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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為我國企業進行會計政策選擇創造了條件，使企業會計政策的選擇成為必然。會計政策是指企業在會計核算時所遵循的具體原則以及所采用的具體會計處理方法，由于客觀經濟的復雜性和各個企業的特殊性，企業可在允許的范圍內對同一經濟事項采用不同的會計處理方法。企業通過會計政策的選擇，維護和增長企業自身經濟利益，促進企業目標的實現；同時，隨企業投資主體的多元化，所有在企業投資的各方，都需要了解所選會計政策，盡可能維護其自身的利益，為此也會迫使企業進行會計政策的選擇，以選擇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會計政策，企業管理部門在選擇會計政策時，不得不綜合權衡各利益相關者的需要并從中獲取自己的那部分利益。因此，如何正確選用會計政策，成為企業會計工作中不可回避的問題。企業在選擇最佳的會計政策時，要做到4個必須：

一、必須在準則界定的范圍內選擇和制訂會計政策

《會計法》《企業會計制度》《證券法》《稅法》及其他財經法律法規所組成了會計規范體系，企業必須在會計準則界定的范圍內選擇和制訂會計政策。從我國來看，會計準則是我國會計法規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會計核算工作的規范。它主要是就經濟業務的具體會計處理做出規定，以指導和規范企業的會計核算，保證會計信息質量。因此，企業必須按照會計準則的規定和要求，在允許的范圍內選擇和制訂會計政策，否則就是無效的，甚至是違法行為，對于違法行為，應當承擔法律責任。我國《企業會計準則2006》明確規定，“企業采用的會計政策在每一會計期間和前后各期應當保持一致，不得隨意變更”。強調一致性并不意味著要剝奪企業靈活選擇會計政策的權利，如果確有必要變更或有正當理由說明采用新的會計方法比原來的方法更好時，可以進行會計政策變更。同時，需要注意的是會計制度和會計準則的制定應具有適當的超前性，會計制度和會計準則的制定既要符合現實經濟狀況，同時又要適應經濟的發展趨勢，應盡量適應會計環境的變化，尤其是要考慮到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些新情況，要較科學地、超前地分析和預測未來會計環境的變化，做到有的放矢，使制度和準則能在相對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并且在理論上具有適度超前的優越性，從而減少在新經濟現象出現后會計制度和會計準則出現真空地帶的可能性，避免企業在無章可選時自行選擇會計政策操縱利潤。

二、必須明確企業的經營策略和目標

每個企業都有其自身的發展目標，即使同一企業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也有可能具有不同的目標。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和企業所處的發展階段，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往往會采用不同的經營戰略，有時穩健經營，有時銳意開拓。管理人員經營思想的體現，企業經營目標的實現，除了采用不同的經營戰略和措施外，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借助于會計政策的選擇，會計政策必須要為企業的經營目標服務。首先，企業經營管理者需要在企業的不同發展階段，確立不同的經營目標，確定不同的經營思想。比如，企業在采取較保守的政策時，往往在會計政策的選擇上希望盡可能地采用謹慎原則的處理方法，使企業的實力得以保存，避免風險的產生。而當企業為了便于開拓市場，顯示實力時，則需要在會計信息中更多的顯示其經營業績和發展潛力。其次，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的效果要注重整體優化。由于企業在會計政策選擇時所處的環境不同，從單一動機出發進行的政策選擇所產生的效用往往十分有限，甚至適得其反。因此，企業管理當局必須全面分析自身所處的環境、發展階段、本行業的發展前景和在同業競爭中的地位，以及所擁有的優勢和存在的問題，明確本企業發展的總體目標，并在這一目標指引下，結合會計的職業判斷，根據會計理論指導和會計實務的基本原理，尋找或創立合理的會計策略，并對可供選擇的方法進行比較分析，從而形成最優化會計政策組合。

三、必須不斷提高會計人員職業判斷能力

最科學合理的會計政策也必須由會計人員來執行，由于會計政策在實踐中運用的靈活性，職業判斷能力對會計人員選擇使用會計政策起到決定性作用，因而，會計人員職業判斷能力就必然成為影響會計政策目標實現的重要因素，不斷提高會計人員職業判斷能力就成為會計政策目標實現的基本保證。會計人員職業判斷能力就是會計人員按照會計法律法規、會計準則、會計制度，結合企業自身的經營環境和特點，運用自身專業知識，對會計主體發生的經濟事項和交易采用準確的會計處理原則、方法等進行合理且合法的判斷和選擇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建立在會計人員的邏輯分析能力、積累的經驗、專業知識并遵循謹慎、客觀、公正原則的基礎之上進行的。因此，會計人員必須不斷提高自身的職業判斷能力，恰當選擇會計政策，適時客觀和公證地評價所選擇的會計政策。首先，更新知識結構，樹立終身學習的觀念。隨著企業交易日益廣泛和復雜、客觀情況的千差萬別及復雜多變使得企業中可能存在某些特殊的經濟業務，同時隨著經濟發展，還會出現新的經濟業務，這些業務暫時沒有具體準則來規范，這些都要求會計人員能夠依靠自身的知識做出正確的判斷，因此，會計人員應當適應發展的需求，拓展自身的知識領域，完善自身的知識結構，樹立終身學習的觀念。其次，加強會計人員職業道德建設。加強會計人員職業道德建設，是提高會計人員職業判斷能力的重要保證，要加強對會計人員的道德教育，提高其道德修養，促使從業人員正確規范自己的行為，做到誠實守信，客觀公正，不做假賬。從長遠來看，應建立以社會輿論和誠信檔案制度為基本形式的社會評價機制，最終促成會計人員從他律走向自律，真實、公允地進行會計選擇。

四、必須建立合理的企業組織結構

合理的組織機構是達到會計政策目標的組織保證，合理的組織機構要求組織縱橫結構的布局要合理，縱向結構即組織內部上下層次關系的有序構成和層級化，橫向結構即同級執行部門之間平衡分工的構成形式。同時，組織各部門之間的分工合作要協調，保證政策執行的專業化和管理的有效性。目前我國法人治理結構采取雙層委員會制，類似于德國模式。但實踐中，股權結構過度集中，代表國有股的“所有者缺位”、“內部人控制”現象較嚴重。雖然設有監事會和獨立董事，但由于其地位尷尬，致使內部監督機制缺乏。行政任命的經理與企業的利益脫鉤，經理人為實現自己升遷等私人目的而選擇對己有利的會計政策。可見，由于公司治理監督機制的不完善，給管理當局進行會計政策選擇提供了條件。針對我國當前公司治理與會計政策選擇的現狀，我們應立足解決好以下方面的問題：1）進一步明晰產權關系。明晰產權關系既可允許和鼓勵企業根據企業交易費用的高低來選擇會計政策，又可以發揮會計準則的激勵約束和資源配置的作用，使企業進行會計政策選擇時減少隨意性，盡可能反映各利益相關方的共同利益。2）強化獨立董事和審計委員會的監督作用。現代企業制度下，科學的法人治理結構的核心是通過特定的治理結構和治理程序，在利益相關者之間形成相互合作、相互制衡的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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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粉飾業績，逃避監管的動機

我國公司存在著嚴重的“微利現象”和“10％現象”。這是因為，目前，我國的資本市場還是一個受政府高度管制的市場，政府對企業的上市、配股、交易及退出等市場行為都通過一系列會計指標進行管制。如我國政府有關部門規定上市公司連續3年平均凈資產收益率必須達到10％，其中每年最低不得低于6％才有配股資格（受政策保護行業可適當放寬）；上市公司連續兩年虧損，公司的股票就要被非凡處理；公司連續三年虧損就要被暫停交易等。上市公司為了達到“內部控制人”的利益如圈錢配股、免于非凡處理或摘牌等目的，往往會通過操縱利潤等手段和市場管制部門進行博弈，選擇或變更會計政策和會計估計自然也就成了他們在博弈中出奇制勝的一大法寶。因此，上市公司會計政策選擇和變更的動機主要是為了操縱利潤，使之達到預定的目標，以滿足政府對配股或上市管制的最低要求，凈資產收益率低于且越接近10％，每股收益低于且越接近零，通過會計政策選擇增加當期利潤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應對市場管制規則，實現“內部控制人”利益最大化是我國上市公司會計政策選擇最主要的動機。

（二）隱性的分紅動機

隱性的分紅動機。一般來說，經營者的工資和獎金總額受會計利潤水平的影響，為了提高個人收入水平，經營者有選擇能增加會計利潤的會計政策的動機。但是，由于我國尚未建立起有效的經理市場，大部分上市公司的經營者很大程度上還是政府官員或準政府官員，他們要享受職務消費、要有政治前途，就必須完成委托者托付的經營管理目標如保配股、扭虧摘帽等，這些目標對經營者來說無異于政治目標，且這些考核指標、追求目標的一個共同特征就是行為的短期化，不考慮企業的長遠利益。因此，在上市公司整體經營狀況不理想、監督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經營者努力工作的政績遠不如通過會計政策選擇操縱利潤來得“立竿見影”，為了實現上述目標，經營者可能就會選擇增加或虛增利潤的會計政策。

