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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社會資源的有限性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一、引言
市場經濟是以市場作為產品和勞動交換場所、以市場供求變化來調節和配置社會資源的經濟運行體系。現代市場經濟存在錯綜復雜、 互相聯系而又互相影響的矛盾體系, 這些矛盾體系是由社會的基本矛盾,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決定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決定了現代市場經濟的矛盾體系,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影響了現代市場經濟的矛盾體系,這些矛盾互相聯系、 互相依存和互相作用, 共同推動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只有真正認識這些矛盾體系, 才能把握現代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現代市場經濟矛盾體系的內容包括: 現代市場經濟活動中產權的矛盾; 現代市場經濟活動中所有制結構的矛盾; 現代市場經濟活動中社會資源配置方式的矛盾,等。產權矛盾和所有制矛盾屬體制性矛盾,在體制沒有突破的情況下, 研究這些矛盾缺乏實踐意義,本文主要只研究社會資源的配置方式，分析社會資源配置方式存在的諸多矛盾能使我們更加清晰地認識現代市場經濟運動中資源配置方式,從而探討經濟管理對社會資源配置的重要意義。
二、 社會資源配置方式存在的諸多矛盾分析
(一) 社會資源配置方式的內在矛盾
社會資源具有稀缺性, 資源配置存在此多彼少的關系。現代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特點在于進入市場的經濟主體, 內有追求利潤的動力,外有競爭的壓力, 并在優勝劣汰中形成一種社會強制。這種特點必然產生社會資源配置手段和社會資源配置目標這兩對社會資源配置方式的內在矛盾。
1 、政府和市場的矛盾
政府和市場的矛盾是社會資源配置手段的矛盾。政府按計劃配置資源, 市場經濟通過市場配置資源,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資源配置方式存在的矛盾具體表現在: 一是市場和計劃雙軌制之間的矛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 資源的計劃性配置仍很多, 舊的計劃經濟烙印很深, 政府迷戀權力并習慣于計劃調控, 對以市場調控經濟的方式、 方法不認識或者認識不夠, 甚至有時是有意識拒絕由市場調控經濟的運行。市場調控就意味著政府權力的喪失,中國在加入 WTO 的過程中, 反對最強烈的是政府部門的一些官員, 因為一旦加入 WTO,就必須按照WTO 規則和市場規則辦事, 社會資源配置就應以市場配置為主, 政府部門的一些官員就沒有計劃的特權。這一例子充分說明市場和計劃之間矛盾的嚴重性; 二是市場與現行政策的矛盾。市場的調控是即時的, 而現行政策是根據制定政策時的實際狀況制定的, 不可能完全反映現時的市場狀況, 無法像市場那樣即時調節社會資源的配置。當然市場調控也有局限性, 也會產生“外部不經濟”，“ 看不見的手”也不是萬能的, 當“市場失靈”時會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三是市場規律和現行政策的矛盾。在市場經濟中,支配市場的是市場規律, 市場規律是按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原則發揮作用的,而政府在制定現行政策時,考慮最多的是社會的整體需要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四是執行現行政策和抓住發展機遇的矛盾。作為經濟行為主體, 其經濟行為必須受到政府政策法規的制約,而市場經濟中又有很多商機與現行政策的利益取向不相一致。
2、效率和公平的矛盾
效率與公平的矛盾是社會資源配置目標的矛盾,資源配置目標一方面是為了提高效率,另一方面是為了兼顧公平。市場經濟存在競爭規律, 經濟行為主體都是競爭的參與者, 競爭規律遵循優勝劣汰,才能體現效率和發展生產力。公平是每個人的天生要求,任何人都要求在任何方面能得到公平的待遇,只有公平, 社會才會穩定, 效率才有保證, 經濟發展也才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顯然,市場經濟中資源配置所要求的效率第一, 與社會主義所要求的公平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
(二) 經濟運行過程的內在矛盾
市場經濟中, 社會資源配置方式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存在內在矛盾,主要有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矛盾,市場變動周期與市場主體的矛盾。
1、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矛盾
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矛盾主要表現為總量上的均衡與失衡、 結構上的均衡與失衡之間的矛盾。總供給與總需求相等時,總量上和結構上處于均衡狀態,國民經濟就能平衡發展, 不會出現“大起大落”，“通縮或通脹”等經濟發展局面, 但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是相對的、 暫時的, 不平衡才是絕對的, 只有當總供給與總需求的不平衡達到一定程度時, 經濟才會出現波動, 成為經濟蕭條或膨脹的根源。無論是哪種情況, 作為經濟運行管理部門的政府都要采取相應的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運行, 以達到經濟的平衡發展或朝政府所需要的目標運行。
2、市場變動周期與市場主體的矛盾市場的運作和變動是有周期性的, 有高峰有低谷。市場變動瞬息萬變,信息的流進流出、 供求關系的變化、 商品價格的升降、 消費者偏愛的改變、 市場行為主體之間的關系等等都在隨時隨地發生變動,宏觀經濟運行周期也影響市場的變動, 這些變動使市場變動呈現周期性。市場變動周期與市場主體之間一方面存在信息不對稱的矛盾, 另一方面市場變動周期要求市場主體的素質相應地即時發生變化,而市場主體素質的變化需要一個緩慢式、 長期式的學習積累過程, 市場主體素質的改變相對于市場變動是滯后的,兩者之間存在矛盾。
三、社會資源優化配置與經濟管理
資源優化配置指的是能夠帶來高效率的資源使用，其著眼點在于“優化”，它既包括企業內部的人、財、 物、科技、信息等資源的使用和安排的優化,也包括社會范圍內人、財、物等資源配置的優化。 資源配置是否優化，其標準主要是看資源的使用是否帶來了生產的高效率和企業經濟效益的大幅度提高。市場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必然導致一部分企業的破產倒閉。一般說來，那些在同行業中科技水平不高，生產效率低，經濟效益差的劣勢企業，會因其產品和服務缺乏市場競爭力而遭淘汰。因此，從資源使用這個角度看，歸根到底是看有沒有實現生產的高效率、高效益。
資源的優化配置主要靠的是市場途徑，由于市場經濟具有平等性、競爭性、法制性和開發性的特點和優點，它能夠自發地實現對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的優勝劣汰的選擇，促使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實現內部的優化配置，調節社會資源向優化配置的企業集中，進而實現整個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因此，市場經濟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一種有效形式。
由于市場調節作用的有限性使市場調節又具有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等弱點，因此，社會生產和再生產所需要的供求的總量平衡，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社會公共環境等，必然由國家的宏觀調控來實現。而在企業內部，部門或地區資源的合理使用，則主要是由市場途徑來實現的。這種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促使企業改進技術，改善經營管理，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經濟效益，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同時，也促進企業面向市場組織生產，優化資產結構，形成合理的創新機制，從而在微觀的企業，部門或地區范圍內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
