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歷史紀錄片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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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自覺—歷史人文紀錄片的藝術意象構成及特征

筆者認為，歷史人文紀錄片的藝術意象由兩個層次構成。第一個層次是藝術表達層面，即將較為抽象的理念以影像化的方式呈現。這不是簡單地被理解為“形象化政論”，或者“解說詞+畫面+訪談”的技術拼湊，而是通過藝術表現形式（表現結構），敘事話語和敘事修辭（表層結構），將深層結構所蘊含的歷史唯物主義、審美意境、社會核心價值觀乃至哲學體系進行影像化的轉述和彰顯。歷史人文紀錄片藝術意象的第二個層次是理念訴求層面，即歷史唯物主義、審美意境和社會價值觀的追求。歷史人文紀錄片與以日常生活為主要題材的影視作品最深刻的區別即在于，它們不止于讓受眾淺層次、娛樂化地了解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而是將影像視聽感受升華為生命體驗和審美意境的自覺追求。從《舌尖》系列等作品中，我們看到這些作品正試圖脫離消費性的視聽感官刺激與單純的趣味迎合，而深入到更為豐富的意境審美階段，主創者以高度主體性的審美思維主動把握駕馭作品的審美格調和思想品位，力圖將個人化的自我情感體驗與富有理性思辨的歷史反觀相勾連，由此，受眾不再是媒介的“俘虜”，而開始有了自覺意識。概括起來，這些優秀的歷史人文紀錄片的藝術意象具有以下特征：

1.建構性特征。后現代語境下的廣播影視藝術體現出碎片化、消費性的意象特征，在大眾化敘事的影響下，深沉的歷史精神被獵奇式的圖解所消融，莊嚴的英雄主義被嬉笑怒罵、插科打諢所顛覆，充滿韻味的藝術內涵被視聽奇觀所淹沒，后現代文化思潮在“解構”的同時，也留下了一片精神和文化的荒原。但幸運的是，一批具有文化自覺意識的專業創作者，依然通過自己的作品堅守著精神家園，整和起民族精神、歷史意識和人類理想。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這種建構所追求的正是“諸如東方文化中的現實情懷，西方文化中的神圣情懷，在人類文化的古典時期通過無數的藝術的經典所展現出來的，某種體現著人類思想、文化、精神的終極靈魂與本質的品格與境界。”④我們在這些作品中似乎能看到傳統文化在當下的價值所在，能預見到民族優秀傳統在未來的發展希望，在對傳統味道的品味咀嚼、對傳統技藝的追尋和反思、對歷史人物命運的慨嘆中，能讓觀眾帶著一份感悟和理性的反思，思考自己在當下的坐標和人生價值，這對于許多年輕觀眾而言尤其具有現實的教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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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20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1-862X（2017）03-0151-004

紀錄頻道的成功開播，優秀紀錄片引發的熱議，現象級紀錄片所帶來視覺盛宴及廣泛關注，使得紀錄片在中國的發展呈蓬勃之勢，其中的地域題材紀錄片也持續升溫，在展現自然風貌的同時，塑造地域形象，提升地域美譽度、認知度和影響力。[1]從傳播學的角度進行分析，紀錄片傳播文化受幾個方面因素的影響，首先，地域文化紀錄片在文化強國的背景下，對地域文化進行“重塑”和“他塑”；在價值重構的同時，調節社會秩序、保護民族文化基因，聯接傳統文化和當代社會。其次，地域題材紀錄片的創作者們在審視自然風貌、地域文化的同時，發揮著傳播文化的現實價值。同時，全新的文化傳播環境、媒介融合的變革等因素，顛覆了既有的紀錄片創作和傳播方式。本文通過對多部國內外熱播紀錄片進行梳理和解析及訪談紀錄片創作團隊主創人員，認為地域題材紀錄片應從以下五個文化傳播方面加以強化。

一、弘揚文化的創作內涵

紀錄片的創作與發展，使得紀錄片在弘揚文化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不勝枚舉，黨的十以來，在文化戰略的引領下，我國的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進入了協調、快速發展階段，同時推動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提升。紀錄片人理應創新思維，于細微之處深刻體悟與覺察當下生活現實、周遭發展、文化脈動、精神風貌，記錄一個個鮮活的個體、一次次驟然即逝的歷史瞬間、一場場猝不及防的驚人轉變，于宏大敘事中體現細致入微，從局部真實中梳理整體認知，從現實中體察出本質，做到既弘揚文化，亦能夠揭示文化內涵。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發展，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作為承載傳統文化的重要場所――農村，人口不斷削減，傳統文化亦隨之逐漸消逝。電視紀錄片作為視覺媒介的產品，通過議程設置，重新建構現實世界。電視紀錄片《記住鄉愁》展現了200多個村落，將儒家文化融入鏡頭并貫穿全片始終，通過紀實、記者互動等方式，關聯了傳統文化與現實生活。在《城北社區：孝德永彰》這一集中，為了照顧養母，外出打工的李維俊辭職回家這一舉動，傳達了儒家文化中的感恩教育，傳承了“父母在，不遠游”優良傳統。同時，《記住鄉愁》多次宣揚了重歸故土、再建家鄉的意味，契合了儒家文化中身心安頓的精神慰藉，讓人們體會到回歸傳統村落，既是身體的回歸，也是心靈的回歸，彌合了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文化割裂，喚醒身處飛速發展城市化進程中的人們對傳統文化的記憶。

紀錄片《河之南》梳理了中國文化的核心――中原文化，記錄了這一文化的起源、興起、發展的歷史過程，通過代表性歷史人物和事件實現了地域題材紀錄片文化尋根的重要價值。紀錄片《第三極》攝制組經過500多天的長途跋涉，足跡遍布、青海、四川等60多處秘境，攝取美景的同時，向觀眾展現了當地居民最樸實、本真的生存方式；充分發揮紀錄作品視聽語言的優勢，促進了邊緣文化現象的傳播。紀錄片《大黃山》摒棄風光片的桎梏，從自然、人文等多角度、全景式展現具象黃山之美，進而揭示了山文化中承載的文化、歷史，蘊含的智慧、靈感，深度開掘了山地紀錄片創作觀念，發揮其作為文化載體的顯在優勢。紀錄片《沙與海》中的牧民劉澤遠，他和后代雖然生活在相對閉塞的環境下，但各自都抱有不同的生活態度、生存理念，這些不同均蘊含著濃厚的地域文化烙印、人們對于生存與發展的理念變遷。地域題材紀錄影像的表達，通過對環境和人物的記錄、重構，關照自然環境的同時，亦聯接了人物與自然，提煉并傳播了獨有的地域文化。紀錄片《最后的山神》以冷靜的視角，通過鄂倫春族最后的薩滿孟金福呈現了其在居住方式變遷過程中的心路歷程，記錄了大興安嶺地區即將消亡的文化現象。

二、反思文化的創作“自覺”

紀錄片如果僅僅反映現實圖景、單純地記錄社會真實，是遠遠不夠的。縱觀一些優秀的紀錄片，“記錄”現象的同時，蘊含了思辨和質疑的批判精神，引發觀眾對現實的反思、對自身行為的反思、對周遭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的反思。先生晚年提出“文化自覺”的理論時說“……要認識自己的文化，需要理解并聯接多種文化，進而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定位文化……”[2]因此，地域題材紀錄片對于文化的反思，體現了其創作過程中的“自覺”。

在以往的論著中，關于紀錄片中的“文化自覺”大多停留于“虛構”與“紀實”表現形式的爭論中，忽視了紀錄片作為藝術作品的創造性，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固化了紀錄片創作者的思維，于其本身所要體現的“文化自覺”也是相背離的。紀實能夠呈現事實，而虛構則能將文化內涵創作性地蘊含于影像之中，凸顯區域文化與藝術的張力。其次，在“文化自覺”的理論框架下，不僅要記錄文化外觀，更要深刻表達其所依存的文化結構；在展現和描繪文化的同時，注重地域文化的時空完整性，以全景的思維構建文化圖景，揭示文化內涵。因為，只有“自知”，才能“自覺”。紀錄片《紐帶》運用歷史場景再現的方式，協調兼顧海外漢學者的性質和趣味、中國文化在世界格局中所處的位置、受眾對歷史紀錄片的審美期待等多種因素，是紀錄片創作者高度文化自覺的產物。

紀錄影片《消失的村莊》中呂氏父子所居的村莊，正如中國若干的偏遠村莊一樣，成為老人與兒童的留守地，而作為社會中堅力量的青年男女則隨著經濟大潮奔向城市；而遷徙令的頒布，后代對城市的認同和向往，使村落從物質和思想層面不斷衰敗直至瓦解。地域題材紀錄片以真實的事件，微觀的人的視角，講述了地域因政治、經濟的發展而產生的文化、思想的變遷，通過深入記錄和旁觀審視，更有利于觀眾透過鏡頭反思發展著的中國文化。