（三）外部融資和商業信用的需要

眾所周知，在市場經濟下，銀行等金融機構出于風險考慮和自我保護的需要，一般不愿意貸款給虧損企業和缺乏資信的企業。然而，資金又是市場競爭取勝的四要素（產品質量、資金實力、人力資源、信息資源）之一。在我國，企業普遍面臨資金緊缺局面。因此，為獲得金融機構的信貸資金或其他供給商的商業信用，經營業績欠佳、財務狀況不健全的企業，難免要對其會計報表修飾妝扮一番。

（四）為推卸責任而進行報表的粉飾

表現為摘要：（1）更換高級管理人員時進行的離任審計，一般暴露出許多新問題。新任總經理就任當年，為明確責任或推卸責任，往往大刀闊斧頭地對陳年老賬進行清理；（2）會計準則、會計制度發生重大變化時，如《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的實施，可能誘發上市公司粉飾會計報表，提前消化潛虧，并將責任歸咎于新的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3）發生自然災難，或高級管理人員卷入經濟案件時，企業也很可能粉飾會計報表。

（五）大股東抽血，掏空上市公司資產

因為我國經濟處于轉軌期，管理層、上市公司、投資者都還處于不成熟的階段，大股東完全可以通過控制上市公司董事會等管理層，以此做出有利于大股東而損害中小股東利益的決策。表現為摘要：（1）大股東通過資金拆借，關聯方占款等形式，占用上市公司的血液——現金流，形成大量的應收項目，而后通過計提壞賬預備來一筆勾銷；（2）大股東通過資產重組等手段，以不良資產置換出上市公司優質資產，之后上市公司通過計提大量固定資產減值預備來掩蓋該交易；（3）通過擔保、資產抵押、資本市場操作，來轉移資金，報表上則體現為短期投資跌價預備等資產減值預備。

二、濫用會計政策和會計估計的手法

（一）貌似合理，暗藏玄機的會計政策變更

無論從形式還是內容上看，會計政策的濫用比會計估計的濫用更難識別，確定會計政策變更是否被“濫用”的標準也更困難。例如，處于通貨膨脹的經濟環境下，上市公司存貨的計價可能由原來的先進先出變更為后進先出法來規避通貨膨脹帶來成本上升的風險；當投資企業對被投資單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時，長期股權投資應采用權益法核算。但事實上一些企業卻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肆意變更投資收益核算方法，以達到操縱利潤的目的。

（二）非公允計提，調節利潤

根據《企業會計制度》及其相關規定，上市公司年報除資產負債表、利潤表和現金流量表三個基本報表外，還必須附加有資產減值預備明細表，具體指明八項計提的數額。會計準則之所以一再修改，由原來四項計提擴展到八項計提，本意在于體現謹慎性原則，糾正以往普遍存在的或有損失估計不足導致利潤水分過大的傾向性新問題，這對于夯實上市公司業績，顯然有一定的制約功能。但是，計提壞賬預備等資產減值預備，主要依據是主觀的判定，而這種主觀判定不僅存在是否失誤，還存在是否公允的新問題，而八項計提也因此成為了“上市公司內部調賬的最好手段。”

（三）濫用估計，放棄債權

放棄債權的情況主要可能出現在上市公司管理層非正常性新舊交替（并非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引起的管理層交替）或管理層為大股東控制的時期。

（四）該提未提，計提不足，虛增利潤

因為會計估計本身的主觀性，上市公司是否足額計提各項預備本來就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而會計準則從要求四項計提到八項計提，本身就是希望擠干上市公司利潤水分。然而該提未提，計提不足，虛增利潤，遞延風險的例子，仍然是屢見不鮮，筆者就不再一一贅述。

三、報表粉飾的識別

既然企業有充分的空間來操縱利潤，因此，對于會計報表的使用者來說，如何進行識別呢？我們認為，投資者探究上市公司探究價值不能僅限于單一的財務指標；對于利潤，不僅要看利潤表的數據，而且要看利潤的計算過程；不僅要看利潤的數量，而且要看利潤的質量。

（一）分析收入和利潤之間的關系

從損益表中的一些數據，檢驗企業獲利能力和經營成果。如以主業利潤除以主業收入，可得出企業的主業利潤率，凡較高的，說明企業的主業有較高創利能力，能抵御經濟波動和市場風險，企業的成本費用低，盈利水平高，經營有方。

會計準則要求上市公司年報披露非經常性損益，非經常性損益包括了關聯方交易，資產的處置或置換、債務重組損益、資產盤盈或盤虧、資產的減值預備和補貼收入等，對于非經常性損益嚴重影響利潤的上市公司報表，報表使用者可以通過報表披露的“非經常性損益組成部分明細表”結合“現金流量表”補充資料中的“處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的損失（減收益），固定資產報廢損失，財務費用，遞延稅款等項目加計數”測算出上市公司報表利潤的非經常性損益，從而看出會計政策或會計估計變更對利潤的影響數。

（二）分析財務指標

如取流動資產數除流動負債數得出流動比率，從流動資產減去存貨后除以流動負債得出速動比率，可以分析企業短期的償債能力和變現能力。

（三）強化對企業會計信息時間序列的應用探究

利潤操縱是利用了會計應計制的特征，但在較長時間內，有些利潤操縱手段將失去效用，如推遲確認費用必然引起下期費用升高；提前確認收入和利潤就會引起下期收入和利潤降低。因此擴大信息觀察的時間范圍就能縮小利潤操縱的應用空間。上市公司若是利用會計政策和會計估計及其變更進行報表粉飾，其表現在時間序列的痕跡更是明顯。

（四）計算調整后的每股凈資產

調整后每股凈資產＝年度末股東權益－不良資產年度末普通股總數其中不良資產為摘要：三年以上的應收賬款、待攤費用、遞延資產及待處理財產損失。這種計算意味著截止報告期末，對可能存在的潛在損失全部視為損失，從股東權益中扣除以求得基本反映公司實際狀況的凈資產額，以判定公司經營業績的虛實和差異。

（五）結合運用現金流量表進行分析

現金流量表是以現金的流入和流出反映企業在一定期間內的經營活動、投資活動和籌資活動的動態情況，反映企業現金流入和流出的全貌。通過現金流量表能夠說明企業一定期間內現金流入和流出的原因；能夠說明企業的償債能力和支付股利的能力；能夠分析企業未來獲取現金的能力；也能夠分析企業投資和理財活動對經營成果和財務狀況的影響。對于一個健康的正在成長的公司來說，比較合理的現金流量結構應該是摘要：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為正數，投資活動現金流量為負數，籌資活動的現金流量為正負相間的。因為非付現成本（折舊、待攤費用、無形資產攤銷等）的存在，每個公司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量應大于凈利潤。通過對上市公司的報表探究，我們可以發現這樣的希奇現象，某些公司利潤逐年大幅度波動。但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凈增加額卻年年為負，我們相信，其中大部分公司利潤的變動是由于關聯方交易、資產重組、資產減值預備的變動等引起的，而非真正的主營業務收入增加而帶來公司業績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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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會計政策選擇可以確保會計工作的合法合規性

企業進行會計政策選擇，其前提就是以會計法規作為依據，重視會計政策的選擇，勢必會要求會計政策選擇應嚴格遵守會計法律、法規以及規章制度并在其范圍內合理確定符合企業自身實際情況的會計政策，因而可以確保企業會計工作的合法合規。

（二）會計政策選擇有助于提高企業會計信息質量

會計信息主要是企業在經濟業務活動中所產生的各種數據，就企業而言，在會計核算中做出不同的會計政策二是新會計準則推動會計科目的規范化。會計科目是根據經濟內容而設置的，要求呈現出客觀存在著的會計要素。對比新舊會計準則，你會發現新會計準則中增添了許多內容。例如，金融工具的使用和投資性地產的新業務。為了推動會計事業的發展，就必須要在原有的會計科目上增添一些新的內容，來適應會計行業和時代的發展，使會計科目更加地全面和具體。與此同時，這樣的做法也避免了一些單位、公司、企業因為特殊因素而不顧忌財務制度規定的會計科目胡亂記賬的行為。第三是新會計準則推動記賬結賬的規范化。在現實生活中，普遍存在著單位、公司、企業記賬不規范，結賬不及時的情況。有些單位、公司、企業為了提高利潤，或者為了應付某些考核指標，記賬不按時進行來更換一些會計憑證，這樣的行為嚴重與會計基礎工作制度相違背，還導致了一系列問題，例如會計信息不真實。新會計準則推動了會計報告的規范化發展，因為新會計準則對會計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時，新會計準則不僅與國際財務報告制度相趨同，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更加全面、可觀、科學。

