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傳統文化本質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傳統文化傳承與中小學美術教育的相關性

中國傳統文化是現代文化的基礎，從中小學美術教材了解可知，中小學美術教育不H僅是美術技能技巧的傳授，而應該是在一種文化觀的觀照下學習，應該讓學生在一種文化情境中理解美術。對于古老的傳統文化，我們應當充分地加以利用，使傳統文化有所繼承，有所延續，有所創新，有所發展，并取其精華融入到教育過程始終，發揮其巨大作用。打個比方來說，兒子與母親有著血緣關系，母親的基因遺傳至兒子。因此，了解母親有助于了解兒子，反過來說，了解兒子也有助于了解母親。傳統文化與美術也是母與子的關系。美術是傳統文化之子，則必然存在著傳統文化的基因，那么通過對美術的了解也能了解孕育它的傳統文化母體。

為了更好地通過美術了解傳統文化，也為了更好地通過傳統文化了解美術，可以讓中小學美術課程走進傳統文化，二者相互聯系、相互促進。

（二）傳統文化在中小學美術教育中得到充分的運用和重視

美術是人類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從優秀的中小學美術教材了解可知，與傳統文化有關聯的課程逐漸增多，將現在所缺失的傳統知識揉合到美術教育中去，讓藝術生活化，讓文化與教育不再脫節，讓傳統文化、傳統藝術、民間藝術的加入成為一種生活習慣。所以，在缺少情感與關懷的信息時代，具備人文關懷特征的傳統文化被慢慢記憶起來。學校美術教育在這一時刻肩負重任，通過美術教學，讓學生了解民族傳統藝術文化和對于培養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質，以及自身的審美觀念，都有極為重要的價值，激發珍惜美術遺產、關愛民族文化的情感，讓學生學會傳承與保護文化遺產，莫讓“遺產”變“遺憾”。這是美術教育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因此，美術學習絕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技能技巧的訓練，而應視為一種文化學習。通過美術的學習，使學生認識人的情感、態度、價值觀的差異性，并在一種廣泛的文化情境中，認識美術的特征、美術表現的多樣性以及美術對社會生活的獨特貢獻。

二、讓傳統文化滲透于中小學美術教育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智慧和精神，這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也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前面已論及美術教學不僅僅是技能的教學，更重要的是一種文化傳承與發展的活動。所以美術教育必定肩負著文化傳承的重任。那么，如何在美術教育中滲透傳統文化？我們可以從日常的課堂教學中進行探討與實踐。

（一）在欣賞課中滲入傳統文化理念

就拿《中國傳統色彩印象――中國紅》的一節欣賞課舉例吧。首先，以圖片呈現事實：這些圖片包括春節期間的一些具有傳統特色的裝飾物上的紅色；敦煌壁畫中的紅色；油畫《開國大典》中的紅色；剪紙作品、婚慶服飾、影視作品、雕塑作品中的紅色；劉翔運動服的紅色……，從而讓學生直觀地認識到紅色的確是中國人喜歡的顏色，是中國傳統民俗中所常見的顏色。其次，教師點明了“紅色是令人熱血沸騰的顏色，是千百年來中國人民最喜歡的顏色，它象征著喜慶、熱鬧，代表著吉祥、如意，更是讓每個炎黃子孫驕傲的顏色。”這里還需要注意兩點，一是講明紅色的象征意義，比如在五行中是火的顏色，其二是教師對形象后面的文化進行一定的發掘，揭示了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對美好生活的熱愛，對吉祥如意的追求。接下來，介紹中國傳統文化中對紅色的運用的方法。如果教師將第二個環節取消，直接由舉例進入到介紹傳統文化對紅色的運用，并繼之于進行操作活動，那么這樣一節課雖然有中國傳統文化之題，卻無中國傳統文化之實了。

（二）在技法課中滲入傳統文化

篇（2）

從服飾的基本形制來看，中國與西方差異是較為明顯的。中國傳統服飾大多追求的寬衣博帶的形制，服飾表達以“意”為美，朦朧而隱約，通常給人一種委婉含蓄的審美感受。這一服飾特點在六朝時期表現尤為突出，東晉末年與南朝時，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經濟的開發，士大夫生活優裕，衣服寬大，加上當時玄學清淡的風氣影響，士人追求自由奔放、自然飄逸的境界，“氣韻生動”“以形寫神”為當時所崇尚的美學原則，這些更助長了這種傾向。正如《顏氏家訓.涉務》所言：“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持，城郭之無乘馬者。”正體現了這一服飾形制的真實寫照。（如圖1）

由此可見，中國傳統服飾不僅反映出當時人們對生活的審美感知，也是一種文化象征。正如，中國溯有“衣冠王國”的說法，“衣冠”一詞從常規來說可以理解為衣帽或是一切服飾的代名詞，但同時它在某種情況下還被賦予了一定的文化含義。有時我們看到的“衣冠盛事” 、“衣冠掃地”等詞匯，這里的“衣冠”不單是衣帽服飾的意思，它還可以理解為古時士大夫和官紳的代稱，同時含有“禮教”與“文明”的文化含義。這種通過服飾本身所引申出來的文化寓意或者有望借助于服飾的形制來體現出時下某種文化思想意識是我國傳統服飾中普遍存在的一種文化現象。中國傳統服飾文化受儒家思想影響最為久遠，在較長的一段歷史時期中它影響著我國傳統服飾的基本形制。儒家重禮儀規范，講究穿戴與禮應合二為一，所以在中國歷代傳統服飾中我們通常能夠通過在服飾中的色彩、章紋、結構以及不同的配飾配件中體會到當時嚴格的禮制規范或等級制度，如，冕服，深衣等。服飾背后所蘊含的政治文化含義有時甚過于服飾的外在造型，是重內涵與實質的裝飾精神。正如張直光先生所說：“中國與西方不同，其文明的最初聚集是通過政治手段（國家社會）而不是技術突破來實現的。”

2 西方服飾的基本形制

西方服飾多以凸顯身體的形態為美，其盡可能通過服飾的造型體現它的體態美。在這一點上，古代西方服裝是完全不同于中國的，西方服裝更立體，外形富于變化。如古希臘時期的西方服飾，這一時期的服裝多為披掛形式，服裝大多為不經裁剪、縫合的矩形面料，通過在人體上的披掛、纏繞、通過別飾針、束帶等基本方式將其固定，從而形成了“無形之形”的特殊服裝風貌。乍從外形來看服飾基本形制也是寬大而平面的，但從服飾細節來看，它與我國傳統服飾寬衣博帶的服飾形制還是有差別的，這一時期的古希臘服飾，服裝只看做是附屬于身體之外的物體，身體才是服裝的主人，披掛的服飾形制使服裝不會約束于身體，讓人隨心所欲，人體在行動或是衣服飄動的時候在隨時都會暴露肉體，這與我國所追崇的含蓄美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如圖2）

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它們都會有各自不同的風俗習慣、有著各自神秘的宗教追求和世俗的倫理指向，這些多少都能在各自“衣食住行”之中所顯現出來，從而形成各自不同的文化體系。古希臘這一時期的服飾形制正是受到當時西方宗教文化的影響，由于人們對上帝諸神的崇拜為原始宗教的主要內容，希臘人“把肉體的完美看作神明的特性”，認為神也是有人望的。在這一宗教文化影響下，服飾只作為附屬品，而盡可能體現出來的是人的形體美。所以，古希臘時期，對宗教文化的崇拜，除了在服裝中的影響，我們還能從當時的文學、雕塑、繪畫等其它一些藝術形式中有所察覺。西方宗教文化的發展與變化在一定時期內改變和影響著人們對肉體的態度，也深深地影響了西方古代服飾的發展和變化。如，中世紀時期西方服飾，基督教的禁欲主義理念對當時服飾影響較大，男女穿著要滿足端莊正派的要求，服飾大都將凹凸有致的身體曲線遮掩起來。在中世紀女性流行一種罩袍，是將多余的長裙在腹前掖入腰帶，前面的堆褶使腹部微微隆起好像孕婦（如圖3）。這也許與當時婦女地位低下，女子需在家從父，出嫁從夫，認為女人天生就是為了繁衍后代的世俗觀念有關；同時，還據說這是因對圣母瑪利亞的崇拜而造成的流行樣式。因瑪利亞在未婚嫁時就從圣靈受孕而懷孕基督，所以她有孕時的形象也被看作是圣潔美好的象征。

在隨后西方服飾的發展進程中，在理性主義精神的支配下，西方轉向了人文、科學主義，功能主義的探索，其思想核心是“人乃萬物之本”，主張以人作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重視人的價值，提倡個性與人權，主張個性自由，反對天主神權；主張享樂主義，反對禁欲主義；提倡科學和文化，反對迷信。伴隨這些文化思潮的到來，西方服飾也發生了與前未有的形制變化。倘若以文藝復興時期為西方服飾文化的轉折期，我們似乎可以由此開始感受到時尚的悄然流行。華美繁縟的細節裝飾，精致細密的縫繡工藝，也許，此時的服飾只是作為一種特殊審美要求下的產物裝點美化著人體，有甚至還通過改變人體自然形態來滿足一種極端而扭曲的審美文化。例如，為了體現體態美，女性服飾開始出現表現腰部曲線的傾向，為了凸顯和加強這種曲線美，緊身胸衣、夸張繁瑣的襯箍開始盛行，當時女性不惜犧牲自我而桎梏于其中。同時，立體裁剪方式出現，也促使這種窄衣文化進一步發展，由此，西方服飾與中國傳統服飾也有了本質上的差別。西方服飾是一種多元化的服飾文化，它從誕生之始就受到眾多外來文化的影響，它不同于中國傳統服飾有較強的的延續性，這與其所處地理方位、政治、環境等方面都有所關聯，這使西方古代服飾形制在前后差異明顯，但服飾大多以體現人體體態為美。

3 中西服飾基本形制的差異

影響中西服飾基本形制差異的原因眾多，各自服飾特色與風格形成是與民族文化風俗，政治環境甚至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的不同使各自在歷史發展和積淀的過程中體現出明顯的差異。不同文化背景影響下的服飾形制差異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中西方服飾文化有著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和魅力，長久以來，伴隨彼此在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的進步和崛起中，中西交流愈漸頻繁，服飾文化也即如此。正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沖擊了封建主義的思想、道德和文化，開啟了思想解放的閘門。中國在飽受列強欺凌、被迫開放的環境中不斷進行著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的變革，正是在這種特殊的時代背景和外來文化的影響下，中國傳統服飾服裝也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形制轉變，中國的服裝開始由松變緊，剪裁的方式吸收了西方三維的立體裁剪形式，服裝變得貼體而輕便，改良旗袍正是中西合璧最經典的完美體現；而此時的西方似乎也逐漸摒棄了以往嬌柔造作，甚至帶有扭曲性的審美文化。尤其是女性服飾，它將女性從損害健康的緊身胸衣中解放出來，伴隨女性地位的逐步提高和為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服飾形制也從過去的窄衣文化開始走向寬松，設計以人為本，講究其功能性和舒適性。如今隨著全球經濟的一體化，中西服飾文化的本土化和多元化是其發展的必然趨勢。在今天，有關“中國風”主題的設計越來越多的出現在國際時尚語匯中，除了本土設計師，也有很多的國外設計師希望通過自己的設計作品傳達出自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使設計展現出獨特的藝術魅力。同樣，在如此開化和便利的社會環境下，也有越來越多的中國設計師正走出國門，吸收和接受著外來文化的洗禮，從中學習別人的先進文明及人文素質，開拓自己的視野，在國際的舞臺中展現出中國設計師的設計風采。

4 結語

本文分別通過中西方各自服飾基本形制特征描述來闡述其背后的不同文化現象。從服飾的基本形制來看，中西方差異是較為明顯的，中方大多追求的寬衣博帶的服飾形制，服飾多為平面的；西方重視凸顯身體曲線的服飾形制，服飾多為立體的。中國傳統服飾表達以“意”為美，以朦朧隱約，藏而不露給人委婉含蓄的審美感受，通過款式，布局，色彩，線條給人整體的和諧之美。西方服飾則相反，重“形”， 盡可能通過造型體現它的形態美。影響中西服飾基本形制差異的原因眾多，各自服飾特色與風格形成是與民族文化風俗，政治環境甚至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的不同使各自在歷史發展和積淀的過程中體現出明顯的差異。本文總結出中西方服飾文化勢必伴隨著科技、文化的進步與崛起，相互之間的交流也會愈漸頻繁，東西方服飾文化進一步互相撞擊，互相融合，這是時展的必然趨勢，也為時代所需，正是有了這種撞擊和融合，才能使當今的服裝綻放出一種奪目的光芒，使服裝有了個性化、全方位的審美表現。

