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國內經濟市場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1 我國境內經濟型酒店現狀概述。

隨著旅游與旅行市場的快速恢復和商務旅游、會展旅游等新的市場增長點的出現，中國酒店產業呈現了相對繁榮的局面， 目前，自主決策的國內旅游者已經成為我國旅游市場的主體，與國內旅游市場相匹配的“經濟型飯店”開始受到業內人士和理論界的廣泛關注。

經濟型酒店其最大的特點是房價較星級酒店低廉，其服務模式為“b&b”（住宿+早餐）。經濟型連鎖酒店始于美國，這類型的酒店也叫有限服務型酒店，其規模和硬件設施要高于汽車旅館（Motel），屬中檔水平。經濟型酒店規模不大，房價不高但卻舒適、干凈、實惠、便利。如今在歐美國家已是相當成熟的酒店形式。其便利性，經濟性、簡單化的服務風格帶有明顯的美國式生活的烙印。其知名品牌有：圣達特集團（Cendant）的天天（Days Inn）、豪生（HowardJohnson）、華美達（Ramada），法國雅高集團首家“宜必思”，巴斯集團（Bass）的假日（Holiday Inn）等等。

2 經濟型酒店成長模式分析。

我國現有的“經濟型酒店”大致可分為五類：一是新發展起來的專業化經濟型酒店，如目前最具市場影響力的經濟型酒店品牌“如家快捷”、“錦江之星”和“中江之旅”等。二是低星級飯店，這類飯店與第一類飯店在檔次上并無太大差別，只是前一類飯店的裝修和設施配備的自由度更大，而后一類則主要執行的是星級標準；三是大量未經改造的社會飯店；四是旅游景區、景點的鄉土氣息濃厚但具有一定規模檔次的農家飯店；五是興起于我國南方的青年旅館。由此可見，我國的經濟型飯店目前仍處于一種良莠不齊的粗放經營狀態。

3 我國民族品牌經濟型酒店的市場營銷環境分析。

在經濟型酒店的成長模式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實際國情，運用SWTO分析法來分析一下我國民族品牌經濟型酒店的市場營銷環境。

3.1 外部環境分析。

近年來，我國的經濟迅猛發展，國內城鄉居民收入增加，民眾的休閑度假意識已逐步形成并日益增強，國內旅游需求日盛，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的商務往來頻繁，旅游者中自助旅游者的比例也不斷上升，因而對經濟型飯店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加。中國的大眾旅游發展需要物有所值的住宿設施，同時日益繁重的商務旅游產生對經濟型酒店的需求，中國入境旅游市場對經濟型酒店的需求，國內旅游對經濟型酒店的需求等等。2005年，國內旅游人次達到12.12億，產生的住宿市場已經達到3億/人天，目前三星級以下的酒店，包括社會旅館和個體旅館的數量約為8萬家左右，客房數量為400萬間左右，其中70%以上都是一些設施設備簡陋，管理及服務部規范，沒有衛生和質量保證的社會旅館和個體旅館。另外，25%是分散經營，難以形成品牌有適合規模效應的低星級酒店。而真正符合“舒適、衛生、方便、安全”的現代經濟型酒店非常少，客房總數不足5萬間。

商務旅游對經濟型酒店所產生的驅動，中國目前的商務旅游年支出在103億美元左右，商務游客人數超過1億，商務旅游醞釀著巨大的住宿市場。越來越多的民營私企，中小企業，以及改制后的國企，因為報銷制度的改革，所以一些政府機構他們在進行商務和公務活動的時候所需要的住宿層次明顯低端化，原先可能在報銷制度改革之前，他們可以住四五星級的賓館，但是在改革之后，往往傾向于選擇一些比較低價的又能夠保證舒適性的住宿居所。所以，商務旅游的發展對于經濟型酒店也具有非常強大的驅動。

3.2 內部環境分析。

3.2.1 民族品牌經濟型酒店企業的內部優勢。

（1）網點眾多。在公務商務和旅游目的地，一般都存在著一定數量的經濟型酒店，酒店數量上具備相對的優勢， 如“錦江之星”，是“錦江集團”的經濟型酒店的品牌“，錦江集團”在中國廣大消費者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和良好的口碑，這樣其在推廣自己的經濟型酒店品牌時便可以利用原有的在國內的網點進行營銷。

（2）有的有一定客源背景。和高星級酒店、普通社會旅館一樣，經濟型酒店也存在數量巨大的客源，如“錦江之星”“， 如家快捷”在國內都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客源市場。

（3）運營成本相對較低。相對高星級酒店，經濟型酒店的運營成本較低。一些經濟型酒店的運營費率遠遠低于高星級酒店的水平，而且民族品牌的經濟型酒店本來就是國內企業，具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這樣經營起來就會更加的順利，成本也會相對較低。

（4）與中國國情相適應。民族品牌的經濟型酒店在中國土生土長，對中國消費者的消費特性和生活習慣最為了解，這樣其所提供的服務可能更能適應中國消費者。

3.2.2 民族品牌經濟型酒店企業的劣勢。

（1）服務較不規范。自營或承包是大多數經濟型酒店的經營方式，沒有專業的管理團隊和服務準則，經營理念也跟不上。

（2）舒適度較低，配套設施不完備。這是絕大部分經濟型酒店的缺點之一，沒有真正理解“經濟”的涵義。

（3）酒店負擔較重。特別是經營時間較長的國營經濟型酒店（據調查，北京的國營經濟型酒店占經濟型酒店數量的70%，平均已營業10.1年），在人員等問題上負擔較重。

4 民族品牌經濟型酒店的市場營銷模式分析。

經濟型酒店在市場營銷中應采努力改善不利于經濟型酒店發展的劣勢條件，回避潛在的威脅，充分利用各種機會，謀求新的發展。因此，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考慮：

4.1 經濟型酒店的市場營銷戰略。

建立合理精確的市場定位。經濟型飯店的市場定位應面向普通的觀光旅游者和商務旅行者，即所謂“中產階級”。他們的特征是年齡在28~45歲之間，具有一定的消費能力，受教育程度較高，對生活質量有一定要求。其次，中小企業商務人士也是一個重要的市場，他們活躍的商業活動形成了以國內消費為主、出國消費為輔的商務客源群。這兩類核心消費群體接近總人口的20%，他們常常對價格較敏感，同時又對公共衛生間和公共浴室的認同程度相對較低，目標市場的這些需求特征將直接決定經濟型酒店的功能定位與產品設計。

4.2 經濟型酒店的市場營銷策略。

4.2.1 發展連鎖經營、實現品牌營銷。

連鎖化經營是我國經濟型酒店業發展的普遍成長模式，首先酒店管理公司要加快發展速度，中國酒店總體數量已經達到較高值，但總體質量水平不高，這給中國酒店管理公司的擴展帶來歷史性的新契機。其次經濟型酒店也會考慮加入酒店連鎖經營，讓專業的高水平的酒店管理公司提供系統的酒店管理技術，利用酒店管理公司的品牌、客源網絡提高經濟型酒店的經營水平。“連鎖”和“品牌”是經濟型酒店成功的兩個要件，前者可以使酒店企業做大規模，通過統一采購、統一訂房降低成本，提升出租率；后者可以提高酒店企業知名度，增加客源，提高競爭力。

4.2.2 提供規范化服務。

我國的酒店管理普遍處于初級階段，對于經濟型酒店來說，其服務模式“從情緒化到規范化”的提升過程還沒有完全完成，大部分經濟型酒店的服務管理不規范，缺乏科學性、制度性和標準性，員工中存在較強的自由情緒化服務傾向，服務的非規范性無可厚非會影響酒店整體服務質量的水準和穩定性，酒店的品牌和聲譽也會受到較大影響，而企業的服務質量將決定連鎖經濟型酒店企業到底能走多遠。服務規范化是中國經濟型酒店發展的必經階段，完善的管理體系和強有力的后備人力資源的支持，以及嚴格統一的標準是服務規范化的必備條件。

4.2.3 注重情感營銷。

首先我國民族品牌的經濟型酒店是中國本土的酒店，這樣，在營銷過程中可以把情感融入其中，激發消費者的民族情感，使消費者在情感上更傾向于民族品牌，為之創造一個“中國人自己的酒店更適合中國人，更了解中國人”的思考模式和潛意識的印象，從情感上影響消費者的決策過程；其次，要在平時的服務中真正的為顧客著想，體現出對顧客的關懷和尊重，使顧客來到這里，喜歡這里，并留戀這里，為顧客真正的提供一個“家外之家”。

4.2.4 利用網絡資源。

基于客戶完善的信息建立酒店企業支持系統是連鎖經濟型酒店必須做到的，把網絡技術的優勢整合到服務和銷售業務中，完善信息支持系統，將從管理、銷售和服務等多個角度大大降低酒店運營成本。

互聯網同時給酒店增加了一個富有競爭力的營銷手段。酒店的網站是酒店在互聯網上的一個窗口，實際就是利用傳統名片，但同時又比傳統的雜志、電視、報紙其他的廣告形式更有成本效益的一種廣告方式，這種方式對于傳統的酒店集團的網站，比如錦江、如家之類的集團網站，讓他們可以在移動網站上看到集團酒店各個區域不同酒店的情況，了解每個單體酒店的客房和價格信息，進行網上預訂，這樣就為集團提供了一站式服務，集團各酒店可以在網上達到資源共享。但是互聯網現在對單體酒店的幫助是更大的，因為在沒有互聯網之前，連鎖酒店分布在全國各地有銷售網絡，有訂房系統，但單體酒店沒有，所以集團酒店在客源上有一定范圍的壟斷優勢，單體酒店缺乏競爭力，但是有了互聯網之后，單體酒店可以通過跟各個訂房網的合作實現資源共享和利益共享，同時單體酒店在面對市場變化的時候顯得更加靈活，能根據市場的變化更快地調整應對策略。

  

圖1 民族品牌經濟型酒店的營銷模式。

由圖1可知民族品牌經濟型酒店應該在市場定位準確和成本優化的基礎上，在自身發展的基礎上，向顧客提供標準服務，通過網絡和情感因素去影響顧客的消費決策，建立自己的品牌體系，從而形成酒店自身的特色，使顧客對酒店的忠誠度增加。

參考文獻。

[1] 舒伯陽。中國經濟型飯店的發展機遇與成長戰略規劃[J].財貿經濟，2005（08）。

[2] 劉德光主編。旅游市場營銷學[M].北京：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2.

篇（2）

城市和市鎮經濟研究是本區域清代經濟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漢口、景德鎮和沙市等大城市，90年代以后，研究的視角由上而下，注意到中小城鎮、墟市以及對市鎮體系的考察。近年來，還出現了對一個省乃至長江中游全區域市鎮經濟的綜合研究。這種研究趨勢的發展的特點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長江中游區域城鎮體系的層級特點，即屬于全國性或全區域性的中心城市規模大，數量也與本區域在全國的地位相匹配；初級市場——大量的介于縣與村之間小市鎮(集市)數最多、分布廣；而處于大城市和小集市之間的中間層級的城鎮數量少，起不到在前兩級之間的承接作用。

漢口。關于長江中游地區城市和市鎮經濟的研究以漢口最多。吳量愷在研究清前期國內市場時已注意到漢口在全國商品轉運、銷售中的重要地位②，并以漢口為例說明城市經濟和商業貿易之間的關系③。其后，吳量愷又在對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研究中指出，清代漢口等湖北沿江口岸城市已成為全國性的轉運中心、各地商貨的集散中心和各地商人活動中心，其城市經濟的發展與商業貿易的發展是互為條件的。轉運貿易的興盛促使湖北自然經濟發生分解，刺激了商業性農業的發展，也對全國經濟局勢產生影響④。

陶建平的研究認為，至遲到康熙年間，漢口已成為一個商業網絡極為遼闊的大商鎮，其形成原因可以從物資依托、地理優勢、社會氛圍和武漢原有的貿易基礎方面考慮。漢口商業網絡的形成對商品生產的發展、商人組織的涌現乃至當地的民生民俗以及漢口的文化教育、公益事業的發展都起了影響和促進作用⑤。宋平安從市場、商業組織、貿易及其機制、交通諸方面對明清漢口商業經濟體系進行了探討，認為作為轉口貿易型城市，清代的漢口已處于其商業經濟的“黃金時代”，漢口商業經濟的發展，加速了我國封建社會后期自然經濟解體的速度，但解體是相對的，由于農業經濟的制約，轉運型貿易城市無法真正自立。漢口商品經濟的繁盛反映了我國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發展的一般狀況與命運⑥。石瑩認為清代前期漢口鎮興起并發展為全國四大名鎮之一，正是“兩通”(交通、流通)發展的結果。并對清前期漢口商品市場的形成、規模及主要功能等方面作了探討，認為漢口市場具有明顯的消費性特征，其主要功能是中轉貿易，作為一個典型的商業城市，依靠轉運貿易形成的商業繁榮，其商品流通的性質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封建經濟的重要補充⑦。關文發從漢口商業發展的歷史因素、背景條件和地理優勢對漢口商業崛起的原因進行了探討，認為漢口之興與漢陽奠定的基礎有直接的關系，鸚鵡洲的湮沒間接地促使漢口成為大市，明代成化年間的漢水改道則是漢口興盛諸因素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為漢口的地理優勢轉化為商業優勢提供了前提，實現了漢口歷史上的第一次起飛。關文發探討了商業的主體結構以及商業行幫等問題，指出漢口主體行業的發展與其地得“水”之利和得“中”之勢有關，但是由于生產技術條件的限制，漢口工業與商業發展不平衡。漢口商幫對于漢口市場環境的形成、對于漢口成為全國性的中心大市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⑧。梅莉、張國雄通過對歷史上武漢市場轉移的考察，也認為由于成化年間的漢水改道，商業市場更明顯地向漢口集中，使漢口后來居上，成為著名商業中心。漢口在短短幾百年間的崛起，其原因在于兩湖平原大開發帶來社會經濟的進步和商品生產的發展，為城鎮商業繁榮提供了物資依托，唐、宋商業的繁榮為明清商業網絡的形成提供了基礎，同時還在于漢口所處的地理交通優勢適應了社會生產對商品市場的需求。清代的漢口已是全國性商品市場，其主要功能是中轉貿易，也是各地商人廣泛集中活動的中心⑨。