三、塑造形象的作使命

“一帶一路”戰略的推行，中國經濟和整個世界高度相聯。地域題材紀錄片的創作者不但展現人文風貌、地域特點，更應該深刻刻畫人與經濟環境、社會環境之間的矛盾與觀念變遷，塑造區域文化圖景，探索經濟發展機遇。英籍社會學家貝拉?迪克斯在《被展示的文化》中強調：“當代文化展示已經從嚴肅的官方描繪轉向民間。”[3]而紀錄片也不僅是顧茲曼眼中的“相冊”，更是一張文化名片，一張避免被誤讀的名片。2010年中外合作的《美麗中國》被譽為一張遞給世界的“中國名片”。如果說《美麗中國》是一張中外合作下的“人文地理”名片，那么《舌尖上的中國》則是一張中國自己遞向國際的“飲食文化”名片。影片以滲透于中國人生活各個層面的美食為中心，折射了與美食相關的人和事，蘊含其中既是生活情趣，更是人生智慧、生存哲理。只有這樣的“名片”越來越多，才能更為客觀、理性、多角度地展現出豐富立體的中國。

其次，通過紀錄片塑造地域乃至國家的形象，有“自塑”亦有“他塑”。“西方主流媒體在國際社會相對強勢地位，因此對‘中國崛起’的形象建構是其塑造中國家形象的切入口之一。”[4]正是由于中國媒體在中國國家形象塑造方面的不足，給了西方媒體更多的機會。《龍的翅膀與爪牙：西方主流電視紀錄片對“中國崛起”的形象建構》一文梳理了2005年至2014年主要發達英語國家的主流媒體及知名的播出機構的紀錄片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建構，分析了他者視角下“中國崛起論”、“中國”等觀點的建構。撇開觀察視角、內容本身的局限，單從諸如《中國人要來了》（The China are Coming）、《中國人如何蒙騙了世界》（How China Fooled the World）、《拜金王朝》（The Ka-Ching Dynasty）等一系列危言聳聽的片名中，我們解讀到西方主流媒體并未能呈現真實中國，展示中國國家文化所蘊含的應有之義。因此，紀錄片應發揮其題材內容真實、在國際傳播中的傳播力較強的優勢，勇于擔當講述中國國家故事、傳播中國文化內涵、樹立中國國家形象的重任。

發展中的國家、變化中的國際環境，令我們能夠客觀審慎地記錄、呈現、審視乃至傳播我們的文化。進入全球化時代，國家之間文化的對話需要更多的平臺消除彼此間的誤解，達到互通有無的目的。具體而言，紀錄片應主動向世界展示真實的中國，在主題內容、表現形式等因素及傳播等方面形成自己的風格，成為傳播中國文化的有力載體。

同時，紀錄片的創作者在講述中國故事、塑造中國的國家形象的過程中，在尊重紀錄片創作的基本規則的同時，還需要把握紀錄片傳播市場化運作體系，做好充分的市場調研，遵循紀錄片市場規律，在技術層面滿足國際市場標準，在內容層面繼續深耕與打磨創作者的講故事水平。西方國家的紀錄片創作理念與市場化道路日臻成熟，所形成的戲劇性、邏輯性強，兼具娛樂化的同時，給受眾以很強的代入感，這些創作規律需要中國紀錄片人在不斷的交流和學習中吸納和創造性地運用。近年來不可多得的“他者”視角的紀錄片作品《超級中國》在尊重跨文化傳播規律之下，能夠以懸念的方式揭曉并解讀中國的經濟、政治發展的多重原因，堪稱跨文化傳播中的精品之作。唯有講述精彩的故事，才能實現有效傳播，國家的形象在有效傳播中得以塑造。

四、構建軟實力的路徑選擇

尹鴻教授認為“提升中國影視文化軟實力，需要注重價值觀的輸出” [5]紀錄片《的誘惑》在當時被譽于“散文詩式”的紀錄片佳作，但在今天看來，夸張的抒情、空洞的解說不僅難以吸引受眾，更難以表達文化之精髓。對于紀錄片的創作者而言，攝像機是工具也是理念，是手段也是目的，影像不僅記錄文化、表達文化，同時也闡釋文化、塑造文化。在媒介環境不斷發展的今天，中國紀錄片創作與傳播在國際市場已成功打開局面，要作為國家“軟實力”一個窗口，還需要把握當前時機，加強與海外機構的合作，持續不斷輸出精品。構建“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也為我國資源的配置提供了更多選擇的空間。但是，中國紀錄片的創作者在紀錄片傳播過程中，將獲取影展資格及經濟利益作為主要傳播目的進而迎合西方國家視點，將會失去紀錄的品格，遑論“軟實力”構建。

約瑟夫?奈認為，“軟實力是一個國家的文化與意識形態吸引它通過吸引力而非強制力獲得理想的結果，它能夠讓其他人信服地跟隨你或讓他們遵循你所制定的行為標準或制度以按照你的設想行事。”[6]《望長城》堪稱當時紀錄片創作里程碑式的作品。此前，中國的紀錄片創作者卻習慣于拋棄受眾意識，以一種無可辯駁的“宏大”姿態，難以以受眾、市場接受的創作思維構建文化軟實力。除了技術的發展，《望長城》是創作思維的煥新。創作團隊在中日合作中，大膽摒棄觀念的窠臼，將《東方老墻》文本、“畫面加解說”的桎梏拋出“長城之外”，將直觀感性的語言融入恰當的文化傳播，堪稱彼時紀錄片創作的一股清流。紀錄片通過視聽語言吸引受眾，激發其感性想象與理性思考，較之博物館式的展示，生動而直抵人心，傳播面更廣、效果顯著。然而，紀錄片的創作者應清醒地認識到從感性到理性，是認知拓展的必由之路，受眾更樂于在視聽愉悅、情感共鳴之后，于“潤物細無聲”之中接受或領悟影片的思想精髓，利用文化的吸引力，實現意識的感召作用。一個民族對其所處環境及文化的認同與共識，形成了這個民族所共通的記憶和歷史，借助文化的紐帶構建文化軟實力。可見，不同時期的紀錄片創作，應借助技術手段和藝術觀念的發展，協同文化的創新形式，以便更好地構建文化中蘊含的軟實力。

五、創新格局下的思維革命

如果說技術和觀念的發展使紀錄片從“小眾”走向“大眾”，那么互聯網的快速發展，更是以“顛覆”性的飛躍，重構新的文化格局。人人皆可媒體的時代，“傳者”與“受者”的概念幾近模糊；“草根媒體”平臺的涌現，豐富了資源，降低了門檻；利益的裹挾、唯“用戶眼球”商業格局，使得文化傳播在互聯網的思維框架之下，專業化程度瓦解，文化品格終將不保。全新的媒體環境、多變的智能設備、新興的媒介組織，用戶主體意識的強化、信息化進程飛速發展，對于地域文化紀錄片的創作者與傳播者而言，既是機遇也是考驗。傳播迅速、便捷、互動性強的優勢乃傳統媒體無法超越，然而浮躁的傳播環境之下，更加需要紀錄片的創作者能夠以審慎的態度書寫文化，以專業的精神傳播文化。紀錄片《大秦嶺》通過逼真的景像還原展示了秦嶺文化，并以專業的視角解讀地域文化，取得了顯著效果。誠然，藝術創作只是手段，而思想性才是文化展示的終極目標。因此，紀錄片的創作者應充分發揮紀錄影像的具象連貫、生動完整等方面的優勢，從對地域人文地理風貌的展示中傳播地域文化，建構地域形象，提升地域文化品格。

學者劉潔在《活態：紀錄片中傳統文化的存續》文章中認為：“……傳統文化也是活態的，而不是概念性的現實生活剝離物。……‘活態’已成為我們對傳統文化的基本認知。”[7]基于“活態傳承”的視野，在地域題材紀錄片的創作中，不應止于描述和記錄本身，而是在全新的互聯網環境下，關照歷史與當下、人與周圍的環境同時，創新思維，以媒體人應有的專業策略，重構我們的認知。

任何文化都有自身的價值、獨創性及存在的合理性，都有自身的邏輯、理想、世界觀和道德觀，我們對文化的理解，應該聯系其所處的時間和空間，紀錄片的創作者也應站在全球文化的角度上去認識文化的多樣性及合理性。對于地域文化的敘述，是在國家歷史的框架中展開的，其選題的范圍、創作的視野不應受地域的影響，以一種全局思維，無論在理論研究框架還是在實踐創作模式上，耦合當下文化，發揮紀錄片這一片種的優勢，促使我國地域題材紀錄片的創作與傳播達到更為理想的境地。

參考文獻：

[1]閆偉娜.紀錄片影像中的地域文化探究[J].民族藝術研究，2013，（4）：32―37.

[2].論文化與文化自覺[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190.

[3][英]貝拉?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M].馮悅，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10.

[4]常江，王曉培.龍的翅膀與爪牙：西方主流電視紀錄片對“中國崛起”的形象建構[J].現代傳播，2015，（4）：1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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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keytopicsaboutthemoviestudiesin2007-2008aremainlyfocusedonexploringandreflectingthedevelopmenthistoryofChinesemovieinthepast30yearssincethereformandopenpolicywaslaunchedin1978.Therefinementofmovieindustrysystemandreformoftheaterchainmanagementarealsowidelydiscussed.Thestudiesoftelevisionartaremainlyfocusedontheproductionsoftelevisiondrama,andtheresearchmakesprogressinthefiledoftelevisionartcolumnsanddocumentary.