二、新會計準則推動會計規范的完善

會計規范是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根據自身特色，為滿足會計目標外部和內部要求所建立、形成的，對會計工作具有深刻而又意義的影響。任何一種結果的產生都有它存在的緣由。各單位、公司、企業中從事會計工作的人員的素質、水平高低不平，這是會計制度沒有對會計人員素質做出明確的規定的結果。新出臺的會計準則中根據從事會計行業不同的職位，具體對會計從業人員的專業素質、思想道德修養、綜合素質做出了明確的規定。由此可見，新會計準則的實行有利于推動會計規范的完善與發展，為會計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同時也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做出貢獻，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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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實施盈余管理陸建橋(2002)將盈余管理定義為“企業管理人員在會計準則允許的范圍之內，為了實現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或企業價值的最大化做出的會計選擇”；盈余管理是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的動機之一。為把財務報告調整到滿意水平，進行適當的利潤操縱。利潤指標是企業股東衡量管理當局經營業績的重要指標之一，同時也是計算管理者報酬的重要依據之一。可以說，為達到盈余管理的目的而進行會計政策的選擇。

1.3履行債務契約債務契約關系是企業與外部關系中最為重要的一環，當企業和債權人的債務契約關系發生后，股東和債權人之間便產生了利益沖突，這種利益沖突具體表現為股東或經理人通過各種方式轉移、剝奪債權人的財富。債務契約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決股東與債權人之間的利益沖突，通過約束管理者的行為和要求，限制行為人的活動范圍和權限，以此來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1.4實施納稅籌劃每個企業都有納稅的義務，也都可以實施納稅籌劃。納稅籌劃的主要依據就是會計政策的選擇。通過會計核算利潤多了，繳納稅款也會相應增加，企業可支配的資金就會減少。大企業往往承受比小企業更高的稅率，為了盡可能降低大企業的免稅水平，一般企業通過納稅籌劃選擇合適的會計政策，通過會計政策的變更和調整，采取各種有可能不違法的收入、成本、費用核算方式來合理避稅。因此，管理當局在選擇會計政策時，必然會考慮會計政策對稅負的影響，降低現實和潛在的稅負。

1.5會計實務核算的需要由于會計實務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會計準則不能面面俱到，留有一定的余地，存有備選方案，這就為會計政策的選擇和變更提供了空間。會計準則雖然具有強制性和約束性，但不是純技術性的，是各利益主體之間不斷博弈的結果，各利益主體都在追尋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最終導致會計政策的多樣性和會計政策選擇的多樣性。

2會計政策選擇實例分析——以存貨和固定資產為例

2.1存貨計價方法對企業的影響存貨是企業的重要資產之一。發出存貨計價方法有許多，對于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有直接影響。依據現行財務會計準則，對于存貨的后續計量，可以選擇的存貨計價方法有個別計價法、加權平均法、先進先出法。個別計價法原理是存貨、發出及期末存貨的成本均以購入時實際成本計算，以隨時掌握存貨進出，對控制企業存貨的數量、金額及企業成本管理方面是有利的。個別計價方法下不會對存貨成本和企業利潤造成任何影響，財務數據是真實可靠的。先進先出法期末存貨成本接近最后購入的存貨成本，物價上漲時加大了企業的稅負，利潤降低，當物價下跌時，稅負減少，企業利潤增加，減少了存貨分批認定的工作量，能隨時計算出發出存貨和庫存存貨的數量和金額。加權平均法計算簡便，但是容易造成存貨非正常流失或損失，主要對存貨價值進行了加權平均，對利潤的影響也是一段時間的平均值。可以避免物價波動對利潤的影響，但在各批次存貨價格相差較大時，會導致計算的利潤與真實值之間相差較大。

2.2固定資產折舊的會計政策選擇固定資產折舊的方法有很多，一般折舊法主要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加速折舊法，主要為雙倍余額遞減法、年數總和法等。不同折舊方法的選擇對企業有著不同的影響。平均年限法是根據固定資產估計的使用年限平均計算折舊。雙倍余額遞減法是在不考慮固定資產凈殘值的情況下，用雙倍直線折舊率乘以固定資產期初賬面值。年數總和法是指應計提折舊的固定資產總額乘以一個逐年遞減的分數折舊率。加速折舊可以使各年折舊額呈遞減趨勢，在資產早期，計入成本的折舊額較多，能夠產生遞延所得稅資產，延緩繳納稅款。采用加速折舊法，會節約所得稅費用，但會降低企業的凈收益，影響企業的經營業績。從管理者業績評價的角度，直線法比加速折舊法更合理，每一年度的凈收益也較為均衡，核算相對簡單。

3H企業會計政策選擇存在主要問題

3.1企業會計政策選擇不規范會計政策選擇隨意化是當前會計政策選擇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一，部分企業利用會計政策選擇進行盈余管理，但也有部分企業打著盈余管理的幌子，操縱利潤、粉飾報表、弄虛作假。部分企業為急于上市、保配資格，在會計政策選擇和變更上違規操作，常常突破會計制度與會計準則的限制，出現違規違法現象。會計政策選擇的不正確往往導致經濟事項不能如實反映，會計信息和會計報表失真現象嚴重，財務數據不準確導致投資者利益受損。

3.2企業會計政策選擇動機不端正企業政策選擇動機不端正，就不能發揮會計政策應有的作用。部分企業為逃避納稅、粉飾報表、財務造假而通過會計政策掩蓋違規行為。部分企業為獲取銀行貸款，人為提高速動比率，降低資產負債率。這些都違背了會計政策選擇和變更的初衷。

3.3企業會計政策選擇透明度不高財務信息公開是會計工作最好的監督，但是在會計政策的選擇上，部分企業沒有披露會計政策選擇情況，會計政策選擇、變更、使用的透明度不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會計政策有很大的選擇空間，但是在會計政策選擇過程中，要兼顧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及時公開、公布會計政策選擇和變更情況，按照公允的情況，真實反映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

3.4企業會計政策選擇效果不佳企業會計政策選擇往往只注重某一會計科目或某一會計政策的選擇，整體效應并不顯著，沒有達到整體最優。從會計政策選擇的數量上分析，能夠進行會計政策選擇的企業并不多，這些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的效果也并不理想，達不到整體效果最優的目的。大部分企業在會計政策選擇過程中，會計政策選擇隨意，信息透明度不高。還有部分企業選擇的會計政策與所實現的期望恰恰相反，所謂的政策與經濟實質不相符。

3.5會計政策選擇不科學H企業在會計政策選擇過程中，政策的權威性較差，區域組織與部門之間存在明顯的利益沖突，會計政策的制定和需求管理沒有規劃，系統不科學。缺乏相應的會計政策管理辦法和框架，會計政策銜接性較差，適應性不足。會計政策變更條件不具備，與生產經營環節相脫離，會計政策的執行缺乏相應的監督，風險控制較差。會計政策人才短缺，政策文件不規范，受眾不廣。

4H企業會計政策選擇完善建議

4.1提高會計人員以及管理層的專業素質由于會計政策的選擇具有一定的主觀性，這就要求會計人員不但要具有較高的專業知識、綜合分析和職業判斷能力，還要求會計人員要具有較高的職業素質。會計人員以及管理層的專業素質是會計政策正確選擇的前提。我國現行企業制度下仍充斥著一些綜合素質較差的財務和管理人員，H企業要通過人員的培訓、素質培養、能力培養，進一步提高會計人員和管理層的職業素養。要創新人才選拔，建立公開競爭的人才市場，加強人力資源管理，加強對會計人員和財務主管專業素質的培養。

4.2完善企業治理結構H企業股權結構不合理，存在一股獨大的局面。要進一步完善企業治理結構，強化董事會職能，完善獨立董事制度，進一步完善董事會的職能，建立董事會與受托管理層之間的委托關系，明確責任和義務，加強監督管理。建立由非執行董事和監事組成的審計委員會，負責對企業的經營活動和財務狀況進行監督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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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采用的會計政策，在每一會計期間和前后各期應當保持一致，不得隨意變更。但是，滿足下列條件之一的，可以變更會計政策：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等要求變更；會計政策變更能夠提供更可靠、更相關的會計信息。

下列各項不屬于會計政策變更：本期發生的交易或者事項與以前相比具有本質差別而采用新的會計政策；對初次發生的或不重要的交易或者事項采用新的會計政策。

企業根據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等要求變更會計政策的，應當按照國家相關會計規定執行。會計政策變更能夠提供更可靠、更相關的會計信息的，應當采用追溯調整法處理，將會計政策更累積影響數調整列報前期最早期初留存收益，其他相關項目的期初余額和列報前期披露的其他比較數據也應當一并調整，但確定該項會計政策變更累積影響數不切實可行的除外。

確定會計政策變更對列報前期影響數不切實可行的，應當從可追溯調整的最早期間期初開始應用變更后的會計政策。在當期期初確定會計政策變更對以前各期累積影響數不切實可行的，應當采用未來適用法處理。未來適用法，是指將變更后的會計政策應用于變更日及以后發生的交易或者事項，或者在會計估計變更當期和未來期間確認會計估計變更影響數的方法。

二、會計政策變更的稅務處理

會計政策是企業計算應納稅所得額的基礎，但稅法規定很多與會計政策不一致。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企業財務、會計處理辦法同稅收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不一致的，應當依照稅收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計算納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條規定，從事生產、經營的納稅人的財務、會計制度或者財務、會計處理辦法和會計核算軟件，應當報送稅務機關備案。因此，企業根據會計準則的規定，結合本企業的實際情況，確定會計政策，經股東大會或董事會、經理（廠長）會議或類似機構批準后，按照稅收征管法等法律、行政法規、稅務規章的規定應報送稅務機關備案。企業的會計政策一經確定，不得隨意變更。如需變更，應重新履行程序并按會計準則的規定處理后，將變更理由向稅務機關說明，變更后的會計政策應再報送稅務機關備案。

