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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蓮池紋是元青花瓷器的代表紋飾之一，紋樣主要由一束或者多束把蓮構成，蓮花在整體的構成和視覺表現上呈現出對稱、環形分布或者其他的排列組合樣式。在整體的紋飾表現和構成上，既有單純的蓮池紋飾，同時也有以一種基礎性構圖元素和紋飾出現在一些綜合紋飾上，如元青花的蓮池鴛鴦紋、蓮池鷺鷥紋以及蓮池魚紋等。相對于宋金時期的蓮池紋紋飾，元代青花蓮池紋紋飾表現出了與眾不同的現象：這一時期的蓮池紋飾往往被有意識地規劃成了一組組、一簇簇、一叢叢的分組狀態，或是單獨一組、或是多組自由構圖，并且其中每組內部的蓮花細節，諸如蓮花、蓮葉、蓮莖等多成對稱狀的幾何構成。這一點與前朝時期構圖自由、排布隨意、形象豐富的特點大有不同。

二、文物實物中蓮池紋紋飾

在現有的元代青花瓷器文物中，蓮池紋主要表現形式有：一是以蓮池化生為代表的宗教藝術形象，二是以蓮花和蓮池整體形象或者局部形象為表現對象的寫實紋飾形象。

1 蓮池化生形象

蓮池化生紋飾形象是元代青花瓷器代表紋飾形象，并且有著多種表現形式，單純的蓮池形象比較具有代表性。諸如，現存的文物實物中，1983年揭開西夏古國神秘面紗的內蒙古黑城遺址發掘出土的元代蓮池紋法器襯墊，該襯墊之上繡有蓮花、荷葉等物象，構成了一幅富有生機的蓮池風景圖畫，加之其出土地址位于佛教寺院遺址之中，也為其所處的文化環境披上了濃厚的佛教文化色彩。蓮花童子也是蓮池化生形象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諸如《中國絲綢通史》記載的元代出土的湖色絞地彩繡嬰戲蓮繡片文物中，蓮花形象十分豐滿碩大，童子形象漸弱用來突出蓮池形象，這種虛實對比、明暗相生處理手法在元青花蓮池紋飾形象中有一定代表意義，雖然童子形象漸弱但是其蓮池化生的內涵還是比較明確的。

通過對相關的研究資料梳理發現，元青花蓮池紋紋飾發展也經歷著漸變的過程，紋樣變化形式也是隨著佛教的傳播而不斷變化，從早期的瓶蓮形式，再到把蓮形象呈現出文化發展的軌跡。與此同時，隨著佛教世俗化以及統治階級對佛教態度的變化，也對蓮的形象有著影響，諸如元代統治階級崇佛與尊佛策略，佛教文化藝術有了很大的發展，作為佛教圣物與精神象征的蓮也隨之變化，其形象的普及與推廣也是合情合理的。也就出現了把蓮到蓮池紋樣多元組合的發展趨勢，象征佛教極樂世界的蓮池也隨之出現豐富多樣的蓮池紋飾形象。可見，元青花蓮池紋飾發展多樣化形象有著深刻地社會文化基礎，也是歷史文化發展的反映。

2 蓮池紋形象

在元青花蓮池紋紋飾發展進程中，除了蓮池化生的藝術形象之外，還有一種蓮池紋紋飾形象，是以蓮花和蓮池整體形象或者局部形象為表現對象的寫實紋飾形象。這種單一表現局部蓮池紋飾在整體造型上與水波蓮池紋有著相似性。

以單束或者多束蓮池紋樣為表現形式的元青花蓮池紋也具有代表性。這一類型的元青花蓮池紋表現形式和宋代的蓮池紋有較大發展，二者雖然都兼具有蓮池的花、莖、葉等創作元素，但是元青花蓮池紋紋飾的構圖表達方式卻不同，宋代的蓮池紋是自由生長的，而元代的則是分子組合成形態，左右對稱，形成多態多姿的蓮池形象。

三、元代青花蓮池紋紋飾類型

在元代青花瓷器蓮池紋紋飾中，根據內部構成要素、紋飾構成形態以及紋飾表現形式的不同，將其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 單純蓮池紋

這一蓮池紋飾類型主要特征為：由一束把蓮或者多束把蓮構成，每一束把蓮在整體構圖上呈對稱樣式，在整體紋飾表現形式上多為單純的蓮池紋飾。把蓮紋與單純蓮池紋在整體構成、表現樣式和表現元素上有著很強的關聯性和一致性，有些多束構成的蓮池紋與把蓮紋十分相似，只是把蓮紋打結絲帶轉化成為了起裝飾作用的水波紋飾。這一蓮池紋類型多出現在盤心和內壁、瓶肩腹部等處。

2 復合蓮池紋

在元青花蓮池紋范圍中，除了含把蓮紋的單純蓮池紋飾外，還有蓮池與動物、植物或者其他紋飾組成的復合形態，根據蓮池紋與組合物體的不同而表現為多種復合蓮池紋飾樣式：

（1）波浪蓮池紋：該紋飾以蓮池紋的形狀與波浪相似而得名，是水紋和蓮池紋的組合形式。在紋飾的構成上，水紋恰似波浪，波濤洶涌，實現了動與靜完美融和，在盤狀瓷器的外延部分比較常見。

（2）水波蓮池紋：該蓮池紋飾因整體形狀恰似水波而得名，是由水波紋飾與蓮池紋飾的組合構成而得名。水波蓮池紋飾在整體表現上，水波紋多為疊加式，蓮池紋飾起到較好的裝飾作用，或為俯視或為側視，形態不一，十分生動。

（3）游魚蓮池紋：該紋飾是游魚和蓮池紋的組合形態，二者結合而得名。在紋飾的整體構成上，游動的魚兒和蓮池有機地結合，比較注重寫實的處理，紋飾之中可見蓮葉的飽滿與豐潤，魚兒的動感與激越，情景交融于一處，這種紋飾多見于元青花盤的盤心或者較大容器的腹部。

（4）鴛鴦蓮池紋：該紋飾是鴛鴦紋飾和蓮池紋飾的組合形態，二者結合得名。在紋飾的整體構成上，蓮紋多為一束或者多束設置，且蓮紋多為對稱構圖，鴛鴦在溫室之中或對稱分布或前后分布，栩栩如生、富有生氣。

（5）鷺鷥蓮池紋：此紋飾類型與鴛鴦蓮池紋有相似之處，是鷺鷥紋飾和蓮池紋的組合形態，因此而得名。在紋飾的整體構成上，一束或者多束的把蓮紋錯落有致，數量不等的鷺鷥時而穿行、時而飛翔，十分富有自然情趣。與鴛鴦蓮池紋飾類型不同的是，鷺鷥蓮池紋具體來源不同且多見于元青花大盤盤心。

綜上所述，元代青花瓷器紋飾類型多樣，且有著多元化的表現手法，在裝飾技法、裝飾元素和表現形式上形成了獨特的藝術個性，這就使得元青花蓮池紋飾有著更強的表現力和豐富多樣的表現形式。元代青花蓮池紋紋飾在紋飾表現形式、組合形態和紋飾技巧等諸多方面所呈現出的多樣化現狀絕非偶然，其中蘊含著更深層次的社會環境和歷史文化內涵。

四、元代青花蓮池紋紋飾的文化內涵研究

1 佛教文化中蓮池

元代青花瓷器蓮池紋飾以及以蓮池紋飾為基礎的復合紋飾在紋飾構建、表現形式以及藝術構思等多個角度呈現出了獨特的藝術構思和深刻的思想內涵，這并非是有意識的設計活動，而是一種深層次的思想流露，其中富有莊嚴之感的構圖、意境化的紋飾造型，都表露出了佛教文化的身影。

在中國封建社會，佛教思想在民間具有豐厚的傳播基礎，隨著佛教思想的影響擴散，蓮池和蓮花這一具有宗教意義的符號也與中國傳統文化緊密結合在一起，繼而成為民間美術裝飾流行的文化元素。在民間文化意識中，人們賦予了蓮花和蓮池以“平安吉祥”的樸素含義也是理想和完美的化身，并且成為老百姓對幸福美滿生活的向往和精神寄托，并且是通向極樂世界的重要途徑。隨著中國佛家文化與儒家文化、民間文化的不斷融合，蓮池和蓮花的形象就更趨于完美，幾乎成了美好和幸福的象征，這也成為蓮花紋在青花瓷器中占有如此大的比例的重要原因之一。

2 宋元繪畫藝術中青花蓮池紋紋飾

從現存的元青花實物蓮池紋飾來看，蓮池紋更具有寫實性，其在表現技法和構成樣式上吸取了宋元繪畫藝術創作要素和藝術精華，這一點在日本著名的陶瓷研究者矢部良明所著一書中有深入闡述。元代青花瓷器紋飾和創作于宋元時期的繪畫不僅在創作題材及創作主題表達上有著一致性，同時二者還在構圖方式和藝術表現手法上有著驚人的相似性，也體現著二者在文化內在表達上的傳承關系，這些可以從目前故宮所藏的宋元時期的繪畫作品和瓷器文物實物對比上找到相應的證據。

從宋元繪畫與元青花瓷器紋飾圖案對比可以看出，具有寫實性特點蓮池紋飾是宋元繪畫在元青花瓷器紋飾上的一種深刻反映。蓮池題材的宋元繪畫又是對蓮社這一宗教宗旨和社會文化體現，同時也折射出元青花紋飾中關于蓮紋和蓮池題材紋樣中宗教內涵在傳承表現出的一致性。

篇（2）

科學理論是實踐變革的指導。本世紀以來，先后出現了四種全球性與農業有關的思潮，即農業現代化、綠色革命、自然農業與可持續農業。作為一種思潮，往往是狂風般的蜂擁而來，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種思潮中科學性強的理論能經受歷史的考驗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而經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學性不強或反科學的理論只能熱鬧一時而自然地退出歷史的舞臺。當代受各種思潮沖擊的人們，必須保持冷靜頭腦，分析思潮產生的背景、實質性內容、利與弊，進而辨認其科學的真偽，從而從本國本地的情況出發，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任何對農業思潮的盲從或“拿來主義”都會導致行動或決策中的失誤。

一、農業現代化思潮－－二十世紀的主旋律

從原始農業轉變為傳統農業，再從傳統農業轉變為現代農業，實現農業現代化，這是世界上任何國家或地區農業發展的必由之路。

十九世紀工業與科學技術發展為農業現代化準備了條件。1892年第一臺拖拉機問世，1840年李比希營養歸還學說出臺，再加上達爾文雜種優勢理論與摩爾根遺傳學理論等，促進了農業現代化思潮與行動的產生與發展。其主要內容是以現代工業裝備農業，實行機械化、電氣化、化學化、水利化；以現代科學技術武裝農業，用雜交玉米等高產新品種與新耕法替代老品種老經驗；以現代經濟管理理論和方法經營農業，用開放式的商品經濟替代封閉式的自給性傳統經濟。

