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醫療機構行業現狀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醫療機構軟件信息化的發展趨勢

隨著醫療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國家對衛生系統的投入持續增加。利用醫療軟件優化醫療資源，最終改善群眾醫療保健水平，提高國家衛生系統服務效率的重要手段。醫療衛生行業的信息化投入將會明顯高于整個軟件行業的增速。

醫療機構軟件在向信息化發展。當今是大數據化時代，衛生系統發生迅猛的新變化。信息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帶動醫療行業的持續健康發展。當今軟件行業技術更新快、產品生命周期短、技術性強，醫療機構信息化發展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在大數據、云計算、移動互聯網等迅速發展的時代，醫療軟件技術的建設要有前瞻性。建設合理醫療信息化平臺滿足了醫院對信息的復雜要求。信息化是加快醫療進程、減少失誤、提高醫療效率的推動器。如今移動互聯網的發展迅速，出現了移動設備掛號、查詢病理結果、問診等應用，解決就醫難、醫患溝通難等問題，推動衛生系統化現代管理。醫療信息化建設要跟上時展需要，采用大數據、云計算等先進手段，為患者提供精準的醫療信息，增進衛生系統的信息化發展。對醫患各項數據的收集、分析、研究、發展，需要綜合的信息化平臺提供支持，信息化醫療體系為醫患提供信息、分享經驗提供快捷準確的基礎數據，是衛生系統的數據時代，也是衛生系統信息化不斷完善發展時代。

衛生系統信息化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衡量一個行業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就是其信息化程度，利用有限的資源提升衛生服務，實現醫療服務、公共衛生等的系統化，衛生行業的信息化建設需要不斷開展。我國是發展中國家，衛生改革迅速發展，利用信息化的醫療軟件將衛生系統的服務能力增強，體現以人為本，圍繞提高公共衛生服務開展工作。在衛生體系提出的八項措施中，衛生系統信息化能夠推進公共衛生，細化衛生系統綜合管理的建設，是醫藥衛生體系健康發展的有效技術保障。促進實現整個衛生系統的一體化管理，為衛生信息化建設提供技術平臺，推動我國衛生系統的現代化發展。

信息化下建設的現狀不容樂觀

隨著信息化發展迅猛，醫療機構軟件的建設各方支持仍顯不足。信息化專業人員缺乏、建設投入與最終使用效果有差距，信息化建設投入不全面等問題接踵而至。

衛生系統信息化建設標準不統一。衛生系統對信息化建設重視程度不夠，各醫療機構信息化標準不同，建設規范性執行力度不夠，軟件開發與實際使用程度差距大，各個軟件公司與醫療機構、各醫療機構之間的數據和信息系統缺乏統一性，信息資源交流不暢，使得患者疲于應付各醫療機構的信息采集，造成醫療機構信息系統冗雜，各醫療機構信息不能共享，軟件維護、采集困難重重，衛生系統信息化建設沒有統一標準。需要加大對醫療軟件的研發的投入建設。

認識度不足，建設機制不健全。我國的衛生行業在信息化建設投入時間短，信息化建設機制不完善，政策、財務支持不足，衛生系統信息化發展緩慢，醫療機構軟件信息化建設一直在摸索中求發展。我國地區經濟發展不均衡，在經濟發展較繁榮地區，衛生系統投入多，信息化發展迅速，經濟較為落后地區對信息化建設還未引起足夠的認識。各醫療機構發展情況不一，大型綜合性醫院綜合性發展，基層公共衛生系統發展緩慢。醫藥供應、醫療保險、財務管理等部門條塊化管理，“信息孤島”的現象成為常態，阻礙衛生系統的信息一體化管理。部分醫療機構信息化系統，盲目建設，與自身發展不匹配，造成嚴重的資源浪費。

我國醫療機構軟件信息化建設實施路徑

篇（2）

Abstract：Based on the related research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for medical devices evaluation sampling process and summary analysis of th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quality status of medical products，and from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standards，problems，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the four aspects to discuss，and make the reference for the effective use of medical devices in equipment safety.

Key words：In the use of medical equipment；Quality status；Safe and effective

隨著我國《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和《醫療器械使用質量監督管理辦法》的實施，對醫療器械產品的全生命周期監管已開始執行。對于研發、生產、經營環節的醫療器械監管，我國目前已有較為完善的監管制度與標準體系要求。但是對于醫療機構正在使用的在用醫療器械的檢測與監管，目前國內正處于起步探索階段。部分專業性強的高值醫療器械的效用發揮最終還是落實在醫療機構的使用環節上。醫療機構對醫療器械的正確使用、維護，對于保障患者的安全健康顯得尤為重要。本文通過對近年對部分醫療機構的在用醫療器械產品的評價性抽驗獲得的數據，以及在檢測過程中對醫療機構對醫療器械的使用、維修、保養、計量等各方面的調研結果，對醫療機構的在用醫療器械產品的質量現狀進行說明和分析，并提出了部分對在用醫療器械產品存在問題的解決對策，供監管部門和相關有識之士使用。

1 概述

根據2015年度國家醫療器械不良事件監測年度報告，2015年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共收到《可疑醫療器械不良事件報告表》321254份，比2014年增長了21.1%。2015年我國每百萬人口平均可疑醫療器械不良事件報告數為240份，與2014年相比增長了42份。2015年，全國上報的可疑醫療器械不良事件報告中，使用場所為“醫療機構”的報告232641份，占比達72.4%[1]。因此醫療機構的對本機構內的在用醫療器械的合理使用，對保障人民安全、健康，避免造成醫療器械不良事件，具有重要的意義。

根據我國現行醫療器械行政法規《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規定，在我國境內從事醫療器械的研制、生產、經營、使用活動及其監督管理，都應當遵守此條例[2]。目前國內對于醫療器械產品監管周期為醫療器械產品的全生命周期。因此醫療機構必須按照l例要求規范、正確地使用醫療器械產品，這對保證醫療器械的安全、有效，保障人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為了配合條例的實施，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了《醫療器械使用質量監督管理辦法》，該管理辦法于2016年2月1日實施。根據該辦法的要求，醫療機構對醫療器械產品的采購、驗收與貯存，使用、維護與轉讓都應遵守相應的條款。

2 數據統計和現狀分析

2.1檢測的標準 由于我國目前尚未出臺在用醫療器械產品的檢測標準，目前對于在用醫療的檢測所依據的相關標準仍然是現行有效的強制性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在檢測項目上，選擇強制性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中涉及到醫療器械產品的基本安全條款和關鍵性能指標，并且考慮到避免對使用單位的設備造成不必要的破壞，檢測的條款中避免了相關的破壞性試驗，以期用盡量少的時間對在用產品進行檢測，盡可能全面的評估產品的質量情況。

2.2醫療機構和被檢產品整體統計 2014～2015年對我省二級及以上共計35家醫療機構共計80臺次的在用醫療器械開展檢驗。其中涵蓋的品種有醫用分子篩制氧設備、嬰兒培養箱、B型超聲診斷設備、多參數監護儀、中低頻治療設備。經過相關檢測與數據分析，醫療機構方面，35家醫療機構中有24家醫療機構存在不符合標準的在用醫療器械產品，不合格率達69%；產品方面，80臺產品中有36臺設備檢測結果為不符合標準，不合格率為45%，見圖1。

2.3被檢產品分品種統計 在選擇被檢測的醫療器械產品時，優先考慮檢測使用頻率高、受眾面廣、綜合風險高的產品。基于上述原則，選擇了在用醫用分子篩制氧設備、嬰兒培養箱、B型超聲診斷設備、多參數監護儀、中低頻治療設備。其中醫用分子篩制氧設備的不合格率為25%，嬰兒培養箱的不合格率為69%，B型超聲診斷設備的不合格率為17%，多參數監護儀的不合格率為17%，中低頻治療設備的不合格率為83%，見圖2。

篇（3）

1. 政府角色轉換

衛生行業中不同層次的很多問題，其形成和政府的角色定位都密切相關。雖然，有些問題并非政府政策的初衷，但是政府卻的的確確扮演了始作俑者的角色。比如說，現在衛生行業內部條塊分離的局面就是政府行為的直接結果；功能定位的混亂、藥費據高不下、醫藥共謀等結果其直接原因在于“以藥補醫”政策的實施；而醫院產權不清、預算軟約束以及公立醫院壟斷醫療提供服務造成醫院經營效率低、成本高、服務態度差，也都是因為政府過度地強調醫療機構的所有制性質、總想親自舉辦的結果。因此，如果政府不能改變又管又辦的角色，不能真正成為一個行業游戲的制定者，衛生行業的改革要取得成效只能是空談。要想理順整個行業的關系，政府必須進行角色轉換，具體的要做到：

（1）改變現在的雙重身份，成為全行業的調控者、監管者。因為，政府直接開辦醫療機構并不能保證提供的公平性，反而造成了提供效率的下降。而市場經濟中的政府更重要的是要扮演一個“裁判”角色，所以衛生行政部門與現有公立醫療機構必須盡快進行實質性的政事分開，切斷兩者間的行政隸屬關系，理清產權紐帶，理順醫療服務價格體制，逐步取消“以藥補醫”等不合理政策，減少醫療機構可操作的政策空間；地制定一套公平對待全行業參與者的游戲規則，真正成為一個全行業的調控者、監管者；