參考文獻

[1] 華梅.中國服飾史[M].中國紡織出版社，2007

篇（3）

在傳統哲學里，天道論主要包括天意觀、陰陽五行之道等內容。

(一)天意觀對傳統證據文化的影響

天意觀對傳統證據文化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君權神授思想使得皇帝和司法官吏在證據運用中注重政治性考量—維護神授的至上王權或君主專制統治秩序，這種考量往往使得皇帝、司法官吏尤其是酷吏在審判案件時首先考慮的就不可能是證據，或不可能僅僅考慮證據，從而損害司法正義的實現。

君權神授思想是古代社會天意觀的核心內容。古人認為，人間有君王，乃天意。君權神授，王者通天地人。儒家大師董仲舒說:“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子父母事天而子蓄萬民。;刊受權君主治天下，這是天的旨意。

君權神授意味著皇權至上，皇帝擁有至高無上凌駕于法律之上的權力，往往把司法當成維護君主專制和駕馭官僚的工具。這種政治性考量甚至個人愛好、性格、喜怒哀樂的情緒等常常左右證據制度的制定和實施。商封王、秦二世、隋場帝等暴君就是典型代表。

“太宗嘗與侍從論獄，魏征曰:‘場帝時嘗有盜發，稍涉疑似，悉令斬之，凡二十余人。大理承張元濟怪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為盜，余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

皇帝雖是最高的司法長官，但畢竟很少審判具體案件，因此，這種“稍涉疑似，悉令斬之”的現象更多的是由酷吏秉承皇帝的旨意完成的，比如張湯、杜周、來俊臣、周興等都是歷史上以逢迎皇帝，曲法裁判而著稱的助封為虐的酷吏。酷吏的產生，除了性格和貪婪的因素外，多半與維護專制皇權的政治性考量相關。因此，中國歷史上的酷吏，往往被皇帝作為維護專制王權的工具而加以重用。這樣的情形史載不絕。

在君權神授天意觀的籠罩下，一旦至上皇權干預司法，司法官吏就不得不把政治性的因素納人案件的審理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政治同司法混同起來了。對此孔飛立曾感慨道，各級官僚取悅皇帝是貫徹司法的中心環節。此話雖說得有些絕對，但也是一種事實。

(二)陰陽五行之道對傳統證據文化的影響

中國傳統哲學認為，天地自然、人類社會現象甚至精神現象無不遵循陰陽五行之道。陰陽五行之道在中國古代的思想領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有人稱其為“中國人的思想律”。自然，它也會影響到法律領域。其對傳統證據文化的具體影響主要有:

1.確立了親親相隱制度。“陰陽五行之道的根本涵義或實質就是倫常之道。自然的陰陽秩序、五行秩序，實為親親尊尊、尊卑有序的秩序。人類應效法此種秩序，成就人道。”口傳統證據文化中的親親相隱制度正是天地秩序倫理化的結果。

親親相隱制度來源于“親親相隱”的儒家思想。西漢時，親親相隱得到進一步規范化和明確化。漢宣帝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情，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間這一詔令首次用允許隱匿的形式正面肯定妻、子、孫為夫、父、祖隱在法律上不作證的正當性。

此后至清，各朝代的律例都確立了容隱制并且不斷豐富和完善，親親相隱制度一直沿用了二千多年，它不僅僅是一項法律原則，也是一條重要的道德規范。“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也”。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可見，維護父子之道即護守君臣之義，因“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

2.德威并用，以德為主以威為輔是傳統證據文化的思想基礎。陰陽之道認為，陽尊陰卑，陰陽各有所司，不可或缺，否則，陰陽不調則會引起災害。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儒家從五行之道發展出來的仁、義、禮、智、信的“五常”思想也體現在傳統證據文化的各個表現形態之中。可以說，陰陽五行之道決定了無論是傳統的刑事證據文化還是民事證據文化都是一種以“德”為主導以“威”為輔導的文化，“德性原則”是傳統證據文化的基本原則，只不過刑事訴訟證據文化中的“威”比民事訴訟文化中的“威”更多一些而已。

“‘德’字在中國古代是一個長期被人們高歌的概念，也是歷朝統治者反復彈奏的一個主旋律。’，例雖然不同的時代賦予“德”以不同的意義，但“其義即為‘德行’、‘德性’、‘德品’之類，至少也是主要包含此義，繼而升華為一種法律(包括習慣法)理念，而主要不是別的什么。’佃銥此理解，“德性原則”在傳統證據文化中的表現并不僅限于糾紛解決者在訴訟中的“敦親睦族，教化為先”，而是通過具體的證據立法和司法，推“德性原則”于保護孤幼老廢疾和情理司法之中。

中國古代歷朝歷代都有一些旨在保護孤幼老婦廢疾等的證據規范。譬如，《唐律疏議·斷獄》“老幼不拷訊”條規定:“其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皆不得令其作證。違者減罪人罪三等。”

古代社會的司法官吏在證據實踐中既要依據國法，又要講理和情，達致理、法、情的和諧統一。就“理”而言，證據的收集與運用要符合“事理”、“情理”和“天理”，強調證據的準確可靠，行為的恰如其分。就“法”而言，司法官吏在證據實踐中要遵循朝廷的法令，執行法令一定要出于公心。就“情”而言，是指在證據實踐中，要注重訴訟雙方的人倫關系，權衡實際，靈活斷案。三者都與“德性原則”密切相關。

當然，“德性原則”并不否定“威”在傳統證據文化中的思想基礎作用。制度化的刑訊和殘酷的法外施刑、誣告反坐、審案中的跪著聽審與“喝堂威”、“大膽刁民”的呵斥等等無不散發出濃濃的“威”的氣息。只不過作為一種思想基礎，它不能與德等量齊觀，它只能在德的指導下，與德結合，才能實現自然秩序的和諧。

二、人道論與傳統證據文化

就傳統證據文化的哲學基礎而言，天道論和人道論并不是相互獨立的，而是合二為一的。本節內容與上文的差異性在于論述的側重點和角度。

范忠信教授認為，人道論主要包括人之道和人之使命兩部分內容。人之道的內涵有:(1)法自然，不可逆天;無為而治，不必追求勝天，不必刻意追求有所作為。(2)法天之秩序，親親尊尊。(3)法天之生殺仁威、德刑并用。人之使命的內涵有:(1)參天地贊化育。(2)體現和成就“理”和“道”。(3)實現人之使命的途徑、方法。

應該說，上述人道論的所有思想對傳統證據文化都會產生影響，或者說這些思想在傳統證據文化中都是有所體現的。正是這些思想共同決定了傳統證據文化的根本價值取向，形塑著傳統證據文化的特質。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以追求自然秩序的和諧為根本價值取向，這幾乎是學界的共識。同樣，作為整體法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傳統證據文化也是以和諧秩序與無訟理想為總原則的。中國傳統證據文化的這種價值取向是以天人合一論為其哲學基礎的。無論是儒家哲學，還是道家哲學、法家哲學，抑或其它的哲學派別，無不堅持天人合一觀，認為人應該效仿陰陽之道和五行之道建立一個尊卑有別、長幼有序、互不爭訟又洋溢著濃濃人情風味的社會秩序。如果說這些哲學派別在人道論上有所差異的話，則在于他們主張實現和諧秩序和無訟理想的具體途徑不同而已，比如，儒家主張“德主刑輔”、“以禮人法”，道家主張“無為而治”，法家則重視“法”、“術”、“勢”。

在這種根本價值取向的指導下，傳統證據文化具有以下三個鮮明的特征:一是傳統證據文化的嚴酷性;二是傳統證據文化的等級特權性;三是傳統證據文化的倫理性。

下文，對傳統證據文化的這三種特征略而述之。

(一)傳統證據文化的嚴酷性

在中國古代糾問式訴訟中，證據活動常常出現無程序規則、踐踏權利的現象。被害人只是告發人，被告人則是訴訟客體，是被審問，受追訴的對象。他們沒有辯護權，沒有質證權尸連最起碼的人身權也沒有。制度化刑訊和法外刑訊冠冕堂皇地橫行幾千年，不僅是被告，被害人、證人也是被拷問的對象。對于誣告者則反坐之。這些都是傳統證據文化嚴酷性特征的具體表現。

中國傳統證據文化何以如此嚴酷，原因很復雜，但追求“和諧”秩序和“無訟”理想無疑是其終極原因。因為，“和諧”秩序和“無訟”理想在中國古代具有其獨特的政治價值:一是維護君主專制制度，二是涉及各級官員的職責和政績。古代社會所追求的“和諧”秩序是以維護君主專制和宗法結構為基礎的。凡是涉足公堂的人，在統治階級眼里都是“刁民”，他們的興訟行為無疑是對君主專制和宗法結構的破壞。因此，為維持此種秩序，最好的方法便是倡導“無訟”。對于輕罪案件，通過教化以期實現“無訟”理想。對于重罪案件，則是“刑期于無刑”，對“刁民”予以殘酷的刑訊和刑懲正是實現“無訟”理想形成“和諧”秩序的必要手段。由此可見，“無訟”理想不過是“和諧”精神在法律領域的具體落實。

(二)傳統證據文化的等級特權性

中國傳統證據文化維護“和諧”秩序的價值取向還體現于證據制度和實踐對貴賤等級秩序的強調和貫徹。因為，傳統的人道觀認為，尊卑不分明，便不能生成“和諧”的秩序。由此，等級特權性便構成了傳統證據文化的另一個特征。

傳統證據文化等級特權性的具體表現主要有:

1.貴族、官吏、特殊的種族不受拘系刑訊。早在西周時就有了“八辟制度”。曹魏時始將“八議”載人律文，以后歷代法律均沿襲不改。對“八議”之人犯罪，司法機關無權審判，更不得按常規訴訟程序對他們進行拘系刑訊。貴族官吏不受刑訊，自唐以來皆有明文，唐、宋應議、請、減者，不合拷訊，但據三人以上的眾證定罪，如有違反，故加拷訊的官吏以故失出人人罪論處，即罪五出人，亦以斗殺論。生異族統治的元代和清代，形成了種族的階級，在訴訟上享有更多的特權。

2.法律規定一些特權階級不用出庭對質。古代“法律根本否認士庶在訴訟上平等的地位，無論其為原告或是被告，均不使與平民對質，平民不能當面控訴他，他也沒有親自在法官前答辯的必要。”

3.法律一方面嚴格限制子孫、卑幼告父祖、尊長;另一方面則賦予父祖、尊長控告子孫、卑幼的特權。

(三)傳統證據文化的倫理性

中國傳統證據文化維護“和諧”秩序的價值取向使得古代司法官吏在證據實踐中必須要注重道德教化和情理考量。尤其是在輕罪案件中，司法官吏大多以調解結案。對于調解者們來說，他們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明斷是非，而是“息事寧人”以防矛盾擴大，影響社會安定。“‘息事寧人’多半是混淆是非的‘和稀泥’。在極端情況下，案件事實完全被情理所掩蓋，司法官吏根本不去關注案件事實，兩造也沒有提供證據證明是非的必要，甚至連提供證據的機會都沒有。情況往往是，司法官吏在清楚了兩造的宗法倫理關系后，接下來不是進行事實調查而是予以訓斥或道德感化，直至兩造“甘結”。

這種特殊的司法形式在傳統上是公認的，得到不斷的闡釋和實踐。魏征說:“凡聽訟理獄，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序，測淺深之量”’‘學大師朱熹對此說得更明白些:“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后聽其曲直之辭。”店人在總結審判經驗時也說:“凡關宗族親誼必須問明是何稱呼，系何服制。”

司法的道德教化和情理考量盡管具有積極意義，但無疑削弱甚至是取代了證據在案件事實建構中的基礎性作用，司法官吏也不注重司法知識和技術的學習而一味強調倫理道德的修養，這在客觀上阻礙了證據知識和技術的生成與發展。