資源的優化配置是以合理配置為前提，以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以及以整個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為前提的。人類社會的生產過程，就是運用資源，實現資源配置的過程。由于資源的有限性，投入到某種產品生產的資源的增加必然會導致投入到其他產品生產的這種資源的減少，因此，人們被迫在多種可以相互替代的資源使用方式中，選擇較優一種，以達到社會的最高效率和消費者，企業及社會利益的最大滿足。從這個意義講，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就是人們不斷追求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爭取使有限的資源得到充分利用，最大限度地滿足自己生存和發展需要的歷程。在市場經濟中，市場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社會各部門之間大體保持適當的比例關系的調節，國家宏觀調控在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目標，搞好經濟發展的規劃及總量控制，重大結構和重大生產力布局等方面的作用，從整個社會發展來看，其目的都是為了保證社會生產的順利進行，保證有限的資源得以最大限度地利用。
四、意義與啟示
1、提高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
通過對社會資源配置方式的諸多矛盾的研究, 使我們掌握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體系中社會資源配置方式的各種矛盾關系和各種矛盾的運行規律, 這對于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 提高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具有關鍵的作用。
2、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做實踐指導
社會資源配置方式的諸多矛盾是圍繞資源配置展開的, 解決好這些矛盾的有效方法是遵循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 抓住社會資源配置方式中資源配置這一中心環節。這就要求我們在實際工作中要正視市場的各種矛盾, 辯證分析各種矛盾,遵循矛盾的發展規律, 掌握好解決矛盾的方法和解決矛盾的關鍵, 及時調整矛盾雙方, 使矛盾雙方協調統一發展。這種方法對于指導我們搞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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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鄭玲敏，女，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建新西路支行客戶部經理，經濟師
[中圖分類號]F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2095-3283（2012）08-0031-03
一、問題的提出
關于自然資源在經濟增長與結構演進中究竟起著什么作用，一些經濟學家認為自然資源是經濟增長的基礎，對經濟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另一些經濟學家則認為自然資源對經濟增長具有負面作用。并由此產生了“資源優勢論”和“資源詛咒說”發展經濟學中堪稱經典的兩個理論學說。而有著豐裕自然資源的國家和地區的發展路徑，則分別提供了與“資源優勢”或“資源詛咒”相吻合的案例。傳統經濟學理論一直強調自然資源在一國經濟發展尤其是工業化進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自20世紀60、70年代開始，自然資源充裕國（如委內瑞拉和尼日利亞）與自然資源匱乏國（如日本和新加坡）在經濟發展上表現出了巨大的差異，使得人們重新審視自然資源在長期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Auty于1993年首次提出了“資源詛咒”（Resource Curse）的概念，以Sachs和Warner為代表的學者經過實證研究發現，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范圍內，許多國家和地區的自然資源豐裕程度與經濟增速之間呈現出明顯的負相關，這些國家和地區不僅沒有從豐裕的自然資源中受益，反而因為“資源詛咒”導致經濟增長放緩甚至停滯。找出“資源詛咒”現象發生的原因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對其進行抑制是學術界和決策層普遍關心的議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所面臨的資源環境壓力也愈加嚴峻。在國內經濟結構和技術水平未取得重大突破的情況下，為了追求或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速，許多地區不得不將目光轉向“自然資源紅利”，對煤炭、鐵礦、石油等自然資源的需求不斷增加，這為我國資源豐富的廣大中西部地區實現經濟趕超和跨越式發展帶來了契機。但與此同時，中西部地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或多或少地出現了“資源詛咒”現象。我國幅員遼闊，區域間的自然資源稟賦差異十分明顯，主要表現為東部沿海大部分地區自然資源相對匱乏，而中西部地區自然資源極為豐富。但從發展現狀來看，有著豐裕自然資源的中西部地區無論是在經濟增速還是發展質量方面都遠遠落后于自然資源相對貧乏的東部沿海地區。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國內自然資源開發力度的不斷加大，許多資源豐裕地區不僅沒有因此而致富，反而變得越來越貧困，自然資源稟賦優勢沒有轉化成經濟優勢，出現了“富饒的貧困”。
一方面，自然資源在經濟發展中的約束作用不斷凸顯。從當前世界范圍來看，自然資源匱乏已成為全球性的問題。尤其是一些不可再生資源，如土地、淡水、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資源的嚴重短缺以及由其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已經引起各國的高度重視。從我國的實際來看，自然資源頸瓶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制約日益突出，嚴重影響著我國未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雖然我國自然資源總量很大，但是由于人口基數十分龐大，從人均數量看又是一個資源小國。長期以來，大量消耗資源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使我國面臨著國內資源供需矛盾加劇，資源對外依存度明顯升高，國民經濟難以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嚴峻現狀。另一方面，自然資源豐裕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也引起了各界的關注。我國內陸許多有著豐富自然資源的地區在經濟發展上似乎進入了資源詛咒陷阱，無法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和競爭優勢。本文沿著歷史發展的脈絡，對關于自然資源的思想進行歸納和總結。研究馬克思恩格斯自然資源思想，有助于引導全社會樹立資源節約觀念，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步伐，并在此基礎上啟發當代人探索解決自然資源危機的出路，以緩解無限的人類需求與有限的自然資源之間的矛盾，正確處理好自然資源開發規模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
二、的自然資源思想
認為，世界的統一性在于它的物質性。第一，自然界是人類社會歷史活動的一部分。人類實踐活動的基本方式就是現實的生產生活，而人要進行生產又必須以結成社會關系為前提，因此，人與自然的關系一開始就被納入人與社會的關系之中，成為人的社會歷史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第二，自然界是人的實踐對象。馬克思在承認自然界的客觀性的基礎上，出于對人的主體性的肯定，把自然界的客觀性進一步發展為自然界的從屬性。認為自然界存在的本質和意義就是供人進行加工的對象。他說：“從理論領域來說，植物、動物、石頭、空氣、光等等，一方面作為自然科學的對象，一方面作為藝術的對象，都是人的意識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世界的無機界，是人必須事先進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糧。”第三，自然界是人的實踐的產物。馬克思不僅從觀念上把自然界規定為人的實踐的對象，而且認為“從實踐領域來說，這些東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動的一部分。”這樣，經人加工和改造的自然就成為人的實踐的產物。從長遠的整體上看，“人能再生產整個自然界。”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提出“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深刻揭示了馬克思哲學觀對自然界的總的看法。
