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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4-0048-02

1 對研究對象的定名

近年來,國內對非政府組織(NGO)/非營利組織(NPO)的研究正方興未艾,但就這一類組織的定名在國內都無法統一――筆者收錄近年來發表的30篇CSSCI論文中定名為NGO的有20篇,其余的界定為NPO;清華大學NGO研究所是這領域內最矚目的一支研究隊伍,但其所內的學者們經歷了數年的研究過程,對這類組織的定名由NGO,再逐步趨向“基于社會結構的定義”,即NPO。我國官方的界定在改革開放前統稱為“人民團體”,開放后到1998年統稱為“社會團體”,1998年至今又增加了“民辦非企業單位”的類型(范麗珠,2003)。

可見,我國官方和學界的定名差別有著巨大鴻溝已是不爭的事實,但更引起反思的是,國內學人的界定基本上是在西方話語體系內來展開的,有著明顯的“學術消費主義” (鄧正來,2002)的傾向。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公報提出:“必須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整合社會管理資源,健全社會管理格局”,鑒于黨提出“社會管理體制”的創新要求,本研究擬采用“社會管理組織”來定位所探討的這一類組織。

2 目前國內、外學界對社會管理組織發展的研究情況

2.1 從戰略管理的角度來研究其發展

中國NGO不同的發展道路,清華NGO研究所的研究結論給出了三條路徑: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上下同時進行合作的國家法團主義模式。(王名,賈西津,2002)而也有國人從制度經濟學的“路徑依賴”理論角度同樣探討了三條道路的選擇,無奈是新瓶裝舊酒。(馬青艷,周慶華,2005)

文獻分析表明,學者們探討的對象皆是既定而具體的某個(類)社會管理組織,或是具體的非營利部門,多為一個社會的微觀層面,所進行的戰略研究成果就勢必因其局限性與狹隘性而難以提供有效的借鑒――我國就連“非營利部門”是否存在尚存爭議,更何況針對具體的某個(類)社會管理組織就妄談一般性的戰略管理?而且,對社會管理組織發展的戰略研究遵循著分析―規劃―制定(形成)―實施―評估等靜態與線性的模式來進行;或只是關注了局部而靜態的戰略分析過程;即便是運用RBV的分析視角(Miller, 2002),探究組織戰略與所依環境中各種力量的關系與互動,依然是將思維簡單的停留在了環境呈現為一般性的變化與動蕩的靜態點上,而未思考到當環境與組織之間的互動復雜到瞬息萬變時,互動行為的因果關系犬牙交錯,充滿了非線性與不確定性,那么運用如此靜態的戰略研究模式就無異于作繭自縛了。

直接運用西方學者分析西方情境中的社會管理組織的戰略管理模式來探討我國的具體某個(類)社會管理組織純屬生吞活剝,即使從國家和社會關系的變遷來探究整個非營利部門的發展方向,在目前純粹的西方話語體系內來進行,仍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

2.2 從國家和社會關系的角度來探究其發展

2.2.1 宏觀:國家與社會的關系

探究社會管理組織的發展不可避免要尋根溯源到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文獻分析顯示當前學界的探討充斥了西方的舶來詞:三分部門,公民社會,法團主義,等等。因此,以下從最有代表性的公民社會與法團主義兩方面來分析學界對社會管理組織的探討。

(1)公民社會的話語。

國內學界涌現出大批“公民社會”的擁躉,在探究社會管理組織的問題時莫不以其為預設前提。同時,也有不少學者保持著批判精神,如“對公民社會理念慎用,否則會導致“非組織化”亂局”(郭麗華,尤京文,2003)。當然,更有學者進一步結合中國實際深入的批判與借鑒這一話語,以警示后輩學人。因此,輕言中國社會管理組織的發展遵循公民社會的多元化模式無疑會貽笑大方,而是否要傳承“國家與社會對立”的多元發展模式,或是借鑒國家與社會對立與統一中的平衡模式,目前學界和實踐領域都還在探索著。

(2)法團主義的話語。

在西方猛烈批判“公民社會”的炮火中擔任主炮手的非“法團主義”莫屬,又因其特性能較容易地在中國找到對接,如現行行業協會管理體制在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中呈現為一種典型的國家主導、與社會合作的國家法團主義體制,故此話語在國內呼聲甚高。