三、中國傳統哲學思維方式與傳統證據文化

哲學思維方式是致知論的重要內容，是文化結構的內核，是某一種特定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它對于文化的延續、傳遞具有“遺傳基因”的功能。中國傳統證據文化的陳陳相因和長久不衰與此關系甚大。

一般認為，中國傳統哲學思維方式是一種整體性思維，具有直覺性、意象性等特征。

(一)直覺思維對傳統證據文化的影響

作為一種思維方式的直覺，有人將它視為理性的東西，也有人將它視為非理性的東西。但有一點是人們的共識:直覺是以經驗為基礎，以“體認”和“意會”作為把握對象世界的基本形式，它不具有清晰的、嚴格的邏輯形式，因而它是與邏輯思維相區別的一種相對獨立的、特殊的思維形式。

直覺思維在中國傳統哲學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對中國傳統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自然，直覺思維也深刻地影響著傳統證據文化的個性，使得傳統證據文化具有經驗性和非邏輯性的特征。

1.傳統證據文化的經驗性

在一種直覺思維方法模式下，無論是證據的獲取還是證據的運用都是以感覺經驗作為基礎的。可以說，傳統社會運用證據的知識是實踐理性的。首先，從思想而言，大多數證據思想歷時兩千多年不變，一代代思想家總是從歷史來論證自身的合理性，如果事先不告訴你一個具體的時代，你就不知道它是屬于漢代還是清代。比如，“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罪從供定，犯供最關緊要”等思想侵在中國古代各個時代司法官吏的頭腦中;翻開一部《歷代刑法志》，不僅關于刑訊的觀點了無新意，而且支持觀點的理由也完全是引經據典、老調重彈。

其次，從技術而言，傳統證據技術主要包括五聲聽訟技術、片言折獄技術、鞠情技術、刑訊技術和勘驗鑒定技術等。這些技術雖然包含了一些科學的因素，但遠不能說是科學技術，因為這些技術并不以嚴謹的形式邏輯和西方式的以實驗為基礎的自然科學為根據的，主要是司法官吏在漫長的司法實踐中積累的經驗型智慧的結晶。

我們可以檢驗鑒定技術為例對這一問題加以論證。在古代社會，司法官吏的檢驗鑒定技術多是來自于經驗。有宋一代，勘驗鑒定技術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創立和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單就檢驗技術而言，《洗冤集錄》中很多精辟的總結。諸如“辨周身骨脈”、“辨檢滴親法”、“辨檢驗骨傷法”、“辨毆死及偽造傷”“辨勒傷”、“辨踢傷”、“辨自殘及被殺傷”、“辨受毒傷”、“辨火炙傷”、“辨受杖傷”、“辨悶死傷”、“辨虎咬傷”、“辨陰脫傷”等等。

再次，從具體方法而言，在一個以經驗傳遞為主要知識傳播手段的社會，有經驗的個體價值是相當巨大的，這種經驗理性也賦予司法官吏以創造力。因為人在本質上是一種經驗性的存在，經驗所表達的是永遠屬于其自身知識系統的。傳統社會的司法官吏憑借著自己在社會化的過程中以及司法實踐中所積累的經驗性智慧，不拘一格、靈活多樣地獲取、運用證據，使得具體的取證方法、運用證據的方法在古代社會呈現出多樣性和奇特性的特征。譬如，鞠情之術，這僅是對一種相對于刑訊獲取供詞的方法的理論概括，以情斷獄實際包含著復雜、豐富、多樣。大而化之，“情訊法”主要包括察聽五辭、情理感化或教化、反復潔問、鉤距和詐橘等具體方法。細而言之，則有“引賊上鉤”、“假借他物”、“利用動物”、“”模擬試驗、“察言觀色”、“拉家常”、“咬文嚼字”、“喬裝查訪”、“考驗情感”、“心里分析”等等，不一而足。

2.證據文化的非邏輯性

中國傳統哲學中有沒有邏輯思維?如果有，與直覺思維是一種怎樣的關系?這是一個至今仍在爭論的問題。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傳統哲學的直覺思維在本質上是排斥邏輯的或說是超邏輯的。因此，中國的傳統思維是以直覺為主，以邏輯思維為輔。也有的學者的說法與此相反。晨陽教授認為，“中國傳統哲學與西方哲學的根本區別不在于它有無邏輯思維，而在于直覺思維與邏輯思維的關系處理上與對方采取了頗為不同的方式，如果說，西方哲學家多把邏輯思維置之于直覺思維之上，或者有把直覺思維予以邏輯化的傾向，那么，中國古代哲學家的做法正好相反。筆者贊同高教授的觀點，即中國傳統哲學的思維方式是直覺的，本質上是非形式邏輯的。

其實，證據文化的非形式邏輯性正是傳統訴訟文化的非邏輯性特質的一種具體體現。傳統證據文化的非形式邏輯性主要表現為在證據運用中注人道德情感色彩的因素，甚至直接以人倫道德或替代證據本身的邏輯而得出結論。

在中國古代社會，以情理擠壓甚至替代了邏輯的斷案故事很多，這是古代法官“片言折獄”的典型折射。雖然，運用“情理”建立對事實的認識，有諸多成功的案例，以至于“片言折獄”被視為古代司法審判的最高境界，但“片言折獄”很容易滑向司法擅斷的泥沼，成為刑訊的元兇從而制造出大量的冤獄，這也是不可否認的。

當然，也不能說古代的證據實踐根本不符合形式邏輯，事實上，絕大多數判決的形成是符合形式邏輯的，否則，基本的司法正義都無法實現。只是，古代的司法官吏將直覺思維置于邏輯思維之上，或者說古代的司法官吏并不具有自覺的邏輯思維。

(二)意象思維對傳統證據文化的影響

意象思維與直覺思維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意象思維的根本特點是以帶有感性形象的概念、符號和運用象征的方式表達對象世界的抽象意義，及以直觀性的類比推理方式把握對象世界的聯系。意象思維與直覺思維中的“意會”方法在內容上有相通之處。其間的重要差別是前者與西方人重抽象思維的傾向形成反差，后者則是與西方人重邏輯思維的傾向構成對立。

傳統證據文化中的意象思維主要表現為以自然現象、典故、現實之事等來類比證明具有相似性的案件事實。在古代司法實踐中，由于事物發展的不可重復性或者不宜重復，不能直接驗證，司法官吏往往使用類比的方法來檢驗證據的真假。

類比推理的現實基礎或出發點是事物現象或屬性的相似，但其表現形式則具有多樣性。考察傳統司法實踐，證據運用中的類比推理主要有:用現實之事類比，用典故類比，用夢、神靈等象征之事類比。

1.用現實之事類比

用現實之事類比推理出案件事實是類比推理的常態，也最具有信服力。

2.用典故類比

在古代判例、判犢中，我們經常發現典故人判的現象，即司法官吏用典故來證明案件事實的真偽。這既是經學思維的表現，也是意象思維的表現。

篇（4）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3）02-0227-02

引言

在高校開設《中國傳統文化概論》課程非常必要。如何進行精確的課程定位與設計、篩選精彩的課程教學內容、運用有效的教學方法與手段增強教學效果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本文通過對以上問題進行研究，開掘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達到“察古以鑒今，彰往而知來”的宗旨。

1.學生職業基本素養現狀調查分析

有最新數據表明，高職畢業生工作首年離職率達47%。通過對企業反饋信息和高職院校在校生的調查表明，學生職業素養仍不如人意。因此作為教育工作者，不僅要培養全面發展的應用型人才，更要注重提高學生的職業基本素養。

本文旨在通過《中國傳統文化概論》課程改革與實踐來推動學生職業基本素養的養成。

2.課程教學設計對職業基本素養的關注

2.2.1課程的定位和性質

《中國傳統文化概論》是法律文秘專業學生必修的一門專業基礎課，也是學生必須了解和掌握的一個知識領域，對拓展學生人文視野，積累知識和文化底蘊，養成職業素養具有重要意義。

2.2.2課程的整體設計思路

為使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較、全面的了解和認識，學會理解和體驗傳統文化，拓寬文化視野，形成文化意識，在課程的設計上遵循由淺入深，分為認識、體驗與思考三個階段，將理論引導與任務驅動相結合，使學生掌握知識，提高技能，提升素養。

3.課程教學內容對職業基本素養的引導

3.1課時及選用教材

本課程共計34個課時，每節課45分鐘，分13周進行授課，其中單周2課時，雙周4課時，考查2課時，觀看《中華文明五千年》相關歷史視頻2課時。教材選用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傳統文化概論》。

3.2課程內容整體說明

課程內容分為三個模塊。知識模塊的主要任務是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演進以及各個歷史時期文化的特點，形成對傳統文化的總體認識；體驗模塊的任務是通過兩個具體項目任務近距離接觸文化，進行文化體驗，加深對文化的理解和認識，進而形成文化認同感和文化自豪感；思考模塊的主要任務是學習中國古代經典文化典籍，從思想層面思考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培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解讀和思考能力，進而將其內化為學生個人素質和職業素養的一部分。

3.3課程具體項目（任務）要求

結合教材及市場、學生需求，依據歷史分期及參觀體驗過程安排教學內容，具體見下表：

4.課程教學方法對職業基本素養的培養

每一個教學項目（任務）都有真實的教學情境，教師利用多媒體教室的教學道具，制作具有傳統文化特色的PPT，同時借助音頻、視頻播放來輔助教學，結合課程內容和學生特點，在課堂教學中靈活運用項目教學法、情景教學法、案例教學法、參觀法、講授法、討論法等，幫助學生了解、學習和傳承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珍貴遺產，增強學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營造濃厚的人文情懷。

4.1師生互動式課堂

以90分鐘的課堂教學為例，每次課教師都會將課堂分為四個環節，為學生創造識記三字經、成語故事解讀、學習傳統文化、提升職業素養的課堂氛圍。

4.1.1識記三字經。利用課堂5分鐘時間由教師講解三字經。通常鈴聲響過學生還不能立即進入課堂狀態，所以教師應邊講解邊讓學生記錄在筆記本上，以便加深印象強化記憶有助學生轉換腦筋進入課堂學習狀態。在解釋“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時，字面意思還是很好理解的，教師引申為學生講解“和氏璧”的小故事，告訴學生璞玉要經過雕琢、打造，才能顯示出它的價值，做人也是一樣，只有接受良好的教育，才能成為一個有用的人。通過精選教學內容，引導學生提升職業基本素養。

4.1.2成語故事解讀。利用課堂5分鐘時間由學生完成。每次課教師都會指定兩名學生進行課前準備，要求學生脫稿口述成語故事，說清講明史實緣由，不僅是事實的講述，更要結合個人理解進行分析。孟母三遷的故事學生早已了解，但是細節性的知識大家并非熟知，通過課堂成語故事解讀，學生才清楚地知道孟母帶孟子從墳場搬到緊鄰屠夫的鎮子，繼而又搬到學校附近，為孟子創造了積極求學的良好環境才鑄就了孟子的卓越成就。同時學生又感慨道：“三人行，必有我師，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經典詩句，這一教學環節有助于學生增添文化素養，提高個人認識水平。

4.1.3學習傳統文化。是教師在課堂上利用75分鐘進行講授，在多媒體教師中輔以生動精彩、邏輯清晰、內容簡潔的PPT，讓學生將視-聽感受融為一體。在第一次課講到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歷史脈絡及其地位和作用這一內容時，師生共同觀看奧運會的視頻、圖片、宣傳語、文字等相關內容，引發大家思考，鼓勵學生發言，讓學生在觀看蘊含悠久歷史、輝煌成就的奧運會開幕式素材的同時，感悟祖先勞動生息的廣袤土地，在有文字可考的4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勤勞智慧的祖先以非凡的創造力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遺產，從而激發學生的愛國情懷。

4.1.4提升職業素養。是學生在下課前5分鐘獨立完成。教師隨即點名提問，問題涉及到本次課課堂講授的所有內容，學生結合課堂知識闡述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并引申至改善提高個人職業素養上。在講完秦漢時期文化這一內容后，教師點名讓學生結合秦始皇兵馬俑的圖片談一談自己的感受，學生贊嘆如此浩大的陵園工程時間近40年之久，征發近80萬人修建，其中的陶武士俑面部神態、服式、發型各不相同，個個栩栩如生，形態逼真，對設計者李斯的智慧和修陵人的敬業表示極大的欽佩。當時雖然沒有現代化的設備和精密的儀器，但是依然能創造出號稱“世界奇跡”之一的秦始皇兵馬俑，留給今人眾多的遐想與崇敬。潛移默化的培養學生的職業道德，提升學生的社會責任感。