思想強調了自然資源在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明確指出了人的肉體只有依靠這些自然資源的產品才能存活，不論這些產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物等的形式還是以住房等形式表現出來。在現實世界中，人的普遍性正是通過這種普遍性表現出來的，它將整個自然界首先視為人的最直接、最重要的生活資料。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外界的自然資源從經濟的角度可以分為兩個大類：一類是社會資料的自然資源，諸如魚類資源豐富的水域、有著很大肥力的土壤等；二是勞動資料的自然資源，比如可以借力的奔騰的瀑布，可以用來航船的河流江海，可以作為生產資料的樹林、金屬和煤炭資源等。馬克思認為，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初期階段，第一類的自然資源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當人類社會發展到較高的階段之后，第二類的自然資源就開始變得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恩格斯在其著作《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中也明確指出：政治經濟學家說，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更為確切的說，勞動和自然資源一起才是一切財富的根本源泉，自然界為勞動提供了原材料，而勞動則進一步地將自然資源轉變為財富。不難看出，馬克思充分認識到了自然資源在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認為自然資源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是人類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基本來源。
張培培：的自然資源思想及其啟示
張培培：的自然資源思想及其啟示
可見，馬克思很早就以強烈的前瞻性思想而深刻地預見到了地球上的自然資源并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隨著經濟和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以及人口規模的不斷增加，對自然資源的需求也越來越迫切，這就必然會造成自然資源的緊張，甚至會面臨枯竭的危險。因此，馬克思認為人類必須節約自然資源，注重循環經濟和可持續經濟的發展，還要反對資本主義高消費、高浪費的生產方式。提出，人類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會引發自然界與人類社會關系的緊張，甚至爆發更為嚴重的危機，解決這一危機的途徑只能是合理地調節人類與自然界之間的物質交換關系。“將它置于他們的控制之下，而不是讓其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要依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的變換”。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特別是在他論述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約問題時，以很大的篇幅論述了排泄物的資源化和再利用，明確提出了與循環經濟相類似的觀點，并結合實際闡述了循環經濟和可持續經濟的一些原則。
對于自然資源開發與人類社會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系統資源理論認為，自然資源是第一性的，人文社會資源是第二性的，經濟資源在人文社會資源主導下能動地反作用于自然資源，從而構成人類實踐活動，推動人類社會發展。因而，系統資源理論完全可以從的物質觀、自然觀、實踐觀中找到理論淵源，應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分析系統資源理論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價值。比如，應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來分析自然資源與經濟資源、人文社會資源之間的互動關系，有著重要的參照意義；應用勞動價值論的原理分析人力資源價值也很有意義；應用實踐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人與自然資源及經濟資源的關系更加具有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現代政治經濟學認為，從有目的的需求角度而言，人類的需求在相當長的時間范圍內都會處于未被滿足的狀態，所以在一定時期內將這一問題視為無限狀態對于具體問題的分析和解決并無大的不妥。但是，如果考慮到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期內，用來滿足人類目的性需求的手段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人類對于每一種滿足目的性需要的手段的需求又具有有限性，因此，對于具體商品和服務出于占有和使用的需求總是處于有限的狀態，這一有限的需求經常成為經濟活動的約束因素。另一方面，盡管自然界的資源對于人類活動而言幾乎處于無窮狀態，但是在任何一個時期，由于人類需
要的有限性和人類使用自然資源能力的有限性，自然資源總是處于有限的狀態，人類生產活動所產生的資本積累也是有限的。所以在任何時期，自然資源的有限性都是事實，有限的自然資源成為人類經濟活動的另一個約束因素。
三、自然資源思想帶來的啟示
自然資源是人類社會得以生存和發展、人類生產活動得以順利進行的物質與基礎條件。無論在哪一個歷史時期和社會發展階段，由于人的能力與需要的兩方面約束，使得資源總是處于一定限制范圍內，從這個角度來看，自然資源對人類經濟活動的約束是不言而喻的。西方經濟學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強調了資源的有限性與稀缺性，而政治經濟學不僅認同這一理論假設，同時又對其進行了拓展。并不局限于資源一時的有限性及其對經濟活動的約束性。資源在任何歷史時期的有限性，都顯示出資源對人類經濟活動的約束力。而在長期范圍內，由于人類自身進行的技術創新活動又會進一步拓展資源的范疇，使得資源成為人類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所以，只有充分認識到資源在短期的有限性和長期中的無限性，才能夠真正把握自然資源與人類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全面關系。
的自然資源思想為我們正確把握和處理自然資源與人類社會的關系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啟示。首先，要改變傳統的價值觀和對待自然資源的思想。在傳統的以人類為中心的價值觀和理念下，人類將自然資源看成是自然界饋贈的不需成本、取之不竭的禮物，直接導致了對自然資源無節制的開采。必須改變這種錯誤的自然資源思想，努力克服以人為中心的自私自利的思想，反對掠奪性地開發自然資源，要從人類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科學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其次，要重視循環經濟和可持續經濟的發展。以往我們片面追求GDP增長，而忽視對自然環境的保護和自然資源的節約。要把節約、保護資源變成全體公民的自覺理念和行為，形成發展循環經濟的社會氛圍，要建立健全有利于發展循環經濟的體制機制，大力發展和應用資源節約型的科學技術，通過對傳統行業進行技術改造，提高資源利用率，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消耗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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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分賬營銷的合作方式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媒企的關注和采用，根本原因在于其打破了存在于媒體和企業之間的發展怪圈。一方面，絕大多數企業很期望借助報紙媒體進行推廣，但因為資金有限、廣告效果難以預測而無力或者謹慎投放；另一方面，媒體的廣告費用越來越高，媒體的品牌資源和社會資源遠遠沒有充分利用，有很多廣告資源被白白浪費掉了。