（2）退出“越位”的部分，補足“缺位”的部分。政府取消直接辦醫角色，成立醫院投資公司，并通過它對醫院進行投資、監督。對醫療機構在政策內的調控主要通過經濟手段，不再進行行政干預。醫院的內部管理由醫院決定。同時政府必須真正擔負起具有公共物品性質服務的提供，調整資源的不平均分配，保證醫療服務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具體操作措施是，在切實做好醫療機構分類管理的基礎上，加強對公立醫療機構的投資強度，使政府的投入對公立醫療機構的經營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而可以利用資金來調控公立醫療機構的行為，讓其非營利性和公立性質能真正體現；同時，對公立醫療機構的補貼建議采取購買服務的形式，利用契約關系代替預算撥款。這樣就可以尋求低成本高效率的醫療服務提供方，而非僅以所有制結構為標準來選取醫療服務的承擔者。

2. 改善患者弱勢地位和提高其博弈能力

患者的弱勢地位，也是醫療市場的很多問題形成的直接或間接原因。患者的弱勢地位表現在信息和影響力兩個方面。因為患者處于信息的劣勢，所以患者得病后為了提高保險系數，就盡可能的去高級別的醫療機構，由于病人都有這種想法就導致了現在三級醫療機構人滿為患的現狀。同時由于醫患之間信息的嚴重不對稱，患者就很難監督醫生的行為是否違規。此外，雖然患者的數目遠遠超過醫院的數目，但是患者之間難以結成利益集團，而醫院則以利益集團的形式出現，其目標統一，所以其博弈能力很強，不僅在與患者的博弈中處于優勢地位，在游說政府中也具有比患者更強的影響力。所以即使患者監督到醫療機構可能違規，由于自身的弱勢地位，也很難讓醫療機構受到應有的處罰。在患者的弱勢地位得不到改善時，患者也就沒有動力去監督醫療機構，那么醫療機構就可以通過轉換損害患者利益的方式來應對改革，等患者真正無法承受時，隨著政策的改變再尋求新的對策。

雖然醫療保險部門和政府監督部門都會對醫院的行為進行約束，但是保險部門和政府部門對醫療機構的監督是一個委托關系，這種關系必然削弱約束力度。而患者自身地位的提高會直接增強對醫療機構的硬性約束，激發醫療機構自身改革的動力并調動起其積極性。要改善患者的弱勢地位，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增加醫院的透明度，增加信息公開量。信息的公開不僅僅局限于醫院硬件的配置、醫生技術職稱，而且應該公布每個醫生具體優勢，公布其患者的數量、種類、治愈率、以及患者的反饋意見；醫院層面上也應該更加具體，對各種患者的治療效果、費用、等待時間等等相應公開，而且信息的公開途徑要讓患者容易獲得，從而讓患者在選擇醫院和醫生時有的放矢，而不是去盲目看重醫院的級別、醫生的職稱等可能會誤導的信息。這樣，三級醫院的功能地位也會從患者角度出現細分，從而逐步改變三級醫院定位混亂的問題。

（2）建立社區層次的微觀看門人。信息公開增加了患者理性選擇的可能性。但是，醫療服務畢竟是一種高技術含量的服務，同時又常常人命關天，所以，單個患者僅僅依靠信息量的增加仍然無法能和醫療機構分庭抗禮。因此，必須建立看門人制度，利用看門人的專業知識來監督和約束醫療機構。看門人在國外主要有兩種方式，第一是以通科醫生來擔任，比如英國和德國等，每個通科醫生或獨立開業或幾位通科醫生集體開業來負責一定人數的初級保健和轉診[4][5]；第二是以美國的HMO等保險和醫療機構合二為一的組織為代表，保險機構同時開辦醫院，為投保人提供近乎免費的服務。但是根據我國的現狀，這兩種看門人模式都不合適，就第一種來說，由于我國大部分醫生是醫院的雇員，缺乏獨立開業的條件，再加上通科醫生的培養較晚，如果建立以通科醫生為看門人的制度，通科醫生的數量和質量都難以保證；假如采取HMO模式，限制條件是我國商業醫療保險機構剛剛起步，社會保險機構也不可能開辦自己的醫療機構。因此，考慮的現實情況，借鑒國外的經驗和我國原來的看門人制度，我們認為應該建立社區層次的微觀看門人，理由如下：

（1）我國社區層次的衛生機構有很好的基礎可以加以利用，只要對現有機構進行適當改造，對設備進行相應投資，對人員進行培訓，就可以不必重新進行大量的投資；

（2）由于疾病中80％以上屬于常見病，完全可以在社區得到有效治療，而社區醫療一方面滿足了患者就醫的方便，另一方面也大大節省了醫療費用的不必要支出，還能讓高級別的醫療機構能不為常見病所困擾，從而能集中精力，來加強對醫療科學的，攻克疑難病癥。當然，看門人也可以放在高層次的醫療機構，但是由于各種疾病的發病率決定了社區級醫療機構作為看門人是最恰當的選擇。

（3）采用預付制等配合看門人制度的建立。看門人也是醫生，所以在不改變補償機制的前提下，看門人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來謀求利益，所以，必須對看門人也有所約束：

第一，通過將后付制改為預付制，給予看門人合適的預付費額度。看門人對這部分金額有完全支配能力，超支不補，節余自留（當然，比如出現不可抗意外事件應酌情考慮，比如SARS的爆發）。

第二，患者對看門人有選擇權，并且在選擇后，如果不滿意，可以在規定的時間后重新選擇；看門人不能拒收患者或對某些弱勢患者不公平對待；

第三，衛生監督機構必須對看門人進行嚴格監督，發現問題要嚴懲，做的好的進行表揚鼓勵。對患者更換頻繁的看門人必須進行核查、通報，對患者群體穩定的看門人表揚獎勵，在付費的比例和額度上適當拉開層次，讓聲譽和利益相連，激發看門人對自身聲譽的重視。

第四，加強媒體監督和患者的訴訟能力。利用媒體的宣傳和的力量來約束看門人。

當然，因為看門人和患者的重復博弈性，一般來說，只要定價的合適，滿足了看門人激勵相容的約束，再加上道德的因素，理性的看門人會很注重自己的個人聲譽，從而不會輕易利用自己的權力來損害患者的利益。 3. 產權多元化

根據和國外的實踐，混合提供模式是一種有效的醫療服務提供方式。因此行業改革的一個重要機理就是形成衛生行業內部機構產權的多元化。產權多元化首先是產權的清晰。根據我國現有的醫療機構分類管理，醫療機構將分為公立機構、私立營利性醫療機構和私立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私立營利性機構將完全按照市場機制進行運作，私立非營利性機構和公立醫療機構將享受政府的免稅等待遇，并且接受政府的更多管制。

在現階段產權多樣化的作用是：

（1）減輕政府的負擔，增強政府調控力。政府有所為、有所不為，放開一部分無力承擔的責任，雖然減少了直接控制面，但是卻增加了調控力。這可以從兩方面體現：

第一，政府的補貼面變小，甚至可以從營利性機構中獲得稅收來增加了政府投資資金的數量，因此政府的投資能力相應變強，對公立機構的補貼強度能明顯加大，在政府的補貼作用對醫療機構的經營舉足輕重時，政府就可以調控公立醫療機構的行為，讓其非營利性能真正體現；

第二，政府的角色由辦到管，在直接權力減少的同時，責任也同時減少，政府可以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完善監督體制中去。

（2）拓寬融資渠道，吸引各種力量辦醫。產權多元化后，既可以吸引民間力量來興建非營利性醫療機構，也能吸引私人在國家政策許可的范圍內舉辦營利性醫療機構。

（3）更重要的是通過競爭來提高整個行業的活力。在公立一統天下的格局下，由于產權不清晰和政府軟約束的存在，各個醫院不可能進行實質的競爭，因此醫院也就沒有真正的動力去提高自身的經營效率。但是非公立醫院，尤其是私立營利性機構，由于他們面臨著市場競爭的硬約束，必然有動力加強機構的管理水平，提高經營效率。在公立醫院依舊占主導的環境中，私立醫院很難壟斷市場，謀求壟斷高價，他們主要的競爭手段應該是服務差別化和成本領先。這種競爭的結果必然會給公立機構產生真正的壓力，伴隨著公立機構的主體改革，公立機構無法繼續利用自己的強勢地位來將費用轉嫁給患者，或者謀求政府的軟約束，要贏得競爭唯一的途徑是提高自身的經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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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國加入WTO后，醫療市場為外資進入創造了一定的條件。特別是從2000年到2001年，中國政府先后頒布了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這些法律的頒布和實施，一方面規范了外商投資者的行為，使它們的合法權益受到保護，同時也放寬了外商投資股權的某些規定。隨之外資獨資也開始進入我國醫療市場。醫療衛生行業是我國服務業中的一種特殊的行業：關系國計民生，關乎人類的安全健康；同時也是準公共產品的一種。利用FDI發展我國醫療衛生行業可以有效解決我國醫院融資不足與行業低發展水平之間的矛盾。但是，某些市場監管規定、政府干預以及市場準入的限制等種種政策因素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外資醫院在國內醫療市場的作為，外資企業在我國醫療衛生行業實際投資占比有下降趨勢。表1反映了自加入WTO之后，我國醫療衛生行業利用內外資的實際情況。在我國其他大多數行業利用FDI總體呈上升趨勢的背景下，醫療衛生行業引資卻未見起色，其背后的原因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思考。本文以我國醫療衛生行業外資和內資企業投資中的價值創造為核心，通過構造一個博弈分析的理論框架，對外資企業與內資企業在既定政策下的相互作用、利益得失進行剖析，以此揭示該行業引資政策的制度缺陷，并給出相關的政策啟示。這對我國優化引進外資、提高內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二、文獻綜述

隨著經濟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醫療服務業的要求也就越來越高，醫院的體制改革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而融資順利與否是醫院建設和改革首要考慮的問題之一，其中如何通過政策引導外資和內資進入這一特殊的準公共產品提供行業，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和協同效應更是理論和實際部門無法回避的核心課題。為此，國內外的一些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該問題進行了研究。

