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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資本正日益跨越國界流動，促使資源在更大范圍內實現最優配置，也有利于企業在全球范圍內尋找各種投資機會，實現其利益追求目標。在我國現階段拓展海外投資的進程中，政府“扮演”著引導和服務的角色，企業是核心。近年來，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規模擴展和方式演變，不但體現出國家的對外政策更加寬松，為企業“走出去”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保障和資助扶持，而且還反映了部分企業已不滿足于國內市場所提供的發展空間，更需要通過多樣的方式尋求海外資源和市場，特別是國內的一些大型企業開始進入到發展的關鍵時期，需要通過國際化整合和開展國際化經營，來獲取專業人才、專利技術、管理經驗和海外市場等，從而進一步提升國際競爭力，加快我國跨國公司和國際知名品牌的培育。

（二）實現產業的國際轉移，規避外貿壁壘和摩擦

在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為實現經濟快速增長，曾采取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策略，而日本和歐美等發達國家也看中了我國廉價的勞動力、資源以及廣大的市場，紛紛向我國進行產業轉移，使我國成為其跨國集團的商品生產基地。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我國面臨著日益沉重的資源和環境壓力，并且在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遭遇了較多的國際貿易保護主義，使商品輸出面臨阻力。而此時，我國產業的國際化水平已有很大提升，無論是在資本、技術、管理方面，還是在人才方面，都初步具備了一定的實力。為改變我國制造業的低端產業鏈，擴大新型產業的發展空間，為有效地規避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促進對外經貿關系的順利發展，應通過發展對外投資，推動國內相關產業的國際轉移，實現我國從勞務輸出、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特別是金融資本輸出的轉變，以順應國內資源環境和國際市場對我國對外合作方式轉型的要求。

（三）全球范圍獲取戰略資源.促進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

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在當前工業化中期發展階段，經濟發展必然帶來對資源能源的大量需求，但相對需求而言，我國自然資源匱乏，很難滿足未來經濟長遠發展的需要。據報道，當前我國石油進口依存度已達53%，2007年我國原油產量不到1.9億噸，而原油進口量則接近2億噸。為保障資源供應安全，我國必須通過發展對外投資，跨國并購一些石油和礦業公司，在世界范圍內掌控必要的石油及其他戰略資源，緩解資源缺乏所帶來的壓力，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

（四）有效地運用外匯儲備.調控經濟、分散風險、提高收益

近年來，我國貿易順差一路上揚，加之外商投資和各類投機資本的流人，由此形成的雙順差帶來了巨額外匯儲備，我國已超過日本，成為全球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截至2008年6月，我國外匯儲備已超過1.8萬億美元。隨著外匯儲備的迅速增長，央行被迫向市場投放大量基礎貨幣，使國內流動性過剩問題日益凸顯，加劇了通貨膨脹的壓力，也使人民幣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升值壓力。與此同時，我國巨額外匯資產也面臨著如何有效地降低成本、分散風險和長期保值增值的重要問題。因此，加大對外投資、力促企業走出國門、轉變對外投資策略、增加外匯利用渠道等，就成為消化市場過剩流動性、有效調控宏觀經濟以及保障國家外匯資產安全的必要途徑。

二、我國對外投資的發展歷程和主要特點

（一）對外直接投資近年來發展迅速

200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流量）首破200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存量）超過900億美元。200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位于全球國家（地區）排名的第13位。，2007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265.1億美元，比2006年增長25.3%，而存量則達1179.1億美元。其中，非金融類為1011.9億美元，占85.8%；金融類167.2億美元，占14.2%。2008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又飛速地增長，僅前6個月投資額已達257億美元。

（二）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特點

一是投資方式中跨國并購比較活躍。2006年，我國通過收購兼并方式實現的直接投資為82.5億美元，占當年流量的近40%，其中÷非金融類70億美元，金融類12.5億美元。2007年，通過收購、兼并實現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較上年減少20%，但在今后一個較長時期內，通過跨國并購來獲取國外的資源、技術和市場，仍將是我國企業對外投資合作和培育跨國公司的重要途徑。