Keywords:China;Movie;TelevisionArt;ResearchDevelopment;AnnualReport

2007－2008年，對于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國電影發展歷程的回溯和反思構成了電影研究領域核心的話題，隨著一批國產大片的上映，對于大片現象的研究和探索也取得了較大發展，電影產業制度的優化和院線的改革成為人們關注的議題。在電視藝術領域，對近年熱播的家庭倫理劇、東北農村劇、軍旅劇的批評趨于活躍，圍繞著大地震和奧運會制作的電視文藝節目也成為學者關注的重點，紀錄片的研究也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關注。

上篇：電影學研究綜述

一、中國電影史研究

隨著中國電影百年華誕的到來，一系列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電影百年發展歷程進行系統梳理和研究的叢書、論文相繼面世，丁亞平所著的《影像時代的中國電影簡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著重探討了中國電影視覺再現與存在的歷史，也是全球性背景（理想空間）、時代政治經濟力量（現實空間）以及社會文化精神（真實空間）消長變化及發展的歷史。邸世杰，劉洪才主編的《廣播電影電視專業技術發展簡史（下冊:電影）》（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概要地回顧了我國電影技術各專業的百年成就，以及為中國電影百年發展做出的貢獻。

在通史的研究之外，2007－2008年電影史研究的特點是出現了不少帶有濃厚地方性色彩的研究著作。傅葆石的《雙城故事——中國早期電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著力重構抗戰前后（1937－1950）上海和香港之間的雙城故事，藉此呈現中國電影文化的復雜多義。陳文平、蔡繼福編著的《上海電影10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以斷代史的方式，評析各個時代上海電影發展狀況、特征以及審美流變。沈寂編著的《上海電影》（文匯出版社，2007）通過不同類型的影片概述上海電影的初創、發展、成熟的過程，折射時代特征和上海電影的獨特風格。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著的《口述上海——上海往事》（上、下）、（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則試圖通過眾多影人口述的方式，對建國后上海電影自身的發展同當時特定的社會背景的聯系進行分析，構成對建國后多部上海電影文本的獨特解讀。

除上海電影史研究之外，2007－2008年另一熱點是香港電影史研究。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和中國電影資料館共同編著的《香港電影10年》（中國電影出版社，2007）深入透析香港電影發展的新態勢,以“融合與發展”為中心命題，圍繞“”這個關鍵詞，從產業、文化、創作等三個方面探討以來電影的發展變化。趙衛防的《香港電影產業流變》（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對香港電影產業的發展進行多維度的詮釋與分析，力求完整而深刻地描繪出香港電影產業的流變過程。朱家昆的《香港類型電影漫談》（長江文藝出版社，2008）為讀者展現了香港類型電影的興衰。此外，還有的灰的《香港電影：金像獎帝后列傳》（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朱家昆的《閑話香港電影》（長江文藝出版社，2008）等。

2007－2008年也出現了一些對于電影發展歷程上重要團體或者個體的個案研究。吳筑清、張岱編著的《中國電影的豐碑——延安電影團故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意在填補中國電影史上關于延安電影團這一段歷史的空白，不少圖文史料均為首次發表，具有較高的史學價值。鄒健的《中國新生代電影多想比較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概述了中國電影新生代的誕生、轉軌和嬗變。謝晉編著的《謝晉電影選集》（上海大學出版社，2007）從謝晉導演現有的電影作品中精選出18部作品，收錄了謝晉導演的導演闡述，以及著名電影評論家的影評、劇照等。《謝晉畫傳》（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精心收集和整理了謝晉導演生平資料與他拍攝的眾多影片的珍貴圖片資料，該書的問世恰好成為人們對一代電影大師2008年不幸去世的最好的紀念與緬懷。

2008年正值改革開放三十年，《當代電影》、《電影藝術》、《北京電影學院學報》都開辟了相關的專欄，對中國電影在這三十年里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和存在不足分別進行論述。丁亞平的《社會空間與改革開放30年的中國電影發展》（《當代電影》2008年第11期）、李道新的《重構中國電影——從學術史的角度關照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電影史研究》（《當代電影》2008年第11期）、饒曙光的《觀眾本體與中國商業電影之三十年流變》（《電影藝術》2008年第3期）、周星的《改革開放30年中國電影觀念的變化》（《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8年第6期）等論文，從不同角度探討了30年以來中國電影美學、敘事范式等各個層面的發展與流變。

二、中國當代電影研究

在2007－2008年的當代電影研究中，《2008中國電影藝術報告》（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作為國內第一部年度電影藝術創作報告，由中國電影家協會理論評論工作委員會組織撰寫。全書共包括十二個章節和一個專題研究，分別為中國電影創作年度綜述、年度熱點、年度創新、年度癥候、年度走向，導演藝術、劇作藝術、表演藝術、攝影藝術、聲音藝術、新技術、港產合拍片的年度分析，以及專題研究中國進口分賬影片態勢分析。影協理論評論工作委員會推出這部藝術創作報告的目的，意在從電影創作本體上把脈國產影片，把理論家、評論家的判斷與聲音傳遞給社會大眾，以期在電影理論評論中堅持主流文化的聲音。

由中國電影家協會產業研究中心編著的《2008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是產業研究中心在《2007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的基礎上，傾力推出的第二部電影產業研究報告。全書分為年度產業發展總報告、專項研究報告和電影市場調查三大部分，客觀詳實地勾畫出年度電影產業發展脈絡，前瞻性地分析電影產業鏈各環節發展態勢與潛在問題。此外，中國電影家協會產業研究中心編著的《2007電影產業研究之國有影視企業卷》（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電影產業研究之影院發展卷•2008》（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黃勇主編的《2008年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發展報告》（新華出版社，2008）、張曉明、胡惠林、章建剛主編的《2008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崔保國主編的《中國傳媒產業發展報告（2007－200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都運用了最新的事實和翔實準確的數據，綜合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研究分析方法，全面系統反映2008年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狀況和發展特點。

隨著中國電影產業的進一步改革發展，電影的全球化議題在近年來也吸引了不少學者的目光，中國電影在世界電影市場中的地位和競爭力成為研究者注目的焦點。尹鴻編著的《跨越百年：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電影》（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系統記錄和分析了中國電影近10年來在全球化、數字化和產業化的大背景下所進行的轉型，幫助我們更積極更有建設性地看待中國電影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當代電影》2008年第2期設置“文化軟實力與中國電影”專題，倪震的《軟實力和中國電影》、饒曙光的《感染的力量——文化軟實力和電影》和張頤武的《電影與21世紀中國新的發展——文化軟實力的展開及其意義》等論文，指出電影是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總體戰略中占有不容忽視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近年來，國產電影不斷的尋找著自主品牌的創立途徑，并為此進行了長期而不懈的探索，國產大片便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應運而生并不斷前進。2007年電影《集結號》在無論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得到了廣泛的贊譽，對此，賈磊磊的《事件電影：〈集結號〉》（《當代電影》2008年第3期）、胡克的《建構現實社會型主流大片電影觀念——〈集結號〉的啟示》（《當代電影》2008年第3期）、黃式憲的《犧牲與輝煌：樂觀的悲劇及其崇高之美——略論〈集結號〉在大片文化品位上的可貴拓展》都表達出了對于中國大片在經歷了五年磨礪之后走向成熟期的樂觀態度，并由此觀照中國大片的前景和未來。

三、電影理論研究

在電影理論研究的著述方面，叢書成為2007－2008年中國電影研究的一大特色。北京大學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了“北京大學影視藝術叢書”，包括了梁明、李力的《電影色彩學》和王志敏的《電影語言學》，前者對電影中色彩的運用和意義闡釋進行了研究和分析，后者對電影成為一種語言的可能性進行充分的論證和闡述，把以往單純的理論研究真正變成了指導實踐的創造性思想。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在2007年推出了“影片分析系列教程”，包括單萬里、張宗偉主編的《紀錄電影分析》、饒曙光主編的《中國電影分析》、李迅、祝虹主編的《歐洲電影分析》、胡克、游飛主編的《美國電影分析》、周涌、張希主編的《亞洲電影分析》等。復旦大學出版社的“復旦博學•當代電影學教程”系列叢書也在2007、2008年相繼面世，2007年葛穎的《電影閱讀方法與實例》針對電影閱讀逐層深入的行為邏輯，提出了表層意義場、深層意義場和核心意義場等三層意義場的文本解讀方式。2008年黃文達主編的《外國電影史教程》以敘事電影的發展為主線，強調從全面、多元的角度認識、理解電影。金丹元的《電影美學導論》主要闡述電影美學的原理和基礎知識，結合具體作品的分析來探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國電影美學的發展趨勢。

范志忠的《當代電影思潮》（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通過對當代電影的敘事范式和美學流派的梳理，認為電影藝術作為成熟的一種標志，必然創造出特定的敘述范式，規范著電影人本人乃至后來者的創作與制作。汪方華的《現代電影：極致為美后新浪潮導演研究》（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提出“被體驗的真實”的影像本體觀并做出具體的美學原則的闡述。戴錦華著的《電影理論與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每一章節重點介紹一種電影理論流派的主要特征，并通過對一部影片的細讀來展示對這一理論方法的運用。楊健的《拉片子：電影電視編劇講義》（作家出版社，2008）應用拉片子的方法，通過七部教學片、七部參考片、兩部電視劇，傳授影視編劇基礎理論和劇本寫作基本技巧。其他論著還有苑媛主編的《光與影——意象對話看電影》（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康爾主編的《電影藝術通論》（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薛凌的《電影藝術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田川流、王穎主編的《電影學論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彭澎主編的《電影藝術文化》（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等。

