余座大中城市，發展速度快于上海，總體規模和發展水平逐漸接近上海，這就和上海一起，形成整體快速發展格局。按粗略預測，大致在2010年前，無錫、常州，以及杭州、寧波、紹興等市，人均GDP將接近或達到上海水平，其中蘇州已經達到。人均GDP并不是衡量區域經濟關系的唯一指標，但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意味著周邊地區也具有了與上海相近的發展水平、發展起點和競爭實力，意味著自上海開埠以來與周邊區域形成的發展差距，轉變為區域并重發展格局。

(二)形成多層次經濟圈。多層次經濟圈，是長三角區別于世界其他大城市群的一個重要優勢。第一層次是上海核心城市。上海是長三角各市低交易成本的外向窗口和通往世界的主要管道，是長三角其它各市金融、資本、信息、高新科技、人才等的服務中心。第二層次是蘇南和環杭州灣城市群，世界其他大城市群，也有這一層次，但長三角周邊城市群，的發展空間之大、經濟實力之強，則是其它大城市群所沒有的。第三個層次是蘇中、蘇北，以及浙江的溫臺和金(華)－衢(州)－麗(水)經濟圈。通常并不把這些地區包含在長三角之內，但它們顯然受到了上海核心城市，以及蘇南和環杭州灣地區的很強影響。從經濟地理角度考察，可以稱之為長三角地區的邊緣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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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農民工；返鄉意愿；縣域城鎮化發展；動力機制

“十”報告中明確指出了城鎮化發展的重要性，城鎮化發展總體綱要中提出城鎮化發展重點在縣鎮級。本文從農民工返鄉意愿的視角，探討縣域城鎮化發展的動力機制，形成基于農民工返鄉意愿的推力和阻力所構成的復合動力系統，從而指導縣域城鎮化發展。提出解決大城市集聚不經濟的對策，使縣域城鎮集聚經濟效益達到最大，充分發揮縣域城鎮帶動作用，使得產業和人口集聚功能得到充分發揮。

一、概念界定

1、縣域城鎮化的概念

我國的城鎮化可以從兩方面進行劃分：一方面，通過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推動縣域內的城鎮化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向城市輸出大量的人口，促進城市化的發展，促進城鄉結構變化。為了深入研究縣域城鎮化發展，對我國縣域城鎮化過程進行如下劃分：一是縣域范圍內的城鎮化；二是縣域范圍外的城市化。本文研究界定為縣域范圍內的城鎮化，即伴隨著縣域農業化、工業化和第三產業發展而產生的社會以及經濟結構的轉換，這一轉換表現為非農產業、勞動力、資本等要素由分散的農村向縣域內城鎮集中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城鎮受大中城市產業布局、基礎設施、公益設施的輻射，并將城鎮其不斷向周圍農村地區擴散，從而引發農民和居民的思想觀念以及生活方式的改變，縣域產業結構的演化，形成新的空間結構形態。

2、農民工的概念

學術界對農民工的概念界定還沒有明確的、公認的說法。農民工概念一般從以下四個角度界定，第一，農民工從事的是非農職業，或以非農作為主要的職業，而且主要收入也來自非農活動；第二，戶籍身份依舊是農民，與具有居民戶籍身份的人有著顯著的身份區別；第三，農民工可以是被國有單位、集體單位、個體戶、外企老板或私營企業主雇傭的人，也可以是本身就是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主等的人；第四，屬于農村人口。因此，本文界定的農民工為進入城市或城鎮后被他人、單位雇傭或自營，并擁有農村戶口，從事非農職業的農村人口。

二、農民工返鄉意愿的影響因素分析

我國學者對農民工返鄉就業意愿的影響因素進行了詳細研究。如朱紅根（2010）采用計量經濟模型分析影響農民工返鄉就業意愿因素，結果表明在返鄉農民工自身特征因素中，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文化程度；職業方面中，職業技能狀況、風險態度、家庭人均純收入、外出務工收入等因素；在社會資本因素中，農村外出勞動力每月話費支出、常聯系朋友個數、親戚擔任村干部或公務員狀況，對農民工返鄉就業意愿有顯著影響，同時，政策支持力度大小也是影響農民工返鄉就業意愿的重要因素。熊智偉、王征兵（2011） 從主觀規范、創業態度感知和行為控制三個變量，應用計量經濟模型，探討其對返鄉農民工就業意愿的影響，研究表明，中國農民工就業正處于生存型就業和機會型就業并存的狀態，具有逐步向機會型就業過渡的可能，農民工在形成就業意愿時更加重視家庭成員的意見。梁志民（2013）應用農民工返鄉就業決策模型，對農民工返鄉就業意愿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自身特征因素中年齡、性別、務工平均月收入、每年外出務工時間，是否有在務工地購房意愿等，對農民工返鄉就業意愿存在重要影響；農民工返鄉就業的心理收益因素對其返鄉就業的影響也較重要；返鄉就業政策制度因素也是影響農民工返鄉就業的重要因素之一。從上述文獻可以看出，雖然對農民工返鄉就業的研究較多，也從各個角度分析影響農民工返鄉就業的諸多因素，但并沒有進一步深入探討農民工返鄉意愿對城鎮化發展的影響。

本文從農民工自身特征、目前就業情況和返鄉就業政策三個層面分析農民工返鄉意愿的影響因素，結合農民工普遍存在著接受教育程度低、城鄉收入差距大和縣域城鎮在產業和人口聚集方面的功能遠沒有得到充分發揮等問題，選擇最具有代表性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農民工的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從事的行業、打工年限、日工作小時數、月收入水平、家鄉就業政策、家鄉產業狀況和家鄉就業收入等因素，結合相關學者研究，提出如表1所示假設。

表1 農民工返鄉意愿的影響因素假設

影響因素 與文化消費意愿關系 假設

性別 具有相關關系 女性對家鄉情感深于男性，返鄉意愿強于男性。

年齡 具有正相關關系 年齡大的農民工返鄉意愿強于年齡小的農民工。

文化程度 具有正相關關系 文化程度越高的農民工自主創業的愿望強烈，返鄉意愿強于文化程度低的農民工。

從事的行業 具有相關關系 從事技術性強的行業的農民工返鄉意愿越弱。

打工年限 具有負相關關系 打工年限越長的農民工對所工作的城市依賴性強，返鄉意愿越弱。

日工作小時數 具有正相關關系 日工作時數長、勞動強度大的農民工返鄉意愿強。

月收入水平 具有負相關關系 隨著收入水平提高， 農民工返鄉意愿減弱。

家鄉就業政策 具有相關關系 家鄉就業政策優越，農民工返鄉意愿強烈。

家鄉產業狀況 具有相關關系 家鄉產業集聚性強，農民工返鄉意愿強烈。

家鄉就業收入 具有正相關關系 家鄉就業收入越高，農民工返鄉意愿越強烈。

三、縣域城鎮化發展動力機制探討

縣域城鎮化發展的動力機制，是指推動縣域城鎮化發展所必須的動力產生機理，以及維持、協調和改善這種作用機理，使之在城鎮化中持續、有序發揮作用的，以既定資源為約束，資源配置方式為條件，各種制度為保障的綜合系統。城鎮化發展動力系統是由推力系統和阻力系統所構成的復合系統，各種系統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相互作用和相互滲透，有時也相互轉換，從而共同推動縣域城鎮化進程。

農民心理作用力是指農民對城鎮的恐懼心理、對新工作不適應心理和原城鎮居民的敵視心理等。縣域城鎮化發展的動力系統指推力系統和阻力系統，農民工返鄉收入增加；生活質量、受教育機會、居民化權利、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提高。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產業發展政策、農民工返鄉創業鼓勵政策等因素。上述各種制度既是促進城鎮化發展的推力也是阻力，應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農業的“推力”、工業、第三產業的“拉力”吸引農民工返鄉就業或創業，增強城鎮吸引力。制度動力、產業推動力、利益驅動力、農民心理作用力構成了縣域城鎮化發展的動力系統，該系統主要內容如圖1所示。

圖1 縣域城鎮化發展的動力系統圖

四、促進縣域城鎮化發展的對策建議

1、發展就業吸納能力較強的產業集群

通過大力推進縣域農業示范區建設，培育特色品牌，加快農業合作社，將農業種養、產加銷、貿工農一體化進行下去，提升農業產業化的規模和水平；通過旅游業和文化產業的集群發展，改善基礎設施，將第三產業全面發展下去，吸引較多投資；充分發揮縣域自身工業產業優勢，利用當地資源，發展好第二產業，通過產業集群促進人口集聚，吸引包括返鄉農民工在內的人才，推動縣域城鎮化發展。

2、深化縣域城鎮制度改革

根據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和國家財力的可能性，可以在縣域城鎮范圍內實行購房入戶政策的基礎上，實行類似于工作落戶方式的戶籍管理制度，對進城農民的合法地位予以承認和保障；通過先建立所有非農人口的社保制度，使農民進縣城有基本生活保障；要加強土地產權制度建設，積極推行土地流轉制度，保障農民合法權益，完善征地程序，增加征地透明度，并通過制定合理的征地補償標準，建立健全預存征地補償款制度，同時確保征地補償款到位，并嚴禁在征地拆遷過程中地方政府和有關企業侵犯農民的利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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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熊智偉，王征兵.農村外出勞動力返鄉創業意愿影響因素實證研究[J].統計與信息論壇，2011（11）103-108.