一些學者研究了FDI與行業融資的關系。Anyangah和Joshua Okeyo（2010）提出了一種研究可替代的私人資本來源和無害環境的技術投資之間關系的模型，通過此模型，可以獲知債務融資的決策及影響，從而可以有比較地選擇外來直接投資。Miao Wang（2011）通過Borensztein 影響力模型的研究結果，指出外來直接投資（FDI）與一個欠發達國家教育之間的互補性存在，通過項目融資的方式，能保持素質教育的高水平，也能對東道國的經濟增長產生積極效應。Liu Wan-Chun（2006）考察了臺灣的制造公司利潤增長的決定因素和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尤其是金融結構。外來直接投資對傳統和基礎產業的影響較弱，而一些金融行業卻享受著FDI帶來的較高增長率。同時發現，FDI對傳統和基礎產業的成長股權融資的凈正效應顯著提高。

一些學者研究了醫院融資困難的現狀和原因。學者嘎瓦（2003）提出各類非營利性醫院生存與發展面臨的最大難題是籌資問題。杜樂勛等（2005）指出公立醫院在融資方面受到的限制：作為政府預算內的事業單位，醫院不具備獨立法人資格，預算內國有資產不能作經濟擔保貸款；財政擔保使醫院在經營上進一步受制約；嚴格的還款計劃要求和利息使醫院望而卻步；政府預算內的地位使醫院無法吸收民間資本；預算會計制度使國有醫院在收支結余的分配使用上缺乏自。岳春芬（2005）提出影響醫院融資的主要因素：醫院的預期收益水平、行業平均負債水平、醫院的財務狀況、利率水平變動趨勢、資產結構、對醫院的控制權和管理人員的態度等。

綜上來看，國外文獻缺乏對醫療衛生行業利用FDI的具體情況的研究，國內文獻則就事論事，研究方法的科學性不夠，特別是將醫療衛生行業引資中處于不同地位的外資、內資企業和政府等放在一個相互作用的系統中，采用博弈的方法對各方的利益得失及其決策行為展開研究還是一個空白。本文以此為切入點，構建一個以東道國FDI政策的最優設計為宗旨的靜態和動態博弈分析模型，來研究博弈過程中跨國企業的投資規模決定和我國在醫療衛生行業的外資政策選擇問題。

三、醫療衛生行業外資、內資企業的靜態博弈分析

由于醫療衛生服務的準公共產品性質，醫療衛生行業的政府干預性較強，所以在對內外資企業的博弈分析時，首先要將政府的行為納入先決條件。為了便于理解，本文在進行靜態博弈分析時，只討論衛生業政府部門對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是否有優惠政策。假定只存在外資企業、內資企業兩個博弈對象，且同等條件下外資企業的生產效益要高于內資企業，則在完全信息條件下有如下四種情形。

情形一：醫療主管部門對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都有政策優惠，此時形成中外合資醫療機構，如1997年中美合資組建的北京和睦家醫院。在這種情況下，外資、內資企業利益分配分別為（a，b）。

情形二：醫療主管部門對外資企業有政策優惠，而對內資企業沒有政策優惠，此時形成外商獨資醫療機構，如2010年香港在大陸新建的廣州萬治內科門診。在這種情況下，外資、內資企業利益分配分別為（d，c）。

情形三：醫療主管部門對外資企業沒有政策優惠，而對內資企業有政策優惠，此時形成內企獨資醫療機構，我國大部分醫療機構都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外資、內資企業利益分配分別為（c，e）。

情形四：醫療主管部門對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都沒有政策優惠，此時形成中外合作醫療機構，如2010年中美合作在杭州設立的愛德醫院。這種情況下，外資、內資企業利益分配分別為（f，g）。

那么，完全信息條件下我國醫療衛生行業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的靜態博弈收益矩陣可見表2。

其中，c是指投資成本，在沒有投資時，視為凈收益；a、b、d、e、f、g指投資收益減去投資成本之后的凈值。假設它們之間的大小關系為：d>e>a>f>b>g>c。

由表2可以看出，若外資企業、內資企業在投資決策時遵循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則，則博弈的納什子均衡戰略是（無政策優惠，無政策優惠），此時形成的是中外合作醫療機構。這種情況是理想中的均衡戰略，即政府對外資和內資均沒有任何優惠政策的情況下，兩者選擇中外合作的方式進入到醫療衛生行業。事實上，醫療衛生行業中政府管制是比較嚴格的，尤其是對于外資企業，因此即使外資企業想憑借其強大的資本優勢選擇合作的路徑，也是難以進入到我國醫療衛生行業當中的。從統計數據來看，我國醫療衛生行業中中外合資和內企獨資的占比超過87%，內企獨資更是超過了半數。結果與現實的差別說明，在這種各方的靜態博弈中，政府的作用很關鍵，由于我國對該行業特殊的管制政策使得該行業的引資未能實現納什均衡。

因此，為了促進我國醫療衛生服務事業的更好發展，在醫療衛生這種準公共產品行業進一步放開引入外資合作勢在必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吸引外資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績，促進了相關行業的高速發展，這與政府在招商引資活動中的作用是分不開的。我國的招商引資活動一般都是政府主導行為，在市場化經濟的背景下，各個行業的政府已經成為擁有相對獨立地方利益和橫向競爭壓力的開放式政府。對于招商引資這一行為來說，政府已作為經濟主體的角色直接進入了市場。招商引資活動已經由市場競爭行為轉變為各行業政府間的競爭行為。政府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轉變為一個經營者，以人民“者”的身份，經營著具體行業的土地、勞動力、政策等資源，與其他行業的政府建立起一種新的競爭局面――行業政府間的競爭。政府行為作用不好，極有可能產生類似企業經濟行為中的“囚徒困境”現象，出現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沖突，從而損害我國整體經濟的發展。

四、醫療衛生行業外資、內資企業的動態博弈分析

在我國目前的醫療服務體系中，政府辦的醫院占全部非營利性醫院的60%以上。面對如此長的戰線，政府的財政投入無法提供足夠的支持。衛生事業是政府實施一定福利政策的社會公益事業。“社會公益事業”就意味著要全社會共同參與，雖然要講政府主導，但政府的責任也應當是有限責任，社會、個人也應當積極參與，共同謀求醫療衛生事業的繁榮和發展。應該在確保非營利性的國有醫院在醫院行業的主體地位的前提下，對醫療行業實行產業化經營，允許和逐步擴大社會資本投資醫療行業，依法經營并獲取利潤。合理引進外資（FDI）到我國醫療衛生行業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明智之舉。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我國醫療衛生行業中，外資力量是無法與以政府為主導的內資相抗衡的。本文將斯坦博爾格模型的動態博弈的方法應用于研究醫療衛生行業內處于不對稱地位的外資企業與內資企業的決策行為。假設寡頭醫療市場上有兩個企業，即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這兩個企業決策的內容是醫療產出，但這兩個企業中，一方較強，處于先行主導地位，一方較弱，處于伴隨地位。因此，他們的決策是由較強的一方先進行選擇，較弱的一方則根據較強一方的醫療產出選擇自己的進入時機以及醫療產出。由于雙方的選擇不僅有先后之分，且后選擇的一方在選擇時知道前一個企業的選擇，據此選擇利于自己的最優解，因此這是一個動態博弈問題。

本文假設醫療市場上有兩個企業，強勢地位的內資企業（設為企業1）憑借自身強大的實力，在行業中占有優勢地位，處于行業的先行主導地位。而該行業的外資企業，即FDI（設為企業2），在與內資企業的競爭中被邊緣化，處于行業中弱勢地位。設模型中醫療衛生行業內強勢內資企業（企業1）的醫療產出是q1，邊際生產成本為c1，該行業弱勢外資企業（企業2）醫療產出是q2，邊際生產成本為c2；他們的策略空間是q1和q2的集合。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如何進行醫療衛生行業產出核算：隨著各國行業核算體系的不斷完善，醫療衛生行業產出核算已經成為國際公認的用于綜合評價國家醫療衛生體系的重要工具。中國開展醫療衛生行業產出核算研究的時間較晚，最初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多來源于OECD國家較為成熟的成果。但隨著近年來中國的研究者對該問題認識的逐漸深入，目前，中國也已經初步形成了適應中國國情并融入了中國醫療衛生行業特殊性的核算體系。對于中國醫療衛生行業的產出核算而言，現行核算方法在遵照SNA（1993）慣例的基礎上（即采用投入法進行其產出的核算，投入項目是指其活動成本的加總，即勞動者報酬、中間消耗、固定資產折舊及其他生產稅減生產補貼（生產稅凈額）等項之和），采用特定計算法中的“經常性支出法”，則：醫療衛生行業的總產出=各類醫療衛生機構經常性業務費用支出。在本文中，具體的醫療產出計算略。

設價格函數為P=P（Q）=a-bQ，其中Q=q1+q2，a>0，b>0（為簡化下面運算不妨令b=1），設兩企業的邊際生產成本為c1= c2=c且a>c>0，不存在固定成本。企業的得益為各自的銷售收益減去各自的成本。