在電影美學方面，王麗君的《當代電影美術先鋒設計及其審美形態》（《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介紹了當代電影美術先鋒設計在美學上表現出的一種獨異的、顛覆現存價值體系的反叛精神和多遠平衡的哲理表達。在這個方面的論文還有金丹元的《回歸本體——對于當下電影美學研究的質疑》（《電影藝術》2007年第1期）、陳犀禾、劉宇清的《電影本體與電影美學——多元化語境下的電影研究》（《電影藝術》2007年第1期）。電影符號學的研究是繼電影美學之外另一個研究重點，余紀的《電影符號學質疑》（《電影藝術》2007年第4期）對語言學意義上的電影符號學存在權利提出質疑，認為電影的每一個鏡頭都是全新的、多義的，甚至是任意闡釋的。吳迎君的《反思電影敘述學的研究誤區》（《電影藝術》2007年第4期），對電影敘述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挖掘。趙勇的《電影符號學研究范式辨析》（《電影藝術》2007年第4期）則對不同的符號學研究范式加以分類區別。相關的論文還有王志敏、陳捷的《電影語言：新概念與新版圖》（《影視藝術》2007年第10期）、史可揚的《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美學困頓》（《影視藝術》2007年第10期）等。

四、翻譯與介紹

在電影譯著圖書方面，對于經典電影大師的介紹依然是不可替代的熱點。弗朗索瓦•特呂弗的《我生命中的電影》（黃淵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收錄了法國新浪潮領軍人物特呂弗的重要論文和資料。奧蒙的《電影導演論電影》（車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對電影導演的作品和他們的電影理論之間的關系做了系統的考察。康拉德所著的《奧遜•威爾斯》（楊鵬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是國內首部對威爾斯進行系統介紹的評傳。基亞羅斯塔米等所共同編著的《特寫：阿巴斯和他的電影》（單萬里、李洋、肖熹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由阿巴斯個人的電影筆記、相關訪談以及法國電影評論家撰寫的關于阿巴斯電影的批評文章組成。蘇伯的《電影的力量》（李迅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的立意雖然在于解剖與分析決定一部電影好壞的奧妙，但其實質卻是對美國價值觀進行解剖與分析。戴爾•牛頓和約翰•加斯帕爾共同創作的《低費用電視電影拍攝101》（賀微等譯，重慶出版社，2007）是一本由兩位低費用獨立制片的美國頂級制片人撰寫的國際性經典暢銷書，介紹了從腳本到屏幕的低預算數字影片制作的各個環節。梅內蓋蒂的《電影本體心理學——電影和無意識》（艾敏、劉儒庭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7），薈萃了本體心理學的創始人梅內蓋蒂教授對世界一百部經典影片的剖析。納卡什的《電影演員》（李銳、王迪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對演員的誕生、功用和在電影史上的地位進行了評定和研究。德•斯賈汀的《日本異大師》（連城譯，吉林出版集團，2008）中所提及的全部電影制作者均不同程度地代表了日本的“異色（叛逆）電影制作者”。

在論文方面，對于外國電影的介紹和研究也呈現了豐富多彩的發展態勢。與一直以來在學界占據主導地位的歐美電影研究相比，近年來對于亞洲電影的關注逐漸增多，成為一個新的亮點。《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設立了“韓國電影研究專題”，對近年來在國際影壇逐漸顯露出強勁的發展態勢的韓國電影進行分析。此外，東南亞電影的發展在這幾年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焦點。陳時鑫的《新加坡電影業：發展、困境與挑戰》（《電影藝術》2007年第4期）、阮氏寶珠的《越南電影業：旅途沒有終點，我們一直在路上》（《電影藝術》2007年第4期）章旭清的《當代越南電影的三副面孔》（《當代電影》2007年第1期）都將研究目光投向了這一極具潛力的領域。

在歐洲電影研究方面，對于德國和意大利電影的關注有所增加。《當代電影》2008年第3期在“外國電影”專欄中整合了德國電影專題。包括張艾功的《德國電影新現實主義潮流與東德身份的認同》、崔軍的《媒介：疏離的激情——德國電影中的東德記憶》、汪方華的《柏林墻：東德政治題材影片的一個胎記》，對德國電影中東德因素加以觀察。《電影藝術》2007年第6期在“國際視野”中設置意大利電影專題，顧博的《貝洛奇奧電影中的意大利政治變遷》、徐源的《困境中的光芒——從比薩透析當代意大利電影發展現狀》等，都對當代意大利電影進行了介紹。

縱觀2007－2008年的中國電影學研究，雖然在電影本體的理論研究尚多停留于宏觀層面，缺乏更加深入和細致的探討，但是中國電影史的研究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關于電影產業發展和市場體制的變革等議題都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和研究，并向著務實、系統、學理的方向邁進。

下篇：電視藝術研究綜述

一、電視劇創作批評研究

2007－2008年，中國電視劇市場依舊延續著紅火的發展態勢，理論界對電視劇的批評也趨于活躍。歐陽宏生、秦麗、林林的《多樣化的題材•多元化的風格》（《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7年第1期），侯洪、楊俊杰、劉杰的《2007年中國電視劇年度報告》（《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8年第2期），毛凌瀅的《現實題材的永恒魅力與藝術創新的積極探索——2007年中國電視劇創作綜述》（《電視研究》2008年第2期）等文章分別對2006、2007年度的電視劇創作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整理。

2006年，國家廣電總局出臺多項措施，積極引導電視劇的創作，電視劇創作現當代題材的電視劇數量占了總量的絕大多數，其中以親情、愛情倫理敘事為核心的家庭倫理劇《金婚》、《親兄熱弟》、《家事如天》、《家有爹娘》、《繼父》、《雙面膠》、《女人不哭》、《保姆》等在2007－2008年均創下不錯的收視成績。黃美華、曾慶瑞的《現實主義召喚電視劇回歸——從近兩年播出的電視劇說起》（《現代傳播》，2008年第3期）中指出中國電視劇在現實主義精神的感召下，注意創造出與積極健康的審美意蘊。此外，梁英的《觀察和呈現故事的新角度——家庭劇〈金婚〉的敘述視角分析》（《電視研究》2008年第4期），董楠、趙婧怡的《電視劇〈親兄熱弟〉的人物關系解讀》（《當代電影》2007年第5期），張子揚的《家文化的探索與重建——電視劇〈家事如天〉觀感六則》（《當代電視》2007年第7期）等文章則對這兩年家庭倫理、婚姻關系現實主義題材電視劇創作進行了細致的解讀與剖析。

近幾年，從《劉老根》、《馬大帥》、《插樹嶺》、《希望的田野》到《鄉村愛情》、《圣水湖畔》、《福星臨門》、《清粼粼的水，藍瑩瑩的天》,東北農村題材電視劇迅速搶占熒屏，成了收視主力軍,并帶動了相關批評研究的發展。張德祥的《農村題材電視劇創作的新突破》（《當代電視》2008年第4期）、普麗華的《影視輕喜劇：新農村生活的“熱媒介”》（《現代傳播》，2008年第2期）、馬梅的《電視劇〈鄉村愛情〉的美學追求》（《中國電視》2007年第3期）等論文，分別從宏觀和微觀方面分析了鄉村題材電視劇存在和發展的原因和個體文本創作的審美追求。

除此之外，以軍旅題材、革命歷史題材、現實題材、“紅色”經典改編為代表的主旋律題材電視劇生產創作的好勢頭依然不減。以《井岡山》、《恰同學少年》、《士兵突擊》、《闖關東》、《夜幕下的哈爾濱》為代表的主旋律電視劇的崛起，也引發了批評界的關注。張智華的《貼近大眾彰顯人性引導“勵志”——2007年主旋律電視劇辨析》（《電視研究》，2008年第2期）、劉潮的《對經典的重新詮釋和思考——論熱播劇〈夜幕下的哈爾濱〉的繼承和突破》（《電視研究》2008年第12期）、傅思的《百年關東傳奇事生生不息中華魂——談五十二集電視連續劇〈闖關東〉》（《電視研究》2008年第3期）等論文，都從不同角度指出主旋律電視劇貼近大眾情懷，塑造平民偶像，彰顯人性，進而引導大眾積極向上，追求生命的理想。