4.2學生體驗式課堂

體驗式課堂是轉換師生角色，營造學生自主學習的體驗場，啟迪學生主動參與課堂，讓學生體驗學習成果的過程。本課程在體驗模塊上共安排4個學時，主要是讓學生利用課堂時間進行PPT匯報。

在本課程的第一次課上，教師就簡要介紹了首都博物館的情況并讓學生利用課余時間參觀游覽，之后以小組為單位制作PPT匯報參觀感悟。首都博物館是北京悠久歷史的濃縮，其中展現當代文化、藝術和建設成就及城市未來發展，館藏中有豐富的珍貴文物，學生身處其中既可以學習歷史及科學知識，又可以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增強愛國主義精神，無疑是課堂學習內容的有效拓展。

為保證體驗式教學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教師會向學生發放任務單，告訴學生體驗式式教學的具體任務和目的，學生通過參觀博物館、探訪文化古跡，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體驗，制定參觀計劃，收集相關資料，小組協作進行參觀，制作PPT，匯報總結。在這一過程中，學生欣賞館藏陳列品，這些具有歷史、科學、藝術等價值的文物標本，是歷史的見證，是文化的傳承，學生切身的感受會引領他們進入忘我的傳統文化的多彩世界中，之后再讓學生走上講臺打造魅力課堂，讓學生樂于實踐，提高教學效果，有助于師生之間、學生之間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小結：

本課程教學將對傳統文化知識的學習與傳統文化的實際體驗相結合，采用項目教學法，以任務驅動為途徑，運用多種方式進行使學生近距離接觸文化、感悟傳統、理解文化，并推動學生綜合運用多方面的能力完成項目任務，對提高學生職業素養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篇（5）

1引 言

小分子代謝物作為人體內生物過程的中間體和終產物，是正常生理過程、病理過程以及對治療干預的藥理學反應的重要指標＼[1＼]。研究體液和組織中小分子代謝物水平的變化，可深入了解代謝通路和疾病機制并有助于疾病的診療與預后。但復雜生物樣本中的代謝物，一般含量較低，基質對分析和測定的干擾較大，直接對其進行分析往往難以達到理想的檢測要求。而衍生化可以通過化學反應改變目標化合物的結構和性質，將難于分析檢測的目標物定量地轉化為更適合特定分析的化合物＼[2＼]。隨著對生命科學領域研究的不斷深入，代謝組學研究中對小分子代謝物的定量分析日益重要。基于同位素標記內標化合物的同位素稀釋法可獲得精準可靠的絕對定量分析結果，但同位素內標物合成困難且昂貴，商品化的種類有限，難以獲取所有目標分析物的同位素內標是不現實的，從而限制了該定量方法的廣泛應用＼[3＼]。

近年來，為了克服對同位素標記內標化合物的依賴，一些課題組采用穩定同位素標記衍生化（Isotope coded derivatization，ICD）技術＼[4～7＼]，通過衍生化反應分別向生物樣本及其對照組引入化學結構相同，但質量不同的穩定同位素標簽，再利用LCMS/MS對兩組樣本進行比較，確定目標物的含量變化。這種標記方法使具有相同官能團的一類分析物同時獲得相應的同位素衍生物，將同位素標記的分析物作為內標可以提高定量分析的精確度和準確度，并解決同位素內標物獲取困難的問題。此外，ICD借助衍生化反應引入的同位素標簽，能夠增加分析物的電離效率，改善其在LCMS/MS中的色譜質譜行為，提高方法的靈敏度與選擇性＼[8～10＼]。基于ICD的LCMS/MS方法能夠對復雜生物基質中具有相同標記反應特性的生物分子進行定量分析、差異分析及譜圖分析，具有廣泛的應用前景。現已有數篇關于小分子代謝物＼[3， 11～15＼]和定量蛋白組學＼[15～17＼]等方面的ICD綜述，而本文是以ICD試劑靶向的目標物官能團進行分類，以ICD試劑為導向，總結了近幾年報道的ICD試劑及其結合LCMS/MS在動物樣本中小分子代謝物的最新進展。

2定同位素標記衍生化技術

ICD最早出現在蛋白組學相對定量研究中，主要用于鑒定和定量分析不同時期生物樣本中蛋白質表達的差異。隨著新型ICD試劑的不斷出現，該技術已擴展到代謝組學和轉化醫學等領域。這種標記策略將化學反應與生物分析有機結合在一起，產生了更大的實際應用價值。

ICD技術是以待分析物的目標基團為反應活性部位，通過特定的化學反應使其與ICD試劑相連，從而將不同同位素標記形式的質量差異標簽引入到目標物中。應用ICD進行相對定量分析的基本原理是：輕質和重質同位素標記試劑分別與兩份樣本中的目標物進行衍生化反應，按比例混合后進入LCMS/MS分析，最后根據“輕”“重”衍生物產生的離子對的峰面積比值即可對含相同功能基團的系列組分進行相對定量分析，其工作流程見圖1＼[3＼]。當其中一組樣本是濃度已知的標準品時，將其衍生物作為內標物，可以實現樣本中目標組分的絕對定量分析。如ICD試劑采用多種同位素編碼的標簽，可對目標物進行多重定量分析標記，適用于多組樣本間的同時比較及生物學過程的動態監測，提高了分析效率和實驗的重復性。其中利用同位素標記相對和絕對定量分析（iTRAQ）和串聯質量標簽（TMT）可對多肽的氨基分別實現八重＼[18＼]和十重＼[19＼]標記。Dephoure等＼[20＼]將三重代謝標記與六重TMT結合，實現了18組樣本的同時分析，大大提高了蛋白質組相對定量分析的通量。

由于“輕”“重”衍生物只相差幾個確定的質量數，具有相同的結構，理化性質相似，洗脫時間和質譜離子化能力幾近相同，通過比較衍生物的質譜響應信號，可實現兩個比較樣本中代謝物的差異分析，隨后進行數據統計分析和數據庫搜索，有助于潛在生物標志物的發現。ICD還可以有效解決次級代謝物分析時感興趣的目標物與背景峰區分困難的問題。所有衍生的分析物在質譜圖中呈現特定質量差值（等于同位素標簽的質量差×標記位點數量，如：H4/D4標記試劑的質量差為4 Da×官能團數量）且保留時間相同的一對峰，而背景峰和未衍生的分析物呈現單峰，從而有利于目標物的鑒定＼[21＼]。

ICD試劑的設計和選擇是ICD技術的關鍵步驟。ICD試劑一般由三部分組成：與目標物官能團反應的反應基團；為目標物的衍生物提供不同質量的同位素標簽；用于提高目標分析物分離性和可檢測性的性能修飾基團，包括質子親和、易離子化、帶電荷和疏水基團。當目標物的疏水性提高時，反相色譜（RPLC）可以采用有機溶劑比例更高的流動相，這種流動相適合電噴霧電離（ESI）中帶電液滴的產生，因而ESIMS響應更高＼[8＼]。理想的ICD試劑需滿足如下要求＼[3， 22＼]：（1）“輕”“重”同位素試劑易合成，且成本較低；（2）衍生化反應足夠穩健以抵抗各種復雜的基質成分，并在溫和的條件下獲得高產量；（3）特異性地與目標物官能團反應，過量的衍生化試劑或副產物不干擾樣本的分離和檢測；（4）“輕”“重”同位素試劑衍生化的反應時間、過程及產率均相同；（5）“輕”“重”衍生物在色譜分離中同位素效應不明顯，色譜行為一致，可以有效地校正保留時間漂移產生的基質效應；（6）衍生物通過低能碰撞誘導裂解（CID）產生相同的特征子離子或中性碎片（來源于ICD試劑），與母離子結構無關等。

ICD與 LCMS/MS相結合具有以下優勢，可以在大氣壓化學電離（APCI）模式下向分析物引入高親電或親核的結構，在ESI模式下引入永久性帶電荷或易離子化的結構，提高檢測靈敏度＼[8＼]；增加高極性和高親水性化合物的疏水能力，使其在RPLC上得以保留并分離；增加分析物的穩定性以及低分子量化合物的分子量；標記對象廣泛，同時獲得具有相同標記反應特性的某類分析物的同位素內標物；校正基質效應和每次運行間的電離差異，提高定量分析的精確度和準確度＼[23＼]；易于未知代謝物的鑒定等。

3穩定同位素標記衍生化的應用

ICD 結合LCMS/MS的方法適用于生物樣本中代謝物的定量分析、差異分析及次級代謝物的譜圖分析。本文以ICD試劑靶向的目標物官能團進行分類，重點介紹了針對不同基團的ICD試劑并對該方法在動物樣本中羧酸類、胺類、含羰基、含巰基和含羥基代謝物研究中的應用進行評述。

3.1羧酸類化合物羧酸類化合物在生物分子中占有極大的比例，已被證明與2型糖尿病、肥胖和代謝綜合征等疾病和生理病理學紊亂有著極為重要的關系。羧酸類化合物可在MS負離子模式下檢測，但靈敏度通常較低，同時用于分離羧酸類化合物的流動相并不總與ESIMS相容＼[12＼]。因此，常在分析前將其衍生為易離子化、更疏水或堿性的衍生物，使其在ESI或APCI正離子模式下具有更高的靈敏度。常用于靶向羧基的ICD試劑及其應用分別示于圖2與表1中。

Guo等＼[31＼]設計并合成了一對羧基ICD試劑12C2/13C2對二甲氨基苯甲酰甲基溴（DMPABr，圖2A）。DMPABr衍生物主要包含三個部分：提高檢測靈敏度的叔胺基團，增加疏水性進而改善RPLC保留的芳環以及利于代謝物鑒定和準確量化的同位素標簽。DMPABr衍生物的信號增強了2～4個數量級，但胺類可與DMPABr反應抑制羧酸類化合物的信號。Peng等＼[24＼]對該方法加以改進，在DMPABr標記前使用液液萃取富集羧酸化合物。液液萃取在酸性條件下（pH約為1）可有效地分離胺類與羧酸類化合物，并將樣本中降低標記效率的水移除＼[24＼]。

2，4二甲氧基6哌嗪基嘧啶（DMPP，圖2B）是一種高專一性的羧基標記試劑，在基于碳二亞胺縮合的標記條件下，15 s即可實現快速標記且不需要諸如高溫等苛刻的反應條件。DMPP具有高質子親合能（嘧啶環）和適中的疏水性，可提高多種含羧基化合物，如小分子有機酸、脂肪酸、多肽、蛋白質等底物的質譜響應＼[5＼]。H6/D6DMPP試劑已應用于尿液＼[5＼]和甲狀腺組織＼[25， 26＼]中脂肪酸的定量分析及差異分析。

二甲基乙二胺（DMED，圖2C）中的叔胺基團能夠提高羧酸類化合物的質子親和力，使其在ESI源中更易電離。Zhu等＼[27＼]借助H4/D4DMED將血清中19種類花生酸的靈敏度增加了5～138倍，實現了類花生酸同分異構體的色譜分離。該課題組將H4/D4DMED試劑與雙中性丟失掃描（QNLS）相結合實現了脂溶性羧酸類代謝物的全面分析，在ESI源中，輕重標記的DMED衍生物分別特異性地丟失質量為45和49 Da的中性碎片二甲胺，產生含有特定質量差（4 Da×羧基數）且保留時間相同的離子對，與全掃描模式相比，QNLS能顯著提高z測準確度和選擇性，有益于目標物的鑒定（圖3）＼[21＼]。

Ogawa等＼[28＼]合成了H4/D41＼[（4二甲基氨基苯基）羰基＼]哌嗪（DAPPZ，圖2D），用于二十碳五烯酸（EPA）和花生四烯酸（AA）的定量分析，衍生物的酰胺鍵斷裂產生特征性產物離子m/z 148。EPA和AA的羧基經衍生化后，MS檢測靈敏度分別提高了100和300倍。

Han等＼[29＼]利用12C6/13C63硝基苯肼（3NPH，圖2E）對10種腸道微生物來源的2～6個碳的短鏈脂肪酸（SCFA）進行定量分析，獲得了良好的精密度（≤8.8%）和準確度（93.1%～108.4%）。但該方法缺乏衍生化后的淬滅步驟，可能導致NPH與殘留乙酸（LCMS系統常見的共溶劑）發生非預期反應。而Chan等＼[30＼]利用12C6/13C6苯胺（圖2F）對15種SCFAs建立的定量分析方法，優化了苯胺衍生化反應的淬滅條件，幾乎消除了乙酸的在線衍生。

