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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諺語；思想；精神

[中圖分類號]：K82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2)-08-0169-01

文化是一個立體的系統，它是人類的活動方式以及由人類活動所創造的，并經社會認知的全部產物的系統，這個系統從外觀形態及內在本質上來看，有著一定的結構層次，表層是物質文化，中層是制度文化，深層是精神文化。而這三個層次永遠處于三位一體化的格局中，形成了既相區別又相滲透的多層面的整體結構系統(1)。諺語作為民間審美文化的一種特殊形態，是民間創作在口頭上廣為流傳、且較為定型的藝術煉話，是民眾智慧與經驗的結晶，其多層次的文化結構彰顯出民族的個性、生活方式、處世哲學、生態意識等內涵，并發揮出獨特的文化功能與審美特質。

文化的精神層面是人改造主觀世界的活動方式及其全部產物，諸如思想體系、價值觀念、宗教信仰、文學藝術等。諺語作為記錄 “一個特定社會或民族所特有的一切行為、觀念和態度”的文化載體（2），是在某一民族的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態的影響下被創造出來的，因而也帶上了該民族的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態的色彩，是民族傳統精神文化的重要內容。

首先，諺語對民族精神的反映。“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環境通過文化創造滿足人的欲求，影響文化形貌和文化性格的形成，使不同地域的民族生成各有迥異的經濟文化類型和相應的精神文化特征。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是在不同背景環境中生成和發展起來的兩種文化，兩者的差異是自然界的結構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記。農耕民族生活在河湖密布、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的理想地帶，優越的生存環境形成他們內傾型的文化性格。大量諺語反映了農耕民族的道德觀、價值觀、人生哲學、家園意識等。如“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寧可正而不足,不可邪而有余”、“善人流芳千古,惡人遺臭萬年”等，表明農耕文化是一種“德性文化”，人們常常以“德”和“義”作為品評人的標準，同時，漢民族傳統文化和道德觀也要求通過內省、凈化達到“德”的彼岸。如“能忍者自安,知足者常樂”、“三思有益,一忍為高”、“沒事常思有事時，讓人三分不算癡”、“靜坐常思已過，閑談莫論人非”等表現了漢民族重禮儀、重平和、重仁義、重內省的處世哲學，以及“克己、知足、安份”的心態及“忍耐、內向”的性格特征。農耕文化也非常重視“和諧”的價值觀：如 家庭生活中“家和萬事興”、“夫妻相合好，琴瑟與笙簧”、“鄰居好，賽金寶”，商業活動中 “和氣能招萬里財”、“和氣買賣賺人錢”，集體活動中 “人心齊、泰山移”、“眾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一條心，黃土變成金”等諺語鮮明體現了和諧的價值觀。自給自足的小農業生產方式，很容易使人產生滿足感，渴望安定的生活環境，反感戰爭，眷戀生于斯、養于斯的土地，產生出執著的鄉土意識和愛國意識等。與尚農、務實的農耕民族文化心態不同，長期的游牧生活養成了游牧民族流動而不僵滯、變化而不呆板的思維特點和尚武、豪放的民族性格。蒙古、哈薩克等少數民族諺語對他們強健剛猛的人生風范、寬闊壯美的內心世界以及充滿活力的主宰世界的氣質都有所表現，使人們感受到了游牧民族生命的博大與堅強，具有金戈鐵馬式的陽剛之美。

其次，諺語所表述的宇宙觀。中國傳統哲學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觀念，在漢語諺語這一民間智慧的寶庫中也得到了充分反映。諺語中，無論是記錄天文時令、節氣寒暑、陰陽五行的氣象諺，還是描寫名山勝水、自然風光、習俗風情的風土諺，或是反映農業生產、種植飼養、收獲貯藏的農事諺等，都企圖通過闡釋自然來觀照社會、啟迪人生。“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諺語中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自然規律與人事規律相比較而存在。如“天有三寶日月星，人有三寶精氣神”、“順天則存,逆天則亡” 、“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等，天與人是相對應而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天上有的，自然界有的，人間必然有其對應的東西。人類只有遵循自然規律，順應天時進行農業生產，才能達到天遂人愿的結果，以自然規律喻人事規律是社會諺、氣象諺和農事諺語取材上的一大特點。贊美祖國佳山秀水、人文風情的風土諺中同樣滲透著天人合一、萬物有靈的思想意識，杰出的人物、精靈的山水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征。二是天事主宰人事。孔子的“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觀念已根植于下層民眾的文化心理深處，并演化出眾多的諺語，反映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人活著只有“守命安分，順時應天”的天命觀，這是下層民眾遭遇災難和挫折后的無奈及悲嘆。如“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 “國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等。三是天成為正義的化身。這些諺語中的天，寄托了下層人民對公理、對正義的堅定信念及懲惡揚善的美好愿望。如“人算不如天算”、“人有善心，天必從之”、“皇天不負好心人”、“天道酬勤”、“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等。諺語體現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看出“大傳統”與“小傳統”的相互參透和相互影響的關系。

最后，諺語和宗教的關系。在人類社會精神世界的領域里，宗教信仰對一個民族的意識形態有一定的影響。中國人的宗教信仰主要是道教、佛教和儒教。儒教和道教是本土宗教，佛教是外來宗教，它們盡管教義不同，但卻在中國長期并存，互相滲透，互相影響，并表現出三教合一的歷史趨勢，對諺語發生著重要的影響。宗教對諺語的影響表現在：對經卷的翻譯和宗教詞語的引入，提高了漢語的表現力，有些諺語采用了與本民族的信仰有關的宗教詞語充當素材表達出新的思想內容；宗教教義和故事傳說為諺語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素材，成為新諺語創作源泉之一；影響中國傳統文化的宗教思想直接成為諺語表現的內容。另一方面，諺語對宗教也有一定的影響，表現宗教思想的諺語和借用宗教詞匯的諺語廣泛流傳，促進了宗教的播布，加深了人們對宗教的認識和接受。例如在中國文化史上，從外國輸入的佛教對諺語的影響頗大。漢語諺語表達有關行善、造福等觀念，不少是選用“佛”“菩薩”充當素材。佛教把主宰地獄死亡的神叫做閻羅王、閻王、閻王爺，漢語諺語用它作為表示兇惡、厲害、狠毒意思的素材。藏族信奉的是喇嘛教，喇嘛是喇嘛教的僧人，藏語則習慣用喇嘛一詞充當諺語素材等。

綜上所述，諺語是廣大民眾對生產和生活經驗的一種實踐性的總結，一種創造性的智慧和一種科學性的結晶，它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民族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標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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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理論:文獻回顧

(一)貨幣危機理論。對于過去30年來發生在拉丁美洲、歐洲和亞洲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的起因,目前已經有了大量的文獻。研究貨幣危機的文獻通常在一開始就介紹有關模型用來解釋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在20世紀七十年代末所經歷的危機。這些模型把貨幣危機看作是脆弱經濟基礎的結果。第一代模型開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創造性研究,重點關注廣義的宏觀政策的不一致性,這些宏觀不一致性可能包括過度的國內信貸增長、脆弱的財政狀況和疲軟的經濟表現。這些研究的貢獻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會導致貨幣調整,因為這一點我們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預言:當有遠見的市場參與者意識到目前的匯率不能再維持下去的時候,外匯儲備可能會急劇突然流失。

Obstfeld開創了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Obstfeld強調在一個國家追求的各種政策目標之間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關系。由于銀行體系崩潰預期,財政出于救助而導致的財政赤字也可能觸發貨幣危機——這種政府不得不救助銀行體系的預期可能會導致債權人抽離資金,從而引起貨幣崩潰并產生危機。這意味著一個國家可能會遭受自我實現式的貨幣危機。也就是說,因為一些時間或行動(例如由一個投機者所發起的時間或行動),這種均衡可能會從固定匯率體制轉換到浮動匯率體制,或從一個固定匯率水平轉換到另外一個貶值了的固定匯率水平。

自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貨幣危機的理論研究已經深入了許多。所謂的第三代模型將貨幣危機看作是一國的資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關注對一國債權的結構,因為它會影響金融危機的風險。債權人,特別是那些短期債權人,能夠突然撤回債權,從而導致該國外匯和流動性的急劇短缺,從而觸發貨幣或金融崩潰。

廣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經注意到資產負債表效應對貨幣目標可持續性的重要影響。這方面的文章認為,資產負債表的不匹配會迫使銀行或公司快速產生外匯需求。當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門或者公司部門都有外匯需求時,匯率就會面臨壓力。但匯率貶值時,會有更多的金融機構或企業為了應對無止境的頭寸需要而尋找外匯,進一步加劇資本流出,引發貨幣危機。

(二)銀行危機理論。銀行業的困境有兩個:一是單個銀行困境;二是系統性銀行困境。有關第一種類型銀行困境的原因,理論上更多地是從微觀角度展開研究。一些主要發達國家使用的實證模型廣泛運用這一理論來預測金融困境。單個銀行困境可以導致系統性銀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銀行危機是這樣的誤解造成的:沒有信息來源的存款人錯誤地認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為一些有關銀行資產的不利信息而行動的。

危機的另一個傳播機制是通過銀行間存款進行傳導。單個銀行困境的溢出效應通過同業拆借可以影響整個銀行體系。金融機構的規模、銀行間市場和其他金融市場的功能等因素將決定傳染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型市場中的銀行風險更大。

決定銀行體系困境的重要微觀因素是一國整體制度框架的質量。由于道德風險、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險過度或者監管水平低所導致的市場紀律差,是決定信息不對稱的程度、銀行管理的質量以及脆弱性積累的關鍵因素,這些都會引發系統性銀行危機。在系統層面上,宏觀經濟因素——對利率的沖擊、匯率貶值、商品價格的沖擊、經濟增長減速和資本外流——也是危機的重要決定因素。

二、預測金融危機

(一)開發早期預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發生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國家損失慘重——由危機溢出效應而影響的其他國家受損也特別嚴重。自從20世紀七十年代后期以來,已有93個國家發生了100多次系統性銀行危機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從公共部門解決危機的成本來看,其中約有18次危機(均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成本達到了危機發生國GDP的10%或更多。根據貨幣基金組織1998年的一項研究報告,一國在銀行業危機爆發后需要約3年時間才能使產出恢復到正常趨勢,平均累積產出達GDP的12%。

危機還有“傳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個相對較小的經濟體中發生的金融行業嚴重問題也會有廣泛的溢出效應。若世界某地發生了貨幣危機,其他國家(經濟體)遭到投機性沖擊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關國家對其政治經濟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簡單觀察貨幣風險及違約風險的傳統市場指標往往不能獲得多少關于即將發生危機的預警信號。目前的證據表明,在亞洲金融危機的發展過程中,利差和信用評級等指標的表現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個月期限的離岸證券利差這一指標沒能對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困境發出預警。也就是說,這類指標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對泰國給出了斷斷續續的信號。

在新興經濟體中,預測單個銀行困境和破產也存在一些問題。最近一項研究分析了一些國家的銀行困境,結果表明,傳統的銀行脆弱性指標,如資本資產比率、凈邊際利潤率、營運成本與資產的比率、流動比率等,在找出有問題銀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說,傳統的CAMIL類型的比率——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管理穩健程度、收益、流動性——將不能預測單個銀行是否要陷入困境。總而言之,僅僅集中精力于一個或者兩個“包治百病式”指標的“廉價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個良好的早期預警系統。若投資于一個綜合的早期預警系統,則更可能獲得成功。