篇（4）

1引言

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實現了持續快速發展，國民生活水平也實現了穩步提高。同大多數國家一樣，我國的經濟的提高是在犧牲環境利益的基礎上實現的，走的是一條“優先發展經濟，先污染后治理，以環境換經濟利益”的經濟發展道路。長此下來，我國的環境受到了極大的破壞，已嚴重限制或阻礙了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并且在此種經濟發展模式下，人們的環境保護意識十分薄弱，居民生活中產生的污染加劇了環境的破壞，影響了人民的身體健康和精神愉悅。

為了實現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實現經濟、社會、環境的協調發展，我國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來保護生態環境，大力發展城市生態建設。城市生態發展逐漸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和認同，所謂生態發展，就是指在不破壞生態環境的前提下，大力發展經濟，并協調環境、社會和經濟共同發展。隨著城市建設發展和景觀生態學的發展，生態景觀已成為一個城市發展所不可缺少的因素。景觀是指風景、山水、地形、地貌等土地及土地上的物質和空間所構成的自然和人為活動綜合體，景觀并非我們傳統意義上的園林，也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僅僅局限于公共綠化的初級概念，它是一個綜合的、寬泛的概念[1]。下面，我將單從景觀植被（城市綠地）的角度分析景觀生態與城市發展的關系。

植物是生物多樣性的基礎，植物多樣性是生物多樣性在物種水平上的主要表現形式，是指在城市區域范圍內各種植物的集合體，包括天然植物和人工栽植植物，是城市綠地的基礎、城市綠化的主要用材，對于城市的生存和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植物的價值是巨大的，具有消費使用價值、生產使用價值等直接價值，非消費性價值（保持水土、調節氣候）、選擇價值、存在價值、科研價值等間接價值；此外，植物為我們提供了食物、纖維、木材、藥材和多種工業原料；在保持土壤肥力、保證水質以及調節氣候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大氣層成分、地表溫濕度以及PH值等調控方面具有重要意義；植物多樣性還有益于維持生態系統穩定以及一些珍稀瀕危物種的保存[2]．．．城市景觀植被對于城市的生存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2研究區濟南市概況

濟南市位于北緯36度40分，東經117度00分，地勢南高北低。濟南屬于暖溫帶半濕潤大陸性季風氣候，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少雨，夏季炎熱多雨，秋季較清爽，冬季干燥寒冷；年平均氣溫14.3℃，最高40.5℃，最低零下14.9℃，年平均降水量660.7毫米。濟南市植物構成多樣，構成濟南植被的區系植物總計有1175種和變種，分屬于149科，其中蕨類植物12科，18種；裸子植物7科，21種；雙子葉植物106科，870種；單子葉植物24科，266種。野生植物382種，占植物種類的33%；人工栽培植物793種，占植物種類的67%。

3景觀植被對濟南市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

濟南市是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濟南市依據其深厚的傳統文化確立荷花為市花、柳樹為市樹，這不僅提升了市民的城市自豪感和凝聚力，為城市建設發展注入了新活力，也激發了市民種荷植柳的熱情，有利于城市綠化和城市景觀建設，改善城市環境；同時，也樹立了濟南市的形象，有利于濟南市對外招商引資以及對外經濟貿易交流，尤其是第十一屆全國運動會之后，“東荷”“西柳”令濟南形象上升了一個新臺階，對于濟南市今后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濟南城市綠化景觀植被是城市建設的重點項目之一，2001年底，濟南市的綠化率達到33.3%，人均公共綠地達到7.15平方米；2004年，在城區栽植喬、灌木160萬株，新建綠地160萬平方米，栽植垂直綠化植物10萬株，到年底使城市綠化覆蓋率、綠地率和人均公共綠地面積分別達到39.1%、32.9%和8.6平方米；從05年下半年開始，濟南市對52條道路共300多萬平方米綠地展開了綠化整治工作，截至06年4月底，共整治道路綠地271.04萬平方米，整治綠地廣場、小游園10處28.06萬平方米。濟南市城市綠化景觀植被對于濟南市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首先，綠化景觀植被有凈化空氣、降低污染、調節氣溫等功能，能夠為人們積極參與經濟建設創造良好環境；同時，大工廠以及公路周邊的綠化隔離帶，既有利于美化環境、降低噪聲和污染，為人民生活造福，又有利于緩解工人和司機的視覺疲勞，減少意外的發生，保證城市建設工作的持續進行，還能使道路和建筑等避免夏季烈日的直接暴曬，保護道路和建筑的質量，延長其使用壽命；此外，城市綠化景觀植被美化城市環境，可以為城市提供良好的旅游資源，吸引游客，拉動城市經濟發展。濟南市南部山區存有大面積的天然林以及人工植被，在濟南市城市建設中占有重要地位：南部山區大量的景觀植被為濟南市涵養了充足的水源，保證了濟南市的生活生產用水和泉水的地下補給水，是保證濟南市泉文化的基礎；并且，濟南市南部山區的森林系統還具有培肥土壤、生產有機物質、提供生活生產原料、調節風速、調節空氣溫濕度、調節降水量、保持水土、凈化空氣等許多重要功能[3]。這對濟南市環境保護和城市建設具有重要作用。

濟南市擁有大量農用耕地，全市現有耕地374270公頃，主要由旱田和水田兩種地類構成：旱田面積365240公頃，占耕地總面積97.6％；水田面積9030公頃，占耕地面積的2.4％。這些農用耕地可為城市提供大量食物和工業原料，是城市居民生活和城市經濟建設的基礎，大面積的農作物在生長期還為降低市區污染、凈化城市空氣等起到了重要作用，從而為濟南市經濟發展和對外經濟交流創造良好環境，推動經濟發展。同時，濟南市農用耕地也存在許多問題亟待改善，如農作物秸稈問題：農作物秸稈是農業生產中的副產品，含有豐富的氮、磷、鉀及微量元素等成分，是一種可以綜合開發利用的寶貴資源，近年來，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引起農民生活方式和農業生產方式有了很大改變，農作物秸稈傳統利用的價值和地位大不如從前，大量農作物秸稈得不到充分利用甚至造成大量浪費和污染[4]。如秸稈焚燒，不但作物秸稈得不到利用，而且焚燒產生的濃煙不僅污染了空氣，還給城市交通和生活生產造成不便，威脅人們的健康安全。如果能很好的解決農作物秸稈問題，不僅能極大的改善農村和城市的環境，還有利于養殖業、造紙工業以及生物制造業等多種經濟模式的發展，推動濟南市城市經濟的長遠發展。

4結論和討論

景觀植被對于城市經濟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因此要大力保護和改善城市現有的景觀植被，發展城市景觀植被建設，并且在做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規劃時把城市景觀植被規劃納入城市總體規劃中，充分發揮景觀植被對城市經濟建設的推動作用，促進城市經濟、社會、環境的協調發展。

在做城市景觀植被規劃時，要選取科學合理的方法，做好規劃先期準備工作，多方法、多手段、多渠道的明確城市植被現狀和需求，根據城市未來發展的需要，規劃設計城市景觀植被的類型、位置、規模范圍等，保證規劃的景觀植被符合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需要。同時，城市景觀植被設計還應避免單一規劃，應多種綠地類型（公園綠地、生產綠地、防護綠地、附屬綠地等）、多種植被類型（喬木、灌木、草等）、多種植物物種（柳樹、荷花等）相結合，促使城市景觀植被功能最大化。此外，在做城市景觀植被規劃時，還應考慮到城市景觀植被的長遠利用，避免規劃浪費，例如：2009年上半年，規劃壽命50年的南京城西干道10年后重修；2008年，規劃壽命50年的上海市延安路高架外灘下匝道11年后拆除；2008年底武漢的“搭積木”風波等等，這些規劃浪費現象不但沒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反而造成了社會上不必要的紛擾，還給政府和城市形象帶來了深遠的負面效應[5]。因此，在做城市景觀植被規劃時，必須考慮景觀植被的時間性，杜絕規劃浪費，并為城市未來的發展規劃留下足夠的空間，保證城市景觀植被在規劃期內乃至未來規劃中充分發揮其功能，推進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

城市生態建設越來越受到人民的認可，城市景觀植被對城市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城市景觀植被的優劣關系到城市經濟發展的進程，因此在發展城市經濟時，必須考慮城市景觀植被的影響，充分發揮景觀植被對經濟的推動作用，加快城市經濟發展和城市生態建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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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侯碧清，等．城市植物多樣性保護規劃理論與方法[M]．長沙：國防科技大學出版社，2006．8- 10．

篇（5）

學校堅持走服務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道路，以創新校企合作模式為突破口，自2007年與江蘇磊達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后，不斷創新校企合作模式，升級校企合作內涵，為校企合作提供了一個又一個成功的案例。

磊達模式，開啟校企合作之門

江蘇磊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磊達”）位于東臺市南郊，總資產約65億元，在東臺市有著重要的影響力。據公司張增貴總經理介紹，公司不僅是中國建材百強企業之一，近10年來已經形成了建材水泥、鋼簾線、賓館酒店、造船物流四大產業。2007年，磊達公司在東臺經濟開發區投資42.5億的鋼簾線項目技術含量高，需要人才的及時輸送。東臺分院抓住機遇與磊達進行校企合作，就學生實習的福利待遇、實習生管理以及學生就業等達成協議。在此基礎上，學校與磊達進行了訂單培養，校企共同招生，共同管理，并采用現代學徒制教學，八年不斷探索，最終形成了磊達模式。

每年招生季，學校與磊達共同商定開設專業、招生人數、就業崗位及待遇等，如2013年磊達鋼簾線廠預計招收員工120人，學校確定招生計劃為200人左右。“自2013年起，學校每年與磊達合作開辦機電技術應用專業鋼簾線班2個、旅游服務與管理班1個、中餐烹飪班1個，實現了多種產業的訂單培養。”東臺分院校長虞靜東告訴記者。

這些訂單班實行三年學制，學生入學時就與企業簽訂就業協議。企業還為班級確定一名企業班主任。前兩年半，學生以工學交替為主，最后半年頂崗實習。日常的教學課程按照校企雙方制定的人才培養方案進行，學生在校就讀的日常考核與管理由學校教務處、學生處、實訓處等部門負責。企業班主任依據綜合成績，每學期為成績優秀的學生發放獎學金。