此外，范植清考察了前漢口商業資本發展的狀況與原因⑩。王永年對晚清漢口城市的發展以及對外貿易和商業發展作了研究⑾。彭雨新和江溶就美國學者羅威廉對漢口商業行會的研究作了介紹⑿。任放對漢口城市近代化的研究⒀以及陳鈞對漢口商業文化的研究⒁，皮明庥對武漢城市史的研究等⒂，把清代漢口經濟研究更推向縱深。

景德鎮和沙市。在景德鎮城市經濟研究方面，80年代初，梁淼泰就撰文指出，景德鎮的興起，不是因為它在政治上或軍事上有何重要地位，也不是因地處要沖而繁榮，景德鎮之所以成為城市，全憑瓷業的發展，是一座單一的手工業城市。但它又與明清時期江南的手工業城鎮不同，就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而言，明清時的景德鎮已基本上完成了這一歷程而走在江南其他市鎮的前面，成為一座次等城市⒃。90年代初，梁氏將其景德鎮研究總結為一部專著⒄。蕭放考察了自宋迄清八百多年景德鎮作為工商業城市逐漸形成和發展，以及與農村分離的過程。指出清代是景德鎮走向繁榮的階段，這一時期瓷業發展的特點是以小型民營手工工場為主，出現了燒造聯合的較大的手工工場。景德鎮同農村分離的過程在前尚未完成，但已預示著有向近代城市轉化的趨勢⒅。曹國慶的研究指出，明清時期，徽商尤其是徽州瓷商在景德鎮活動非常活躍，這與瓷業生產的發展帶動了商業貿易的繁榮，景德鎮瓷器原材料對徽州祁門瓷石的依賴，以及徽商的經商才能等多種因素有關⒆。曹國慶與蕭放還根據實地調查材料，結合有關文獻討論了景德鎮的瓷業生產、商業貿易、行會、城市社會生活，以及與周邊地區的關系等問題⒇。此外，近年關于景德鎮的綜合研究，還有方李莉的《飄逝的古鎮——瓷都舊事》[21]。

在長江中游城市和市鎮經濟研究中，關于沙市的研究僅次于漢口和景德鎮。徐希凱討論了清末民初時棉花貿易在沙市的地位及其與沙市城市經濟之間的關系[22]。吳量愷在研究湖北沿江口岸城市時同時指出，沙市與漢口一樣具有轉運貿易性質[23]。陳關龍利用地方志及竹枝詞等史料對明清時期沙市的商品市場進行了探討，認為沙市經歷了明清之際的蕭條及清初百年生聚之后，咸豐同治時商品市場繁榮，并分析了其繁榮和貿易發達的原因、清末開埠后傳統市場的被沖擊，以及明清時期沙市商品市場盛衰的原因[24]。梅莉、張國雄的研究綜合了前人的大部分論點，在考察商品市場和商幫的基礎上指出，沙市的商品結構與漢口相似，帶有明顯的消費特征，貿易的功能主要是轉口貿易，這與其地理位置有關，隨著兩湖平原開發的深入和漢口的興起，沙市的地位削弱[25]。

其他城市、城鎮經濟研究。關于宜昌，吳量愷的研究說明，它與漢口、沙市一樣，屬于湖北沿江口岸的轉運貿易城市，但地位與功能稍次[26]。段超考察了宜昌城市在清展的各個階段，認為宜昌是一個轉口性極強的貿易城市，并進一步闡述了轉口貿易城市的發展和國內經濟狀況、社會環境、運輸狀況及地理環境的關系[27]。

蕭放討論了明清時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鎮(景德鎮、河口鎮、吳城鎮、樟樹鎮)發展的共同特點以及各自在工商業和貿易中的側重[28]，并且就樟樹鎮藥業的發展作了詳細的個案研究[29]。 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內對于初級市場形態以及偏遠地區的市鎮和墟鎮的考察逐漸增多。徐曉望在對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研究中討論了江西農村墟市的分布和市場一般情形[30]。王根泉考察了江西撫州府墟鎮的數量、規模、層次以及分布特點[31]。曾學優探討了贛江中游的農村小市場、縣級市場和地區市場，實際上也是關于市鎮、城市的研究。他的研究分析了贛江中游地區市場分布的特點，指出清代贛中地區已初步形成農村市場網絡[32]。謝廬明利用歷史文獻和田野調查資料，對明清時期贛南農村墟市的數量、類型及特點進行描述和分析，探討了近代社會變遷對贛南農村墟市的影響，并分析了當地農村墟市在近代市場化過程中遲緩的深層次原因[33]。

李華在關于清代湖南商業的研究中對長沙、湘潭、衡陽、清泉縣城、衡山縣城等的商業發展形態進行了分析，填補了這些地區城市經濟研究的空白[34]。王朝輝以永順縣王村鎮清末至民國年間桐油貿易與港口勃興為切人點，討論了近代湘西市鎮化的發展[35]。張家炎的研究認為，明清時期江漢平原的農業開發吸引了外地和本地商人的活動，有利于加速該地區農產品商品化的過程，同時也促進了該地區農村市鎮的繁榮，然而其商業只限于初級農副產品輸出和境內外物資簡單轉運貿易，市鎮功能過于單一，不利于農村經濟突破種植業為主的結構，使得江漢平原始終只以農業見長[36]。

此外，許檀關于明清農村集市的研究中對長江中游也有所涉及，指出湖廣、江西的農村集市與華北大體相同，是在明代中葉起步，清代中葉時形成一個涵蓋廣闊、運作自如的農村集市網[37]。

關于本區內較大范圍市鎮經濟的整體性研究，較早的是劉石吉對明清江西墟市和市鎮的研究[38]。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年來許檀的研究以及一批碩士、博士論文的研究，將長江中游區域市鎮經濟史研究基本覆蓋。許檀對江西商業城鎮的研究認為，由于贛江航道在江西商業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明清獨口通商，大庾嶺商道在全國南北貿易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他并考察了大庾嶺商道沿線的七個商業城鎮的興盛及其與大庾嶺商道的關系[39]。巫仁恕和傅樂園分別探討了明清湖南、湖北的市鎮發展與變遷[40]。任放則考察了明清整個長江中游地區的市鎮經濟，包括其依托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市鎮網絡、墟場和集期、專業市鎮、市鎮與倉儲、市鎮管理機制、市鎮功能以及以漢口為代表的市鎮經濟的近代轉型，內容非常全面，部分研究的開拓和深入為前人所未及[41]。方志遠在其專著《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42]中對本地區城鄉市場進行了層級劃分(作者文中稱為“有形市場”，實為學者所研究的城市或市鎮)，并考察了其分布和特點、專業市場(市鎮)以及決定其規模的諸因素。

二市場、商品流通和商人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國性清代經濟史研究中，涉及到長江中游地區市場(廣義的市場)和商品流通的考察，首先有吳承明《論清代前期我國國內市場》和《論我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內市場》[43]對清代長江中游地區在國內市場中的地位、糧食和棉布流通的地位進行的總體性考察，其結論對隨后的研究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吳量愷對清代前期國內市場進行了考察[44]，認為清朝前期區域性市場已發展為全國性市場，商人遠距離活動活躍，并指出了全國商品糧運銷中湘鄂地區的作用。方行對市鎮經濟功能類型的分析，也注意到了湖南“保障供給”型市鎮和江西“商品集散市場”功能性質的市鎮，但論述的重點是江南地區“多功能全面發展”的市鎮[45]。傅衣凌認為明清時代國內市場已經初步形成，較早地論及湖南、湖北、江西的初級市場，如洪江、劉家隔、樟樹鎮，專業市鎮如漢口、江西景德鎮和東鄉縣，以及江西鉛山的商品市場、江西、洞庭商人等。勾畫了明清長江中游在全國市場中的地位和商品流通的概貌[46]。另外，陳學文的《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也部分涉及到長江中游的商品流通[47]。

隨著清代經濟史其它領域研究的展開，對長江中游的研究也更加拓寬深入。如徽州學研究中關于長江中下游商品流通的研究，使長江中游的地位顯得重要起來。張海鵬的《徽商研究》是對80年代中期以前徽商研究的總結，其中“徽商在長江流域的經營活動”涉及到了長江中游和下游的商業流通情況；“徽商在茶、木、糧、典和棉布業中的經營活動”探討了除鹽業以外，徽商所從事的大宗商品的長途販運貿易活動，包括徽商與茶葉貿易、徽商與木材貿易、徽商與糧食貿易、徽州典商述略、徽商與江南棉織業幾個部分[48]。此外，王廷元和李琳琦分別對徽商與吳楚貿易、木材貿易進行了專題研究[49]。

除了徽商研究中的長江中下游長距離商品貿易外，對本地區商品流通的專門研究，目前僅限于糧食、食鹽和棉花的流通。其中關于糧食流通，較早的是80年代初陳支平對清代江西糧食運銷的研究。他詳細考察了江西產生省內糧食運銷的原因和特點、省外糧食運銷的方向和路線，估算了外運糧食數量，并指出其對東南沿海和本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及其有限性。這一研究可稱為研究區域糧食運銷的優秀范例，亦為本研究領域長期無人超越的里程碑[50]。此后，大量的糧食貿易研究圍繞著“湖廣熟，天下足”的討論展開。吳琦在對清代湖廣漕運的研究中，論述了湖廣漕運(主要是糧食)與商品流通的關系及其對城鎮發展的促進作用，尤其是對本地區商業城市繁榮的推動作用[51]。鐘永寧用計量方法討論了18世紀湖南糧食輸出的可行性問題[52]。張國雄對兩湖糧食外運的研究認為，“湖廣熟，天下足”這一經濟現象產生于明代中后期，盛于清代，外運糧食有漕糧、官府采買和民間商販三種結構，其集中的方式、解決的問題以及產生的作用各不相同。在同時期的余糧輸出省中，兩湖居首位，地位高于四川、江西等省[53]。這一觀點在張國雄與梅莉合著的《兩湖平原開發探源》中也有表述。張建民在其關于“湖廣熟，天下足”的討論中也考察了長江沿岸的米糧流通[54]。方志遠的近著對以上觀點作了總結研究。此外，張巖考察了漢口糧食的省外省內運銷情況及其性質和影響[55]。最近，鐘興永在對湘米貿易的研究中，對清代湘米產量和輸出渠道、省內湘米市場網絡、湘米交易方式、貿易價格以及湘米貿易發展的原因等作了更為細致的考察，填補了該領域研究的空白[56]。至此，對長江中游糧食貿易的研究基本全面。

方志遠對明清湘鄂贛地區食鹽流通的研究非常詳細，包括淮鹽的行鹽區與行鹽額、政府對淮鹽和私鹽販運的不同態度，以及淮鹽在湘鄂地區行銷的狀況[57]。關于棉布流通情況，劉秀生論述了清中期湘鄂贛地區棉布生產的自給性，討論了其區域內市場和外銷市場圈，從而考察湘鄂贛市場圈在清代全國布匹市場格局形成中的決定性影響，以及形成這種格局的原因。這一研究別開生面，很有價值，對于商品流通研究具有指導性意義，無論就其研究方法還是研究結論而言，均可稱為這一研究領域的上乘之作[58]。對于其他經濟作物作為商品的流通，目前雖未見到專門的研究，但一些學者的研究已對本區域的藍靛、甘蔗、苧麻和茶葉的流通有所涉及[59]。

關于商人的研究和城市、市鎮經濟研究以及商品流通的研究密不可分，時常交織在一起。如前引王廷元、李琳琦對徽商的研究和曹國慶對景德鎮徽州瓷商的研究。張海鵬的《徽商研究》更涉及徽商在長江中游的活動、經營行業、經營方式、商業資本流向情況。李華對湖北的地方商人、湖南的本地和外籍商人都有專門的研究。他認為清代湖北農村由于經濟作物的大面積種植，農產品的商品化，吸引和刺激了各地商人的到來，其中，外地商人多于本地商人，外省商人勢力大于本省商人，商品交易的頻繁還促進了大小市場和專業市場的形成，但占絕對多數的仍是小市場，進而指出湖北農村經濟在全國的地位。在清代湖南的城鄉則活躍著除本籍商人之外的十幾個外省商幫，為其他省份所少見，這一現象意味著湖南商品經濟的活躍和社會經濟增長水平的高度發展，有清一代湖南的社會經濟已發展到僅次于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地位。在湖南活動的各商幫中，本地商人似乎最為強大，他們不僅在本省經商，且在鄰省城鄉活動，湖南商人在當時全國眾多商幫中處于中等以上的地位[60]。前引方志遠近著對湘鄂贛地區的商人亦作了總結性研究，內容涉及商人的社會構成與資金來源、經營行業與方式、經營觀念與利潤投向以及商人組織與市場管理。

三農村經濟的研究

關于農村經濟的研究，80年代較少，90年代學者對這一領域的關注開始加強。這方面的專著，首推傅衣凌的《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61]，他在書中關于城鄉商品經濟、江西工商人口流動的研究，具有開拓意義。陳學文、鄭昌淦以及劉秀生等學者在全國性商品經濟研究中對長江中游經濟均有涉及[62]，可視為清代本地區在全國經濟地位的一種反映。對于本地區的研究專著有吳量愷的《清代湖北農業經濟研究》[63]，龔勝生的《清代兩湖農業地理》[64]，以及近期方志遠的《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