二是投資行業分布比較齊全。2006年底，商務服務業、采礦業、金融業和批發零售業位居對外直接投資的前4位，占投資存量的70%。在2007年底，商業服務業、批發零售業、金融業、采礦業、交通運輸倉儲業和郵政業合計占存量的80%。

三是投資地區分布漸趨平衡。2006年，在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和流量中，亞洲與拉丁美洲之和，均占到90%。2007年，我國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主要分布在亞洲和歐洲；非金融類對亞洲、北美洲、非洲、大洋洲的投資增長1倍以上。地區分布不平衡的情況有所改善。

四是投資主體呈現以國企為主的多元化。200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繼續保持多元化格局，當年未有限責任公司所占比重為33%，位居境內投資主體數量的首位；國有企業所占比重為26%，位居境內投資主體總數的第2位；私營企業所占比重為12%，位居境內投資主體數量的第3位。2007年，國有企業占整個境內投資主體的比重較上年有所下降，有限責任公司所占比重上升較多。從對外直接投資數額看，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占絕對的主導地位。

（三）對外證券投資的發展與創新

我國對外證券投資起步較晚，1997年只有不到10億美元，1999年突破100億美元，2001年突破200億美元。近兩年來，由于外匯儲備大幅增加，金融市場流動性過剩，使我國對外證券投資規模迅速擴大，但由于各種突發的不確定因素的影響，波動較大。我國對外證券投資凈流出，2006年為1125億美元，比2005年增長96%；2007年為23億美元，比上年流量下降98%。2007年末，我國對外證券投資存量為2300多億美元。我國原來的對外證券投資主要是商業銀行購置境外債券，最近兩年又推出合格境內投資者（ODll）的對外證券投資。

（四）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CIC）的對外證券投資

2007年6月，財政部發行1.55萬億元特別國債，作為中司的資本金。2007年9月29日，中司正式掛牌成立，注冊資金達2000億美元。中司的經營目標除去向國內金融機構注資，依法履行出資人代表職責外，主要是經營運作國家的外匯儲備，投資于境外金融產品，使之成為創新對外證券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司在2007年所做的幾筆主要的海外投資，均屬于對外證券投資。

三、我國未來發展對外投資的對策建議

（一）積極、穩妥地發展和創新對外投資

當前，從經濟和技術上都要求我國加速對外投資發展步伐。200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存量分別僅為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2.72%和0.85%。這與我國已有的經濟總量、國際競爭力和長遠經濟發展要求不相適應。有的學者建議可抓住此次海外金融危機的機遇，開展新一輪海外并購。但同時，也要注意汲取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開展大規模海外投資的經驗教訓，積極、穩妥地開展對外投資行為。要進一步完善對外直接投資結構，從行業來說，除繼續加快發展礦產、金融等行業對外投資的同時，應加大制造業對外投資力度，更好地發揮我國的比較優勢和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從地域分布來說，除繼續加快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境外加工貿易和境外礦產資源開發等投資的同時，應加大對美、歐、日的投資力度，通過技術尋求型對外投資，來獲取國際先進技術；從投資主體結構來說，應改變國有企業占比過大、民營企業占比過小的狀況，發展民營企業投資會更有利于沖破投資壁壘，促進投資主體多元化。要加強我國對外投資服務體系建設，提高財政、稅收和金融對企業海外投資的支持力度，為企業提供投資目的國的歷史文化背景、政治經濟形勢、投資環境、法律規章、行政程序、稅收政策以及金融、外匯等方面的信息、咨詢和服務，幫助企業順利走出去并站穩腳跟。要完善對境外中資企業的監管制度，規范境外企業的行為準則和社會責任，加大對違法違規企業的懲處。政府還應重視統籌對外投資擴大與國內經濟金融發展的關系，保持國內經濟金融平穩、較快發展，為順利地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基礎和保障，必須防止類似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經濟金融大起大落。