廣告主對廣告效果可說明性的呼聲越來越高，分賬營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它將原來存在于媒企之間的矛盾關系置入“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平臺上，在廣告預算有限的情況下，企業仍可以與媒體進行合作，保證新產品及品牌活動的正常開展；而分賬又使得媒體變身為企業產品重要的營銷渠道，充分地激活了媒體閑置的廣告資源與社會資源。
當然，這種合作模式的成熟還離不開第三方監測平臺的技術支持與公正、透明、客觀的銷售數據監測結果。作為第三方，需準確地監測統計因各個媒體廣告帶來的銷售額及其會員的持續消費行為，即時動態地提供給企業和媒體雙方，確保分賬過程的順利進行。
當然，我們也不能不看到，分賬營銷因其自身的特點，仍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表現如下：
在當今世界的大多數國家，無論是政府還是理論界普遍已形成兩大偏好，即經濟增長偏好和出口偏好。在決策者和研究者看來，經濟增長速度和出口增長速度較快，表明經濟發展呈現出好的發展態勢，否則，就表明經濟運行出了問題，政府應設法扭轉經濟增長和出口增長下滑的局面。筆者認為，判斷經濟增長速度和出口速度的好與壞，應根據國內的實際狀況予以確定，特別應依據國內需求、資源和環境的狀況而確定，不宜簡單依據經濟增長速度和出口速度的快慢而決定。
一、經濟增長偏好
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許多學者用潛在的經濟增長率來衡量實際經濟增長速度的快慢。當實際的經濟增長率接近潛在的經濟增長率時，表明社會的生產潛力已被充分利用，社會已達到了充分就業狀態，經濟處于良好的發展狀態；當實際的經濟增長率與潛在的經濟增長率出現較大缺口，閑置的社會資源增多時，則表明經濟運行不佳，政府宜干預經濟，促使社會資源得到有效配置。就政府干預經濟的方式而言，主要有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產業政策等。在經濟不景氣時期，通常認為政府應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實行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通過收入政策調節需求結構，增大弱勢群體的收入，增加其消費需求；通過產業政策調節供給結構，壓縮無效供給，增加有效供給，提高中高等收入階層的消費需求。盡管經濟自由主義的主張在20世紀80年代一度影響有所擴大，但縱觀二戰后世界各國的發展情況，國家干預經濟的主張明顯占據上風，在各國的經濟實踐中居于統治地位。要求實際的經濟增長率盡可能地提高，實際經濟增長率與潛在經濟增長率差距盡可能縮小的經濟主張是否很正確呢？筆者認為，上述主張具有一定的合理之處，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局限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未充分考慮需求的科學性。就人類的需要而言，可以說其需求具有無限性，然而，可供人類利用的自然資源卻是有限的，它決定了人類的需求不可能無限擴張，而只能是有限擴張。就人類的生產能力而言，其能力呈現出由低向高轉化的趨勢，但受資源有限性的約束，人類的生產能力也不可能無限性的擴張，而只能是有限性的發展。從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而言，人口的擴張受資源和環境的約束，人類的需要受資源、環境的制約，只有將人口數量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將人類的需要盡可能地定位于科學化的目標，才會實現人口、資源、環境的和諧發展。因此，分析經濟增長，不能僅看社會的生產潛力，不能僅看社會的生產能力，也要看人類的需要是否科學。當人們的社會需要普遍處于科學合理的范圍，而人類也有大量閑置的生產能力，而且從可持續發展視角看，資源也能支撐經濟更快地發展，環境對更高經濟增長速度的承載能力也較高，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可運用宏觀經濟杠桿，促進經濟增長速度較快增長。其二，未充分考慮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自然資源可分為可再生資源和不可再生資源。對不可再生資源，當代人宜充分考慮后代人的利益。如果當代人不充分考慮后代人的利益，對自己的需要不進行科學化定位，滿足自己的需求耗用了大量的不可再生資源，這種發展模式屬于非理性發展模式，建立在這種發展模式基礎上的發展速度就不是越快越好。在實際的經濟增長速度與潛在的經濟增長速度存在較大缺口的情況下，如果可再生資源閑置率較高，這時，政府應采取刺激經濟增長的宏觀經濟措施，促進實際的經濟增長率盡可能接近潛在的經濟增長率；在可再生資源已被充分利用，而不可再生的資源已耗用較多，社會生產設施、能力又大量剩余的情況下，我認為此時政府盡可能不運用宏觀經濟政策刺激實際經濟的增長，而應從可持續發展視角理性看待潛在經濟增長率與實際經濟增長率缺口，使實際的經濟增長率建立在社會需求科學化和社會資源利用科學化的水平之上。其三、未充分考慮環境的承載能力。評價人類的生活質量不能僅看人類擁有多少物質產品和服務，還必須考察環境的質量和生態環境發展的可持續性。如果社會的實際經濟增長率與潛在經濟增長率存在較大缺口，社會的生產設施、能力存在一定數量的閑置，而空氣、水的質量嚴重降低，況且耕地沙化嚴重，沙漠不斷擴張，在這種情況下，筆者認為政府就不宜再大量運用宏觀經濟杠桿縮小實際經濟增長率與潛在經濟增長率的缺口，此時就不是實際的經濟增長速度越快越好，而應著眼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著眼于全面、合理地評價生活質量，使實際的經濟增長速度與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相適應。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在潛在的經濟增長率與實際的經濟增長率出現較大缺口的情況下，不宜簡單強調啟動宏觀調節措施提高實際經濟增長率，而應在社會需求科學化、資源利用科學化、生態環境與人類生存和諧化的基礎上啟動宏觀調節杠桿，使實際的經濟增長率建立在理性化、科學化和可持續化的基礎之上。
二、出口增長偏好
一、背景
由于中國社會經濟轉型，城市中出現了新的貧困現象，傳統的粗放型救助與精準性需求的矛盾日益體現在經濟社會生活中。隨著政府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型，一些社會問題單靠政府解決不了，也解決不好，政府職能轉型要求新型社會救助。
二、特點
城市新貧困人口由于社會轉型、體制轉軌和現實需要體現出不同的特性，社會救助也呈現出不一樣的特點。針對當前貧困群體新特點，社會救助從傳統的物質溫飽型救助轉向社會發展型精準救助。精準救助的含義就是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社工介入、督導培訓及第三方評估的一體化救助體系。主要包括以下特點：
首先，政府主導下的精準救助平臺。政府的主導作用體現在政府購買服務、社會組織參與、社工介入的救助框架上，并通過建立社會救助家庭經濟狀況信息核對平臺，確定救助對象。其次，社會組織參與的精準救助機制。由社會組織通過投標方式參與社會救助，通過上門調研摸清貧困家庭的現狀，進行科學分類評估并分析貧困原因，采用不同的服務方法。再次，社工介入，把脈救助對象問題。對救助對象進行評估分析，分析貧困的自身原因、家庭原因及社會原因，制定個性化的社會救助方案。從接案開始，全面地幫助救助對象。在明確規定的社工職責范圍內的問題，社工依法處理;超越社工職權范圍的，立即實行轉介，即移交給負有相關職能的政府部門。同時，社工還要對救助對象的生活狀況進行追蹤調查。
針對社會救助機制不協調、體制不暢通、社工專業能力弱等問題，督導培訓并提升社工專業能力。通過督導協調配置社會資源，優化社工配置，通過專業培訓提升社工服務能力和技術。最后，進行第三方評估，促進救助公平高效。從社工救助項目的設計、調研、方案進程、實施效果、項目財務的合規性、合理性等全方位介入，對項目的完成情況、服務滿意率、財務情況、組織管理、綜合效能五大方面進行評估，總結經驗教訓并探索救助模式。
三、問題
社會救助當前還存在評價機制不夠科學、救助機制不夠長效、承接機制不夠科學、轉接機制不夠精確、救助機制不夠系統、退出機制還未確立等難題。如評價機制還不夠科學。目前社會轉型在繼續，救助對象在變化，用不變的評價救助標準評價變化的救助對象不夠精確。同時，救助的資金有限，如何能用有限的救助資金發揮最大效益，保障救助的長效機制仍然處在探索階段，救助的精準性也不夠高，救助對象需求的復雜性與現有調查方法的局限性還存在矛盾。