(二)早期預警實驗的一般規則。第一,在金融危機起源中尋找系統性模式意味著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機(或者一系列危機),而是要研究一個更大的樣本。否則,在重要因素與不太重要因素之間進行區分就可能會有太多解釋,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結果經不起更多實際經驗的檢驗;第二,要像關注貨幣危機一樣關注銀行危機。關于金融危機先行指標的文獻大都涉及貨幣危機。然而,發展中國家銀行危機的成本比貨幣危機成本更大。銀行危機似乎是引致貨幣危機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第三,盡量使用比較廣泛的早期預警指標集合。因為在新興經濟體中,金融危機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標來反映潛在風險源;第四,采用樣本外檢驗來判斷先行指標的有用性。一個模型的樣本內表現會使人們樂觀地誤以為模型在樣本外也能表現良好。

(三)早期預警實驗中有意義的發現。通過實際數據的運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從早期預警模型中獲得了一些實證結果。下面介紹一些有代表性的發現:(1)新興市場中,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在爆發前都有征兆,有些現象有重復發生的行為特征;(2)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利用月度數據對銀行危機進行準確預測的難度要大于貨幣危機。在樣本內,銀行危機的平均噪音信號比貨幣危機的要高;同樣,在樣本外,該模型對貨幣危機的預測表現也比對銀行危機的預測表現要好很多;(3)對于貨幣危機來說最好的月度指標是實際匯率(相對于趨勢)的升值,而對于銀行危機來說最好的月度指標是證券價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與國際儲備比率的偏高以及經濟衰退;(4)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最優先行指標之間既有很多共同之處也存在很大的區別,因此應單獨考慮這兩種危機;(5)在預測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方面,信用評級變化的表現比經濟基本因素中較好的先行指標的表現要差很多;(6)先行指標的樣本外檢驗結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貨幣危機方面是這樣;(7)國家間危機傳染效應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場發生貨幣危機的脆弱性時,要更加關注國家特有的經濟基本因素。

三、總結

國家應該預期到未來的金融危機,并為此做好準備。為了限制金融危機的風險和實際危機的沖擊效應,需要對脆弱性和金融風險進行實時監測。這可以通過運用設計良好的分析和預測框架——早期預警系統經常對金融穩定進行評估來實現。一定的危機應急計劃也很有用,特別是如何應對早期銀行危機的第一個信號的計劃。因為最初銀行危機的第一個信號經常決定是否會產生更加系統性的銀行危機。然而更重要的是,國家要不斷改進其整體激勵框架,以使私人部門的金融機構及企業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風險。這需要良好的宏觀經濟管理水平,包括適度的匯率管理,并確保實現金融部門和公司部門穩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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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論文關于循環經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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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漢語言文學教育與社會實踐相結合是社會發展對應用型人才提出的需求

在教育“普教化”傳統思維下，所有的教育模式趨同化，注重理論知識傳授，實踐教學相對是薄弱環節。在今天，大學教育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后，大學教育模式也開始注重與社會實踐相結合。“大學是研究和發展學術、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的場所，理應走出‘象牙之塔’，建立起一種主動適應科學技術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機制，樹立一種與時展息息相關，同呼吸、共命運的責任感，既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也為大學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贏得更大的空間。”“教育不能僅僅在教育內部，要放在整個經濟發展的大局里考慮”，漢語言文學作為高等教育核心專業，進入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循環中，和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已經是時代的共識。漢語言文學教育要實現從研究向服務社會生活、解決社會人文矛盾的轉向，就必須加強實踐教學環節。當今社會經濟發展迅猛，企業產業轉型加速，個人需要不斷發展，只有不斷更新知識技能，才能保證個人專業崗位能力跟上時代的發展，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

（二）加強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是學生自身發展的需要

在當今的教育中，學生的生存狀態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自上世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價值觀念等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今天的學生有著不同于任何一代學生的情感體驗、生活磨礪和職業經驗，學習目標和學習動機呈多樣化，有不滿足于生活現狀的，有的在大學甚至中學就開始創業的，有需要提升自己綜合職業能力的，有重新與社會化職業對接的；有的本身就從事著繁忙的工作，渴望更好地發展自己、完善自己。總之，社會的要求已經內化為他們自覺自愿的學習需要，因此他們渴望學習目標具體化、職業化，注重相應崗位的實用性和職業能力的培養，在實踐教學環節中，比前代學生有更明確的目標，更高的期望和要求。近年來，社會用人單位一般都要測試應聘者的綜合素質能力和動手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如果不加強漢語言文學的實踐教學環節，學生就業后會難以適應崗位職業能力的要求，不得不另謀出路或待業。面對嚴峻的社會現實，必須通過加強實踐教學來提高學生的創業、就業能力。

（三）加強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是實現教育目的合理化的需要

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定位于培養具有一定專業理論知識、較強的專業實踐能力和較高人文素養的高級適用人才。當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以后，它不僅是終身教育的主渠道，也是構建學習型社會的基石，但是無論是為了滿足提升自己能力的求學，還是為了滿足就業的需要，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大部分學生只能走向一線工作崗位，而不是進行專業研究。如果在教學中倚重理論教學，學生的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就很難養成，同時慵懶、浪漫、拖拉的名士氣會帶到工作中。因此，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模式緊貼教育培養對象的基礎和條件，從實際出發，把教育培養目標的重點始終定位于融理論于實踐之中的解決問題能力培養和職業能力教育的坐標系中，它一方面培養了漢語言專業學生嚴謹、務實、求真的工作作風；一方面促使教育目標“實踐一理論一實踐”最終實現。社會策略性知識的實踐教學是基于一定生活場景的精神實踐活動，它可以組織學生接觸具體社會事件，引導學生運用所學專業知識，對這些社會事實進行處理或提出合理化的建議，能在一定程度上激發學生在專業知識和具體社會問題之間，建立起一種關聯，從而產生激情、意志、超越、合作、團結等心理正能量，獲得解決實際問題的社會策略和對人生意義的感悟。（四）加強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是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需要。在實踐教學環境下，學生已經不再是接受知識的容器，因為他們已經完全實現了自主、探究、合作的學習模式；加強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可以讓老師和學生之間增加面對面情景交流的機會，老師也有更多的視角來培養學生的主體意識、獨立意識、自我意識、自我調整能力、自我監控能力，老師也能根據每個學生在職業選擇中面臨的困境，提供最合適的教學內容、方式和途徑，真正做到在“以人為本”的視域下，完成教育任務。在實踐中每個人都可以盡情發揮自己主觀能動性，建構施展自己能力的舞臺，每個人都有自己發展的空間就能實現社會全面和諧的發展。

二、網絡環境下漢語言文學實踐教育模式的特征

借助網絡共享教育資源的學習運動，經歷了一個非常艱復雜的發展過程，從2002年的開放課程（OCW）運動開始，后來又出現了開放教育資源（OER）運動，2012年，“從Udacity、Coursera到edX、Udemy，它們以免費、高質量的課程內容為賣點，對學習者提供廣泛的在線支持，包括課程任務布置、學習評估、師生和生生之間的互動交流，甚至為順利完成課程的學生提供學習證書。這類服務受到了廣泛的歡迎，人們將這一類新興的大規模開放在線教育模式稱為MOOC（MassiveOnlineOpenCourse）”目前，世界各地已經掀起MOOC課程學習的風暴，我國高校如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已經推出本校的MOOC課程，上海高校課程聯盟也初步實現了上海高校間優質資源共享，并可獲得學校認可學分。因此，MOOC下的教學模式呈現出兩個非常明顯的發展趨勢：一是開放性，由于課程教學在線學習，開放式獲取知識，只要注冊任何人都可以免費參與網絡課程學習；二是透明性，以往的精品課程、公開課掛在網上可以供參觀學習，但是由于無法檢測課程學習者學習效果，因此導致許多課程徒有虛名，實際利用率非常低。MOOC學習環境下，學習過程成為可以隨意檢測學習者任何一個學習環節的透明過程。由于網絡教學環境的變化，因此，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模式也必須追隨它的變化，與時俱進，從而也呈現出不同于傳統教學模式的特點。針對MOOC教學模式開放性的特點，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模式呈現出學習參與者規模的可伸縮性（scalability）。

漢語言文學的課程多以講授理論知識為主，實踐教學模式必須通過大量研讀作家作品，不同評論家的學術爭鳴，以討論的方式，來培養學習者鑒賞、評析的實際動手能力，從而開發他們的無限認知能力，提升他們健全的人格。因此在實踐教學過程中，話題的設置盡可能地貼近學位教育的結構化課程體系，因為教師提供的話題資源是學習者知識探究的出發點，如果偏離了學位教育的知識結構，太過于個性化，學習者產生的內容在群體學習路徑模式下，就無法成為學習和互動的中心，這種境況下，參與實踐教學的學習者的規模和課程活動的覆蓋面，就無法實現規模的超越性。美國高等教育記事（ChronicleofHigherEducation）在對開展MOOC的103名教授的調查中顯示，如果話題設計的貼近學位課程體系，每門課程平均有33000個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注冊，相當于傳統課程授課人數的幾百倍。針對MOOC教學模式透明性的特點，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模式呈現出學習效果的可檢測性（testability）。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模式中，學習者的實踐過程指導教師根本無法全程跟蹤指導和監督，學習效果的評價只能靠學生的自述或課堂的考核來完成，但是在MOOC教學環境下，漢語言文學的閱讀材料可以周為單位向前推進，指導教師可以根據實踐內容設置測試內容、討論版等環節，如果達不到老師設置的分值，學習過程將無法完成縱向推進，指導教師甚至可以隨時獲悉實踐者在線學習的時間，這大大地改變了漢語言文學實踐課程考核的隨意性和人情化傾向。

三、網絡環境下發展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的有效途徑

（一）建立實踐教學體系，推進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內容的完善和改革

實踐教學是以提高學習者能力為目標，因此在辦學理念、專業設置、能力培養、人才規格等方面，必須根據職業崗位的需求和學生的就業需要，制定以崗位需求為本位的實踐教學體系，設置與社會經濟發展密切聯系的專業課程，編寫與社會實際相結合的實踐教材，整合并逐步優化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課程內容，確保它與社會職業崗位能相互銜接和貫通。在傳統的理論教學中，以某種符號形式存在的理論知識通常是老師和學生重點講述、掌握的內容，在網絡環境下，熟悉符號系統，并解讀符號的意義，都可以由師生通過視頻課程、網絡互動等方式，輕松完成，因此建立一套以培養學生崗位職業能力的課程體系，讓學生深入了解漢語言文學專業能力的需求和發展趨勢，是順利開展實踐教學的前提。

（二）逐步建立健全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的考核、監督和反饋機制

在目前注重理論知識的教學模式中，學生職業能力滯后社會不斷變化的崗位需求，已經使很多成人教育學校面臨生源嚴重不足的問題。建立實踐教學考核、監督和反饋模塊三級體系，是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實現實踐教學目標的重要保證。把課程考核與教學過程、學生的工作實踐緊密結合起來，在學生、老師、實踐單位以及用人單位之間，建立完善的考核、監督和反饋機制，既能調動學生個性化學習的需求，又能最大程度地滿足社會企事業單位對人才的需求。比如，通過網絡可以對漢語言文學專業知識的課堂實踐教學環節進行監控，課程作業、實驗和課程設計等都可通過網絡平臺，進行遠程考核，監督它們進行的全過程；對于課堂外社會策略知識的實踐，也可通過視頻聊天或QQ群留言、微信和MOOC方式，與學生實踐單位、工作單位建立長期的溝通渠道，形成良好的、靈活的互動式信息反饋機制，對于反饋回來的信息，一方面可以當做學生形成性考核的參考指標，另一方面對于實踐教學偏離社會崗位需求的情況能迅捷提供解決方案，從而優化實踐教學計劃。