為了切實做好學生在企業實習、就業的管理工作，在每批學生進入企業實習前一周，校企雙方首先要進行人員的對接。校企共同召集各方面的管理人員，具體為分管校長與企業經理進行對接，招就處與企業人事負責人對接，系部主任對接分廠負責人，班主任及專業教師對接企業線長、大班長及指導師傅。他們對接后互換聯系方式，這樣一來方便雙方及時解決學生實習管理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在完成第一步人員對接之后，學生開始進入企業實習；第二步，校企需要在學生培訓方面進行對接，一方面學生經過工學交替、頂崗實習以及職業培訓合格后上崗，另一方面學校也負責對企業一線員工進行培訓。雙方利用學生和教師在企業實習這段時間，共同開發培訓教材、企業員工手冊、崗位知識培訓資料；第三步，校企相關人員在問題處理上的對接，針對學生實習、就業管理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前期以學校班主任教育為主、企業管理人員協助，后期處理則需要以企業為主、學校為輔；第四步，做好學生職業生涯的發展對接，在這個階段企業對學生進行職業生涯發展規劃教育，使學生了解進入企業后的發展空間，促使學生做好本職工作，積極爭取發展機會。

以上“四個對接”模式橫向覆蓋了學生進入企業后的每一個方面。在縱向時間的管理上，校企還制定了“三定期”管理制度：一是每月底校企雙方召開學生管理人員例會，協商解決學生實習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二是定期集中通報制，企業根據生產實際，在工學交替時間內每周安排半小時左右集中向學生通報校企雙方對學生實習的要求；三是定期考核獎懲制，每月底對實習表現突出的學生，校企雙方及時通報表揚或物質獎勵，學校還在校園網站及校報上進行宣傳，并按月對相關管理人員、實習班主任、實習帶隊教師進行考核、發放補貼。校企雙方共同做好學生工學交替、頂崗實習情況的鑒定，并進行考核獎勵。

磊達模式促使學生更好地掌握技能，滿足了企業用工需求，為校企合作樹立了典范，從而帶動了其他企業與學校合作的積極性，江蘇領勝城科技有限公司、江蘇捷士通科技有限公司、東臺市永寧汽車城等10多家企業也相繼與學校開展了緊密型校企合作。

傳承發繡文化，校企合辦特色專業

發繡藝術是東臺市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據記載，唐代海陵西溪鎮（即東臺市東臺鎮）佛教興盛，信女們為表示對佛的虔誠，用青絲在絲絹上繡成觀音、如來等佛像，朝夕焚香，民間女子受其影響，也以發絲繡成鴛鴦蝴蝶等贈送情人。宋徽宗年間，這一民間藝術被引入宮廷，興于元明，衰于民國，幾近失傳。為更好地傳承發揚發繡藝術，東臺縣工藝品總廠成立，使發繡這一民間絕藝重現生機。

為做大做強發繡產業，培養高水平的發繡人才，2012年由東臺市人民政府牽頭，東臺市文廣新局和東臺分院聯合開設了發繡藝術專業班。該班實行三年學制，每年招生50人。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學校依托東臺地方發繡企業、發繡協會、東臺發繡藝術館等資源，與東臺市天藝發繡有限公司合作，在校內建成了集發繡生產與學生實習為一體的專用車間，實現了學生在校內實習與企業生產的零距離對接。

由于發繡技藝的民間傳承多以手口相傳、師徒面授為主，沒有相關的專業教材。因此，學校相關專業教師與東臺市發繡行業協會、企業專家聯合組成了專業建設指導委員會，共同研究發繡專業建設、發繡人才培訓方案的修訂及發繡專業教材的開發，編寫出版了《刺繡基礎》《刺繡針法》《刺繡藝術設計》等專業教材，后期相關教材的研發工作仍在進行。

圍繞培養發繡藝術基礎型人才和發繡藝術大師兩大目標，學校為發繡班配備了專業教師指導學生實踐，企業也配備了2名具有實踐經驗的師傅指導學生實習。發繡藝術班采用半天理論課、半天實訓課的教學模式，管理上參照磊達模式實行校企共同管理。

發繡藝術班的學生除了免學費和住宿費之外，每學期還享有助學金。當學生能單獨完成產品并達到企業生產質量要求時，企業按照標準計件支付學生報酬，在頂崗實習時，學生與企業員工同工同酬。校企合作讓學生在學習傳統文化、提升技能的同時，也體現了自身價值，如學生盛星晨的作品《春曉》被天藝發繡有限公司收購，部分學生參與創作的《富春山居圖》也得到了企業的肯定，發繡專業學生林娜獲2013年光華創業精神大賽江蘇賽區一等獎，校企共同開發的發繡作品獲2014年全國“金鳳凰”創新產品設計大賽銀獎。

“發繡藝術班的開辦為東臺市發繡企業提供了新鮮血液，東臺發繡企業眾多，學生就業形勢非常好，發繡專業成了學校的特色專業，發繡藝術班學生供不應求。”虞靜東說到。

對接新型產業，合作之路越走越寬

在東臺沿海經濟開發區，有一片由海水沖擊而成的灘涂，每年以一萬畝的速度增加。當地政府對灘涂進行圍墾，發展生態農業、旅游業和新能源開發等。在虞靜東的陪同下，記者參觀了灘涂上全球單體規模最大的“風光漁”一體化發電站——上面風力發電、中間太陽能發電、下邊養魚。一座座風塔上徐徐轉動著的寬大葉片，一排排光伏矩陣，連綿不絕；廣闊的電池板下方，清澈的水面上，魚兒歡躍。參觀過程中，一輛大巴上下來一支旅游團，帶隊的導游和記者打了一聲招呼，虞靜東說：“這是我們學校旅游服務專業的學生，東臺富有鮮明的生態特色，除了黃海森林公園、永豐林生態園、佛教文化園等，就是這片利用灘涂形成的‘風光漁’觀光基地。我們利用沿海新校區的地理優勢，與周邊旅游產業基地也達成了校企合作意向。”

隨著地方產業升級，綠色環保的新能源產業成了東臺市的一大支柱產業。學校沿海新校區位于東臺沿海經濟開發區內，借此機遇成立了新能源職教集團，集團主要是利用學校的機電技術應用中職、機電一體化高職等專業與風光電等新能源生產、相關的設備制造和維護企業的合作。上海電氣東臺風電設備有限公司是東臺市新能源裝備制造的領軍企業，致力于兆瓦級陸上、海上和潮間帶大型風機的整機裝配生產線及安裝調試、維護，江蘇捷士通移動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思恩電子科技有限公司，分別涉及新能源通信產品的生產和以太陽能產品生產為主。學校與這幾家企業合作進行訂單培養，實現了校企生三贏。

據了解，上海電氣東臺風電設備有限公司與學校合作后，2010年9月第一臺風機下線，當年納稅超千萬元，2014年8月該公司二期工程竣工投產。公司發展之所以如此快，得益于與學校的合作。該公司一方面通過訂單培養預定人才，另一方面與學校合作開辦高級工技能提高班，目前已有36人參加培訓，24人獲得高級工證書，11人獲得技師證書，1人獲得高級技師證書。

篇（6）

Abstract: With the space under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and city expansion characteristics, to take this space for possible future expansion of the rapid advance of the pre-urbanization, the spatial expansion of cities and dramatic increase in the scale of demand for land, many cities are facingthe scale of urban spatial expansion problems. How to solve the current planning needs to focus on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continuing impetu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flexible space structure.This paper attempts by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dynamics of urban spatial expansion factor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as well as different dynamic mechanisms of space to expand the characteristics to ui space for possible future expansion of the forecast and judgment, so take precautions to makedecision-making. Shantou City space to expand as an example,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antou space to expand the role of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social, urbanization and dynamic factors, an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inear model for its future expansion timing bold prediction for space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provide support.

Keywords: mechanisms of power, space to exp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iming.

中圖分類號：F291.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引言

城市空間拓展是城市在各種動力作用下的一種空間推進，對城市空間拓展的研究實質上就是將這種動力機制的現狀、潛在可能和趨勢解釋為空間的語言，其結論可用于明確規劃手法的選擇、具體方法確定等。

國內外對城市空間進行解析的理論有針對實體環境的城市空間研究理論、強調空間人文社會屬性的芝加哥學派，從政治因素著手分析的結構學派等。隨著城市地理信息技術發展、空間拓展研究開始向動態化模型發展，利用GIS空間增長模型、微觀主體演變機制模型（元細胞自動機（CA）、SLEUTH模型）對空間拓展進行監視和動態模擬【1】。但這些模型主要考慮的是城市土地利用中的自然因素，與城市規劃的實際操作思路不一致，且其成果更多的是對過程的模擬和結果的描述，無法揭示空間拓展的根本動因而對未來作出預測和判斷，難以與實際工作緊密結合。本文試圖通過建立動力機制評價體系和關聯度分析，描述各動力因子對城市空間拓展的不同影響，并進一步探討動力機制下城市空間拓展方式及方向，為城市規劃編制過程中解決空間持續動力與建構彈性的空間提供支撐和參考。

2、城市基建拓展驅動力和動力機制

國內外學者對城市空間拓展動力的認定各不相同。陳順清認為城市增長的動力可以分為向心力、離心力和摩擦力三種力量的相互作用【2】。張庭偉基于城市空間變化動力的經濟學和社會分析，將影響城市空間拓展的力量簡約分為政府力、市場力、社區力【3】。英國學者弗雷斯特從城市經濟、城市工業兩大方面，分別就人口，勞動力市場，總體就業水平，規模經濟、資金專業化和多元化、企業區位導向、聚集經濟、基礎結構需求等因素對城市空間拓展影響進行了分析【4】。

筆者認為城市空間拓展由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的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不同城市的不同發展階段，各影響因素的作用強度會有所不同，從而形成了每個城市不同的空間形態和區域城市空間結構。也因此，這些要素在城市各個發展階段的不同表現可作為城市空間拓展階段的標志。本文以城市建成區面積為自變量，以動力因素為因變量，構建了城市空間拓展的動力機制指標體系。F指標體系=｛F政策因子、F經濟因子、F基礎設施因子、F城市化因子｝，上述因子又可以細分為一系列定量化的衡量指標。本文最終選取了4大類、10小類15項指標作為影響城市空間拓展的主導因素。在此基礎上可運用關聯度方法，對以上指標體系進行關聯度篩選和分析。關聯度越高，則說明影響程度越高，反之則影響程度越低。

自然因子 城市土地存量 城市土地存量（a15）

表一：動力機制評價體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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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會展產業；轉型升級；驅動模型