社會組織的不成熟以及社工的專業性優勢沒有充分發揮，導致承接救助工作的成效還有待進一步加強。社工志愿者和居委會的優勢發揮不充分，社工、社會組織不能承接的社會救助，應該由更專業的機構、企業和更專業的組織轉接。社會救助是項系統工程，單靠政府的民政部門、以及社會組織還不足以完成社會救助的系統工程，還需要建立大民政、大救助的系統救助體系。
四、對策
社會救助的成效應體現在救助對象的有進有出，只有建立科學的退出機制才能保障救助資金的公平高效。鑒于上述問題的存在特提出如下建議，完善社會救助的系統科學體系。
首先，建立精準發現機制和動態評價機制。建立由民政主導、社會學、經濟學和人口學組成的專家調查組、專業社工機構組成的實務督導組及居委會志愿者等社會治理創新團隊，對救助對象實施精準調查、科學分類。對救助對象給予全方位摸底調查、分析成因制定救助方案。同時，由于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壓力有必要調整靜態標準，對救助對象實施動態標準。其次，建立科學承接機制和精準轉介機制。優化社工配置，建立由實務督導加專業社工機構加社區居委會志愿者的制度化的科學承接機制。無論政府主導還是專業機構參與和社工介入，都無法解決救助對象的全面需求和潛在需求，需要轉介o專業的機構或企業或基金會等社會資源。這就需要挖掘社區資源、社會資源，精準鏈接外部資源，整合一切社會專業資源，最大限度保障救助對象的困難解決。
救助工作是項系統工程，涉及民政、社保等政府相關部門及社會組織及區內外企業，需要建立以救助對象為本的社會救助系統工程，理順機制、優化資源配置，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系統救助長效機制。最后，還需要建立科學評估機制和科學退出機制。通過完善第三方評估指標體系，從經濟效益社會效應等方面進行前期預估、過程評估、結果評估的科學評估機制，并根據救助對象的變化，建立有效的退出機制，以保障救助的公平高效。
參考文獻：
中圖分類號：D9文獻標識碼：A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4.062
1從法經濟學角度看廣場舞問題
近年來，廣場舞作為一種新型的社區體育運動方式風靡了城市和鄉村的各個小區、公園和廣場，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然而令人擔憂的是，由于健身活動場地等資源的限制，健身活動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居民的休息權，廣場舞擾民現象越來越普遍。
從傳統的視角來看，廣場舞擾民現象具有侵權的特性，很容易將其歸于侵權行為。廣場舞擾民現象看似是侵權，但換個角度來講，這種侵權并不必然將責任歸于某一方，其矛盾的根本在于社會資源的有限性。試想，如果社土地資源足夠的豐富，可供社區體育活動的場地足夠的多，那么廣場舞愛好者也就不會占用公用場地，繼而導致居民的安居權受到侵害，也就沒有擾民這一說法了。因此，造成居民的安居權與廣場舞愛好者的跳舞權沖突的直接原因正是社會資源的稀缺性。再者，由于沒有一個具體的規則來規范公共場地的使用權，每一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使用公共資源，這也就導致了廣場舞群體的跳舞權、公共場所使用權與其他群眾的公共場所使用權之間的沖突。廣場舞愛好者基于其享有的跳舞權以及公共場所的使用權使用公共資源無疑是不違反法律制度的，但是當其影響了居民的安居權時，如何最大程度的減少雙方損害從而解決權利沖突便成為焦點。
對于整個社會而言，減少損害的關鍵在于提高社會資源的利用效率，達到社會財富極大化的目的。倘若為了減小廣場舞噪音對居民的損害，而對廣場舞愛好者加以限制或者予以禁止，這種安排并未使有限的社會資源得到充分利用。因此，在分析廣場舞問題時，我們需要擺脫傳統的法律思維，轉而從法經濟學的角度尋求最優的資源配置。從法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在科斯的框架中，三大定理揭示了法律以及市場之間的關系：首先，法律創制權利的初始安排；如果市場沒能實現有效率的權利轉移，就通過適用規則進行權利變更，實現合理的資源配置。因此，下文將重點討論權利的初始安排和三個產權保護規則的選擇。
2初始權利的安排
科斯定理認為：若交易成本為零，無論當法律如何劃分初始權利，資源配置都會達到最有效的結果。因此，通過合理的權利安排來降低交易成本，從而達到效率最大化就顯得十分重要了。
就廣場舞問題而言，如果將改變現狀的責任歸給居民們，那么結果將會有三種：一是居民自己被迫搬家，留下的都是能夠忍受“噪音”的；二是居民自己出錢給房子安裝隔音和消音裝置；三是居民組織起來籌款修建社區活動室，讓廣場舞愛好者去室內跳舞。但如果將主動調整的責任歸給廣場舞愛好者，也會出現三種對應的結果：一是廣場舞群體被迫解散，廣場舞愛好者們失去了社區鍛煉的權利；二是廣場舞仍繼續，但需要為社區內受廣場舞“噪音”影響的居民安裝隔音和消音設備；三是廣場舞愛好者自己籌款修建社區活動室，廣場舞改成室內舞。筆者認為，若將責任歸給廣場舞愛好者，會使得改變現狀的成本大大降低，且更符合正義的原則。試想，若因為廣場舞群體肆意播放音樂制造“噪音”，而動用更多的社會資源，使得公眾的財產和精神利益遭到損失，甚至是被迫搬家，這不符合效益最大化原則，社會資源也得不到合理的配置。因此，將權利賦予居民，將主動調整的責任歸給廣場舞群體，更能降低交易成本，達到最高效率。
3產權保護規則的介紹與選擇
Calabresi和Melamed在1972年提出了三種基本的保護規則，即財產規則、責任規則和不可讓與規則。
財產規則要求只能通過自愿交易，支付權利人同意的價格而取得該權利。責任規則下可以未先取得權利人的同意，但必須依法作出適當的補償，且權利相對人對該補償數額沒有否定權。在財產規則下，權利的讓予以及賠償額度都是有國家決定而非取決于當事人的意志，因此財產規則是一種強制的非自愿交易的規則。至于不可讓與規則，是指無論權利持有人是否同意，均不得對產權進行交易。當一種產權被不可讓與規則來保護時，即使產權持有者自愿同意，產權也不得轉讓、出售，如人格權。不可讓與規則主要是基于對人性的尊嚴、公序良俗或公益角度考慮，而本文所探討的安居權、跳舞權和公共場所使用權均不在其適用范圍內，故本文不在對其展開討論。
細究廣場舞問題下的權利紛爭，不難發現其中矛盾的權利主要有兩對：一是居民的安居權和廣場舞愛好者的跳舞權；二是廣場舞群體的跳舞權與其他群眾的公共場所使用權。下文中我們將詳細分析，并逐一提出解決方案。
3.1居民與廣場舞群體間的沖突
［中圖分類號］D66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0）49-0131-01
2008年汶川8.0級地震發生后,黨和政府舉全國之力對災區進行救援活動。但在災后救援以及目前仍在進行的災后恢復重建過程中,社區社會資本也發揮了巨大作用。
1 社區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是近年來社會科學研究中新出現的概念,它把人們之間的社會聯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規范形象地比喻為一種可以給個人或群體帶來收益的“資本”。社會資本這一概念最早由布迪厄(Bourdieu)提出,他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社會網絡,而且是一種體制化關系的網絡。羅伯特•D.帕特南(Robert•D.Putnam)的社會資本理論影響較大,他指出社會資本是社會組織的特征,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能夠通過推動協調的行動來提高社會的效率。
強大的地震可以將街道、財產毀滅,但人際關系網絡卻是毀滅不了的,社會資本就誕生并且體現于這一民眾交往網絡之中。無論是在應對地震的救援期間還是恢復重建期,一定范圍內的人們之間形成的人際網絡,以及由此形成的信任、規范、共同的行為準則等,都發揮著巨大的作用。這便是社區社會資本在應對突發災害時所表現出來的內在張力。社區社會資本存在于一定的社區結構中,并為社區居民的行動提供社會資源,包括社區規范、社區信任以及社區網絡等。社會資本對社區發展起著明顯的促進或制約作用。
2 社區社會資本在汶川地震救援期的作用
汶川大地震發生后,受天氣惡劣,交通、通信中斷等客觀條件的影響,受災最嚴重的地區,救援部隊要兩天甚至兩天后才能到達,最佳的72小時黃金救災時間已經過半,緊急救援難以收到最理想的效果。在汶川地震發生初期,親友間鋪天蓋地的手機短信傳遞求救信息,便是人們在災害發生后通過個人或群體的人際交往網絡傳遞信息,以期獲得社會資源的支持的表現。這樣一種非官方的信息傳播渠道便是社會資本的典型應用。林南認為,在災害發生后,個人可以通過自身的網絡來調動各種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嵌入性資源,為自己擺脫災害影響、恢復正常生活提供條件。在地震災害中,社區內親人、鄰里的守望相助、互幫互救正是社區居民通過人際網絡獲取援助資源的方式。這時候,人們之間的社會聯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規范已經內化為一種可以給個人或群體帶來益處的社會資本。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生活規范、倫理道德規范、各種習慣、風俗等,它們本身可以被看做社會資本,同時也可促進社區社會資本的形成。