（三）挖掘地方資源，構建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的實訓平臺

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基地可以分為校內和校外兩部分。校內基地要學校根據發展規劃和專業設置，建立單項實驗室、綜合模擬實驗室等，可以在實驗室建立模擬實訓場景。但各級學校面臨著實際困難：資金投入不足，可利用的實訓基地不足，且無法提供“全真化”實踐場景。為此，應認真分析、挖掘當地社會的資源，開發具有開放性、豐富性校外實訓基地，比如各地的報社、電臺、雜志社、各單位的宣傳部門等均可提供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實踐平臺。它們可以提供真實的職業環境，使漢語言文學實踐性教學更接近于從業實際，教師可引導學生親歷崗位業務操作過程，了解各環節之間的聯系，并在流程操作過程中，對于崗位所需的協作意識、創新精神等人文素養，產生切身情緒體驗，從而避免了專業技能和社會策略技能訓練的形式化。校外實訓平臺的搭建應建立在緊扣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上，通過各種渠道，加強與當地的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行業協會等社會各界的聯系和溝通，建立教育資源共享，在互利互惠的基礎上，建立校外穩定的實訓基地。盡力拓展“課程、實習、就業”加校企聯合培“3+1”的養模式，締結校企聯盟，讓企業參與制定學生的培養方案，開展協同式培養，共同參與課程開發和教學管理，逐步打造“產學研”合作平臺。隨著知識經濟和信息時代的到來，“高等教育從邊緣走向了中心，從封閉走向了開發，發展的重點從數量的擴張轉向了質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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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稅制結構的縱向梳理:世界各國的演變歷程1．發達國家稅制結構的演變歷程。社會經濟發展階段、政府政策目標等皆為影響稅制結構的重要因素，因而稅制結構在適應客觀環境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刻畫了特定歷史背景下經濟、社會的重要特征。按照不同歷史時期直接稅與間接稅財政地位的更迭可將發達國家的稅制結構演變歷程大致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工業革命之前以原始直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在傳統的農業經濟時代，由于商品貨幣關系不發達、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據主導地位，政府主要通過對土地和人身課征原始直接稅，如土地稅、農業稅以取得財政收入。［7］第二階段:工業革命之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工業革命促進了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大生產，新的稅源也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而逐漸涌現。由于國內商品稅、關稅稅源豐富且便于征收，因此，以商品稅為主的間接稅逐步取代了原始直接稅的主體地位。在該時期，隨著所得形式日趨多元，各國也逐步開征了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社會保障稅等現代直接稅。盡管當時所得稅在財政中的地位較弱，但正是該類稅種的開征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達國家的稅制結構改革奠定了基礎。第三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至20世紀70年代以直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間接稅因其稅負可以轉嫁，對商品價格會產生一定的“添加效應”。［8］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及市場競爭程度的加劇，由間接稅的大量征收帶來的物價水平的上漲，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經濟效率的損失，阻礙了市場經濟的發展。出于增強經濟活力，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考慮，各國開始采取措施削弱間接稅的主體地位。與此同時，在直接稅中，一方面，隨著私人部門收入的不斷增加，個人所得稅、公司所得稅的稅源日益豐富，其在稅收收入中的占比得到了大幅提高;另一方面，隨著發達國家在政策目標上由效率轉向公平，為滿足巨額的社會福利開支需要，各國也不斷加強對社會保障稅的征收。因此，在該時期以所得稅、社會保障稅為主的直接稅占比逐步提高，并最終取代了間接稅的主體地位。第四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今以直接稅為主并逐步提高間接稅比重的稅制結構。20世紀80年代，為克服滯脹、刺激經濟，在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指導下，發達國家政策目標的側重點由公平回到效率，并相應地進行了大規模的稅制改革。為避免直接稅比重過高對經濟的損害，各國在以直接稅為主體的基礎上，通過采取降低所得稅稅率、開征增值稅等措施，逐步降低直接稅比重、提高間接稅比重。2．發展中國家稅制結構的演變歷程。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由于其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且稅收征管條件較為落后，因此，兼具稅源充足、分布普遍、征收簡便等特點的間接稅在稅制結構中始終占據主導地位，而所得稅、財產稅等直接稅的財政地位普遍較弱。近年來，隨著發展中國家對社會公平問題的愈發關注，為強化所得稅和財產稅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各國紛紛在以間接稅為主的基礎上，逐步提高直接稅的比重，以使直接稅、間接稅的比重更為合理。

(二)稅制結構的橫向比較: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國家的差異經濟發展水平是稅制結構最為重要的影響因素，為考察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下世界各國稅制結構的差異，本文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GFS數據庫中獲取數據較全的103個國家和地區2012年的稅制結構數據①，并按照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人均GDP水平的高低，將經過篩選后的93個國家/地區分為以下7組②:5000美元以下(36個)、5000～10000美元(16個)、10000～20000美元(16個)、20000～30000美元(5個)、30000～40000美元(4個)、40000～50000美元(8個)、50000美元以上(8個)，分別測算7組國家/地區的直接稅、間接稅占比的平均值。將7組國家和地區的稅制結構數據進行對比分析可知，按照經濟發展水平由低到高的視角，直接稅占比呈上升趨勢，而間接稅占比呈下降趨勢。對于人均GDP在5000美元以下的國家，其間接稅占比的平均值高達66．59%，而直接稅占比僅有33．41%;隨著人均GDP從5000美元逐步提高至30000美元，直接稅占比緩慢增長，且始終低于間接稅占比;而當人均GDP從30000美元步入40000美元時，直接稅占比有了較大幅度的提升，且首次超過了間接稅占比;對于人均GDP在40000美元以上的國家而言，其直接稅占比遠高于間接稅占比。③無論是通過縱向的梳理還是基于橫向的比較都不難看出，盡管除經濟發展水平以外的政治、社會、文化傳統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對一國稅制結構產生影響，并使個別國家的稅制結構與世界整體趨勢相悖，但總體來說，直接稅收入占比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上升不失為稅制結構變化的一般規律。這對我國稅制結構轉型改革具有極大的啟示和指導意義。

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稅制結構的演變歷程及轉型的必要性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稅收制度經歷了三次重大改革，在此過程中稅制結構也相應地得到了不斷調整。然而，相較于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現階段的稅制結構仍處于失衡狀態。與此同時，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需求、收入差距的不斷拉大、政府政策目標側重點的轉變，以及國際稅收競爭的日益加劇，均對我國稅制結構轉型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

(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稅制結構的演變歷程改革開放以來，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的稅收制度共經歷了三次重大改革:1984年的“利改稅”及工商稅制改革，標志著我國初步建立起了工商稅制體系;1994年的稅制改革則是改革開放以來最為全面、深刻的一次，按照“統一稅法、公平稅負、簡化稅制、合理分權”的指導思想，初步建立起了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稅制體系，形成了現行稅收制度的基本框架;進入21世紀，尤其是自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以來，為進一步完善稅制，我國按照“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原則，繼續對稅收制度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調整。稅制改革意味著稅制結構的變化，現對1985年、1994年、2008年以及2012年這四個具有代表性的時間點上的直接稅和間接稅狀況進行分析，以勾勒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稅制結構的演變歷程(具體見表1)。(1)1985年我國共設置29個稅種，其中直接稅13個，間接稅16個，直接稅與間接稅之比為34．78:65．22;(2)1994年我國共設置23個稅種，其中直接稅9個，間接稅14個，直接稅與間接稅之比為17．12:82．88。相較于1985年的稅制結構，直接稅占比由34．78%下降至17．12%;(3)2008年我國共設置了20個稅種，其中，直接稅8個，間接稅12個，直接稅與間接稅之比為34．74:65．26。相較于1994年的稅制結構，2008年我國的直接稅占比有了較大幅度的提升;(4)截至2012年底，我國共設置了18個稅種，其中直接稅包括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契稅、車船稅、車輛購置稅這7個稅種，間接稅包括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耕地占用稅、土地增值稅、關稅、資源稅、印花稅、船舶噸稅、煙葉稅這11個稅種，直接稅與間接稅之比為33．68:66．32。改革開放后的相當一段時期，我國處于經濟增長的起步階段，各項建設支出壓力巨大，因而高度重視稅收的籌集收入職能，而間接稅在對征管水平的要求以及籌集收入能力方面相對于直接稅具有優勢，因此，其收入占比遠遠高于直接稅。這一態勢在1994年稅制改革中甚至得到了強化，直到進入新世紀我國社會經濟形勢發生進一步變化之后才發生轉變。具體來看，隨著企業利潤的快速增長及居民收入的逐步增加，所得稅占比增長迅速;同時，隨著政府對公平問題愈發重視，更為強調直接稅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因此，直接稅收入占比在此期間得到了較大幅度的提升。然而，自2008年以來，這一上升趨勢不再延續，直接稅收入占比躑躅不前，2008～2012年直接稅收入占比依次為34．74%、34．10%、32．89%、33．72%和33．68%，始終在32%～34%的區間內波動。這意味著我國稅制結構失衡的狀況近年來沒有明顯的改善跡象。顯然，從保障社會經濟健康發展的角度考量，我國稅制結構轉型改革在當前形勢下勢在必行。

(二)我國稅制結構轉型改革的必要性1．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要求適當降低間接稅比重，減輕企業稅負。稅制結構既無法超越現實的經濟環境而存在，同時也不能滯后于現有的經濟發展水平，否則都將對經濟造成危害。目前，我國間接稅占比過高的問題客觀存在。2012年間接稅在稅收總額中的占比為66．32%，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近8個百分點，高于相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近3個百分點;同時，我國企業的負擔，尤其是由企業直接繳納的間接稅的稅收負擔過重。在我國，企業繳納的稅收占全國稅收總額的90%以上［9］①，企業直接繳納的營業稅、增值稅、消費稅等間接稅占全國稅收總額的60%以上。就我國當下這樣一種稅制結構的效應而言，一方面間接稅因其稅負可以轉嫁，對物價具有“添加效應”，因此帶來的物價水平的上漲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經濟效率的損失;同時，在經濟形勢不景氣的宏觀背景下，過高的企業稅負相對削弱了中小企業的競爭力，阻礙了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這迫切要求我國適當降低間接稅比重、減輕企業稅負，為經濟發展增添活力。2．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要求適當提高直接稅比重，構建有利于調節收入差距的直接稅體系。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勢頭，居民收入水平也隨之得到了大幅提高，然而收入分配差距卻日益加劇。2013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6955元，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3．03倍;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為0．473，雖然較2012年的0．474有小幅下降②，但收入分配差距仍處在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之上。與此同時，具有收入調節作用的直接稅體系尚未真正建立，在所得稅中，個人所得稅因其制度設計得不完善，未能發揮“調高”的作用，反而淪為“工薪稅”;在財產稅中，房地產稅的全面開征仍面臨較大阻力，遺產與贈與稅的開征也遠未提上日程。因此，我國需要通過所得稅、財產稅改革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構建起有利于調節居民收入差距的直接稅體系。3．政府政策目標側重點的轉變要求推進稅制結構轉型改革。公平和效率是一對矛盾體，兩者往往不可兼得。政府在公平與效率上的側重點不同，將直接影響其對稅收公平和效率原則的選擇，從而對應不同的稅制結構。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的宏觀背景下，近年來，政府逐漸將政策目標側重點由“效率優先”轉向對公平的重視，十報告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改革方向。政府政策目標的轉變無疑對稅制結構轉型改革提出了要求，即通過對具有收入調節作用的直接稅，如個人所得稅、房產稅等稅種進行改革，以促進稅收在收入分配領域中的相關職能的實現。4．國際稅收競爭的加劇要求我國適當降低間接稅比重。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國際稅收競爭也隨之日益加劇，在設計本國的稅制結構時，需要充分考慮來自其他國家的影響。就世界各國稅制結構的現狀而言，近年來，發達國家逐步提高其間接稅比重，發展中國家逐步提高其直接稅比重，世界各國正朝著直接稅與間接稅大致平衡的方向演進。而在我國，直接稅與間接稅比重失衡的問題仍較為嚴峻，間接稅占比過高不僅會推動物價水平上漲，削弱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并且容易在進出口退稅環節對進出口商品的價格產生差別影響，激化國際貿易摩擦。因此，國際稅收環境的改變迫切要求我國推進稅制結構轉型改革，即逐步降低間接稅比重，與世界各國稅制結構演變的基本方向趨同。