農業現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動了現代農業的發展，世界農業一反過去幾千年老牛破車的步伐，取得了突飛猛進的成就。本世紀四十年代美國率先實現了以機械化為主要特征的農業現代化，到六十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積40％人口24％的工業化國家先后實現了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從本紀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長2．3倍，農業產值增加24倍，用事實否定了馬爾薩斯關于人口增長快于糧食增長的悲觀預測。勞動生產率空前提高，美國一個農民人均產糧已達110噸，產肉101噸，可養活80個人。目前，由于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農業現代化，加上糧肉生產過剩而將注意力轉向環境，因而作為一種思潮的農業現代化已經不再受青睞，但實際行動仍在繼續，而且進一步向現代化邁進。發展中國家正在進行的綠色革命實際上也是農業現代化思潮的影響而衍生的一種行動。

現代農業在產生奇跡般增加產品與效益的同時，由于曾對資源環境的忽視而帶來某些負面效應。例如能源消耗急劇增加，從1950年的0．36億噸增加到1985年的2．6億噸石油當量，因而有人貶稱之為“石油農業”；農藥、除草劑等化學品對環境與食品安全構成威脅；有人還擔心大量施用化肥會不會破壞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還將主要是工業化引起的水、空氣污染也歸咎于現代農業。這些問題正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近來已將資源環境良化納入并作為農業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內容。

二、自然農業思潮——一次超凡脫俗的嘗試

作為一種對農業現代化的逆反，七十年代西方出現了企圖替代現代農業的第一次嘗試，即自然農業思潮。其派別與口號多種多樣，如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生物農業、替代農業、再生農業、自然農法、超工業農業等等。形成了在學術界頗有影響的農業思潮。較有名氣的英國真菌學家霍華德提倡的“有機農業”，1971年美國土壤學家艾希瑞克發起的“生態農業”，日本的福岡正信寫了一本《綠的哲學》，提倡無施肥無耕作無農藥無除草的“自然農法”等。這股思潮在哲理上提倡歸樸還真，與自然和諧一致，盡量減少人類對自然的干預，主張低投入；在技術內容上強調傳統農業技術，提倡堆肥、輪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現代農業科學技術中的人工合成化學品（化肥、農藥、除草劑、飼料添加劑）與生物工程技術；在管理上主張小型，自給自足，強調農戶（場）內閉合式物質循環而排斥農戶外的投入。這股思潮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不大，但受生態至上的環境保護主義的推動，在學術界曾一度時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爭論甚大，提倡者認為這是一種農業的“理想國”，反對者認為是“復古”，是“神話”。

自然農業思潮有其積極與消極的方面。它強調崇尚自然，對喚起環境保護意識起了積極的作用，糾正了現代農業只強調產品與效益而忽視資源環境的不足；它所強調的某些傳統農業技術仍有其積極的作用；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等作為一種農業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況下少量應用（如旅游景點、安全食品）也是不足為怪的。另一方面，這股思潮又極端地強調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動作用，反對投入，反對人工合成品，企圖返回古代式傳統技術而否定現代科學。在理論上，違反最基本的能量轉換與散逸定津，企圖實行自我封閉式的物質循環模式，而滑向科學上的倒退。因此，作為一種農業的整體戰略是不足取的，在實際生產上，由于它只強調保護自然資源環境而忽視生產與經濟，因而不能廣泛地被農民與政府接受。在歐美試行的各種自然農業模式，比重極少（占耕地千分之幾）。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漸衰落下去而被可持續農業思潮所代替。

三、可持續農業思潮——當前的熱點

本世紀中后期，為抵制工業化所產生的消極影響，環境保護主義風起云涌席卷全球，羅馬俱樂部悲觀主義的代表作《增長的極限》譯成了幾十種文字，“生態危機”、“糧食危機”、“資源環境危機”、“經濟滯脹”，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說法震撼人心。在農業上，鑒于自然農業嘗試的失敗，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發達國家出現了可持續農業的思潮，企圖以此作為替代現代農業的第二次嘗試。

在吸取現代農業、自然農業優缺點及成敗教訓的基礎上，可持續農業思潮既強調糧食安全與發展農村經濟，又強調保護資源環境，實現生產、經濟、生態三個持續性的統一。既強調發展當前的農業而又不破壞資源環境，兼顧當前與長遠，促使農業與農村的可持續發展。

與自然農業受到冷落的處境不同，可持續農業思潮一出現，國際社會即刮目相待。許多國際機構，聯合國糧農組織、開發計劃署、環境署、世界銀行以及許多國際性農業研究機構都紛紛以此作為發展農業的指導思想，有的國家政府或議會還通過相應決議與法律措施。1992年巴西里約熱內盧的“發展與環境”世界首腦會議上通過“21世紀議程——可持續發展”的宣言，成為一個里程碑。1993年在北京召開了“國際持續農業與農村發展學術討淪會”，1994年4月中國國務院通過“中國二十一世紀議程——人口、環境、發展”白皮書，其中將農業與農村的持續發展作為重要內容之一。

作為一種農業發展的戰略方向，可持續性獲得了國內外各界的廣泛贊同。強調農業的當前與長遠的結合，重視持續能力的建設，這是具有重要理淪與現實意義的。當然，由于時間尚短，對于可持續農業究竟是什么，仍然仁者見仁、意見各異。可持續性究竟只是一種思路或農業的屬性，還是一種策略與模式等問題尚在爭論中。至于可持續農業的定義、內涵、技術體系等更是眾說紛壇。一些西方國家專家簡單地將環境保護技術或自然農業提倡的某些傳統農業技術移花接木就作為可持續農業的技術內容，有的甚至以傳統技術排斥現代科學技術，或只強調環境而排斥發展。這些觀點招致了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異議與批評。越來越多的人傾向干將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農業的思路與戰略，而不是一種具體操作的模式，更不能將某些西方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等模式嫁接在可持續農業的頭上。也有人認為可持續農業內容空洞難以操作，以至在1996年底在羅馬召開的世界糧食安全首腦會議上，糧農組織盡管仍強調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思路，但已轉而將農業與糧食安全的突出地位讓給了“新的綠色革命”。

至于農業現代化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我們的認識是，這兩者不是對立或相互替代而是互為補充的關系。農業現代化與可持續化是從不同角度上反映了農業發展的方向與戰略，可持續性強調了農業發展的態勢與后續能力，彌補了原有農業現代化的不足，但它不能替代農業現代化中有關物質裝備現代化、技術現代化、商品化、市場化等各項內容。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講，今后的任務，是將傳統農業轉變為在可持續發展基礎上的現代農業，實現農業現代化與持續化。

四、綠色革命思潮——發展中國家振興農業之依托

本世紀六十年代，在發達國家基本實現了農業現代化的同時；在發展中國家開展了有聲有色的綠色革命。這一思潮與行動的主要內容是通過推廣高產新品種（如矮稈小麥、矮稈水稻、雜交稻）帶動農業的全面發展，但只改變品種而不改變生產條件收效甚微。因此，在實際推行過程中，形成了種子十化肥＋灌溉三駕馬車一起上的局面，故有人又稱之為“肥水農業”。其實質是農業現代化的一種衍生與前奏曲。由于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弱、勞力多、規模小，因而與發達國家不同，其強調的重點不是機械化而是投資少見效快的新品種與化肥、農藥等，水利對多數地處熱帶、亞熱帶的發展中國家十分重要。綠色革命在亞洲、拉丁美洲取得了積極的效果。六十年代以來，整個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快于發達國家。以1961～1965年作為100％，1992年發達國家農業生產指數149，而發展中國家為238（中國280）。八十年代后期與1950年相比，農業總產值發達國家增加0．86倍，而發展中國家達1.64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農業總產值之比也由2：1變力1：1。

可惜，作為一種思潮，綠色革命在七十年代后遭到厄運。一些來自發達國家的專家批評綠色革命造成了農村兩極分化，貧苦農民困無力購置新品種種子、化肥、農藥等而難以從綠色革命中得到好處。隨后自然農業、可持續農業思潮又接踵而起，這樣，綠色革命思潮就沉寂了下來。但是，這一思潮指導下的行動卻在發展中國家繼續開花結果。其中，中國與印度被認為是綠色革命的典范。

最近，在沉寂了1／4世紀以后，綠色革命在羅馬世界糧食安全首腦會議上重新被提了出來。出乎許多人的預料，聯合國糧農組織并未將當前世界的熱點——可持續農業——作為農業發展與糧食安全主要手段，而將“新的綠色革命”放在突出地位。重新肯定了新品種、化肥、灌溉、農藥在農業發展中的巨大作用，特別強調化肥與灌溉是“新的綠色革命”的重要部分，也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所謂“新”主要有兩點。一是綠色革命的四大技術手段必須與社會經濟環境相適應，采取相應的政策與科技進步并增加投入。二是將綠色革命的各項技術建立在可持續發展基礎之上，重視對資源環境的保護。也曾有人主張將新的綠色革命建立在生物工程基礎之上，但鑒于來自生態保護主義的強烈反對與抵制，聯合國糧農組織采取了十分審慎的態度。總的認為生物工程是有前途的，但它“是國際爭論的焦點，發展中國家要在10～20年后才能理解到它的好處”。

五、中國農業現代化之路——集約持續農業

以上四種思潮各有所長與所短，各有它的背景與適應性，農業具有極大的地域性與差異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發展農業的思路、目標、內容、技術體系都不盡相同。發達國家人均占有谷物750公斤，肉類60公斤，而發展中國家卻分別只有250公斤與12公斤。因此，前者已將關注的熱點放在環境上,而后者仍將發展生產增加農民收入放在首位。在最近的羅馬世界糧食安全首腦會議上與會的60位首腦中,來自發達國家的僅有一位，說明了立場與愛憎的分明。因此，我們在努力吸收世界各種農業思潮與理論精華的同時，一定要冷靜地加以辨別，關鍵在于“中國化”。

1949年以來，中國的農業生產、農民生活與農村生態環境獲得了持續的發展與改善。但是目前農業生產與環境形勢也日趨嚴峻，怎樣養活養好十多億中國人已成為世界注目的焦點。在羅馬世界糧食安全首腦會議期間一位美國記者提出：“你認為中國真的能夠達到糧食自給嗎？”我的回答是“在今后一二十年內,如果我們真正去努力搞好農業，而且按適合中國國情的方向道路去進行的話，做到糧食基本自給（95％）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什么是中國式的農業發展的方向道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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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國水土保持的現狀