Key words: MICE industry；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drive model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1）23-0104-02

0引言

隨著會展產業的新經濟增長點地位的確立，許多地區把會展產業列為支柱或重點發展產業，大力發展會展項目，加大會展經濟發展力度，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當前，我國會展產業經濟已經駛入新的結構性調整階段，一個新產業增長動力結構即將形成。在這個產業轉型升級當口，如何把握會展產業規律，積極應對產業轉型升級，是對處于“成長期”的我國會展產業的一次嚴峻考驗。因此探討會展產業轉型升級動力機制，培育會展經濟發展動力因素，對會展產業和經濟的健康發展，對促進各地區會展產業跨越發展，都具有重要而現實的意義。

1會展產業轉型升級的動力主體和動力機制

1.1 動力主體內部動力主體――會展產業的利益相關者包括政府機構或行業機構、會展項目主辦者、參展商、專業觀眾、會展項目供應商等。這些系統成員之間既存在整體同一性，又存在個體差異性。在整個會展產業中，整體同一性表現為協同，個體差異性表現為競爭。會展產業運行的動力，歸根到底來自產業內部不同利益主體對自身經濟利益的追求。三個主體包括：會展項目主辦者、參展商和專業觀眾。這三大主體互相依存，其中會展項目主辦者在內部動力主體中扮演核心和紐帶作用。這三者在會展產業發展過程中，所占有的資源不同，提供的服務類型不同，所獲利益也不同，處在一種非平等的競爭格局中。外部動力主體――會展產業的外部動力主體，表現為政府部門或行業機構、會展城市和第三部門，為會展產業鏈提供外部的支撐。政府在外部主體中承擔主導角色，引導第三部門發揮協調力，對會展產業政策寬的容度促進會展城市氛圍的營造和發展。

1.2 動力機制會展產業的內部動力機制包括：由會展產業需求激發產業內部利益主體（會展主辦者、參展商）的利潤驅動機制；會展主辦者與參展商合作開發會展產品的驅動機制；各主體的競爭驅動機制與產業鏈驅動機制。

1.2.1 內部動力機制利潤驅動――根據“推―拉”模式（Push-Pull Model），參展商需求的多樣化對會展產業的發展將產生巨大推動力。多樣化的市場消費需求使參展商產生參展動機，進而推動需求的產生。在新產業形成初期，參展商對會展項目產品的需求凸現，會展項目產品供不應求。從事會展產業經營和服務的部門除了獲得正常的經營利潤之外，還可以獲得由于會展項目產品供給不足所形成的超額利潤。會展主辦者為獲得超額利潤，形成來自利潤驅動的拉力。在推、拉動力的雙重作用下，通過會展產業內部系統發展，人流、物流、資金流引向會展產業。競爭驅動――在會展產業中，不同檔次和規模的會展項目出現，使得參展商對會展主辦企業的要求提高。這樣便加劇了會展主辦企業之間的競爭，迫使會展主辦企業尋找和選擇差異化的會展產品，力爭在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因此，優秀的會展主辦者選擇有特色會展項目，提供創新會展產品和服務，才能夠在競爭中勝出。而參展商戶正是會展產業動力作用模型中的不斷提高要求的“消費主體”，他們對于會展項目的需求、對會展產業的轉型和消費升級起到了關鍵作用。這就是會展產業中的競爭驅動機制，如圖1所示。產業鏈驅動――會展產業是由一連串橫向聯系的企業和相關主體構成的產業鏈。這種橫向產業鏈和其他產業的縱向產業鏈意義完全不同，縱向產業鏈只有其頭部生產成品，直接面對消費者；而橫向產業鏈則是整個產業鏈條直接面對消費市場，一起組裝一件“產品”，會展產業鏈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整條產業鏈的協調極大地影響著會展產業的發展。產業鏈其他環節的協調發展，會帶動會展產業整體提升，這便是產業鏈驅動機制。

1.2.2 外部動力機制會展產業的外部動力機制包括兩個部分：政府驅動機制和機會驅動機制。這兩個機制相輔相承，在會展產業系統外部為其發展提供支持和動力。政府驅動――政府雖然屬于外部動力范疇，但其對動力作用模型中的每個要素都會產生重要影響。針對具有跨地域性和綜合性的會展產業特點，需要政府對會展項目生產各個環節進行有效協調，這也是世界會展業發達國家的經驗總結。而會展產業作為一個新興的產業，其起步和發展的關鍵還在于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推動。機會驅動――機會驅動機制的表現形式也呈現多元化的特點。首先“會展經濟的是城市的面包”，會展中心城市的建設目標往往給一個會展經濟的發展帶來機會。會展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原則與會展規劃要求相契合，會展城市建設的指標管理、會展基礎設施建設、會展項目、政策保障等在會展城市規劃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和應用價值。其次，第三部門（如行業協會、高校等）的發展往往也給會展產業帶來機會。高校研究人員可以通過對會展產業的系統研究，找到發展的突破口和制約瓶頸問題等，從而促使其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同時，會展行業協會等組織，也可以通過其自身的優勢，發揮著政府和會展企業間的紐帶作用。第三，信息網絡的技術的發展推動會展產業系統的發展。在網絡時代，信息和通訊技術的發展促進了全球層面經濟活動和過程功能的融合。網絡融合帶來會展項目交易成本的降低，信息技術帶來勞動效率的提高和生產成本的節約。會展主辦者、政府管理部門利用網絡環境平臺，為參展商、專業觀眾提供全方位、多元化、個性化信息服務，以最大限度地滿足會展項目利益相關者多元化的會展需求。第四，會展經濟的發展為我國區域、城市發展和建設提供了有利機遇。會展經濟改變了傳統的生產和消費方式，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潛力，發展一些經濟發達、綠色低碳高效的會展產業，建設體制合理、社會和諧的文化以及適宜的城市環境。

篇（8）

〔中圖分類號〕F327.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8048-（2014）01-0025-04

一、新型城鎮化動力機制相關文獻回顧

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對城鎮化動力機制的研究是當前學術界研究城鎮化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新型城鎮化強調人口城鎮化和新型工業化的發展，它是對我國城鎮化不斷向前發展的新階段性認識。倪鵬飛對新型城鎮化概念做了系統的分析，他認為新型城鎮化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方針，堅持全面可持續的原則，以人口城鎮化為核心內容，以信息化、農業產業化和新型工業化為動力的城鄉一體化的城鎮化，政府應通過制定戰略與規劃，提供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加強監督與管理來積極地推進新型城鎮化進程。〔1〕張占斌分析了我國新型城鎮化的戰略意義和列舉了推動新型城鎮化過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問題，他認為應該區分不同地區的城鎮化動力問題，這樣才能因地制宜地推進各地城鎮化的發展，努力提高新型城鎮化的質量，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2〕劉嘉漢，羅蓉認為新型城鎮化應是以發展權為核心的城鎮化道路，傳統的城鎮化思想忽視發展權，體現為城鄉分離的城鎮化，這種城鎮化不利于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應當推動以社會可持續發展為導向的新型城鎮化戰略。〔3〕 王雅莉，張明斗通過對民生型城鎮化的動力機制、運行框架的全面分析及其與歐美發達國家在城鎮化主導力量、推進方式及土地制度方面的比較中，他們認為轉換城鎮化發展思維模式，回歸城鎮化本位、優化社會、經濟、資源及環境四大系統、堅持市場調節與政府調節相結合及營造優質的外部環境等成為民生型城鎮化的優化路徑。這種新型城鎮化是順應城鎮化發展本質需求，并呈現出和諧性、高效性、可持續性、綠色性及共享性的基本特征，將成為中國城鎮化發展的主要選擇。〔4〕陳映通過對四川城鎮化數據的分析，認為四川新型城鎮化進程不斷加速，但是由于歷史和現實因素使四川城鎮化面臨諸多困難和問題，四川要加快新型城鎮化建設必須加快制定和完善全省城鎮體系規劃、優化城鎮空間布局和聯動推進新型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發展。〔5〕

以上文獻對新型城鎮化基本內涵、意義以及如何推進新型城鎮化等方面在不同的角度進行了闡述，但相對較少分析發展城鎮化的動力機制結構和如何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尋找適合地區城鎮化的動力機制結構。本文在論述城鎮化一般動力機制結構的基礎上，結合四川藏族地區的具體情況，試找出四川藏區的城鎮化發展動力機制，并提出四川藏區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關鍵要素。

二、城鎮化動力機制結構系統的一般分析

城鎮化是居住在農村地域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們轉變成居住在城鎮從事非農產業的人，城鎮化是農業文明向現代文明的轉變和發展。城鎮化意味著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和聚集，城市地域的不斷擴張。不同地區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不同，因此，不同地區推動城鎮化發展的動力機制亦是不同。城鎮化動力機制結構雖然各地區有所不同，但都滿足于基本的城鎮化動力機制，將一般的城鎮化動力機制結構作為框架，分析各地區城鎮化動力機制結構具有理論價值意義。

（一）農業技術的發展是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初始動力

農業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產業，農業的發展為國家城鎮化提供源動力。農業技術的進步發展，使相同面積的農地所需要的人數減少，農村產生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這些剩余勞動力為了生存，他們只能選擇去其它地方進行就業和謀生。而城市擁有密度更好、質量更好的公共服務，同時還擁有較多的就業機會，這促使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涌向城市。這些農村勞動力是城市不斷發展的動力之一，他們在城市生活消費，促進了城市的橫向和縱向發展。

（二）城鄉收入與服務差距是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內在動力

城鄉收入差距是吸引農村人口向城鎮流動的一個重要因素。由于城鎮工業的迅速發展產生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工人的工資水平。同時，農村居民生活水平很低，被排擠的農業工人生活也處于無保障狀態。〔6〕城里從事非農的收入明顯比在農村從事農業收入要高，這種落差對農村居民來說是城市的一個拉力，推動他們進入城市。收入差距是農民的物質利益動力，而追求城市的完善的公共服務是農村居民的非物質利益動力。城鄉之間公共服務的巨大差異，吸引著農村居民去城市獲得優質的公共服務，以此來改變自己的人生機會。生活在農村的剩余勞動力，特別是年輕人他們不甘心在農村里發展，他們渴望獲得與城里人一樣的生活機遇，因此，他們進入城市尋求工作，這樣的人多了起來，就使原來的農村出現了異地城鎮化的局面。