學者們將法團主義應用于社會管理組織發展趨勢的分析確實為不錯的嘗試,但是,現行大量話語,諸如公民社會,法團主義,第三部門都未能盡顯NGO所處的中國特殊歷史、政治背景下的情況”,如目前國家法團主義應用的一些先驅(e.g. 國家法團主義的上海個案) 和社會法團主義應用的一些的先驅(e.g. 溫州商會)在我國社會中都是同時態共存的。學者并未探明其中的復雜形勢,就難以非線性與動態的思維來把握其中的各種不確定性,故難以做出社會管理組織發展趨勢的前瞻性展望。

2.2.2 中觀:三分部門間關系

“三分部門”也屬于西方話語體系,且與“公民社會”的話語密切相關。但是,其是否適合當前中國的社會管理組織的探討尚存爭議(郭麗華,尤京文,2003)。現有文獻顯示遵循三分部門話語體系安排為預設前提的研究相當普遍,故本綜述先依據此“三分部門”的預設來進行分析。

目前國內學界對社會管理組織發展趨勢中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的動態和前瞻性的關注甚少。除此之外,學界卻是普遍地熱衷于“良性互動論”的闡析和應用――當然,有全盤接收,一概而論的;也有輕描淡寫,點到即止的。但學者們鮮有質疑“良性互動”本身問題:(1) 何謂“良性”? 從中國民間組織發展歷史來看,社會管理組織何時不與政府保持良性關系?(2)如何“互動”?法庭裁決;權力斗爭;利益談判?――這只是西方情境下開出的藥方,是否能本土化還不確定。或是成為合作伙伴?但,如何平等?如何可能平等?筆者并非持悲觀態度,而是希望在借鑒應用之前要質疑其合理性與合法性。在中國,政府的意識形態因素使得社會管理組織無法真正自治,而同時政府的矛盾行為必然引發貌合神離的治理,短期內難以構建起平等的治理伙伴關系。(3)只關注了良性互動是否是單一而靜態的視角?若是諸如沖突等非良性互動又焉知非各自發展的動力?

當然,質疑并不是意味著社會管理組織的發展與政府的關系只遵循目前委托,替代,即政府的職能延伸的保守路徑,雖依據現實,但卻是線性和靜態的思考行為。還有學者將兩者間關系劃分為合作、沖突、分立,就明顯局限于框架性的思考了:目前最明顯的依附與被依附關系就未考慮在內,而且發展的過程中彼此相互關系可能是合作中有沖突,分立中有合作,要涇渭分明地一概而論實不足信。

3 結語

定位于方法論上的創新――自組織理論視閾下的社會管理組織發展由上述文獻分析發現,我國的社會管理組織發展因為處于“共時態擠壓”的困局,所以形勢相當復雜。單純用靜態的戰略管理模式來探究其發展趨勢,或是在純粹的西方話語體系內尋找發展的出路都未免難酬壯志。故此,筆者認為需要在方法論上進行創新,才能改變把握社會管理組織發展趨勢的諸多不確定性所帶來的困局。

最后,筆者嘗試由上述綜述情況得出以下幾個可供研究的命題,此即是本研究綜述之意義所在:

對我國的社會管理組織進行分類:區域――三分天下(發達、較發達、落后地區);城鄉;社會活動領域。這三個分類就構成了空間上的三維劃分,劃分之后針對其中極端的類型運用自組織理論進行探討;或是運用自組織理論探討社會管理組織與東部發達地區與西部落后地區地方政府互動關系(進行比較研究,或是取其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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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22-0001-02

當今大學生面臨著學業、就業、實現自我價值等多重壓力，尋求社會支持是大學生排解焦慮、擺脫困境的有效途徑，對大學生身心健康和正確行為模式的形成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一、社會支持的含義