企業因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等要求變更會計政策，或者因為能夠提供更可靠、更相關的會計信息而變更會計政策的，在計算繳納企業所得稅時應依照稅法規定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會計政策變更不能影響應納稅所得額的計算。采用的會計政策，在每一納稅年度內應當保持一致，不得隨意變更。對企業本期發生的交易或者事項與以前相比具有本質差別而采用新的會計政策，或者對初次發生的或不重要的交易或者事項采用新的會計政策，如果影響了應納稅所得額的計算的，應進行納稅影響數額的調整。

企業會計政策變更采用追溯調整法，將會計政策變更累積影響數調整列報前期最早期初留存收益，其他相關項目的期初余額和列報前期披露的其他比較數據的，不影響以前年度應納稅所得額，也不得追溯調整前期應納稅所得額。采用追溯調整法造成時間性差異，則應考慮遞延所得稅的調整，按所得稅會計準則調整所得稅費用。企業會計政策變更采用未來適用法，處理變更日及以后發生的交易或者事項的，不影響以前年度應納稅所得額，也不用考慮以前年度遞延所得稅的調整。

會計估計變更與稅務處理的差異

一、會計估計變更會計估計變更，是指由于資產和負債的當前狀況及預期經濟利益和義務發生了變化，從而對資產或負債的賬面價值或者資產的定期消耗金額進行調整。企業據以進行估計的基礎發生了變化，或者由于取得新信息、積累更多經驗以及后來的發展變化，可能需要對會計估計進行修訂。會計估計變更的依據應當真實、可靠。

企業對會計估計變更應當采用未來適用法處理。會計估計變更僅影響變更當期的，其影響數應當在變更當期予以確認；既影響變更當期又影響未來期間的，其影響數應當在變更當期和未來期間予以確認。企業難以對某項變更區分為會計政策變更或會計估計變更的，應當將其作為會計估計變更處理。

二、會計估計變更的稅務處理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五十六條規定，企業的各項資產，包括固定資產、生物資產、無形資產、長期待攤費用、投資資產、存貨等，以歷史成本為計稅基礎。前款所稱歷史成本，是指企業取得該項資產時實際發生的支出。

企業持有各項資產期間資產增值或者減值，除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門規定可以確認損益外，不得調整該資產的計稅基礎。所以，企業因會計估計變更，從而對資產或負債的賬面價值或者資產的定期消耗金額進行調整的，在稅務處理上不得調整資產的計稅基礎，造成差異的應進行納稅調整。企業對會計估計變更應當采用未來適用法處理。會計估計變更僅影響變更當期的，其影響數應當在變更當期予以確認，并在當期進行納稅調整；既影響變更當期又影響未來期間的，其影響數應當在變更當期和未來期間予以確認，并在當期和未來期間進行納稅調整。

前期差錯更正的會計處理與稅務處理

在會計處理上，前期差錯，是指由于沒有運用或錯誤運用編報前期財務報表時預期能夠取得并加以考慮的可靠信息、前期財務報告批準報出時能夠取得的可靠信息，而對前期財務報表造成省略漏報或錯報。前期差錯通常包括計算錯誤、應用會計政策錯誤、疏忽或曲解事實以及舞弊產生的影響以及存貨、固定資產盤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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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析過程

（一）后進先出法

1.利潤總額＝1000－40＝960

2.發生可抵扣暫時性差異＝15

3.應納稅所得額＝960＋15＝975

4.應交所得稅＝975×30%＝292.5

5.遞延所得稅資產借方發生額＝15×30%＝4.5

6.所得稅費用＝292.5－4.5＝288

7.凈利潤＝960－288＝672

8.盈余公積＝672×10%＝67.2

9.未分配利潤＝672－67.2＝604.8

10.會計處理：

（1）借：主營業務成本40

貸：庫存商品40

（2）借：所得稅費用288

借：遞延所得稅資產4.5

貸：應交稅費——應交所得稅292.5

11.資產負債表

（二）先進先出法

1.利潤總額＝1000－25＝975

2.暫時性差異＝0

3.應納稅所得額＝975

4.應交所得稅＝975×30%＝292.5

5.所得稅費用＝292.5

6.凈利潤＝975－292.5＝682.5

7.盈余公積＝682.5×10%＝68.25

8.未分配利潤＝682.5－68.25＝614.25

9.會計處理：

（1）借：主營業務成本25

貸：庫存商品25

（2）借：所得稅費用292.5

貸：應交稅費——應交所得稅292.5

10.資產負債表

11.利潤表

二、采用后進后出法和先進先出法的分析、比較經過分析比較可以看出，后進先出法比先進先出法多轉成本15萬元，多沖銷存貨15萬元，多確認遞延所得稅資產4.5萬元，少確認所得稅費用4.5萬元。兩種方法下應交的所得稅均為292.5，所以企業發生會計政策變更應作如下會計調整：

1.借：存貨15

貸：以前年度損益調整15

2.借：所得稅費用4.5

貸：遞延所得稅資產4.5

3.借：以前年度損益調整10.5

貸：利潤分配——未分配利潤10.5

以上三筆可歸納為一筆，即：

借：存貨15

貸：遞延所得稅資產4.5

貸：利潤分配——未分配利潤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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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企業會計準則第28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和差錯更正（2006）》中規定，會計政策是指企業在會計核算過程中采用的原則、基礎和會計處理方法。企業采用的會計政策，在每一會計期間和前后各期應當保持一致，不得隨意變更；但是，滿足下列條件之一的，可以變更會計政策：第一，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等要求變更；第二，會計政策變更能夠提供更可靠、更相關的會計信息。企業應當在附注中披露與會計政策變更有關的下列信息：會計變更的性質、內容和原因；當期和各個列報前期財務報表中受影響的項目名稱和調整金額；無法進行追溯調整的，說明該事實和原因以及開始應用變更后的會計政策的時點和具體應用情況。

1上市公司會計政策選擇的必要性

會計政策是指企業在會計核算和編制會計報表時所遵循的具體原則以及企業所采納的具體會計處理方法。會計的核心問題是確認和計量，經濟業務事項的初始確認和計量，以及在此之后的再確認和計量，其本身就是對具體會計原則、具體方法和程序的選擇和運用，因此，會計政策的選擇是企業會計信息揭示的基礎。

1.1由于企業與相關的各方（如政府、現有與潛在股東、債權人、供應商，客戶等）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況，其中政府與企業的利益相關性最小。并且都需維護自身的利益。因此，政府為了使其制定的準則、制度能夠平衡各相關方的利益，降低執行成本，就會放寬準則中對一些經濟業務事項會計處理的限定，以提供給企業一些可供選擇的會計處理方法。

1.2由于會計計量與報告過程是以貨幣計量為手段，采用一些特定的方法，對會計對象加以反映，以提供相關可靠的會計信息的過程。因此，會計核算過程必定會包含著一定的主觀判斷因素，如人們可能對同一經濟業務事項產生不同看法，從而產生不同的會計觀點，提出不同的處理意見，由此也就產生了會計政策選擇。

2上市公司會計政策選擇的動因

會計政策選擇是企業主體在會計準則等規范的約束下選擇會計具體原則和會計處理方法的行為，其本質是為會計目標服務。上市公司會計政策選擇，即上市公司利益集團（包括管理當局、股東、債權人等）選擇會計目標和會計準則的行為。

2.1管理者報酬計劃利潤指標是上市公司股東衡量管理當局經營業績的重要指標之一，同時也是計算管理者報酬的重要依據之一。西方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在某些激勵機制下，管理人員的報酬隨著報告收益的增加而增加。會計政策的選擇權歸屬上市公司管理當局，而管理當局與股東的目標不可能一致，由于非對稱信息的存在和機會主義行為，公司管理當局就會利用自身的信息優勢侵犯股東的權益。管理當局必然會利用會計政策選擇提高報告期的收益以提高自身報酬。Gaver（1998）等研究CEO的現金報酬，其研究表明報酬的作用是不對稱的：只要盈余是正的，現金報酬與盈余上限正向相關，但現金報酬卻回避了盈余上限損失的影響。

2.2債務契約債權人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降低風險，通常在債務契約中規定一些限制性條款，例如最低限度的流動比率、利息保障倍數、限制對資產的清理和轉移、限制公司舉新債等。

而這些限制性條款的財務指標都是根據財務報告數據計算的。管理當局為了舉借新債或者履行債務契約，會選擇對其有利的會計政策來實現上述會計數據指標。

2.3避免政府和市場管制機構的關注中國證券市場起步比較晚，發展不成熟，資本市場是受政府高度管制的市場。上市公司的上市交易、配股、增發和收購都必須接受中國證券會的審批，上市公司必須提高反映其經營業績的會計報表及各項指標，可能因其業績不好或指標不符合標準而被處罰、停牌和退市。陸建橋（1999）以在上交所上市的22家虧損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對虧損公司的會計政策選擇行為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表明，虧損公司在首次出現虧損年份，存在顯著的非正常調減盈余的會計處理；在首次出現虧損前一年度和扭虧為盈年度，又明顯存在著調增收益的會計政策操縱行為。這表明為了避免公司出現連續三年虧損而受到證券監管部門的管制，虧損上市公司在虧損年度及其前后普遍采取了相應的調減或調增收益的會計處理方法。