合理利用山丘區和風沙區水土資源，維護和提高土地生產力以利于充分發揮水土資源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建立良好生態環境的事業。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水土保持應該是建立人與自然和諧共處，保證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有力支撐。在水利方面，我國存在著水多、水少、水污、水濁的四大問題。其中水濁既獨自為害水體，又增加其他“三水”對河流的不利影響，處于關鍵地位。水土流失破壞土壤結構，降低植被質量，影響流域對徑流的調蓄能力，增加水多水少的矛盾。泥沙增多既降低河流質量，影響水生物活動，又作為污染物的載體，提高污染的濃度與防治的難度。從辯證的觀點來看，似不應就問題論問題，而應當追根溯源，將水土保持作為水利的中心環節與戰略措施，提高其在國民經濟發展計劃中的地位與作用。

水土保持面廣量大，情況復雜，既是理論問題，也是實用問題，既是自然科學，也是社會科學，既注重于經濟發展，更關注生態環境，既要有辯論思維，又要考慮政策法規。從人與自然以及物與物之間的和諧共處，才是水土保持的最高理想。當然，這既是很高的要求，也是很艱巨的任務，既限于科技水平，也限于政經條件。但是只要我們努力研究，積極爭取，總有一天能夠達到或部分達到這一艱巨而偉大的戰略目標。

2土壤侵蝕量與輸移比防治的方向與對策

流域面上的土壤侵蝕量與進入河道的輸沙量本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彼此密切相關。根本原因就是土壤侵蝕量沒有顯著減少。一般總是從源頭開始，正本清源，將侵蝕、輸移、沉積貫穿為一個整體，以觀其全貌的攔截與滯蓄，然后進入干流。干流輸沙量與流域侵蝕量的比值稱為輸移比。有些專家從土壤植被、地形地貌、流域面積、時空差異等多方面對輸移比作了理論分析；有些專家根據眾多考慮與測試成果分析了水沙從源頭至主干流一系列變化及相應的匡算。防治:一是防蝕，二是攔泥。攔泥作用顯著，成效快，有利于防療急性病癥，狹義的水土保持，顧名思義是減蝕，一般包括農業措施、林草措施和以梯田為主的坡地工程措施。這些措施直接作用是減少水土流失，發展社會經濟，改善生態環境，間接作用是減少進入河下游的泥沙，減少河道的淤積抬高和洪水威脅，利在當地，惠及全河，既具有攔泥壩庫對下游的有利作用，又沒有攔泥壩庫對當地人文社經的某些不利影響。

3水土資源的保護與利用

水土保持與水土利用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同為國民經濟服務。保護為了利用，利用必須保護，兩者相輔相成，總體效益更為完善，是科學發展觀，人地合一保證持續發展的時代要求。水土保持的內容與要求已為大家所熟知。中小型的水土利用復雜多樣：一是建設基本農田，發展農業生產；二是植樹種草培育生物多樣性，維護生態環境；三是營造水窖、坑壙、澇地，就地調蓄雨水，提高當地抗旱防旱能力；四是引洪漫地，放淤改土，引水墾荒既增加耕地數量，也提高土壤質量；五是開發小型水電，直接緩解能源匱乏，間接維護林木發展；六是大中型灌區的渾水灌溉、中小水庫的吸泥排沙，充分利用水沙資源，增肥保墑。是持續發展的最佳模式.

坡改梯與淤地壩是水土保持工作中兩項主要工作措施，目的是調整坡地與溝道的坡度，以就地入滲和就近入滲方式達到減輕水土流失的作用。淤地壩在一定程度上兼有小型攔泥庫的作用，長期效果可能降低，梯田可以持續利用，兩者時空搭配，相輔相成，共同對黃河中上游的減泥增產發揮重要作用。大部分水土利用的成就，是廣大群眾的自發性成果，不夠理想。有時拿泥沙填死庫容，難以發揮肥力作用；有時削坡填溝，劈山筑路，破壞表土；有時管理不當，良田沃土遭受沙埋沙壓，變利為害令人遺憾。提高水土流失方面的水土利用在經濟發展與生態建設中的重要地位。

4水土保持的效益與評價

水土保持是一項面廣量大、復雜的系統工作，要全面測試分析評估其效益，確實不易。一般將水保效益分為經濟、社會、生態三部分，對水少沙多的北方河流還增加一項攔泥效益。不同水保措施，不同地形地質條件下的單項效益，以便為水保評價提供依據；從土壤流失至進入干流之間各河段的水沙變化及其對周邊的經濟、社會、生態和人文的影響，以便了解輸移過程，可能產生的負效益或不利影響，如對大小水庫、坑塘、澇池的運用壽命，對河岸的沖刷破壞，對農作物沙壓減產等。效益計算：采用有無措施或增減措施后在時空方面的對比。為實現科學管理和國家決策要求，必須客觀地、定量地認識和評價水土保持的全面和單項問題，揭示水土保持的基本情況與動態變化、水土保持的成效與進展，水土保持的潛力與展望。總效益是各項效益的融合，研究分類效益及其間的相互關系應是主要內容。生態環境既是總效益的一部分，也是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分析研究與不同生態環境相適應的社會經濟效益，具有現實意義。經濟既是各類措施的物質基礎，也是國民經濟發展和構建小康社會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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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理論是實踐變革的指導。本世紀以來，先后出現了四種全球性與農業有關的思潮，即農業現代化、綠色革命、自然農業與可持續農業。作為一種思潮，往往是狂風般的蜂擁而來，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種思潮中科學性強的理論能經受歷史的考驗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而經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學性不強或反科學的理論只能熱鬧一時而自然地退出歷史的舞臺。當代受各種思潮沖擊的人們，必須保持冷靜頭腦，分析思潮產生的背景、實質性內容、利與弊，進而辨認其科學的真偽，從而從本國本地的情況出發，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任何對農業思潮的盲從或“拿來主義”都會導致行動或決策中的失誤。

一、農業現代化思潮－－二十世紀的主旋律

從原始農業轉變為傳統農業，再從傳統農業轉變為現代農業，實現農業現代化，這是世界上任何國家或地區農業發展的必由之路。

十九世紀工業與科學技術發展為農業現代化準備了條件。1892年第一臺拖拉機問世，1840年李比希營養歸還學說出臺，再加上達爾文雜種優勢理論與摩爾根遺傳學理論等，促進了農業現代化思潮與行動的產生與發展。其主要內容是以現代工業裝備農業，實行機械化、電氣化、化學化、水利化；以現代科學技術武裝農業，用雜交玉米等高產新品種與新耕法替代老品種老經驗；以現代經濟管理理論和方法經營農業，用開放式的商品經濟替代封閉式的自給性傳統經濟。

農業現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動了現代農業的發展，世界農業一反過去幾千年老牛破車的步伐，取得了突飛猛進的成就。本世紀四十年代美國率先實現了以機械化為主要特征的農業現代化，到六十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積40％人口24％的工業化國家先后實現了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從本紀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長2．3倍，農業產值增加24倍，用事實否定了馬爾薩斯關于人口增長快于糧食增長的悲觀預測。勞動生產率空前提高，美國一個農民人均產糧已達110噸，產肉101噸，可養活80個人。目前，由于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農業現代化，加上糧肉生產過剩而將注意力轉向環境，因而作為一種思潮的農業現代化已經不再受青睞，但實際行動仍在繼續，而且進一步向現代化邁進。發展中國家正在進行的綠色革命實際上也是農業現代化思潮的影響而衍生的一種行動。

現代農業在產生奇跡般增加產品與效益的同時，由于曾對資源環境的忽視而帶來某些負面效應。例如能源消耗急劇增加，從1950年的0．36億噸增加到1985年的2．6億噸石油當量，因而有人貶稱之為“石油農業”；農藥、除草劑等化學品對環境與食品安全構成威脅；有人還擔心大量施用化肥會不會破壞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還將主要是工業化引起的水、空氣污染也歸咎于現代農業。這些問題正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近來已將資源環境良化納入并作為農業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內容。

二、自然農業思潮——一次超凡脫俗的嘗試

作為一種對農業現代化的逆反，七十年代西方出現了企圖替代現代農業的第一次嘗試，即自然農業思潮。其派別與口號多種多樣，如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生物農業、替代農業、再生農業、自然農法、超工業農業等等。形成了在學術界頗有影響的農業思潮。較有名氣的英國真菌學家霍華德提倡的“有機農業”，1971年美國土壤學家艾希瑞克發起的“生態農業”，日本的福岡正信寫了一本《綠的哲學》，提倡無施肥無耕作無農藥無除草的“自然農法”等。這股思潮在哲理上提倡歸樸還真，與自然和諧一致，盡量減少人類對自然的干預，主張低投入；在技術內容上強調傳統農業技術，提倡堆肥、輪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現代農業科學技術中的人工合成化學品（化肥、農藥、除草劑、飼料添加劑）與生物工程技術；在管理上主張小型，自給自足，強調農戶（場）內閉合式物質循環而排斥農戶外的投入。這股思潮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不大，但受生態至上的環境保護主義的推動，在學術界曾一度時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爭論甚大，提倡者認為這是一種農業的“理想國”，反對者認為是“復古”，是“神話”。

自然農業思潮有其積極與消極的方面。它強調崇尚自然，對喚起環境保護意識起了積極的作用，糾正了現代農業只強調產品與效益而忽視資源環境的不足；它所強調的某些傳統農業技術仍有其積極的作用；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等作為一種農業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況下少量應用（如旅游景點、安全食品）也是不足為怪的。另一方面，這股思潮又極端地強調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動作用，反對投入，反對人工合成品，企圖返回古代式傳統技術而否定現代科學。在理論上，違反最基本的能量轉換與散逸定津，企圖實行自我封閉式的物質循環模式，而滑向科學上的倒退。因此，作為一種農業的整體戰略是不足取的，在實際生產上，由于它只強調保護自然資源環境而忽視生產與經濟，因而不能廣泛地被農民與政府接受。在歐美試行的各種自然農業模式，比重極少（占耕地千分之幾）。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漸衰落下去而被可持續農業思潮所代替。

三、可持續農業思潮——當前的熱點

本世紀中后期，為抵制工業化所產生的消極影響，環境保護主義風起云涌席卷全球，羅馬俱樂部悲觀主義的代表作《增長的極限》譯成了幾十種文字，“生態危機”、“糧食危機”、“資源環境危機”、“經濟滯脹”，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說法震撼人心。在農業上，鑒于自然農業嘗試的失敗，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發達國家出現了可持續農業的思潮，企圖以此作為替代現代農業的第二次嘗試。

在吸取現代農業、自然農業優缺點及成敗教訓的基礎上，可持續農業思潮既強調糧食安全與發展

農村經濟，又強調保護資源環境，實現生產、經濟、生態三個持續性的統一。既強調發展當前的農業而又不破壞資源環境，兼顧當前與長遠，促使農業與農村的可持續發展。

與自然農業受到冷落的處境不同，可持續農業思潮一出現，國際社會即刮目相待。許多國際機構，聯合國糧農組織、開發計劃署、環境署、世界銀行以及許多國際性農業研究機構都紛紛以此作為發展農業的指導思想，有的國家政府或議會還通過相應決議與法律措施。1992年巴西里約熱內盧的“發展與環境”世界首腦會議上通過“21世紀議程——可持續發展”的宣言，成為一個里程碑。1993年在北京召開了“國際持續農業與農村發展學術討淪會”，1994年4月中國國務院通過“中國二十一世紀議程——人口、環境、發展”白皮書，其中將農業與農村的持續發展作為重要內容之一.