關于農村經濟的論文，也大量集中于糧食研究。譚天星就兩湖糧食產量、糧食商品化、農業生產技術水平以及兩湖農業經濟發表了多篇論文[65]，是較早關注這一領域的學者之一。江漢平原農業研究方面，張家炎的貢獻尤多，除前文介紹的關于農業開發對當地商人活動和市鎮發展影響的研究之外，主要集中于清代江漢平原地區的水稻生產、作物結構特征以及該地區農業發展的地區特征、湖北雜糧作物等方面，指出了江漢平原糧棉兼重、各種類型均有發展的特點。他并撰文比較兩湖平原和長江三角洲農業的發展，圍繞“蘇湖熟，天下足”和“湖廣熟，天下足”諺語的轉化，討論了兩地農業重點的次第轉變、勞動力轉移的不同途徑及其對當地農業經濟轉變的正負作用、城鎮工商業對農業的不同反饋作用，已從描述、分析的研究積累上升到理論總結的高度[66]。張國雄是又一位對“湖廣熟，天下足”有專門探討的學者，在前引張氏與梅莉的合著中可以看出，同時他還專門發表了討論該諺語的經濟地理特征和產生條件的論文[67]。龔勝生除了前文介紹的對兩湖農業地理的研究外，還專門考察了清代兩湖玉米和甘薯的分布。并在對兩湖米價的考察中指出，清代兩湖米價經歷了一個由高而低又由低而高的趨勢過程，這個趨勢過程與其耕地負荷量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實質上反映了人地關系的演變，清代兩湖米價的長期上漲還對其民生狀況產生了深遠影響。另外，龔勝生對本地區耕地結構的研究填補了該領域的空白，在對明清載籍耕地類型進行的探討中，龔氏闡述了該地區耕地結構的特點及形成原因，指出自然條件的制約是該地耕地梯度差異形成的主要原因，水田比重是影響該地區明清商品大米輸出諸因素中的主導因素[68]。此外，李華研究了湖南的稻谷生產[69]，梅莉探討了湖北的農業區域特征[70]。

關于本區域經濟作物的研究，龔勝生考察了兩湖茶葉的種植與分布和棉花的集中產區[71]。梅莉對湖北茶葉的集中產區進行了專門的研究，并提出明清湖北茶葉發展的兩個階段，分析了各階段的發展情形和原因[72]。李華對湖北、湖南經濟作物均有研究，并指出了湖北經濟作物種植與商人活動、商品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73]。關于江西經濟作物的研究也有不少，曹樹基的研究較早地涉及到贛南和贛北經濟作物的種植。[74]其后于少海在對贛南商品經濟的考察中再次討論了贛南的經濟作物。[75]前引王根泉等的文章還考察了江西撫州府地區經濟作物的種植。[76]昌慶鐘、李衛東等則對清代江西省經濟作物的發展及其局限作了全面的探討[77]。至此，對于湘鄂贛三省這一領域的研究已基本覆蓋。最后，值得一提的仍是方志遠的《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該書內容博大，除前引各方面專題均有總結性研究外，于湘鄂贛經濟作物和加工的研究可謂用力匪淺，在茶葉、棉花的研究之外，又開辟了對苧麻、藍靛、煙草以及其他作物種植與加工的研究。

90年代還出現一些對于農村商品經濟的研究，如方行、李華對湖南的研究[78]，前引王根泉等對江西撫州商品經濟發展水平的研究[79]，徐曉望對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總體性的研究[80]。此外，梁淼泰對江西浮梁縣農村商品的考察最為細致，他認為明清時期景德鎮的商品經濟繁榮，浮梁農村則自然經濟穩定，一個地區之內，先進的手工業和低下的耕作水平長期并存，很不相稱，城市雖能帶動農村輸出大量農村商品，卻不能引發農村經濟性質的變化[81]。

四 手工業和礦業研究

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李華對湖南采礦業的考察[82]和梅莉對湖北紡織業的研究[83]。江西手工業的研究則主要集中于景德鎮瓷器的研究，此處不再贅述。

本區域手工業和礦業整體性的研究以方志遠的《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中相關專題的考察最為全面，其內容包括制瓷業、造紙業以及各種經濟作物加工業(棉布加工業等)。文中比較了主要手工業與經濟作物加工業的異同，指出其共同性是使用簡單的工具、具有一定的科學含量，但基本上屬于手工生產，其動力均為原始動力。差異性則表現在生產方式、商品化程度以及社會效應等方面。該書還考察了本地區的礦冶業及其生產方式。

五 經濟開發與環境變遷研究

清代也是長江中游部分地區的經濟大開發時期，這方面的研究較早的有80年代曹樹基對流民與江西山區開發的考察[84]，但這時的研究只注重開發對經濟的促進作用，還未對其引發的環境問題進行考察。隨著研究的深入和展開，經濟開發在產生經濟效益的同時，其生態效應的問題也日益受到學界的關注。張建民較早地在這方面作了探討，認為清代湘鄂西部山區人口的急劇增長推動了開潮，而落后的開發手段和水利條件，加上在不宜糧的山區進行以糊口為目的的開發，造成單一的生產、超薄型平面墾殖、以消耗甚至破壞自然資源為實現經濟增長手段的經濟特征。這種開發雖實現了量的增長，但最終造成森林等資源的破壞和浪費、與此相關的多種經營的枯竭以及在當時即已出現的水土流失現象或傾向。另外他還就江漢平原、洞庭湖區垸田與水災進行了考察，注意到了清后期該地區生態惡化的問題[85]。

此后，宋平安對江漢平原水災害與經濟開發的互動關系進行了分析[86]。龔勝生探討了清代兩湖人口壓力下的環境惡化問題，認為兩湖在乾隆時期出現了人口壓力，根本原因是清中期的社會安定、人口增長，使得人均耕地下降。人口壓力的緩和主要靠剩余人口擴散——土地開墾來實現，從而引起生態環境的惡化。對此清人雖已有認識，但囿于時代的局限和現實的困難，未能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87]。張國雄對兩湖農業的研究也注意到經濟開發與環境變遷的關系[88]，在《兩湖平原開發探源》中又分析了兩湖平原水旱災害的變化及其與垸田經濟的關系，以此考察大開發過程中經濟效益與生態效應的相互影響，從而使兩湖經濟研究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關于清代長江中游經濟史的研究已經取得可喜的成就，尤其是近年來關于本地區市鎮和商品經濟綜合研究的出現，說明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正在朝著趕超同期江南經濟研究的方向邁進。但與同期江南經濟研究、珠江三角洲經濟研究相比，清代長江中游經濟史的研究仍然處在弱勢。無論是經濟現象的描述和分析，還是理論高度的總結，無論是數量或是質量，無論是方法論還是研究思想，本區域的研究都有待學者繼續探索。

綜上所述，清代長江中游經濟史的研究還存在著以下不足，筆者在此提出，以供商榷。

一是各領域研究不平衡。對城市和市鎮的研究比重較大，也出現了一些總結性研究成果。但現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城鎮，尤其是沿江港口和景德鎮的研究，對于廣大的中小城鎮，雖有涉及，但從整體來看，還遠遠不夠。對商品流通和農村商品經濟的研究在整個區域經濟研究中的比例適中，但其中的研究又是只關注到糧食、棉花、茶葉幾個大類，最多的還是集中于對平原稻米的研究上。對于各類商品的生產圈、輻射圈、流通路線及其在清代的變化之類的研究基本還是空白。另外，對于手工業、礦業的研究還很薄弱。

二是同類研究中的重復內容很多。不知是學術態度的問題還是學術信息不暢，筆者在閱讀前人研究成果的過程中，往往發現雷同的研究思路甚至結論。因此，本領域的研究也亟待學者加強學術交流，拓寬視野，共同推進。

三是研究手段和思想的陳舊。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的確有一大批論文堪稱優秀之作，但也有不少研究創新不足，從而無法在理論上升華。

今后的研究，竊以為可以從以上薄弱環節出發，克服以往研究中的弊病和障礙，使本領域的研究達到新的高度和深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日]重田德：《清初湖南米市之考察》，《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956年10期。[日]森田明：《關于清代湖廣地方的定期集市1，《商經論壇》1964年第3卷第1期。

②[44] 吳量愷：《清朝前期國內市場的發展》，《科會科學輯刊》1986年第2期。

③ 吳量愷：《明清時期城市經濟的繁榮和商業貿易的發展》，《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6年2期。

④[23][26] 吳量愷：《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轉運貿易》，《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1期。

⑤ 陶建平：《明清時期漢口商業網絡的形成及其影響》，同上。

⑥ 宋平安：《明清時期漢口城市經濟體系的形成與發展》，同上。

⑦ 石瑩：《清代前期漢口的商品市場》，《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年2期。

⑧ 關文發：《試論清代前期漢口商業的發展》，載葉顯恩主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

⑨[25] 梅莉、張國雄：《兩湖平原開發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⑩ 范植清：《前漢口鎮商業資本的發展》，《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2期。

⑾ 王永年：《論晚清漢口城市的發展和演變》，《江漢論壇》1988年4期；《晚清漢口對外貿易的發展與商業的演變》，收入章開沅、朱英主編《對外經濟關系與中國近代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

⑿ 彭雨新、江溶：《十九世紀漢口商業行會的發展及其意義》，《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年4期。

⒀ 任放、杜七紅：《傳統市鎮近代化芻論——以漢口鎮為個案的研究》，《人文論叢》2000年號。

⒁ 陳鈞、任放：《世紀末的興衰——張之洞與晚清湖北經濟》，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陳鈞：《武漢近代商業文化的結構分析》，載《近代武漢城市文化散論》，香港天馬圖書有限責任公司，1994年。

⒂ 楊蒲林、皮明庥：《武漢城市發展軌跡》，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0年；皮明庥：《近代武漢城市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皮明庥、吳勇：《漢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皮明庥：《一位總督·一座城市·一場革命——張之洞與武漢》，武漢出版社，2001年。

⒃ 梁淼泰：《明清時期景德鎮城市經濟的特點》，《江西社會科學》1984年7期。

⒄ 梁淼泰：《明清景德鎮城市經濟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⒅ 蕭放：《宋至清前期景德鎮的形成和發展概述》，《江西社會科學》1987年3期。

⒆ 曹國慶：《明清時期景德鎮的徽州瓷商》，《江淮論壇》1987年2期。

⒇ 曹國慶、蕭放：《景德鎮考察記》，《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1期。

[21] 方李莉：《飄逝的古鎮——瓷都舊事》，群言出版社，2001年。

[22] 徐希凱：《清末民初的沙市棉花貿易與城市經濟》，《江漢論壇》1988年4期。

[24] 陳關龍：《明清時期沙市商品市場探索》，《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1期。

[27] 段超：《試論清代宜昌城市的發展》，《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1期。

[28] 蕭放：《試論明清時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鎮發展的特點》，同上。

[29] 蕭放：《明清時代樟樹藥業發展初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1期。

[30][80] 徐曉望：《清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4期。

[31] 王根泉：《明清時期一個典型農業地區的墟鎮——江西撫州府墟鎮試探》，《江西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2期。

[32] 曾學優：《清代贛江中游地區農村市場初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6年1期。

[33] 謝廬明：《贛南的農村墟市與近代社會變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年1期。

[34] 李華：《清代湖南城鄉商業的發達及其原因》，《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3期。

[35] 王朝輝：《試論近代湘西市鎮化的發展》，《吉首大學學報》1996年2期。

[36] 張家炎：《明清江漢平原的農業開發對商人活動和市鎮發展的影響》，《中國農史》1995年4期。

[37] 許檀：《明清時期農村集市的發展及其意義》，《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時期農村集市的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2期。

[38] 劉石吉：《明清時代江西墟市與市鎮的發展》，《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臺北中研院經濟所，1989年；或見《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紀念明代史論叢》下卷，東京汲古書院，1990年。

[39] 許檀：《明清時期江西的商業城鎮》，《中國經濟史研究》1998年3期。

[40] 巫仁恕：《明清湖南市鎮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臺灣大學1991年碩士論文；傅樂園：《明清時期湖北的市鎮發展與變遷》，武漢大學2001年碩士論文。

[41] 任放：《明清長江中游市鎮經濟研究》，武漢大學2001年博士論文。

[42] 方志遠：《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人民出版社，2001年。

[43] 收入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45] 方行：《清代前期農村市場的發展》，《歷史研究》1987年6期。

[46] 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人民出版社，1989年。

[47] 陳學文：《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48] 張海鵬：《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

[49] 王廷元：《略論徽州商人與吳楚貿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4期；李琳琦：《徽商與明清時期的木材貿易》，《清史研究》1996年2期。

[50] 陳支平：《清代江西的糧食運銷》，《江西社會科學》1983年3期。

[51] 吳琦：《清代湖廣漕運與商品流通》，《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1期。

[52] 鐘永寧：《試論十八世紀湘米輸出的可行性問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3期。

[53] 張國雄：《明清時期兩湖外運糧食之過程、結構、地位考察》，《中國農史》1993年3期。

[54] 張建民：《“湖廣熟，天下足”述論》，《中國農史》1987年4期。

[55] 張巖：《清代漢口的糧食貿易》，《江漢論壇》1993年4期。

[56] 鐘興永：《清代湘米貿易論略》，《中國農史》2001年1期。

[57] 方志遠：《明清湘鄂贛地區食鹽的輸入與運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年4期；或見《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

[58] 劉秀生：《清代中期湘鄂贛棉布產銷與全國棉布市場格局》，載葉顯恩主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