2.4政治成本若企業存在由于政治活動而引起的潛在財富轉移，那么假定它的企業管理人員將采取減少其財富轉移的會計政策。中國的上市公司絕大多數為國有企業改制后上市的，公司的管理者與政府有著密切聯系，在可能引發經營危機而備受指責的企業中，未收到政府壓力的公司管理人員，更愿意采用能減少預期盈利水平和盈利變動的會計準則。劉斌、孫雪梅（2005）運用單變量檢驗和多變量檢驗的Logistic回歸檢驗分析方法，以低值易耗品攤銷方法選擇為切入點，以我國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對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的契約動因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政治成本對會計政策選擇具有顯著影響、報酬契約對會計政策選擇存在顯著影響、而債務契約對會計政策選擇沒有顯著影響。

3從利益相關者視角提高上市公司會計政策選擇公允性的對策

3.1提高利益相關者參與制定準則的程度部分學者在研究會計政策選擇時，往往只把會計政策選擇當作企業單方面的行為，研究大多局限于企業這一個方面，而研究準則變化等問題的學者則僅僅考慮對準則的描述。事實上，會計政策的選擇、利益相關者以及新會計準則的制定三者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企業會計政策選擇是利益相關者各方博弈的結果，具有一定的經濟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會計準則的制定，可以使會計準則不斷優化。而企業會計政策選擇是以會計準則為基礎的，新的會計準則的實施則又會引起會計政策選擇的變化。關于如何建立高質量的會計準則，本文尤其強調應提高利益相關者對會計準則制定的參與程度，利益相關者的充分參與是高質量會計準則制定的重要保證。超級秘書網

3.2協調利益相關者會計政策選擇的沖突企業是各利益相關者契約的集合，因此需要建立起各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的機制，提高管理當局會計政策選擇的公允性，優化會計政策選擇，實現企業利益最大化目標，最終體現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即董事會應由不同的利益相關者代表組成，充分表達利益相關者的思想，并且享有會計政策選擇的決策權力；監事會由利益相關者代表參與，享有監督會計政策選擇的權力；構建會計政策委員會和周期審核小組，由其進行會計政策的具體選擇和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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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企業會計準則——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和會計差錯更正》將會計政策定義為，企業在會計核算時所遵循的具體原則以及企業所采納的具體會計處理方法。根據其制定的主體不同，會計政策分為宏觀會計政策和企業會計政策。前者主要是政府或權威機構通過會計準則的制定和實施來體現的。而事者則是在宏觀會計政策的指導和約束下，企業根據其自身的實際情況所選擇的會計原則、方法和程序，常也稱之為微觀會計政策。產生會計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會計自身的模糊性，以及人們所持的不同的會計觀點[2]。

由于所有者權益本身是由資產與負債倒軋而得，是各項會計政策的最終體現，這無疑對其自身變動的會計處理增添了復雜性，其會計政策也便具有相應的特殊性。而股票股利支付是通過留存收益資本化而造成權益內部變動的一件典型會計事項，長期以來，人們對股票股利的會計處理一直存在爭議。從某種意義上講，股票股利本身源于人們對股東權益的認識。這使股票股利會計政策的研究尤其是典型意義。

一、股票股利會計政策的成因分析

我國《公司法》規定，公司分配股利可以采用現金股利和股票股利兩種方式。其中，股票股利又稱為分紅股或送股，是公司無償向普通股股東增發普通股股票。它所涉及到的會計問題主要有兩個：其一，股東收取股票股利時應否將其砍認為投資收益；其二，送股公司應如何確認和計量分配股票股利所引起的權益變化。在現有的會計理論下，股東不應將收取的股票股利確認為投資收益。這也是目前會計界普遍持有的觀點。本文重點討論的第二個問題，即送股公司的會計處理，它涉及到結轉科目與結轉金額的確定。

（一）結轉科目的確認

公司發放股票股利可以視為帳戶結轉和股票分割兩筆業務的復合。因為股票股利并不代表股東對公司的投資增加，如果會計上不對股東權益另行分類，或者完全按來源劃分權益，則不存在帳戶之間的結轉問題。但在現行的會計實務中，為了提供決策相關的信息，會計人員對股東權益的劃分并未完全遵循來源標準，而是考慮了多重目標。典型的分類方式是將股東權益劃分為資本金帳戶和留存收益帳戶。前者可以進一步劃分為永久性資本（股份公司為股本）和資本盈余帳戶（在我國為資本公積）。這樣結轉分錄就可以分別由資本盈余和留存收益向永久性資本帳戶結轉。

在實行法定資本制的國家，資本金帳戶不得用于股利分配，用于利潤分配的資金一般只能來自留存收益。但在英美等實行授權資本制的國家，對股利來源一般不作嚴格限制，例如根據美國示范公司法（MBCA）的規定，如果公司保持償債能力并能在債務到期時償付則允許分配，在這種規定下，甚至股本（capitalstock）都可直接用于分配，更不用說資盈余（capitalsurplus）了；而在英國，用于描述股票股利的“分紅（bonusissue）”，其實施是按增發股份的面值從資本盈余中結轉的。

（二）結轉金額的計量

分配股票股利的會計本質是在不改變公司資產總額的情況下，通過結轉留存收益（授權資本制下還包括資本盈余）而增中其法定資本數額。結轉之后，同等數額資產的用途被施加限制，董事會不能象以前一樣將這些資產分配給股東，所限制的數額為增發股份所必要的額外法定資本，這一數額即為需要資本化的留存收益。而每股所代表的法定資本數額一般是用面值表示的（無面值股份為董事會所設定的價值），相應地，只有面值結轉才是符合股票股利會計本質的，任何其它結轉計價方式都是武斷的，有違于這一事項的內在邏輯性。

但在實務中，卻存在多種計量方法，如市場價值、增發前每股帳面資產價值或同類股票的發行價值，其中尤以市價結轉法最受關注。支持市價結轉主要持下述兩種觀點[3]；

1、再投資假設：股票股利可以看成由兩筆交易組成，公司先向股東支付現金股利，股東收到現金股利后再按市場價值向公司購買新增股份。從帳務處理上看，公司在發放現金股利時可以按股票的市場價值減少留存收益；而隨后的股票銷售將按同等金額增加實收資本。

2、機會成本假設：公司股票股利的成本被認為是將股票送給股東而不是在市場中出售的機會成本。即因為公司本來可以按市價出售這些股份，這是股利金額的最好證據，這一數額應被資本化。

這些觀點的似是而非性實質上反映了人們對股東權益認識的模糊，如以剩余權益理論來看市價結轉，股票市場價值代表了企業的權益總額，其本身已包括了資本金和留存收益。因此，將代表兩者之和的數額從后者結轉到前者是不合邏輯的。

二、美國股票股利會計準則評介

在美國，會計程序委員會（CAP）（1938年—1958年）于1941年首次關于股票股利的第11號會計研究公報（ARB11）。該項公報對股票股利的來源及帳務處理作了要求：首先，股票股利只能限于當期收益；其次，當市場價值顯著高于面值或法律規定時，增發垢股份應按市場價值予以資本化。1952年，ARB11為現行權威公告所取代，即修訂后的第11號會計研究公報。這份公報對評估股票股利的標準作了界定和區分，同修訂前相比，基本上未作改動。1953年，CAP又對此前的42份研究公報進行調整，匯編而成第43號會計研究公報和第1號會計術語公報。其中，關于股票股利和股票分割的會計規定被收錄于43號公報第七章第二部分（ARB43，Ch.7B），并一直沿用至今。

（一）準則簡介

在這份準則中，最受爭議的一點是關于小額送股市價結轉的規定。根據委員會的規定，當送股比例低于20%或25%時，必須按增發股份的市價結轉（后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選取25%作為劃分小額送股上限）。CAP對此所作的解釋是，在發放小額股票股利時，投資者會將其視為公司收益的分配，其數額相當于收取額外股份的公允價值。基于這種認識，市場一般不會對小額送股作出明顯反應。因此，如無公司所在州公司法的特別規定，公司在發放小額股票股利時應按市價結轉。但在控股公司（closely-heldcompanies）中，因股東對公司事務十分了解，不會把股票股利看成是公司收益的分配，應當按法定要求的面值或設定價值予以資本化[4]。

對于高于設定比率的大額送股，CAP提供了兩種備選處理方法，一是根據所在州公司法的規定，按面值或設定價值結轉，并建議公司將送股描述為“以股利形式實施的分割”（splitupeffectedintheformofadividend）。而在州公司法對此未作規定時，就沒有必要對留存收益進行資本化了，可按股票分割不作帳務處理。對此，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還推薦了另一種處理辦法，即按面值從資本盈余結轉到股本帳戶。