作為一種農業發展的戰略方向，可持續性獲得了國內外各界的廣泛贊同。強調農業的當前與長遠的結合，重視持續能力的建設，這是具有重要理淪與現實意義的。當然，由于時間尚短，對于可持續農業究竟是什么，仍然仁者見仁、意見各異。可持續性究竟只是一種思路或農業的屬性，還是一種策略與模式等問題尚在爭論中。至于可持續農業的定義、內涵、技術體系等更是眾說紛壇。一些西方國家專家簡單地將環境保護技術或自然農業提倡的某些傳統農業技術移花接木就作為可持續農業的技術內容，有的甚至以傳統技術排斥現代科學技術，或只強調環境而排斥發展。這些觀點招致了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異議與批評。越來越多的人傾向干將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農業的思路與戰略，而不是一種具體操作的模式，更不能將某些西方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等模式嫁接在可持續農業的頭上。也有人認為可持續農業內容空洞難以操作，以至在1996年底在羅馬召開的世界糧食安全首腦會議上，糧農組織盡管仍強調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思路，但已轉而將農業與糧食安全的突出地位讓給了“新的綠色革命”。

至于農業現代化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我們的認識是，這兩者不是對立或相互替代而是互為補充的關系。農業現代化與可持續化是從不同角度上反映了農業發展的方向與戰略，可持續性強調了農業發展的態勢與后續能力，彌補了原有農業現代化的不足，但它不能替代農業現代化中有關物質裝備現代化、技術現代化、商品化、市場化等各項內容。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講，今后的任務，是將傳統農業轉變為在可持續發展基礎上的現代農業，實現農業現代化與持續化。

四、綠色革命思潮——發展中國家振興農業之依托

本世紀六十年代，在發達國家基本實現了農業現代化的同時；在發展中國家開展了有聲有色的綠色革命。這一思潮與行動的主要內容是通過推廣高產新品種（如矮稈小麥、矮稈水稻、雜交稻）帶動農業的全面發展，但只改變品種而不改變生產條件收效甚微。因此，在實際推行過程中，形成了種子十化肥＋灌溉三駕馬車一起上的局面，故有人又稱之為“肥水農業”。其實質是農業現代化的一種衍生與前奏曲。由于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弱、勞力多、規模小，因而與發達國家不同，其強調的重點不是機械化而是投資少見效快的新品種與化肥、農藥等，水利對多數地處熱帶、亞熱帶的發展中國家十分重要。綠色革命在亞洲、拉丁美洲取得了積極的效果。六十年代以來，整個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快于發達國家。以1961～1965年作為100％，1992年發達國家農業生產指數149，而發展中國家為238（中國280）。八十年代后期與1950年相比，農業總產值發達國家增加0．86倍，而發展中國家達1.64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農業總產值之比也由2：1變力1：1。

可惜，作為一種思潮，綠色革命在七十年代后遭到厄運。一些來自發達國家的專家批評綠色革命造成了農村兩極分化，貧苦農民困無力購置新品種種子、化肥、農藥等而難以從綠色革命中得到好處。隨后自然農業、可持續農業思潮又接踵而起，這樣，綠色革命思潮就沉寂了下來。但是，這一思潮指導下的行動卻在發展中國家繼續開花結果。其中，中國與印度被認為是綠色革命的典范。

最近，在沉寂了1／4世紀以后，綠色革命在羅馬世界糧食安全首腦會議上重新被提了出來。出乎許多人的預料，聯合國糧農組織并未將當前世界的熱點——可持續農業——作為農業發展與糧食安全主要手段，而將“新的綠色革命”放在突出地位。重新肯定了新品種、化肥、灌溉、農藥在農業發展中的巨大作用，特別強調化肥與灌溉是“新的綠色革命”的重要部分，也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所謂“新”主要有兩點。一是綠色革命的四大技術手段必須與社會經濟環境相適應，采取相應的政策與科技進步并增加投入。二是將綠色革命的各項技術建立在可持續發展基礎之上，重視對資源環境的保護。也曾有人主張將新的綠色革命建立在生物工程基礎之上，但鑒于來自生態保護主義的強烈反對與抵制，聯合國糧農組織采取了十分審慎的態度。總的認為生物工程是有前途的，但它“是國際爭論的焦點，發展中國家要在10～20年后才能理解到它的好處”。

五、中國農業現代化之路——集約持續農業

以上四種思潮各有所長與所短，各有它的背景與適應性，農業具有極大的地域性與差異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發展農業的思路、目標、內容、技術體系都不盡相同。發達國家人均占有谷物750公斤，肉類60公斤，而發展中國家卻分別只有250公斤與12公斤。因此，前者已將關注的熱點放在環境上,而后者仍將發展生產增加農民收入放在首位。在最近的羅馬世界糧食安全首腦會議上與會的60位首腦中,來自發達國家的僅有一位，說明了立場與愛憎的分明。因此，我們在努力吸收世界各種農業思潮與理論精華的同時，一定要冷靜地加以辨別，關鍵在于“中國化”。

1949年以來，中國的農業生產、農民生活與農村生態環境獲得了持續的發展與改善。但是目前農業生產與環境形勢也日趨嚴峻，怎樣養活養好十多億中國人已成為世界注目的焦點。在羅馬世界糧食安全首腦會議期間一位美國記者提出：“你認為中國真的能夠達到糧食自給嗎？”我的回答是“在今后一二十年內,如果我們真正去努力搞好農業，而且按適合中國國情的方向道路去進行的話，做到糧食

基本自給（95％）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什么是中國式的農業發展的方向道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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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企業管理核心競爭力企業文化

自美國管理學家哈默爾和普拉哈拉德于1990年在《哈佛管理評論》中首次提出企業核心競爭力（CoreCompetence）這一概念之后，有關企業發展及其核心競爭力的研究就迅速成為企業管理研究的主要內容。對影響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因素及如何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研究較多，但就影響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的、深層次的因素——企業文化的研究還不夠深入，本文將在這方面作出探索。

一、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內涵

對于什么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學術界有不同的理解，一直未能給出明確的界定。哈默爾和普拉哈拉德（PrahaladandHamd，1990）在《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一文中認為核心競爭力是企業組織中的集合性知識（Collectivelearning），特別是關于如何協調多樣化生產經營技術和有機結合多種技術流的知識。蒂斯、皮薩諾和舒恩（Teece、PisanoandShuen，1990）認為企業核心競爭力是提供企業在特定經營中的競爭能力和支柱優勢基礎的一組相異的技能、互補性資產和規則。倫納德·巴頓（Leonard-Barton，2000）認為企業核心競爭力是一個系統，包括員工的技能、物理體系中的知識、管理系統和價值觀四種形式的技術競爭力。

本文認為企業核心競爭力又稱為“企業核心能力”，是一個企業區別于其它企業且與競爭對手相比更具特色與優勢的能力或特征。它可以是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管理能力、營銷能力等眾多能力要素中某一方面或某幾方面的能力，也可以指一個企業所有能力要素構成的綜合競爭能力或整體能力，它通過企業的產品或服務表現出來。企業核心競爭力由企業所擁有的企業員工、企業文化、品牌與信譽、客戶、營銷網絡等核心資源和資本及風險管理能力、知識管理能力、人員管理能力等核心能力構成，是企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

二、企業文化建設的內涵

企業文化是企業在長期的實踐活動中所形成的并為企業成員普遍認可和遵循的具有本企業特色的價值觀念、團體意識、行為規范和思維模式的總和。企業文化是一個有著豐富內涵的系統體系，其中包括許多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基本要素。一是企業精神。企業精神是企業在長期生產經營過程中，逐步形成和優化出來的群體意識。二是企業價值觀。企業價值觀直接關系到員工和企業的行為，影響企業目標的實現。所以，對企業價值觀的討論，不僅是企業文化關注的中心，也是現代企業管理所關注的重要課題，企業的發展最終是受企業價值觀的支配。三是企業形象。企業形象是指社會公眾和企業成員對企業、企業行為與企業各種活動成果的總體印象和總體評價，反映的是社會公眾對企業的承認程度，體現了企業的聲譽和知名度。企業形象包括人員素質、企業風格、人文環境、發展戰略、文化氛圍、組織外貌等內容。

三、企業文化建設與核心競爭力的關系

1、核心競爭力根植于企業文化之中

企業文化是企業的核心資源之一，是影響企業核心競爭力最重要、最廣泛的因素。它一方面影響企業員工、品牌與信譽等企業核心資源；另一方面對管理能力、技術創新能力、營銷能力等核心能力的形成、提升有著直接而深遠的影響。IBM咨詢公司對世界500強企業的調查研究表明：“建立適應知識經濟的企業文化是世界500強的共同特征。它們出類拔萃的關鍵是優秀的企業文化，其技術創新、體制創新和管理創新則根植于它們獨特的企業文化之中。”

2、企業文化是核心競爭力形成的基礎

（1）有助于最大限度地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力。企業的發展依靠三方面的積累：第一是人才積累，第二是知識積累，第三是經濟積累。其中經濟積累靠人才積累和知識積累，人才是知識的載體，而企業文化是影響人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企業文化是員工行為和欲望最基本的決定因素，優秀的企業文化對員工的成長和企業的發展有十分重要的影響。通過企業文化培養員工服務社會、奉獻自己的人生價值觀并輔助以人為本、尊重個人的管理模式，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會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而且這種影響力是持續和長久的。同時，良好的企業文化有助于企業吸引優秀人員的加盟并留住自己的人才。

（2）提高企業管理能力。“企業管理根植于文化，企業文化應用于管理。”一方面企業文化的產生受到管理理論發展的催化，另一方面企業文化理論豐富了企業管理理論的內涵。如果說從傳統管理階段到科學管理階段是企業管理的第一次飛躍，那么從科學管理階段到文化管理階段則是企業管理的第二次飛躍。也有學者認為企業文化理論是管理思想理論發展的第四階段。企業文化變革能夠推動管理創新，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通過文化變革影響企業的經營理念進而影響企業管理創新意識；另一方面影響企業的管理制度和方法。“人管人氣死人，制度管人累死人，文化管人管住魂”就形象地說明了文化在企業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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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可持續發展的含義，圖書館可持續發展可理解為：圖書館在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指導下，把未來的發展作為當展的前提，遵循圖書館發展的客觀規律，注重整體發展的長遠目標，探求符合自身發展規律的模式，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通過不斷注入活力，以適應社會和時代的變化，滿足人們不斷增長和變化的信息需求，推動圖書館事業健康、有序、持續的發展，使之能夠與未來社會目標相適應并在兩者之間形成良性的互動機制。