社會支持是一個多維度概念，在不同的研究領域或不同的角度對其有不同的理解，所以迄今為止，對于社會支持的內涵在各個學科之間乃至學科內部都未能達到統一。《當代社會科學大辭典》（1995）認為，社會支持是人與人之間的親密聯系，這種聯系在個體面臨困難或威脅時，可以為個體提供精神或物質上的幫助，是心理社會壓力與心理障礙之間的中介因素之一。就國內已有的研究看來，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李強認為，“從社會心理刺激與個體心理健康之間關系的角度來看，社會支持應該被界定為一個人通過社會聯系所能獲得的能減輕心理應激反應、緩解精神緊張狀態、提高社會適應能力的影響。”（李強，1998）陳成文認為，從社會學意義角度上來說，社會支持是一定社會網絡運用一定的物質和精神手段對社會弱者進行無償幫助的一種選擇性社會行為。（陳成文，2000：131）賀寨平從社會網絡的視角出發，指出個人的社會支持網就是指個人能藉以獲得各種資源支持（如金錢、情感、友誼等）的社會支持網絡，通過社會支持網絡的幫助，人們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和危機，并維持日常生活的正常運行。（賀寨平，2001）行紅芳從社會支持的狹義意義上作出理解，認為社會支持是一定的社會網絡運用一定的物質和精神手段對社會弱勢群體進行無償幫助的一種選擇性社會行為。（行紅芳，2006）See man T. E. 從社會支持的內容來界定，認為社會支持包括：信息支持（幫助個體認識到引發困境的事件，并找到解決困境的資源和策略）、工具支持（提供實質的服務、財力支持以及特殊援助）、情感支持（用關心、安慰等讓個體感覺到自己的價值）三個方面。（See man，T. E.，1991）。

二、國外心理健康研究的現狀

在西方社會，心理健康問題早在古希臘時代就受到了很多學者的關注。之后，歷史上不同時期都有很多學者重視心理健康問題，但是真正系統地開展心理健康研究還是從20世紀開始的。近代的心理衛生、心理健康運動是20世紀初由美國人比爾斯（Beers）倡導的。他于1908年在家鄉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心理衛生組織──康州心理衛生協會。近些年，大學生的心理健康也是很值得關注的，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同學都會感到郁悶、無聊、厭煩等。從高中過渡到大學，很多同學都不適應。現在大學生的心理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價值觀的多樣化。現代大學生都非常重視自我的感受、判斷和對現實的體驗，從中形成自我價值取向。但是盡管他們的信息、知識比以往的大學生要多，可是對生活的感受和體驗卻變得更狹窄。一方面是因為現代社會信息技術的高度發展；另一方面是對自我環境的過多關心，使他們缺乏對現實社會更廣泛的關注。

2.對人際關系的敏感。在對大學生的心理咨詢中最強烈感受到的是，80%以上的心理問題與人際關系（包括異性戀愛關系等）問題有關。他們在人際關系中不是通過相互交流來確認自我與對方的關系性質，而是盡量做到既不傷害對方，也不讓對方傷害自己，以采取“回避”的方式居多。

現代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是值得我們每位老師學生關注的，從歷次大學生暴力事件中，需要人們引起高度重視與關注的是發生異常心理問題的原因，研究認為主要有下面幾個方面的因素。第一，社會環境的因素。當今大學生與網絡關系日益密切。網絡帶給了我們科技的發展，信息的流通。然而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負面影響，有些未成年學生也迷戀上網絡，放棄學業。還有一些成年人也每天迷戀網絡。在網絡中待的時間長了，就會感覺到生活太無聊了，最終會導致他們產生迷惘，嚴重者有的自殺，有的會對別人造成傷害。第二，家庭因素。溫馨和諧的家庭氛圍會給我們帶來和諧的生活，家庭對我們的心理健康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產生影響：①父母對子女的撫養、教育問題。很多成年人出現的心理毛病基本上緣于兒童和青少年。在臨床心理學和教育學領域中，父母教養對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之理論已經確立，其中精神障礙和不適應問題的診斷技術的確立受這種理論的影響很深。②父母與子女的關系。現在父母與子女關系大致可以分為：A、拒絕的親子關系。父母對子女教養在感情上或態度上表現出拒絕傾向。B、支配的親子關系。父母對孩子支配過頭，把孩子當成父母的所有物，想用絕對權力去統治子女。C、過度保護的親子關系。為孩子擔心不安恐怖，經常用過分的保護去消除這種不安感情。D、服從的親子關系。對孩子的要求和意見，不管是什么都無條件接受，并以此感到滿足。第三，高校心理咨詢工作欠缺。學校教育在人格的形成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正值青春期的大學生身心發展趨于成熟，但尚沒有形成完全健康的人格。從現在大學生的心理困惑看，許多都是由于人格障礙而導致的。針對當前的現狀，高校應逐步完善兩個方面的工作：其一，建立專業化隊伍，強化心理咨詢功能。其二，心理教育課程化、多渠道開展。