（二）評價

對于CAP的這份公報，公眾褒貶不一。尤其是關于小額送股市價結轉的說法。在準則制定之初，委員會部分成員就曾指出，CAP在制訂股票股利收取者（recipient）的會計政策時，已認為不應將其確認為收益；而在制訂股票股利發放者（issuer）的會計政策時，又基于與前者完全相反的假定，因而兩者之間缺乏內在一致性。并且，CAP將會計政策建立在可能引起的市場瓜這一假設之上，也是不符合邏輯的。此外，對市場瓜的假設也并未得到實證研究的支持。根據有效市場理論，如果市場是有效的，那么無論是何種比例的送股，對股票的稀釋都應當立即在股票價格中得到反映。福斯特等人（Fosteretal.1978）分析了送股時股價行為，發現無認綱舉目張額送股還是大額送股，股東在股東的除權日附近的異常報酬并不顯著異于零。[5]亦即，市場對各種比例的送股均會作出適度調整，只不過受市場非完善因素阻礙，這種調整不是很充分而已。盡管如此，CAP突破了傳統會計理論框架的約束，結合股票股利的市場反應來制定會計準則。對此，哲夫（Zeff1978）評論道，CAP關于股票股利的會計公報是會計界在制訂會計政策時將其經濟后果納入考慮的最早事件之一[6]。這對于其他會計政策的制定無疑具有啟發作用。

從歷史上看，會計程序委員會是為美國注冊會計師最初制定公認會計原則（GAAP）而設立的機構，尚處于準則制定的探索階段。委員會發表的會計研究公報，也主要是對現行會計慣例加以選擇和認可，而缺乏對會計原則的系統研究。股票股利會計準則的制定充分體現了ARB就事認強烈，缺乏前后一貫理論依據的不成熟特點。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公報沒有嚴格遵循會計上的邏輯。

三、有關股票股利會計政策的實證研究

與現金股利不同，股票股利并不影響企業的現金流，而只是企業內部的會計結轉和股票分割的復合。因此，如果市場是有效的，則會在股票股利宣告日對其會計政策的信息內涵作出適度反應。這方面的研究舉不勝舉。例如，格林布勒特等人（Grinblatt,MasulisandTitman1984）（簡稱GMT）在調查股票股利宣告日價格反應時，發現有顯著的異常報酬（abnormalreturn）。表明股票股利的宣告確實向市場傳遞了某種信息。對于股票股利和股票分割，前者的兩天報酬為3.03%，而后者則為4.9%，顯然股票股利的宣告效應較大；對于不同送股比例的股票股利，大額股票股利的異常報酬為4.90%，小額股票股利為5.89%，宣告報酬隨送股規模呈反向關系。GMT用留存收益假設（retainedearningshypothesis）對這一現象作了解釋[8]。

（一）留存收益假設

根據信息不對稱理論，在非完善市場中，企業管理者要比外部投資者更了解企業當前的盈利水平和未來的增長潛力，即具備更多關于企業價值的真實信息。因此，在必要時，尤其是在企業價值被市場低估時，管理者便會采用相應的手段予以揭示。其中，股利政策是一種常用的信號顯示（signaling）機制。同現金股利相比，股票股利既能傳播信息，又不會影響企業的現金流，因而倍受管理者的歡迎。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股票股利的發放是不花任何代價的。作為一種信號顯示機制，為了防止被造假者利用，它必須具備相應的信號成本，足以使潛在的造假者望而卻步，股票股利同樣如此。從會計角度來看，可用留存收益假設來解釋公司發放股票股利的信號成本。

該假設認為，企業發放股票股利時，一般會從留存收益中結轉出一部分金額到永久性資本帳戶（即股本和資本盈余），而留存收益通常又是企業發放現金股利的最高限額。因此，由股票股利所引起的留存收益減少，實際上就削弱了公司在未來支付現金股利的能力。除非公司具有良好的經營前景，可用未來的收益填補減少的這一部分，否則，會因留存收益不足以支付現金股利而陷入極為不利的困境。這對于造假者而言，代價是昂貴的。因此，在正常情況下，投資者會將股票股利的發放視為一個有利信號，它顯示了管理者對公司未來業績的信心。

嚴格地講，留存收益假設是不夠準確的，它必須具備這樣兩個條件：首先，對股票股利會計處理的結果必須要減少留存收益；其次，現金股利只能從留存收益中支付。前者是一個會計方法的選擇問題，后乾則涉及到相關法律的具體規定。為此，彼得遜等人（Petersonetal.1996）[9]提出可分配權益（distributalbeequity）概念，它是公司怕在州對公司支付現金股利的法定最高限額。只有引起可分配權益減少的股票股利，其信號成本才是昂貴的。

（二）送股會計政策傳遞信號的實證檢驗

根據會計程序委員會及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規定，股票股利的會計結轉一般有以下幾種處理方式：

當送股比例低于25%時，

·必須按增發股票的市價從留存收益結轉到普通股股本和資本盈余帳戶

當送股比例大于或等于25%,可以在下述三種方法中選擇

·按面值從留存收益轉入普通股股本帳戶

·按面值從資本盈余結轉到普通股股本帳戶

·視同股票分割不作帳戶結轉,只須按送股比例減少每股面值

可分配權益是由各州公司法規定的,有以下三種類型:第一類要求現金股利只能從留存收益中支付；第二類則為留存收益和資本盈余之和；第三類最為寬松，只要不至于引起資不抵債，所有權益均可用于發放現金股利。

股票股利會計處理的多樣性及分配權益的不同規定，使得其信號成本也不盡相同，可表述如下：

表1不同送股比例及其會計處理對可分配權益的影響（參見會計研究2000.3第51頁）

根據留存收益假設，可分配權益減少得越多，則股票股利的信號成本就越高，從而越能反映公司管理者對未來業績的信心。因此，管理者可以通過送股比例及會計方法的選擇，向市場顯示其關于企業價值的私有信息。彼得遜等人的實證結果表明，對于可分配權益減少了的企業，投資者在股票股利宣告日附近所獲得異常報酬顯著高于其它企業，證實了留存收益假設的有效性。

此外，根據規定，25%的送股比例為大額送股與小額送股的分界線。在此以上按面值結轉，在此以下則按市值結轉。又因股票市價一般遠遠高于其面值或設定價值。這樣，在送股比例低于且接近于25%時，公司所結轉的留存收益數額可能會遠遠超過其送股比例高于25%的情況。從而出現小額送股卻要比大額送股減少更多留存收益的反常現象。例如，在1987年6月，貝爾產業（BellIndustries）宣告了20%的股票股利，贈送新股1，081，402份，每股面值0.25美元。貝爾為此結轉了2052.7萬美元。而如果貝爾宣告25%的股票股利，則只需按面值減少33.8萬美元的留存收益。由于兩種比例十分接近，因而可以忽略諸如股票流通性等其他因素對股價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公司在20%和25%兩種送股比例之間的選擇，實質上是一個會計方法的選擇問題。根據留存收益假設，20%的股票股利可能被市場理解為管理者傳遞關于企業價值更有利的信號。對此，蘭金等人（Rankineetal.1997）通過經驗測試，對兩種送股比例的企業作了比較。結果表明，對于送股比例為20%的企業，股東在宣告期獲得了更大的異常報酬，公司也在宣告以后的期間內出現了增長更快的現金股利[10]。

上述結果證實，管理者有通過會計政策的選擇來傳其私有信息的動機。換言之，會計政策具有傳遞信號的功能，從而有利于減緩企業管理者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四、我國股票股利會計政策評析

迄今為止，我國股票股利的會計準則，只是在相關的法規中作了一些零星的規定。

（一）制度分析

我國屬于法定資本制的國家。根據《公司法》的規定，股東權益由四個科目構成，即股本、資本公積、盈余公積和未分配利潤。其中，由資本公積向股本的結轉屬于資本性帳戶的內部結轉，不具有利潤分配的性質，由此項會計處理而進行的無償增股自然不作股票股利。中國證監會于1996年7月24日公布的《關于上市公司若干問題的通知》要求：“上市公司的送股方案必須將以利潤派送紅股和以公積金轉為股本予以明確區分，并在股東大會上分別作出決議，分項披露，不得將才者均表示為送紅股。”

《公司法》要求，股份有限公司在彌補虧損和提取公積金、法定公益金后剩余利潤，按照股東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我國并未對股票股利的資本化金額作出正式規定。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號——所有者權益（征求意見稿）》第21條第1款，公司在公配股票股利時，“應按該種股票該次發行價格確定其價值。如果該次作為股利發放的該種股票沒有發行價格，則應根據公司連續盈利情況和財產增值情況確定股票股利的價值，按確定的股票股利的價值減少留存收益。”此外，根據《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對結轉分錄的規定，公司按股東大會批準的應分配股票股利的金額，辦理增資手續后，借記“利潤分配——轉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貸記“股本”。如實際發放的股票股利金額與票面金額不一致，應當按其差額，貸記“資本公積——股本溢價”科目。雖然《制度》并未對股票股利的資本化金額作出明確規定，但從其帳戶處理所涉及的科目看，無疑是允許企業使用面值法或其他高于面值的金額結轉。