上述ICD試劑衍生化反應簡單易行，標記效率高，不僅憑借同位素標簽實現了羧酸類化合物的準確定量分析，還通過引入質子親合能高和疏水性強的基團（哌嗪基、嘧啶基和苯環等），大大提高了質譜儀從復雜生物樣本中檢測羧酸類化合物的能力。與上述LCMS/MS方法相比，ICD較少應用于氣相色譜串聯質譜（GCMS/MS）對羧酸類代謝物的分析中。Bruheim等＼[11＼]綜述了3種ICD結合GCMS的分析策略，其中H3/D3氯甲酸甲酯（MCF，圖2G）＼[32＼]和H6/D6N（特丁基二甲基硅）N甲基三氟乙酰胺（MTBSTFA，圖2H）＼[33＼]可用于分析羧酸代謝物。由于氯甲酸烷基酯在水相介質中與氨基和/或羧基衍生化快速，衍生物穩定，并且可以對氨基和羧基分別進行標記，最近，Tumanov等＼[34＼]將H3/D3MCF應用于大鼠肝臟、血漿和尿液中氨基酸和非氨基有機酸的定量分析。

3.2胺類化合物

胺類代謝物，如氨基酸、神經遞質和生物胺等在生物功能中起著重要作用。研究表明，體液中胺類代謝物的失調與帕金森、阿爾茨海默癥和腎癌等疾病相關＼[1＼]。胺類物質在酸性條件下通常容易質子化，在ESIMS正離子模式下能達到合適的靈敏度，但其堿性、強極性及高水溶性等特點，使其難以在RPLC中保留，離子抑制效應嚴重＼[35＼]。而通過衍生化將胺轉化為疏水性更高的化合物，可以使得衍生物在RPLC上更易與干擾物分離且提高檢測靈敏度。圖4與表2分別顯示了靶向氨基的ICD試劑及其應用。

丹磺酰試劑在堿性介質中可以對一級胺、二級胺和酚羥基實現快速標記，而不包括叔胺和醇羥基類化合物。丹磺酰化能夠改善分析物的帶電性和疏水性，引入的堿性叔胺基在酸性LC流動相中易離子化，萘基能增加衍生物的疏水性及其在RPLC上的保留＼[36＼]。丹磺酰氯（DNSCl，圖4A）可將胺、氨基酸和苯酚ESI正離子響應信號增強1～3個數量級＼[4＼]， 該試劑現已應用于尿液＼[4， 38～40＼]、 汗液＼[36＼]、 腦脊液＼[37＼]和糞便＼[39＼]等樣本的次級代謝物分析及生物標志物的發現。5二乙基氨基萘1磺酰氯（DENSCl，圖4B）在結構上與DNSCl類似，其中連接到萘基胺的兩個甲基被乙基替代，乙基可以增加疏水性并提供更強的給電子傾向，使得DENSCl衍生物在離子化時有更強的表面活性而易生成更多的氣相離子，并具有更高的質子親和力＼[41＼]。此外，DENSCl可形成3種同位素質量差異標簽（12C4/12C213C2/13C4），能同時對3個樣本進行分析，比DNSCl雙重同位素試劑（12C2/13C2）具備更高的靈敏度和分析速度＼[41＼]。

N羥基琥珀酰亞胺（NHS）酯為羧酸活性酯， 是一級胺和二級胺的高反應性親電試劑， 且具有副產物及過量試劑不干擾分離和檢測的優點，除了已實現商品化的iTRAQ試劑（圖4C）外，近年也開發了焦谷氨酸NHS酯（PGAOSu，圖4D）＼[7＼]、苯甲酸NHS酯（BZOSu，圖4E）＼[45＼]、4二甲基氨基苯甲酰氨基乙酸NHS酯（DBAANHS，圖4F）＼[44＼]、4甲氧基苯甲酰氨基乙酸NHS酯（MBAANHS，圖4G）＼[44＼]、甲基哌嗪基丁酸NHS酯（MPBS，圖4H）＼[43＼]和二甲基氨基丁酸NHS酯（DMABS，圖4I）＼[43＼]等ICD試劑。Wagner 等＼[45＼]利用12C6/13C6BZOSu相對定量分析含氨基代謝物，未衍生的胺類代謝物大多在1.5 min內洗脫，而BZOSu衍生物因苯基的引入，色譜保留增加，分離度改善且具有更高的信號響應（圖5）。Toyo′oka課題組開發了一系列用于手性氨基酸和羧酸次級代謝組學的衍生化試劑＼[7， 4649＼]。借助手性試劑H5/D5LPGAOSu， 9種疏水性D/L氨基酸在1.7 μm的十八烷基甲硅烷基（ODS）柱上實現對映體分離＼[7＼]。Zhou等＼[44＼]設計并合成了兩種氨基ICD試劑DBAANHS和MBAANHS，由于二甲基氨基在ESI源中更易質子化，DBAANHS比MBAANHS提高代謝物靈敏度的能力更顯著。但MBAANHS衍生物在MS3（源內CID加MS/MS）中可以產生更多有價值的碎片離子以提供目標物的結構信息，從而有助于代謝物的鑒定＼[44＼]。

上述氨基標記試劑的衍生條件簡單，衍生物穩定且可以顯著增強胺類化合物的離子化效率。但由于丹磺酰基和NHS酯較高的反應活性，這些氨基ICD試劑還能與酚羥基類和巰基類化合物發生反應，不能實現對氨基專一性的標記。因此，進一步開發新型氨基特異性ICD試劑是很有必要的。

3.3含羰基化合物

內源性含活性羰基的醛和酮，通常與糖代謝和氧化應激相關，其參與神經退行性疾病、糖尿病及并發癥和動脈粥樣硬化等多種疾病的發展＼[50＼]。在使用大氣壓離子化技術時，醛和酮的中性羰基會降低離子化效率。通過衍生化反應引入帶電荷的結構，可以提高羰基化合物的電離效率，消除脂肪醛和脂肪酮的揮發性和反應性，使其更適于LCMS分析。常用于標記含羰基化合物的ICD試劑及其應用分別示于圖6與表3中。

羰基ICD試劑吉拉德試劑P（GP，圖6A）主要由能夠改善分析物色譜質譜行為的季銨和與羰基反應的肼兩部分組成，H5/D5GP已應用于血清中含3酮和3β羥基的固醇＼[51＼]及人卵泡液中7種類固醇＼[52＼]的分析。

2肼基1甲基吡啶（HMP，圖6B）可用于含羰基化合物的標記，HMP衍生物的電離效率相當高且在CID下產生特征性的子離子m/z 108。但由于會形成多個帶電離子（＼[M-H＼]

Symbolm@@ 和＼[M＼]2+）及其它碎片離子，HMP并不適用于多羰基化合物的衍生化＼[56＼]。Higashi等＼[53＼]利用H3/D3HMP對大鼠腦內別孕烯醇酮（AP）及其前體孕烯醇酮（PREG）進行量化和差異分析，AP和PREG的靈敏度分別提高了500和3000倍，方法的精密度和準確度也得以顯著提高。

Tie等＼[54＼]建立了利用美拉肼（T3，圖6C）對內源性脂肪醛進行全面表征的策略，衍生化在37℃反應15 min，衍生化效率>98%，檢測限低至0.1～1.0 pg/mL。T3能增加脂肪醛的疏水性及色譜保留，改善分離度，并通過引入的堿性基團大幅增強了離子化效率。

4（2（三甲基銨基）乙氧基）苯胺鹵化物（APC，圖6D）是一種醛基標記試劑，其中的苯胺能選擇性地與含醛基化合物快速反應，季銨基團可以改善MS靈敏度。Yu等＼[55＼]在QNLS下通過特異性地監測H4/D4APC衍生物碰撞產生的中性碎片（87和91 Da），實現了對尿液中含醛基代謝物的非靶向分析。

（A）H5/D5吉拉德試劑P；（B）H3/D32肼基1甲基吡啶；（C）H20/D20美拉肼；（D）H4/D44（2（三甲基@基）乙氧基）苯胺鹵化物；（E）12C2/12C113C1/13C2N甲氧基N（2氨氧基乙基）丙酸酯；（F）12C2/12C113C1/13C22氨氧基乙基丙酸酯

（A）H5/D5Girard′s reagent P（GP）；（B）H3/D32Hydrazino1methylpyridine（HMP）；（C）H20/D202，4Bis（diethylamino）6hydrazino1，3，5triazine（T3）；（D）H4/D44（2（Trimethylammonio）ethoxy）benzenaminium halide（APC）； （E）12C2/12C113C1/13C2 NMethoxyN（2aminooxyethyl）propionate（MAP）；（F）12C2/12C113C1/13C22Aminooxyethyl propionate（AEP）

GP、HMP和T3這類含有肼基的ICD試劑，衍生化條件相對苛刻（如高溫或酸性介質），同時由于肼還能與小分子羧酸發生反應，標記反應缺乏特異性＼[57＼]。而APC衍生化反應條件溫和（pH 5.7，10℃），無需額外的樣本預處理步驟，對醛的特異性較高。此外，氨氧基試劑，如N甲氧基N（2氨氧基乙基）丙酸酯（MAP，圖6E）＼[58＼]和2氨氧基乙基丙酸酯（AEP，圖6F）＼[59＼]可用于羰基化合物的GCMS/MS分析中，利用AEP或MAP與羰基發生肟化反應生成的肟醚在電子轟擊源中碎裂生成同位素標記的乙基碳f離子（m/z 32～34），可實現多重分析中羰基化合物的鑒定與相對定量分析。

3.4含巰基和羥基化合物

硫醇分析的主要問題在于不穩定性，因為游離的巰基反應活性高，可通過自氧化和硫醇二硫化物的交換反應轉化為氧化硫醇＼[60＼]。而ω溴丙酮基喹啉f溴化物（BQB，圖7A）可與巰基烷基化反應生成硫醇喹啉f加合物，穩定巰基的同時引入永久帶電的結構，增加MS檢測靈敏度。Liu等＼[6＼]利用H7/D7BQB在母離子掃描模式下監測衍生物CS鍵斷裂產生的離子（m/z 218和225），實現了含巰基代謝物的非靶向分析。該課題組也將H7/D7BQB應用于健康人和5種癌癥患者尿液中含巰基代謝物的差異分析＼[61＼]。

含羥基化合物在LC流動相的酸度范圍內通常是中性的，缺乏可電離的基團，MS響應低，且一些羥基化合物較強的親水性使其難以在RPLC中很好地保留。靶向羥基的ICD試劑能夠增加含羥基化合物的色譜保留和電離效率，從而提高分析方法的靈敏度和重現性（應用列于表4）。DNSCl除了用于標記胺外，還可用于含羥基化合物的分析，通過液液萃取將羥基代謝物富集到乙酸乙酯層，干燥后復溶于乙腈中，接著將代謝物提取物用經堿激活的12C2/13C2DNSCl標記＼[62＼]。丙酮（圖7C）可選擇性地與含順式二醇化合物反應，通過引入更疏水的異丙亞基阻斷順式鄰二羥基以降低極性，從而改善其在反相色譜柱上的分離。Li等＼[63＼]利用H6/D6丙酮在QNLS下監測目標衍生物產生的中性碎片172 Da（H標核苷）和178 Da（D標核苷），對核糖核苷進行鑒定。Chu等＼[64＼]采用二氧化鈰分散固相萃取法富集尿液中的

修飾核苷，同時選擇性地捕獲修飾核苷中的順式鄰二羥基，再用H6/D6丙酮對其進行同位素標記和分析，該方法可以顯著降低基質效應，提高檢測靈敏度并將非核糖結合物等假陽性結果最小化。