（三）城市工業的發展是新型城鎮化發展的根本動力

學術界一致認為工業化是城鎮化的根本動力，工業化的發展帶動城鎮化的發展。工業化在初期階段是推動城市規模和經濟總量的發展，使城市吸引周邊的人進入城市；工業化在中后期階段深化城市發展，為城市的各項設施和制度不斷完善提供動力。克拉克定理認為，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及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第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降低，而第二、三產業的比重則逐漸升高。與此同時，三個產業的就業人口也存在同樣的發展規律，即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力在總就業人口中的比重不斷降低，而從事第二、三產業的人數比例不斷上升。而二、三產業由于集聚的要求通常集中于城鎮地區，相應地，就業人口也不斷轉移到城鎮從而推動城鎮化進程，城鎮化進程就是產業不斷地從低級向高級演變的伴生發展過程。〔7〕從克拉克定理可以看出，產業結構的轉換內在地推動城鎮化的不斷前進。當前，我國的城鎮化主要是以工業化為主的城鎮化，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例最大，第二產業在我國的快速發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進行工作；第三產業通過為工業和城市提供服務和完善基礎設施，增強城市的吸引力，是城鎮化的持續動力；而從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工人收入比從事第一產業的農民收入要高很多，這一方面的城市工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和另一方面從事兩者不同職業的差距促使著越來越多的的農村居民走向城市。

（四）制度改革是推進城鎮化的新型制度動力

制度改革可以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使生產資源在最優的情況下進行配置。我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進行制度改革的過程，這種制度改革同樣深刻影響著我國的城鎮化進程。隨著學術界對城鎮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對城鎮動力機制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到制度層面，主要涉及土地制度、戶籍制度、稅收制度等。制度改革與城鎮化的發展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當制度改革有利于實現非農化同時促進城鄉要素的自由流動時，城鎮化發展出現快速的城鎮化；當制度改革有利于非農化但阻礙城鄉要素的自由流動時，城鎮化發展出現滯后的城鎮化；當制度改革不利于非農化但是有利于城鄉經濟要素尤其是人口轉移時，城鎮化發展出現過度的城鎮化。珠三角地區在國家實施改革開放措施后，生產力得到飛速提升，推動了地區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使珠三角地區成為我國重要的城市群。

城鎮化的這四個動力并不是孤立地存在，它們之間是相互聯系和相互促進，并形成一個動力結構系統。農業技術的發展使得農業部門對農村勞動力的需求量大幅度減少，這些勞動力開始向城市轉移，因此農業技術的發展是城鎮化的初始動力。農村勞動力遷移到城市推動了城市工業的發展，城市工業的發展加快了城鎮化的進程。同時城市工業的發展也拉大了城鄉之間的差距，城鄉之間的差距又不斷地吸引著低水平的農村居民進入城市，這擴大城市發展的影響范圍和推動城鎮化的發展，因此城市工業是城鎮化發展的根本動力，城鄉之間的差距是城鎮化的內在動力。而城鎮化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城市工業發展仍然是城鎮化的主要動力，這時城市工業轉換推動城鎮化的發展，另一方面制度改革也在推動城鎮化的不斷發展，制度改革掃除阻礙城鎮化發展的各項不適應的制度，同時制度安排有利于城鎮化朝著高質量城鎮化的方向發展。新時期城市工業轉換和制度改革這兩個城鎮化動力推動城鎮化向后一個階段不斷向前發展。

三、四川藏區城鎮化現狀及動力分析

四川藏區包括阿壩州、甘孜州、木里縣，這三個地方2010年的城鎮化率分別是30.1%、20.5%、27.5%，低于四川全省平均城鎮化率40.2%，更加低于全國的平均城鎮化率49.7%。四川藏區的城鎮化發展緩慢，且發展水平不均衡。四川藏區的城鎮化率一直低于中東部的城鎮化率，在解放前四川藏區的城鎮化很低，解放后由于三線建設的推動，一些國有大型企業在這里建造帶動了當地的城市化發展，使四川藏區的城鎮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在改革開放后由于經濟發展的緩慢，相比較中東部的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四川藏區的城鎮化發展則處于停滯狀態。目前，四川藏區的城鎮化的水平較低表現在：城鎮人口較少，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低；城市數量少，四川藏區的城市數量少，四川藏區只有31個縣；城市規模小，四川藏區缺乏大中型城市，基本上都是小型的縣級城市。這些表現使四川藏區的城鎮難以帶動周邊農村地區實施城鎮化的建設，同時，也限制了城市自身的發展和城市的輻射作用。

四川藏區城鎮化發展的動力主要是政府的推動，像康定縣的城鎮化率是45.7%，遠高于其它縣域，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康定縣是甘孜州藏區政府的駐地，各類行政部門人員的居住以及行政人員家屬的居住，這些政府工作人員及其家屬的生活消費和其它縣域前來康定辦事的人的生活消費，帶動了城市經濟生活的動力，使康定地區更多的人從事商品貿易而沒有從事農業生產，這種轉變極大地促進了康定地區的城鎮化發展。而其它城鎮化動力則略顯不足，四川藏區的工業化水平較低，且大多從事低級生產資料的生產，對城鎮化的推動作用很小。四川藏區的城鎮化需要城市工業的帶動，但是城市工業對藏區經濟的輻射作用不是很強，導致城鄉經濟兩級分化明顯。四川藏區少受大城市的輻射，區內經濟發展好的康定，其工業化發展并沒有達到帶動周圍縣域經濟的發展的程度；大城市的成都工業化水平高，但是離四川藏區較遠，無法拉動四川藏區工業化的發展。同時，城市產業結構的轉換也是推動城鎮化不斷向前發展的動力。中東部地區城市產業不斷向第三產業的發展，第三產業會增加城鎮的就業機會、拓展城鎮化的廣度和深度，而四川藏區依然停留在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上。四川藏區的城鎮化動力主要是政策推動、農業發展和城鄉互動，缺少工業經濟的帶動。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四川藏區城鎮化應該關注人口城鎮化和工業城鎮化這兩個方面，利用發展特色經濟，以促進藏區經濟的加速發展，實現藏區人的全面發展，從而推動四川藏區的新型城鎮化建設。

四、四川藏區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新型城鎮化發展的保障：制度機制創新

制度機制的創新，可以為藏區城鎮化的發展注入活力，同時還能激發藏區城鄉之間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城鎮化的發展不單單是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同時也是制度不斷完善的過程。制度機制的逐步完善和創新，有利于城鎮化的持續發展。四川藏區應利用制度創新優勢，建設符合當地特點的城鎮化道路。第一，創新戶籍管理制度。在新形勢下，對有穩定收入、穩定就業和穩定居住場所的外來人口一律視為本地人口，允許戶籍登記為本地城鎮常住居民，按居住地管理，實現城鄉一體化戶籍管理制度。同時，實行“同城化”的無差別對待，對外來人在本地購房按本地人口優惠對待。第二，創新就業制度。完善勞動力市場各項法律法規，打通農村剩余勞動力與城市勞動力市場溝通渠道，實行公開競爭的勞動力市場機制，鼓勵農牧民進行自主自由擇業。 第三，創新社會保障制度。積極穩妥地創新四川藏區的社會保障制度，使收入低下的農牧民能夠享受到國家給予的補貼，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貧困者的貧困生活。將農村農牧民納入統一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確保農牧民的基本生活不受影響，同時取消各種歧視性的福利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失業、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擴大享受社會保障居民的范圍，使大多數居民能夠享受到社會保障制度所帶來的好處。

（二）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動力：特色藏區經濟

四川藏區的城鎮化建設必須依托本地經濟的發展，使城鎮化與工業化同步發展，共同推進藏區的和諧發展。四川藏區的經濟現處于初級階段，經濟發展緩慢且發展不均衡，主要是以農牧業經濟為主。大力發展藏區的特色經濟，就應該在以下三個方面做好工作：第一，自然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四川藏區由于特殊的自然環境，其水能和礦產資源較為豐富。因此，在今后的經濟發展中，對水能和礦產資源的開發應作為其發展的突破口，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效益，使經濟效益能夠惠及普通民眾，同時，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也能帶動當地剩余勞動力的就業，讓當地的剩余勞動力可以“離土不離鄉”，推動四川藏區的小城鎮發展。但是，應該注意的是，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應當在不破壞自然環境的前提下進行的，藏區的自然環境較為脆弱，所以對自然環境的保護是經濟發展中首要考慮的。第二，發展特色農牧業經濟，延伸農牧業的產業鏈。農牧業經濟是藏區的特色經濟，是由于其特殊的自然條件所決定的。到目前，藏區的農牧業經濟還處于初級發展階段，牧民主要以出售自己家的牦牛為主，沒有對牦牛進行產品的發展延伸。今后，應注重對農牧業經濟的產品延伸，當地政府建立和指導農牧業深加工的企業，增加牧民的經濟收入，幫助其提高生活水平。第三，發展以旅游業為中心的生態經濟。藏區的自然環境一方面限制了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卻為當地提供了豐富的旅游資源。四川藏區由于經濟開發資源的時間較短，所以對自然環境的保護比較好，這使當地的自然景色非常地誘人。如九寨溝充分利用當地的旅游優勢，發展與旅游相關的第三產業，使當地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同時也解決了當地人的就業問題。藏區其它地方應利用本地特有的自然環境充分利用和開發，打造綠色健康的生態經濟，發展第三產業，實現經濟的飛速發展。