（二）實務處理

盡管會計制度允許企業采用多種送股計價方式。但是，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由于股票市場發育尚不成熟，股價波動較大，使得股票有公允價值難以確定。公司發放股票股利一般是按照股票面值折股的。因為股票面值一般為1元，便于確定所要結轉的金額（應等于增發股票有數量）。這使股票股利的數額與折股的股票面值總額保持一致，因而不涉及折股中的溢價問題。從納稅角度看，這一處理有利于公司減輕股東稅賦，因為如按照市價結轉，其結轉金額無疑會遠遠超過面值數額，由此應由股東承擔的稅賦也是相當重的。

此外，實務還對股票股利處理時間與報告揭示作了靈活處理。對于現金股利，在董事會確定利潤分配方案后，必須進行帳務處理；當它與股東大會批準的現金股利之間發生差異時，必須調整會計報表相關項目的年初數或上年數。對于股票股利，董事會提出分配方案時不需要進行帳務處理，只需要在當期會計報表附注中披露；在股東大會批準利潤分配方案并實際發生時，直接進行帳務處理，因而不存在有關項目調整的問題。股票股利之所以采用上述處理方法，首先考慮到股票股利與現金股利的差別，如果采用與現金股利丁同的處理方法，在董事會提出利潤分配方案時須作為負債處理，執必夸大公司的負債權益比例，從而可能導致一些股東對企業財務狀況產生誤解。其次，按照現行規定，企業在增加資本時必須報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批準變更注冊資本。一般情況下，應當是在股東大會正式批準股票股利分配方案后，才正式申請變更注冊資本的注冊登記。因此，在送股發生時再進行帳務處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會計調整。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國實務界對股票股利會計政策的選擇既保證了會計信息質量，又有利于簡化會計工作程序和手續，并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維護了股東和企業自身的合法權益，因而是合理可行的。與美國相比，我國實務界對送股所采用的會計政策缺乏可選性，從而限制了會計政策傳遞信號的功能。但在目前，由于我國尚不具備象美國一樣發達的資本市場，通過會計政策來傳遞信號還缺乏相應的市場條件，因而會計政策還僅僅限于指導會計信息加工的作用。

五、小結

本文以股票股利為例，對會計政策的成因、制定動機、經濟效果、選擇依據作了逐一分析。現作如下歸納：

·會計政策的可選性產生于會計人員對會計對象的認識上的分歧；

·宏觀會計政策制定者有動機通過準則的制定以擴大影響；

·在有效資本市場中，會計政策的選擇具有傳達管理者私有信息的功能；

·會計政策的選擇要遵循成本效益原則，并有利于企業總體目標的實現；

·公司法是制定會計政策的法律依據，會計政策從會計角度確保公司法的實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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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計政策選擇的機會主義和效率性會計政策選擇的機會主義假設經理人員利用會計政策選擇以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效率型假設經理人員利用會計政策選擇降低契約成本，以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分紅計劃假設及有關經驗數據顯示了經理人員有很強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即增加經理人員自身的財富而降低股東等外部人在企業總價值中所分享的份額。

但也不盡然。一方面，在資本市場有效的情形下，外部股東通過預期經理人員會計政策選擇機會主義行為，降低了他們因購買經理管理才能而愿意支付給經理的報酬。因而經理的這種機會主義或會計政策選擇所導致剩余損失依然由經理承擔。另一方面，假定經理因報酬契約的存在而成為企業的剩余索取者，經理有動機采取那些增加企業總價值的會計政策。由于企業的總價值因這些會計政策的采用而得以增加，因而經理可以在不減少企業其他參與者財富的基礎上實現自身財富的增加。因此這類會計政策的選擇是有效率的。

這一效率性體現在以下4個方面:

1.盡管在理論上，內部管理所用的會計信息與對外報告的會計信息不必強求一致，但由于信息系統的成本問題，實際上在更多的場合，二者往往是相同的。因而恰當的會計政策可以通過管理的改善來提高企業的價值。如和固定資產經濟壽命與使用方式更相關的折舊方法，可以幫助管理人員作出較優的決策，也可有效地考核相關人員的績效并起到激勵作用。

2.會計政策選擇可以起到降低稅負的作用。許多減少收益數的會計方法，如存貨流動的后進先出法，固定資產的加速折舊法，即可實現這一效果。

3.企業在經營過程中面臨著重大的不確定性，由于契約的不完備性，契約無法預計未來可能發生的各種意外情況的出現，使得契約雙方很難就新情況重新修訂契約。賦予企業經理人員在會計政策選擇方面具有某些靈活性，能夠使企業對其環境和不可預見的契約后果做出靈活的反應。

4.會計政策選擇具有信號的性質。會計政策選擇可以起到傳遞有關企業質量信息的作用，高質量的企業可在采用較為穩健的會計政策的情況下，依然報告出較高的收益，而低質量的企業若采用類似的會計政策將出現虧損，因而穩健的會計政策向市場傳遞了經理人員對企業的前景充滿信心的信號，而且通過信號機制傳遞的信息可靠性較強。一個理性的經理究竟采用機會主義式的還是有效率的會計政策選擇，將會在會計政策選擇對企業價值所產生的影響及因管理報酬的存在對經理個人財富的影響之間權衡。具體到某一企業則純粹是一個經驗研究的問題。根據克理斯蒂和齊莫爾曼(1994)的研究成果，即使在接管目標企業之中，盡管存在著一定的機會主義式的會計政策選擇，但效率性對這些會計政策選擇卻有著更強的解釋力，從而對于絕大多數企業而言，會計政策選擇的效率性應該是起主導作用的。

二、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的激勵約束機制作為會計政策選擇主體—經理人員，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會計政策選擇必然為他們的機會主義行為提供可能。要促使經理人員從股東價值最大化出發作出效率型的會計政策選擇，就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具體包括:

1.經理人員激勵兼容的報酬方案。經理人員的報酬方案是關于企業的所有者與經營者如何分配經營成果的一種契約，其構成直接影響著會計政策選擇的類型。若在報酬方案中引人會計收益以外的其他變量，如與企業股票價格相掛鉤的紅利，允許經理于未來若干年內行使的認股權計劃，視企業未來經營情況而定的退休后福利等，則經理人員的報酬不僅取決于企業當年的會計收益，更取決于企業目前和未來的股票價格。經理人員為了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必然會選擇有助于企業健康發展的會計政策。

2.公司的治理結構。一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能給經理人員以適當的約束，使行為符合股東的利益，并且股東對其經營行為不滿時有能力解除不稱職的經理人員，大股東和董事會的監督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經理人員會計政策選擇的機會主義行為。

3.市場機制。來自市場的壓力是對經理人員會計政策選擇最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他們通常受到來自證券市場、經理市場、接管市場的壓力。一方面，競爭的經理市場和有效運行的接管市場促使經理人員為追求自身效應最大化而追求股東價值最大化，這是因為理性的經理人員都希望在經理市場上有一個較高的人力資本價值，而其又取決于所經營公司的市場價值;同時如果經理人員未能使公司價值達到最大化，該公司將成為被接管的目標公司，一旦接管成功，經理人員往往被撤換。另一方面，有效證券市場并不受經理人員會計政策選擇的“欺騙”，它會根據其他競爭性的信息來源(包括計算會計數字的方法)對企業已公布的會計數字作出調整。在證券市場、經理市場和接管市場的壓力下，經理人員為了達到自身效用最大化，需從股東的利益出發，選擇能降低契約成本的會計政策。

三、建立我國上市公司的有效激勵約束機制隨著我國會計改革的進一步深人，同時伴隨會計準則國際化步伐的加速，我國上市公司所面臨的會計準則這一“通用契約”愈來愈多地體現出“靈活性”多于“統一性”的特色，這便為企業管理當局提供了廣闊的會計政策選擇空間。同時，我國上市公司管理人員的效用函數與會計數字的關系極為密切，證券市場尚不發達，經理市場遠未形成，公司治理結構中“內部人控制”現象嚴重，因而企業缺乏一系列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會計政策選擇的機會主義行為必然嚴重。因而，我國上市公司所面臨的會計政策選擇行為將會呈現出比以往更為復雜的情形。研究表明，在一系列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作用下，會計政策選擇成為一種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范式。因此，建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激勵管理當局更多地采用有效率的會計政策，而不是驅動其一味地選擇機會主義政策，成為迫切需要加以解決的問題。

1.改變管理報酬計劃的報酬結構，以會計信息為基礎的短期激勵與以市場價值信息為基礎的長期激勵相結合。實證研究表明，單純以會計信息作為管理報酬計劃依據的情況下，經理有著重大的動機采用機會主義的會計政策，如果在管理報酬中恰當地引用股票價格信息，這可驅動經理人員偏好于以提高企業總價值為目的來采取有效率的會計政策。

2.改革上市公司管理人員的持股制度，逐步推廣股票期權計劃。在管理報酬計劃中引人股票價格這一信息變量，旨在使經理人員因管理報酬計劃而成為企業的剩余索取者。將經理人員的利益與公司(股東)利益聯系在一起，從而達到長期激勵的目的。我國上市公司現存的高級管理人員持股制度無法達到預期的激勵效果，其缺陷主要表現在:(l)管理人員的持股比例偏低，不能產生應有的激勵作用;(2)持股制度定位不明確，作為一種福利制度安排，剩余索取權產生的激勵效應蕩然無存。另外，持股制度僵硬，有關法律法規不完善。因此，改革現有的高級管理人員持股制度，使其發揮出應有的激勵效果已勢在必行。超級秘書網