三、我國心理健康研究的現狀

1.對心理健康研究的重視程度加大。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社會經濟體制改革日益深入，社會競爭不斷加劇。據預測，進入21世紀后我國各類精神衛生問題將更加突出。在2020年的疾病總負擔預測值中，精神衛生問題仍將排名第一（殷大奎）。因此，開展心理健康的教育和普及工作已經成為當前我國一項重要和十分緊迫的任務。

2.心理健康研究內容逐步豐富。目前，雖然我國還沒有像美國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那樣的大型心理健康研究機構，但是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的心理健康國家重點實驗室也在行為、系統、分子水平上開展心理健康研究。

3.較系統地開展了從業人員的培訓工作。在心理健康人員專業培訓方面，目前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學校中從事心理輔導與咨詢工作教師的培訓，另一方面是專業心理咨詢人員的培訓。

四、研究大學生社會支持與心理健康的意義

1.研究大學生社會支持與心理健康的理論意義。家庭支持作為大學生社會支持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其對大學生影響的廣度和深度，是在研究大學生社會支持時不可避免的研究領域。通過對大學生家庭支持影響的研究，有利于豐富有關大學生社會支持系統的理論研究，建立更加完善的大學生社會支持理論體系，為進一步研究大學生社會支持系統提供理論和方法范式。

2.研究大學生社會支持與心理健康的現實意義。以大學生為被試對象研究社會支持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可以揭示社會支持與大學生心理健康的關系，探討社會支持在促進大學生獲得良好的生存和發展狀態中的作用，以及大學生社會支持系統中各種支持之間的相互聯系，還能為學校確定正確的教育教學方式提供理論和實踐依據，為幫助部分家庭支持缺位的大學生制定相應的措施和政策提供理論和方法思路，為大學生心理健康保健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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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新聞國內研究綜述

國外數據新聞研究綜述

數據新聞中國本土化研究

計劃單列市形象調查報告

網絡社會治理研究綜述

大數據與社會輿情研究綜述

從渠道運營到內容運營

澎湃新聞上線一周年的探索與發展

美國媒體品牌構建的影響因素

中國互聯網二十年發展歷程回顧

中國網民互聯網使用習慣調查

新媒體環境中傳統媒體的轉型發展

新媒體環境中的公民政治參與研究

新媒體環境中網絡輿論研究

新媒體環境中商業模式的演變發展

新媒體環境中市場營銷的變革與拓展

新媒體環境中國民文化生活的變遷

關于新媒體引發的社會問題的反思

關系視角下微信廣告的傳播效果研究

主題演講:新媒體與信息社會

新媒體傳播思維與大數據應用

結合中國現實和歷史環境談新聞傳播

新媒體環境下新聞專業教育的變革

全球化與信息社會的文化傳播

“《新媒體與中國社會發展》精選”說明

大數據背景下的輿情決策支持系統研究綜述

新媒體時代兩岸故宮文化傳播的影響力

新媒體時代輿論表達和輿論引導新格局

當前我國新聞學研究的現狀與特點

提升中國傳媒國際競爭力的路徑與策略

主題演講:“互聯網+”時代媒體品牌的再造與發展

新媒體時代廣西巴馬旅游形象傳播研究

網絡謠言治理視角的中國新媒體法律環境建設

精神制造與文化市場體系——以上海實踐為例

移動微視頻應用的社交傳播機制——以美拍為例

健康傳播中數據新聞實踐研究——以埃博拉事件報道為例

使用與滿足、關系、符號:微信紅包傳播中的社交新態研究

什么在決定著網民抵制國外商品?——中國網民消費者民族中心主義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