（三）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關鍵：人口素質的提高

提高人口的素質，是推動四川藏區城鎮化發展的一個重要動力。人們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較高的素質，能夠利用自己的知識去改變自己的生活，在改變自身生活狀況下也建設自己的家園。藏區的基礎教育相比較中東部而言是發展不足的，主要問題是當地的人們對教育的認識不夠，沒有從思想上重視起來。其次，藏區學生進入高等學校學習的較少，雖然國家給予一定的政策扶持，但相對藏區總體人口來說比例還是非常低的。最后，是職業培訓教育發展的不足。針對基礎教育發展，政府應該大力宣傳和加強基礎校舍的建設，同時，還應當加強師資隊伍的建設，使得孩子們有充分的教育機會和教育資源能夠享用，能夠就近獲得優質的教育資源。鼓勵學生進入高等學校入讀，在經濟上激勵這些大學生努力學習知識并學成回來建設美麗家園；加強四川藏區大學生與中東部學生的交流，在交流與學習中，開拓他們的視野、豐富他們的知識，使他們能掌握前沿知識來共建家鄉。沒有進入高等學校入讀的青年人，政府應為他們提供職業教育培訓，讓他們學習到社會所需要的職業教育，幫助他們及時就業，并且政府給予創業的優惠政策，鼓勵他們利用自己所學的知識進行創業，從而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毫無疑問，教育的發展是城鎮化發展的內在持續動力。

（四）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基礎：城鎮建設的規劃

四川藏區的城鎮化可以走教授所倡導的小城鎮路線，這是與當地特殊的人文地理經濟條件相適應的城鎮化路徑。但是，走小城鎮路線首先應重點培育中心鎮，使中心鎮成為周邊鄉村的中心，中心鎮周邊的鄉村如教授所說的是中心鎮的“鄉腳”，中心鎮是周邊鄉村的經濟文化服務中心，也是他們的經濟交換場所，以此來推動中心鎮的城鎮化。因此，對中心鎮的合理規劃就顯得尤為重要，政府邀請專門人員對中心鎮進行合理的空間布局規劃，在綜合考慮多種因素的前提下，選擇一個公共產品供給均衡的中心鎮，這個中心鎮比起周圍的村鎮在公共產品供給和公共服務方面有一定的優勢，這種優勢使得中心鎮能夠率先進行城鎮化。除了進行合理空間布局規劃外，還應加大對中心鎮及周邊村鎮的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的不完善，一直是制約藏區發展的一個瓶頸，四川藏區的自然環境較為惡劣，其基礎設施的建設一直比較落后。城鎮化的發展必須依靠基礎設施的完善，所以當地政府應加大對農村地區基礎設施的建設，努力使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為中心鎮的城鎮化建設創造好的條件。

〔參考文獻〕

〔1〕倪鵬飛. 新型城鎮化的基本模式、具體路徑與推進對策〔J〕. 江海學刊，2013，（1）.

〔2〕張占斌. 新型城鎮化的戰略意義和改革難題〔J〕. 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3，（1）.

〔3〕劉嘉漢，羅蓉. 以發展權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道路研究〔J〕. 經濟學家，2011，（5）.

〔4〕王雅莉，張明斗. 中國民生型城鎮化的框架設計與優化路徑研究〔J〕. 城市發展研究，2013，（5）.

篇（9）

城鎮化動力機制實現的路徑隨著經濟發展水平和資源條件的不同而不同。河南省雖然是一個農業大省和人口大省，但是河南的農業存在著一些問題，包括“大而不強”，底子薄，耕地相對不足和勞動力素質偏低，并且人均第一產業增加值、農民人均純收入等均排列在全國的后面。河南省城鎮化水平與全國相比，2010年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0多個百分點。與周邊省份相比，河南省比湖北和山東低15個百分點以上，比山西和安徽也低5個多百分點。城鎮化發展的動力明顯不足。

一、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城鎮化動力機制指標體系

（一）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城鎮化動力機制的要素

在城鎮化發展的不同階段，產業結構轉換能力的作用機理是不同的，文章根據這個因素，選擇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要素指標。

1.初始動力。在城鎮化的初期，農村經濟占據著主導地位，第一產業的總產值以及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都在50%以上，這個時期的工業化正處于其發展的初期階段。但是農業生產效率隨著現代技術水平的提高而不斷提高，這樣就為工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勞動力支持和資本積累，工業規模也就隨之不斷擴大。農業發展所形成的推力就構成了城鎮化發展的初始動力。

2.二級動力。當城鎮化的發展進入中期階段時，第一產業的比重不斷的下降，第二產業的比重則持續的上升。工業化過程導致了人口的空間集聚，并且城鎮的就業機會也不斷增多，從而對農村勞動力產生了巨大的拉力即城鎮化的主要動力（也稱為根本動力）。

3.后續動力。當城鎮化進入中后期時，城鎮就成為整個社會的經濟、信息、科技文化中心，城鎮化的發展也變得相對多樣化和復雜化。同時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也持續上升，上升到了50%，那么城鎮服務業的發展就成了城鎮化發展的后續動力。

（二）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城鎮化動力機制具體指標

文章以可量化的生產力水平為基礎構建了動力指標體系。

1.初始動力指標體系。文章所選用的指標包括每畝農業機械總動力（X1）、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X2）、農村用電量（X3）和農村人均GDP（X4）。

2.根本動力指標體系。文章所選用的指標包括第二產業占GDP比重（X5）、工業生產總值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X6）。

3.后續動力指標體系。文章選用了第三產業占GDP比重（X7）和總固定資產（X8）。

4.勞動力就業結構指標體系。文章所選用的指標包括第一產業就業結構比重（X9）、第二產業就業結構比重（X10）和第三產業就業結構比重（X11）。

二、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河南省城鎮化動力機制結構要素水平的綜合評價

（一）河南省城鎮化動力機制結構要素水平的現狀

河南省位于中國中東部，是我國的農業大省和人口大省，在實現中部崛起的任務中也擔當著重要的角色。

1.土地資源。河南省由于受南北氣候過渡性和東西地勢差異性的影響，土地類型復雜多樣，為農林牧漁業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2.產值。2012年河南省農業生產總值為2969.05億元，全年糧食總產量為1098億斤，糧食產量連續六年超千億斤。全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要經營業務的收入比前一年增長11.1%，利潤總額增長9.7%。固定資產的投資也是迅速增長，在實施“8511”投資促進計劃以后，全年城鎮固定資產投資11465億元，比前一年增長29.3%。

3.產業結構。2010年，河南三次產業結構為14.3：56.7：29.2，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第一產業比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第三產業比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第一產業高出3.7個百分點。第三產業低于13.4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比重在全國的排名中名列倒數。

（二）河南省城鎮化動力機制結構要素水平的綜合評價

基于文章所建立的動力因素指標體系，本文搜集和計算了2010年河南108個縣（市）的各個相關指標。其中本文主要運用多元統計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方法，并利用spss16.0統計軟件對各指標進行綜合評價，同時對動力結構各要素的重要程度進行了分析。

為了綜合比較，我們需要消除各指標所帶有不同的量綱的影響，在分析時需要先將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文章根據特征值不能小于1，方差貢獻率不能小于5%，總方差貢獻率必須大于或等于80%的原則，結合各因子的方差貢獻率表（表-1）提取3個主成分。

觀察表-2的結果發現：其中對動力結構要素綜合水平的高低有影響主要有三個主成分，其所反映的信息包含了11個指標中81.8%的信息。其中，第一主成分對指標X5、X6、X2、X4有較大的負荷系數；第二主成分對指標X10、X1、X3、X9有較大的負荷系數；第三主成分對指標X11、X9有較大的負荷系數。第一主成分展現了各縣市第二產業的現狀。同時我們可以看到，第一產業比重和農村人均GDP這兩個指標也包含進來，這與河南省農業大省的情況有關。所以，這些都可以看作是城鎮化的根本動力指標。第二主成分與勞動力在第一二次產業中的就業比重以及農村機械化有關，第一二產業就業結構、勞動力轉移以及農村機械化的情況都通過它能體現出來，對反映城鎮化進程具有一定的表現力，可以稱之為就業及農村現代化動力因子。與第三主成分有關系的主要是各縣市的一三產業就業程度，其反映了勞動力轉移和第一三產業就業結構的情況，可稱之為后續動力因子。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第二產業是影響動力結構要素綜合水平高低的最為關鍵的要素，勞動力就業比重其次，然后是農村現代化程度和第三產業。

三、結論和討論

從宏觀方面來講，推動河南省城鎮化發展的主要文中所講到的四大動力因素，而且不同的動力因素對城市化的影響在城市化發展的不同階段是不同的。因此，在21世紀，推動河南城鎮化持續快速發展，需要在進一步提高工業化水平和質量前提下，對第三產業進行大力發展，并且對城市產業結構進行合理的調整。另外，我們還需要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并加快推進農業產業化與現代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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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91.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8）11－0045-06

一、問題的提出

蘇南地區是長三角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一極，也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全面、最和諧、最迅速的地區之一。2005年，蘇南地區生產總值高達11 417.34億元，比2004年增長19％，而全國GDP增速僅為10.2％；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也突破50 000元，并以不到江蘇省1/3的人口創造出超過全省2/3的地區生產總值。2005年，蘇南地區進出口總額達到2 092.59億美元，占江蘇省進出口總額的91.8%。同時，經濟結構調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與2000年底三次產業占GDP的比重（6∶55∶39）相比，2005年底三次產業結構比例為3∶60∶37①。

“蘇南”經濟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離不開城市化的促進作用。庫滋涅茨、錢納里等人的研究表明：城市化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因果關系，經濟發展決定城市化，同時城市化又對經濟發展具有反作用②。《2006年江蘇城市發展問題與前瞻報告》的研究顯示：2005年蘇南地區城市化率超過60％，遠遠高于全省城市化的平均水平50.5％。

“蘇南”作為中國經濟社會最具發展活力和創新活力的地區，其獨創性地形成了“蘇南模式”以及“新蘇南模式”。在當前階段，研究“蘇南”城市化的歷史進程和經驗教訓對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協調城鄉發展，解決“三農”問題，促進蘇南地區更好更快地發展以及推廣蘇南經驗，加快廣大中西部地區的發展，縮小地區差距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二、蘇南城市化歷史進程

改革開放以來，“蘇南”人民在發展自身經濟和社會的過程中，開創性地形成了“蘇南模式”和“新蘇南模式”。蘇南模式和新蘇南模式并非是獨立割裂的，新蘇南模式是蘇南模式的繼承、突破和發展。20世紀90年代初中期“蘇南”的發展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即由蘇南模式向新蘇南模式過渡。伴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蘇南”的城市化進程也發生著明顯的變化。