此外,從眾多地震經歷者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地震發生后人們會首先搜救自己的親屬、朋友、鄰居、同學等。個人被救的概率與有無相熟的搜救者之間存在著高度相關。這說明社會關系網絡在災后的搜救行動中成為了一種積極的社會資本。我們可以用強關系和弱關系來解釋被救概率與有無相熟搜救者之間的關系。在這里,關系的強度指人際關系的時間長度、情感親密度、熟悉、信任程度。關系持續時間越長、越親密、熟悉、信任,則關系越強,反之則越弱。相熟的人會在災害發生的第一時間互相搜救,這是強關系的表現；弱關系指的就是接觸較少或彼此互不相識的聯系。對于一個社區來說,如果社區居民平時有高信任度、高參與度,社區組織規范健全,那么社區內居民自然會相熟而產生社區凝聚力,易形成強關系網絡,在災害發生后第一時間的被搜救率會顯著提高。這也再次證明了社區社會資本在應急事件中的積極作用。
當然,社會資本并不是沒有消極作用。汶川地震發生后,很多謠言涌現,宣稱某城市某時間將發生地震,這些謠言正是通過親友、熟人間口頭流傳、手機短信等形式沿著人際關系網絡傳遞,并且個別城市也出現了社區內居民集中在社區廣場或空地“等地震”以避免受到傷害的情況。社會資本在這里出現了負面的作用,抑制了社區發展。
3 社區社會資本在汶川地震恢復重建期的作用
災害帶來的損失遠不止人員傷亡和房屋倒塌之類的有形破壞,更有社會資本的無形損耗。社區內人與人之間在長期交往過程中形成的社會網絡關系在地震中受到了損耗,尤其是由于受災面積較為集中,“強關系”在地震中破壞嚴重,急需重建關系網絡以得到社會支持。而基于社區內特定的社會關系網絡而形成的行為規范也受到沖擊。地震后,一些受災群眾遷移到了一個陌生的環境,人們的社會關系、鄰里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此導致社區面貌、社會結構的突變。因此,震后重建中,在活動板房形成的社區范圍內,社會資本的培育和增長構成了整個震后復興事業的一項重要任務；而這個過程中人際關系的不斷增進和累積,同時又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社會資本,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個人和社區的恢復效果。
毫無疑問,社區結構的變化使原來建立在強關系基礎上的社會資本半徑被擴大了,擴大了的社會資本半徑將更多的成員納入進來,參與社區活動,擴大了網絡規模,建立了新的互惠規則,信任的半徑也隨之擴大,突破了“熟人”的范圍。原來社區內較高水平的熟人信任,擴展到陌生人和制度的信任層次,并且人們在災后容易激發“利他性”行為,這為社會資本的積累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使整個社區居民能更好地支持、配合民間組織以及政府的災后重建工作,從而使社區能夠在災后恢復重建中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
但社會資本不是萬能的,在災后恢復重建的過程中,社區社會資本的作用也有其局限性。它畢竟是一種非制度因素,對那些高度依賴強網絡關系的弱勢群體作用是有限的。因為強關系半徑范圍內的成員一般與受災者本人在資源擁有狀況、社會地位等方面有著高度的同質性,如果受災者本人個人能力、經濟狀況、社會地位都比較弱勢,那么強關系半徑范圍內的成員很可能也是同樣的境況,他們組成了一個弱勢群體網絡,很難通過非正式支持尋求到需要的資源,社會資本在這里所起的作用是很微小的。他們受災后則只能主要依靠政府和非營利組織提供的正式支持來獲取社會資源,恢復生產生活。
4 結 論
汶川地震的實例證明,在應對突發性自然災害時,政府自上而下的治理體制并不是萬能的,往往需要其他社會力量的補充和完善。在作為基層組織的社區,社會資本正是一種隱形的社會力量,它嵌入一定的社會結構之中,發揮著巨大的社會作用。在社區的災后恢復重建中,社會資本共同體的內在和諧關系使組織內的成員以更合作的態度相處,從而以較低的成本獲得較大收益,增強了風險抵御能力。這恰好可以彌補政府應急管理能力的不足,為政府救災減緩壓力。因此,政府應將積極培育社區社會資本作為一項長期、穩定的政策。
參考文獻：
社會救助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原始形態和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保障的“最后一道安全網”。相對于城鎮社會救助，農村社會救助是指國家和社會為長期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弱勢群體提供物質、精神或扶持生產生活等多種形式的救助，保障其基本需求得到滿足的社會救助制度。在以往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由政府主導的農村社會救助方式具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但在農村經濟轉型發展、社會變革、政府有限財力的情況下，依靠政府一己之力來完善農村社會救助顯然難以達成所愿，引導非政府組織和資源參與農村社會救助已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
一、政府主導型農村社會救助的局限性
截至2015年底，我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數還有4 903.6萬人，農村特困人員救助供養人數516.7萬人，因為各種主客觀原因，農村貧困人口并未完全統計，而農村的貧困現象也還將長期存在。另一方面，除了存在絕對貧困現象，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競爭的加劇，農村人口的相對貧困問題也日益突出，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形成的貧富差距，使得部分農村居民的基本生活無法得到必要的保障。
（一）有限的救助范圍
1.救助能力有限。當前農村社會救助主要依靠政府的救助能力，政府雖然擁有較大的公共權力和豐富的公共資源，但進行的都是周期長、回報率慢的投資，而且用于社會救助的財政投入有限。另外，供需信息對接不及時，很難保證質量并舉的服務。從另一角度出發，農村需要救助的人數居高不下，供需的不平衡且僅靠政府的直接投資，必將導致政府財政上的不堪重負，從而農村救助無法長久實現。相較于城市貧困人口救助，農村社會救助往往因其龐大的貧困人口基數而達不到救助效果。
2.地區差異明顯。由于我國地域和人口等因素的影響，地方多采用屬地化管理原則，所以各地區農村的社會救助取決于各地區的財政投入，根據地區發展不平衡，每個省市的低保標準也有很大差異，且很大程度上救助的受益范圍局限于某一區域。相較于東部地區的農村，西部地區常常因地區的救助能力有限而降低救助標準，從而導致各地區農村的實際情況差異明顯。
（二）持續的低水平救助
1.救助標準過低。由于農村社會救助經費基本來源于國家財政撥款，且農村貧困人數多，為了擴大救助的覆蓋范圍，我國農村社會救助標準一直不高。雖然政府對農村社會救助資金的財政撥款數額逐年增長，但面對農村急需救助的巨大基數，顯得杯水車薪。此外，農村救助資金因救助項目的不同分散于各政府機構和部門，這導致救助資金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監督機制也難以實施，最終導致農村救助達不到預期的效果。
2.對象劃分不準。我國農村社會救助是以“應保盡保，應救盡救”為目標的多層次社會救助體系，不僅包括農村低保、農村五保，還涵蓋了農村醫療救助、災害救濟、臨時生活救助。所以，多種救助項目對應不同救助對象，極易形成多、冗、雜的局面。例如，農村特困戶與“五保”戶政策之間的模糊性，特困戶救助是針對那些如若不救就無法生存的農民，“五保”政策則是依照無法定撫養人、無勞動能力和無生活來源的這三個條件來界定受助人群，往往這些受助人群正好處于兩者之中。由于受助對象界定的模糊性，在現實救助中存在著重復“吃保”現象。
（三）簡單的制度移植
1.制度契合度不高。由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相比對城鎮，農村社會救助則顯得勢單力薄，處于滯后的狀態，對農村的社會救助也只是簡單的救助制度移植。當前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中，農村低保、農村五保歸口于民政部門管轄，新農村合作醫療隸屬于衛生部門，“兩免一補”劃分在教育部門，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又是人社部門的業務范疇，各部門之間由于多方面原因，配合不夠緊密，制度銜接不到位，沒有將各項制度的最大效益發揮出來。另外，多數政府部門對農村社會救助重視度不夠、財政投入不足，救助標準也相對過低，使得社會救助政策城鄉分割的特征加劇。
2.業務針對性不強。我國社會救助政策存在分割管理的現狀，多部門管理的工作格局長期不變，真正落實到農村救助的政策和制度也只是以低保為主。農村社會救助涉及內容廣，需要多個部門通力合作，然而我國農村社會救助各個項目實施都分散在各個政府部門，導致相互之間出現信息割裂、重復建設、資源爭奪等情況，制度上也無法得到有效的銜接，不利于政府在農村社會救助的效能發揮。
二、非政府組織參與農村社會救助的優勢分析