根據上述假設，強勢內資企業的得益（利潤）函數為：

u1=？滋1（q1，q2）=q1p（Q）-c1q1=q1[a-（q1+q2）]-cq1

即u1=aq1-q -q1q2-cq1 （1）

同理可得弱勢外資企業的得益（利潤）函數為：

u2=aq2-q -q1q2-cq2 （2）

用逆推歸納法分析這個博弈，找它的子博弈完美納什均衡。根據逆推歸納法的思路，先分析第二個階段外資企業的決策。在第二個階段外資企業決策時，強勢內資企業選擇的產量q1實際上已經決定了，因為在我國醫療衛生行業政府對外資設置的門檻要高于其他行業，即使是對國內企業的投資要求也比較苛刻。因此，對外資醫療機構來說，相當于是在給定國內醫療機構產量q1的情況下求使外資醫療機構的利潤u2實現最大值的q2，這樣q2必須滿足： =0，則a-2q -q1-c=0，即：

q = （3）

這實際上就是外資醫療機構對國內醫療機構產量的一個反應函數。國內醫療機構知道外資醫療機構的這種決策思路，因此國內醫療機構在選擇產量q1時就知道弱勢外資醫療機構的產量q2？鄢會根據國內醫療機構的選擇進行理性選擇，所以直接將（3）式代入國內醫療機構的利潤函數（1）式，這樣國內醫療機構的利潤函數實際上轉化成了其產量的一元函數：

u1（q1，q ）= - =u1（q1） （4）

當把外資醫療機構的反應方式考慮進來以后，國內醫療機構的利潤就完全可以由其控制決定了，也就是說占行業主導地位的內資企業的得益完全由自己掌握。因此可以直接根據（4）式求出使國內醫療機構利潤最大化的q 。

令q1=q 時（4）式對q1的導數等于0，即 =0， -q1=0

醫療衛生行業內資企業的最佳產量：q = ，

此時，醫療衛生行業內資企業的最佳產量：q =

由上比較得出q >q 。

國內醫療機構在第一階段選擇的產量，外資醫療機構在第二階段選擇的產量，是運用逆推歸納法分析得出的策略組合，是這個動態博弈的惟一的子博弈完美納什均衡。

將q 、q 分別代入內資企業、外資企業的利潤函數（1）、（2）式：

醫療衛生行業外資醫療機構的利潤：u1= ；

醫療衛生行業外資醫療機構的利潤：u2=

由上比較得出：u1>u2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國醫療衛生行業中外資醫療機構的最佳產量q 遠大于外資醫療機構的最佳產量q ；占行業主導強勢地位的外資醫療機構的利潤完全由自己掌握，行業中強勢國內醫療機構的利潤u1遠大于弱勢外資醫療機構的利潤u2，這反映了該模型中的國內醫療機構和外資醫療機構所處地位不對稱性的作用。因為國內醫療機構在該行業中處于強勢地位，采取政策先行的主動，且又把握了弱勢外資醫療機構會根據強勢國內醫療機構的選擇進行理性選擇，從而國內醫療機構能獲得很高的市場占有率，贏得高額的壟斷利潤。

醫療衛生行業存在著內外兩種資本之間的利益矛盾，實力強大政策偏袒的國內醫療機構通過長期的動態博弈將弱勢外資醫療機構的權益鎖定在一個相對狹小的界限內，使外資醫療機構在利益鏈上處于低端位置。跨國公司挾多年來進行全球競爭的經驗、技術和強大的資本支持，在我國一些行業內實行跨國并購，控股、獨資化，進一步占領產業鏈和價值鏈的高端，在行業中形成強勢地位，占領大量市場分額，然而，在我國醫療衛生行業，外資企業在與內資企業的競爭中處于弱勢，出現外資醫療機構被排擠效應，在內外資企業的動態博弈中，我國部分醫療衛生行業的外資醫療機構正日趨“邊緣化”。隨著我國深層次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更多的跨國公司將在我國進行投資，這是一場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相互博弈的動態決策過程。要想從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獲取最大的收益，內資企業要強化自主創新、自主品牌，維護產業的自主性，爭取行業中的主導強勢地位，才能在內外資企業的動態博弈中持續長久的取勝。

五、結論及政策啟示

本文在完全信息的假設條件下，從靜態和動態兩個角度分析了外資企業與東道國內資企業之間的博弈關系，并比較了雙方在這種特殊行業政策干預下的利益得失。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醫療衛生行業存在著內外兩種資本之間的利益矛盾，受政策偏袒的內資企業通過長期的動態博弈將弱勢外資企業的權益鎖定在一個相對狹小的界限內，使外資企業在利益鏈上處于低端位置。多年來跨國公司在我國其他很多行業中挾全球競爭的經驗、技術和強大的資本支持，實行跨國并購，控股、獨資化，進一步占領產業鏈和價值鏈的高端，在行業中形成強勢地位，占領大量市場分額。然而，在我國醫療衛生行業，外資企業在與內資企業的競爭中卻處于弱勢，出現外資醫療機構被排擠的效應，在內外資企業的動態博弈中，我國部分行業的外資醫療機構正日趨“邊緣化”。究其原因，它與政府對具有準公共產品性質的醫療衛生行業的特殊干預不無關系。然后，正是這種不正常的內資保護，使得長期以來我國醫療衛生行業融資不足，體制機制僵化，公共服務效率低下，社會服務職能未能充分體現，醫療衛生行業投融資體制改革到了非改不可的關頭。而通過借鑒公私合作PPP模式，有效利用FDI進行我國醫療衛生行業的投資模式建設，不失為一條可行之路。醫療衛生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外資進入我國醫療衛生行業的投資溢出效應也不能即見成效。正確面對我國醫療衛生行業的現狀，把握好我國現有的醫療衛生資源并加以充分利用，同時在觀念和政策方面要進一步實行對外開放。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對外開放、對內改革”是一項要始終堅持的政策。另外，我們也不能片面去追求醫療衛生行業的發展而忽略了增長的質量，不能盲目地引進外資。

短期來看，類似于醫療衛生行業這樣的準公共部門，在引資重點方面應該與其他部門和行業有所區別。我們可以將外資分為高質量外資和低質量外資。高質量外資指具有產權壟斷優勢、明顯“技術溢出效應”、產業結構帶動效應的外資，其看重的投資因素主要是行業因素。而低質量外資看中短期效應，傾向于優惠激勵政策。當前，一般行業在行業因素上占優，而準公共產品部門在優惠激勵政策方面占優。

長期來看，應盡快完善各行業特別是醫療衛生行業的影響FDI流入的行業因素，以良好的行業條件來弱化和替代激勵政策，使國家的引資進入一個良性發展的路徑。一般行業利用自身市場化程度、人力資源開發、基礎設施條件、科學管理等方面積累起來的行業優勢，在引進FDI上應更多考慮技術、制度、管理方面的創新來進一步提升行業優勢，從而來弱化乃至替代激勵優惠政策。作為準公共產品部門要借鑒一般行業豐富的經驗，來不斷完善準公共產品部門FDI的投資環境。在政策上尋求聯合與合作，充分利用中央對該部門的政策傾斜，抓住機遇，把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到改善包括人力資源、管理條件、基礎設施、市場規模在內的行業因素上來。總之，行業之間要弱化優惠激勵政策，強化提升人力資源，市場開放、集聚程度等行業影響因素，促進引資良性循環。

中央政府應該對行業間引資進行協調，因為外商在選擇投資戰略時，對優惠激勵政策的反應是相對的。當行業間的激勵政策差異很大，而行業影響因素相差不大的時候，外商可能會看中激勵政策強度大的區域。當激勵政策差異較小的時候，外商就會考慮諸如人力資源、市場開放度、集聚程度等行業因素。因此，中央政府在不使FDI流出（流入其他國家）的前提下，盡可能限制行業間優惠激勵政策的競爭，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來激勵各行業在FDI的激勵政策上選擇合作，共同努力不斷調低激勵政策力度，從而保證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在相關行業及部門的合理競爭，促進包括我國醫療衛生服務業在內的各行業持續健康有序發展。

（注：基金項目：2011云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云南省醫院投資建設中引進外資完善公私合作模式研究》（項目編號：YB201121）；2011云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基金社科類重點項目《云南省利用FDI優化醫院投資合作模式研究》（項目編號：60111021020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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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岳春芬：國有醫院籌資管理研究[J].衛生軟科學，2005（5）.

篇（5）

1基層醫療機構的財務風險

基層醫療機構是居民正常生活與生命健康安全的保障，也是國家一直大力扶持和建設的重點項目。基層醫療機構的運行主要通過資金籌集、政府撥款建設、醫院正常運營、投資安排以及財務管理及各種規章制度的建立及實施共同組成。近年來，隨著社會和時代的發展，各行各業的管理體制與經營模式均已發生改變，由于基層醫療機構的特殊性，其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基層醫療機構的財務風險出現的問題，可能是由于醫療機構自身的投資力度不夠、缺乏資金引進，也可能是由于國家相關政府部門對基層醫療機構的建設投入力度不夠，或者基層醫療機構的發展難以得到法律和相關制度的保障，或者是由于在醫療機構正常運營過程中存在藥品折扣、醫藥費拖欠、基層醫療機構財務人員自身專業素質和職業道德素質不高等原因造成的。長此以往，基層醫療機構的正常運行所需資金供應將會出現困難，基層醫療機構內部的資金投入、資金運用、經濟收益難以達到平衡的發展狀態，將會嚴重影響其正常運轉和發展，也會導致其財務報告不真實、不準確，為基層醫療機構的財務管理帶來一定的風險。

2基層醫療機構中常見的財務風險

21策略風險

當前我國基層醫療機構的經營現狀正隨著社會發展而改變，在當前的基層醫療機構日常運行中，藥品折扣、醫療費拖欠、藥品采購舞弊等現象不斷發生。在基層醫療機構不斷加大資金投入的同時，財務賬面上的應收賬款卻在逐漸增多，呈現入不敷出的現狀。當前我國大多數基層醫療機構并未及時調整其管理模式及工作方法，管理手段也較為傳統，導致基層醫療機構內部的財務工作無法核算準確。