“蘇南”的城市化是分階段進行的，許多學者對此進行了劃分。洪銀興、陳雯（2000）把江蘇城市化進程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城鎮化；二是城鎮城市化；三是城市現代化[1]。筆者認為，從城市化發展動力方面來講，蘇南城市化進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以鄉鎮工業為動力推動的階段；二是以外向型經濟為動力推動的階段。

1. 以鄉鎮工業為動力推動的階段。黨的之后，在蘇南鄉鎮政府的積極介入和大力扶持下，蘇南的鄉鎮企業辦得紅紅火火，這主要歸結于蘇南地區獨特的歷史人文傳統和現實經濟資源稟賦，蘇南地區素有“魚米之鄉”的美稱，當地人民勤勞儉樸，農業生產率相對較高，在明、清時期就形成了比較發達的家庭手工業、紡織業基礎，加之優越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水陸交通條件，自古以來該地區就商賈云集，形成了許多小有規模的集鎮。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蘇南”已經發展成為中國民族工商業的重要基地，同時產生了以“實業救國”為核心的思想。實行后，蘇南地區農業生產率進一步提高，產生了大量剩余勞動力，從而使得人多地少的矛盾加劇，這就促使人們產生了創辦工業企業的沖動，而當時短缺經濟和解放思想的大環境將人們這種沖動變為了現實。由于當時還存在著計劃經濟的痕跡，經濟資源大多掌握在鄉鎮政府手中，因此鄉鎮政府便代表人們行使企業家職能進行籌資，組織生產資源，鼓勵農民轉移到鄉鎮企業中去等。

鄉鎮企業的發展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就是大量小城鎮的涌現和繁榮。因為鄉鎮企業興辦工業要求有一個集中的地方聚集各類生產要素來組織生產。這就使得原先衰落的那些地理位置較好、交通比較便利的小城鎮成為人們的首選，因此許多鄉鎮企業都依傍小城鎮建廠。鄉鎮企業的興起對勞動力產生了大量的需求，在當時城鄉勞動力還不能自由流動的情況下，農村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都紛紛涌向了鄉鎮企業，這就產生許多“通勤工人”，為了降低“通勤成本”，這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鄉鎮工業部門的人們開始搬到距離鄉鎮企業很近的小城鎮居住，隨著大量鄉鎮企業在小城鎮周圍集聚，轉移到小城鎮居住的人也越來越多，從而促進了小城鎮的成長與繁榮。大量小城鎮的興起，緩解了大城市的人口壓力，為農村工業化提供了載體，帶動了蘇南經濟的蓬勃發展。

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蘇南小城鎮的發展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主要是規模小，分布散，不利于經濟能量的集聚和城市化的進程。季小立（2004）概括出當時蘇南地區小城鎮發展的問題主要有三點：一是集聚效應弱，重復建設、產業同構現象嚴重，專業化程度低導致分工協作困難；二是廢水、廢氣、廢渣等排放分散，不利于集中處理，增加了環保部門監控和治理污染的難度；三是鄉鎮政府對鄉鎮企業實行保護政策，批租廉價土地給鄉鎮企業，導致耕地浪費嚴重，使得人多地少矛盾加劇[2]。

2. 以外向型經濟為動力推動的階段。蘇南城市化以外向型經濟為動力推動的階段基本上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90年代初中期，蘇南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的發展出現了諸多的問題，突出表現為鄉鎮企業經營效益的下滑和小城鎮的“處處點火”、“戶戶冒煙”所導致的資源浪費，這就迫切需要對鄉鎮企業現有的產權體制進行改制和城鎮城市化。而鄉鎮政府面對鄉鎮企業經營虧損、資產流失的情況，為了減輕政府負擔、擺脫相關責任也積極支持和推進鄉鎮企業產權改制，這樣鄉鎮政府便逐步從鄉鎮企業產權中退出。

改制后的鄉鎮企業被推向了市場，為了適應中國經濟轉型和市場需求的變化，“蘇南”的鄉鎮企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減員增效和重新定位。裁減企業冗員使得大量農村勞動力失去了在工業部門工作的機會，從而在一段時間內導致蘇南地區的小城鎮人口出現負增長。

在鄉鎮企業改制的同時，外資開始進駐“蘇南”，蘇南經濟的發展模式也隨之發生調整，從積極興辦鄉鎮工業轉向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突出表現為蘇南地區的地方政府都不遺余力地引進外資，這一時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開發區、工業園區的涌現。截至2005年，僅江蘇無錫就有3個國家級開發區和5個省級開發區，蘇州的開發區和工業園區也相當多，比如蘇州高新區、新加坡工業園區、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等等。開發區、工業園區良好的基礎設施、便捷的配套、優惠的政策條件吸引了大量外資，這也從一個側面加速了鄉鎮企業的產權體制改革，理性的地方政府更愿意扶持外資企業的發展。這樣大量的外資企業都紛紛向開發區和工業園區聚集，而被推向市場的原先像“一盤散沙”分布的鄉鎮企業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也向開發區和工業園區集聚。在“與狼共舞”的環境下，一些鄉鎮企業開始尋求與外資合作，提高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因此2000年之后，蘇南的鄉鎮企業又開始出現復蘇的勢頭。

外向型經濟的發展為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就業機會，而開發區、工業園區的繁榮又為城鎮城市化提供了足夠的空間。外資的大量引入不但吸收了許多農村剩余勞動力，同時也對城市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現代經濟中，城市是市場中心，是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集散地。城市化不但是“人口城市化”的過程，更重要的是城市功能的提升――城市現代化，比如城市基礎設施的完善、城市投資服務環境的改善、教育醫療資源的優化配置等等。統計資料顯示，2005年，蘇南地區文教科衛事業費高達159.36億元，國際互聯網用戶共計219.31萬戶，私人汽車擁有量達77.17萬輛，城鎮恩格爾系數為0.37。

三、蘇南城市化動力機制

理論界的許多經濟學家都對城市化的動力機制進行了比較充分的研究，比如劉易斯、拉尼斯、費景漢認為工業部門的擴張對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具有非常關鍵的作用。托達羅則認為城市工業部門較高的工資收入期望推動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工業部門轉移。此外，還有一些有代表性的學者如Henderson（1974）、Tolley，Gardner， and Graves（1979）、Ades and Glaeser（1995）以及Fujita、Krugman（2000）等，他們大多認為城市化的發生與發展受農業發展、工業化和第三產業崛起這三大力量的推動和引導。我們可以發現，城市經濟學所認為的城市化三大動力因素分別對應著蘇南城市化不同的發展階段。在小城鎮化時期，主要推動力是農業的發展和工業化，到了城鎮城市化時期，起推動作用的則主要是工業化，而城市現代化時期，第三產業的崛起則發揮了主導作用。

但是一些國內學者在研究中國城市化動力機制時提出了不同意見。林國蛟（2004）認為基于中國的國情，中國城市化的主要動力應該是工業化、要素集聚與制度變遷[3]。吳伯均等（2006）提出“中國的城市化動力機制主要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兩種推動模式，自上而下推動模式包括中心城市的擴散、大型建設項目的帶動和引進外資興辦開發區三種類型；而自下而上推動模式則主要通過民間籌資，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在城鎮區或具有區位優勢的地點興辦第二、第三產業和城鎮配套設施，推動鄉村城鎮化進程”[4]。而筆者認為，蘇南地區城市化的動力機制應該分為內在機制和外在機制，內在機制主要是工業化、要素集聚與制度變遷三大因素，而外在機制則是政府的行政推動。

1. 工業化。工業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動力，同時兩者又是相互促進的，城市化為工業化提供發展載體。錢納里和賽爾奎認為在城市化初期，工業化是城市化的“發動機”，而當城市化率和工業化率同處于13％左右后，城市化開始加速并反過來促進工業化進程。工業化對城市化的推動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工業化為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創造了就業就會，促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遷移。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工業徹底改變了農業的技術基礎，為農業提供了許多先進的農業生產資料，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這樣就使得越來越多的農業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轉移到現代工業部門，為城市發展聚集了人氣，擴大了城市規模，同時也優化了產業結構。（2）工業化與城市化一樣也具有集聚效應和擴散效應。工業化要求生產走向集中，當工業化進行到一定階段，許多工業企業為了充分利用資源，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產經營效率會在空間上從分散走向集中，企業的集中會導致人口、消費、科技、文化、信息等現代城市要素的集中，從而促進了城市化進程。（3）工業化的擴散效應使得現代城市經濟關系、生產方式以及生活方式逐漸滲透到農村，密切農村與城市的聯系，從而加速農村的現代化進程，農村的現代化又為城市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工業化的不同時期，城市化的道路也不盡相同。從理論上講，工業化的發展模式決定了城市化的發展模式。在工業化的初期，勞動人口分散在農村，農業的發展為工業化提供了剩余勞動力和資本的積累，這一時期城市化也處于萌芽期。正如前文所描述的20世紀80年代蘇南地區的城市化，小城鎮作為一種介于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產物迅速發展起來，這就是城市化過程中重要的量變時期。隨著工業化的深入，這種小城鎮的弊端開始顯現，小城鎮已經容納不下工業的迅速發展，這時的工業企業遭遇到了勞動力和市場瓶頸，農村剩余勞動力加速向工業密集區聚集，城市規模開始擴大，數量開始增加，城市功能也進一步完善，這一過程又叫做城市化的質變過程。蘇南地區城市化的兩個階段印證了工業化是城市化根本動力的論斷。

對于城市化和工業化關系的量化測度，目前學術界主要有兩種方法：一種是錢納里標準，另一種是IU比和NU比標準。I表示勞動力工業化率，用工業勞動力與總勞動力之比來度量，U表示城鎮化率，用城鎮人口與總人口之比來度量，N表示非農化率，用二三產業勞動力與總勞動力之比來度量。勞動力工業化率與城鎮化率之比（I/U）、非農化率于城鎮化率之比（N/U）可以考察經濟發展、工業化與城市化之間的關系，如果I/U、N/U大于1，則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反之則城市化超前于工業化。當城鎮化、工業化和非農化這三者間協調發展時，I/U和N/U的國際標準值分別是0.5和1.2。