網民主體性重構的人內傳播路徑及其交往圖示——一種由拉康欲望理論出發的解讀

基于地理位置服務的社交媒體中的自我呈現——以移動社交工具陌陌的個人頁面為例

突發危機報道中數據新聞的易讀性敘事研究——以“東方之星”客船傾覆事件為例

數據新聞在突發事件報道中的應用——以天津“8·12”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為例

突發公共事件的數據新聞實踐研究——以“12·31”上海外灘踩踏事件為例

中外媒體突發事件數據新聞報道特點的對比研究——以馬航MH370客機失聯事件為例

作為災后報道的數據新聞——以“尼泊爾地震”為例的數據新聞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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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西方國家，股權激勵是很多國家薪酬的重要組成部分。股權激勵對于公司的高管以及公司的股票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股權激勵的最早研究誕生于20世紀30年代，但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各西方公司才普遍采用股權激勵政策。在我國，2006年1月4日中國證監局頒布《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研究辦法》，同年9月30日頒布《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內）實施股權激勵試行辦法》。這兩個辦法的頒布與實施，對我國的證券市場產生了明顯的影響。

二、國內外研究文獻綜述

（一）國外文獻綜述

國外，尤其是英美國家，實施股權激勵計劃的時間比較早，因而這方面的研究比較多。一些實證研究的結論也證明了股權激勵計劃的有效性。但是也有一些研究發現，上市公司管理層存在通過操縱公司信息來操縱股價以謀求私人利益的現象，從而降低了股權激勵計劃的有效性。國外研究者主要圍繞兩個方面進行研究：一是股權激勵對公司價值的影響，二是股權激勵計劃中經營者的機會主義行為。

（1）股權激勵對公司長期價值的影響。二者線性相關的研究。Leland 和Pyle（1977）通過模型證明，管理者持有公司較多的股權，向外部資本市場傳遞了一種信號，即他們投資的項目收益比較好，管理者持股比例和公司價值正相關。二者非線性相關的研究。Morcketal（1988）根據管理層持股的利益一致假說和戰壕挖掘假說提出管理層持股對公司價值的影響可能區間有效，并實證檢驗發現，持股比例在0～5%范圍內二者正相關，5%～25%內二者例負相關，超過25%二者又正相關但關聯程度有所減弱。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研究者在逐漸放松研究限定條件的情況下，股權激勵對公司價值影響的不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而且還受許多其他因素的影響。

（2）股權激勵計劃中經營者的機會主義行為這一類研究文章比較多，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研究了股權激勵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為的影響，發現存在經營者利用盈余管理在股權激勵中獲利的現象。Cheng 和Warfield（2005）研究發現實行股權類薪酬比重越大的公司，盈余管理現象越嚴重。Bergstresser 和Philippon（2006）研究顯示，CEO 的總薪酬與其持有的股票和期權的價值聯系越緊密，盈余管理行為越顯著；Burns 和Kedia（2006）發現股權激勵會增加公司修正財務報告的概率。

（二）我國股權激勵的文獻綜述

目前為止，我國學者對股權激勵實施效果的研究大多采用了實證的方法進行檢驗，由于所選取的樣本不同、研究方法不同、研究角度不同以及衡量指標不同，結果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1）股權激勵實施效果并不明顯。徐義群、石水平（2010）用上市公司10個財務指標構成的綜合評價體系來反應企業業績，并對其進行了多元回歸。得到結論：總體上看，我國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與企業業績正相關但不顯著，且上市公司管理層持股數量與公司的企業業績不存在明顯的區間效應。

（2）股權激勵的負效應。蘇冬蔚、林大龐（2010）從盈余管理的角度對股權激勵的公司治理效應進行了研究并發現：股權分置改革后尚未提出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其CEO股權和期權占總薪酬比率與盈余管理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而提出或通過激勵預案的公司，其CEO股權和期權報酬與盈余管理的負相關關系大幅減弱并不再統計顯著，盈余管理加大了CEO行權的概率，而且CEO行權后公司業績大幅下降。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正式的股權激勵具有負面的公司治理效應。