二、電視劇理論研究

2008年適逢中國電視劇誕生50周年，趙玉嶸、王若芳、果青、陳友軍編著的《中國早期電視劇史略》（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年），在鉤沉歷史史料的基礎上，對中國早期電視劇的發展脈絡作了較為全面的描述和勾勒，是一部填補中國早期電視劇歷史研究空白的重要學術著作。周靖波、戴清主編的《中國廣播電視文藝大系：1977－2000理論•批評卷(上下)》（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收錄了1977－2000年公開發表在報刊雜志上的有關廣播影視的理論與批評文章共125篇，以有代表性的廣播劇、電視劇為主，分析其利弊得失，勾勒了該期電視劇批評的基本輪廓、發展流變。胡智鋒、董小玉主編的《求異與趨同—中國影視文化主體性追求與現代性建構》（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尹鴻的《中國電視劇文化50年》（《電視研究》2008年第10期），李嵐、羅艷的《我國電視劇產業三十年改革發展與未來趨向》（《電視研究》2008年第12期），則分別從電視劇文化、電視劇產業、電視劇創作的方面來把握電視劇發展的歷史脈絡與未來趨勢。

陳友軍的《現實題材電視劇藝術真實形態論》（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對中國現實題材電視劇的紀實性電視劇文本的藝術真實，虛構文本的現實主義藝術真實和虛構文本的非現實主義藝術真實等多種形態的敘事特征和語言系統作了比較深入的探討。此外，曲茹的《以“故事”為核心——論電視劇藝術的審美價值體現》（《現代傳播》2008年第5期）、杜瑩杰、路寶君的《中國歷史電視劇的定位、類型極其美學價值》（《現代傳播》2007年第2期）、李冬茵的《電視劇創作與審美日常化》（《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8年第4期）則分別從審美價值的高度、審美取向的嬗變與受眾審美習慣的不同角度來研究電視劇美學特征，拓寬了對電視劇審美研究的思路。

由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出版、戴清撰寫的《家的影像：中國電視劇家庭倫理敘事研究》，通過類型分析的方法梳理了當代社會轉型時期“家的影像”中表現的傳統家庭倫理觀念及其現代性超越的文化價值，揭示“家的影像”中所表現的民族審美風格及其對傳統審美心理定式的時代超越。此外，蔣梅的《視覺文化與電視劇敘事指向》（《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7年第11期）、陳曉春的《試論電影和電視劇的敘事功能》（《現代傳播》2008年第3期）等論文，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和出發點對電視劇敘事話語作了思考和辨析。

由劉萍編著的《影視導演基礎》（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王強的《電視劇創作》（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楊惠寬的《實用影視制片手冊》（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郝冰的《影視特技制作》（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郝俊蘭的《電視音樂音響》（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施玲的《影視配音藝術》（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等著作，分別從電視劇的導演、創作、制片管理、特技制作、音樂制作等環節作了全面的介紹和闡述，具有一定的實踐指導意義。

三、電視文藝欄目的研究

繼2004年《超級女聲》火爆成功以來，《夢想中國》、《加油！好男兒》、《我型我秀》、《舞林大會》、《紅樓夢中人》等各種類型的選秀節目層出不窮，既打造了一個又一個“平民明星”，又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效益，還制造了無數的熱評爭議。王彩平、錢淑芳的《電視變形記》（南方日報出版社，2008）通過對《超級女聲》與《美國偶像》等節目的跨文化比較研究，透視境外節目的本土化歷程。亢美歌、李偉明的《娛樂選秀節目的社會價值與迷失》（《電視研究》2008年第7期），在肯定娛樂選秀節目的審美價值的同時，又明確了其對社會價值觀迷失所負的責任，強調指出電視娛樂節目需要不斷推陳出新才能滿足多元文化發展的時代要求。洪艷的《電視選秀節目的批判分析》（《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7年第7期）從欲望敘事的角度解讀以“超女”為代表的中國電視選秀節目，指出在“奇觀邏輯”主導下的選秀節目在娛樂的基礎上將“狂歡”推向了極致。

“年年春晚年年看”。春晚作為一獨特的文化現象，作為中國觀眾儀式化的過年節目，持續受到觀眾和學者的關注。靳斌的《豐富多元歡樂和諧——2007年春節聯歡晚會評析》（《電視研究》2007年第5期）、陳臨春的《解析2008年〈春節聯歡晚會〉》（《電視研究》2008年第11期）、黃夢阮、詹正茂的《文化傳統與國家話語——談2008年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的主題宣傳》等論文，指出每年農歷除夕在央視現場直播的春節聯歡晚會的意義已經超出電視節目本身，它構成了大眾電視傳媒語境中的主流話語體系，成為具有政治宣傳意義的文化符號。

2008年是中國悲喜交加、大事頻仍的一年。5•12大地震與奧運盛事構成了2008年中國電視傳播中的兩大熱點。圍繞著大地震和奧運會制作的電視文藝節目也成為學者關注的重點。張頤武的《創造歷史的時刻——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意義》（《電視研究》2008年第10期）、曾慶香的《仿像與奇觀——北京奧運開幕式的符號分析》（《現代傳播》2008年第5期）等論文，對奧運會相關電視文藝節目從符號學、美學、價值觀與內容等方面做了評析。陳臨春的《〈愛的奉獻〉，吹響愛的集結號》（《電視研究》2008年第7期）、孫江華的《淺析電視公益廣告的社會功能優勢——以5•12抗震救災公益廣告為例》（《現代傳播》2008年第3期）對抗震救災相關電視文藝節目從策劃、內容、社會功能作了闡釋。

四、紀錄片研究

2008年，中國電視紀錄片誕生50周年。張同道《中國電視紀錄片50年》（《電視研究》2008年第10期），分別考察了自1958年以來中國紀錄片所經歷的國家話語、民族記憶、個人表達與市場呼喚的四個時期的傳播方式、美學特征和文化形態。劉效禮主編的《2007中國電視紀實節目發展報告》（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聯系當下國際市場電視紀實節目的發展態勢，從創作生產、管理評估、品牌運營鏈條入手，關注當前電視紀實欄目的運作模式。楊狀振、王立新的《2007年中國紀錄片創作報告》（《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8年第2期）、何蘇六、李智的《和時代語境映萬千氣象——2007年中國紀錄片書評》（《現代傳播》2008年第1期）回顧了2007至2008年中國電視紀錄片的發展軌跡，指出中國紀錄片必須只有堅持“走出去”和“請進來”的戰略，才能不斷走向成熟。

篇（4）

關于組織申報，申報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1，科學分類，教學檔案應進行科學的分類立卷，以便日后的管理利用。院系教學檔案采用“保管期限—學年度—問題”的方法分類比較科學，保管期限依據歸檔材料的價值以及它所承載的歷史使命而確定，一般分為“永久”、“長期”或明確規定保存多少年；“學年度”是指立卷檔案材料的形成時間，由于學校多采用“學年度”計時，因此院系教學檔案的形成時間以“學年度”計比較適宜；“問題”即檔案材料所涉及的內容，屬于同一個問題（或內容）的材料應歸在一起，院系教學檔案按“問題”可分為教育教學、學籍管理、師資建設三大類，立卷時須對這些大類進行細化，這樣才有利于日后的查尋利用。2、裝訂和編印頁碼：近年來檔案立卷方面有一重大改革，就是由過去的“立卷級”裝訂改為“文件級”裝訂。對擬歸檔的文件材料進行分類后，要對每“件”文件材料進行裝訂；一“件”文件（材料）可由單頁構成，但更多的是由多頁構成，比如課表一般只有一頁，它就是單頁文件，而學生成績登記表、教學計劃、總結等就由多頁構成。一個文件（材料）只要由兩頁或兩頁以上頁數構成的都需要裝訂，裝訂有多種用品及方法可根據實際選擇，文件頁數較少，一個文件在5頁以下時可用膠粘法，把膠水涂在材料左上角寬1cm長4cm左右處，使其粘貼固定；文件頁數較多比較厚時可在文件左側用“三孔一線”的方法裝訂固定。避免丟失，便于查對，還應給裝訂好的每件文件（即單件檔案材料）編印頁碼，頁碼應編在每頁左上角或背面的右上角。經過裝訂和編印頁碼兩道程序，就構成了一件件的單件檔案材料。3、裝盒并制作目錄：檔案改革后，“盒”代替了原來的“卷”，單件的檔案整理完成后，即可按照“保管期限—學年度——問題”的分類裝盒，裝盒時還要給每件檔案編上“件號”，按照件號順序依次裝盒，“歸卷文件目錄” 制作是一項常規性工作，這里無須贅述，但“歸卷文件目錄”是否放置檔案盒中，卻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國家檔案局頒布的《檔案文件整理規劃》中并沒有明確要求。筆者認為，在檔案盒中放置一份“歸卷文件目錄”是必要的，盡管檔案改革的數字化趨勢已越來越明顯，檔案的條目應全部錄入檔案軟件數據庫，通過計算機檢索可直接找到文件準確位置，但目前檔案數字化管理水平畢竟還不高，尤其是對院系教學檔案室而言，數字化管理甚至還沒有起步，紙質目錄仍是我們今天查找利用檔案資料的主要方式，所以在檔案盒內放置一份“歸檔文件目錄”那是必須的。

學校每年五月底前，院系教學秘書及相關人員將整理好的檔案，向學校檔案室移交。移交歸檔時要認真填寫移交目錄，交接雙方核對無誤后履行簽字手續，移交目錄隨檔案保存。要積極發揮院系檔案在教學、科研及管理工作中的憑證作用和查考作用，編制檢索目錄，為利用者查閱提供方便。對不宜公開的檔案，要注意保密。借用檔案應辦理登記手續，嚴防丟失和損壞。

新建本科院校組建一套完整的教育教學特色檔案，是和學院的辦學目標定位完全一致的，它對于突出學校辦學特色具有重要的意義，對于學院的可持續發展、合格院校的水平評估也同樣具有重要意義。植根于特定區域背景中的地方類高等院校，是以特色為自己贏得生存空間的，特色檔案就是保障院校特色的有力證據，它的建立對于彰顯學院特色、打造學校品牌具有直接的應用意義。

參考文獻

[1]時霞.對檔案鑒定的認識[J].辦公室業務，2006，（6）.