三、我國稅制結構轉型的目標設計與改革建議

在推進稅制結構轉型改革的過程中，要堅持既不急于求成亦不走極端的基本原則，并在改革的總體目標、階段性目標框架下，對具體稅種、具體稅收要素的改革進行統籌安排，以實現通過稅制改革推動稅制結構轉型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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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務英語經濟學屬性

語言的價值屬性是語言經濟學理論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商務英語的經濟價值屬性驅使人們做出相應經濟付出行為，此行為由于滿足了投資者預期經濟效益而導致商務英語在我國經歷了持久不斷的對之學習熱潮和高校及社會教育體系的各種人力物力不斷投入。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商務英語在我國的語言經濟價值日漸重要，利用語言經濟學來分析研究商務英語經濟價值的表現形式及其如何有效地利用這種語言取得預期的經濟效益是非常必要的了，本文將從以下4點對商務英語的經濟學屬性進行分析與研究。

1.商務英語的人力資本屬性。

語言經濟學理論認為語言本身就是一種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是勞動者自身所具有的知識、技能和由此所展現出來的能力，語言投資與其他投資一樣具有資本價值，可以增加個人經濟收益。根據語言經濟學觀點，商務英語本身是一種人力資本，為學習商務英語而投入的財力、人力、時間等綜合投資是對人力資本生產的一種經濟投資，是包含了商務技能和英語知識的語言人力資本產品的組合。商務英語人力資本的效用可以體現為使用者使用商務語言與技能知識后提高生存能力和取得更好生活質量的可能性。由于人們通過不同程度的商務英語知識和技能服務于社會，社會會根據不同的人力資本價值提供相應的報酬，所以商務英語水平程度對收入的影響是顯著的，在此方面，相對于單純的英語專業學習者，商務英語學習者不僅擁有語言的知識和技能也同時獲得了相應的商務經濟知識和技能，因此在人力資本價值的評估方面，獲得多技能的人力資本的價值必然要高于單一技能的人力資本價值。

2.商務英語具有經濟投資效用。

Grin(1994)認為語言和其他資源一樣屬于通過投資而獲得收益的經濟資源。在現實生活中，人們決定學習第二種語言(或外語)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對其所帶來的未來經濟投資效益的考量，即考慮到學習這種語言(或外語)的投資費用和投資預期效益的正相關，這就是語言具有經濟投資效用。商務英語是一種世界性語言，作為一種經濟投資，使用者在選擇學習這種世界語言時要權衡使用的成本與收益。學習商務英語的成本就是為學習其而花去的時間和投入的直接費用，而其收益就是由于掌握這種語言使用能力所獲得的直接或間接經濟收益及使用商務英語進行商務交際時語言交際效用的最大化。其經濟投資效用的大小則取決于學習者學成后對商務英語使用機會的多寡和使用范圍的廣度，所以商務英語學習本身就是對商務人才資本生產的一種經濟投資。商務英語學習者和使用者通過長期學習積累的商務知識、技能及其所表現出來的能力等會對經濟生產產生促進作用，受經濟因素影響的驅使人們會做出更多相應的經濟付出行為，保證了商務英語的經濟投資效用形成一種良性的循環。

3.商務英語體現使用經濟價值。

語言本身并不具有價值，語言的價值是人們在使用某種語言時根據所獲得的直接或間接效益而賦予它的。Grin(1994)指出語言不但是具有潛在價值的技能，而且植根于個人的語言屬性對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產生影響。不同語言的經濟價值是不同的，所以增加收益的效果也不相同。商務英語的使用經濟價值表現為:第一，使用者可利用所習得的英語語言和商務知識、技能從事與商務或英語相關的工作而直接獲得經濟效益；第二，商務英語專業知識及其實踐能力可幫助商務英語從業者獲得更多國際商務高級職位及晉升機會，從而取得長遠經濟效益回報；第三，商務英語作為一種專門用途英語，在中國和國際勞務市場上有較強的市場需求。憑借商務英語專業語言和商務知識優勢，商務英語從業者可在勞務市場中滿足這種社會需求從而取得經濟效益。

4.商務英語具有經濟效用。

莫再樹等(2006)認為某一語言的經濟效用取決于該語言在不同市場上的使用程度，包括在勞務市場上是否急需，在私人和公共消費市場上的應用多寡，在人際交往中是否常用等。在某一特定地區內，使用某一特定語言的個人和機構的數量(即使用該語言的密度)是決定該語言經濟效用的首要因素。商務英語的經濟效用取決于商務英語在市場上的使用程度及需求程度，需求越大，在經濟活動中的使用程度越高，商務英語的經濟效用就越高。從業者的商務英語熟練程度越高，工作經驗越豐富，從事商務英語活動的人群越大，商務英語的經濟效用發揮得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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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光輝燦爛、源遠流長，是中華民族聰明才智的結晶和精神風貌的體現，包括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生活方式、風俗習慣、文學藝術、教育科技等諸多內容。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它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影響甚深，為人類文明作出了巨大貢獻。然而，現實讓我們不得不承認：傳統文化教育在高校尤其是高職院校嚴重缺失了。參酌學界既有成果，本文擬就缺失的主要表現及其原因試作論述。

一、傳統文化教育缺失的主要表現。

在“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的今天，平心而論，相當一部分高職院校已經淪為“崗前培訓機構”,學生人文教育尤其傳統文化教育工作力度不大，已是嚴重缺失。詳而論之，主要表現如下：

（一）傳統文化知識欠缺。

在一所職業學校的調查中，中國傳統文化竟然被愛玩的學生誤以為點燃鞭炮，被有經濟頭腦的學生誤以為能賣高價錢的老古董等。有了這樣一種中國傳統文化冷漠癥，在許多學生眼里，中國傳統文化就可以簡化為“帝王戲”、“辮子戲”、“戲說風”等等。所以，不知道周杰倫、“超女”在同齡人面前就無地自容；對中華民族自己的如春節、元宵節、清明節等傳統節日相當冷漠，遑論該節日的來源、意義。有人曾在北大做過一項問卷調查。結果令人深感遺憾：如今的大學生中國傳統文化的功底不深，知之不多。大多數大學生表示他不太了解孟子（52.2%）、荀子（69.2%）、墨子（68.6%）、王充（78.1%）、董仲舒（71.6%）、朱熹（70.3%）、王陽明（95.9%）、黃宗羲（71.4%）、魏源（61.9%）等古人的生平事跡和主要思想。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對我國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北大第一任校長嚴復表示比較了解的僅40.1%,而不了解的達59.9%。有93.2%的大學生未看過《說文解字》，77.2%的大學生未看過《孫子兵法》，未讀過老子的《道德經》的達86.8%,未讀過《資治通鑒》的占72.4%,未讀過《史記》的占58.9%,就連《三字經》未讀過的也達69.4%。而且，我們在與大學生的交談中發現，即使表示自己了解某些古人和古典著作的，深入了解后發現，也有不少水分在其中。大多數大學生寫不出幾個自己所熟悉的中國傳統曲目或古典曲目。在調查問卷中，填的最多的三個曲目如《竇娥冤》、《高山流水》、《牡丹亭》分別僅占34.1%、31%、23%。[1]錯誤地認識傳統文化，國學底蘊深厚的北大尚且如此，遑論以職業技術教育為己任的高職院校。

（二）傳統美德觀念淡薄。

《論語·先進》中所列的孔門四科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儒家將列于德行首位，深深寄寓有德行是人之為人的首要問題。相反，高職學生在美德方面存在的問題恰恰十分嚴重。他們不是不懂得道德，而是道德認知與道德實踐嚴重脫節。在公共道德方面，一些大學生在公共場所，如亂涂胡畫于教室的墻壁，大聲喧嘩于安靜的自修室，亂扔垃圾于美麗的校園等等。在人際關系道德方面，高職學生交往的對象主要包括同學、朋友、老師、父母等。他們在學校和以同學為主的他人關系淡漠，表現為同學關系尤其是寢室關系緊張，彼此之間互相猜忌，以至發生毆打等校園暴力事件。對老師的態度也不端正。古代講：“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換句話說，學生對待老師，應該像父母一樣尊重。現在的孩子從上幼兒園直到高校畢業，有幾十甚至上百的老師教過課，讓學生們把每一位教師都牽掛如父母，似為苛責。但對老師不應失去最基本的禮貌，當代的一些大學生上課遲到、說話、睡覺之現象，不絕如縷；在外面見到老師不打招呼，也成家常便飯。就此，清華大學教授張豈之，在接受《中國教育報》記者采訪時曾指出：“中國的大學畢業生雖然擁有優秀的學業成績，但缺乏合作精神，待人接物缺少文明禮貌”[2]。對父母態度不端正。儒家文化提倡“孝道”,子曰：“唯父母之疾是憂”。對待父母的態度是考察一個人的品行的基本準則。而現在一些高職學生接受了高等教育卻連基本的孝道都不能保證。其所接受的新鮮事物當然比他們的父輩要多，但部分學生卻視父輩為老腐朽，對父母的好言相勸，輕則沉默抵抗，重則大聲呵斥；更有甚者，經不起形形的物欲誘惑，將父母當成了印錢機，衣來伸手、飯來張口，而無視父母掙錢之艱辛與生活之儉樸。[3]另外，一些學生缺乏誠信，考試作弊、騙取助學金等不良現象時有耳聞。

（三）傳統生存理念扭曲。

《周易》言曰：“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一語中的，道出了人之為人應有的人生態度、生存理念。君子應該勝不驕、敗不餒，直面人生中的挫折與逆境，依靠自身的智慧、能力和意志不斷克服困難、超越自我，從而實現自身的目標與價值。而一些高職學生入學以前，往往都是當地的成績不錯的孩子，一來到高手如云的大學，由于壓力過大，便產生自卑心理。近年來，大學生自殺現象十分令人震驚，每年都有學生因受不了或生活或學習或情感的壓力而自殺，甚至還出現了殘殺同學的發指事件。人本群體動物，固有群體意識。

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中國古代士人對民族和國家有一種莊嚴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譬如，屈原為楚國大夫，本可衣食無憂，而他卻偏偏“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為國憂愁投水而死；大詩人杜甫貧困潦倒，卻“每飯不忘君”,“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等等，這些都是將自身與天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典型。大學生受教育的目的小則為己為家，大則為民為國。而當前大學生學習的目的則過于指向“為小”。據調查，有25.7%,也就是1/4還多的大學生認為自己學習的目的就是為了找一個舒適、稱心的工作，這失去了國家每年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去培養大學生的根本意義[3]。