22運營風險

我國當前基層醫療機構體系中，私立醫療機構越來越多，大多是個人合伙企業或者家族企業，基層醫療機構的經營者及投資者在對其進行管理時，特別重視企業管理權和所有權的統一，家族企業中家族化管理現象較為嚴重，其內部分工不明、職責不分，往往出現越權行事的現象。基層醫療機構經營者和管理者希望將財務管理權與參與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利于財務工作的現代化科學化進行。

23資金管控風險

基層醫療機構的運營往往較復雜，除了運營過程中資金的收取和繳付外，還需要對各個部門的資金流動進行管控。其中任何一個環節或者步驟出現問題，都可能會給基層醫療機構帶來風險。同時，除了日常的運營外，基層醫療機構的運營還存在一些額外的資金風險，如庫房資源的資金占用，結算資金無法及時回籠，相應的投資資金無法及時到位，都可能造成資金流動阻礙，如不及時管理和采取措施，還可能會造成資金鏈斷裂，從而進一步加大基層醫療機構的資金風險。

24債務償還風險

基層醫療機構在市場中的競爭日趨激烈，如何才能讓自己在當期市場環境中站穩腳跟，各家基層醫療機構也是費盡心力，絞盡腦汁。當基層醫療機構的正常工作因為受到藥款拖欠、采購成本較高從而導致其內部工作無法正常進行的時候，基層醫療機構在下一步的藥品采購以及設備采購中由于缺乏靈活充分的資金，往往采用賒賬的形式。長此以往，基層醫療機構賬面上的應付賬款就會越來越多，企業在無法及時收回應收賬款的情況下，面對著越來越大的還款壓力。

25人員風險

人員風險是指因為財務人員的行為而造成的風險，而這種風險又分為兩種：技術風險和道德風險。技術風險是指由于基層醫療機構財務人員自身財務經驗不夠，同時對醫療行業的熟悉程度不夠，會計專業知識不精通，會計核算上不準確，還可能會在賬務信息上不能全面或準確地體現真實情況，或者不能在經營過程中及時發現風險隱患的存在而產生的財務風險。道德風險是指基層醫療機構財務人員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及職業道德，提供虛假賬目、利用職務便利占用公有資產等所產生的財務風險，還有財務人員崗位安排不合理，不能發揮內部控制的作用，不能相互牽制和監督，發生合伙侵占單位資產的行為。

3基層醫療機構財務風險的應對措施

31進一步提升風險意識

基層醫療機構應該重視風險的預控措施。風險預防不僅僅是醫療機構負責人的責任，也是單位全體員工的重要工作。只有強化全體員工的風險意識，達到上下一心，不留死角，才能更好地預防和管控風險的發生，才能真正做好相應的運營服務。

32強化相關財務人員的職業技能及道德標準

人的因素是一項工作成敗的關鍵，需要不斷對基層醫療機構的財務人員進行業務技能的提升和道德規范的培訓，使其認識到財務人員與財務風險息息相關，要在風險管控中遵循法律的規范，同時不斷提升技能。財務人員專業性較強，知識更新快，如果不加強學習很難適應單位核算和管理的需要，要充分利用繼續教育更新專業知識，也可以單位間相互借鑒和學習交流，增強財務人員實際操作能力，將學到的財務知識與基層醫療機構運營的實際相結合，以科學的方式操作，才能更好地提升管控和預防風險；要經常對財務人員進行職業道德教育，用以往的案例來說明職業道德出現風險對個人及單位的危害，做到警鐘長鳴。

33完善管理控制機制

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讓制度在財務風險控制中發揮作用，用制度來規范工作流程，減少人為因素，各工種之間相互銜接、相互控制，各部門之間要協調配合，降低和預防財務風險。管控及預防財務風險不僅僅是基層醫療機構幾個部門或是幾個相關人員的參與就可以達到的，只有依據實際情況科學地制定管控機制，并嚴格地執行才能保證管控的完備性、科學性和高效性，做到層層有據可依，有據可查。

34強化運營管理

篇（6）

一、起草背景

近年來，醫院感染管理組織體系本文由收集整理不斷完善，醫院感染預防與控制工作逐步規范，但是在部分基層醫療機構還存在薄弱環節。為了解、掌握和解決目前存在的突出問題，加強管理的針對性和指導性，醫政醫管局在全國組織開展了基層醫療機構醫院感染管理現狀調查。在此基礎上，組織專家起草了《要求》并已廣泛征求意見。

二、制定原則

（一）強調適用性。《要求》所指基層醫療機構包括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診所、鄉鎮衛生院、村衛生室。提出的醫院感染管理的要求與基層醫療機構的功能任務、結構布局等相適應。

（二）引用現行標準。目前基層醫療機構是參照《醫院感染管理辦法》等相關文件開展醫院感染管理工作。現有的醫院感染管理規章和標準涉及消毒隔離、手衛生、職業衛生防護、抗菌藥臨床使用、醫院感染暴發報告和處理等方面已經做出了相關規定，因此《要求》的內容是從現有的文件中選取基層醫療機構需要的內容。//zuowen/

（三）保障基礎醫療質量安全。《要求》的管理目標是通過執行基本標準，以降低醫院感染和醫源性感染的風險，保證醫療安全。同時，通過規范醫院感染管理的過程，促使基層醫療機構增強依法執業理念，提高服務水平。

三、主要內容

《要求》重點規定了以下內容：

（一）基層醫療機構醫院感染管理組織建設和制度制定，人員要求和培訓。

篇（7）

伴隨著醫療保險制度的全新改革，我國政府和煤炭企業也越來越重視職工參與醫療保險。現今國內已經出臺了醫療保險制度，目的是為了保障企業員工效益和推動醫療保險改革的發展，國內很多企業為了保證職工基本權益和促進企業發展，積極給予職工購買醫療保險，從而有效解決了職工醫療問題，但是當前我國煤炭企業醫療保險制度仍然存在著較大問題，比如國內煤炭企業職工醫療保險報銷制度仍然不夠完善，職工參保問題日益凸顯，企業職工醫療存在著各種潛在風險，限制著煤炭企業的快速發展，對社會和諧經濟發展有著消極影響。

一、分析煤炭企業醫療保險管理中主要問題

1.醫療機構不規范服務行為與日增多。伴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醫療機構更加重視經濟效益，而醫生薪資和績效與醫療機構的經濟效益有著直接關聯，部分不良醫療機構為了提高經濟效益和自身利益擅自用藥和開方，在給病人檢查時隨便開具藥物，并且還存在著小病大養、虛抬藥價以及回扣促銷等現象。正因為是醫療機構中存在著各種不規范行為，所以導致個人醫療費用增加，并使得醫療資源浪費，更會加劇患者和醫療部門矛盾，使得醫療保險管理難度增加。

2.參保患者存在著各種不規范行為。傳統職工醫療制度影響著參保職工的醫療觀念，使得參保職工以舊觀念來解讀革新的醫療保險制度，沒有樹立起正確醫療觀念。當醫療費用比起付線大時，參保職工便會入院消費。再加上參保職工缺少專業性醫療知識以及求治心理急切，那么就會向醫院提出各種不合理需求，極大浪費了醫療治療費用和資源，而惡意騙取醫療保證金現象屢見不鮮，譬如上班住院、冒名住院等，浪費醫療資源和費用。

3.我國醫療保險建設工作存在滯后性。當前我國改革的醫療保險制度施行時間相對較短，在計劃經濟與國有體制影響下，醫療保險制度不完善和經驗不足等問題日益凸顯。譬如醫療保險采用的是企業內封閉運行方法展開工作，直接將企業內部醫院作為定點醫療機構，使得醫療保險服務水平跟不上醫療消費的基本需求，醫療保險管理部門監督管理無法跟上醫療機構的變化等。

二、針對于煤炭企業醫療保險管理中的問題提出應對性策略

結合當前煤炭企業醫療保險管理存在的主要問題，并汲取發達地區醫療保險改革的豐富經驗，提出具有針對性的解決策略。

1.提高醫療機構的監管力度。由于醫療機構主要經濟來源于經濟效益因此為了有效避免濫用藥、濫檢查等現象的發生應當提高醫療組織機構的監管力度。一是醫療機構應當對臨床病人住院費用展開分析，結合我國基本國情和醫療行業狀況制定出合適的醫療費用標準，從而減少醫療保險病人費用支出。醫療保險管理部門應當結合患者實際病情，并根據醫療機構的收費標準收取醫療費用，消除醫療人員經濟意識，以免出現醫療人員為了達到經濟效益而濫收費等現象，讓醫療人員樹立正確的診療意識和計劃，嚴格按照醫療費用指標來收取住院費用，同時也能讓醫保患者得到合理檢查和治療。二是加強對參保患者身份認證，避免冒名頂替等現象的發生，醫療保險管理部門需要定期或者不定期檢查，消除參保人員不規范行為，從而使得醫療機構資源得到合理利用，避免浪費。三是培養醫療人員的職業素養，醫療機構需要加強對醫務人員專業素養培養，提供醫務人員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從而推動著醫保工作的迅速發展。同時還可以建立獎懲制度，對于醫療過程中存在的各種違法犯紀行為都應當給予嚴懲。

2.提升企業職工醫療保險意識和觀念。為了保證職工身體健康煤炭企業應當注重培養職工的衛生保護意識和觀念，減少細菌滋生和傳播，從而推動企業快速發展。煤炭企業可以讓醫療機構定期給煤礦工人檢查身體，若是發現職工身體存在著潛在問題應立即采取防護措施，同時還可以加強講座宣傳，讓企業員工真正意識到衛生防護的重要性。加大醫療保險制度和政策的宣傳力度，使得企業參保人員樹立起正確的醫保觀念。嚴懲任何違規醫院和違規行為，從而不斷規范義務人員和參保人員的行為。