[59] 王根泉、魏佐國：《明清兩代江西撫州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的水平》，《江西社會科學》1992年6期；陶德臣：《晉商與西北茶葉貿易》，《安徽史學》1997年3期。

[60] 李華：《清代湖北農村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躍》，《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2期；《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1991年1期；《清代湖南商人的經商活動》，《中國經濟史研究》，l992年1期。

[61] 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

[62] 陳學文：《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鄭昌淦：《明清農村商品經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劉秀生：《清代商品經濟與商業資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3年。

[63] 吳量愷：《清代湖北農業經濟研究》，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5年。

[64] 龔勝生：《清代兩湖農業地理》，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

[65] 譚天星：《清前期兩湖地區糧食產量問題探討》，《中國農史》1987年3期；《簡論清前期兩湖地區的糧食商品化》，《中國農史》1988年4期；《清前期兩湖地區農業生產技術水平初探》，《農史研究》第9輯；《清前期兩湖地區農業經濟發展的原因及其影響》，《中國農史》1990年1期。

[66] 張家炎：《清代江漢平原水稻生產評析》，《中國農史》1991年2期；《清代中期江漢平原作物結構研究》，《古今農業》1991年3期；《明清江漢平原農業經濟發展的地區特征》，《中國農史》1992年2期；《清代湖北的雜糧作物》，《古今農業》1996年1期；《明清長江三角洲地區與兩湖平原農村經濟結構演變探異》，《中國農史》1996年3期。

[67] 張國雄：《“湖廣熟，天下足”的經濟地理特征》，《湖北大學學報》1993年2期；《“湖廣熟，天下足”的內外條件分析》，《中國農史》1994年3期。

[68] 龔勝生：《清代兩湖地區的玉米和甘薯》，《中國農史》1993年3期；《從米價長期變化看清代兩湖農業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之際湘鄂贛地區的耕地結構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國農史》1994年2期。

[69] 李華：《清代湖南農村的稻谷生產及其商品化》，《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9年10期。

[70] 梅莉：《明清湖北農業區域特征分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4期。

[71] 龔勝生：《清代兩湖地區茶葉的種植與分布》，《古今農業》1993年3期；《清晚期兩湖纖維作物的種植與發展》，《古今農業》1995年2期。

[72] 梅莉：《明清湖北茶葉及其生產分布》，《湖北大學學報》1994年2期。

[73] 李華：《清代湖北農村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躍》；又《清代湖南農村經濟作物的發展》，《清史研究通訊》1989年3期。

[74] 曹樹基：《明清時期的流民和贛南山區的開發》，《中國農史》1985年4期；《明清時期的流民和贛北山區的開發》，《中國農史》1986年2期。

[75] 于少海：《試論明清贛南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2期。

[76][79] 王根泉、魏佐國：《明清兩代江西撫州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的水平》。

[77] 昌慶鐘：《清代江西經濟作物發展的原因》，《南昌大學學報》1993年3期。李衛東：《清代江西經濟作物的發展及其局限》，《中國農史》2001年4期。

[78] 方行：《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農經濟》，《中國史研究》51991年2期。李華：《清代湖南城鄉商業的發達及其原因》，《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3期。

[81] 梁淼泰：《明清時期浮梁的農村商品》，《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年1期；《明清時期浮梁的田畝數和畝產量》，《江西大學學報》1988年1期。

[82] 李華：《清代湖南的采礦業》，《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3期。

[83] 梅莉：《清代湖北紡織業的地理分布》，《湖北大學學報》1993年2期。

[84] 曹樹基：《明清時期的流民和贛北山區的開發》，《中國農史》1986年2期。

[85] 張建民：《清代湘鄂西山區的經濟開發及其影響》，《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4期；《清代江漢一洞庭湖區堤垸農田的發展及其綜合考察》，《中國農史》51987年2期。

篇（3）

我國正處于傳統產業經濟向新型循環經濟轉變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社會各個領域都在發生著巨大變化，社會經濟的發展與自然環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只有始終堅持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與協同進化，才能推進我國人口、資源、環境的全面可持續發展。盡管我國已頒布相關法律法規，為發展循環經濟奠定了一定基礎，但是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中還存在諸多與循環經濟理念不相適應的制度規定，對循環經濟的形成與發展設置了障礙。

一、體制障礙

1．稅收制度上存在的障礙。我國現行稅制不僅缺少以環境保護為目的、針對環境污染的行為或產品課征的專門稅種而且還存在某些不利于循環經濟發展的稅種。

(1)增值稅。企業增值稅是我國現行稅收制度中的主要稅收來源，增值稅的計稅依據是增值的比例。雖然現行增值稅法規定，對利用三廢產品生產的產品免征增值稅，對廢舊物資回收企業也實行其他稅收優惠政策，但是我國涉及環境保護的增值稅稅種過少，征收范圍也過小，很多企業均享受不到國家的這些優惠政策。

(2)資源稅。現行資源稅是針對自然資源的經濟價值而征收的一種財產稅。我國資源稅規定對開采原油、天然氣、煤炭其他非金屬礦原礦、黑色金屬礦原礦、有色金屬礦原礦和生產鹽的7種礦藏品征稅，并按資源自身條件和開采條件的差異設置了不同的稅率。就目前而言：一是資源稅征收范圍過小，僅限于部分不可再生資源，導致大量非征稅資源價格偏低；二是已開征的資源稅稅率太低，導致資源的價格嚴重背離其價值。這些不但造成了資源的不合理開發和利用，而且加大了初次資源和經過循環生產的再生利用資源之間的價格差，使得廢棄物轉化為商品后的經濟效益難以實現，不利于循環經濟的發展。

(3)消費稅。消費稅是對特定的消費品和消費行為征收的流轉稅。目前，我國消費稅包括的11個稅目所涉產品的消費大多直接影響環境狀況，消費稅的征收起到了限制污染的作用。其中，對汽油、柴油和小汽車、摩托車征收的消費稅對環境污染有較強的抑制作用。但總的來說，消費稅對環境保護的程度非常有限，許多容易給環境帶來污染的消費品尚未被列入征稅范圍，如電池、一次性用品、煤炭、化肥、農藥等。我國的消費稅還沒有起到引導公眾綠色消費的作用，還不能適應循環經濟對消費環節的綠色要求。

(4)排污費。排污收費制度建立十多年來，為污染控制籌集了大量資金，對污染防治工作做出了巨大貢獻。但該制度也存在著許多問題：一是收費標準偏低，使得企業寧愿繳納排污費也不愿積極治理污染；二是收費方法不合理，總體上實行的是單項超標排污收費制度，即只對超過濃度標準的排污者征收，且當排放的污染物在同一排污口含有兩種以上有害物質時按最高一種計算排污費，導致排污者僅注重被收費的污染物的治理；三是排污費的使用不合理。我國排污收費制度建立的初衷是用排污費補償治污資金的不足，因此排污費的80％要返還排污者治理污染，但由于沒有相應的約束機制，返還的資金只有少數被用于污染治理。可見，現行排污收費制度不利于企業自覺采納循環生產模式，不利于循環經濟在我國的形成和發展。

2．經濟核算制度上存在的障礙。以往的預算、統計、會計和審計等經濟法律制度在進行國民經濟資本與成本評估時都未將環境的價值因素納入社會成本中，這就在無形之中助長了人們以破壞環境和掠奪資源的粗放式經濟發展模式去謀求暫時的、局部的經濟利益。

(1)會計制度。我國傳統會計只反映了企業主體與企業主體內部的經濟關系，只承認那些能以貨幣計量的并且能用價格確認和交換的東西，未將資源和環境的消耗計入成本，僅計算了微觀的經濟成本，而沒有計算宏觀的社會成本，變相鼓勵了以犧牲環境、透支未來而取得短期利益的做法。

(2)審計制度。傳統審計制度重企事業單位的財政財務情況、輕企業的經濟績效審計，對于環境績效審計更是一片空白。根據環境審計具體內容的不同，還可以將環境審計的具體目標細分為以下四類分項目標：①評價環境法規政策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幫助法規政策制定部門制定更加科學合理的環境法規、政策與制度；②評價環境管理機構的設置和工作效率，揭示影響其工作效率的消極因素，提出改進建議；③評價環境規劃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幫助有關部門制定出更加科學合理的環境規劃；④評價環境投資項目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為改善環境投資提出建設性意見。而當前我國的審計制度設計上，無論是國家審計還是獨立審計或者內部審計，這一方面都很欠缺。

(3)GDP核算。傳統GDP核算沒有扣除自然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的損失，因而社會成本和效益并不清晰，既不能準確反映一個國家財富的變化，也不能反映某些重要的非市場經濟活動及社會公眾的福利狀況，特別是不能反映經濟發展給生態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

二、完善對策

1．稅收制度上。與國外相對完善的生態稅收制度相比，我國缺少針對污染、破壞環境的行為或產品課征的專門性稅種，即生態稅收，這就限制了稅收對環境污染的調控力度，也難以起到環保作用。

以德國為例，為了更好地貫徹循環經濟法，德國于1998年制定了“綠色規劃”，在國內工業經濟界和進入投資中將生態稅引進產品稅制改革中。德國生產排除或減少環境危害產品的企業只需繳納所得稅即可。此外，企業還可享受折舊優惠，環保設施可在購置或建造的財政年度內折1360％，以后每年按成本的10％折舊。

以日本為例，日本的循環經濟立法是世界上最完備的，日本政府一直積極支持循環利用項目，制定了各種資金投入和稅金制度來支持循環經濟的發展。在稅收上，日本采取了以下措施：①政府對廢塑料制品類再生處理設備，在使用年度內除了普通退稅外，還按取得價格的14％進行特別退稅。②對廢紙脫墨處理裝置、處理玻璃碎片用的夾雜物剔除裝置、鋁再生制造設備、空瓶洗凈處理裝置等，除實行特別退稅外，還可獲得3年的固定資產稅退還。③對公害防治設施可減免固定資產稅，根據設施的差異，減免稅率分別為原稅金的40％～70％。④對各類環保設施，加大設備折舊率，在其原有折舊率的基礎上再增N14％~20％的特別折舊率。

美國亞利桑納州1999年頒布的有關法規中，對分期付款購買回用再生資源及污染控制型設備的企業可減稅(銷售稅)10％。美國康奈狄克州對前來落戶的再生資源加工利用企業除可提供低息風險資本小額商業貸款以外，州級企業所得稅、設備銷售稅及財產稅也可相應減免。美國對公共事業建設和公共投資項目，包括城市廢物貯存設施、危險廢物處理設施、市政污水處理廠等，給予免稅的優惠待遇；而企業單一的污染控制設施難以享受這一優惠待遇。

參照發達國家的做法，結合我國實際，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改進：①增值稅。擴大涉及環境保護的增值稅稅種，讓節約資源和循環利用資源的企業享受到國家的增值稅優惠政策，也可以參照日本采取退稅政策。②消費稅。樹立綠色消費稅的立法理念，將有關措施進一步改進和細化。特別是在實行差別稅率的同時進一步擴大差別稅率的差距。③資源稅。擴大征收范圍，對某些雖可再生但速度緩慢及對國計民生有較大影響的資源也征收資源稅；完善計稅依據，只要自然資源被開采，無論資源是否銷售或自用，開采企業都要納稅。④排污費。可以參照國際通行的做法開征污染稅。污染稅的課征對象是直接污染環境的行為和在消費過程中會造成環境污染的產品。

2．經濟核算制度上。

(1)會計制度設計。應逐步構建和完善綠色會計理論體系。綠色會計把視野擴大到主體同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將整個社會生產消費和相應的生態循環都反映到會計模式上，來計算和揭示會計主體的活動給社會環境帶來的經濟后果。它或表現為社會資源的增加，產生“社會利益”，或表現為社會資源的減少，形成“社會成本”，并將社會利益與社會成本加以比較來評價企業的社會貢獻。

綠色會計應克服傳統會計的缺陷，其基本目標就是在促使企業提高經濟效益的同時高度重視生態環境和物質循環規律，合理開發和利用環境資源，努力提高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其具體目標是充分披露有關的環境信息，為決策者實施經濟和環境決策提供信息幫助。超級秘書網

篇（4）

中圖分類號:F123.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06-0196-02

關于內部控制的概念, COSO(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美國企業咨詢委員會)在1992年的《內部控制整體框架》(該準則于1994年進行了增補)中是這樣描述的:內部控制是由企業董事會､管理層以及其他員工實施的,為經營活動的有效性､財務報告的可靠性､相關法律法規的遵循性等目標的實現提供合理保證的過程｡如果將內部控制的具體內容與設計和執行者的內涵加以擴大,則我們完全可以說,從國家的角度上,一切法律､法規､制度乃至道德規范都是其“內部控制”的組成部分｡

一、我國國家內部控制現狀

市場經濟的有序發展離不開健全有效的國家內部控制｡而伴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發展腳步而來的,卻是假貨泛濫｡問題的根源,一方面是因為我國缺乏細致完善的國家內部控制,另一方面是現有的國家內部控制沒有得到有效實施｡

按照制度經濟學中正式約束與非正式約束的劃分,國家內部控制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相關法規制度,另一個是道德規范｡在中國二者都還處于亟待健全和完善的階段,突出地表現為法規制度體系尚不完整和現有法規制度缺乏可供操作的具體細節｡

1.從相關法律法規來看

我國的法律法規存在的突出問題是過于粗線條,缺乏細節,從而缺乏可操作性｡只要對比一下國外的相關法律,例如,日本的公司法､德國的民法等,就不難發現,我們的法律對細節問題的關注遠遠不夠｡

2.從社會道德規范的角度看

自之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至今,我國根本沒有一套完整的道德規范體系｡盡管我國在歷史上就是一個重視道德､講究誠信的國家,“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與國人交,止于信”､“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等等,先哲們無不強調人無信則不立,強調追求利益應當通過合法的途徑｡然而遺憾的是,這些傳統的道德規范卻在一場浩劫中毀于一旦｡最明顯的后果,就是前所未有的誠信危機｡不擇手段地追求自身利益,成為許多人生活的唯一目標｡沒有法律的規范,沒有了道德的約束,正如我國著名會計專家葛家澍所說,當“利益驅動成為參與資本市場所有方面(也包括監管市場的政府)和所有人的原動力”,“怎會有真正的‘道德’和‘良心’出現于這一社會?‘誠信’這一文化觀念有可能在這種土壤上滋生成長嗎?”