二、傳統文化教育缺失的主要原因。

傳統文化教育在高職院校的缺失，不是一時一地的原因，而是有著多方面因素。究其要，蓋如下：（一）高等教育的失誤。

近代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世界范圍內，傳統文化教育逐漸被專業技術教育所取代，“人”的培養逐漸被“才”的訓練所取代。18世紀中葉，美國開始出現專業教育，最初出現的是神學、法學和醫學講座。

19世紀以后，技術教育（technicaleducation）也開始出現。一些技術學院開始建立。傳統的文科學院也開始建立工程學院或系科。1847年哈佛建立了勞倫斯理學院。同年，耶魯也建立了一個新的科學技術系[4]。中國19世紀后期開始學習西方，發展專業技術教育。20世紀專業技術教育得到蓬勃發展。1952年院系調整以后，工程技術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到了20世紀中葉以后，這種忽視人自身素質培養的專業技術教育的弊端越來越明顯，給人類帶來了很多社會問題，如核擴散、環境污染、精神危機，出現了所謂的“發展綜合癥”這些問題，是專業技術人員無法解決的。一些著名的大學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并試圖加以改進。哈佛大學1945年發表了題為《自由社會中的通識教育》的報告，將教育分為通識教育和專門教育。通識教育要關注學生作為一個認真負責的人和公民的人生生活需要。專門教育則給予生活某種職業能力訓練。根據這個報告，哈佛提出了核心課程計劃。其他大學也紛紛模仿，以必修或者選修等各種形式提出了自己的一般教育課程。由此可見，加強傳統文化教育是人類教育史發展的一個必然結果，也是世界教育發展的一個普遍趨勢。我國高等教育從1952年院系調整和全面學習蘇聯模式以后，急于擺脫落后面貌培養大批人才，工程技術專業教育過度強化，傳統文化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忽視。這雖為時代使然，但卻給整個高等教育包括高職教育帶來了人文教育，自然含有傳統文化教育的缺失。[5]

（二）深層文化的沖突。

傳統文化與職業技術文化存有諸多齟齬之處，造成其在高職院校的冷落。譬如，教育價值取向不同。

傳統文化忽視個人在職業活動中的價值，學習主要為求得功名，以改變其社會地位，而現代的職業技術文化則重在賦予讀書人某種生存技術。故而，我國歷來沒有培養勞動者的教育觀念。不論是“官學”還是“私學”,皆以科舉取士作為目的，視技術、技能為“奇技巧”,職業技能的繼承發展僅存在于民間，以師帶徒、口傳手授。這種較強的輕視技術的傾向，至少從隋唐開設科舉考試之后就已經十分明顯了，使得中國人對技術有一種道不清、說不明的鄙視。“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孟子一語道破天機。或因實用知識、職業技術教育代表著被壓迫階級的生活，意味著低下的社會地位，導致人們一段時間對實用知識、對職業技術教育的這種輕視。再如，思維方式不同。傳統文化中，教育多以傳授知識為主，比較看重“頓悟”

和“體悟”,不甚講究嚴密的邏輯推理，一切都無須作具體分析，只要體會領悟即可。職業技術文化卻不同，其所面臨的生產現象紛擾變化、不可預測，而且生產過程不盡相同，靜態的領悟大多勞而無助。即使要想體察也只能是在真實的生產環境中進行，而不是在課堂上紙上談兵。[6]如前所述，在高揚職教大旗、技術教育在高等教育位置如此之高的今天，由于傳統文化這種固有的缺陷不能與時俱進，受到高職院校的冷落，個中原因也就不言而喻。甚至因噎廢食，索性敬而遠之。超級秘書網

（三）民族心理的傷痛。

之后100多年，是中國歷史上大轉變的時代。外強侵略使中國遭受空前屈辱。有識之士奮勇急起探索救亡圖存的道路，經過到，然后發起了和“五四”愛國運動，展開了波瀾壯闊的文化斗爭。這期間他們對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切的反思，將其與西方近代文化作了比較后，發現中國確實落后了，必須改弦更張、急起直追，于是高舉科學與民主兩大旗幟，作為前進的目標。這對于文化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但，“五四”則集中地對于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批判性的研究，其影響雖遍及思想界、學術界、文化界、教育界，但以教育界為甚。當時一些比較激進的人士要求全面拋棄舊傳統，認為中國“百事不如人”,于是提出“全盤西化”的觀點。在今天看來，無庸贅述，我們對傳統文化的認識，有過諸多誤區。在過去幾十年里，由于各種原因，我們對傳統文化也基本持否定態度，過分強調封建糟粕一面，而對其批判有余繼承不足，“”期間更是予以了徹底的否定和掃除。這種民族心理的傷痛，導致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繼承與教育的巨大斷裂，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了整整一代人特別是高校學生，尤為高職學生，對我國傳統文化了解和認識上的空白；間接的也是更重要的后果，是在人們的頭腦中逐漸形成了普遍忽視傳統文化的意識。“”以后，隨著改革開放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逐步形成，這種錯誤的思想意識雖已得到了根本糾正。然因歷史慣性，社會上仍缺乏對青年人進行傳統文化教育的重要意義的充分認識，使得高校特別是高職院校傳統文化教育嚴重缺失。[5]P25-26總而言之，傳統文化是“歷史的結晶，但它并不是博物館里德陳列品，而是有著活的生命”[7]。它的缺失已經造成高職學生文化素質的總體較差，現狀堪憂。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更是憑借綜合國力的強大、文化傳播方式的發達，傳播西方的價值觀念，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傳統文化生態造成了嚴重的沖擊。而在強調職業技術文化的高職院校，更是面臨嚴峻的挑戰。在新形勢下，高職院校強化傳統文化教育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緩。至于如何開展這項教育，那當是另文討論的話題，此處不贅。

參考文獻：

[1]陳占安，等。當代大學生與中國傳統文化[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1）:53-58.

[2]范緒鋒。著名史學家張豈之談入世后傳統文化教育：立足本土擁抱世界[N].中國教育報，2002-01-05（2）。

[3]王培軍。中國傳統文化與當代大學生素質教育[J].黑龍江高教研究，2005（10）:129-131.

[4]陳學飛。美國高等教育發展史[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9:32-35.

篇（8）

Abstract:AninvestigationofTheBookofSongsshowsthatitscategoriesofobjectfrontingbasicallyagreewiththoseinprose.Therelationshipbetweenobjectfrontingandrhymepresentsustwocategories:thefirstcategorywasdeterminedbygrammaticalconditionswhichallowednovariationonthepartofthepoet,suchasthefrontingofsomeobjectpronounsbuttheseconddependeduponthepoet''''sdeliberatevariation,suchasthefrontingofnounobject.Asaresult,whenthepoetwasorganizinghislines,hetriedhisbesttomakeanobjectfrontinglineoccurattherhymicalfoot.InTheBookofSongs,thoselineswhichfellintothe“noun+BE+verb”patternmightbedeformedbecausetheydepartedfromthecontext.

KeyWords:TheBookofSongs;objectfrontingline;rhyme

古代漢語中賓語前置的問題，作為一種常見的語法現象，自《馬氏文通》起就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對于這一特殊語序的類型、分布、性質、歷史演變以及產生的動因，幾代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本文擬在前人及時賢研究的基礎上，考察《詩經》中各類賓語前置句的分布情況，探討《詩經》中賓語前置句的使用與韻律的關系。

一、《詩經》中賓語前置句的類型與分布[注:下文在描寫句式的時候，“動詞謂語”簡稱“動”，名詞（包括名詞短語）簡稱“名”，代詞簡稱“代”。]

《詩經》中的賓語前置句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代詞充當前置賓語，其中包括疑問代詞充當前置賓語，否定句中代詞充當前置賓語，其他句式中代詞賓語前置；二是名詞（包括名詞短語）充當前置賓語，其中包括有語法標記和無語法標記兩類。其具體分布見下表1。關于《詩經》賓語前置句的考察，時賢已有文章發表，如楊合鳴1993［1］、韓曉光1995［2］、伍桂蓉2004［3］，本文對之梳理，是為了說明賓語前置的原因。考察《詩經》，其賓語前置類型與散文基本一致，并沒有像后代的格律詩那樣（如杜甫《秋興》中的“香稻啄余鸚鵡粒”、陸游《臨安春雨初霽》中的“素衣莫起風塵嘆”之類），出現有別于散文的特殊形式；只是有些賓語前置的類別出現頻率要大大高于散文，如指示代詞“是”作賓語前置、名詞賓語前置，等等，這既有時代因素，又有詩歌韻律的因素。

二、賓語前置與韻律的考察

押韻是中國古代詩歌韻律的基本要素。通過對《詩經》中賓語前置句押韻情況的分類考察，可以看到，它們的分布大都以協韻為目的。

（一）否定句代詞前置賓語韻律的考察[注:韻腳、韻部均依照王力先生《詩經韻讀》。]

1.關于“不”字句代詞賓語前置的考察

表2“不”字句代詞賓語前置考察表

類別出現于四言中句數出現于雜言中句數動詞謂語為韻腳動詞謂語不為韻腳

前置（43）3763013

后置（7）0725從以上統計可以看出，否定句代詞賓語到《詩經》時雖然已經有部分后置，但前置仍是主要形式（約86%）；前置句的使用雖并非完全受韻律的影響，但多數前置句都處在韻腳的位置(約69.8%)。略舉數例：大車檻檻，毳衣如。豈不爾思?畏子不敢。(《王風•大車》)（檻、、敢，談部）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鄭風•褰裳》)（溱、人，真部）

以上為不處在韻腳的代詞賓語前置句。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周南•汝墳》)（肄、棄，質部）

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召南•行露》)（訟、訟、從，東部）以上為處在韻腳的代詞賓語前置句。



“不”字句，其前置的代詞賓語僅見“我”、“爾”，未見第三人稱，其原因或許正如丁聲樹先生所指出的，否定副詞“不”與前置賓語“之”已凝固成詞，合音為“弗”了的緣故。

2.關于“莫”字句代詞賓語前置的考察

表3“莫”字句代詞賓語前置考察表類別出現于四言中句數出現于雜言中句數動詞謂語為韻腳動詞謂語不為韻腳

前置（16）133160

后置（2）2020由上表可見，“莫＋代賓＋動”16例，無一例“動”不是處在韻腳上與上下協韻。舉例如下：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庸阝風•》)（指、弟，脂部）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小雅•四月》)（紀、仕、有，之部）

“莫＋動＋代賓”式僅見2例：

其一為《衛風•竹竿》中的“遠莫致之”，該例出現在第一章，為說明問題，茲將第一章全文轉引如下：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淇、思、之，之部）“遠莫致之”正處在偶句押韻的位置，“之”為韻腳所在，該章押“之”部韻，“之”未前置，正是為了押韻。

其二為《大雅•民》中的“愛莫助之”，該例出現在第6章，第6章全文如下：人亦有言：德車酋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舉、圖、舉、助、補，魚部）



第六章為變相句尾韻，韻腳在倒數第二個音節上；此外，該章“之”字五出，構成整齊的“動＋之”排比句；顯然，如果該句“之”前置，采用“莫＋代賓＋動”式，則破壞了該章固有的韻律。