3.增強對企業醫療保險監督和管理。一是加大醫保宣傳力度。醫療保險機構應提高醫療保險宣傳力度，引起煤炭企業對職工參保的重視，讓企業了解到組織員工參加醫療保險的好處，醫療保險機構還可以在煤炭企業定期開展醫療保險培訓會，讓更多的企業員工認識醫療保險政策和制度。二是政府部門加強對企業參保狀況監督和管理。為了提高煤炭企業職工參保意識，醫療保險機構應和稅務部門保持好良好關系，讓稅務部門監督煤炭企業職工參保狀況，企業申報稅務時可以直接扣除職工醫療費用。同時醫療保險機構也應和工商部門保持密切來往，將管理不規范的小型或者私有企業納入管醫療保險管理范圍。及時處理煤炭企業職工問題和投訴，保障企業員工的基本權益，加強監督煤炭企業運營，嚴格懲罰不給予員工繳納醫療保險的企業。三是結合當前企業發展狀況和社會人民現狀，制定出符合社會發展以及民工特點的醫保制度，由于農民工醫保在繳納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各種問題，因此應當注重醫保制度的靈活性，提升企業職工參保以及農民工參保的熱情和積極性，從而有效保障員工的基本權益。

三、結語

當前來說煤炭企業職工醫療保險問題是社會熱切關注的話題之一，我國新的醫療保險制度有效保障了煤炭企業員工基本權利，極大提高企業工作效率和經濟效益，對企業職工健康發展和推動企業快速發展有著積極意義。

參考文獻：

[1]曹麗濟.煤炭行業職工醫療保險現狀、存在的問題及建議淺析[J].現代工業經濟和信息化,2015,(08):24-26.

篇（8）

隨著醫改工作的深入，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開始逐步緩解，但是過度醫療問題仍然非常普遍。為此，我們針對導致群眾“看病貴”的過度醫療現象，重點選取了與醫療工作聯系較為緊密的群體進行了問卷調查，希望在深入了解過度醫療現狀以及成因的基礎上，尋求治理過度醫療的有效對策，從而推動醫療衛生事業的健康發展。

全方位調查

為保證調查效果能夠真實反映過度醫療現狀，調查小組對有校樣本進行了詳細統計和梳理，發現在所有被調查的人群中，男性28人，女性37人，比例為0.8比1 ，男女比例差距不大；年齡結構中，小于30歲的6人；大于50歲的12人；30至50之間的有47人，為主要人群，占調查對象的72.31%，這部分人大多有過就醫或陪同家屬就醫的經歷，對醫院有一定程度的接觸，且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是參與社會事務的主要人群，能夠正確理解調查問卷中的問題；在醫保類型的統計數據中，享受公費醫療的36人、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23人，參加新農合的2人，自費及其他4人，基本涵蓋所有的醫保類型，從而對合理分析調查結果及出具調查結論，奠定了堅實基礎。

根據調查問卷的設計，調查小組分別從認知度、現狀、危機、成因、治理方法等方面得到了詳細的調查數據。

其中，對過度醫療的認知度方面，調查小組將其界定為醫療機構或醫務人員通過違背臨床醫學規范和倫理準則，減低患者的診治價值，并且徒增醫療資源耗費的診治行為。

回收的有效樣本在回答“您知道什么是過度醫療嗎？”的問題時，61.54%的被調查者選擇知道，32.31%的被調查者選擇不知道，但是他們大都表示，在看到相關解釋后理解并且知道這種現象。這說明調查對象大多對過度醫療有較高的認知度。

對于過度醫療的現狀，主要從過度醫療的表現程度加以區分。調查中，在回答“您自己或身邊的家人朋友有過過度醫療的經歷嗎？”這一問題時，72.31%的被調查者反映有不同程度的過度醫療的經歷，說明過度醫療的現象是非常普遍的。

為了更加直觀地感受過度醫療是否嚴重，調查小組按照過度醫療嚴重程度，對選項從3到0分別賦值，認為“非常嚴重”賦值3分、“嚴重”賦值2分、“一般”賦值1分、“很少”賦值0分，各選項以選擇人數為權重加權平均計算加總得出評價值，滿分3分，評價值大于1.8可以判斷過度醫療比較嚴重。經過計算，評價值為1.908，大于1.8，這說明過度醫療程度是比較嚴重的。

從過度醫療的表現形式中，“不必要的檢查、重復檢查”是過度醫療最主要的表現形式，其次是“抗生素濫用”和“開大藥方”，實際上，濫用抗生素和過度輸液均可視為開大藥方的具體形式。而在“中醫過度醫療主要表現”的統計中，61.54%的被調查者選擇了“過度檢查”，60%的選擇了“開大藥方”，55.38%的選擇了“多次復診”。

統計數據表明，不論是中醫還是西醫的醫療機構，過度醫療的表現均集中在“開大藥方”和“過度檢查、重復檢查”上。

而在回答“過度醫療主要發生在哪類醫院？”這一問題時，63.08%的被調查者選擇了“著名的大醫院（如三甲醫院等）”；55.38%的選擇“區級醫院”；32.31%的選擇“各類專科醫院”；16.92%的選擇“私營醫院”；15.38%的選擇“社區醫院”。由此可以看出，各類醫院均有過度醫療的現象發生，但由于大型醫院和區級醫院的患者比較集中，過度醫療的現象也相應地最為突出。

對于過度醫療的危害，調查小組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其中87.69%的被調查者認為過度醫療“給患者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66.15%的認為其“抵消了醫保增加給百姓帶來的實惠”；53.85%的認為“影響醫藥行業健康發展”；50.77%的認為“給患者的身體帶來傷害”；49.23%的認為“吞噬了優先的醫療資源”；41.54%的認為“影響醫患關系”；還有部分被調查者認為過度醫療將對患者造成精神傷害、影響社會風氣、危害社會等。

從調查對象的選擇中可以看出，“加重患者經濟負擔”被排在首位，說明這是過度醫療危害性中最主要的一方面，也證實了過度醫療是導致群眾“看病貴”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不對過度醫療進行及時、有效地治理，那么，醫療改革所作的如加大財政補貼、提高支付額度等措施應該起到的作用就會被削弱，醫藥行業也不可能健康地發展。

造成過度醫療的成因有很多，被調查者認為造成過度醫療最主要的原因是“醫院不合理的內部分配機制”和“醫生逐利”，其次是“監管不力”和“醫院公益性淡化”。

醫務人員對過度醫療的成因有著不同的看法，經過口頭咨詢7名醫務工作人員，與普通公眾感受大致相同的是，醫務人員也認為監管不力、醫院不合理的內部獎金分配機制、醫生逐利、醫院公益性淡化是造成過度醫療的重要原因，不同之處是，醫務人員認為醫院資金緊張、按項目收費制度以及醫生自我保護也是形成過度醫療的重要原因。醫務工作者普遍反映，醫院為了經濟效益給科室和醫生下指標，而醫生的收入和其勞動強度又不成正比，所以醫生只能靠多開藥拿提成、讓患者多做檢查給科室創收，同時內、外監管又不到位，于是“以藥養醫”和“過度檢查、重復檢查”的現象越來越普遍。

由此可見，過度醫療產生的根源應該是醫院的體制問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醫療體制改革之后，醫療機構被推入市場經濟運行當中，醫院的公益性逐步淡化，并由此產生了與經濟利益掛鉤的內部管理制度和分配機制，也催生了種種過度醫療現象。此外，政府部門對相關問題缺乏有效地監督管理，導致了過度醫療現象的泛濫。

對于可能采取的治理方法，調查中關于“您認為哪些方法對抑制過度醫療有一定作用？”問題的回答中，66.15%的被調查者選擇“加大對過度醫療行為的處罰力度”；55.38%的選擇“懲治腐敗和非法牟利”；53.85%的選擇“加強對診療過程的技術監督”；49.23%的選擇“加強醫生職業素質和道德教育”；44%的選擇“健全法律法規”；40%的選擇“回歸醫院的公益性，加大財政補貼”。此外，個別被調查者還提出了加強醫生培訓、建立患者信息系統、及時更新設備等具體措施。

通過調查發現，被調查者傾向于選擇加強監督、處罰的方法，治理過度醫療，一是從患者角度考慮，采取處罰和監督的方法更為直接、見效更快，而改變體制、機制是長期的工作，見效慢；二是被調查者對醫院的內部管理、體制、機制不了解，不知如何入手。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要切實解決過度醫療問題，必須從根源上入手，強化醫療機構的公益性，改變其內部分配機制，再用外部的監督、處罰等具體措施來保障，全方位地治理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

此外，在個人能承受的一年醫藥開銷額度的調查中，58.46%的被調查者選擇了1000元及以下，29.69%的被調查者選擇了1000元-3000元之間，只有12.31%的被調查者選擇了3000元以上。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一年1000元及以下的醫藥支出對大多數百姓來說不會對其生活構成什么影響，若超過3000元，可能會對百姓構成經濟負擔。

調查者對“您對按病種收費的醫改措施了解嗎？”回答中，80%的被調查者選擇了“不了解”，只有20%的選擇“了解”。按病種收費是剛推行的一項制度，是可以控制過度醫療的一項有效措施，應加大宣傳，逐步推廣，讓更多的患者享受到此項措施帶來的優惠。

對策建議

通過對上述調查數據的統計分析，調查小組得出初步結論：

一是過度醫療現象仍然十分嚴重，“過度檢查、重復檢查、開大藥方”的情形最為突出，著名的大醫院和區級醫院是過度醫療現象的高發區。

二是過度醫療給患者造成了沉重的經濟負擔，浪費了醫療資源，削弱了醫療改革措施應該起到的作用，不利于醫藥衛生事業長期的健康發展。

三是過度醫療產生的主要原因是醫療機構運行體制和由此產生的內部管理、分配機制問題，要治理過度醫療現象，應該綜合采取措施，從根源著手強化醫療機構的公益性，從內部改革建立科學合理的管理、分配機制，同時也要加強外部的監督和處罰。