3.國民規則意識欠缺導致現有的“國家內部控制”失效

在《現代漢語辭典》中,“規則”有兩層含義,一是指“規定出來供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或章程”,二是指“規律､法則”,也就是前文所說的“國家內部控制”｡內部控制是防范各種違規行為的主要機制,而“建立并實施控制是管理當局的主要責任”｡在內部控制的組成要素中,控制環境排在首位,是其他要素的基礎,直接決定著內部控制能否實施和實施的效果｡控制環境包括治理職能和管理職能,以及治理層和管理層對內部控制及其重要性的態度､認識和措施｡

篇（5）

一、引 言

自1990年代初期以來,我國經常賬戶持續順差及其主導的我國外匯儲備的大量積累(如圖1所示),由此帶來的巨額貨幣投放給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同時,也致使我國整體的外匯風險敞口過大,容易遭致匯率波動帶來的損失。西方“七國集團”(G7)于2009年10月3日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舉行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時,再次向中國施壓要求我國將人民幣升值以平衡其經常賬戶。在此背景下,國內外各界對于我國經常賬戶失衡狀況可持續性的質疑越來越多,而且從客觀上來說,這種失衡持續下 去也會對我國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嚴峻的現實要求我們首先從理論上分析導致我國經常賬戶失衡的“沖擊―傳導”機制,以期對相應的宏觀經濟政策提供指導。

事實上,隨著我國經常賬戶失衡情況的日益嚴重,已有學者對其進行了理論上的解釋并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由于中國和美國在當今世界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及兩國近似對稱的經常賬戶失衡特征,學者們的研究一般都會探討這兩國之間的失衡關系。其中,金洪飛和周繼忠(2007)對中美貿易的收入彈性和實際匯率彈性進行了經驗分析,認為人民幣匯率對中美貿易沒有顯著影響,人民幣匯率升值將無法改善美國的對華貿易收支。[1](4-17)盧鋒(2008)認為中美兩國的經濟外部失衡具有“鏡像關系”,并從當前國際貿易分工和中國的儲蓄率過高等角度對中國的經常賬戶失衡問題做了解釋,建議實行相關的體制改革和結構調整,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2](19-27)雷達和趙勇(2009)從金融發展的角度對中美經濟失衡的性質及調整方式進行了分析,認為當前中美經濟失衡是中美兩國在分工協作和利益分配上的失衡,對這種失衡的調整必須是結構性的和多邊框架下的調整。[3](62-71)總的來說,這些研究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對我國經常賬戶失衡進行了解釋,但沒有從實證上考察我國經常賬戶失衡的“沖擊-傳導"機制,因此很難從量上考慮各種沖擊對這種失衡的具體影響并提出針對性的應對策略。另外,這些研究主要強調了我國內部因素對經常賬戶失衡的影響,但基本上沒有涉及外部沖擊因素的影響。然而,我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對外出口對我國經濟的拉動作用是非常顯著的,我國對外貿易的依存度也比較高,因此我們認為無論是我國的經濟增長還是我國經常賬戶的失衡都受到了外部沖擊的影響。但是內外部沖擊對我國經常賬戶失衡的影 響究竟有多大,本文將建立一個簡單的計量模型來對此問題進行分析。

二、模 型

為了分析我國經常賬戶的失衡情況,我們選擇1992年第一季度至2007年第二季度我國GDP和經常賬戶差額的季度數據作為本文研究的兩個變量(2007年以來我國經常賬戶失衡的趨勢并沒有改變),并按照Blanchard & Quah (1989)[4](655-673)研究美國GDP波動的方法①將這兩個變量表示為當前及過去的內部沖擊和外部沖擊等兩個結構性沖擊(structural shocks)的函數,由此考察這兩個結構性沖擊對它們的動態影響。首先我們對這兩個變量進行簡單處理(對GDP取其對數值),而經常賬戶差額用其與GDP的比值來代替,隨后進行單位根的ADF檢驗,我們發現在該時段內這兩個經過處理后的變量都是顯著性水平為5%的一階單整序列(即I(1)序列),因此為了數據的平穩性,我們對其作一階差分,發現差分后都是平穩的,結果如表1所示。

及vt+j=A(0)et+j成立。因此,我們首先需要找到A(0),隨后由vt就可以求解出每個時期t的結構性沖擊et,這樣由式(1)就可以將Xt表示成為這兩種結構性沖擊的函數,這個過程即為沖擊分解(shocks decomposition),分解出來的兩種結構性沖擊應該是正交化的(orthogonal)。矩陣A(0)有四個元素,所以我們需要四個約束條件。首先由上述條件易知:

Ω=A(0)A(0)′(3)

而對稱矩陣Ω可以通過上述的VAR估計出來,因此,由式(3)我們可以得到關于A(0)的四個元素的三個約束方程。在作另外一個約束時,我們有很多選擇,例如可以令A(0)的任何一個元素為0從而作短期約束。②但是Blanchard & Quah (1989) 認為,在沖擊分解時對沖擊進行短期約束得出的結論具有很大的隨意性,而進行長期約束得出的結論更為可靠。因此在作另外一個約束時,我們將按照Blanchard & Quah的分解方法(記作“BQ分解")作長期約束。

按照經濟學理論和現實常識,我們認為雖然外部沖擊對于我國經常賬戶的失衡有一定的影響,但影響不是永久性的,也即外部沖擊對我國經常賬戶失衡沒有永久性影響(permanent effect),因此按照BQ分解方法可得如下第四個約束方程:

式(4)中下標表示該矩陣的第1行、第2列元素,該式包含了A(0)的四個元素的另外一個組合,因此我們就找到了關于A(0)的四個元素的總共四個約束方程,從而可以求出et。找出每個時期t的內外部沖擊et之后,我們就可以分析它們對我國GDP和經常賬戶波動的動態影響。

三、我國經常賬戶失衡的動態特征

(一)經常賬戶的脈沖響應分析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我國經常賬戶失衡,因此我們僅給出內外沖擊下我國經常賬戶的動態反應特征結果。首先,在圖2中我們給出了我國經常賬戶對內外沖擊的脈沖響應。該圖有兩個明顯的特征:第一,與Blanchard & Quah (1989)分析的美國GDP對需求沖擊和供給沖擊的脈沖響應結果類似,我國經常賬戶對內外沖擊的脈沖響應也是“鏡像對稱"的,反應了我們沖擊分解出來的兩種沖擊確實是正交的,因此是結構性的沖擊。第二,兩種沖擊對我國經常賬戶的影響都是正負交替而最終收斂的。但是比較這兩種沖擊的效果,在沖擊發生的當期,內部沖擊使得我國經常賬戶有了0.18的順差(即相當于我國GDP的18%的順差),而外部沖擊使得當期的經常賬戶為逆差,但是影響不明顯,只有-0.02。兩種沖擊的影響都在第2期逆轉,隨后又在以后各期逆轉一直到其影響消失。實際上,從圖2來看,內部沖擊對我國經常賬戶的影響在第3期之后就可以忽略不計,而外部沖擊的影響從第4期以后也可以忽略不計(為簡潔,圖中沒有畫出“誤差間距線”(error band),實際上,內部沖擊的影響在第3期之后以及外部沖擊的影響在第4期以后的波動都在0附近很小的區間波動,而且被包括在誤差間距線之內)。由于本文采用的是季度數據,因此兩種沖擊對我國經常賬戶的影響都在一年以內,所以這兩種沖擊對我國經常賬戶的影響的時間都很短暫。

其次,為了研究這兩種沖擊發生后對我國經常賬戶累積性的影響(即對經常賬戶的水平值(level)的影響),我們還可以分析我國經常賬戶對它們的累積脈沖響應,如圖3所示。與圖2一致,內部沖擊發生的當期使得我國經常賬戶有了0.18的順差。之后大約經過8個季度的振蕩調整,自第9個季度以后其影響開始穩定,即對我國經常賬戶順差的累積性影響達到收斂,為0.15。而外部沖擊對我國經常賬戶的影響到第8個季度就可以忽略不計了。因此按圖2和圖3的結論,內部沖擊對我國經常賬戶的影響要比外部沖擊的影響大得多。 (二)內外沖擊下經常賬戶的波動

分析了我國經常賬戶對內外沖擊的脈沖響應之后,在上文進行沖擊分解的基礎上,我們還可以分析樣本時段內我國經常賬戶的每次波動具體可由哪種沖擊因素解釋。為此,我們將樣本時段內我國經常賬戶分解成為由內部沖擊引起的成分(component)和由外部沖擊引起的成分,③分別稱作經常賬戶的“內部沖擊分量”和“外部沖擊分量”。其中內部沖擊分量可由將每個時期的外部沖擊設置為0而得,同理可得外部沖擊分量,結果如圖4所示。

在圖4中,我們發現在樣本期內我國經常賬戶和其內部沖擊分量的波動圖形在時間序列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即樣本時段內我國經常賬戶的波動基本上都可以由其內部沖擊分量來模擬,而外部沖擊分量的表現類似于白噪聲,沒有規律性,不能模擬我國經常賬戶在任何時段的波動。我們認為這種結果是必然的,因為在樣本時段內的大部分時間里,人民幣匯率制度為事實上的盯住美元匯率制度,這種匯率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隔離了外部沖擊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從而使得外部沖擊對我國經常賬戶的影響非常有限。

結合圖2、圖3和圖4,我們可以得出關于我國經常賬戶失衡的如下兩個主要結論:(1)我國經常賬戶失衡主要是由我國內部沖擊引起;(2)自1990年代初以來,導致我國經常賬戶的每次具體波動都可以由其內部沖擊分量模擬,即導致其不斷正向波動的沖擊因素主要來自內部,外部因素影響較小。

四、政策建議

根據上文得出的結論,自1990年代初以來我國經常賬戶持續順差的沖擊因素主要來自我國內部。實際上,從“儲蓄-投資=經常賬戶差額"的會計恒等式來看,我國儲蓄長期高于投資(在我國的投資中,有很大部分投資是由FDI完成的,這又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和擠出了國內資本的投資),經常賬戶長期順差也在情理之中。因此,要解決我國經常賬戶的失衡問題,治本之策應該是必須對我國內部經濟結構進行調整,本文的貢獻在于從定量上對此問題進行了分析,堅定了我們從內部經濟結構調整來解決我國經常賬戶失衡問題的決心。

從上述會計恒等式來看,導致我國經常賬戶持續失衡的內部經濟結構問題可以歸結為儲蓄過高和投資低效,而儲蓄過高又主要是因為消費過低。具體來說,儲蓄過高與我國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教育和健康支出不確定有關,而投資低效與地方政府的干預、利率過低和利率的期限結構不合理等因素有關。為此,我國可以選擇擴大公共支出,比如加強國內交通及通訊基礎設施的建設,加大對農村醫療、基礎教育的投資,以及加強對教育、科研和創新活動的支持等。另外,我們也要適度關注外部沖擊因素對我國經常賬戶失衡的影響。外部沖擊之所以對我國經常賬戶產生不了影響,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長期以來我國的匯率制度隔離了外部沖擊對其的傳導,因此我國要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為此,可以選擇適度加強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靈活性,使得人民幣成為反映國際市場價格變化的一個重要信號,從而反應國際沖擊對我國經常賬戶的影響。

最后,我們認為我國的經常賬戶失衡并不是一個難以克服的問題。從本文分析得出的結論來看,雖然我國經常賬戶保持了十多年的順差,但是無論是內部沖擊還是外部沖擊對其影響都很短暫,通常只有幾個季度,也就是說只要策略得當,在短期內減少以致逆轉我國經常賬戶順差是完全有可能的。展望未來,隨著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靈活性進一步增強,外部沖擊對我國經常賬戶的影響也會越來越顯著。因此,通過上述的組合策略,我們相信,我國的經常賬戶可以在不久的將來達到合理的平衡。

注 釋:

① Blanchard & Quah (1989) 分析了1950年第二季度至1987年第四季度美國GDP的波動情況。他們將該樣本時段內的GDP分解為由供給沖擊和需求沖擊兩種結構性沖擊導致的組成部分,這樣就可以研究每種結構性沖擊對于GDP波動的影響。

② 例如我們可以令A(0)的第1行、第1列元素為0,這種約束的意思就是說當期的內部沖擊發生后對GDP沒有影響,因此只做了一期約束,所以屬于短期約束。

③ 關于如何將一個非平穩的時間序列分解成不同分量的具體做法可以參見Beveridge & Nelson (1981)。[5](151-174)

主要參考文獻:

[1]金洪飛,周繼忠. 人民幣升值能解決美國對華貿易赤字嗎?――基于1994-2005年間月度數據的貿易彈性分析[J].財經研究,2007(4).

[2]盧 鋒.中美經濟外部失衡的“鏡像關系" [J].國際經濟評論, 2008 (11-12).

[3]雷 達,趙 勇.中美經濟失衡的性質及調整:基于金融發展的視角[J]. 世界經濟, 2009(1).