考察《詩經》“莫”字句，從代詞賓語后置出現的頻率來看，與散文似乎無別，

[注:考察甲骨文、西周金文，未見“莫”字句；《尚書》亦未見“莫”字句。考察《論語》、《孟子》、《左傳》、《韓非子》、《呂氏春秋》等5部文獻，結果如下：

“莫＋代賓＋動”在《論語》有7，《孟子》14，《左傳》8，《韓非子》8，《呂氏春秋》24；“莫＋動＋代賓”，在《論語》為0，《孟子》為0，《左傳》為2，《韓非子》為1，《呂氏春秋》為0。

上述統計數字表明，“莫”字句中，代詞賓語前置是很嚴格的，“莫＋動＋代賓”式，在散文文獻中只是偶見，列舉如下：“吉莫如之”(《左傳•文公十三年》)、“莫能逢之”(《左傳•宣公3年》)、“人莫救之”(《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后置代詞賓語均為“之”。]實則不然。散文中“莫＋動＋代賓”式偶見，可視為受“主＋不＋動＋代賓”式的影響而產生的偶然現象；[注:管燮初《西周金文語法研究》：“上古漢語用代詞作賓語的否定式動賓結構，賓語先置，這是一條規律，但是賓語不先置的例外情況在殷墟甲骨刻辭中就出現了……否定式受肯定式語序的類化，可能從殷商就開始了。”]

而《詩經》中出現的“莫＋動＋代賓”式，則是詩律使然。

3.關于“無”字句代詞賓語前置考察

考察《詩經》“無＋代賓＋動”3例，“動”都處在韻腳上與上下協韻。列舉如下：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庸阝風•載馳》)（尤、思、之，之部）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衤去兮。無我惡兮，不故也。(《鄭風•遵大路》)（路、衤去、惡、故，鐸魚通韻）（二）肯定句代詞賓語前置韻律的考察

1.“是＋動”（30例）的押韻情況



據考察，《詩經》中只有“是＋動”句而無“動＋是”句，即指示代詞“是”單獨作賓語一定要前置。“是＋動”句（“是＋動”連用者，前一個“是＋動”除外）“動”都處在韻腳的位置上，舉例如下：

祝祭于礻方，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小雅•楚茨》)（礻方、明、皇、饗、慶、疆，陽部）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大雅•桑柔》)（迪、復、毒，覺部）

2.其他“代賓＋動”的押韻情況

其他“代賓＋動”3例，“動”都處在韻腳的位置上，與上下協韻：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小雅•節南山》)（巖、瞻，談部）

上帝甚蹈，無自昵焉。俾予靖之，后予極焉。(《小雅•菀柳》)（昵、極，職部）



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后予邁焉。(《小雅•菀柳》)（瘵、邁，月部）

《詩經》中，“代賓＋動”句一覽表：

表4《詩經》“代詞賓語＋動詞”句一覽表

類別出現于四言中句數出現于雜言中句數動為韻腳動不為韻腳

“是＋動”291300

其他“代賓＋動”3030

合計330330肯定形式代詞賓語前置句（“代賓＋動”）33例，都出現在四言句中[注:僅有1例出現在雜言中：“君子是則是效”（《小雅•鹿鳴》）。]，“代賓+動”中的“動”均處在句尾韻腳的位置（“是＋動•是+動”格式中前一個“是+動”除外）。

（三）疑問代詞賓語前置句押韻情況考察表5疑問代詞賓語前置句押韻一覽表類型四言雜言在韻腳不在韻腳

疑問代詞賓語前置（29）263209經考察，《詩經》中疑問代詞賓語前置句，動詞也以在韻腳位置的為多。略舉數例：

害害否?歸寧父母。(《周南•葛覃》)（否、母，之部）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大雅•桑柔》)（將、往，陽部）

以上在韻腳

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邶風•谷風》)（求、救，幽部）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秦風•終南》)（堂、裳、將、忘，陽部）

以上不在韻腳。

（四）名詞（包括名詞短語）賓語前置押韻情況考察



名詞賓語前置包括帶語法標記與不帶語法標記兩種情況。帶語法標記的，根據語法標記的不同，又分“賓+是+動”、“賓+之+動”、“賓+斯+動”、“賓+來+動”、“賓+于+動”、“賓＋胥＋動”等6類，如下：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唐風•山有樞》)（樞、榆、婁、驅、愉，侯部）“賓+是+動”

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秦風•車鄰》)（鄰、顛、令，真部）(賓+之+動)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小雅•賓之初筵》)（抗、張，陽部）(賓+斯+動)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來求。(《大雅•江漢》)（浮、滔、游、求，幽部）(賓+來+動)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大雅•崧高》)(翰、蕃、宣，元部)(賓+于+動)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大雅•瞻》)(富、忌，職之通韻)(賓＋胥＋動)

不帶語法標記的，如：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邶風•日月》)(出、卒、述，物部)

具體分布如下表：

帶語法標記的名詞賓語前置句，其韻律特點，誠如馮勝利先生所言，是“加重動詞的分量”［4］237，韻腳必須重讀，而該句式的重音恰恰是落在句末的“動”上，與韻律要求相一致，這恐怕就是詩人在韻腳所在刻意選擇該句式的重要原因。

（五）幾點思考

1.考察《詩經》韻腳所在，或句句押韻，或隔句押韻，但偶句押韻是《詩經》最常見的押韻方式。

《詩經》中賓語前置與韻律當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受語法條件制約、詩人不能隨意改變的，如疑問代詞賓語前置、“是+動”句、否定句代詞賓語前置[注:否定句代詞賓語前置現象在甲骨卜辭中即已出現，如“貞：祖辛不我害？貞：祖辛害我？”參見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頁。]，等等；一種是詩人刻意改變的，如名詞賓語前置句（帶語法標記的賓語前置句，以及不帶語法標記的“東山自出”之類）。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詩經》在句子安排上（尤其是后者），總是盡可能地將賓語前置句安排在韻腳所在的位置。賓語前置句的分布以在偶句為常。



考察《詩經》中各類賓語前置句不出現在韻腳的比例：疑問代詞賓語前置（約31%）、否定句代詞賓語前置（約21%）、帶語法標記的名詞賓語前置（約9.86%）、肯定句代詞賓語前置（0）。不同類型的賓語前置句受韻律的影響大小不同，形成如下序列：疑問代詞賓語前置句＞否定句代詞賓語前置＞帶語法標記的名詞賓語前置＞肯定句代詞賓語前置

上述序列表明，從左至右，在句式的選擇上，語法條件的制約逐漸削弱，而韻律的制約逐漸加強。

2.“是+動”句集中出現在《大雅》、《小雅》，當與時代有關。考察上古文獻，“是+動”式僅見于西周時期，東周已經消亡，這與該式在《詩經》中的分布是一致的。

在西周的銅器銘文中，可以看到早期的“是+動”式：[注:金文例句轉引自潘玉坤《西周金文語序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頁。]

西周中晚期：子子孫孫其萬年永是寶用。（晉侯棘人馬方壺）

西周晚期：子孫是尚，子孫之寶，用孝用享。（豐伯車父簋）

西周晚期：其萬年令冬（終）難老，子子孫孫是永寶。（殳季良父壺）

比照銘文之程序語“子子孫孫永寶用之”[注:嚴格地說，西周銅器銘文之程序語是“子子孫孫永寶用”、“子子孫孫永寶”、“子子孫孫永用”，即以動詞后不帶賓語為基本形式。考察華東師范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編《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記有“永寶用”、“永寶”、“永用”者800余器，記有“永寶用之”、“永寶之”、“永用之”者僅21器而已。]，

“是”代替“之”，置于動詞之前。《豐伯車父簋》中，“尚”、“享”同屬陽部，《殳季良父壺》中，“老”、“寶”同屬幽部。我們推測，用“是+動”代替“動+之”，或許是為了協韻的緣故。[注:前輩學者有一種說法，即“古語殘留說”，認為古漢語的前身是一種底層結構為SOV型的語言，后來變成了SVO，“是＋動”是史前SOV型漢語的殘跡。]

為什么協韻要將代詞前置？或許如馮勝利先生所言，代詞一般是輕讀音（“代詞在韻律學上叫做‘弱形式’”［4］），將代詞“是”前置，動詞居后，可以收到“加重動詞”之功效；動詞處在韻腳的位置，而韻腳又為重音所在，二者相得益彰。當然，這樣說，還要解釋下面的問題：一是解釋代詞入韻問題；二是解釋變相句尾韻的問題。《詩經》中存在著代詞入韻的現象，如：“三歲貫女”(《魏風•碩鼠》)之“女”，“不入唁我”之“我”(《小雅•何人斯》)（按：《詩經》中，“我”字處在句尾者30例，押韻者2例），“如何如何，忘我實多”(《秦風•晨風》)之“何”，顯然“弱形式”亦可押韻，要重讀。再有，存在著變相的句尾韻（即句尾是語氣詞之類的，如《伐檀》之“兮”，《》之“之”），句尾不是重音所在；“兮”雖可以延長，而“之”似乎是要輕讀。這兩個問題或許與音樂旋律及其詩歌重音有關，還有待于做進一步的考察。



3.名詞賓語前置，是詩人可以刻意選擇的，因為名詞賓語的位置本該在動詞謂語（或介詞）之后。考察《詩經》，名詞賓語前置句幾乎無一例外地都處在韻腳所在的位置，正說明了這一點。關于名詞賓語前置句，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無論是帶語法標記的名詞賓語前置句（如《小雅•節南山》中的“四方是維，天子是毗”），還是不帶標記的名詞賓語前置句（如《邶風•日月》中的“東方自出”），在散文中都可以見到（如《左傳•襄公二十二年》中的“吾不免是懼”、《左傳•昭公十九年》中的“室于怒，市于色”）。只不過在散文中或許只是偶見，除凸顯焦點之外，或許并無特殊的修辭目的；而在詩歌中則是為了使詩句富于變化，為了協韻，而刻意地安排罷了。可見，《詩經》不像唐宋時期的格律詩那樣，并無特殊于散文的語序，只是在語序的安排上，句式的運用上，要服從于韻律。



《詩經》中，凡名詞賓語前置句均為四字句（約91.5％），或變相的四字句（即“虛詞＋四字句”，如“維邇言是聽”、“匪先民是程”之類）；前置賓語不得超過兩個音節；動詞謂語皆為單音動詞；語法標記與動詞之間不能插入其他成分（如否定詞、助動詞）；句末不得帶語氣詞，等等。[注:考察同一時期的散文文獻，帶標記的賓語前置句已有長足的發展。如《左傳•昭公元年》：“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論語•公冶長》：“吾斯之未能信？”《國語•楚語下》：“則何上下之有乎？”顯然，散文中該句式要相對自由得多。]

這些音節限制正是《詩經》的名詞賓語前置服從于韻律的體現。

4.帶語法標記的名詞賓語前置句，其語法標記除了在春秋、戰國文獻中常見的“是”、“之”之外，還有“于”、“來”、“斯”、“胥”等。考察《詩經》“于”、“來”、“斯”、“胥”等標記集中在《大雅》、《小雅》、《豳風》之中，據前人考證，《大雅》、《小雅》大多是西周末年、東周初年的作品，《豳風》亦西周末年的作品。這表明，帶標記的名詞賓語前置句，在其初始階段，其語法標記是不固定的，《詩經》中這種句式語法標記的多種多樣，正是這種句式在西周末年、東周初年語法標記尚未固定的反映。

三、關于“魯侯是若”、“萬民是若”的討論

“魯侯是若”、“萬民是若”二句詩出自《魯頌•宮》。茲將原文轉引如下：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關于這兩句詩，自古以來即有歧解。分述如下：