3.完善與股票期權制度有關的法律法規。實施股票期權制的主要障礙是股票來源和經營者參與公司稅后利潤分配的程序及特定的稅收優惠。從國際慣例來看，企業股票期權計劃中的股票，主要是通過增發新股和回購本公司股票來實現，但在我國這兩個渠道都受到相應限制。同時，現行公司法雖然規定了所有者從公司取得投資收益的程序，但沒有規定經營者參與收益分配的具體程序，公司章程的內容也不包括經營者的分配方式，從而使經營者參與收益分配缺乏應有的法律保障。在稅收政策方面，實施股票期權計劃的公司和個人也沒有得到任何的稅收優惠，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公司的成本，減少了經營者的實際收益。因此，為順利實施計劃，必須完善《公司法》、((證券法》和《稅法》等，這些法律法規在以后修訂或完善時，注意考慮股票期權問題。

4.完善上市公司的內部治理結構。一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能夠給管理人員以適當的約束，使其行為符合股東的利益，并且股東對其經營行為不滿時有能力解除不稱職的管理人員。股東和監事會的監督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管理人員會計政策選擇的機會主義行為。目前，我國上市公司內部治理結構存在方方面面的問題(如國有股一股獨大和內部人控制等問題)，現狀巫待改變。進行規范的公司管理，就是要在建立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基礎上，通過正確處理股東、董事及經理層之間的關系，公司與利益相關者(如員工、客戶、債權人和社會公眾等)之間的關系，以及正確執行有關法律法規和上市規則等，確保全體股東的利益。

5.培育有效且穩定的外部治理機制。通過激勵競爭的外部市場所實施的間接控制，是對管理人員會計政策選擇最為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這包括證券市場、經理市場和接管市場等。如若經理人員經營不善，在證券市場上公司股價會下跌，在接管市場上公司將成為被其他公司接管兼并的目標，而經理市場(主要指利用市場供求價格機制的作用對經理階層進行有效激勵和監督的一種市場機制)則提供了一個成本較為低廉的對經理階層的懲罰機制。這些外部市場壓力都可能驅使理性的經理人員為達到自身效用最大化而追求企業價值或股東價值最大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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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選擇是財務會計理論的一個重要課題，貫穿于企業從會計確認到計量、記錄、報告的整個會計過程。也是資本市場效率研究的重要命題，在西方會計界占主導地位的實證會計理論的研究重心。

一、會計政策選擇的必然性及必要性

王海榮（2006）認為，會計政策選擇是指經理人員及利益相關者在會計準則及其他有關法律規定范圍內選擇恰當的會計程序和方法的行為。丁春貴（2006）強調，會計政策選擇在形式上表現為會計過程的一種技術規范，但會計政策選擇絕不是單純的會計問題。它是企業利益相關者處理經濟關系、協調經濟矛盾、分配經濟利益的一項重要措施。由于經濟事項的復雜多樣性和不確定性，國家不可能制定出完善的會計準則體系來規定各種經濟事項的會計處理原則、程序和方法，利益相關者應根據具體情況對會計政策做出選擇。因此，會計政策選擇是必然的。現代企業契約理論認為，企業本質上是由各利益相關者所構成的“契約聯合體”，那么對契約進行監督就是必需的。兩權分離后，由信息不對稱引發的經理人的機會主義與道德風險增加，股東為維護自身利益來監督經理人履行契約的難度就會增加，由此導致契約監督成本很高。企業契約要得以有效履行，就必須有降低監督成本的內在機制。會計信息是企業正式和非正式契約的必要組成部分（Andrew A.Christie，1994）。會計信息在制定契約條款以及監督其實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選擇不同的會計政策來影響契約監督成本，進而影響企業價值及各利益主體的利益。因此，會計政策選擇是必要的。

二、會計政策選擇的兩種類型及其比較

（一）機會主義型的會計政策選擇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強調，利己心是人類一切經濟行為的推動力，因為每個人生來首先和主要關心的是自己，把改善自身生活條件看成人生的偉大目標，在自身利益追求的過程中，人們被一只“看不見的手”指引，實現著增進整個社會福利的目標。威廉姆森通過明確這種經濟人的利己行為的含義并將其外延縮小到機會主義。在其交易成本理論（TCE）中，機會主義是指契約對方通過說謊、偷竊、欺詐以及其他詭計追求自利。Andrew A.Christie（1994）等人認為，會計政策選擇中的機會主義指經理人作出會計政策選擇的價值影響和在作出選擇時股東等其他契約方對該選擇所預期的價值影響之間的差異。由于契約的不完全性和剛性以及會計準則的靈活性，經理人通常會利用會計政策選擇空間選擇有利的會計政策，超出其他契約方的預期，甚至犧牲其他契約方的利益來達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種行為表現為機會主義。

（二）效率型的會計政策選擇

效率型會計政策選擇可以激發管理者的生產性尋利行為，從而促使各利益主體的財富同向增加。企業會計政策選擇是經營者在遵循公認會計原則下進行會計政策選擇行為，促使經營者自身效用或公司價值最大化。股東、債權人等為了防止經營者的敗德行為，與其簽訂相應的契約，以期共同承擔企業的經營風險。這樣，企業經營者通過增加企業的實際盈利來獲取報酬，企業價值增大從而股東財富也增加。這種會計政策選擇即為效率型會計政策選擇。由于不完備契約關系的存在，理性自利的契約各方均想利用會計政策選擇權獲得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同時受到其他契約方的限制，通過契約各方的利益博弈，使得契約各方的預期機會主義最小，最終會達到一個平衡。即契約各方在利益博弈中不得不選擇“恰當的”會計政策，達到各方利益的均衡，這就是會計政策選擇的效率性的體現。

（三）兩種類型的比較

會計政策選擇的機會主義型和效率型二者的差別就在于所有者是否能為經營者提供有效的約束激勵機制，從而使經營者選擇的會計政策在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實現了所有者利益最大化。實際中區分效率型和機會主義型是非常困難的。威廉姆森在其交易成本理論中指出，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是彼此相關的：因為有限理性，所以無法事前擬定一個面面俱到的契約；為了防范契約對方的機會主義，相關成本應運而生。當然，交易成本理論并非假設所有人都存在不道德的機會主義傾向，但是，有限理性決定了人們很難區分誠實可靠或厚顏的行為。另外兩者可能同時存在于同一項會計政策選擇中。

其實，對于著名的“斯密悖論”，斯密并沒有以抽象不變的利己假設來演繹經濟學說，相反，他一直堅持人不僅具有利己本性，同時也具有同情（利他）本性。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就表現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卓有成效的增進整個社會的利益，要比一開始就促使人們去實現社會利益的效果要好得多。這就是斯密所提倡的帕累托最優效果。這也為社會經濟活動中的契約各方在進行會計政策選擇時提供了最優的思路。

三、契約視角下會計政策選擇的轉變

（一）管理報酬契約與會計政策選擇的轉變

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后，所有者和經營者的目標都是如何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這種潛在利益沖突會導致企業問題的發生。股東與經理之間的關系通常表現為一系列的相關契約，特別是報酬契約。為了有效解決利益沖突，所有者和經營者就必須簽訂管理報酬契約，所有者通過向經營者提供激勵，促使其為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而努力工作，從而減少成本。報酬契約就是經理進行會計政策選擇時必須考慮的因素。同時，公司的董事會可以根據經理選擇會計政策的情形修正和完善報酬契約，作為對經理選擇會計政策的一個約束機制。

（二）債務契約與會計政策選擇轉變

債務契約是企業經營者代表所有者與債權人簽訂的，用于明確債務雙方權利義務關系的一種法律文書。機會主義型會計政策選擇會促使經營者違反債務契約，繞過約定的會計政策，將債務價值轉移為股東權益價值，導致債權人利益受損，為此也會付出巨大代價。效率型會計政策選擇能夠起到降低社會契約成本的作用，使企業的經營更富有效率，從而提高企業的總價值。債務契約將激勵公司經理向效率型會計政策選擇轉變。

（三）政府契約與會計政策選擇轉變

政府契約是政府為限制、規范社會團體或個人行為而制定的各種法律、法規等，此處僅指與會計核算相關的會計準則、會計制度及稅收法規等。企業的生產經營管理不僅僅是一種純粹的經濟活動，還受政府活動的影響。西方的管理學理論認為，企業可能因為政治方面的原因而加大經營成本，國家可能會通過行政或立法手段干預企業行為（如收費管制或稅收管制等），從而增加企業的經營成本。

四、結論與啟示

會計是事關社會經濟發展的大計，會計政策又是會計發揮其功能作用的重要實現形式，因此無論是在宏觀還是在微觀層面上，都應當引起我們對會計政策選擇問題的足夠重視。首先，為了實現最有效的會計政策選擇，完善契約理論是必經之路；其次，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會計政策選擇的公允性；最后，強化審計監督，健全企業外部約束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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