4總結與展望

隨著ICD的不斷發展，該項技術已經在簡化樣品復雜性、提高方法的靈敏度和準確度等方面逐漸顯示出了強大的功能，為結構多樣、樣本來源復雜的代謝物的定量分析、差異分析以及譜圖分析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該技術仍存在諸多限制，如ICD試劑高昂的成本、衍生化苛刻的反應條件及時間的耗費、標記效率的有限性、部分ICD試劑與待分析物的專一性不強、后續分離檢測過程引入的定量分析誤差等。此外，H/D同位素思鞘約戀難萇物存在同位素效應，其色譜行為差異會影響定量分析結果的準確性。但該問題可以通過減少D的個數，并將標記位點選擇在親水基團附近，或者選用12C/13C或14N/15N同位素標記試劑而得以緩解。 ICD試劑在廉價易得、對靶標分析物具有更高的反應性及特異性、更加準確靈敏、適合高通量及大規模定量分析等方面仍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相信隨著新型ICD試劑與標記策略的不斷發展和改進，ICD技術將為生物體內重要分子的代謝途徑、疾病作用機制的闡述，生物標志物的發現以及疾病的診療和預后提供更可靠的信息，必將得到更廣泛的應用。

References

1Mamas M， Dunn W B， Neyses L， Goodacre R. Arch. Toxicol.， 2011， 85（1）： 5-17

2Zhu Y T， Deng P， Zhong D F. Bioanalysis， 2015， 7（19）： 2557-2581

3Toyo′oka T. J. Pharm. Biomed. Anal.， 2012， 69： 174-184

4Guo K， Li L. Anal. Chem.， 2009， 81（10）： 3919-3932

5Leng J， Wang H， Zhang L， Zhang J， Wang H， Guo Y. Anal. Chim. Acta， 2013， 758： 114-121

6Liu P， Huang Y Q， Cai W J， Yuan B F， Feng Y Q. Anal. Chem.， 2014， 86（19）： 9765-9773

7Mochizuki T， Todoroki K， Inoue K， Min J Z， Toyo′oka T. Anal. Chim. Acta， 2014， 811： 51-59

8Xu F， Li Z， Liu Y， Zhang Z， Ong C N. Mass Spectrom. Rev.， 2011， 30（6）： 1143-1172

9Ilisz I， Berkecz R， Péter A. J. Pharm. Biomed. Anal.， 2008， 47（1）： 1-15

10Qi B L， Liu P， Wang Q Y， Cai W J， Yuan B F， Feng Y Q. TrACTrends Anal. Chem.， 2014， 59： 121-132

11Bruheim P， Kvitvang H F N， VillasBoas S G. J. Chromatogr. A， 2013， 1296： 196-203

12Baghdady Y Z， Schug K A. J. Sep. Sci.， 2016， 39（1）： 102-114

13Higashi T， Ogawa S. J. Pharm. Biomed. Anal.， 2016， 130： 181-193

14Freund D M， Hegeman A D. Curr. Opin. Biotechnol.， 2017， 43： 41-48

15Chapman H M， Schutt K L， Dieter E M， Lamos S M. Bioanalysis， 2012， 4（20）： 2525-2541

16Zhou Y， Shan Y， Zhang L， Zhang Y. J. Chromatogr. A， 2014， 1365： 1-11

17Chahrour O， Cobice D， Malone J. J. Pharm. Biomed. Anal.， 2015， 113： 2-20

18Ow S Y， Cardona T， Taton A， Magnuson A， Lindblad P， Stensj K， Wright P C. J. Proteome Res.， 2008， 7（4）： 1615-1628

19Werner T， Sweetman G， Savitski M F， Mathieson T， Bantscheff M， Savitski M M. Anal. Chem.， 2014， 86（7）： 3594-3601

20Dephoure N， Gygi S P. Sci. Signal.， 2012， 5（217）： rs2

21Zhu Q F， Zhang Z， Liu P， Zheng S J， Peng K， Deng Q Y， Zheng F， Yuan B F， Feng Y Q. J. Chromatogr. A， 2016， 1460： 100-109

22Higashi T， Ogawa S. J. Steroid Biochem. Mol. Biol.， 2016， 162： 57-69

23Fang N， Yu S， Ronis M J， Badger T M. Exp. Biol. Med.， 2015， 240（4）： 488-497

24Peng J， Li L. Anal. Chim. Acta， 2013， 803： 97-105

25Leng J， Guan Q， Sun T， Wu Y， Cao Y， Guo Y. J. Pharm. Biomed. Anal.， 2013， 84： 256-262

26Leng J P， Guan Q， Sun T Q， Wang H Y， Cui J L， Liu Q H， Zhang Z X， Zhang M Y， Guo Y L. Anal. Chim. Acta， 2015， 887： 148-154

27Zhu Q F， Hao Y H， Liu M Z， Yue J， Ni J， Yuan B F， Feng Y Q. J. Chromatogr. A， 2015， 1410： 154-163

28Ogawa S， Tomaru K， Matsumoto N， Watanabe S， Higashi T. Biomed. Chromatogr.， 2016， 30（1）： 29-34

29Han J， Lin K， Sequeira C， Borchers C H. Anal. Chim. Acta， 2015， 854： 86-94

30Chan J C Y， Kioh D Y Q， Yap G C， Lee B W， Chan E C Y. J. Pharm. Biomed. Anal.， 2017， 138： 43-53

31Guo K， Li L. Anal. Chem.， 2010， 82（21）： 8789-8793

32Kvitvang H F N， Andreassen T， Adam T， VillasBas S G， Bruheim P. Anal. Chem.， 2011， 83（7）： 2705-2711

33Huang X， Regnier F E. Anal. Chem.， 2008， 80（1）： 107-114

34Tumanov S， Zubenko Y， Obolonkin V， Greenwood D R， Shmanai V， VillasBas S G. Metabolomics， 2016， 12（4）： 64

35Claeson A S， Ostin A， Sunesson A L. Anal. Bioanal. Chem.， 2004， 378（4）： 932-939

36Hooton K， Han W， Li L. Anal. Chem.， 2016， 88（14）： 7378-7386

37Guo K， Bamforth F， Li L. J. Am. Soc. Mass Spectrom.， 2011， 22（2）： 339-347

38Tao H， Wu Y， Tang C， Lin G， Li L. Anal. Chem.， 2015， 87（19）： 9838-9845

39Su X， Wang N， Chen D， Li Y， Lu Y， Huan T， Xu W， Li L， Li L. Anal. Chim. Acta， 2016， 903： 100-109

40Peng J， Guo K， Xia J， Zhou J， Yang J， Westaway D， Wishart D S， Li L. J. Proteome Res.， 2014， 13（10）： 4457-4469

41Zhou R， Guo K， Li L. Anal. Chem.， 2013， 85（23）： 11532-11539

42Takach E， O′Shea T， Liu H. J. Chromatogr. B， 2014， 964： 180-190

43Johnson D W. J. Chromatogr. B， 2011， 879（17-18）： 1345-1352

44Zhou R， Huan T， Li L. Anal. Chim. Acta， 2015， 881： 107-116

45Wagner M， Ohlund L B， Shiao T C， Vézina A， Annabi B， Roy R， Sleno L. Rapid Commun. Mass Spectrom.， 2015， 29（18）： 1632-1640

46Mochizuki T， Takayama T， Todoroki K， Inoue K， Min J Z， Toyo′oka T. Anal. Chim. Acta， 2015， 875： 73-82

47Mochizuki T， Taniguchi S， Tsutsui H， Min J Z， Inoue K， Todoroki K， Toyo′oka T. Anal. Chim. Acta， 2013， 773： 76-82

48Nagao R， Tsutsui H， Mochizuki T， Takayama T， Kuwabara T， Min J Z， Inoue K， Todoroki K， Toyo′oka T. J. Chromatogr. A， 2013， 1296： 111-118

49Takayama T， Kuwabara T， Maeda T， Noge I， Kitagawa Y， Inoue K， Todoroki K， Min J Z， Toyo′oka T. Anal. Bioanal. Chem.， 2015， 407（3）： 1003-1014

50Ellis E M. Pharmacol. Ther.， 2007， 115（1）： 13-24

51Crick P J， William B T， Abdelkhalik J， Matthews I， Clayton P T， Morris A A， Bigger B W， Zerbinati C， Tritapepe L， Iuliano L. Clin. Chem.， 2015， 61（2）： 400-411

52Guo N， Liu P， Ding J， Zheng S J， Yuan B F， Feng Y Q. Anal. Chim. Acta， 2016， 905： 106-114

53Higashi T， Aiba N， Tanaka T， Yoshizawa K， Ogawa S. J. Pharm. Biomed. Anal.， 2016， 117： 155-162

54Tie C， Hu T， Jia Z X， Zhang J L. Anal. Chem.， 2016， 88（15）： 7762-7768

55Yu L， Liu P， Wang Y L， Yu Q W， Yuan B F， Feng Y Q. Analyst， 2015， 140（15）： 5276-5286

56Yamashita K， Kobayashi S， Tsukamoto S， Numazawa M. Steroids， 2007， 72（1）： 50-59

57Eggink M， Wijtmans M， Ekkebus R， Lingeman H， Esch I J P D， Kool J， Niessen W M A， Irth H. Anal. Chem.， 2008， 80（23）： 9042-9051

58Biladeau S K， Richmond W N， Laulhe S， Nantz M H. Anal. Methods， 2016， 8（18）： 3704-3710

59Laulhe S， Geers T E， Shi X， Zhang X， Nantz M H. Anal. Methods， 2013， 5（18）： 4701-4706

60Huang Y Q， Ruan G D， Liu J Q， Gao Q， Feng Y Q. Anal. Biochem.， 2011， 416（2）： 159-166

61Liu P， Qi C B， Zhu Q F， Yuan B F， Feng Y Q. Sci. Rep.， 2016， 6： 21433

62Zhao S， Luo X， Li L. Anal. Chem.， 2016， 88（21）： 10617-10623

篇（6）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30-0236-02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過去,構成的就是這個民族、國家的傳統,傳統文化。了解自己的歷史和文化,以史為鑒,是必要的。也因此,《中國傳統文化》課的教學目標,被界定為“向大學生們展示中華民族在五千年文明史上創造出的燦爛的古代文化成就”,以期增進“一個民族的社會成員、尤其是年輕成員對本民族的向心力”,使他們具有“深刻的愛國情懷”(陳廷湘《中國文化》前言),照理說,這是非常正確的。不過,如果從學生角度來看,這就意味著學習傳統文化,只是為了回到歷史,回到過去,而不是立足于自身的需要,立足于當代的需要。因此,這門課的價值和意義離自己太遠,空泛不實際,學習的積極性和興趣也就不高。這是學生的錯嗎?其實,學生也是懂得“鑒古以知今”的,學了知識,對自己總有用,他們這樣想并不是過于功利。然而表述迂回,目標不具體不明確,到底還是會打擊學習自覺性的。

最關鍵的是,把傳統文化課的學習定位為了解過去,很容易讓教師把課堂講授變成單純的羅列、介紹。既然中國的歷史那么悠久,文化有那么豐富多樣、燦爛輝煌,那就像開店鋪那樣一一陳列展示,加以說明;于是駁雜渙漫,不分輕重,結果是事半功倍,費力不討好。學生呢?雖然也驚嘆于傳統文化的豐饒精深,但也就止于驚嘆而已。他們會覺得,那都是過去,而我們現在卻似乎在走下坡路,走到了死胡同,什么都不如人。炫耀過去有什么用?