[4]Blanchard, O. and Quah D. The Dynamic Effects of Aggregate Demand and Supply Disturbanc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 (4).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China's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An Empir ical Study Based On BQ Decomposition

Liu Yaocheng1 Xu Xiaoping2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aso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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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經濟帶是一帶一路在國內的主要交匯地帶,應該統籌沿海、沿江、沿邊的全面開放,實現同一帶一路建設有機融合,培育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

長江經濟帶是指沿江附近的經濟圈。長江經濟帶覆蓋上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慶、四川、云南、貴州等11省市,面積約205萬平方公里,人口和生產總值均超過全國的40%。

（來源：文章屋網 ）

篇（7）

關鍵詞：道路運輸

市場結構

經營運作

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國內的道路運輸基礎設施建設取得進步的同時，市場結構、運作方式也在不斷優化。

然而，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還不完善以及道路運輸業多、小、散、弱比較嚴重的特殊國情，致使我國道路運輸市場秩序混亂、市場結構松散、運作方式仍不規范，因此，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環境下，進一步改革市場結構和運營方式，是我國運輸業面臨的一個緊要問題。

筆者認為：解決我國道路運輸市場現存問題的對策，不僅要重視運輸生產，更要重視調整市場結構，積極培育大型骨干企業，轉變其經營理念，所以我們要從經營運作層面未考慮這一問題。因此，本文將從國內道路運輸業市場結構及經營運作現狀談起，借鑒國外道路運輸業的市場結構和運營方式，提出優化國內道路運輸業市場結構和運營方式的對策和建議，進一步推動道路運輸業的發展。

1．國內道路運輸業市場結構與經營運作現狀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體制改革對道路運輸業注入了活力，道路運輸業進入了高速發展時期，“運輸難”的問題已基本得到了解決，尤其是在公路快速客運領域、公路快速貨運領域、專項貨運領域和物流服務領域，走“組織化經營、集約化管理、規模化發展”之路的運輸企業不斷出現。然而道路運輸市場多年來基本上還是依靠增加運輸經營業戶、運輸從業人員、運輸車輛等生產要素以及在社會經濟強力推動下發展的，呈明顯的粗放式發展狀態。道路運輸市場結構及運營方式還存在以下問題：

(1)總體上看，國內道路運輸業仍處于經營主體多、企業規模小、運輸組織松散、市場集中度低、競爭能力差的狀態，在貨物運輸領域缺乏能起龍頭骨干作用的市場主體。

(2)雖然較之上一發展階段(1985—1996)出現了一定數量的實體企業，但這些企業仍是墨守成規，將重心多放在生產層面上，呈現出各類型企業及個體運輸戶直接競爭的局面，企業的專業特色不明顯，一輛車可以跑遍天下的經營理念還普遍存在。

(3)競爭經營理念落后，缺乏創新精神，運輸服務水平不高。價格競爭依然是主要競爭方式，非價格競爭策略很少被采用。

(4)私法治理薄弱，公法治理難以到位，市場無序，且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亂”。

(5)各種運輸方式之間相互分離，不能協調發展，造成運輸資源浪費，運輸效率低下。

2　發達國家道路運輸業的市場結構及經營運作特征

在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道路運輸市場主體明顯呈現兩極分化。市場集中度高。而且大、小企業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合作關系穩定，市場秩序良好。具體情況如下：

(1)從市場集中度來看，汽車零擔運輸企業不斷合并，數量急劇減少，運力不斷向規模龐大覆蓋全國的少數大型運輸企業集中。目前美國最大的三家運輸公司承擔的運量占全國貨運量的80％以上，營業收入占90％左右。

(2)從職能分工來看，規模龐大覆蓋全國的少數大型運輸企業，運作重心集中在組織經營層面，主要是從事市場組織職能，并從事長距離的干線運輸。數量眾多分散各地的小型運輸企業及個體運輸企業，主要是依托大業戶從事運營，或只為個別具體的客戶服務，從事一些集散貨物運輸和地方支線客運、旅游客運服務等。大小企業之間合作關系相當穩定，互惠互利。

(3)從利益分配來看，在經濟穩定或發展時期，大企業得利好于小業戶。而當經濟蕭條時，承擔經營風險的則主要是大企業。

(4)從專業化程度來看，規模龐大覆蓋全國的少數大型運輸企業，其經營特色非常鮮明，彼此之間一般不會出現正面的、直接的競爭和沖突。

(5)從行業治理方式看，發達國家私法治理比較先進，治理效果較好。

3．對道路運輸市場結構及經營運作的建議

國外發達國家的道路運輸市場機制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已經趨于成熟，在市場自由競爭機制的驅使下，市場結構及運作方式較為先進。筆者將國內道路運輸市場結構及運作方式與國外發達國家的相應情況進行對比，針對我國的具體情況，提出以下調整建議：

(1)不斷提高市場集中度，培育和發展骨干企業。

培植少數大型骨干運輸企業來主導道路運輸市場發展是行業健康發展所迫切需要的，也對提高道路運輸市場集中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積極培植大型骨干企業，首先需要政府通過制定道路運輸產業政策來加以扶持，給予相應的財稅

、信貸等方面的優惠對道路運輸行業主管部門來講，應主要通過在項目審批、經營線路開發、交通規費和通行費減免、同業聯合等方面，予以扶持和傾斜。同時，提高市場準入標準，減少個體運輸戶的增加，鼓勵個體運輸戶或小業戶走聯合發展之路，增強風險抵御能力。

(2)大型骨干企業應調整經營理念，從重視運輸生產轉向重視運輸組織。

長久以來，由于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道路運輸企業的運作重心依然定位在運輸生產層面上，而非經營組織層面。道路運輸業是一個比較特殊的行業，具有高投入，高固定結構的特點：因此規模再大的企業，也不可能一味依靠增加運力和車輛來謀求發展，即使美國最大的道路運輸企業也不可能做到。作為大型骨干企業，首先應該轉變自身的經營理念，走集約化經營之路。可以通過聯盟擴大其資金實力，通過與小業戶合作擴充其運輸生產能力(運力及車輛)：同時也可通過與其他運輸方式的協作拓展市場領域。而自身則將運作重心集中在組織經營層面，主要從事運輸活動組織職能，或從事長距離的干線運輸。具體的運輸生產活動可以承包給合作關系穩定、配備先進、信譽較好、規模較小的業戶進行。如此一來，這些規模較小的業戶與大型骨干企業之間就建立了一種相互依存、互惠互利的長期合作關系。

(3)大型骨干企業必須走專業化發展之路。

道路運輸企業的專業化發展主要包括經營領域專業化和運輸技術專業化。經營領域專業化是指一個大型骨干運輸企業應先在某一領域實現大規模、專業化生產，以此未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升服務質量和增強企業競爭力。運輸技術專業化是指通過配備專用運輸設施和技術，以達到既定被運輸物品的運輸要求，不斷提高服務品質，創立自身的品牌形象，例如鮮活運輸、工藝品運輸、展品運輸、木材運輸等。結合運輸業的特性，選擇專業化發展，符合市場機制的要求，提高了運輸服務的品質，同時可減少直接競爭，是市場機制下運輸企業發展的必然趨勢。

(4)采用多式聯運，加強不同運輸方式之間的協調與合作，走全能發展之路。

所謂全能發展之路，就是要沖破道路運輸界限，重視道路運輸與周圍可以利用的其他運輸方式(鐵路、航空或水運)的銜接與協調，強調綜合運輸。目前我國公路、鐵路、航空界限太明顯，合作較難，應基于綜合運輸體系來考慮。

(5)改變競爭經營理念，重視非價格競爭在市場機制中的效用。

在市場競爭中，非價格競爭是更為重要的競爭。在市場條件下，國內運輸企業不僅要注重價格競爭，還要注重運輸服務品質、企業信譽以及新產品開發等方面的競爭。

(6)公法、私法治理相結合，取長避短，共同整頓運輸市場秩序。

篇（8）

中圖分類號：F830.9文獻標識碼：C文章編號：1006-1770(2006)10-029-03

2006年7月10日，交通銀行開始發售“自動提前終止式股票掛鉤投資存款”，其收益與三只港股相掛鉤，最高預期收益率達到12.5％。與此同時，花旗銀行、荷蘭銀行以及中國銀行、北京銀行等國內外金融機構近期也在境內銷售類似的結構化產品(Structure Products)。然而，在當前國內金融衍生品市場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如何充分理解結構化產品并發展此類理財業務，是值得各方認真考慮的。

一、結構化產品介紹

盡管具有復合結構的投資工具早在17世紀就已經出現，但現代結構化產品的歷史不長，如公認最早的股權連動票據是在1986年發行的（所羅門兄弟公司發行的S&P500指數連動票據（Standard&Poor's 500 Indexed Note,SPIN））。目前，結構化產品已經成為當今國際金融市場上發展最迅速、最具潛力的業務之一。

實際上，結構化產品是運用金融工程技術，將存款、零息債券等固定收益產品與金融衍生品（如遠期、期權、掉期等）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種新型金融產品。如ELN(Equity Linked Notes)產品就是買進債券與賣出期權的組合，PGN(Principal Guaranteed Notes)產品就是買進債券與買進期權的組合。結構化產品在具體設計上具有無限多組合。

結構化產品的到期收益與特定標的相掛鉤，或者說，結構化產品內嵌的衍生品與特定標的相掛鉤。掛鉤標的包括利率、匯率、股票價格（股票籃子價格）、商品價格（石油、黃金等）、指數（股價指數、商品價格指數）及風險（信用風險、通漲風險等）等。

結構化產品有的保證本金安全甚至承諾最低收益，有的品種不保本、存在損失可能。一般來說，結構化產品的保本率和參與率是反向關系的，即如果產品保證投資者較高的本金安全甚至最低收益率，其分享掛鉤標的投資收益的比例就要降低。

結構化產品在全球范圍內主要在場外OTC市場交易，包括集中交易，如臺灣主要是在證券柜臺買賣中心交易，以及通過各金融機構的渠道進行銷售。這主要是因為結構化產品大多是金融機構根據客戶需求度身定做的非標準化的產品。但在一些較為成熟的市場上，結構化產品也已經實現交易所掛牌交易。如美國證券交易所目前有380種上市交易的結構化產品；香港聯合交易所也在2002年上市交易了與個股掛鉤的結構化產品ELI（Equity-Linked Instruments）。

結構化產品發行人的收益，除了手續費收入外，主要是來自高估或低估波動率而形成的溢價發行收入。發行人為降低自身風險，一般要通過買賣標的及其相關資產及其衍生品的方式，對結構化產品進行反向的風險對沖。

二、國內結構化產品的市場發展分析

1、結構化產品是開展理財業務的優良工具

與復合證券在全球大行其道相對應，結構化產品的迅速發展有其必然，那就是這種產品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投資者的需求。

首先，結構化產品具有豐富的可設計結構，包括不同的掛鉤標的、不同的掛鉤方式和方向、不同的支付方式、不同的期限、不同的風險收益結構等，極大地豐富了產品的多樣性，提高了金融機構為客戶度身定制產品的能力。

其次，結構化產品以科學的金融工程技術為基礎，更加科學地實現了保本等產品設計要求。如PGN等保本產品，相比目前保本基金普遍依賴CPPI、TPPI等投資策略而實現的保本，保本承諾更加可靠、產品類型更加豐富，業務模式更加符合國際趨勢。

再次，結構化產品內嵌期權、互換、遠期等衍生產品，將投資者對標的資產未來走勢的預期巧妙地實現產品化，提高了此類產品的潛在收益，極大地提高了產品的吸引力。如高息票據就是以較高的年息率為最大買點的一種結構化產品。

最后，結構化產品可以將投資收益與黃金、石油等商品相掛鉤，為投資者提供一條直接投資黃金、石油等商品的便捷渠道，降低投資成本、提高投資效率。

2、結構化產品在國內的發展前景十分廣闊

結構化產品的上述產品性質，十分適合在國內市場環境發展，前景可觀。

首先，國內儲蓄規模龐大，而結構化產品對儲蓄具有良好的替代性。結構化產品可以設計成為并且相當部分采取了保本型產品的形式，即保證本金安全甚至承諾最低收益。而目前國內儲蓄存款規模達14萬億以上，即使部分被保本型的結構化產品所替代，也將是很大的市場空間。目前部分結構化產品就是以結構化存款的方式出現的。

其次，隨著金融市場的開放和市場化程度地提高，結構化產品作為匯率和利率風險管理工具的功能將得到重視。匯率、利率風險將越來越顯著地影響國內投資者，而在國內缺乏充分的匯率、利率避險工具及市場的情況下，與匯率、利率掛鉤的結構化產品有望獲得大發展。

再次，隨著居民財富的積累以及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居民理財需求日趨強烈。結構化產品的出現，能夠在缺乏投資品種的市場環境下提供新的投資品種，能夠使投資者便利地間接進行股票尤其是商品等投資，并且投資的風險收益結構更完善。

最后，結構化產品的發展將與交易所權證等期權產品的發展形成良好的互補性關系，促進國內金融市場的體系完善。國際上，交易所期權市場與場外期權市場都是互動發展的，場外期權引申波幅是場內期權重要的定價參考。同時，具有買入期權結構的結構化產品，如ELN，將成為權證（賣出期權）發行人對沖風險的重要手段之一。

3、當前結構化產品市場存在的問題和障礙

首先，在港臺結構化產品市場發展過程中也曾出現類似情況，即整體來看，外資機構牢牢掌握結構化產品的核心技術，負責完成多數復雜產品的設計、風險對沖等關鍵工作，而中資銀行目前主要是以背對背形式，作為外資機構境內結構化產品發行的分銷渠道，暫時來看缺乏技術優勢，自主發展的技術基礎薄弱。