(二)圖書館知識管理概念

知識管理主要是對知識本身的管理，包括對知識的創造、獲取、加工、存取、傳播和應用的管理。從廣義上說知識管理不僅包括對知識進行管理，還包括與知識有關的各種資源和無形資產的管理，涉及知識組織、知識設施、知識資產、知識活動、知識人員的全方位和全過程的管理。一般來說，知識可分為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圖書館顯性知識是指已經編碼好并存儲于圖書館的一切知識，主要包括館藏文獻、數字化館藏及一切可以利用的網絡資源；圖書館隱性知識是指存在于圖書館員工中的體驗、思索、感悟、技能、訣竅和經驗等。

二、圖書館知識管理特征

(一)以信息資源管理為基礎

信息文獻資源是圖書館工作的主要對象，它貫穿于圖書館工作流程中的每一環節，因此，信息資源管理是圖書館知識管理的一個主要內容。通過對文獻信息等顯性知識的收集和加工整理，將其中有價值的信息挖掘出來，進行分類存儲，建立動態的知識庫體系，激活固化靜態的知識，使其得到有效的流通和應用。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對于現代圖書館來說，館藏的概念和質量都發生了變化，館藏的內容除了傳統的紙質文獻外，還有大量新型載體的文獻，如豐富的網絡信息資源。圖書館采用知識管理理念，應用先進的信息技術，將紙質文獻資源數字化，對數據資源進行多向連接、分類整理，建立不同主題的知識庫，并通過多種多樣的傳播媒體、廣泛的傳播渠道形成及時可用的知識流，以供讀者利用。

(二)以人力資源管理為核心

知識管理的任務就是開發管理好人力資源，充分釋放每個人的智能，運用集體智慧提高應變能力和創新能力。因此在圖書館知識管理過程中，要充分尊重人的價值和權利，使人具有自我實現的愿望。人作為隱性知識的主要載體，具有進行知識創新的可能，以創新為目標的知識管理就是要挖掘人的智慧潛能，激發他們的創新熱情，將存在于頭腦中的隱性知識通過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和組織創新轉化為顯性知識，并搭建不同層次的知識交流和學習的平臺，采取各種獎懲管理措施，推進個人和圖書館工作的共同創新從而實現圖書館的全面有效管理的實現。

(三)以信息技術為依托

信息技術作為圖書館知識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它是對圖書館知識價值鏈進行管理，將文獻資源進行數字存儲，加強對知識的分類、整序，建立知識之間的相互聯系，形成知識流網絡環境和成熟群件技術平臺，在這個平臺上，利用高效信息技術和新型的管理方法為依托，使那些在知識獲取方面受到物理限制的人能夠對知識加以利用、挖掘、存儲、傳播和共享，從而促進圖書館資源的整體平等分配。

三、加強知識管理，促進圖書館的可持續發展

(一)改變管理觀念，進行知識創新管理

傳統的圖書館管理是種類似于倉儲式的管理是人對物即文獻書籍的機械二分性管理。在管理過程中，人和物處于二元對立狀態，不利于人的創造性的發揮。因此，要積極改變觀念，改文獻管理為知識管理，發揮人的能動性，進行知識創新，以通過追蹤國內外圖書館學的最新發展動態，豐富與發展圖書館學的研閱手續和關卡，建立符合圖書館知識管理的有效的組織管理體系，在管理過程中，形成多元多維的知識管理體系，最終實現知識創新管理目標，建構圖書館核心競爭力量。

(二)優化組織結構，實現圖書館組織模式的科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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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產業已成為21世紀發展最快的朝陽產業之一，它與信息產業并稱為21世紀的兩大新興支柱產業，并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兩個新亮點。現代社會，文化產業發展已經成為帶動國民經濟發展和進出口貿易的重要力量：美國文化產業的產值已占GDP的18%至25%，其消費類視聽技術文化產品出口額高達600億美元，已經取代航空航天工業而成為第一大出口產品；在日韓兩國，文化產業也成為在國內創造產值，出口創匯，在中國，摩根斯坦利的報告指出，對11種產業中建立世界級大企業所需年限的統計顯示，傳媒業只需8年時間，遠遠快于醫藥、銀行、電力、建筑、日常消費等行業。中國傳媒業甚至只需年2年就能建立區域或行業優勢。文化產業已成為當今和未來中國經濟的重要的增長點之一。2005年，文化產業在中國17個城市已成為支柱產業，可持續發展是指既滿足現代人的需求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需求的能力。即指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保護協調發展。文化及文化產品作為一種資源，有很強的可持續發展潛力。

文化作為一種產業，在現代經濟結構中越來越顯示出其基礎性地位。文化需求具有比一般消費需求更高的收入彈性，因而，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文化消費需求的增長速度遠遠大于對物質消費需求的增長速度。文化產業是以精神產品為基礎的產業，對自然資源、環境不構成威脅甚至不造成消耗，具備了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最基本要素。世界各國的相關經驗證明，文化內容產業能夠有效地結合傳統產業，增加傳統產業的文化附加值，充分體現現代文化產業的核心價值和發展方向。新興文化內容產業不僅能夠有效地建立起與傳統產業的戰略關系，促使傳統文化產品和服務的升級，而且還能夠促進整個文化產業緊密地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跟上“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走新興工業化道路”的戰略步伐。

此外，文化產品價值具有增值效應。一件物品的使用價值是隨著使用時間和使用次數的增加而減少的，而一個文化產品的使用價值卻往往是不斷增加的，這是文物、藝術品收藏之所以成為資產保值增值常用手段的前提條件。因此，文化產業是具有極大可持續發展潛力的產業。如果開發得當，文化產品往往可以產生很大的投入產出比，具有極為可觀的邊際效益。回顧我國啟動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歷程，文化也曾被納入可持續發展戰略體系。然而，文化事業在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中的現狀卻令人不太樂觀。迄今為止，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點是使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實現良性循環。文化仍然沒有在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操作層面上找到合適的位置，它的作用似乎仍然只限于利用文藝手段對人民群眾進行宣傳教育。在近些年的文化產業體制改革的摸索與發展中，可持續發展越來越到人們的重視。

一、文化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文化資源是文化產業的源泉，比如歷經我國五千年歷史洗禮下的文化古跡對于旅游業是一筆可循環開發利用的瑰寶；中華民族文學作品和民間流傳的眾多神話傳說為電影，電視，戲劇戲曲以及相應的文化產品提供了大量寶貴的素材。文化資源具有無限豐富性和可發展性，但它也是需要加以保護的、在某些方面和某種意義上是不可再生的資源。文物和無形文化遺產是人類文化的歷史遺存，它們都是不可再生的珍貴的文化資源。

迪士尼就是這方面卓有成效的例子，它不斷地從世界各地汲取創造素材，再通過科技及創新重新編排故事，甚至對這些素材展現出來的思想予以創新并加入商業和娛樂元素，對人們耳熟能詳的文化人物進行包裝再出口，使之成為成熟的商業產品銷往世界各地。其中，迪士尼動畫《花木蘭》中的故事和人物形象就是源于我國著名詩歌“木蘭辭”，在保留故事情節的基礎上，被賦予了嶄新的美國式追求夢想，要求婦女平等主題，在98年推出之后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銷售奇跡。一部較為尊重原著的《泰坦尼克號》，或者由莎士比亞戲劇而改變的動畫片《獅子王》竟能創下十幾億美元的票房價值，可與我國幾大產業的利潤相匹敵。其所依靠的，不過是一點新穎的創意和簡單的三維動畫技術，還有借助“拿來主義”所吸納的文化素材和歷史背景。那些優秀的文化資源通過再開發和創新再利用，為文化產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靈感和啟發。

另一方面，中國作為一個文化古國，文化大國卻少有充分利用其豐富的資源。而日本，這個與中國有著千絲萬縷聯系，從古至今多次向學習中國文化的鄰國，卻將很多中國古典文化發揚甚至創新，獲得了很大成功。最典型的好比國人引以為傲的四大名著《西游記》，經日本動畫大師手冢治蟲的精心雕琢與包裝搖身一變成為極受歡迎的漫畫《孫悟空》，以及取材于西游記曾進風靡一時的漫畫和動畫《最游記》，還有曾在中國取景拍攝等等的日本版的電視連續劇《西游記》等等，都在日本本土乃至東南亞獲得了巨大成功，收到了很好的經濟效應。而中國除了多年前那部由六小齡童演繹的經典電視劇之外，基本上沒有文化再開發的作品與之相匹敵。中國游戲產業也有待成熟，《三國志》這是日本光榮游戲的產品，有“三國志系列”等，任天堂則有“橫山光輝三國志”等。加上其他日本公司的產品，至少有30款日本三國志系列游戲，日本改編的《三國志》和《水滸》，從漫畫到游戲，衍生產品在亞洲各地熱銷。中國傳統文化就像是一座富礦，源源不斷地回報著深刻挖掘和愛護它的人們。二、文化產業發展現狀:文化市場需要引導和規范，去偽存真，去粗取精

我國文化產業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逐漸形成了所謂“大眾文化”和“高雅文化”，大體上分為這兩種類別。而無論是“大眾”還是“高雅”，觀眾的文化鑒賞力，媒體的宣傳導向以及政府的引導都是需要關注的。由于我國文化產業起步較晚，優秀作品未能百家爭鳴，相比于高速發展的經濟，表現出嚴重的“供不應求”。

于是，傳統文化產業的保護主義抬起了頭。他們堅守祖宗留下的文化遺產，面對日益萬新的社會和市場卻堅持不創新，不變通，不思進取，以保持傳統的名義阻止變革和創意，甚至還要求社會和政府給與支持。這樣的力量阻礙了我國文化產業的交流與發展，使得脆弱的傳統文化在面對洶涌蓬勃的國際化趨勢時，在面對日益激烈的競爭與開放的市場時，顯得無力而很難適應。這些本應得到大力開發的內容產業，吃著祖宗留下的老本，由于不曾嘗試可持續發展，創新與變革的道路，一點一點被破門而入的強勢文化所蠶食。

同時，由于供不應求的文化市場，一些制作粗燥，缺少文化內涵的作品乘機沖擊了文化市場，不僅對文化資源是一種極度浪費，對于消費者乃至整個社會來說都是一種文化垃圾，傷害著人們的視聽。比如近兩年網絡上流行的一些頗有爭議“芙蓉姐姐”、“木子美”等現象，不僅不能成為文化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反而可能浪費資源，錯誤引導未成年人，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廣告行業也是如此，一些通過引起消費者的厭惡而取得商業效應的垃圾廣告每天仍然污染著消費者的視聽，卻并沒有受到管制，如著名的“腦白金廣告”等。對于由于科技發展，信息爆炸時代產生出的垃圾文化產品，人民和社會應當聯合起來抵制，阻止它們泛濫產生負的社會效應。