（3）股權激勵的正效應。何凡（2011）以2006-2010年間首次宣布實施股權激勵的中國上市公司為樣本建立了非平衡面板數據，研究我國實施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的治理質量記其對股權激勵績效的影響。研究發現：股權激勵的實施顯著提升了公司治理質量；包含股權激勵與其他治理機制的公司治理質量與公司績效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三、小結

由于股權激勵在我國發展的時間還不是不長，還存在許多問題需要解決。我們在肯定股權激勵積極作用的同時，也要防范股權激勵的負面效應。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屬于公司自治領域，特別是對于民營性質的上市公司，監管部門的介入應保持適當的度，使上市公司具備充分的自主靈活性，以應對股權激勵實踐中發生的各種問題。隨著我國市場環境的日漸成熟和相關法律法規的進一步完善，上市公司自律規范運作水平進一步提高，社會各界對股權激勵的認知也逐步成熟。上市公司可以積極嘗試股權激勵，通過股權激勵來調動管理層的積極性，充分發揮股權激勵的激勵效應，進一步推動上市公司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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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維安，李漢軍.股權結構、高管持股與公司績效――來自民營上市公司的證據[J].南開管理評論，2006，（5）.

篇（9）

股權性質即股權構成，是指不同類型股東持股份額多少。本文系統梳理了股權性質對公司治理績效影響的相關文獻并加以評述，以促進公司治理相關研究的進一步深化和拓展。

一、國外文獻綜述

國外學者將股權性質分為內部人股權和外部人股權，主要研究內部人持股與外部人持股對公司治理績效的影響。內部人持股就是獨立于股東和債權人的經理人員持股或管理者持股。而外部人持股一般指不參與企業經營管理的人員持股，如獨立于管理層的股東持股。其中，國外學者側重于研究內部人持股比例與公司治理績效的關系。對于內部人持股比例與公司治理績效的關系，國外學者持如下五種不同觀點：

第一，內部人持股比例與公司治理績效呈正相關關系。持該種觀點的學者較多。1976年，Jensen和Meckling將公司的股東劃分為內部股東和外部股東，被視為股東結構理論的奠基者。他們提出利益趨同效應的觀點，認為內部股東持股比例越高，股東對管理層的監督約束力越強，就越能降低委托成本，改善公司治理績效。得出此類觀點的研究還包括：Ehung和Prutii （1996）選取美國404家公司，Perderson和Thomsen （2001）選取歐洲12個國家的435家大型公司，Spiro和Makhija （2000）選取捷克988家私有化企業，Sheng-an Chen和Kim wai Ho （2000）選取1995年新加坡145家公司，Drakos和Bekiris （2010）選取2000-2004年希臘146家上市公司，等等，進行的實證研究。這些研究選取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樣本，并采用不同的指標來衡量內部人持股比例及公司治理績效，但是都認為內部人持股比例與公司治理績效正相關。

第二，內部人持股比例與公司治理績效不相關或負相關。1980年Fama認為：內部股東持股數對公司績效沒有任何的影響。Fama和Jensen （1983）提出了管理者壕溝假說，認為隨著管理層持股比例的上升，管理層對公司的控制權加大，股東對管理層的有效監督就會被削弱，導致管理層腐敗等問題，公司價值隨之減少。

第三，內部人持股比例與公司治理績效呈N型曲線關系。Morck，Shleifer和Vishny （1986）認為內部人持股比例分別在0%-5%、5%-25%、超過25%這三個區間上時，用托賓Q值表示的企業價值先增加、后減少、再增加。Myeong and Hyeon Cho（1998）認為在內部股東持股比例0%-7%、7%-38%、38%-100%_個區間上，公司價值隨內部股東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減少和增加。

二、國內文獻綜述

由于歷史客觀原因，我國上市公司的內部人持股比例普遍偏低，所以國內學者對內部人持股對公司治理績效影響的研究較少。在我國，股權性質有兩種劃分方法：一是根據股權屬性不同，將其分為流通股與非流通股，二是根據股東類型不同，將其分為國家股東、法人股東及社會公眾股東。流通股包括可以在交易所流通的A股、B股、法人股和境外上市股。非流通股股票主要是指暫時不能上市流通的國家股和法人股。因此，在經濟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的大背景下，根據股權性質不同，國內學者主要研究流通股與非流通股或國家股東、法人股東及社會公眾股東的持股比例對公司治理績效的影響。國內學者觀點可以總結如下為三類：