其次，國內衍生品市場不發達，對結構化產品的發行人在產品定價和風險對沖兩方面造成客觀的、短期難以克服的技術障礙。境外存在場內外多層次的衍生品市場，外資機構可以通過相互參照完成衍生品定價，并進行充分的風險對沖。這樣的條件在國內不充分，尤其是可以進行風險對沖的市場的不存在或不發達，使得中資機構目前在自主發行結構化產品方面遇到一定的技術障礙。

再次，結構化產品一直面臨著流動性問題。目前市場上大多產品不能提前終止贖回，少數可以但收取較高的費用，投資者受到較為顯著的投資期限束縛。

還有，結構化產品的銷售環節存在一定問題。包括：營銷人員對產品的理解不深；營銷中對投資者的風險揭示還不充分；銷售中存在誤導嫌疑，如預期收益率、累積收益率等的濫用，使投資者不能深入理解產品收益結構。

最后，結構化產品比較復雜，且目前在境內銷售的結構化產品在幣種、掛鉤標的等方面還存在較大的限制，投資者比較陌生，投資積極性受到束縛。包括：交易幣種多為外幣，本幣較少；掛鉤標的多為在境外交易的股票、商品及指數等，境內標的較少。

三、發展結構化產品業務的思路和對策

（一）監管層角度

1、加強市場監管和投資者教育，充分風險揭示，探索中逐步制定產品標準，促進業務的規范發展，切實保障投資者利益。

2、嚴格市場準入，把關發行人質量盡快出臺《結構化產品風險管理辦法》，明確對發行人在資本金、避險操作、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要求。同時，考慮對中資機構業務空間的戰略性培養。

3、隨著市場的逐漸成熟，考慮建立結構化產品的集中交易市場，甚至掛牌上市交易，從而提高產品的流動性、標準化程度和市場普及性。從全球范圍來看，結構化產品呈現出場內、場外兩個市場同時發展的趨勢，其中，場內市場主要針對中小客戶，交易更標準化的產品，場外市場主要針對大客戶，交易定制的個性產品。臺灣的實踐證明，集中交易市場的存在，極大地促進了此類產品的發展。

（二）發行人角度

1、培養產品設計、對沖交易人才，盡快掌握核心技術。同時，加強營銷隊伍建設，提高銷售人員結構化產品方面的知識水平。

2、選取合適的產品類型，減少政策壓力、增加市場吸引力。

（1）先發行保本產品，形成對追求安全、獲利型的儲蓄存款的有力替代，并逐步針對風險偏好客戶推出不保本產品。目前國內市場上幾乎都是保本產品，而在港臺，除了保本產品外，還存在一類以高息票據為代表的不保本產品。

（2）先選擇股票等投資者較為熟悉的掛鉤標的，逐步向利率、匯率、商品及其他標的發展。

（3）先發行風險收益結構簡單、清晰的產品，避免產品結構的過度復雜化。目前，國外市場上，掛鉤多種標的的結構化產品較為流行，且掛鉤標的之間相互依存，內嵌復雜的奇異期權，這種結構并不適合當前國內市場。

（4）先發行境外市場成熟、規范、時間長、表現好的結構化產品，逐步向個性化的結構化產品發展。

（5）尤其是，可以著重同時發行方向相反的兩種產品，從而自動實現發行人風險對沖，降低風險對沖成本，提高潛在收益。

此外，可以積極爭取QDII資格，利用QDII額度進行掛鉤境外標的結構化產品的對沖避險，爭取自主產品發行通道。同時，也可借助合作外資方的QFII資格，發展境內標的的結構化產品。當然，用QDII、QFII額度作對沖交易，成本有點大。

3、針對不同的客戶類型，選準不同的業務模式。

目前基本上存在兩種營銷模式。即：對大客戶，由銀行組織營銷團主動上門推銷，主要采取度身定做的方式，提供非標準化的個性產品；對中小客戶，主要由營業網點進行銷售，提供統一定制的較為標準的結構化產品。如美林等大行多盯住高端大客戶進行定制產品營銷，而恒生銀行、荷蘭銀行都可以通過其營業網點為客戶提供標準化的結構化產品。

4、建立風險頭寸統一、實時監控系統，逐步建立完善的風險控制體系。

篇（9）

中圖分類號：TU472.7 文獻標識碼：A

前言：加固改造行業屬于建筑行業中的特種專業工程領域，是最近興起的新興行業，特種加固工程領域廣泛，可以涵蓋房屋，道路，橋梁，隧道，涵洞等各個不同的工程領域。是一個新型的朝陽行業，有著廣闊的市場前景。

一、加固改造現狀

1、行業概況

建筑加固改造是隨著建筑業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其基礎是巨大的既有建筑存量。據統計，我國現有一大批五、六十年代建造的老房屋因超過了設計基準期而有待加固，全國又有大約三分之一的住宅安全儲備不足，且城市的住宅結構逐漸進入老齡化階段，需要加固維修。同時，從節約成本考慮，利用很多老結構、老建筑的情況越來越多，需要進行加固處理的項目逐漸增加。

2008年以后，中國建筑的維護、加固和改造需求量年增長近50%。我國每年有一大批因生產規模及工藝等更新而需要技術改造和加層的建筑物，它們因結構超載而需要補強；同時，隨著抗震要求、設防標準的提高和改變，許多地區現有房屋不能滿足新設防的抗震要求，從而需要抗震加固；近年來社會上大量曝光的因工程質量低劣所造成的危房，它們也亟待加固處理。在杭州，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建設的住宅樓有2000多幢，這些住宅抗震、結構都不符合現行標準，一些已成危房，必須予以加固改造。寧波已出現樓塌案例。這些情況，國內城市普遍存在。建筑加固改造行業巨大的發展空間對在這個行業注入新的技術、知識和力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從國際經驗看，建筑及建筑服務行業經歷三個大的階段：

大規模新建階段新建與維修改造并重階段舊建筑改造維修加固為主階段

歐美國家處于第三階段，從上世紀60年代就進入大規模加固改造階段。我國目前處于第一階段，并逐步進入第二階段。

目前國內建筑行業由于新建業務巨大，對建筑加固改造領域投入較少，加固改造行業處于發展初期，產業鏈上的多個環節均不成熟。在設計環節，，目前國內尚沒有專業的加固改造設計院，而新建和加固改造設計存在顯著差異，由其是涉及新工藝、新技術的應用時，現有的設計院往往無能為力。在檢測、施工和服務環節，市場主體處于小而雜狀態，國內規模位居前列的幾家專業單位，如巖土科技、特希達、二航特種公司等，經營額都不過幾億人民幣，不像國外的加固公司，可做到年營業額30億美元。

2、行業特點

目前，加固改造行業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1）加固改造專業公司規模均不大，處于高速增長期。

（2）多數企業集中于房屋加固改造領域，能夠同時掌握房屋、橋梁、隧道維修加固和改造的公司非常少，該類企業競爭優勢較明顯；

（3）服務和技術解決了一般建筑施工不可逆性

一般建筑企業主要從事新建項目為主，解決的是建筑從地基開始的逐步、逐層建設過程，是從下而上的建造過程，其受力和承重結構在設計和施工后，具有不可逆性；建筑維修加固和空間改造面對的是已經建成的既有建筑，在維修、加固、換托、增層等各項特種施工作業中，都需要事先全面檢測、了解和計算建筑的整體受力承重等情況，并在進行特種維修加固和空間改造作業施工前，設計專業方案，運用專項技術解決建筑樁基的加固，確保整體建筑的穩定和安全后，進而改變受力和承重情況，并進行換托、增層、空間改造等特種工程作業，解決了不可逆性，與一般建筑企業存在顯著區別。

（4）服務內容和跨度大。

一般建筑企業所施工服務的對象，包括房屋、橋梁、隧道、公共建筑、機場、碼頭等，均為特種維修加固和空間改造行業的服務對象。在施工服務內容方面，特種維修加固和空間改造行業可以在一般建筑施工內容基礎上，對既有建筑從事加固、維修、改造、頂升、平移、換托、監測、支護、防震處理等，其施工服務內容更為寬廣，跨度更大。

（5）技術要求高，技術應用更加多樣，新技術和新材料的應用較多。

由于維修加固和空間改造面對的是整體的既有建筑，部分建筑往往處于使用過程中，因此，對于這部分建筑進行大范圍的、結構性的維修加固和改造，安全性要求非常高，對檢測、建模、設計、施工等各個環節的要求均非常嚴格。

因此，為了確保安全性、穩定性，并在此基礎上增強建筑的承載能力、改善使用功能、延長使用壽命，維修加固和空間改造涵蓋了一般建筑施工行業的技術特點，其具備一般建筑行業的技術特點外，還具有技術應用多樣、技術要求較高、新技術新工藝應用較多、新材料應用較多等特點。

（6）工程量少，工期較短，檢測和設計周期長。

與一般建筑工程相比，維修加固和空間改造企業除提供施工服務外，還可能集合了檢測、設計等服務。并且，相對施工工期而言，由于維修加固和空間改造主要涉及既有在用建筑，直接關涉人身財產安全，因此其檢測和設計周期相對較長，以確保安全性。

（7）人員和機械配置要求高。

人員配置少，機械配置比例高，對機械的要求高，很多專用機械設備，技術含量較高。

（8）資質要求特殊。

一般建筑施工企業應具備總承包資質，而特種加固及空間改造行業應取得特種工程專業承包資質。

總體而言，加固行業目前還是朝陽產業，隨著進入者的增加，競爭會日趨激烈，我公司希望盡快做大做強，在未來的競爭中占據先機。加固行業利潤相對其它建筑行業要高，

2.加固行業分析與前景預測

在歐美發達國家中，目前用于建筑加固改造的投資已占國家建筑業總投資的1/2以上，美國勞工部門在20 世紀末的一項產業預測報告中曾經預言：建筑維修加固和改造行業將是21 世紀最為熱門的行業之一。

我國自建國以來，特別是自上世紀70 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以后，各種房屋,橋梁,隧道和公路以及城市設施數量急劇增加。據有關部門統計，截至2012年底，我國現存的各種建（構）筑物的總面積至少在500 億m2以上，其中絕大多數是混凝土及砌體結構。建國初期建造的大量的工業與民用建筑，服役期大都超過50年，存在各種安全隱患。當前我國既有房屋，有的由于使用性質改變而導致荷載增加；有的為了增加使用面積，在層高較大的部位或在屋頂上進行加層；有的為滿足節能有關規定，需將樓層周邊凹凸部分補平改造；有的需要進行抗震加固；有的由于遭受火災、超載、地基不均勻沉降等原因需要進行加固處理等。

同時，一些新建成的工程項目中，由于勘察、設計和施工中的技術和管理問題，導致工程在建成初期就出現各種質量安全隱患。對于這些建筑物，如果不及時采取加固措施，就有可能導致重大的安全事故。為此，國家每年要投入大量資金用于建筑的加固修復，促進了建筑加固修復業的發展，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市場空間。

一些現有建筑中，舊的結構設計在功能上不能滿足當前使用的需求，這也刺激了建筑加固修復專業的迅速發展。特別是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近年來舊城改造幾乎成了各大、中城市的共同課題。這為建筑加固修復業帶來了空前的發展機遇。

我國建筑市場巨大，當前土建結構的加固改造是我們面臨的一項意義重大的任務。隨著建筑業的蓬勃發展，建筑物的加固、維修、改造的應用領域和范圍也將越來越廣，各種新的加固技術必將不斷地涌現，結構的加固技術也必將取得更長足的發展。

目前我國高速公路網已經已趨于飽和，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機動車的保有量不斷上升，原本設計的高速公路，橋梁，越來越承受不了現在機動車所照成的荷載，道路橋梁破壞加速，但是將原本的橋梁或者道路拆除重建的話，將會造成不必要的浪費，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

此時加固改造技術的應用，就可以利用極小的代價，維修并加固原本已經不堪重負的道路和橋梁，使之恢復到原設計強度，甚至超過原設計指標，不但大大增加的道路，橋梁的使用壽命，而且可以造成更多的市場價值，將損失和浪費減到最低。

我國自然災害多發，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災害對建筑往往產生毀滅性打擊，而地震集中地區的建筑抗震等級往往不能達標，急需抗震加固。汶川地震后全國中小學教學樓將在近三年內完成抗震加固施工任務，給加固行業帶來巨大市場，近2年浙江省將投入至少100億資金對中小學教學樓進行改造加固。例如，今年暑假溫州下轄的縣級市瑞安市就投入近億元對轄區內131各中小學進行抗震加固，2011年又投入一個億對另外一些學校進行加固糾偏。據測算，未來10年全國僅校舍抗震改造和加固每年市場容量就達300億以上。

我國人均資源較少，節能減排和低碳環保是我國需長期堅持的基本政策取向。在建筑領域，對于市區部分老廠房，老工業區等不是拆除重建，而是進行改造加固，予以充分合理利用。例如杭州之江創意產業園，原是一個破舊老水泥廠，經過加固改造后現已變成了杭州之江創意產業園區，既低碳又環保，適應了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

2010年1月，中國公路學會橋梁和結構工程分會與中國比較經濟學研究會聯合在昆明召開橋梁安全耐久性、檢測、評定與加固技術研討會，會上王永珩理事長透露，全國有超過10000座大中型公路橋梁不符合安全行車標準，須立即進行加固改造，如果三年內要求完成加固任務，現有的加固施工單位根本是杯水車薪。這意味著如果按每座橋梁平均維修費按400萬計，光公路橋梁維修費用每年達到400億。

城市橋梁、隧道經過多年的使用，出現不同程度的病害，政府每年都需要拿出大量資金進行維修加固已保證其正常運行。常規情況下，橋梁養護需三年小修五年大修。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目前城市橋梁保有量已接近公路橋梁數量。