然而，不可回避的是，過度醫療的治理存在一定的難度，一是改變體制、機制是長期復雜的工作，不能一蹴而就；二是過度醫療的鑒定存在技術上的難度，可能無法建立準確的評判標準，所以治理過度醫療必須要逐步探索、實踐。

盡管治理過度醫療的工作存在很大難度，但調查小組認為，目前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逐步緩解過度醫療現狀。

首先，加快推進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步伐，鏟除過度醫療賴以生存的土壤。加強對醫院的政策引導和資金扶持，讓所有公立醫院在運行中能夠回歸公益性；建立科學、合理的績效評價體系和內部分配機制，綜合評價科室效益，讓醫生的收入與其醫療技術水平和勞動強度相配比，提高醫生診療服務收入水平、降低藥品價格，減少產生“以藥養醫、重復檢查”現象的動力、壓力因素。

其次，建立全面、有效的監督機制，加強對藥品流通環節的整治和輿論監督。在醫療機構內部建立一套對醫生診療過程的監督機制，規范疾病診治的臨床路徑，對于明顯違背醫療常規的檢查、用藥等行為加強監督、懲處。打擊藥品流通環節的違法、違規行為，杜絕賄醫腐敗現象的發生；加強宣傳教育和輿論監督，促進醫藥行業健康發展。

再者，加強醫生職業道德教育和引導，提升其職業道德素養。醫學院校要更加注重學生職業道德的培養，幫助學生樹立“以人為本、以患者健康為中心”的服務理念；相關部門在醫生執業準入時，應加強對醫生職業道德規范的考核；行業主管部門及醫療機構要對醫生執業過程中廉潔自律情況進行嚴格的考察、監督，抑制不良行為的發生，培養良好的職業風尚。

第四，加快醫療服務收費制度改革，在試點的基礎上大力推行按病種收費制度。按病種收費制度作為一項新的醫療服務收費制度，目前只在部分醫院進行試點，但與普遍實行的按項目收費的方式相比，更有利于促進醫療機構建立合理成本約束機制，有利于規范醫療機構臨床診療行為，有利于控制醫藥費用不合理增長，減輕患者負擔。因此，要跟蹤試點醫院按病種收費進展情況，認真總結試點經驗，在此基礎上逐步擴大試點范圍。

第五，規范醫療機構會計核算方法，加強成本約束。醫療機構現行的會計核算均是按照事業單位的特點，實行收支核算。該模式不能真實核算和反映資產損耗以及資金時間價值，不能全面地揭示醫院各收費項目的實際盈利水平，無法合理歸集各項目和各病種成本，所以在目前條件下，不妨借鑒《新企業會計準則》及完全成本法的思路，對現行醫院會計核算制度進行修改完善，并通過探索建立相對合理的標準成本制度，歸集醫院的各項目或病種成本，尋求成本約束的最佳切入點，以適應醫療機構運營管理需要，為加強成本約束提供基礎。

篇（9）

2初步建立起調賠結合的醫療糾紛處理機制

目前全市38個區縣均成立了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使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和第三方賠付互相補充，初步建立起第三方調解和第三方賠付相結合的醫療糾紛處理機制。以江津區為例，其與某保險機構探索性地創建了以農村醫療責任保險為重點的醫療責任保險，其特點為低保額、低保費和協商處理醫療糾紛［7］。該區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有專用的接待場所和專職的調解員。經過10年的探索，江津區農村醫療責任保險已實現了所有鎮街衛生院的全覆蓋，通過第三方調解和醫療責任保險共同化解醫療糾紛，實現了患者、醫療機構、政府“三滿意”。

3討論

3．1整體投保數量低，保險政策不全面

在重慶市統一推行醫療責任保險以來，參保醫療責任保險的醫療機構逐年增加，賠償的金額也有所降低，但是全市投保醫療責任險的醫療機構仍是少數。2013年投保醫療責任保險的醫療機構僅占全市醫療衛生機構的16．85％。主要原因在于重慶市推行的仍是以自愿為基礎的醫療責任保險，部分醫療機構都處于觀望的狀態。并且是在二級以上公立醫療機構推行醫療責任保險，對于基層醫療機構和民營醫療機構并沒有積極的政策導向。基層醫療機構的醫療資源遠不及二、三級醫院，雖其負責提供的是常見病、多發病的診治，然而醫療糾紛的發生率并不低。另一方面，重慶市民營醫療機構數量逐漸增加但質量良莠不齊，以致醫患雙方產生糾紛的概率相比其他醫療機構較高。

3．2市各級各類醫療機構投保情況不平衡

重慶市目前共有二級醫院115家，三級醫院22家［3］。據重慶市衛生行政部門的統計，2013年各保險公司共承包77家醫院醫療責任保險，占全市該級醫療機構數量的56．20％。但這77家醫療機構主要為二級醫院，三級醫院較少。三級醫院是集醫療、教學、科研能力的綜合型醫院，醫療質量和醫療安全控制得好，與二級醫院相比三級醫院有較強的抵抗醫療風險的能力。但由于風險仍集中于單位本身，不能夠通過再保險等方式得到進一步分散，其承擔的醫療責任風險也相對較大。大醫院不愿投保的主要原因在于大醫院的意識問題，對執業風險存在客觀性評估不足。部分認為若把保費用于“私了”，一般還有剩余；部分則認為其醫療糾紛發生率低，只需加強規范管理即可。其次投保費用高，參保實效甚微等也是其不愿投保的原因之一。

3．3保險產品設計不完善，服務不到位

保費和理賠是一個保險產品最為重要的兩個方面，也是醫療機構投保時最關心的兩個方面。一旦這兩方面沒有取得醫療機構的信任，勢必會導致醫療責任保險在醫療機構失去生存和發展的可持續性［8］。由于醫療行業的專業性和特殊性，保險機構費率的測算缺乏基礎數據，在科學厘定、有效測算不足的情況下，因考慮到自身利益通常會制訂較高費率。要求醫療機構投保費用額度較高，導致部分醫療機構購買醫療保險的費用遠遠高于醫療機構醫療糾紛和醫療事故實際賠付金額，形成了“花大價錢買不到小平安”的局面。理賠過程中，醫療機構常遭遇“投保容易、賠付難、賠付少、程序復雜”的情形，且保險機構不能有效地將醫療糾紛和醫療爭議事件轉移到醫療機構之外的場所進行處置，在維護正常醫療秩序方面收效甚微，影響了部分醫療機構的投保積極性。再加之保險機構內部缺乏通曉醫學、法學、保險學的復合型人才，在接手處理醫療責任保險的處理過程中，理賠效率得不到提升。

4建議

4．1建立強制責任保險制度

可以借鑒國外或其他省市的醫療責任保險經驗，探索建立全市強制醫療責任保險。如北京市于2004年規定全市公立醫院必須按要求參加醫療責任保險，正是因為這一舉措，北京市公立醫院投保率有明顯增加［9］。通過強制提高投保人數和擴大參保范圍，并進一步細化醫療責任保險的實現形式和工作流程等。從自愿投保到實施強制給予充足的過渡期，過渡期中，可以考慮完善考核機制，將醫療機構參加醫療責任保險納入醫療機構質量安全等相關考核中，從而提高醫療機構投保的積極性。

4．2政府提供政策扶持和財政補貼

醫療責任保險不同于一般的商業保險，是帶有公益性的險種，政府應給予政策扶持。政府也應在推進醫療責任保險的基礎上對承保該險種的保險機構提供一定的政策優惠，如給予稅收優惠或財政專項補償等措施，確保保險機構在此險種的非營利性［10］。對醫療機構投保醫療責任保險予以保費補貼，提高醫療機構投保積極性，保障醫務人員合法權益。降低保險公司經營成本，同時減輕醫療機構保費負擔。

4．3明確政策導向，健全配套政策

4．3．1擴大投保范圍，探索建立醫療糾紛風險基金對于基層醫療機構和民營醫療機構，其抵抗醫療風險的能力都較弱，都有投保醫療責任保險的必要性，需要投保醫療責任保險來轉移和分擔醫療風險。因此，衛生行政主管部門應將基層醫療機構和民營醫院明確到投保醫療責任保險的范圍中，并將江津區農村醫療責任保險模式推廣到其他區縣。醫療行業的高風險性應該由全社會共同承擔，探索建立全市醫療；醫療糾紛風險基金主要用于購買醫療責任保險，由政府、醫院和醫務人員共同承擔，打消醫院和醫務人員對保費的顧慮。4．3．2完善第三方調解機制，促進有效銜接以人民調解為主體的“三調解一保險”制度體系并沒有完整建立，少數區縣仍沒落實調解場所和專職調解人員。需建立一支專業化的調解隊伍明確調解程序，保障醫療糾紛人民調解組織的工作場所、工作經費和人員經費，增強調解機構的獨立性、公正性、權威性。確定調解委員會和保險機構的角色分工，推動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和醫療責任保險有效銜接。

4．4保險公司完善其產品及服務

4．4．1建立浮動保險費率機制建議根據醫療機構風險狀況建立保費浮動的費率機制。衛生行政主管部門提供保費測算的基礎數據，保險機構需將醫療機構類別、級別、科室、業務量等加以考慮［11］，依據醫療機構發生醫療糾紛數量和賠付率確定下年度的保費額度。充分發揮醫療責任保險的積極作用，又兼顧保險機構保本微利的目標。4．4．2提高理賠效率，豐富產品種類培養和引進專業性人才，調解時保險公司應全程參與到調解過程中，根據調解協議進行理賠，提高醫療糾紛的解決效率。保險機構需增加與醫療行業相關的保險產品供給，例如意外傷害保險、患者就醫責任險等；并開發綜合類保險產品［12］，針對如醫療機構場所、醫護人員人身傷害的保險產品，以及醫護人員感染埃博拉病毒、SARS、AIDS、甲型H1N1流感等保險產品，用以改善目前醫療責任保險產品單一而無法滿足市場需要的現狀。