那么當我們把傳統文化的學習目的直接指明為“了解我們自己,認識我們當代的社會”的話,情況會好得多。我們知道,“人逃不出歷史的掌心”,人是歷史的產物。要理解“我們是誰?我們為什么這樣?”之類的問題,就必須回溯歷史,到傳統中尋找答案。如此一來,龐大駁雜的傳統文化,該講哪些,可以不講哪些,就比較明確了。這是就教師而言。就學生而言,由于本就生活于這個文化中,本就是中國人,對我們自己,對社會,到底也還是有所了解有所認知的。追究自己何以是這個樣子,對于他們來說,就很有意思,很有必要。這樣,學習的積極性自然會高漲。

是的,如克羅齊所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了解歷史,學習傳統文化,必須立足于當代,立足于我們自身。《中國傳統文化》課的教學指導思想,必須首先確立于這一點上。

高校教師,既是教育者也是研究者。對于中國文化的本質,我們更應該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事實上,文化雖然包括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或加上制度層面),但動物未有文化而人獨有之,說明文化其實是根源于人的精神需要。任何文化產品都是負載著人的精神理念的,在根本上,文化是人的精神產品。由于作為人的精神所在,人的意識領域包括的內容,按一般的劃分,就是知、情、意三部分(也有論者把“意”歸并到另二者中,于是人的意識就只是“知”和“情”兩大塊),那么,這樣來劃分,一種文化,要么是偏于認知,要么是偏于情感,或者是兩者交雜。如果我們認為,西方文化屬于理性主義文化,則中國文化則屬于情感主義文化,是以情感為本位的。情感本位,是中國文化的本質和內核,是貫串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的紐帶,因此也是我們講授傳統文化這門課的邏輯主線。

把中國文化的本質界定為情感本位,對不對呢?我們知道,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文化為主體。儒家創始人孔子,“述而不作”,努力要恢復三代的禮制(老莊的道家說返璞歸真,回歸自然,也是指向三代。當三代這種理想社會消失時,儒家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努力去恢復;道家則失望而消極對待現實。儒道其實有相同的社會理想,只是話語方式不一樣而已)。而三代其實就是以血緣為基礎,以家庭為單位構建的部落社會。在這樣的部族社會中,人因為有血緣關系,有自然的人際倫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情感關系,所以也就相親相諧,民風古樸,社會安寧。“儒學”也稱“仁學”。所謂“仁”,按許慎《說文解字》的解釋,就是“二人”。孔子又說,“仁者愛人”。這就是說,孔子所肯定的社會,以及社會中理想的人際的關系,就是人與人都相親相近,就是要通過用情感來維系人際間,建立起和諧幸福的世界。而當儒家思想一當建立,特別是成為統治意識形態,而且也使統治行之有效之后,以情感為內核的文化,于是也就牢固下來,并不斷延續下去。問題只是,這種內核,越來越隱蔽(人口擴大、社會發展使得人與人的關系變得更多樣更復雜了),以至人們都注意不到了。但文化的情感本位主義,即使在今天也依然體現著――通常我們說中國人喜歡講關系,講人情,甚至是江湖義氣,這不就是極好的注釋嗎?

以情感為本位,在中國的傳統禮俗,中國傳統文學、音樂和繪畫藝術中都得到了充分體現,在中國古典哲學美學中也是如此(宋明理學作為中國傳統哲學的高峰,由于其鼓吹“存天理滅人欲”,主張以理抑情,很容易讓人誤認為它不屬于情感本位而是理性主義的。但其實只要明白宋明理學諸人其實都是承孔子之衣缽,是在解釋和闡發儒家仁學,這種誤讀就可消除),甚至在傳統的教育制度、官宦制度上也沁潤良深。因此,把情感本位界定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將之作為《中國傳統文化》課程的講授的邏輯線索,是可以成立的。對于學生而言,通過學習了解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最后能夠認識到自己文化的這一本質特征,就是一個很大的收獲。因為達到了這一點,也就實現了前面我們說的“了解自己,認識我們的當下處境”這個目標。

必須要讓學生明白,了解和學習傳統,不是為了回到過去,按舊的方式來生活。社會現實是向前發展的,一切都不可能停滯,更不可能回頭;文化也是動態的,永遠處于運動變化之中。學習《中國傳統文化》課,不僅是要在認識和了解我們傳統的基礎上,達到對我們自己,對我們這個社會的認識理解,更要在此基礎上,不斷進行更新和發展文化,構建起適合于我們當代世界和未來發展需要的新文化。簡單地說,中國傳統文化課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新文化的建設。

既然每一個“現在”都是“過去”的延伸,既然我們都是歷史的產物,那么,這就意味著傳統不僅塑造了我們,而且這傳統有適合于我們生存的東西。而同時,文化作為一定時代和環境的生活樣式,當環境和時代變化時,它的適應性就會有問題。對傳統的所謂“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或“批判地繼承”,說的無非就是保留對我們依然有價值的方面,舍棄其中不再適用的觀念、取向或行為方式。問題在于,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哪些是它的精華,哪些又屬于糟粕?我們要繼承哪些東西,又拋棄哪些東西呢?這就有需要辯明的地方。

篇（7）

一方面，在理論的共通性上，和中國傳統文化存在契合之處；另一方面，在文化的可融合性上，和中國傳統文化亦存在契合之處。對于“人的本質在于社會性”“人要懂得仁義禮智信”“要發揮主觀能動性”等方面，二者存在很大的契合。這種契合讓在傳人中國一百多年的歷史中，指導著中華民族不斷前進，取得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

1 與中國傳統文化契合的具體體現

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指出哲學家們的根本職責在于用所謂的理論來改變這個世界，絕非只是解釋世界。基于此，研究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具體契合點的根本意義應該在于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實踐活動，探索其在未來發展中，對于中國文化發展方向的探索以及適合社會發展文化的實現途徑。

一是對于“人的本質在于社會性”的契合。認為，認得本質在于其在特定的歷史活動中所具有的一種作為人的實實在在存在的價值。它區別于動物的自然性，而又必須依賴于自然界生活的一些物質表現。在這種區別的過程中，人的勞動和依存社會的能力成了人的本質屬性。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沿襲過程中，也提出人對于自然欲求的節制或適可而止的理論，關于“過猶不及”“無過無不及”等原則的闡釋，從很大程度上來講都是與的論調一致的。

二是對于“人要懂得仁義禮智信”的契合。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很多關于仁、義、禮、智、信的論述，有孟子論述中的“人性善”論，有荀子提出的“人性惡”論，有孔子所謂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的論述，這些都是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種提升，不外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要做到友愛，講道義，有禮節，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要表里如一等等。這些也是人社會性的一個表現，這樣的道德或者倫理要求的體現也是存在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過程中。在理論中，也有籠統的社會規范的概括，而中國傳統文化的論述恰恰是從更為具體、全面的層面上對其做出了很好的補充，這種對于我們現代人的教化作用，二者是存在很好的契合點的。

三是在“要發揮主觀能動性”方面的契合。哲學在肯定物質第一性的同時，也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它將最終的落腳點直接指向并最終改變現實，在肯定環境和教育改變人的同時，認為首先是人改變了環境和教育，強調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很多與之相契合的地方，譬如在《論語？ 先進》中，孔子的弟子季路向孔子請教如何侍奉鬼神的事情，孔子回答說連人都侍奉不好，怎么去侍奉鬼神呢？《中庸》開篇就有論述，說道是不可分離的，而分離開來的東西，就不是道了。它就是告訴我們“道”這個東西并沒有離開我們，它應該是與生俱來的一個東西，那就是對世界本源的探究，人主觀能動性的一種發揮。

四是關于“禁欲主義”觀點的契合。相比較主義文化，倡導的絕非用物的東西來滿足人內心的貪欲，而是強調一種節制、禁欲主義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沿襲至今的時代，雖然是以消費為主導的商業文化對人的思想、觀念的東西帶來了嚴重的沖擊，但是這種物質層面的追求并沒有蓋過精神層面對人的影響，從“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到“安貧樂道”，這些論道都足以說明。正是這種契合的有力表現，時下我們的反腐倡廉工作才會做得如此有聲有色。

2 與中國傳統文化契合的現實意義表現

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契合，一方面體現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有益影響，另一方面又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對精華的沿襲，在當今社會的發展中，他們的契合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

一是對于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著積極的影響。在國家積極倡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過程中，只有充分了解與傳統文化契合的意義所在，才能更加深刻地解讀并理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才能將精神層面的空虛加以補充。同時，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過程也是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傳統美德的過程。

二是對于發揮傳統文化的倫理價值有著重要的作用。中國的傳統文化都是經過幾千年的文化積累，沉淀下來的精華，對于人們精神世界的豐盈和調整、對于人更和諧地與世界相處有著重要的影響。在研究與中國傳統文化契合的過程中，可以將二者中對個人、對社會有益的、積極的倫理因素提取出來，這對于當今危及社會穩定的眾多社會問題的解決有著非常積極的作用。

三是對于實現中國夢的偉大理想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中國夢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夢想，在實現這一夢想的過程中，需要地方政府緊緊把握中央關于未來改革與發展的精神，并與之保持高度的一致。而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契合恰恰有助于地方政府或個人能夠從更多層次去緊跟中央的步伐，對自己的行為作為當否的衡量。

總之，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契合是深度中國化和中國傳統文化時代化過程中繞不過去的話題，需要我們深入研究并付諸實踐，讓其發揮更大的指導作用。

參考文獻：

[1]伍文彬.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的思考[J].長春理工大學學報，2012（07）.

[2]格勒.文化現代化60年[J].社會觀察，2011（09）.

[3]任培秦，杜濤.淺析與中國傳統文化互動關系[J].理論月刊，2011（08）.

[4]徐穩.傳統文化現代化與中國化[J].山東社會科學，2011（08）.

[5]楊志超，李向暉.論中國化的四大根基[J].理論導刊，2011（02）.

篇（8）

所謂的中國傳統文化符號，實質上指的是通過文字、圖片、影像等形式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思想文化。傳統文化符號具備指代、認知、顯現、自律以及溝通的作用。學者張授一通過對傳統進行研究，認為傳統中的“傳”指的是流傳、傳布，而“統”指的是綜合統一的整體。傳統文化融合了我國民俗思想道德、人文藝術、社會制度、藝術風格，體現出中國民族文化的根基。中國傳統文化涵蓋了兩大文明體系，分別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具備一定的延續性和傳承性。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文化在傳承和流傳過程中，需要對社會發展、藝術創作、科技進步產生一定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對藝術設計來講，文化為其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和藝術保障。同時，文化通常以符號的形式存在，這就造就了產品設計中涵蓋了文化符號。中國傳統文化符號大致包含兩類：一是從“源”而分，表現出宇宙的統一整體；二是從“體”而分，表現出人類社會的分支系統。此外，中國傳統文化符號從天、地、人三個層面進行劃分，可以劃分為兩類：一類為自然符號，表現為江、河、湖、海等自然存在的；另一類為人類符號，表現為人類所創作出來的特殊符號，用以代表人類物質、精神文明以及對待生活的態度。中國傳統文化符號在產品設計中的重要意義第一，有利于產品價值的提升和意義的實現。現代產品設計作為藝術與技術的統一體，所以其藝術含量較高、價值和意義巨大。價值作為產品設計的首要目標，同時作為人們物質、精神層面對產品的基礎需求。通過將中國傳統文化符號有效運用于產品設計過程中，一方面有利于產品價值的提升和意義的實現；另一方面有利于人們基礎藝術審美需求的滿足。從一定程度上來講，人們在使用產品的過程中，不但進行產品的使用，而且對產品的藝術價值進行品賞，是物質文化與藝術文化的交流互動，是精神文化價值意義的顯現。所以說，傳統文化符號在產品設計中的運用，能夠從本質上提高產品的價值，實現產品設計的真正意義。第二，有利于產品體系的完善。現代產品的設計，一方面需要堅持運用傳統文化符號；另一方面需要超越傳統文化，有效融入現代化新型文化元素。唯有此，才能在確保傳統文化元素有效運用的同時，體現出時展的本質需求。可以說，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關系密切，二者相輔相成，傳統文化為現代文化的可持續發展而提供物質保障，只有將二者有機關聯起來，方可在產品設計中發揮基礎作用。產品設計中傳統文化符號的運用，直接關系到產品的生命周期，倘若能夠充分利用傳統文化符號，那么產品的生命周期將更長，從而能夠滿足更多客體的各類需求。所以說，中國傳統文化符號在產品設計中的有效運用，有利于產品體系的進一步健全和完善。