政府在農村社會救助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但隨著經濟體制變革和農村社會變遷，政府如若再以相對單一的姿態出現在農村社會救助中，則越來越難實現農村居民的生活需求。而非政府組織開始在社會事務管理中發揮作用，其不以營利為目的，獨立于政府體系和市場組織的特性，能夠通過開展公益性的社會服務活動協助政府承擔一定的公共職能，分擔政府的社會責任，促進社會公平，有效地填補了政府對農村社會救助中的部分空白，為我國社會救助體系的構建添上了新的色彩。
（一） 擴大農村社會救助范圍
1.整合社會資源，加大農村社會資源投入。第一，非政府組織相較于政府組織和企業組織，依托市場機制、自愿捐贈原則，能夠廣泛吸納社會閑散資金用于公益事業，利用社會資源來彌補政府在農村社會救助中的資源不足，能動地改善目前社會保障基金對政府財政撥款過分依賴的狀況。第二，非政府組織在開展社會公益活動中始終堅持利他主義的價值觀，充分發揚民主，實行自由開放的公眾參與和決策機制。與政府部門相比，更容易接受社會群體的直接監督。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能避免貪污、挪用、浪費社會資源的現象，從而使社會資源所發揮出的效能最大化。 2.提高救助針對性，彌補農村社會救助差異。由于我國地域和人口等因素的影響，地域發展不平衡，各地區農村的實際情況差異明顯。需要救助的對象情況比較復雜，而駐扎農村的非政府組織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熟知農村的風土人情，能更好地了解社情民意，能感同身受地與受助者交流，獲得救助對象更為真實的信息和需求，大大便于向農村受助群體提供及時、準確、優質的服務和幫扶。而在救災前線，非政府組織成員提供物質和精神援助、給予人希望和溫暖，這是政府組織無法替代的一點。
（二）提高農村社會救助水平
1.提高救助標準，滿足農村居民基本生活需求。非政府組織在政府財政撥款的基礎上，可以對經濟仍舊困難的受助群體加以援助，改善農村社會弱勢群體的生活狀況。政府組織因為全局的考慮，無法很好地了解到受助群體實際的生活狀態，僅憑一些數據確定救助標準，并不能真正幫助到受助群體。而這時，非政府組織能夠充當橋梁的作用，向政府反映農村弱勢群體的切實需求。除此之外，非政府組織還能協助受助群體可持續生產，獲得勞動能力，促進社會和諧。
2.實現救助專業化，滿足農村居民多樣需求。非政府組織因其獨特的組織屬性，各地區的非政府組織能夠根據各地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不同，彌補政府組織救助方式和內容的“單一性”，滿足救助對象的不同需求，做到救助方式、內容多樣化，扶貧效率遠遠高于政府組織。此外，非政府組織表現出專業性強的特征，其成員大多都來自于各行各業，這些工作人員和志愿者強化了非政府組織的專業性，能從多種角度貼近農村居民，這種得天獨厚的優勢使得救助的同時更容易與受助人群拉近距離，進而大大提高農村社會救助的效率。
（三）加強農村社會救助制度的適用性
1.加強信息透明化，發揮救助成效最大化。非政府組織參與到農村社會救助，在農村社會救助資源信息公開透明上起到一定的作用，能夠促使政府在資源的利用和分配上更加合理，使有限的資源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提高了社會救助資源的利用效率。同時，非政府組織獨立于政府和市場，能規避政府的官僚作風，又不會受到市場波動的影響，從而減少救助流程中各部門之間的推諉、扯皮，實現農村社會救助的成效最大化。
2.促進救助的能動性，填補政府組織的不足。由于政府組織的財政撥款流程冗雜，很多農村居民不清楚申請救助方式，往往錯過救助的最佳時效性。相反，非政府組織反應靈活，能夠主動深入基層，根據受助群眾真正實際的需求，提供多樣化、專業化、持續化的救助，創造開發有限的社會資源給最需要幫助的農村弱勢群體。同時，非政府組織在組織結構和農村社會救助方式上有很大的靈活性，推進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社會成員之間的良性互助，充分發揮了非政府組織上傳下達的救助作用。
三、非政府組織參與農村社會救助的制約因素分析
任何一種事物都有兩面性，非政府組織在彌補政府組織在農村社會救助部分缺位的同時也有它的局限性。毫無疑問，非政府組織的良性運行需要法律法規的規制，需要有關部門的監督規范，需要自身的管理制度，從而使非政府組織成為政府和農村弱勢群體溝通的橋梁，重視農村社會救助。
（一）相關法律制度不健全
現今，我國關于非政府組織在社會救助方面的立法層次還不高，也沒有相關的法律立足。有的僅是《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民辦非企業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及《基金會管理辦法》，這些多為行政法規，并未上升至法律，內容大多屬于政府管理非政府組織的程序性規范，非政府組織登記管理以及財產管理辦法。沒有了強有力的法律約束，在一些具體事務中，不免有些投機取巧的人士打著非政府組織的旗號、本著公益的口號損害弱勢群體的利益。
（二）政府監督不到位
非政府組織在我國主要采取雙重管理體制進行工作，一個非政府組織成為一個合法組織前必須有一個黨政部門作為主管單位，然后經過一系列程序合格后登記注冊。但由于登記注冊的程序嚴格、手續煩瑣，使得大多數非政府組織因達不到要求無法進行登記，從而隔絕于體制之外，無法形成有效的監管。同時，由于某些非政府組織依附于政府部門存在，獨立性較差，導致監督力度不夠，信息不夠透明，不能真正起到監督的作用，使監督流于形式。
（三）自身發展不完善
我國大多數非政府組織是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成立的，并不是在社會環境、群眾思維成熟的基礎上自發形成的，使得我國的許多非政府組織在規章制度、決策管理、項目組織、財務審計、人員培訓等多方面都存在大大小小的問題。非政府組織應該形成自我覺醒、互相督促的管理形式，但一些新成立的非政府組織缺乏完善的組織和制度，遵循政府部門的工作方式，有明顯的行政化傾向。在社會各階層，并不能憑借自身出色的工作效率以及開展活動的號召力來贏得公信力從而進行救助資源的積累，達到救助農村弱勢群體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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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的社會秩序是人類得以存續和發展的基礎，也是國家繁榮昌盛，社會文明進步的基本保障。然而，隨著改革的不斷推進和全面深化，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全面轉型時期。我國的社會轉型涉及到各個層面，即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從高度集權制向民主集中制轉變、從倫理社會向法治社會轉化、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變遷、從單一社會向多元社會邁進。國家體制快速變革，引起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重新分配，價值觀念不斷轉變，社會各種隱形矛盾與顯性沖突相互交織和纏繞并日益凸顯，呈現出異常錯綜復雜的狀況。突發群體性暴力事件正是這種社會矛盾沖突的極端表現形式，對社會秩序造成嚴重的破壞，對社會安全穩定形成巨大的威脅。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民主政治的推進以及多元文化的交融，傳統的社會規范、行為模式和價值觀念對社會民眾的影響逐漸式微。由于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等、政策制度落實不公平、部分民眾合法權益保障不充分、貧富分化日益拉大等因素導致部分群眾心理日漸失衡。加之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進行蠱惑和煽動，使埋藏在社會內部的不穩定因素不斷積累并醞釀發酵。這些不安定的因素會以現實中的一些具體問題如資源開發、征地拆遷補償、勞資糾紛和環境污染等為導火索，往往以非法和暴力的形式進發出來，殘害無辜民眾的生命健康、毀損公共財產設施、擾亂社會秩序、危害公共安全、沖擊民眾心理的承受力，從而形成各種群體性事件。
“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產生政治秩序混亂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現代性，而在于為實現現代性所進行的努力。”在社會向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社會的同質性在不斷減少而異質性在不斷增加，利益分配格局的調整是引起社會結構發生劇烈變動的內在誘因。在利益重新整合與分配的過程中，打亂了固有的社會結構與分層，出現了不同的利益群體與利益需求。社會資源的有限性與人性需求的無限性決定了不同利益主體在追逐自身利益目標過程中必然會產生摩擦和沖突，加之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利益內容的分散化和利益需求的多層次化也導致了社會矛盾叢生和社會沖突不斷加劇。由于在利益爭奪和利益占有的過程中，強勢集團憑借自身的特權和優勢掌控著社會資源的配置權，而弱勢群體的利益需求得不到維護和滿足，在不得己時就會采取體制外的、極端的方式，實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當前在我國社會生活中所出現的一系列群體性事件，充分表明了我國當前利益關系嚴重失衡并達到一定的警戒線。