第一，股權性質與公司治理績效呈線性關系。國內大多數學者持該種觀點，且認為法人股比例與公司治理績效正相關，國家股比例與公司治理績效負相關。最早進行實證研究提出該觀點的是許小年和王燕（1999）。他們選取1995年上市交易的300家上市公司的數據進行研究得出該結論。此外的實證研究還有：張（2000）選取1998年385家上市公司，陳小悅和徐曉東（2001）選取1997-2000年中國507家上市公司，張兆國、宋麗夢和張慶（2005）選取1990-2003年在深、滬兩市發行A股的上市公司，謝軍（2007）以滬市上市公司為樣本，等等，進行實證研究，都得出上述類似觀點。與上述結論相反，于東智（2003）、劉志彪（2004）、李鋒（2011）、劉緩緩（2011）等人通過實證研究認為，國家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與公司治理績效正相關，而流通股比例與公司治理績效負相關。

第二，股權性質與公司治理績效呈非線性關系。吳淑琨（2002）對中國上市公司1997-2000年的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發現，國家股比例、境內法人股、流通股比例均與公司績效呈U型關系。艾健明（2007）選取2001-2005年制造業的416家公司進行研究，認為國有股比例與公司績效呈U形關系。王新霞、劉志勇等（2011）選取2005-2007年上市公司的3496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股改前后，國有股、流通股對公司績效的影響由正變負，法人股對公司績效影響由負變為不相關。

第三，其他觀點。有的學者認為股權性質與公司治理績效的關系受到股權集中度影響，如施東暉（2000）認為，對于股權集中度低的公司，即股權分散型公司，社會法人控股時業績最好，法人控股業績次之，國有控股業績最差。還有不少學者認為股權性質對公司治理績效的影響受到行業等因素的影響。如陳曉和江東（2000）認為，只有在競爭性較強的電子電器行業中，法人股和流通股對公司業績有正面影響，國有股對公司業績有負面影響，而在商業和公用事業單位中則不存在這種關系。陳志遠，梁彤纓（2006）認為，在生物制藥行業、零售貿易行業、冶金行業，股權性質對公司治理績效有不同的影響。

三、研究結論和啟示

通過上文可以看出，國內外學者對股權性質對公司治理績效影響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有理論的也有實證的，也得到不一致的結論。

篇（10）

戰略治理會計以治理會計為手段，以取得整體競爭上風為主要目標，以戰略觀念審閱企業外部和內部信息，夸大財務與非財務信息、數目與非數目信息并重，制訂、執行和考評企業的戰略及戰術，揭示企業在整個行業中的地位及其發展遠景、建立預警分析系統，提供全面的、多元化的信息而形成的治理會計與戰略治理融為一體的新興學科。

（二）戰略治理會計的主要內容

1．戰略規劃治理。戰略治理會計根據企業自身的特點及其所在行業的特點對各種影響企業發展的因素做出及時反應，并制定企業發展的戰略規劃。

2．戰略本錢治理。戰略治理會計在本錢治理上應考慮產品生產各個階段發生的本錢，并且夸大在進行本錢治理時要關注企業的市場競爭地位。

3．經營投資決策治理。戰略治理會計應以戰略的眼光為企業戰略治理提供全局的、長遠的與決策相關的有用的信息，并以現金流量為基礎，反映企業投資的實際業績，為企業發展提供有用的信息。

4．全面預算治理。預算的編制必須以企業的戰略發展目標為基礎，根據戰略目標所確定的發展規劃和戰略決策制定當期計劃。

5．人力資源治理。戰略治理會計的核心是以人為本，通過一定的方法來激勵員工，以獲取最大的人力資源價值，使企業能夠取得最大的經濟效益。

6．風險治理。企業的任何行為都帶有一定的風險，風險越大，報酬越高，但當風險增加到一定程度，就會威脅到企業的生存。戰略治理會計為了有效治理風險，專門采用預警分析技術，對影響企業經營的上風和劣勢進行科學分析，猜測其趨勢變化，做到有備無患。