許多經濟學家在對一些發達國家城市化的經驗數據進行分析后發現，工業化率和城市化率之間存在一定的規律性，庫茲涅茲指出工業化前期、工業化中期以及工業化后期三個階段對應的城市化水平分別是22.9%~32%、36%~65.8%、68.2%。

2. 要素集聚。城市化的另一個動因就是要素集聚，其實質就是因為集聚經濟的存在。集聚經濟本義是指“一批廠商因為彼此位于鄰近而可能產生的經濟效果或費用減少”[5]。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集聚經濟的內涵被放大，它通常被認為是因企業、居民的空間集中而帶來的經濟利益或成本的節約[6]。

集聚經濟的產生應歸因于分工與專業化、規模經濟以及外部經濟效應。分工與專業化所產生的經濟效益表現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生產費用的減少。規模經濟也是產生集聚的一個重要源泉。外部經濟效應存在于生產和消費兩個方面，對于生產企業而言，外部經濟的存在會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這就導致相關企業在空間上集中起來分享外部經濟效應帶來的經濟利益。而對于消費者來說，外部經濟會增加消費者的效用，促使消費者的集聚，這就從宏觀上影響著城市的空間布局和經濟發展。

空間經濟學將集聚經濟分為三個層次，分別是內部規模經濟、區域化經濟和城市化經濟。這三個層次上的集聚經濟本質上就是指企業的效益、行業的規模效益和城市的規模效益。而集聚經濟這三個層次的劃分正好反映了要素集聚推動城市化進程的動力機制。

總而言之，要素集聚是城市化的重要推動力，勞動力的集聚為城市化提供了發展主體，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集聚則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和城市現代化。

3. 制度變遷。制度（institution）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它泛指協調人們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的組織結構和行為規范。在現代經濟中，制度已經成為非常重要的生產要素，制度安排的合理與否直接影響著人類活動的效率和效果，制度因素已經由既定的外生變量演化成為現代文明關鍵性的內生變量。

制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根植于社會文化，深受社會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因此它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遷的。制度變遷是城市化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推動力。城市化實質上就是一個資源重新配置的過程，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市，資本投資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部門、服務業部門，技術由傳統農業技術向先進農業、工業、服務業技術提升，技術提升的過程其實也就是人力資本重新配置的過程。

從蘇南城市化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明顯體會到制度變遷對城市化的推動作用。黨的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政策，為蘇南鄉鎮企業的興起提供了機遇，而鄉鎮政府參與企業產權的制度安排在一段時期內確確實實為鄉鎮企業的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從而推動了小城鎮的興起。當鄉鎮企業、小城鎮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即20世紀90年代初期左右，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的弊端日益顯現，這是因為當時的制度安排已經滯后于經濟社會的發展了，于是迫使鄉鎮企業進行改制，城市化道路進行轉變。隨著外資經濟在一系列促進其發展的制度安排下發展起來后，城市化開始呈現新的發展模式，即以外資經濟為主要推動力的城市化模式。同時，蘇南城市在新的制度安排下市容、市貌都得到了較大的改善，城市化速度明顯加快。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制度變遷是蘇南城市化進程中不可忽視的一大動因。

4. 政府在城市化進程中作用。在中國，城市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外在動力機制――政府的行政推動，它不同于上面所分析的工業化、要素集聚、制度變遷的內在動力機制，政府行政推動城市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國政府“強勢”地位決定的。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政府掌控了幾乎所有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資源，因此，政府對于一個地區的城市化發展進程影響相當重大。

洪銀興等（2003）分析了政府主導城市化進程主要基于以下三點原因：其一是傳統體制的影響刺激政府對城市進行建設投資；其二是大部分建設資源掌握在政府手中；其三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和相關法律的欠缺[7]。筆者認為，政府主導城市化是在特定的體制環境下多方利益主體博弈的必然結果。

如果我們把城市化內在動力機制看成是“看不見的手”的話，那么毫無疑問，政府的政策引導就是推動城市化的“看得見的手”。正如西方經濟學中提到的，市場和政府都是影響資源配置的兩大力量一樣，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內在動力機制應該起主導作用，外在動力機制則起輔助作用。在內在動力機制失靈或不起作用的領域，外在動力機制應該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比如政府制定規劃科學引導工業化進程和產業空間布局、政府頒布政策完善各類要素市場加快要素的自由流動等等。

從蘇南城市化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蘇南地方政府在城市化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改革開放初期，蘇南地區的鄉鎮企業大多數都是鄉鎮政府出面利用原有的資本積累或貸款興辦的。由于鄉鎮政府的財政收入與鄉鎮企業的效益是密切相關的，同時在當時的政績考核體制下，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是當地地方官員提升的重要途徑，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蘇南地區的鄉鎮政府更多地是以企業家的面目出現，與通常意義上的政府組織相去甚遠。為了扶持鄉鎮企業的發展，鄉鎮政府采取了多種傾斜措施，比如財政補貼、地方保護等等。同時，在鄉鎮企業催生人口轉移和人口集聚的過程中，地方政府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表現為大力發展小城鎮。但是隨著鄉鎮企業自身發展的后勁不足和小城鎮弊端的日益顯現，從90年代初開始，蘇南經濟呈現出新的發展特點，即外資的進入和鄉鎮企業改制。這一時期，外資的發展表現出巨大的活力，地方政府開始紛紛轉而吸引外資的進駐，開發區、工業園區的建設就是這一時期吸引外資的重要特征。為了解決小城鎮發展“小而散”的問題，政府開始進行新一輪的撤鄉并鎮，隨著城市功能的日益完善，城鎮城市化、城市現代化進程明顯加快。外資經濟的快速發展迫切要求政府轉變職能，改變作用范圍，弱化經濟建設職能，提高公共服務水平，而政績考核體系的進一步完善則為地方政府更好、更科學地推動城市化進程提供了激勵。

上文我們分別從內在、外在兩個方面分析了城市化的動力機制，正如前面所說，在城市化的整體進程中內在機制始終是發揮著主導作用，但是外在機制――政府推動也是非常重要的推動力量，它可以加速或減緩城市化進程，這一點在中國這樣一個“強政府”的國家表現得尤為突出。我們從改革開放將近30年來蘇南地區城市化的進程中就可以明顯體會到政府在這一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可以說政府的作用與蘇南城市化是“形影相隨”的。

而對于內在機制對城市化的推進作用，筆者認為其實質是要素的不斷高級化推動了城市化進程。不論是工業化、要素集聚還是制度變遷，實際上都是要素高級化的過程。工業化促使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轉變成城市勞動力，農業資本轉變成工業資本，傳統的農業技術提升為先進的農業生物技術、工業技術等等；要素集聚使得單個生產要素集中起來形成一個整體發揮出巨大的規模經濟效應和外部經濟效應，在這一過程中單個生產要素產生了質的飛躍；制度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生產要素，制度變遷就是制度不斷創新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因此，我們說要

素的高級化才是城市化的根本動力，它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發展，而城市化又是經濟發展的結果（見圖1）。

四、結論

綜觀蘇南地區的城市化過程，在工業化、要素集聚、制度變遷、政府推進等動因的推動下，蘇南的城市化經歷了小城鎮化、城鎮城市化、城市現代化的發展路徑。目前蘇南中心城市發展迅速，城市功能日趨完善，經濟能量急劇增加，中心城市化開始發揮其輻射功能，帶動二三級城市的發展，從而形成科學合理的城市層級體系。

筆者認為目前蘇南地區城市化主要呈現兩個特點：一是蘇南城市化正處于加速發展的階段。美國城市地理學家諾瑟姆通過對各國城市化歷史軌跡研究后發現，城市化是分階段進行的，并呈現一條平滑的“S”型曲線，當城市化率達到30％之后，城市化速度開始明顯加快，而當城市化率到達70％之后，城市化速度又開始趨于平穩上升。最新的統計資料顯示，2005年蘇南地區的整體城市化率已經突破60％，因此正處于加速發展的階段。二是蘇南城市化明顯滯后于工業化。很多學者在應用IU之比、NU之比指標、錢納里發展模型、庫滋涅茨工業化、城市化比較指標等方法對蘇南城市化進行實證分析后都得出這樣的結論。造成蘇南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主要原因，筆者認為是由于三次產業就業結構與產值結構轉變不同步，當然還有一些制度方面的因素，比如戶籍制度等等。

雖然近幾年來，蘇南的經濟、社會發展和城市化速度都非常迅速，但是仍然還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城市之間相互競爭，競相打造“中心城市”，這是不科學的，也是不切實際的。楊小凱認為不可能所有城市都成為大城市，在整個城市體系應該呈現層級發展的特點。不同的城市處于不同的位置，發揮不同的作用，這樣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城市功能體系。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城市定位不準以及政府激勵的不合理。另外，蘇南城市化片面追求速度，缺乏對城市質量的提高，正如前文所說，城市化不僅僅是城市數量增加的過程，更是城市質量提升的過程。還有，城市規劃缺乏長遠性和科學性，土地利用的集約程度較低，造成土地資源的大量浪費，這些現實問題還有待于在發展中進一步得以解決和完善。

注釋：

①庫滋涅茨提出的三次產業在GDP中的標準比重為12.7∶37.8∶49.5，三次產業從業人數的標準比例為15.9:36.8∶47.3。

②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庫滋涅茨在《現代經濟增長》中認為經濟增長、經濟結構的變化和城市化三者是密切聯系的。

參考文獻：

［1］洪銀興，陳雯.城市化模式的新發展――以江蘇為例的分析［J］.經濟研究，2000，（12）：66－71.

［2］季小立，等.“蘇南模式”城市化及其演進［J］.理論與現代化，2004，（6）：10－15.

［3］林國蛟.中國城市化的動力機制研究［D］.浙江大學，2004.

［4］吳伯均，錢世超，等.政府主導下的區域經濟發展［M］.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06.302-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