二、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內在機理
群體性事件是社會內在的各種矛盾沖突表現在外部行動的集中反映，是社會矛盾沖突的極端表現形式。由于社會關系的復雜性，群體性事件發生是內在因素與外部條件綜合作用的結果。對群體性事件原因的剖析有利于尋找社會內部矛盾沖突的癥結所在，可以為有效治理群體性事件提供方向指引，以達到促進社會穩定和諧的目的。
(一)利益受損是導致群體性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
一、李強教授的當代中國社會分層理論概述
隨著社會現代化的發展，學者往往會向著新的社會結構變化。在此，筆者比較贊同著名社會學家李強教授的觀點。李強社會分層理論是基于經濟收入來劃分的。李強教授采用“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測量方法，根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長表”的職業數據計算，發現我國目前的社會結構整體呈現出一個“倒丁字形”。目前中國社會存在一類社會經濟地位低下，又擁有眾多人數的巨大群體。該群體內部的社會狀況高度一致，即為倒丁字的那一橫。同時，中國還擁有人數不多而且社會經濟地位多層化的一系列的群體，累疊起來即為倒丁字的那一豎。這無疑是比“金字塔”結構更危險的社會結構。
1.“金字塔”或“倒丁字”社會結構的基本矛盾
在“金字塔”社會結構中，極少數處于社會經濟地位頂層者在極力維護自身固有利益的同時也在盡力擴大自己的利益。隨著上位者的利益擴大，使得基層的下位者所擁有的社會資源不足以滿足他們的基本需求。處于中層的社會成員及處于基層的人數眾多的下位貧困者為了得到足夠的社會資源則會想盡辦法往金字塔頂端鉆。不難看出，在這種情況下底層越大社會的不安定因素也就會越大。現下，中國的社會結構是比“金字塔”結構更尖銳的“倒丁字”結構，巨大的社會經濟底層人數使得中國目前的社會存在明顯的潛在危機，更易發生難以調節的社會沖突。“金字塔”結構或是“倒丁字”的社會結構造成的典型負面影響是使大部分社會資源高度集中在社會成員中極少數人的手上。直接導致不同社會成員因其所在的社會層面不同，所擁有的獲取社會資源自然而然的不同，造成富者更富，貧者越貧的惡性循環。長時間的積累不僅使得社會分層化愈來愈重，即從“金字塔”社會結構發展成更加不平衡的“倒丁字”社會結構。而且，隨著兩極分化的現象越來越嚴重，處于劣勢者的生活狀況會愈來愈差，從而負面情緒不斷的積累，對社會的運行和發展具有巨大的消極影響。
2.“紡錘形”社會結構的科學性和可持續發展性
相較于“倒丁字形”或“金字塔形”社會結構的不穩定性，“紡錘形”則更具有可持續發展性。無論在怎樣的社會形態下，一支擁有龐大數量的中產階級無疑是社會能穩定發展的重要保障。該群體的社會成員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差異性不大，同時亦可以滿足其自身的生活要求，使得成員之間的矛盾甚微，融合性強。相較于下位者，中位者擁有一個較為滿足的生活狀況同時對于自己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具有較強的維護意識。所以，在面對社會矛盾與沖突時，他們會普遍持有保守態度，會更傾向于理性選擇。正是因為這一特點使得這一層次具有較強的包容性和穩定性。當這一階層變為社會的主體時，發生矛盾沖突的概率會變得特別低，這對于社會穩定和發展是極具有積極作用。無疑是我國當今社會形式向“紡錘形”方向發展的重要原因。
二、中國當下畸形的社會結構正常化應具備的條件
現下國內無法辦到使下層等級的人群對于他們目前的地位特征達到認同的程度，而直接導致上層階層成員利用其自身的權力與地位對不安于現狀的下層人群強力鎮壓，其本身就不是一個科學的可持續的方法。這無疑使社會矛盾越來越僵硬，最終達到無法調節的地步。目前，中國的當務之急是盡快將不合理的“倒丁字形”或“金字塔形”社會結構向科學合理的“紡錘形”發展。要使中國社會結構往“紡錘形”方向發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現在縮小社會貧富差距，促進社會結構由“倒丁字形”向“紡錘形”轉換是中國目前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奮斗目標。針對如何縮小貧富差距，成功轉化為“紡錘形”社會結構這個問題上筆者認為至少要滿足三點。
第一，積極發展中國經濟。在當下這種社會成員間的社會資源存在巨大的差異性，矛盾愈發激化的情況下，發展經濟是解決問題的必要基礎。只有使社會總體資源得到保證，使得人均所得的社會資源普遍升高，從而下層者可以滿足生活基本需求，才能實現消除社會矛盾的根源問題，還能實現下層者向中層流動的可能性。
第二，要保證社會的穩定。社會穩定主要是指社會成員之間及社會成員與外部的正常有序的狀態。社會是由眾多的個體的集合體，個體的行為對于整體的影響是必須由強硬的社會制度和規定來規范的。社會的穩定性關乎國家的法律是否可以具有有效性，國家的成員是否可以履行自身的義務和責任。一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穩定性是實現社會發展前提。這兩點也是政府管理部門所負責的首要任務。
第三，為保證利益可以往下流動，利益的向下流動是實現“紡錘形”社會結構的核心步驟。在社會資源充沛社會穩定的情況下，若不能實現利益向下流動只能使上層者聚集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源，下層者還是保持著糟糕的生活狀態，下層者的“仇恨”心理只會更加嚴重，反而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只有實現利益的向下流動才能保證下層社會成員得到足夠的社會資源，進一步向中層發展，減少下層貧困社會成員的數量，使人們漸漸向中層涌動，最終達到“紡錘形”的社會結構。這也正是我們思想政治教育所能做到的，也是我們的主要任務。
三、思想政治教育在建設紡錘形社會結構中的調節功能
如何使社會下層人群接受現下中國的社會結構，同時上層人積極配合社會結構向正確方向改變的工作，從而達到社會穩定團結安定，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和諧社會，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課題。
第一，通過上文所述，不難看出穩定下層人群的情緒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要到達的第一目標。由于社會資源分配的極不合理性使得大量社會下層人群所占有的社會資源遠遠不及極少上層人群所擁有的社會資源，由于中國現如今的總體社會資源不足，引出了下層人群不滿情緒的根源所在，即為下層社會成員難以維持基本的物質生活。長此以來，大量存在的貧困人群會大大消減國家的凝聚力。與此同時，貧困人群由于長期的消極態度所致，難免會發生不理性并危害到社會正常秩序的行為，使社會秩序難以統一管理。所以當務之急即為建設完善的健全的社會弱勢群體的保障制度。在滿足他們基礎物質生活需求的同時為該群體提供如最低保障制度、農村扶貧脫困制度、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災害救濟制度等保障條例。實現讓下層人群的生活質量向中層人群靠攏，提高這類人群的社會興奮感，安撫他們的消極情緒，達到緩和社會階層矛盾增大社會穩定性的目的。
第二，在保證下層群眾安定的同時，也要動員他們積極爭取其自身利益。為了使下層群眾思想達到積極爭取的這一高度，首先要使他們了解上層人群在社會結構中的重要作用，增進兩者之間的相互了解，引導下層群眾對于收入分配的差異性和現在所出現的兩極分化有一個正確的理解，進而緩和不同社會階層的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在保證上層群眾與下層群眾相互了解的前提下，積極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下層社會成員的思想素質。凝聚弱勢社會階層內部思想，提高這一社會階層的影響力，從而為爭取利益下流奠定基礎。召集此社會階層的社會成員共同通過合法的途徑爭取自身的利益，集體向執政團體發出呼吁，引起社會全體成員的重視。此外，通過思想政治教育要讓該階層的人群確立正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培養其對生活的積極態度。動員這一階層人民接受教育，通過提到自身的素質修養，豐富思考角度來提高自身的價值。以知識為武器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從而現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得到質的改變。著重強調爭取途徑的合法性，避免由于下層群眾通過不理性的爭取途徑而導致增加了社會不安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