篇（5）

李春鋒是一位藝術探索者，他以純正的心性感悟藝術真諦。他以生活為源頭，以筆墨來覺悟生命境界。追求藝術是李春鋒的一種生活方式。畢業創作中國畫《灰色的天空》被魯迅美術學院美術館收藏并獲“美苑杯”學術獎。中國畫《墨韻1》《墨韻2》參加美國Northea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學術交流展并被收藏。

篇（6）

歷史教育是嚴肅的，已經發生的事實，如果只是在電視節目中簡單的敘述，那么歷史教育題材的電視節目便會讓觀眾產生厭煩，嚼蠟一般的感受，這樣不光不能達到傳播文化的目的，反而會對電視臺的經濟造成損失，由此產生的惡性循環便會破壞這一類節目的可持續發展，歷史節目追求的是客觀，嚴肅，盡量還原事實，給大眾以思考，啟示。但歷史人物，歷史故事又是浩如煙海，眾說紛紜的，所以歷史節目不能死板的連篇累犢，歷史教育節目也要有創新的觀念，分析其各自價值。不是靜態地陳列史實，而是對歷史脈絡進行動態梳理，將重點放在發展變化上。著眼于歷史教育題材電視節目的發展過程，并將其與歷史階段、社會大環境結合，更具現實意義。即不是將其變化進行直線性的陳述，而是探討其階梯式的發展，以發展進步的眼光看待電視節目創作。在分析其發展變化的同時，重視其經濟因素的決定性作用，將歷史的文化價值、藝術的文化價值與經濟價值結合起來。將單純宣教性的非功利目的與追求商業收益、進行產業運作的功利目的結合起來，從根源上分析目前我國新型歷史教育題材電視節目的產生原因及社會影響，是對文化產業研究的有利補充。所以為了適應現今電視節目的發展規律，不光要通過設計各種新奇的視角與題材來提升節目內容的厚度，也要通過電視包裝來增強歷史題材電視節目的“色彩”使其從一開始就能吸引觀眾的眼球，在節目的過程中也能一直吊起觀眾的興趣，最后給人以回味，思考，讓觀眾再看完節目后心情偷悅，提高節目的競爭力，更好突出主題，達到物質精神雙豐收的理想效果。

電視包裝幾乎是和電視節目一起產生的，國外的煤體和歷史文化類節目，DISCOVERY、國家地理頻道、美國國家歷史頻道，日本NHK電視臺播放的歷史紀錄片《故宮》等都進行了全方位，適合其節目本身的包裝。在節目還沒有播放的時候，電視臺已經播放了包裝廣告片來吸引觀眾的眼球。在觀眾眼里，這些歷史題材的電視節目的精彩程度已經不下于電視劇和電影。國外大制作的歷史節目不論是CI設計，數碼特效，背景音樂還是片頭片尾，都有著成熟，沉穩又不失能廣泛被接受的平易近人的優秀特質，給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人們腦海里刻下電視節目品牌的烙印。我國的歷史文化節目，如《百家講壇》、《中華民族》、《口述歷史》等也都進行了完整的電視包裝，但和國外的知名電視節目還是有著差距，不夠成熟。

篇（7）

國人眼中的美國教育多以輕松自由為主，以為美國中學生除了從早晨8點開始上課到下午3點下課以外就再無其他學習時間了，都是自由支配的時間了。但事實上，他們只有在小學生階段才能享受到輕松自由的學習生活。他們在那個階段完全沒有很繁重的課業壓力。

但一旦進入中學之后，他們的生活便不再像小學生活那般簡單輕松了。從他們邁進中學大門的第一天起，就要參加分班考試，按照成績的不同分成不同的班級。數學、科學、第二外語等科目都會根據成績實行分層教學，而光數學就有五個等級的班級。單從分班舉措來看，誰都不能否認競爭其實早在孩子上高中前就開始了。而許多家長從小就帶著孩子去運動，讓他們參加大大小小的比賽，這其實是在從小培養孩子的競爭意識和吃苦精神。

不只中國的高中生讀書辛苦，美國的高中生讀書也很辛苦。許多美國高中要求學生必修數學、英語、科學（包括生物、化學、物理）、歷史等。有時候，老師甚至都不上課，直接讓學生泡在圖書館里查資料、寫論文。老師的基本觀點是，觀點無所謂對錯，只要論文有自己的邏輯和見地即可。美國教育從小強調批判思維，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就完全不需要“死記硬背”。拿歷史課程來舉例，盡管老師說只要記時間段就可以了，但到了真正考試的時候才發現每個選項都很接近。所以，學生們都清楚，要想獲得好成績，乖乖背書也是必不可少的。

盡管他們下午3點就放學，但他們下課之后往往也閑不下來，學校會給他們布置與數學、英語、科學（包括生物、化學、物理）、歷史等必修課相關的大量課后作業。學生們的作業形式靈活，作業內容也多，他們每天完成作業就要幾個小時，有時候甚至是幾天。最突出的特點是閱讀量大，很多作業沒有標準答案，尤其是文科類作業，老師只出題目，剩下的事都要靠學生自己去發揮，比如寫報告、做項目、演講等。有時候學生很難一個人在家里獨立完成作業，需要幾個同學共同研究，攜手合作。舉個歷史課課后作業的例子，通常老師會讓學生讀反映相關題材的小說，看歷史紀錄片。比如，老師講完“珍珠港事件”這段歷史后，老師先布置讀相關小說《廣島》，再安排學生看紀實片《珍珠港》，從多角度加深學生們對這段歷史的認識和理解。

有人曾測算，美國高中生一年要背112磅的課本，約104斤重。正常情況下，他們的書包不會太輕，因為除了六七門必修課程以外，他們還須應對大量的選修課，以及相應的必讀書和選讀書。不過相較國內課堂，美國中學給學生提供選課自由度更大。比如二外，就會開設法語、西班牙語、拉丁語等多個語種。有人就在3年里學了三種不同的語言，目的是為了每學期都能拿到好成績，因為語言入門時往往是最簡單的。雖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吃苦，但這不妨礙少部分人會連續三年選擇艱深的拉丁語。事實上，當大學招生官拿到成績單時，不僅看分數，也會看科目，看學生是否選擇了較難的課程，是否愿意挑戰自己，并獲得好成績。

美國家庭也苦拼教育

美國家長們也深知，凡是想取得一定的成就，就必須經過不懈的努力，天下沒有掉餡餅的事。所以，美國家長們也會利用課后和周末的時間給孩子們補充能量。

與中國學生需要應付期中、期末考試不同的是，美國的考試次數比較頻繁，而且每次考試成績都與“前途”相關。比如，AP課程（指針對AP眾多的考試科目進行的授課輔導，AP指美國大學預修課程）會在高中高年級時陸續開出，由于課程難度相當于大學一年級課程，通常是“有條件入讀”：大部分高中要求學生前兩年的平均成績達到A，甚至A+。而這意味著，在前兩年的學習中，一次考試失誤，就可能讓平均成績從A滑到C，從而與AP課程無緣。所以，幾乎90%的美國家長都會給孩子請家教。周末或是課后，孩子們通常會流連在各大家教培訓班。而家教價格卻不菲，有時候一小時的課時費要好幾百美金。

“榮譽協會”是美國中學里的一個特殊組織，只有入學兩年并且各科平均成績達到全A的學生才能參加。進入協會后，學生有為同學指導作業的義務，美國人往往把 “服務他人”意識看得比較重。除了義務，他們也享有一定的權利。在許多學校，榮譽協會成員即是“名校候選人”。每當名校招生官到校時，會讓校方打印一張平均成績排名在學校前20%-30%的學生名單，而這往往就是榮譽協會名單。

到了大學申請季，學生之間的競爭變得隱蔽。老師會提醒學生，不要互相交流申請學校的信息；有的家長在超市遇見會裝作不認識，以免不小心透露自己孩子申報學校的相關信息，從而引來“同伴競爭”。

在家長圈里，“榮譽協會”是絕對值得一提的談資。數據顯示，由于申請人數增加，常春藤盟校的錄取率已經連續多年走低。今年，哈佛收到34302份申請，錄取2032名，錄取率為5.9%；普林斯頓收到26664份申請，錄取率7.9%，皆是兩校歷年最低水平。

許多人說，在美國考大學很容易。的確，全美有3000多所大學，幾乎可以做到“全民上大學”。但如果不是名校畢業，就業依然困難。很多移民家庭都察覺到：為了孩子的前途，美國家庭拼教育的勁頭絲毫不輸給中國家庭。

瘋狂投入課外活動

美國的中學早晨8點上課，下午3點放學。乍看起來學生學業挺輕松，但現實是，很多學生每天凌晨一二點才睡下，一天只睡四五個小時。除了完成作業，他們還把大量時間投入到課外活動中。