三、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產業鏈和國家競爭力

我國文化產業起步較晚，以前一直實行雙軌制計劃式發展，直到2006年才開始從試點轉向全面改革。“十五”期間。相比速發展經濟和總體消費水平，文化產業的發展卻趨于緩慢。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文化產業化并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而是被當作一項由政府引導安排，社會響應，公眾被動的一項公共事業。文化的兩面性，是重點體現在文化產業中的經濟效應（商品屬性）和文化事業中的社會效應（使用屬性）。而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引導發展方向，管理高度集權和統一，國有企業不以盈利為目標，只需按政策組織完成計劃，形成沒有來自市場競爭和消費者選擇的文化，被剝奪了其商品屬性和盈利能力，使其很難出現生機勃勃，百花齊放的局面。由于用文化事業的方式管理文化產業，以至于資源有效配置不足，很難做到可持續發展。再加上出現很多準入限制和壟斷，導致產業發展受到抑制，需求嚴重大于供給，文化產品多樣性上也受到很大破壞，文化產業鏈更是難覓其蹤。

我國文化產業化程度偏低，結構不盡合理，產業鏈還未形成，缺乏國家競爭力。產業化發展需要一個完整的產業鏈支撐。中國文化產業必須打造產業鏈，這樣才能產生規模效應和互動效應。企業領導者所具有的視野和對所處產業的判斷，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企業的發展，對生存環境并不令人滿意的民營企業，這種眼光更是生存的必備條件。中國文化產業面對國際大集團，“好比是單一步兵兵種和對方海陸空立體多兵種競爭”。在過去的計劃體制下，文化行業都是單打獨斗，唱戲的、做音像的、搞出版的，都是各自為政，中間沒有關聯。而國外最大的傳媒公司，都是既生產內容，又發行各種產品。比如動漫產業，值得借鑒的是日本，美國等，純熟的產業鏈運作和規模效應，如一部優秀的漫畫作品，可以在一到兩年內形成由受歡迎的連載到單行本發行，到動畫，電影，唱片以至于周邊商業產品等傳播到世界各地的一系列產值的創造，使消費者需求及時全面的得到滿足，有效地拉動了經濟增長。迪斯尼、時代華納、索尼等都是這方面比較成功的例子。

由此看來，文化產業和文化內容產業，是一個高度依賴文化內容資源的產業，它的繁榮發展是建立在對文化資源的占有和開發的基礎上。我國應建立文化資源開發的人才戰略。培養具有認識、開發、經營文化內容資源的高素質人才，是振興文化產業的保障。文化內容資源開發屬于“創意工業”的領域，參與文化內容資源開發的專業人才，必須對中華文明豐厚底蘊有全面掌握、對優秀文明成果有深刻領悟。

還應該實施文化資源開發的政府管理。政府部門作為文化市場的監管者和文化內容資源的保護者，應該站在發展和保護民族文化的高度，建立和制定文化資源開發利用規劃，這是文化內容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只有在合理保護前提下的有效開發，才能夠充分保障文化產業創意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再有，應該盡快建立文化產業鏈和產業園區，打品牌戰術。例如可以借鑒的是機器貓，米老鼠等動畫形象都已經連續創造產值幾十上百年，由大受歡迎到成為經典，成為一支新的文化力量，推動著可持續發展。

最后，加強文化交流，將我國豐厚的文化推廣到世界。只有實施“文化走出去”戰略，我國文化產業才能獲得更大的國際舞臺，繼續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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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藍生謝繩武:2005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3]祁述裕:中國文化產業國際競爭力報告[M].北京:社會文獻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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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播音主持對文化價值的構建

音主持對文化價值傳播的具體的表現形式，它反映了文化的一種構建模式，主持活動是一種文化的傳播形式，其代表了，對某個文化的認同，和一種文化的表現形式，一個社會的組成部分，就是文化領域的改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應該選擇這種文化傳播形式下得有力的見證，它從一種文化的表現形式傳播到另外一種的文化模式從中推動社會經濟健康發展，播音主持是文化的選擇之中擁有更多的問文化決策，和品質的涵養，它不僅表現了主持人的當時的各種心理素質變化，和主持人的外在動作以及各種表態神似狀態，體現出了外在的動作，在整個社會之中文化價值取向，在特定的情況下產生的，比如，人們常常使用的語言、服裝、行為習慣，這都是對應了社會文化的傳播方向，而在這種媒體達到某個規范時，人們應用的社會價值存在和導向存在法，都是具有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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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力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提升金融服務文化產業發展的能力。一是量身定做適應文化產業特點的信貸政策，將文化產業作為朝陽產業列入支持類，在擔保條件、利率等方面給予優惠，對文化企業設置有別于工商企業的信用評級模塊，制定版權質押貸款指引和并購貸款指引等等，為文化企業提供優質服務。二是通過創新信貸模式實現擔保形式多樣化。商業銀行應結合文化企業運營方式和特點，弱化財務指標考核，轉變以機器設備、廠房有形資產為抵押品的傳統擔保思路，積極試辦知識產權、專利權、商標權、電影制作權、著作權、版權等無形資產抵押貸款、企業聯保互保貸款等，并合理確定貸款期限，為文化企業尤其是中小文化企業融資擴大抵（質）押范圍，豐富融資品種，解決文化產業普遍缺失抵（質）押物的問題。三是制定針對文化企業的授信制度，簡化審批程序，縮短審批時間，為企業提供方便快捷的優質服務。四是加強與產權交易、信托、證券等相關機構合作，為文化創意企業提供資金結算、機構理財、供應鏈融資、并購貸款、國際業務等綜合性金融服務。特別是針對目前我國文化體制改革步伐加快、部分文化企業正在進行市場化運作的現實，建立相應的一攬子金融服務措施，支持重點文化企業做大做強。來源于/

完善文化產業直接融資支持機制

以完善文化產業直接融資支持機制為切入點，拓寬文化企業融資渠道。對符合條件的重點文化企業，應做好進入主板、創業板上市融資的培訓、輔導和推介工作，推動更多優質企業上市融資。積極支持文化企業通過債券、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和中小企業集合債等方式融資，支持文化企業借助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迅速成長。推動文化企業引進私募股權基金、風險投資基金；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積極鼓勵、支持和引導境內外資本以BOT等形式參與文化項目建設；積極探索信托計劃、融資租賃以及文化產業項目未來收益證券化等融資方式。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拓寬利用民間資本和國際資本的方式和空間，為文化產業發展提供多樣化的融資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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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K24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7）07-0110-06

晚唐五代時期，一直嚴格執行的宵禁制度逐漸松懈，秦漢以來長期固定的以封閉分隔為特征的里坊布局，開始向市坊布局轉變。宵禁的解除，夜市的繁榮，不僅是城市功能的調整和管理模式的變革，更標志著市民階層的壯大和市民文化的興起。那些原先只在特定區域服務于上層官僚、士人的娛樂活動，開始向普通民眾下行，以適應娛樂消遣的需要。宵禁制度的解除所促成的市民娛樂需求，是唐宋之際文化轉變的深刻背景，特別是其中說話、俗講、曲子詞以及早期戲曲等到有娛樂性質的文學形態的迅速發展，正是得益于這一制度的變更。這一制度的變遷是揭示唐宋市民文化形成的關鍵，但歷來學術界注意不夠，僅有少數在風俗史、經濟史和文學史研究中作為背景材料簡單提及，并沒有從制度層面加以系統探討。① 本文試分析之。

一、唐宋之際宵禁制度的變革

宵禁制度，起源甚早。《周禮?秋官司寇》列“司寤氏”一職：“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專門負責夜禁事宜。漢代亦行宵禁，由執金吾負責，《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索隱引《漢舊儀》：“宿衛郎官分五夜誰呵，呵夜行者誰也。”《史記》卷109《李將軍列傳》載李廣夜飲而歸，至霸陵亭，霸陵尉醉，便呵斥李廣。李廣雖自報家門，霸陵尉仍說：“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李廣只好宿于亭下。《三國志?魏書》卷1《武帝紀》引《曹瞞傳》：“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斂跡，莫敢犯者。”曹操能以違反宵禁棒殺皇帝寵臣，足見兩漢時宵禁之嚴。《三國志?魏書》卷26《田豫傳》辭官表中說：“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嗚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以夜行來喻罪責，可知漢魏律令于夜禁之重視。《南齊書》卷22《豫章文獻王傳》載蕭嶷與齊武帝“同輦夜歸，至宮門，嶷下輦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為尉司所呵也。’嶷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愿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身為皇帝的蕭賾仍擔心夜行遭到官員的呵斥，說明在南朝宵禁并無松弛。《北齊書》卷16《段榮傳附子孝言傳》言段孝言“曾夜行，過其賓客宋孝王家宿，喚坊民防援，不時應赴，遂拷殺之。”驕奢放逸的段孝言召喚坊民增援，將不能按時抵達者拷打而死，既可說明段氏的兇殘，也可看到當時聚坊民以備盜的組織模式以及宵禁的嚴厲。

依《唐律》，唐時夜禁甚嚴。《唐書?百官志》載：“日暮，鼓八百聲而門閉；乙夜，街使以騎卒循行，武官暗探；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承振，坊市門皆啟，鼓三千撾，辨色而止。”由專人負責宵禁。《唐律疏議》卷26《雜律》“越州鎮戍城垣”條注疏引《監門式》：“京城每夕分街立鋪，持更行夜。鼓聲絕，則禁人行；曉鼓聲動，即聽行。若公使赍文牒者，聽。其有婚嫁，亦聽。”對于宮殿、城垣、武庫等，夜禁尤嚴。《唐律》“夜禁宮殿出入”條：“夜禁宮殿出入諸于宮殿門雖有籍，皆不得夜出入。若夜入者，以闌入論；無籍入者，加二等；即持仗入殿門者，絞。夜出者，杖八十。”若夜行者不能被發覺，值夜者要受處分：“諸宮內外行夜，若有犯法，行夜主司不覺，減守衛者罪二等。”故立制嚴格，以禁夜行，僅奉敕方可開門，且驗符嚴格。疏議又引《監門式》：“受敕人具錄須開之門，并入出人帳，宣敕送中書，中書宣送門下。其宮內諸門，城門郎與見直諸衛及監門大將軍、將軍、中郎將、郎將、折沖、果毅內各一人，俱詣合覆奏。御注聽，即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外并立隊，燃炬火，對勘符合，然后開之。”違者處以嚴刑，“諸奉敕以合符夜開宮殿門，符雖合，不勘而開者，徒三年；若勘符不合而為開者，流二千里；其不承敕而擅開閉者，絞。”