“魯侯是若”：

第一，清代錢澄之《田間詩學》：“毛云：若，順也。遠人來服，則魯侯從而順其情，以撫安之也。”

第二，明代季本《詩說解頤》：“若，順也。謂順魯侯之德也。”

高亨《詩經今注》：“若，順也。此言都服從魯侯。”

“萬民是若”：

第一，鄭玄箋：“國人謂之順也。孔穎達疏：民既以之為順。”

清代錢澄之《田間詩學》：“‘萬民是若’，言萬民皆心順之，以為合理也。”

高亨《詩經今注》：“‘若，順也’。此句指廟貌莊嚴，萬民對它肅然起敬。”

第二，宋代朱熹《詩集傳》：“治其宮室寢廟，以順萬民之望。”

《詩說解頤》：“‘萬民是若’，順萬民之心也。”

清代嚴虞忄亨《讀詩質疑》：“于是修舊起廢，治其宮室寢廟，以順萬民之望焉。”

為什么同一詩句會有歧解呢？

依第一類解釋，“魯侯”、“萬民”是主語，“是”是“若”的賓語，則該句式為“名主語＋是賓語＋動”，依第二類解釋，“魯侯”、“萬民”是賓語，“是”只是一個語法標記，則該句式為“名賓語＋是助詞＋動”。因為“魯侯是若”、“萬民是若”，其句式都可以描寫為“名+是＋動”；所以，在句法平面上的“名+是＋動”實則包含了“名主語＋是賓語＋動”、“名賓語＋是助詞＋動”兩種句式，是一個多義格式。[注:參見殷國光《古代漢語句法中的若干歧義現象》，《語文研究》1984年第2期。]

《詩經》中，凡符合“名+是＋動”句式的詩句脫離了語境（或語境不明），都可能有歧解。

例如《魯頌•宮》“上帝是依”：第一，元代許謙《詩集傳名物鈔》：《魯頌》亦云“上帝是依”，謂天之神憑依姜女原之身而生后稷也。

第二，宋代歐陽修《詩本義》：毛謂“依其子孫”者亦非也。其上下文方言姜女原生后稷時事，與上帝依其子孫文意不屬。據詩意，依猶賴也，謂上帝是賴者，言姜女原賴天帝之靈而生后稷無災害爾。

又如《商頌•長發》“百祿是遒”：第一，孔穎達疏：“故百眾之祿于是聚而歸之。”

第二，元代朱公遷《詩經疏義會通》：“故能聚此百祿耳。”

總之，《詩經》賓語前置句類型多與散文一致，但一些前置句的出現，與詩歌韻律關系密切，一些歧解句與語境聯系緊密，一旦語境模糊或丟失，就可能歧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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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縣域經濟在國民經濟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我國縣域經濟的發展水平與質量，與其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基礎地位很不相稱，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縣域經濟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和資源依賴型特征，使其發展受到局限。特別是隨著資源稀缺度的增加和環保要求的提高，傳統縣域經濟發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轉型挑戰。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既對縣域經濟轉型提出了緊迫要求，也為縣域經濟轉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本文對此加以探討。

一、科學發展觀要求實施新的縣域經濟評價體系

長期以來，縣域經濟發展水平，是以GDP及人均GDP、財政收入及人均財政收入、工業總產值和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及其增速等主要經濟指標為衡量標準的。受這樣一種評價體系的主導，黨委、政府在領導縣域經濟發展過程中，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到招商引資、項目建設上。由此形成五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其一，政府履職單一化。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主要職責是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由于過多地強調經濟總量增長，必然導致其他職能的弱化，形成全體干部去招商的格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職能得不到發揮。其二，社會發展邊緣化。以完成經濟指標為最高追求和單邊追求經濟增長的必然結果，是縣域社會發展嚴重滯后，教育、文化、衛生等社會事業被黨委政府邊緣化，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其三，資源消耗升級化。為了招商引資，縣級黨委、政府以廉價出售、出租、轉讓土地、礦藏、森林等自然資源作為手段，加快發展資源型企業，由于資金和技術力量不足，導致資源浪費嚴重，縣域經濟指標伴隨資源的高消耗而增長。其四，環境破壞嚴重化。縣域擁有河流、礦藏、森林等豐富的自然資源，自然環境比較好，由于過度開采資源而又缺少有效的補給措施，加之工業項目造成的廢物排放，使縣域自然環境日益惡化，環境保護的任務更加艱巨。其五，縣域矛盾擴大化。在縣域項目建設的過程中，為了爭項目、爭進度、爭形象，往往對被征地農民和被拆遷居民采取強制性措施，導致農民與企業、政府之間的矛盾突出，影響縣域穩定與和諧。

上述諸多問題的存在和演化，根本原因在于傳統縣域發展理念及評價標準，與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不適應，與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存在差距。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對縣域發展的基本理念進行調整，確立新的體現科學發展觀的評價體系。這一評價體系的確立，應體現五個方面的要求：其一，體現統籌發展的要求。評價縣域經濟發展，不能單純以經濟指標進行核算和比照，應該把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城市發展與農村發展統籌起來，既要看城區，也要看鄉鎮，既要關注經濟發展速度，更要關注經濟發展的質量、效益及與社會發展的互動性，注重增強經濟發展的活力、潛力及社會基礎。其二，體現協調發展的要求。協調是科學發展觀對縣域經濟發展轉型的一個基本要求，縣域雖小，內容體系卻非常完備，發展縣域經濟，不能孤立地搞經濟項目建設，應該促進經濟項目和社會項目的協調發展。即使在經濟領域中，也應使工業項目、農業項目、商業項目等結合起來，注重項目建設間的聯動效應，使項目優勢得到充分發揮。其三，體現可持續發展要求。在新型縣域經濟發展評價體系中，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評估應作為一個重要標準，對GDP、財政收入等主要經濟指標的形成，要對其能源消耗和環境影響狀況進行科學評估，防止過度消耗能源和破壞環境，增強縣域經濟發展潛力。其四，體現和諧發展的要求。縣域和諧是社會和諧的基礎，發展縣域經濟，應該考慮縣域干部群眾如何更好地享受改革發展成果，并充分考慮縣域干部群眾的利益訴求和承受能力，在關注經濟指標增長的同時，更要關注人民群眾生質量提高的幅度。其五，體現民生發展的要求。發展經濟的目的在于改善民生，縣域貧困人口比較集中，必須把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結合起來，重點解決城鄉困難群體脫貧和社會救濟問題。

二、科學發展觀為縣域經濟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

科學發展觀由傳統“發展就是經濟增長”轉變為堅持以人為本，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這種發展理念、發展內涵、發展道路、發展目標、評價體系等的變化及體現科學發展觀要求的政策取向，為縣域經濟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

1．緩解了縣域經濟指標增長壓力，提供了縣域經濟發展戰略調整機遇期。長期以來，縣域經濟發展過度重視經濟指標增長，指標論英雄，數字出政績。在這種發展理念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變為全部精力抓經濟，抓經濟最主要的就是抓GDP增長。為了完成經濟增長指標任務，縣級黨委、政府把招商引資和項目建設作為壓倒一切的任務，人人抓招商，人人抓項目，不僅政府職能被扭曲，而且在經濟指標增長的背后，形成巨大的人力、物力與資源浪費。提出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使縣級黨委、政府能夠從單純抓指標增長的思維定勢和壓力下解放出來，進而從縣域發展全局出發，進行縣域發展戰略布局的調整，為實現縣域經濟轉型和新的跨越，提供了有利機遇。

2．扭轉了縣域基礎建設和社會發展薄弱狀況，提供了縣域經濟加快發展的社會基礎。縣域經濟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項目建設為重點，是發展縣域經濟的一個根本方向。然而，以項目為載體的縣域經濟建設，受到方方面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縣域經濟發展緩慢，一個重要和共性的原因，就是縣域基礎建設和社會發展嚴重滯后，既缺少經濟建設、項目建設的社會環境和氛圍，又使縣域經濟建設、項目建設缺少強有力的軟實力支撐，特別是人才匱乏，管理落后，使縣域經濟發展潛力受限。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把基礎建設和社會發展、生態發展等擺上重要位置，推動縣域黨政工作機構開始關注縣域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加快發展社會事業，從而改變縣域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建設失衡狀態，進而為縣域經濟實現更好更快發展奠定社會基礎和人才保障。

3．國家逐步調整產業政策和相關政策，為縣域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生機與活力。作為黨和國家所確立的重大發展理念、指導思想，必將圍繞如何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從宏觀層面進行產業政策調整，在財政、金融、稅收等各個方面向縣域傾斜，著重解決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生態發展等領域的突出問題和薄弱環節，特別是加大對解決“三農”問題的投入力度，著力推進城鄉統籌發展和新農村建設。這一切，都使縣域經濟成為最大的受益者。由于農業、農村、農民在縣域發展中占有較大比例，也縣域發展中最為突出的問題和最為薄弱的環節，依靠縣域自身的力量難以得到解決，從而成為影響縣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國家在政策層面進行調整并加大對“三農”的投入，為縣域解決“三農”問題提供了有利機遇。縣域可以抓住“三農”政策調整的契機，在推動土地流轉、規模經營和農業產業化、農民市民化、鄉村城鎮化、管理社區化等方面進行新的探索。

4．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得到加強，增強了縣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和經濟建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經濟建設、項目建設的環境影響與評估，被納入到法制軌道，有利于加強環境保護，這對縣域發展具有深遠影響。資源豐富是縣域發展的基礎，資源型企業是縣域發展的依托，但在資源開發的過程中，由于缺少必要的環保措施，不僅造成縣域生態破壞嚴重，影響縣域氣候和環境狀況，而且形成大量的歷史遺留問題，使縣域持續發展能力受到削弱，形成縣域經濟發展的深層次矛盾。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從宏觀層面加大了對環境保護的要求，資源的不合理利用狀況將得到改善，從而有利于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保護力度，這不僅對于恢復和改善縣域生態環境有利，而且促進企業更新設備、提高技術，增加產品科技含量，增強企業競爭力，從而提高縣域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水平。

三、科學發展觀使縣域經濟面臨轉型壓力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使縣域經濟發展機遇與挑戰并存，而且挑戰大于機遇。科學發展觀對縣域經濟發展的挑戰，主要是傳統縣域經濟發展理念、發展道路、運行管理到人才保障等，都面臨轉型壓力，縣域經濟如何從傳統發展觀相適應轉型到與科學發展觀相適應，需要系統性創新和變革。

1．科學發展理念要求縣域發展思路轉型

科學發展觀對發展內涵、發展道路、發展方式、發展評價體系等做出了新的回答，與傳統發展觀相比，科學發展觀具有四個方面的特征：其一，強調發展要以人為本。發展由人來推動，同時又要使人民共享發展成果，最終體現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程度。其二，強調全面發展的重要性。發展應該是全面的而不能是局部的某一方面的發展，是包括經濟發展、政治發展、文化發展、社會發展、生態發展在內的統一體系。其三，強調發展的和諧性。發展的各個方面都應該是協調的、和諧的，不能只注重一個方面而忽視其它方面，單一經濟增長并不代表發展的本質和社會進步程度。其四，強調發展的可持續性。發展應具有全局和戰略眼光，既要考慮當前，還要考慮今后和資源、環境的保障能力。貫徹科學發展觀的基本理念，使傳統縣域經濟發展思路面臨轉型壓力，如何從單一注重經濟增長轉到注重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等共同進步，如何從單一注重經濟增長規模和速度轉向注重經濟增長質量與效益，如何從“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轉向注重節能環保產業開發，等等。這種與科學發展理念相適應的發展思路的確立，需要一個較長和痛苦的過程，也是縣域經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選擇。