舉一個美國高中生田田的例子來說，除了周末去茱莉亞音樂學院學習和每天練琴外，她的課余時間幾乎被各種活動填滿了：辦校報、采訪、寫稿；參加網球訓練，每周1小時；和同學創建社團，去社區為植樹籌款；還有她最喜歡的校數學隊訓練。每周放學后，田田都有一兩次集中訓練，做各種怪題難題，還要外出參加大大小小的比賽。田田帶領的團隊曾奪得當地100多所中學參與的數學比賽第一名。此類校園俱樂部在美國中學里非常流行，主流的俱樂部有辯論隊、奧林匹克科學社團、校報，數學隊等。它們往往采取積點制，俱樂部成員要通過比賽次數和比賽表現積攢“積分”。

通常，校際間比賽比較頻繁，但只有攢到相當積分的會員，才有資格代表團隊參加州際甚至更高級別的比賽；如果積分一直不足，意味著淘汰。有時候，參加俱樂部或社團的壓力甚至超過學業。田田的好朋友參加辯論隊，幾乎每周都要比賽，需要投入大量時間準備材料、反復修改辯詞。有的同學參加奧林匹克科學社團，比如開展“基因”研究，這比課堂學業還要艱深百倍。這些課外活動都在下課后，時間至少兩小時，進入決賽后花費的時間更多。學生們回家最早是吃晚飯時間，有時是七八點，然后再投入作業。晚上12點睡覺算早的，凌晨一二點睡覺是常態。

很多美國中學生幾乎都過著這樣的忙碌生活，而這種氛圍，又促使著每個人追求各自的興趣。這是美國中學的文化，當然，也夾雜著美式“高考指揮棒”效應。數據顯示，今年申請哈佛大學的學生中，SAT閱讀、數學和寫作成績超過700分的申請人分別為14000人、17000人和15000人，另有3800人從所在高中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畢業。當同學們在成績上難分勝負時，課外活動成為競爭的又一個戰場。一個殘酷的現實是，在美國大學申請表上一直有“特長”欄，學生不僅需要列出特長，表格下有“得獎地區：州、全國、世界”的等級提示。特長欄空白的學生，基本不可能被名校錄取。

很多美國孩子從小就參加各種活動，為的是發現自己的擅長點，這樣一來，他們興趣愛好就很多。但必須承認，要找到自己真正的專長，并不容易。可在這種教育生態下，也有人堅持不了，幾近崩潰，有的學生會跑到老師辦公室大哭，但其實他們的成績也不算很差。

有人說，正是美國教育的這種特點，讓學生發展了許多興趣，并且在選擇專業時會考慮“融會貫通”。也有人看到，美國學生對此感覺壓力巨大，嗑藥、騙心理醫生的伎倆愈演愈烈。在美國學習，沒有捷徑，無法突擊“優秀”，這是個常識。

美國教育并沒有那么“美”

在有些國人的印象里，仿佛美國就是天堂。當出國留學變得越來越稀松平常時，人們會更加覺得美國的學生應該生活得比較輕松，至少不會像中國孩子這樣“壓力山大”，從小就奮斗在起跑線上。這樣的印象急需糾正。

美國的中學到底是什么樣的？最近，一批早期的中國移民家庭開始在網上抨擊那些三流、短期到訪者和交換生構建的“美好中學”圖景，并斥之為“不負責任，嘩眾取寵。”

當留學日益低齡化，我們或許真有必要認識一個真實的美國中學生活。美國記者愛德華 . 休姆斯，曾獲最高新聞獎“普利策獎”。從2001年秋季開始，他花了一學年時間在加州一所公立高中惠特尼高中“蹲點”。他在這所學校聽課，采訪學生和老師們，還在這個學校教一門論文寫作課，甚至也親自參加考試。一年的體驗，他寫成了《夢想的學校》，并在2003年出版，全書約400頁，分3大章。書的第一章長達188頁，其長標題是：“4是有魔力的數字：4小時睡眠，4杯拿鐵，4.0”。此長標題生動地描述了惠特尼高中的學生群像：為了得到最高的平均成績4.0，他們一天只睡4個小時，灌下4大罐拿鐵咖啡，為的就是能夠熬過一整夜。

篇（8）

文化與認知的互動關系意味著，教育不能脫離傳統文化的脈絡而成為孤立的獨白和僵硬的灌輸，理論的活力在于為人們所理解和內化，而一種理論只有注入了歷史文化的血液，才能具有鮮活的生命力，才能融入個體的精神世界。縱觀中國近現代史，的《矛盾論》和《實踐論》之所以在思想史和中國革命史上產生了如此大影響，正是因為他實現了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雙向互動：一方面，以理論為出發點，賦予中國傳統文化以新的內涵和活力，另一方面，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為視角，給予以中國特色，創造性地發展了，促進了在中國的廣泛傳播。高中政治課程的對象是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正在塑造和形成中的青年學生，教育的目的不僅僅是知識的記憶和把握，更應當是理論的理解和內化，只有如此才能為中國夢的偉大實現培養既具有專業素質，又具有良好道德的新世紀人才。過去的中學政治課程往往以灌輸而非引導，記憶而非內化的方式展開，進而淪為了學生為應付考試而不得不掌握的枯燥知識。這種方式的教育不僅效果微弱，甚至會使學生產生厭煩和抵觸情緒，從而產生負效應。造成中學思想政治教育不良現狀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施教者忽視了文化心理學和認知心理學的相關規律，脫離文化傳統和文化語境闡述知識，讓本該喚醒學生道德意識的學問變成了知識的獨白，讓本應內化的理論變成了工具理性的運用。

二、契合與啟迪——傳統文化融入高中

政治課程的現實可能性一方面，儒家教育思想與當代教育理念內在契合。儒家教育思想對傳統中國文人的精神世界有著深厚的影響。在教學方法上，孔子主張“因材施教”。個體在認識結構和性格特征上不盡相同，標準化的課堂教學雖然滿足了大多數人都能受到教育的要求，但也忽視了個體及其個性的差異性和特殊性。孔子在教學中往往針對不同學生的相同問題給予不同方式和不同內容的回答，這些回答表面上看似隨意，甚至相互矛盾，但實際上卻是孔子根據學生的不同特點做出的有針對性的教育。在教學原則上，孔子主張啟發式教學。“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在此，孔子主張教學應當是帶著問題意識的教學，課堂不應當是教師的獨白，而應當是在教師引導下學生的主動思考。在教學目的上，孔子主張立人，培養學生“至于道”的品格。唐儒韓愈的名句“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深刻表明了儒家的對教育目的的看法，教師最重要的目的是傳道，但這里的“道”不僅僅是學問之道，更是做人之道，人生之道……當代教育主張素質教育和尊重教育，認為教育應當以人為本，應當讓學生實現“知情意行”的有效統一。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教育哲學思想無疑與當代教育的這些理念有著深刻的一致性，給予巨大的啟發。

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為高中政治課程提供了豐富的具有啟發性資源。中國傳統思想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很多內容與中學政治課程有著密切聯系。在政治思想方面，儒家的民本思想和為政以德的主張體現了民主理論的萌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和法家的法制思想則對于思考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具有巨大的啟發意義。在經濟思想方面，荀子對如何實現“富上而足下”，“上下俱富”這一理想探討，體現了積累與消費的辯證關系；儒家與其他學派關于利義之辯的討論則為思考法治經濟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在哲學思想方面，佛教哲學關于“有”、“無”、“空”三個概念之間關系的闡述為理解辯證法和對立統一具有深刻意義；儒家的“格物致知”理論則能更具體和生動的理解實踐及其與認識的關系。可見，中國傳統思想與中學政治課程中所涉及的內容不是割裂的。不同時代和地域的人類在發展中，總會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先賢的思考往往包含了智慧的火花，能為理解和解決當下問題提供有益的啟發和借鑒，在授課過程中也可以應當結合中國傳統思想的相關內容，在歷史的闡發和對比中，展現理論的豐富性和生動性。

三、超越與創新——傳統文化融入高中

篇（9）

素質教育已喊了很多年，現在又提出了新課程改革，可許多地方仍沒有跳出應試教育的模式，學生厭學，師生關系緊張，課余生活單調等一系列問題在中小學隨處可見。

《歷史課程標準》明確指出：“歷史課程改革要以唯物史觀和科學的教育理論為指導，通過精選歷史課內容，設計靈活多樣的教學方式，激發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轉變學生被動接受、死記硬背的學習方式，拓展學生學習和探究歷史問題的空間”。[1]為此，在近些年的歷史新課程改革實驗中，筆者積極進行了新課程理念歷史快樂教學的研習與實踐，力爭讓學生積極主動地參與到教學過程中，既促進教師教學方式和學生學習方式的轉變，又提高了歷史教學的針對性、實效性，從而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現將自己在這方面的些許體會予以整理，以與各位同行進行交流、切磋。

一、強化觀念，提高素質

1、老師要熱愛本職工作，強化育人意識。教師的職業是神圣的，教師每天所面對的是可愛、天真、渴求知識的學生，把自己的熱情注入到教學過程中，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工作才無愧于“人類靈魂工程師”的美名。投入對工作的熱愛并無怨無悔，甘做紅燭，這樣的工作態度深深感染學生，讓他們感到老師的敬業、負責、親切，從而潛意識地提高學習興趣，認真學習。