7．戰略性業績評價體系。從戰略治理會計的角度看，業績評價是連接戰略目標和日常經營活動的橋梁。良好的業績評價體系可以將企業的戰略目標具體化，并能有效地引導治理者的行為。

二、利益相關者理論綜述

（一）企業利益相關者的涵義

米切爾于1997年，將利益相關者的定義分為以下三類：第一類：凡是能影響企業活動或被企業活動所影響的人或團體都是利益相關者，包括股東、債權人、雇員、供給商、消費者、政府部分、相關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團體、周邊的社會成員等。第二類：凡是與企業有直接關系的人或團體才是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排除了政府部分、社會組織以及社會團體、社會成員等。第三類則以為只有在企業中投資的人或團體才是利益相關者。本文所涉及的是上述第一類定義的利益相關者。

（二）利益相關者利益差別分析

利益相關者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由于他們在企業內外所處的位置不同，他們的效用目標必然不同，下面對利益相關各方對企業的利益要求進行了分析。

1．股東。股東作為企業的出資人，期看獲取投資回報和資本的增值，對公司承擔有限責任。主要關注公司利潤的最大化、剩余收益最大化、剩余風險最小化、公司能夠持續經營等題目。

2．雇員。根據他們在企業中的行政隸屬關系不同，可以分為經理職員和一般雇員。經理職員希看企業的業績進步，從而體現出他們在企業中的價值。一般雇員則希看他們的工資報酬能夠增加。

3．債權人。債權人和公司是一種契約關系，他們主要關注債權資本的風險性、保證借出資本能夠定期收回本金和投資收益。

4．供給商。供給商是公司生產經營所需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供給者，他們主要關注公司的銷售收進最大化，假如存在貿易賒欠，還要關注能否定期收回貨款。

5．消費者。公司價值和利潤能否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消費者的選擇。而消費者主要關注公司的產品或服務能否滿足自己的需求和偏好。

6．社區居民。公司的經營對所在社區也會產生重大影響。他們主要關注公司的經營能否為當地帶來就業機會，是否對當地環境造成污染以及是否會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

7．政府。政府的主要經濟職能就是：運用經濟、法律等政策和手段調控國民經濟運行，維護正常的交易秩序，并站在公正的態度上，調控不同所有者、經營者、勞動者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政府主要關注稅收的最大化、企業經營的正當性等題目。

三、戰略治理會計的發展

從利益相關者角度出發研究戰略治理會計，也就是研究采用何種會計方法才能滿足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目標，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

（一）從企業環境角度分析

環境對企業發生雙重的影響，一方面為企業的發展提供機遇，另一方面又制約著企業的經營活動。戰略治理會計必須根據企業特點及其所在的行業特點，關注宏觀環境的變化，研究與判定宏觀環境變化可能帶來的機會與威脅，提供相關信息，并對可供采取的治理措施提出建議，使企業戰略建立在多方位、多角度、多層次分析的基礎之上，從而滿足企業利益相關者利益最大化的需求。

（二）從企業價值鏈角度分析

戰略治理會計可以根據企業的價值鏈，分析每一價值活動所涉及到的相關利益者，并采取特定的方法使他們獲得最大利益。企業的價值活動可以分為：基本活動和輔助活動。基本活動包括了采購、生產、銷售、售后服務等主要的活動。輔助活動并不直接表現為產品的生產和銷售過程，它們為企業提供了物資的、技術的和人力的基礎。

（三）從企業競爭對手角度分析

戰略治理會計通過對競爭對手的分析，了解目標市場提供相似產品和服務的企業、經營具有相互替換性的同類產品或服務的企業、在市場上試圖改變或影響消費者的消費習慣和消費傾向的企業，他們的產品的本錢和銷售價格。分析產品價格差異產生的原因，評估競爭對手的上風與劣勢，為制定本企業產品價格戰略導向提供充分的信息，使企業產品的市場份額得以保持或提升，從而增強企業的獲利能力。

（四）從企業決策角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