中國傳統文化符號在產品設計中的重構

1.哲學意識符號在產品設計中的重構

首先，簡樸主義思想。春秋戰國時期的哲學家老子曾經說道：“少則多，多則感”。也就是說，哲學中通常以少為多，通過較小的數量來獲得較大的成效，與西方發達國家學者所提出的“少就是多”的思維理念存在一定的同一性。哲學意識符號在現代產品設計中的重構，可以從簡樸、簡單的層面來彰顯產品設計的目的和意圖，從簡單的外形來突出產品的豐富內涵。例如：隨著電子信息產業的快速發展，國內外手機生產廠商在手機外形設計過程中，逐漸取消了鍵盤等繁瑣的按鍵，這樣一來，在功能不變甚至增多的情況下，手機的外形更加飽滿、細膩，線條更為流暢，藝術質感氣息更為強烈，這便體現出產品設計的簡樸哲學意識。其次，含蓄主義思想。基于藝術形態下的含蓄，即就是在確保事物本質特征和基礎形態不變的前提下，采取較為間接、簡便和含蓄的手段，進行事物本質的完整呈現。《孫子兵法》中提到：“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可以隨變化而取得勝利者可謂神人”，作為一種對立統一的哲學理念。現代產品設計中融入傳統含蓄主義思想，能夠完整體現出產品的設計用意和設計目標，有利于產品真實性的完整體現。例如：蘋果手機、電腦的設計趨于人性化、個性化，其外觀更為簡單，功能更為強大，含蓄、超薄的外觀形態與豐富的功能和良好的性能形成鮮明對比，在彰顯尊貴和特殊的同時，為人們提供更為良好的體驗。此外，隨著汽車消費品質量的不斷提高，其形態設計更為理想，各類概念車的應運而生，其優美的造型、優質的性能以及高標準的質感，在符合適用的基礎上，表現出豐富的哲學含義。第三，和諧主義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心思想，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彌足珍貴。自古以來，便有天人合一、天地合一、陰陽平衡的哲學思想，作為儒家、道家思想文化的根基，和諧思想影響深遠。倘若在現代產品設計中，能夠有效融入和諧思想，那么在滿足產品設計質量需求的基礎上，能夠達到產品完整、和諧的根本目的。可以說，現代產品設計從一定層面上呈現出哲學和諧主義思想。產品的尺寸大小、長短比例、對稱協調、自然平衡等均作為和諧的主要影響因素和組成部分。傳統文化哲學符號在產品設計中的重構，正是產品藝術形態、人與自然和諧為一、哲學意識等的完整體現。

2.形態、線條符號在產品設計中的重構

傳統文化形態符號作為人們審美理念和意識的集中體現，線條符號作為藝術形態的處理方式，形態、線條符號均體現出特定的含義。同時，形態、線條符號與自然、人文、地理、文化等因素密切相關。中國傳統形態、線條符號分布、搭配方式十分靈活，處理方式較為多元化。中國傳統文化中將天的形狀視為圓形，地的形狀視為方形，所以在文化符號和產品設計過程中，人們十分注重方與圓的有效搭配。文字作為線條符號的主要組成部分，作為藝術文化的重要形態，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文字的裝飾，文字符號可以說是人類迄今為止最簡潔、最直白的文化符號。在產品設計過程中，通過運用文字符號、圖像符號，一方面能夠體現出傳統文化的真正魅力；另一方面能夠突出傳統文化的藝術氣息。比如：戲曲臉譜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其產品設計中需要濃重的色彩配對，給予觀眾一種強烈的視覺沖擊感。所以說，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形態、線條符號在產品設計中的重構，其意義和作用深遠而重大。

3.色彩符號在產品設計中的重構

研究表明，色彩符號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符號的主要組成部分，傳統藝術作品創作過程中，創作人員非常關注色彩符號的有效運用，通過形態多樣、豐富多姿的色彩元素，塑造了形形的藝術作品。比如：綠樹紅墻、金色大殿等人文景觀，深得世人的贊賞。同時，中國傳統文化色彩符號主要涉及到赤、橙、黃、綠、青、藍、紫七種顏色，同時以赤、黃、黑、白、青色為吉祥顏色，象征著中華民族五個方向和五種神獸。此外，在陶瓷等裝飾上面，主要以紅色為主，代表喜氣洋洋、大吉大利，五顏六色的色彩圖案組成富有中國特色的色彩文化符號。

4.材料符號在產品設計中的重構

由于文化背景、自然地理等外界客觀環境的不同，所以導致材料有所不同，材料符號呈現出多元化特征。竹子、木材等自然材料作為我國傳統藝術作品的主要材料，我國古代文人騷客十分注重竹子選材的運用。同時，竹子、木材作為家具等日常用品的主要原材，作為一種普通的生活用材，并且富含綠色象征意義。此外，竹子、木材等材料符號運用于產品設計中，一方面有利于產品本質特征的完整體現；另一方面有利于產品綠色、低碳理念的提升，是人與自然和諧為一的基礎保障。

篇（9）

中圖分類號：J5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08-0072-01

一、中國傳統元素的思考

作為中國傳統符號，應該是積極向上的正面形象，應該是能夠體現中華精神的元素，同時還應該是反映中國文化本質的符號。

第一，在思想上，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就得先深入學習中國傳統思想，中國人的儒家文化思想根深蒂固，“和諧、中庸、忠孝禮義”這些都是中國人一直崇尚的哲學思想，傳達了中國人對真善美的追求，體現人本向善的精神本質。

第二，在形式上，漢字、斗拱、宮燈、圖騰、皮影、白鶴、四圣獸、祥云、陰陽等，還有天圓地方的造型，呈中軸線對稱分布的布局，都是一些能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的符號。

第三，在色彩上，每一個民族都有屬于自己獨特的色彩情感，人們對于顏色的理解通常是跟民族的和神話故事聯系在一起的，比如中國紅就是趨利辟邪歡樂喜慶的象征，而中國的綠色也有獨特的意蘊。因此，顏色是有符號特性的。

第四，在裝飾樣式上，中國傳統紋樣的裝飾不僅僅只是表現審美更多地是體現在特定的時期內文化環境，這就要求我們在學習應用和借鑒裝飾的時候要透過現象看本質。

所以說，中國元素并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符號，而是一些具有中國深遠文化意義的符號。

二、產品設計中的傳統符號

第一，產品設計要求將美觀與實用功能完美的結合起來，運用現代的設計手法將傳統的文化符號合理的變形和融合就可以有效實現設計文化的延續性，同時又不失現代感。

第二，一個產品如果能夠取得成功，那么一定就是生動傳神的設計，一定是能夠體現一定的文化內涵的設計，也一定是能引起人們某種情感的共鳴而這種內涵通常就是一種文化的東西，一種能喚醒人內心深處記憶的東西，也是一種象征傳統意義的符號。

第三，中國傳統符號講究圖形的虛實關系和審美裝飾性，而產品設計同樣也講究結構地均衡和統一，形式的連貫和呼應，產品的設計形式同樣也可以從傳統符號里面找到靈感。

第四，傳統文化的符號通常是看起來簡潔而實際意義豐富深遠，運用傳統符號將產品進行重新設計，以傳統而又不失現代時尚的構成方法，創造出人文化時尚化的產品。

所以產品中的傳統符號應該是一種現代與傳統的整合，是意義與形式的統一，而不是部分設計情況和內容胡亂地把傳統文化的形式硬塞在沒有對應意義的產品身上去。

三、傳統符號在產品設計中的應用

首先，中國文化里面有很多傳統元素，但并不是每一種元素都可以應用產品的設計中來，所以在應用傳統文化符號時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而要結合不同的設計背景和意義，合理選擇適當的元素。

其次，產品的形式與功能是相互統一的，有很多傳統形式已經無法承載現代產品的功能，所以在進行產品設計時，應該打破傳統形式的束縛，在不改變傳統文化實質內容的前提，融合現代社會流行的時尚元素，創造出新的傳統符號形式，這才是傳統符號應用的本質所在。

最后，作為中國元素應該是中國所特有的，它是一種能夠被識別和記憶的，讓人一看就知道是中國的設計。所以，在經濟全球化文化交融的時代背景下，產品設計要想在國際競爭中脫穎而出，就必須體現本土化的特點和創新，既要讓世界都認識和接受中國文化，同時也要保留文化的精髓不斷地用現代方法進行創新。

四、總結

隨著中國2008年奧運的召開，對中國文化的繼承、發揚和對中國元素的發掘已經提升到了不可忽視的地位。對于產品產品設計而言，遠不止運用色彩和造型這么簡單，還需要順應時展趨勢，結合我國受眾心理，從過去對功能的滿足進一步上升到對人的精神關懷，繼承、重視和發揚中國文化，在設計中融入文化，增加產品的文化附加值，那么中國的產品設計也必將會輝煌于世界。作為設計師應該正確認識我們的傳統文化、傳統符號，我們應該在進行創作時，也應從我們自身的傳統文化中吸取豐富的素材，創造出屬于中國式的現代設計作品。

參考文獻：

篇（10）

插畫設計與我國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

1.我國傳統文化藝術是插畫設計的基礎

本質而言，插畫設計同傳統國畫、壁畫、版畫等均存在著極近的血緣關系，但是，插畫設計并不屬于其中某一流派，而是獨樹一幟。若追溯其根源，其可能是傳統繪畫中的某個分支，無論是從最古老的壁畫，還是民間版畫，無不傳承著我國傳統文化的精髓。目前，正是我國插畫設計發展的高速階段，如何將我國傳統文化藝術融入插畫設計中已經成為擺在插畫設計者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傳統文化與現代插畫設計表面看似相互排斥，但本質正好相反。插畫設計作為現代文化藝術中的一種，雖然不斷轉變風格，加快創新，但卻無時無刻不在汲取我國傳統文化的精髓。這恰恰體現了我國傳統文化的魅力，雖然飽經時代更換之考驗，卻仍然能夠展現其經久不衰的生命力。

2.插畫設計是我國傳統文化的延伸

我國傳統文化為插畫設計提供了基礎，使得插畫設計得到了持續的發展，二者之融合使得插畫設計得以不斷延伸。例如，傳統工筆畫與插畫設計的融和，由于傳統工筆畫不強調空間感，因此，將其應用與插畫設計中可謂恰到好處，與此同時，傳統工筆畫的裝飾性為插畫提供了意蘊深遠的背景，不僅展現了傳統工筆畫淡雅、清新、質樸之感，更展現了插畫的明艷、動感，使得我國傳統文化的神韻與現代插畫的時尚得到了有效的融合。例如，在張旺所創作的插畫――《孫悟空》中，他采用水墨畫進行渲染，同時，采用工筆畫進行勾線與造型，以展現孫悟空這一玄幻角色，恰如其分地體現了插畫設計與我國傳統文化的融合。

3.插畫設計中我國傳統文化的應用

我國傳統文化大體可分為如下兩方面：一種是無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另一種是有形的物質文化遺產。其中，前者關乎精神層面，即我國傳統文化所追求的平面、淡雅、不透視性，并將此意境作為表達目標，在展示意境氣質的同時，體現國人獨特而又不失厚重的審美；后者關乎物質層面，即大眾所熟知的中國傳統元素等。

傳統節日文化的應用

在插畫設計及創作過程中，設計者可以通過煙花爆竹、門神及燈籠的應用來使觀眾聯想到我國的傳統佳節――新年；也可以通過粽子、賽龍舟等的運用使大家聯想到端午節；若運用了月餅、圓月、團圓、嫦娥等，則會使人立即聯想到中秋佳節。此類由傳統民族節日所衍生出來文化產物廣受效仿，各地紛紛根據本地的民俗藝術展現不同的文化意義，諸如美食文化、服飾文化，甚至連當地少女出嫁所制嫁妝，傳統建筑圖騰藝術都成為極富特色的地域文化。由此可見，多民族所敬畏、信奉及遵循的影響力是難以估量的。當我們一次次地追溯設計的本源時，很少有人從一個國家或民族情感的角度深入進行思考，以探尋這些已深深積淀在大眾心中的文化。

傳統民間藝術的應用

隨著信息技術的創新及應用，插畫設計中也開始融入現代化科技元素，特別是在如今這個視覺藝術主流的時代，傳統插畫設計已經找到了新的改進方向，不少動畫藝術紛紛進入插畫設計領域，諸如米老鼠、唐老鴨以及阿凡達等，這些無一不體現了時代的創新及插畫藝術創作手法上的提高，此種提高無疑意味著和傳統文化之間的“一決高下”。不少設計者過于追求技術創新所帶來的視覺感受，卻忽視了作品想要傳達的內涵及意義，使得作品脫離了大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必須將新、舊藝術相結合，將傳統民間藝術融入插畫設計中，以體現插畫藝術的真正價值，在向公眾展示視覺美感的同時，傳達出強大的精神文化力量。例如，“東方樹葉”等廣告，就是傳統民間藝術應用的典范。

歷史文化元素的應用

現代插畫中古老繪制手法越來越少，更多的是一些矢量圖，雖然為設計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但卻丟失了原本的視覺親和力，喪失了傳統元素的應用使得插畫作品欠缺情感底蘊，同大眾間產生了距離與隔閡。因此，在插畫設計中可借鑒類似敦煌壁畫等傳統歷史文化元素，以深厚的歷史底蘊拉近和大眾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