2、鉆研教學內容，緊跟課改精神。“要給學生一碗水，教師必須有長流水”。在新課程改革下，教師要認真鉆研教學內容，對所授知識有一個整體的把握，這樣在教學過程中才能游刃有余，才能以自己豐富的知識，聲情并茂地講解去感染學生，激發他們的學習積極性。

3、認識自身作用 發揮主導地位 教師對自己在教學活動中的作用要有正確的認識，教師的精神面貌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情緒，所以，教師要以飽滿的精神進行教學，充分發揮在教學過程中的主導作用，導得巧，導得妙，從而讓學生投入到“我要學”的學習氛圍中。 只有學生“樂師”，才能教師“樂教”，才能學生“樂學”，才能“快樂課堂，快樂歷史”。

二、誘發學習動機、激發學習興趣

新課程標準旨在誘導學生對教育過程的主動參與，要確立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主題地位，使學生得到全面發展，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因此，歷史課要能吸引學生，成為學生向往的地方，就必須充分誘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學生產生強烈的學習愿望。在課堂中，筆者鼓勵學生充分表達自己，先想方設法讓學生的嘴巴動起來。比如在上《叩響現代文明的大門》這一課時講到有關飛機的發明，同學們的參與熱情高漲，思維活躍，言辭犀利，觀點新穎獨到，有的同學聯系央視熱播劇《鷹隼大隊》中有關我國戰斗機的知識，以及對飛機的隱身方面他們所表現出的想像力和創新意識大大地超出了教師的預料。以前信心不足的學生，現在也競相發言了。這樣的教學相長正是我們所盼望的。同時，筆者還根據教材專門設計一些需動手做一做的活動，用來培養和鍛煉他們在收集和整理素材、設計和繪制圖表、撰寫分析報告以及運用電腦進行多媒體制作等方面的動手能力。在這樣的課堂上，老師只是當一名忠實的聽眾和簡評員。三尺講臺不再是老師一人的天下，也是學生盡顯才華的舞臺。相信學生，讓學生放手去做，你會為他們在活動中迅速地成長起來而驚嘆！他們個個在課堂上積極發言，興趣很高，因此他們的學習動機也被激發出來了。

三、充分做好課前準備，創設良好的課堂環境

要構建高效的高中歷史課堂，充分利用課堂四十五分鐘的每分每秒，充分的課前準備是至關重要的。這包含了兩層含義：老師的課前準備和學生的課前準備。[2]就老師而言要認真研讀《課程標準》，制定出教學目標。教學目標的定位要難易適中，要明確每節課教學的重點與難點，而不能面面俱到。為提高學生學習興趣，要廣泛搜集與教學相關的資料，比如歷史文獻、歷史紀錄片、影視劇、歷史歌曲、圖片等等，充分調動學生的視覺、聽覺、感覺。學生的課前準備主要是各個學習小組根據學案導學預習課本知識，形成對課本知識的基本認識，同時小組內合作探究找出存在的疑問，以便在課上有的放矢地融入課堂。

另外，要想創造最佳的教學效果，離不開好的課堂環境，對于內容比較枯燥的歷史課來說，創設一個生動形象的教學情境尤顯重要。課堂情境的創設者是教師，一堂課上得好與壞，這跟教師所采取的教學步驟、方法以及創設的課堂情境有很大的聯系。 在創設教學情境中，教師要根據學生求知、求動、求趣、求異、求新的心理特點，精心組織和設計課堂講授內容，創設出引人入勝、妙趣橫生的情境。例如，在講到日本明治維新的背景時，我不再用背景、根本原因、直接原因等學生習以為常又絲毫不感興趣的名稱，而是用一部電影的名稱《幕府風云》來取代明治維新的背景這一傳統說法，在這之下的三個子題目分別用：躲進小樓成一統、山雨欲來風滿樓、滿城盡帶黃金甲，來形容明治維新前幕府的閉關鎖國政策、美國入侵日本和日本武士階層掀起的倒幕運動，從而引發學生的興趣與探究的渴望，激發了學生的積極性。

四、教學貼近現實，引導學生積極參與

讓歷史貼近現實，聯系實際，一些復雜的問題由老師作專題講座。例如，中東問題是當前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焦點問題，我們結合教材“動蕩的中東地區”作了“關于中東問題的由來與發展”的專題講座，解除了大家在這一問題上的一些疑團，受到學生的歡迎。大家一致認為這樣的課生動活潑，把課本的知識學活了，真切地感覺到歷史貼近了現實。

讓學生積極參與教學，是從組織課堂討論開始的。我們組織學生討論“德意日法西斯的異同”、“在1929-1933年經濟危機的打擊下，美國為什么沒有像德、日那樣成為法西斯的國家？”等問題。經過探索和實踐，我們進一步要求學生選擇與課本內容有關的題目，自己看課本，看課外書，找材料，再到課堂上演講。例如，學生講述“亞非會議中的”，使大家深切感受到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過人的膽識、博大的胸懷，機智巧妙的斗爭藝術，以及他那高大瀟灑的形象、迷人的魅力和豐采。從根本上講，歷史教育人怎么做人，只有讓學生充分參與教學，才能使之深切地感受歷史的教育意義，上述例子即是證明。

五、采用現代、詼諧的語言重新包裝課堂

在課堂教學中適當運用幽默的語言，既可以吸引學生，調動學習氣氛，又能陶冶學生情操，培養其與人溝通、合作的能力。幽默既要有愉悅性，又要有啟迪性和教育性，以幫助學生理解問題，培養學生的思維，而不單單是調動課堂氣氛。[2]例如《20年代的國際關系》一節，使學生接受德國賠款問題既是戰勝的協約國對德國人民的肆意掠奪，也反映出和平時期帝國主義戰勝國之間對歐洲霸權上的激烈爭奪這一思想教育目標時，教師可設計這樣一個導入活動，學生回答“凡爾賽和約中關于德國賠款問題是怎樣規定的？遺留下哪些懸而不決的問題”后，教師指出：英、法、美、德等有關各方都想使這些問題朝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解決，因而使德國賠款問題成為20年代國際關系中最為錯綜復雜的難題，然后導入本課內容。 將教學目標轉化為具體的問題情景，關鍵在于提高問題的質量。例如《秦始皇統一六國》一課的教學目標 之一，“說出秦始皇加強中央集權措施的具體內容”可轉化為以下問題群：秦始皇鞏固統一，政治上建立了哪 些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這些制度是如何體現“專制”和“中央集權”的？經濟、文化上又是怎樣統一的？ 統一前與統一后有什么不同？思想上進行了哪些強制統一？后果怎樣？學生經過思考，一定會產生疑問。然后讓學生帶著這些疑問去讀書、思考和討論，課文知識就容易被消化吸收并轉化為具體的能力。又如，在講中國古代史中“發達的科學技術”一節時，專門抽出一節課的時間，組織學生圍繞“科技發達的中國為何在近代落后”問題進行了討論。在中國近代史講完后，以“中國為何沒有走資本主義”為題讓學生試寫小論文。

六、積極做好課后反思，落實快樂教學

眾所周知，在每一次教學實踐中都會有一些難以預料的問題或突如其來的插曲，有時學生的一個簡單提問、課堂的一次突發事件，都會對原有的教學設計提出挑戰。[4]因為我們的教學對象是活生生的學生，他們有敏銳的思維、豐富的想象，有一定的觀察力、思考力，喜歡突發奇想妙想，而且我們的教學對象、教學環境及教學體驗總是在不斷的變化。這些都是教師在備課時很難準確預料判斷的。課后的教學反思則在一定程度上會讓你保持可持續性教學效應，并彌補這個遺憾。教師在課后把這些突發事件記錄下來，讓教師及時回顧自己的教學是否適應學生的實際情況，對自己的教學觀念和教學行為、對學生的表現和困惑、對教學的成功與失敗進行理性的分析，通過反思、體會和感悟，就可以對本節課做出正確的評價，可以找到反饋的信息，思考下一節課的教學設計，使下一步教學設計更科學、更合理，從而更積極、更有效地促成教學目標的實現。

同時，筆者還把理性教學思考和感性教學過程結合起來，這樣不但能夠融合成更加完美的方案，使師生雙向完成理念的更新和更高層次的飛躍，而且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在以后的教學過程中出現類似的問題，從而幫助自己總結教訓和積累經驗，在不斷的反思中揚長避短，形成一套能準確判斷教學變化的、能出色駕馭課堂教學的本領，由一名“經驗型教師”成為“反思型教師”，一名讓自己教的輕松愉快、學生學的輕松愉快的好教師。

總之，在歷史教學中，我們要積極引入快樂教學方法，使學生在學習歷史時能夠感到歷史是一種愉快的求知增能活動，這樣不僅可以減輕學生的學習負擔，也可以使其終身受益。作為一名歷史老師，要緊跟時展，努力探索適合學生心態的教學方法，切實提高教學效果，使歷史教學煥發生機和活力。

參考文獻：

[1] 教育部.中學歷史課程標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