篇（10）

為解決看病難看病貴問題，近年來，深圳市衛生行政部門以“合理布局，全面放開，嚴格準入，加強管理”的思路積極支持和發展社會醫療機構，截止至2013年5月，全市社會醫療機構已經增至2000多家，隨著社會醫療機構數目的不斷擴大，社會醫療機構的監管成為這幾年整頓醫療服務市場秩序、規范醫療執業行為的重中之重，如何有效監管，建立長效機制，走出一條新路，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圳最引人矚目。

1 深圳市社會醫療機構的現狀及存在的主要問題

深圳市社會醫療機構主要包括民營醫院、私立綜合門診部、個體診所、工廠企業醫務室，舉辦形式是民辦，所有制形式是公司、私營和個體。

近年來由于醫療市場全面放開，社會醫療機構數量增長過快，暴露出許多問題：一是社會醫療機構惡性競爭呈上升態勢，社會信任度不足。有些社會醫療機構為了求生存，采取虛假醫療廣告、雇用醫托等方式招攬患者，夸大或虛假病情，騙取錢財，有些醫生甚至不顧病人的安危，進行違規操作，危及病人的生命安全，擾亂正常的醫療市場。二是社會醫療機構的人員素質呈下降趨勢，難以找到高學歷、高職稱的醫生，聘用人員中大部分來自內地的鄉鎮衛生院和企業醫務室。三是社會醫療機構門診收費普遍偏高，甚至出現亂收費現象。

目前，社會醫療機構普遍存在以下六大問題：

首先，超出核準診療科目范圍經營。如一些診所核準診療科目是西醫內科或中醫內科，而實際經營科目有內科、外科、婦科、口腔科、B超、檢驗等，一些診所、門診部沒有取得《母嬰保健技術服務執業許可證》，擅自開展人工終止妊娠等計劃生育手術，對患者的健康危害極大。

其次，有些社會醫療機構聘用非衛生技術人員從事診療活動。有些人員只拿到《醫師資格證》，沒有《醫師執業證書》，甚至出現助理執業醫師、剛從醫學院校畢業的學生單獨從事醫療行為活動。

第三，存在違法違規虛假醫療廣告。一些民營醫院、私立門診部、診所利用宣傳折頁、雜志、戶外廣告、平面以及視屏廣告、網絡宣傳等，虛假廣告，任意擴大療效宣傳。

第四，雇用醫托。一些私立門診部、診所雇用醫托到正規醫院誘導、欺騙患者，利用患者不了解醫院信息的弱點，把患者騙到私立門診部、診所就診，使患者延誤病情、蒙受經濟損失，嚴重擾亂醫療市場。

第五，醫療機構名稱不規范。醫療機構小科室招牌打出某某醫療中心，診所打出門診部的招牌，門診部打出的招牌變成了醫院。

第六，醫療價格公示制度不落實。為提高患者的知情權，要求醫療機構在醒目位置公示醫療價格，但很多醫療機構都沒有進行醫療價格公示。

2 深圳市衛生監督部門對社會醫療機構監管舉措

如何讓社會醫療機構杜絕超范圍經營、消除違法醫療廣告、守法誠信經營，走向良性發展的道路，深圳市衛生監督部門在監管舉措方面進一步強化依法行政、為民服務意識，繼續推進監管機制和模式的創新，落實和完善“1+7” 長效機制，即：嚴格準入制、醫療機構不良執業行為記分制、醫療機構違法違規醫療機構法人約談制、違法違規情況的通報公示制、全市醫療機構巡查制、年度校驗現場審查制、嚴重違反醫療機構的退出機制、引導扶持制，同時，充分利用信息化的監管手段，以維護全市人民健康權益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緊緊圍繞社會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加大監督執法力度，嚴厲打擊醫療服務市場違法行為，努力達到與深圳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匹配的醫療監督管理水平。

2.1實行醫療機構不良執業行為記分管理

對醫療機構任用非衛生技術人員從事醫療衛生技術工作、超診療科目登記范圍從事診療活動、違規醫療廣告、篡改偽造醫療文件、雇用醫托誤導病人、非法從事非醫療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的人工中止妊娠、非法使用假藥劣藥、沒有實行價格公示制度等數十種違法違規行為和其他不誠信行為，予以累加記分，年度累計扣分超過規定分數的單位，予以暫緩校驗。同時不良執業行為記分還將納入每年“年終醫療機構質量評分管理”，并定期向社會公示，讓社會公眾對醫療機構的執業情況有較為客觀的了解，同時促進醫療機構的自律性。

2.2 加大醫療衛生監管信息通告力度

衛生監督部門對醫療機構違法行為實行通報公示制度。以三種形式進行通報公示，一是通過媒體對醫療機構的違法違規行為進行曝光；二是建立醫療機構內部通報制度；三是在社會醫療機構中懸掛醫療機構衛生監督信息公示欄。

2.3 推行“約談制”，引導督促違法醫療機構自覺履責

對嚴重違法違規社會醫療機構實行“法人（或主要負責人）約談制”：對存在明顯違法行為的當事人擬作停業整頓、吊銷衛生許可證及較大數額罰款的行政處罰案件之前，執法人員須約請當事人面談；對上級部門交辦的案件、可能造成較大社會影響的案件，執法人員須約請當事人面談；衛生監督員認為有需要約談的案件，執法人員也要約請當事人面談。

2.4 樹立“三規范”樣板社會醫療機構

衛生監督機構不僅要加強監督，更要做好服務工作，從規范社會醫療機構的名稱、診療科目、衛生執業人員聘用行為等方面入手，樹立一批“三規范”的樣板醫療機構，支持民營醫療機構健康發展。

2.5 突出重點，做好醫療機構監管工作

監督執法工作采取以點定線、由線及面、全面鋪開的監督模式開展；根據醫療市場熱點難點問題、投訴舉報情況，及時調整執法重心，重點治理醫療美容服務、母嬰保健技術服務、醫療廣告等高風險和糾紛多發的醫療服務違法違規行為。完善技術監督體系，提高執法效率：推進深圳市衛生監督信息網絡系統建設工程，充分利用139工程深圳衛生監督綜合業務系統，實現全市醫療服務監督信息互聯、實時共享，提高執法效率。

此外，積極推動將社會醫療機構納入全行業管理，提高民營醫療機構的整體辦醫質量。根據衛生事業發展的總體規劃和醫療衛生服務的實際需要，積極引導社會醫療機構科學規劃布局，準確市場定位，提高生存發展、平等競爭能力。

針對社會醫療機構投資者、管理者以及醫務人員法制觀念和守法意識薄弱的這一現狀，有針對性地開展“送法到醫院”的大型宣傳活動，從法制觀和道德觀方面全面提升民營醫療機構的經營管理理念，增強醫務人員依法行醫的意識。

3 對社會醫療機構監管機制的思考

由于目前我市醫療市場的迅速擴大和發展，醫療機構不良執業行為也日漸增多，引起了不少嚴重的不良后果，同時導致了醫患關系日益惡化，不利于和諧社會構建的進程。而現行的醫療衛生行政法律法規由于制訂的時間比較早（《醫療機構管理條例》1994年2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1998年6月26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1994年10月27日通過），隨著社會的發展已經不適應當前醫療衛生和社會經濟的實際需要，突現了明顯的滯后性，給有效執行帶來了困難。同時，現行的醫療衛生行政法律法規的著眼點在于對醫療違法行為的個案性的處理，缺乏一個量變與質變有機聯系的系統性、總體性、長效性的動態評價和管理模式，造成一種“屢罰屢犯，罰而不改”的尷尬局面，對醫療市場的有效監管極其不利。

筆者認為，對醫療機構的有效監管機制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加以考慮：

第一、服務是政府和衛生行政部門的重要職責，不僅將為公眾提供健康服務作為主要職責，傾聽民聲，為大眾服務，而且在工作方式、辦事程序、科學研究等各方面，也都緊緊抓住時代脈搏和社會需要進行規劃與設計，充分體現以人為本、為民辦實事的科學發展觀。

第二、醫療機構強化自我管理，政府實行依法監督。衛生監督部門加強對被監督單位的日常監督，加大執法力度，完善退出機制，發現違法違規行為，輕者責令整改，重者嚴厲處罰直至吊銷證照。經營者及其從業人員要加強自我管理意識，遵法守法，依法行醫，自覺接受監督和培訓，自覺糾正各種違法行為。

第三、衛生行政部門，要重視信息與宣傳工作，在人力、物力、財力加強信息網絡建設，加強與新聞媒體以及各相關部門和機構的溝通合作，維護患者對醫療信息的知情權，在充分履行職責和為公眾健康服務的同時，也完成了自身形象的塑造和對社會的宣傳。

第四、重新修訂醫療衛生行政法律法規，從增加違法成本、加大處罰力度、追究經營者或責任人相關責任等方面考慮，以適應醫療衛生的發展。

第五、政府將衛生監督作為自身職責，機構身份合法，體制垂直管理，人員配備充足，經費完全保證，做到依法行政、執法有力、權責明確、保障到位。在衛生監督管理體制、職責和運作上，強調依法行政、服務社會的宗旨，從而保證了各項衛生法律、法規和政策、標準的貫徹實施，為保障國民健康、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提高政府聲譽等起到了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