可以預見，未來隨著建筑存量的繼續增長、既有建筑逐步進入老化階段、汽車保有量的持續增長、抗震加固的需求增加、建筑結構改造需求的不斷增加，建筑的加固改造行業將迎來巨大的藍海市場，行業處于朝陽期。

二、特種加固的分類

特種加固根據施工工藝，以及加固方法的不同主要分為以下幾種：

混凝土結構加固方法

砌體結構，鋼結構加固方法

2.1混凝土結構加固方法

其中混凝土結構加固方法中分為：直接加固與間接加固兩類設計時可根據實際條件和使用要求選擇適宜的方法和配套技術。

2.1.1直接加固

一般包括加大截面加固法、置換混凝土加固法、有粘結外包型鋼加固法、黏貼鋼板加固法、黏貼碳纖維增強塑料加固法、結構膠植筋加固法等。（以下列舉幾項常用加固方法加以說明）

加大截面加固法        增大截面法是鋼筋混凝土結構加固方法中最為常見，通過一定程度地增大構件截面尺寸、加大受力鋼筋，從而提高構件結構承載力的一種加固方法。它可適用于混凝土梁、柱、板凳多類構件。

優點在于：施工技術成熟，對施工人員無特殊的專業要求，施工方便，質量易于控制，可靠性高，可有效提高結構構件抗力，特別能夠較大程度地提高柱的穩定性。但該方法也一定程度的受到空間、使用功能等要求條件的限制，

缺點在于：為一定程度上占據建筑物空間縮小正常使用面積，現場施工濕作業工作量大，養護時間較長，特別在使用過程中加固對生產、生活有一定影響，而且會影響建筑物的結構外觀。

外包鋼加固法        該法主要是利用鋼板、角鋼等鋼型材將混凝土構件（主要用于柱構件）包裹起來，通過四周各種的約束來增加構件的抗壓能力，適用于在不允許增大原構件截面尺寸，但又要去大幅度提高截面承載能力的混凝土結構，一般主要有干式外包鋼法和濕式外包鋼法兩種。其中干式外包鋼法主要是用焊接連接方式將混凝土構件外所包的型鋼連接起來，實現對原構件的約束從而提高構件的承載能力和抗變形能力；濕式外包鋼法是應用環氧樹脂、水泥砂漿等粘結材料將鋼材和原構件混凝土面層緊密連接，其濕作業工作量大但整體性較好。這種加固施工方法施工簡便、易操作，能明顯提高結構投機的承載能力，較為可靠，同時其對使用空間影響小、現場工作量也較小，施工時間較短，但存在用鋼量較大的缺點，加固費用相對較高，另外該方法不宜在60℃以上高位場所且無防護的情況下使用。

粘貼鋼板加固法        粘貼鋼板加固法是采用粘結劑和錨栓將鋼板粘貼固定于混凝土結構受拉面或其它薄弱部位，使鋼板與加固混凝土構件形成結構整體，來達到提高結構承載能力的目的。該方法近些年來被公路部門廣泛采納，多用于鋼筋混凝土橋梁的加固維修，同時在建筑工程梁、板構件的加固中也較為常見。該法有基本不改變原結構截面尺寸、施工工藝較為簡單、工期短、技術可靠性高、工藝成熟且短期加固效果較好等優點，特別隨著該技術的推廣應用，單位面積加固費用呈下降趨勢，一般情況下，與增大截面法以及體外張拉預應力法等價格方法相比，總的加固費用是最低的，是當前一種前景十分看好的加固方法。

缺點在于：使用環境的溫度有限制，耐腐蝕性差。節點部位不易處理等。然而，易被腐蝕是該加固方法面臨的突出問題，粘貼鋼板加固后表面均需進行必要的防護處理，如水泥砂漿保護或環氧砂漿層，但是鋼板長期使用過程中的銹蝕程度較難估計，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加固構件的可靠性，增加了后期養護費用。此外，為便于施工過程中對粘貼鋼板加壓及防治鋼板剝離，粘貼鋼板時需采用必要的螺栓固定錨固措施，不可避免會對原結構造成一定的損傷，故通常不宜用于鋼筋密度較大且走向復雜的構件結點部位加固。

粘貼纖維復合材加固法        纖維復合材主要包括碳纖維（CFRP）、芳綸纖維（AFRP）和玻璃纖維（GFRP）三種，而目前加固市場上主要采用碳纖維材料。碳纖維加固法是近年來以迅速發展起來的一種混凝土結構加固技術，它通過將高強度碳纖維織物或預成型板材通過改性環氧樹脂粘貼于被加固構件表面達到改善結構受力性能的目的。碳纖維布具有起稿的抗拉強度和彈性模量，并具有比鋼材更好的抗疲勞性能，質量比鋼材小很多，碳纖維材料具有優良的抗化學腐蝕能力和耐久性，且能適用各種復雜形狀混凝土的粘貼要求，因此被廣泛應用于鋼筋混凝土結構、鋼結構、砌體結構、木結構等各種結構形式的加固，主要用于受拉和受彎構件承載力不足的加固，而用其進行纏繞約束作用時，也可用于受壓構件的加固，可以有效增強被加固構件的延性，適用于結構抗震加固。在施工方面，粘貼后對原結構自重和構件尺寸的影響較小，功效高，不需要大型施工機具。

結構膠植筋加固法        該法不是用于提高加固植筋構件的自身承載力，而是在既有混凝土結構或構件上鉆適當深度的鉆孔，把周邊需加固或增加的構件的受力鋼筋植入孔內，并用化學膠粘劑（俗稱結構膠）使原構件混凝土與植入的鋼筋粘結牢固，并使新增鋼筋能發揮設計所期望的抗拉性能。結構膠植筋方法和操作工藝比較簡單，錨固效果好，安全可靠，故方法應用于存在補埋鋼筋、后埋鋼構件的加固中。

2.2間接加固方法2.2.l、增加支承加固法    通過增設支撐點減小結構計算跨度、改變結構內力分布提高承載能力的加固方法被稱為增加支承加固法；該法適用于對使用條件和外觀要求不高的建筑物，搶險工程的臨時性支頂，具有受力明確、易于安裝拆卸、簡單可靠等優點；缺點表現為顯著影響使用空間，對建筑物的原貌和部分使用功能造成一定損害。 2.2.2、預應力加固法    設置外預應力拉桿或撐桿并施加預應力使拉桿或撐桿受力，改變原結構內力分布，達到降低結構原有內力水平，提高結構承載能力的加固方法是預應力加固法。該法具有三重效果——改變結構內力分布、卸載和加固，對其它加固方法中常見的應力應變滯后現象能較好地消除；因此在重型結構、大跨度構件或處于高應力、高應變狀態下的混凝土構件的加固中適用，但其缺點表現為：對原結構外觀有一定影響，且在無防護的隋況下，不宜用于混凝土收縮徐變大的結構，也不能用在60℃以上溫度環境中。

三、加固改造行業在國民經濟的地位及重要意義

眾所周知建筑行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具有如下特點：

1. 建筑業在國民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能為社會創造新價值，提供積累。

2. 建筑業為社會和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生產用和生活用的固定資產。

3. 從整體看建筑業是勞動密集型部門，能容納大量的就業隊伍。

4. 建筑業涉及面廣泛，能帶動許多關聯產業的發展。

5. 建筑業發展國際承包是一項綜合性輸出，有創匯潛力。

6. 建筑業向高空和地下施工技術的發展，為人類擴展了活動場所。

加固改造行業作為建筑行業中的一個細分行業，不但具有建筑行業的上述特點，還具有投入小，產出大，低碳環保，節能減排、新技術、新材料的廣泛應用等一般建筑行業不具有的特點。加固改造行業是符合國家“十二五”規劃，具有多重重要意義的新興服務行業，是我國建設節能減排、低碳環保經濟發展路徑、建節集約型社會、實施可續發展的重要途徑，對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和意義。

結語：在“十二五”規劃要求，大力發展節能減排新技術，加固改造作為近幾年的新型產業，具有低碳環保，低投入，高產出等特點。順應形勢，穩扎穩打，發展創新。將加固改造從勞動密集型向科技智慧型轉變，必定會具有更好的市場前景。

參考文獻：

【1】藍宗建.混凝土結構設計原理[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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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打兩建活動發展狀況述評

隨著《廣東省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工作方案》、《廣東省市場監管體系建設工作方案》的推出，為“三打兩建”提供充足的人財物保障。“三打兩建”中要注意借鑒香港等發達地區的營商法律制度為我所用。防止“三打兩建”工作走過場或執行偏差從而促進“三打兩建”工作持續健康發展。縱觀當前的食品、藥品行業，欺行霸市、制假售假、商業賄賂等現象雖然并不普遍，但卻偶有發生，如果任憑這種現象繼續存在下去，不僅會扭曲市場機制，更會危害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破壞公平競爭和正常交易秩序，阻礙市場經濟健康發展。三打兩建活動活動對于廣東省內的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的發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三打兩建活動可以保證廣東省內的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的有序運行，并且拉動國家內需具有重要的作用。隨著社會發展的需求，現在廣東省內的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發展環境變得日益復雜，這也促使廣東三打兩建活動變得愈加復雜。隨著我國社會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和交通運輸事業的快速發展，這對我國三打兩建活動要求越來越高，同時，我國三打兩建活動關系到社會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發展的質量，我國三打兩建活動是否合理直接關系到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發展的前景，這就要求廣東省內的三打兩建活動在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中，一定要按照一定的科學的設計程序，并重點分析實施的要點。

2、三打兩建活動與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發展的關系

近年來很多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危機的出現，揭示了三打兩建活動對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發展的重要影響，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三打兩建活動與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發展這兩個概念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

2.1“三打兩建”活動可以提高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運行的效率

三打兩建活動，可以有效的增加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系統的運行速度和效率，可以有效的增強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工作人員的信心，以及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體制建立過程中，我國的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環境變化很大且日益復雜。三打兩建活動與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發展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三打兩建活動的科學合理與否，能夠促進或制約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的發展；而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的不斷發展又需要三打兩建活動進行合理調整。三打兩建活動是調節國民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運行的一種最為有效的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杠桿。一般說來，在任何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體制中，只要存在價格機制，其核算、刺激、分配和調節等職能便要同時執行，從而促進或制約國民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的發展，由于三打兩建活動能夠通過自身的變動，制約或刺激產業部門的發展，從而引起社會產業結構的變動等。所以會促使某一個行業的發展和衰退，因此三打兩建活動對于行業的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發展也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各種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組織的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活動也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化，盈利能力、償債能力和持續經營能力都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由于競爭激烈，破產、兼并、重組的現象時有出現。因此合理的三打兩建活動對于我國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的合理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合理的三打兩建活動使得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保持正確軌道發展的積極作用得到有效發揮。進而加快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系統的運行速度，使得整個社會得以有序的運行。

2.2合理的三打兩建活動可以保持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發展的正確方向

通過實施三打兩建活動，那么會減少政府部門的營私舞弊以及貪污現象的發生，因此可以保證可以保持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發展的正確方向，同時通過三打兩建活動可以加強整個社會系統其它方面的合理運轉，從而施加正向的影響。同時，三打兩建活動聯系著各方面的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利益，三打兩建活動導致某一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因素的調整都會引起不同部門、地區單位、個人之間的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利益的重新分配另外，三打兩建活動聯系著社會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活動的方方面面，是重要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信息的傳遞者，在生產領域，三打兩建活動變化提供了生產成本、盈利、勞動耗費、企業經營管理水平等情況變化的信息。三打兩建活動與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發展的關系研究中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就是：政府各個部門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協調關系，由于三打兩建活動的制定和實施需要考慮多個方面的因素。很多政府部門以及企事業單位也是受影響對象，所以通過三打兩建活動，可以有效的增加整個社會群體的向心力。最重要的一點是保持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發展的正確方向。

3、加大執法力度以保障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發展的相關措施

3.1完善法律方面的相關管理機制，是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發展的保證。

良好的管理機制是一個社會的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有序運營的根本保證。不僅對于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系統如此，對于任何社會系統的有序運行也是如此。如果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發展有健全的管理機制，那么不僅可以促進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穩定發展，也會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從而促進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發展管理機制包括兩個方面：“軟”因素和“硬”因素。軟的方面強調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發展制度的制定必須以本國的國情和發展狀況為中心，在管理機制形成的過程中，必須切實考慮到社會發展和企業的實際需求，只有這樣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硬的方面要求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發展的制度制定過程必須有嚴明的規章制度。

3.2加強監督條例的實施以促進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的發展。

三打兩建活動對于促進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的未來發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同時財稅政策制定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財稅政策制定的理論基礎包括很多方面，對于財稅政策的制定來講，可以有財務的理論基礎，法律和政治的理論基礎，雖然不同的理論基礎側重財稅政策制定的不同方面，但是它們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客觀性和公正性，因為國家政策必須做到客觀才能保證整個社會體系的有效運行。如果沒有形成良好的財稅政策制定的理論基礎，那么也不會取得良好的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發展結果。因此財稅政策制定的理論基礎在加強效果時，必須時刻加大力度，對制定人員的管理培訓，只有這樣才能收到更好的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結果。

4、總結

通過對三打兩建活動的詳細描述，發現三打兩建活動對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發展有很多方面的影響，只有切實制定健全的管理制度，才能使國家的國內質量安全和經濟市場長久的得到發展。為了提高社會發展水平，維持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出了很多改進措施，例如，構建有利的社會文化氛圍，加強人們內控完善相關的管理機制和建立清晰的績效評估體系以提高經濟管理的結果，以獲得較好的監督管理結果通過上面的分析和描述都顯而易見，所以只有切實的貫徹企業內控的相關行為活動，才能從根本上維護企業的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1.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編著，《企業家與企業政治思想工作：2005年中國企業家成長與發展報告》，機械工業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