唐長安、洛陽以里坊布局，每坊由坊正負責開關坊門，坊角設置侯鋪。夜晚關閉坊門，嚴禁出入，且各宮城門、皇城門、坊里門、外郭門，夜間層層設卡，禁絕行人。《監門式》云：“駕在大內，宮城門及皇城門鑰匙，每去夜八刻出閉門，二更二點進入。京城門鑰，每去夜十三刻出閉門，二更二點進入。”若帝王不在皇宮，則“宮城門及皇城門，四更二點出鑰開門。京城門，四更一點出鑰開門。”其余州縣，亦夜下管鑰，禁止出入。

劉肅撰《大唐新語》卷10《厘革》言：“京城內金吾曉暝傳呼，以戒行者。馬周獻封章，始置街鼓，俗號，‘冬冬’，公私便焉。”《古今注》所載大致類同，言“夜擊以止行李，以備竊盜。”夜以鼓聲警戒。韋述《西都雜記》：“西都京城街衢，有金吾曉暝傳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日夜敕許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舊唐書》卷71《楊貴妃傳》載楊貴妃因與唐玄宗有小隙，被遣歸楊宅，玄宗煩亂，高力士夜間迎歸，因正行宵禁，便只好夜間打開禁閉之坊門回宮：“是夜，開安興里門入內，妃伏地謝罪，上歡然慰撫。”《新唐書》卷76《楊貴妃傳》也載“是夕，請召妃還，下鑰安興坊門馳入第”。坊里布局是唐朝以前都城布局的基本結構，待至夜暮，商鋪停業，坊門緊閉，百姓居于里間，全城禁行，禁軍巡行以備非常。此一制度于中唐時依然嚴循。《新唐書》卷207《劉貞亮傳》載其治理京都時，“郭F醉觸夜禁”，便“杖殺之”。中唐元結《G乃曲五首》之一寫：“湘江二月春水平，滿月和風宜夜行。唱橈欲過平陽戍，守吏相呼問姓名。”即使城外夜行，也要被執行宵禁的守吏嚴加盤問。《太平廣記》卷254《嘲誚》載劉行敏為長安令時，有崔生酒后犯夜禁，被縛至五更，劉行敏上朝遇到時，才令解縛，并作《嘲崔生》：“崔生犯夜行，武候正嚴更。幞頭拳下落，高髻掌中擎。杖跡胸前出，繩文腕后生。愁人不惜夜，隨意曉參橫。”言其犯夜遭處置之狼狽。

然至僖宗以后，宵禁逐漸松弛。雖無直接的詔告，卻能從載述中明其蹤跡。《唐語林》卷2載武宗時，王式初為京兆尹，“長安坊中有夜攔街鋪設祠樂者遲明未已，式過之駐馬寓目，巫者喜，奉主人杯跪獻于馬前，……式取而飲之。”夜晚當街聚眾鋪設祠樂，王式身為京兆尹視而不見。《新唐書》卷187《王重榮傳》載：

重榮以父任為列校，與兄重盈皆以毅武冠軍擢河中牙將，主何察。時兩軍士干夜禁，捕而鞭之。士還，訴于中尉楊玄，玄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爪士，而藩校辱之。”答曰：“夜半執者奸盜，孰知天子爪士？”具言其狀。玄嘆曰：“非爾明辨，孰由知之？”更諉于府，擢右署。重榮多權詭，眾所嚴憚，雖主帥莫不下之。稍遷行軍司馬。

此事發生于僖宗年間，盡管王重榮與楊玄的見解不同，但他們對犯禁軍士的處理，相對于中唐時期的“杖殺”等處罰，則寬容得多。而且犯禁士兵還能向上級告狀，可知此時的宵禁并未嚴格執行。同時期任諫議大夫知制誥的蕭廩，“請厲止夜行以備賊諜”。[1] （卷101，《蕭廩傳》） 若京城宵禁嚴格如初盛唐，蕭廩不比專門上奏以求強化，且若仍未律令，只需重申而已。這說明熹宗時期京城已不禁夜行，故蕭廩認為需加強以備盜。劉傳載其為河南尹、宣武軍節度使時，“下令不何止夜行，使民自便，境內以安。”[1] （卷182，《劉傳》） 由此可見，在僖宗時期，宵禁無論在京城、地方，已經不再成為嚴格執行的禁令，而由各地官吏自行處置。天復三年（903年），皇城使奏請嚴肅夜禁：“伏以皇城之內，咫尺禁闈，晨夜巡警，固須清肅。伏乞準敕條，漏鼓聲絕后，禁斷人行。今據軍人百姓，更點動后，尚恣夜行。特乞圣慈再下六軍止絕。”京城宵禁也松弛已久。由于長期宵禁松弛，朱在長安時因與作戰需要“禁居人夜行，三人以上不得聚飲食”，反倒使百姓不習慣，以致“上下惴恐”。 [1] （卷225，《朱傳》） 可以認為，開宵禁是晚唐時期城市管理制度的重大變革，而這正是推動市民文化得以勃興的一個契機。

五代時期，宵禁制度再無恢復。《舊五代史?唐書》卷32《莊宗紀》載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唐莊宗根據有司的建議，因“熒惑犯星二度，星周分也，請依法禳之。于京城四門懸東流水一罌，兼令都市嚴備盜火，止絕夜行”。此事在秋天，需要另外提出畫區域宵禁，說明后唐都城并無嚴格執行宵禁制度。《新五代史》卷65《南漢世家?劉隱世家附子玢世家》言劉龔尚在殯中，劉玢就“衣墨與倡女夜行，出入民家”。后漢也并無嚴格宵禁，女、民家與官宦之間來往自由。①

至北宋，經過改建的汴京打破了傳統的坊市布局，允許市民在沿街開店設鋪，盡管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雖曾試圖恢復坊市，卻未能成功。仁宗時期，便推倒坊墻與市墻，實現坊市合一。由于臨街擺攤，坊中開鋪，易于打破交易時間，形成夜市。北宋前期，為了方便市民夜間貿易，汴京城門很晚才關，而城內卻無時間限制，據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3記載：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在潘樓街，“每五更點燈博易，買賣衣物、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子。”此前都市嚴格的“宵禁”制度，在北宋初期一度被取消。《宋史》卷292《張觀傳》記載張觀知開封府時，有人告發他人“犯夜禁”，張觀反問道：“有人見否？”民眾傳為笑談。這說明在北宋初年，雖然城門夜禁仍維持，但城內已不再靠宵禁維護治安了。

宵禁制度在晚唐五代的松弛、在北宋的廢弛，是中國城防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它不僅改變了當時的商業形態，促成了夜市的發展，使商品貿易的時間延長，刺激了消費品市場的繁榮。而且也標志著市民娛樂愿望得到重視，隨著市民階層繁榮起來的民間娛樂業得以長足發展，以滿足普通市民娛樂的文藝形式獲得了蓬勃發展的契機。這一時期迅速生成并繁榮的市民文化，成為唐宋時期文學演進的驅動力。

二、宵禁制度廢弛的社會及歷史背景

晚唐五代宵禁制度的廢弛，導源于上元燈節之刺激，促成于經濟環境之變革。

隋唐時期，解除宵禁之舉多在上元燈節。上元解除宵禁，自隋已始。《隋書》卷62《柳傳》載柳見“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戲，遞相夸競，至于糜費財力”，便上書請求禁絕。說明隋朝正月十五開宵禁已成定制，初唐循其例。武后時期蘇味道作《正月十五夜》：“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游使皆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言上元開禁以供吏民游賞。中宗、睿宗時，上元夜熱鬧非凡。中宗于景龍四年（710年）上元夜，“與皇后微行觀燈，因幸中書令蕭至忠之第。是夜，放宮女數千人看燈，因此多有亡逸者。丁卯夜，又微行看燈。” [2] （卷7，《中宗紀》） 睿宗于先天二年（713年），“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門觀燈，出內人連袂踏歌，縱百僚觀之，一夜方罷。”[2] （卷7，《睿宗紀》） 《冊府元龜》卷205引《朝野僉載》載睿宗游賞事，可見當時上自天子，下自庶民，皆在是夜燃燈以作娛游，載歌載舞，喧鬧三日。玄宗時期，“每載依舊取正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開坊市門燃燈，永以為例程。”[2] （卷9，《玄宗本紀》） 敦煌遺書有元和年間鄭馀慶奉敕撰作的《大唐新定吉兇書儀》〔S.6537V14號〕錄唐令之規定：“三元日：正月十五日上元，七月十五日中元，十月十五日下元。右件上元準令格各休假三日，下元日休假一日，并宮觀行道，設齋投金龍。”三元節休假，君臣吏民同歡。后成定例。韋述《兩京新記》：“正月十五日夜，敕禁金吾馳禁，前后各一日，以看燈，光若晝日。”[3]

上元燈節暫時解除宵禁，對皇室乃至上層官吏來說，意味著他們夜間走出禁宮深宅，開始與民眾同歡。而對于長期處于宵禁之下的官吏百姓來說，則是極大的民俗解放，使他們能夠在繁華的城市欣賞夜月，參與萬民同歡的喧囂。佚名的《正月十五夜》詩序說：“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火之會，金吾馳禁；貴戚及下里工賈，無不夜游，車馬駢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馬上作樂，以相夸競，文人皆賦詩以紀其事。”以解禁宵夜為一時盛況。唐人寫上元佳節的詩作不勝枚舉，都洋溢著新奇的感受。如楊炯《奉和上元T宴應詔》描繪道：“瑤臺涼景薦，銀闕秋陰遍。百戲騁魚龍，千門壯宮殿。”郭利貞《上元》也說：“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月華。傾城出寶騎，匝路轉香車。爛熳惟愁曉，周游不問家。”崔液《上元夜六首》之一：“玉漏銀壺且莫催，鐵關金鎖徹明開。誰家見月能閑坐，何處聞燈不看來。”直言上元開宵禁對百姓的吸引。上元月夜，皇室貴胄、達官顯要、販夫走卒全都出動，不分貴賤，無論貧富，共賞花燈，同享喧鬧。

上元節的夜市和娛樂，使唐人意識到夜生活的多彩多姿。特別是居住在里坊間的下層民眾，只有在夜間才能有時間放下手中的工作，得到片刻的休憩。在上元燈節中，下層民眾才能欣賞到平時難得一見的良辰美景。因此，上元節開宵禁的重要價值，不在于隨時可以歌舞娛樂的帝王、達官顯貴們的出游，而是下層民眾獲得了夜間出游聚會的權利。上元節開禁盡管有宗教的背景，但畢竟標志著統治者對下層民眾娛樂渴求的認同。這在庶族階層陸續壯大且不斷提出政治與文化要求的唐朝，確實帶有某些打破禁制的深層意味。因而當唐人在上月燈節品味到宵禁解除以后的快樂和新奇時，他們對于徹底解除宵禁的呼聲便會越來越高。