2．國家宏觀政策調整要求縣域經濟結構轉型

為了推進科學發展觀在實踐中得到貫徹，國家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了相應調整，一方面，加大了對“三農”、社會發展、環境保護和節能減排項目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通過財政、稅收、金融等政策杠桿，對不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產業發展進行了限制。國家宏觀政策的變化，對縣域經濟結構產生重大影響，結構性調整壓力增大。其一，三次產業結構調整壓力增大。長期以來，縣域經濟增長中，第一產業占較大比例，在縣域GDP中比重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第二產業是縣域經濟的支柱，但產品科技含量低，資源主導型項目為主體，產品關聯度弱。第三產業發展薄弱。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應對三次產業結構進行較大調整，由過去更多地關注第二產業轉向提高一產和三產的質量、規模，使三次產業結構趨于合理。其二，產業內部結構調整壓力增大。在縣域三次產業總體布局失衡的同時，每一個產業的內部，也都存在失衡狀況。如在第一產業中，種植業占主體。在第二產業中，采掘業和加工業占主體。第三產業中，以城市商業為主體。每一產業內部都缺少有帶動作用的核心集群，使產業發展壯大受限。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使調整產業內部結構以增強產業競爭力成為必然選擇。其三，產業項目調整壓力增大。縣域產業是以縣域項目為支撐的，隨著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調整，一些縣域傳統經濟項目，如采礦、冶煉、礦產品加工等，國家政策支持力度減弱并增加限制性措施，市場準入和經營門坎提高，在新項目沒有建立起來之前，老項目面臨淘汰出局風險，使縣域經濟發展面臨項目調整壓力。

3．資源短缺與環保力度加大要求縣域增長方式轉型

簡單、粗放、科技含量低、資源依賴及高污染、高消耗、低產出，是縣域經濟傳統產業發展的基本特征。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對縣域資源利用效率和環境保護要求提高，一些傳統發展項目因不符合環保要求而將被淘汰出局。由此，使以資源為依托的傳統外延式縣域經濟增長方式面臨轉型壓力。其一，項目建設的資源約束增強。不能再以廉價出讓、出租土地、礦山等資源作為招商引資的籌碼，逐步提高的投資強度，提高了縣域項目建設的成本，使縣域招商引資的競爭更加激烈。其二，項目建設的環境約束提高。隨著環境保護立法和執法力度的加大，項目建設的環境影響評價要求更加嚴格，環保設施投入增加，一些對環境有重大污染和破壞力的項目將禁止上馬，這將對縣域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其三，項目建設的資金約束顯現。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過程中，國家加大了金融領域的宏觀調控力度，從緊的貨幣政策使企業融資面臨更多困難，而銀行貸款又是縣域經濟增長的主要資金來源，由此迫使縣域尋找擺脫投資拉動之路。基于上述種種情況，縣域經濟增長方式亟待轉型。

4．以人為本與構建和諧要求縣域領導方法轉型

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堅持以人為本，只有堅持以人為本，才能構建縣域和諧社會。這一本質要求，對縣域經濟發展和轉型具有重大影響。其一，堅持以人為本必將增加縣域經濟發展的人力成本。除物質資源之外，廉價勞動力是縣域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優勢。科學發展觀的提出，使國家從法律和政策層面更加注重保護群眾利益和群眾訴求，加強了對企業用工行為的監督，并對提高勞動力工資和改進勞動力工資支付方式做出了新的規定，這一切使得勞動力成本提高，增加了企業用工成本。其二，堅持以人為本必將增加縣域決策難度和復雜性。長期以來，縣域經濟決策更多關注項目建設的速度，而對百姓訴求關注較少，堅持以人為本與構建和諧社會，要求縣域黨委、政府在做重大決策時，必須考慮涉及到的群眾利益保護，依法制止項目建設過程中侵害群眾利益的行為。這將使決策難度增大而且復雜化，傳統決策方式與方法需要加以改變。其三，堅持以人為本對縣域領導方法提出新挑戰。傳統縣域領導方法具有極強的“霸權”色彩，法治觀念比較薄弱，黨政領導個人主導型濃厚，由此也為不和諧因素的產生奠定了基礎。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構建和諧，使這種傳統魄力型領導方法面臨轉型壓力。

四、縣域經濟應對科學發展觀的策略選擇

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既為縣域經濟發展提供了機遇，也對縣域經濟發展提出了轉型要求。在機遇與壓力面前，縣域發展應該積極應對，采取以下策略。

1．加快干部培養，推進干部隊伍轉型。在縣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縣鄉領導干部起關鍵作用。應對科學發展觀要求，推動縣域經濟轉型，首先需要對縣鄉領導干部進行轉型教育，推動干部隊伍轉型，由具有科學發展理念的縣鄉領導干部主導縣域經濟轉型。為實現干部轉型目標，其一，應加大用科學發展觀武裝縣鄉領導干部頭腦的教育力度。采取剛性措施，對縣鄉領導干部進行以科學發展觀為主要內容的教育培訓，使其牢固樹立科學發展理念和意識。其二，應著力提高縣鄉領導干部綜合素質。改變干部教育中的實用主義傾向，加強縣鄉領導干部理論修養，提高領導干部踐行科學發展觀的能力。其三，應強化體現科學發展觀要求的干部考核評價體系。領導干部能不能踐行科學發展觀，除其能力、素質原因外，最為關鍵的因素在于考核評價體系能否體現科學發展觀要求。特別是在干部政績考核過程中，應改變“經濟指標定乾坤”等“一票否決”作法，由只重結果轉向重視決策、重視過程、重視全局、重視前景，只有考核評價體系體現了科學發展觀要求，各級領導干部才能真正樹立科學發展的思維，實現縣域經濟轉型。

2．加強縣域發展規劃，優化縣域發展目標。實現科學發展和縣域經濟轉型，既需要一個較為長期的過程，更需要循序漸進。因此，應加強對縣域發展規劃的科學性研究與論證，使縣域發展規劃體現科學發展觀要求。①以體現科學發展觀為要求，調整和制訂縣域中長期發展規劃。縣域中長期發展規劃體現縣域發展策略，具有長期指導性，應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調整和確立縣域發展的中長期規劃，使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城市發展與農村發展統籌起來，作為縣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總綱，對于促進縣域經濟轉型具有戰略意義。②以優化項目布局為重點，調整和制訂縣域經濟發展規劃。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必然要突出項目建設的重要性。應在縣域發展總體規劃的基礎上，按科學發展觀要求，對項目建設的總體布局進行規劃，制定相應的經濟發展規劃、土地調整規劃等單項規劃，為科學發展觀提供規劃支撐。③以強化目標激勵為手段，制定切實可行的經濟發展戰略。在科學規劃的基礎上，應強化目標激勵的作用，從縣域實際出發，制定規劃實施的具體發展戰略，使科學發展的目標與科學發展的實踐結合起來，推動縣域經濟逐步與科學發展的要求接軌。

篇（10）

中國分類號：G451

在語文教學中，教師要避免“滿堂灌”。單純的語文知識難免單調，而生活化的學習課堂對學生卻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根據教材內容和學生的年齡特征，將語文活動置于真實的生活背景中，營造一個現實的學習背景，在學生充分思考后，鼓勵學生充分發表意見，教師要耐心聽取學生的真實想法，哪怕是一點點苗頭，不管正確與否都要適時抓住，若學生實在沒有沒有想出，教師可以適時點撥或直接說出來，把題目進行加工，引申發展，提問問題的背景，增加發散的成分，一般可通過隱去結論、增加限制、改變陳述方式、減少問題條件、逆向改編、引申發展等手段，特別是難題，學生束手無策時，他最關心的是老師怎么想，老師要勇于暴露自己的思路，要多講自己怎么想的，要引導學生，啟迪學生的思維。特別是要有目的地暴露挫折失敗甚至成功的思維過程，讓學生從中汲取營養，受到啟發和教訓。將生活中的語文問題用于教學過程，讓學生經歷“生活――語文――生活”的語文學習過程，建立一種開放的、生動的課堂教學模式，讓學生在不知不覺中學會學習。語文教學中，教師要從學生的生活背景和生活體驗出發，把生活問題語文化，語文問題生活化，把社會生活這個廣闊的天地作為學習的大課堂，使學生從中發現語文，學習語文，應用語文，感受到語文的趣味和作用，體驗到語文的魅力。從而使學生在學習語文的同時，相應的提高思想素質。增加問題變化不定的因素，讓學生在好奇、趣味中探索問題，使學生經過聯想、探索，達到啟發學生思維的目的，提高學生良好的解題感覺。因此，所創設的問題情境處于學生的“最近發展區”的范圍內，才能激發學生的認知沖突，喚起他們的求知欲和探索欲。用素質教育的要求審視傳統的語文課堂教學，就會發現其存在著諸多弊端。首先從培養的目標看，它只注重知識的傳授而忽視其他素質，尤其是創新思維的培養。學生掌握了課本知識，教學的任務就算完成了，談不上對學生能力的培養和個性的塑造。課堂的導入，必須基于深入分析。興趣是學習的動力，興趣一但產生就會有積極性，有了積極性就會主動學習。課程改革使課程結構、學習目標、教學方法等諸多方面發生了重大變革，尤其值得矚目的是，新課程教材始終注重培養學生素質提高健全人格和良好個性品質形成。因此教師要時刻保持飽滿的精神和樂觀的態度，讓學生感受你飽滿的精神和激情，使他們充滿信心，朝氣蓬勃，積極向上的學習。在語文教學中要使學生獲得一定的語文基礎知識。

網絡與多媒體技術本身就構成了對學生莫大的吸引，增加了學生參與課堂的驅動力。更重要的是它改變了課堂上的資源限制，可以通過網絡技術大大提高課堂參與的有效性。。這彌補了傳統語文教學模式中的弊端，能夠充分調動學生學習語文的積極性和能動性。同時，學生通過自測反饋信息能隨時了解自己的學習情況，從而調控自己的學習進程，以確定下一步的努力方向與目標。學習習慣的養成，關鍵要讓學生多實踐，教師要為學生提供足夠的機會和時間保證。在這一方面，開展專題性學習為學生自主探索和實踐提供了機會。在專題性學習中，教師要堅持把提出問題的權力讓給學生，把自主實踐的時間和空間交給學生，讓學生在實踐中發現問題，在互相探討過程中質疑問難。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特點、水平、需求和目標決定語文學習進度，自主選擇適合自己的材料和內容進行學習葉圣陶先生說：“吟誦的時候，對于討究所得的不僅理智的理解，如果一位學生因受到某位老師的斥責而產生畏懼感，那么，他對該老師所教的學科是不會感興趣的，反之，若一位學生因事受到有關老師的表揚和贊賞，那么他會喜歡這位老師而喜歡該老師所教的學科，而積極主動的學習。而且親切的體會。不知不覺之間，內容與理法化為讀者自己的東西了。朗讀就像一位出色的導游，引領著學生欣賞課文中每一處風光秀美的地方。在這樣的語文學習環境中，學生要學會自我管理，自我調整，并學會獨立使用網絡資源、對語文題目進行取舍、加工、組織和調整。因此有助于學生在自主發現、自主探究的學習過程中發展元認知能力，并逐步形成有效的自主學習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