與之關系密切的是，中唐前后，隨著均田制破壞，土地兼并現象的日益嚴重，部分農民開始脫離農業生產，而兩稅法則又鼓勵了大量農民離開土地，進入城市從事工商業。城市人口的增加，開始沖擊嚴格的里坊管理模式，促成了夜市的繁榮。[4]《唐律疏議》卷26《雜律》規定“閉門鼓后、開門鼓前禁行，明禁出坊外者”。但“若坊內行者，不拘此律”。這說明唐宵禁主要在于約束坊市之間，城中街道的行走，而對于坊內行走并無嚴格規定。這里所謂的“坊市”，“謂京城及諸州、縣等坊市”。在嚴格的宵禁制度下，里坊間夜晚落鎖，由于坊市間多居住為手工業者，各里坊間又禁絕，雖允許居民夜間行走和聚會，但不是出于商業需要。

雖然在律令上仍實行宵禁，但各里坊內部的夜間娛樂、消費需求在不斷增加，這種量的積累逐漸推動了宵禁制度的松弛。首先是長安城人口的增多和官員居住的分散，為了保證官員能按時趕到朝廷議事，開始允許官員可免除夜行之責，① 夜禁已經開始松動。其次是城市從業人口的增加，推動了里坊布局的變化，特別是部分里坊沿街開店，已經成為城市管理的一大難題。《唐會要》卷86《街巷》載大歷、貞元、太和、大中年間詔令奏議，以禁絕“侵街造房”之風，并言“向街開門，各逐便宜，無所拘限，因循既久，約勒甚難。或鼓未動即先開，或夜已深猶未閉”。既可以看出中晚唐市民沿街造店風氣的普及，又能看出宵禁制度的松懈。沿街造店是為了商業活動的便利，而坊門不再嚴格開閉制度，除了商業利益訴求之外，還有滿足居民夜間聚會娛樂的需要。

中唐以后，大量進入城市從事手工業生產的農民，由于缺乏必要的居住設施，不得不聚居在本用來生產和買賣的坊市中，這便利了夜間生產。同樣由于里坊居民增多，也促成了夜間消費的繁榮。《太平廣記》卷452《任氏》云：“鄭子既行及里門，門扃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鼓。”作者沈既濟為德宗時期人，雖寫天寶年間故事，然已可見唐時里中已有商業設施，而可見里坊間仍以宵禁管理，但坊間的商業活動已經開始形成。天寶年間，部分坊間夜市已非常興盛，盧照鄰《長安古意》言：“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云。南陌北堂連北里，五劇三條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節紅塵暗天起。”崇仁坊也是“一街輻輳，遂傾兩市，晝夜喧呼，燈火不絕，京中諸坊莫與之比”，[6] 熱鬧非凡。而夜市的形成，則是晚唐五代市民文化形成的主要動力。

三、 娛樂市民化傾向的形成

在嚴格的宵禁制度下，娛樂生活，特別是夜間宴娛，多在皇室宗族和達官顯貴的府邸舉行。李世民《三層閣上置音聲》：“綺筵移暮景，紫閣引宵煙。隔棟歌塵合，分階舞影連。聲流三處管，響亂一重弦。不似秦樓上，吹簫空學仙。”寫皇宮夜宴的情形。祖詠《宴吳王宅》寫吳王李恪召集文人雅士觀舞：“吳王承國寵，列第禁城東。連夜征詞客，當春試舞童。”李白《寄王漢陽》狀在貴族宴飲中的見聞：“南湖秋月白，王宰夜相邀。錦帳郎官醉，羅衣嬌。笛聲喧沔鄂，歌曲上云霄。”李唐宗室與貴族的府中夜宴，為一時風氣，李適之喜宴賓客，“飲酒至斗余不亂。夜宴娛，晝決事，案無留辭。”以為美談。豪宅聚會，或徹夜歌舞，岑羲《夜宴安樂公主新宅》云：“金榜重樓開夜扉，瓊筵愛客未言歸。銜歡不覺銀河曙，盡醉那知玉漏稀。”儲光羲《留別安慶李太守》云：“明牧念行子，又言悲解攜。初筵方落日，醉止到鳴雞。”或留客住宿，杜甫《鄭駙馬宅宴洞中》云：“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簟清瑯\。春酒杯濃琥珀薄，冰漿碗碧瑪瑙寒。”便是寫駙馬鄭昌裔宴后留客休憩。

而民間主要集中在固定的里坊，如平康里之三曲和可以留宿的酒樓。施肩吾《金吾詞》云：“行擁朱輪錦識，望仙門外叱金羈。染須偷嫩無人覺，唯有平康小婦知。”李廓《長安少年行》云：“曉日尋花去，春風帶酒歸。青樓無晝夜，歌舞歇時稀”，鄭合《及第后宿平康里詩》云：“春來無處不閑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聲。”裴思謙《及第后宿平康里》云：“銀缸斜背解鳴，小語偷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染桂枝香。”白居易《江南喜逢蕭九徹因話長安舊游戲贈五十韻》更是描繪少年時“寓居同永樂，幽會共平康”的過程，鋪陳了兩人歌舞、歡宴、留宿、辭別的過程。除了平康里，酒樓也是夜間飲酒作樂的去處，此類酒樓常以胡姬侍寢，賀朝《贈酒店胡姬》云：“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鏘鏘”，一到夜晚，酒肆歌舞悠揚；施肩吾《戲鄭申府》云：“年少鄭郎那解愁，春來閑臥酒家樓。胡姬若擬邀他宿，掛卻金鞭系紫騮。”成為少年們尋歡作樂的地方。李白《前有一尊酒行》云：“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中唐以前詩人所寫夜間生活，大致不出豪宅、平康坊及酒樓等固定場所。集中在官邸和固定里坊的娛樂，雖然部分詩人可以參與，但其服務對象主要針對上層官僚和士人。下層市民是很少有機會來參與到夜間娛樂活動中的。

而隨著宵禁的松弛，市民文化得以迅速繁榮。首先，雖然早期也存在一些民間文藝形式如說話、變文、戲曲以及曲子詞等，盡管這些藝術形態也在民間流傳，但其演出對象主要為貴族，我們從有限的記載來看，倡優、歌伎以及著名藝人常常集中在皇宮和官府；但在晚唐五代，隨著宵禁制度的解除，城市中開始出現面向下層民眾演出的歌舞、說唱和戲曲。其次，由于城市實行嚴格的宵禁制度，市民白天集中在作坊和商鋪中進行生產，并沒有大量的時間和場合去欣賞演出，只有在佛教節日，才有可能到寺廟里去聽演說。當以上元夜解禁為突破口，直接服務于下層市民娛樂需要的產業如表演、歌舞、說話等開始面向下層市民，并將演出場地向市民開放。這極大地促成了藝術形態向世俗化、市民化轉移，使服務于下層民眾娛樂口味的俗文化成為新的發展方向。第三，與市民娛樂需求一起形成的商業文化，支持并鼓勵了晚唐五代市民文學的俗化，使說話、曲子詞、變文成為新的文學形式，為宋詞、話本和雜戲的形成作了必要的鋪墊。

夜市的興起，不僅意味著市民的娛樂需求得以承認，也成為市民文化迅速形成的原動力。宵禁廢弛以后，各地夜游之風立即興起，普通百姓可隨意聚會。張籍《送鄭尚書出鎮南海》說：“蠻聲喧夜市，海色浸潮臺。”寫廣州夜市的喧雜。盧綸《送吉中孚校書歸楚州舊山》也說：“沿溜入閶門，千燈夜市喧。”寫行程中所見夜市連綿。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云：“水門向晚茶商鬧，橋市通宵酒客行。秋日梁王池閣好，新歌散入管弦聲。”《夜看揚州市》云：“夜市千燈照碧云，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升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可見市民可以歡宵達旦地娛樂。黃滔《江州夜宴獻陳員外》便是寫民間鄉紳“潯陽江上夜開筵”的情形，白居易《見小侄龜兒詠燈詩并臘娘制衣，因寄行簡》也是寫江南夜間“燈火穿村市，笙歌上驛樓”的娛樂情形。杜荀鶴《送人游吳》說：“夜市賣菱藕，春船載綺羅。”韋莊的《過揚州》便感慨晚唐時期，“當年人未識兵戈，處處青樓夜夜歌。花發洞中春日永，月明衣上好風多。”可見，晚唐宵禁開放后所形成的夜市，極大刺激了民間娛樂業的發展，歌舞、曲藝等藝術形式，在豐富百姓娛樂需求的同時，也在迅速得到創新和發展。

隨著市民娛樂的興起，貴族的夜間娛樂也發生了變化，逐漸向市民化、俗化的方向發展。《舊唐書》卷16載：

穆宗長慶元年二月，丙子，上觀雜伎樂于麟德殿，歡甚，顧謂給事中丁公著曰：“比聞外間公卿士庶時為歡宴，蓋時和民安，甚慰予心。”對曰：“前代名士，良辰宴聚，或清談賦詩，投壺雅歌，以杯酌獻酬，不至于亂。國家自天寶以后，風俗奢靡，宴席以喧嘩沉湎為樂。而居重位、秉大權者，優雜倨肆于公吏之間，曾無愧恥。公私相效，漸以成俗。”

穆宗時期，貴族娛樂已不再保持前期的文雅狀態，而是向喧鬧吵雜發展，與民間娛樂形態大體類似。在這種逐漸俗化的文化形態中，說話、俗講等逐漸成為文學傳播的主要方式，并逐漸發展起來，為宋代文學的俗化作了必要的鋪墊。

曲子詞的繁榮最能說明問題。中唐以后，由于教坊制度的變革，掌握了大量教坊曲目的歌伎陸續流散到民間，這些原先僅在皇室和上層貴族中流傳的歌唱和演出形態，立刻成為許多酒肆妓院徹夜演奏的曲目。溫庭筠《彈箏人》言：“天寶年中事玉皇，曾將新曲教寧王。鈿蟬金雁今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世人稱之為新聲，以表達他們對這種曲目的喜愛。孟郊《晚雪吟》云：“古耳有未通，新詞有潛韶。”張祜《觀楊瑗柘枝》云：“微動翠蛾拋舊態，緩遮檀口唱新詞。”司空圖《南北史感遇十首》之一云：“佳人自折一枝紅，把唱新詞曲未終。”這些下行的教坊曲目，以其細膩、新奇的旋律和參差錯落的節奏吸引了下層百姓的喜歡，成為夜間娛樂的重要內容。為了滿足日益增多的聽眾的需要，許多詞人、藝人紛紛加入到曲子的創作中，吳融《李周彈箏歌》言：“年將六十藝轉精，自寫梨園新曲聲。”極大刺激了晚唐文人創作欲望。傳統的教坊曲目多由專業樂工創制，而流散在民間的歌伎很難有才情去創作新聲，只能依托那些稍通音律的文人來依曲填詞，以“新詞”招徠顧客。李益、溫庭筠正是這種背景下為填詞，溫庭筠還成為了第一個大量填詞的文人。可以說，曲子詞的繁榮，宵禁制度的松弛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歷史動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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