（二）通過多種途徑有效地化解對外投資中的政治風險

當前，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東道國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其中，有些國家的國內政局不穩，社會矛盾較尖銳，加之文化、宗教、民族、部落等沖突，以及經濟利益分爭，蘊含一定的政治風險。如，2007年，我國境外企業和人員在外遭遇了10余起安全事件，造成人員和財產的重大損失。因此，需要采取措施來化解對外投資中的政治性風險，在處理好國與國之間政治關系的基礎上，加強資金、技術、管理、人才等要素的相互流動，促進雙方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并推動完善國際貿易和金融體制，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和投資保護主義，構筑和諧共贏的對外經貿關系。企業在對外投資的運作中除應高度重視與各國政府部門以及同業間的溝通、對話外，還要善于與當地工會、媒體、社區等民間組織打交道。可根據不同投資地的風險狀況，選擇采取全資、合資、建立分支機構等不同的直接投資方式，或者采用參股第三方國家的公司，再由后者到投資地國去直接投資·的方式。還要逐步建立起適合我國國情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不斷地加強對企業海外投資行為的支持和保護力度，化解潛在的政治風險，消除企業海外經營的顧慮。

（三）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對外投資中潛在的金融風險

在現代國際金融形勢下，對外投資會面臨諸多金融市場風險。一是金融危機造成的損失。對外投資目的國一旦爆發金融危機，就會使匯市、股市、債市等大幅波動，使對外投資遭受風險。二是金融衍生市場的陷阱。金融衍生產品對投資者來說既可成為其分散風險、獲取暴利的工具，也可成為投資風險陷阱。三是國際投機資本的危害。國際投機資本不僅會以“熱錢”的形式流入他國，促使資產“泡沫”膨脹和引爆金融危機，而且還會對別國的對外投資進行劫掠。因此，也應逐步培養優勢產業，進行多元化投資，正確處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證券投資的關系。在進行海外投資時，注重對投資目的國、投資行業和品種以及投資時機的選擇，注重長期收益。要注意防范超范圍從事境外期貨、股票、外匯炒賣以及金融衍生品交易等高風險業務，加強疏通資本流通渠道并完善跨境資本流動監測和預警體系，防范資本外逃、侵吞國有資產和洗錢等危害國家利益的行為。

（四）全面提高對外投資主體的倉身素質和競爭能力

篇（2）

選擇國別或地區時應遵循的總原則是：第一，選擇我們進去后有比較優勢的國家或地區，而不是全球遍地開花；第二，選擇我們進去后產品有市場的國家或地區；第三，依據不同行業的項目性質選擇確定是進入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第四，在其他條件相同時，采取由近及遠的策略，優先考慮周邊國家。

從總體上來看，中國的企業實力、科技水平和產品競爭力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差距。我們擁有比較優勢的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原蘇聯體系中的國家以及與我國西部相鄰的國家等。在發展中國家中，應盡量選擇那些市場規模較大、對企業產品需求較多、歡迎外來投資、且與中國保持良好經濟關系的國家。從中近期來看，發展中國家(包括經濟轉軌國家)中的印度、巴基斯坦、印尼、越南、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哈薩克斯坦、俄羅斯、尼日利亞等國家，擁有眾多的人口和龐大的消費群體，經濟增長較快，并且我國許多產業相對于其國內產業具有很強的競爭優勢，是許多國內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理想的目標國。另外，周邊國家與我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比較接近，有的屬于同一個文化圈，相對來說，本國企業對周邊國家的投資機會和市場條件更熟悉，所以在這些國家或地區開展境外投資往往更容易成功，因此，周邊國家也可以作為我國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目標國。當然，就具體的項目和具體的企業而言，只要我們有自己的比較優勢，只要產品有市場，我們也可以進入發達國家市場。

無論是到哪一類國家進行投資，都要注意對該國的投資環境進行充分的、具體的分析與評估。

二、行業或項目策略

科學地選擇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或項目，要注意考慮到以下幾個因素：(1)不同產業所處的發展階段。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程度不同，對外投資企業決策者所應奉行的競爭戰略也應當有所不同。(2)中國企業自身的優勢。充分運用自身的優勢要素，才能獲得最大效益或比較利益。企業獨特的和通用的優勢要素共同構成了企業特有的競爭力，這是企業制定和選擇產業或項目策略的重要依據之一。(3)企業是遵循一元化發展還是多元化發展道路。原則上，一個企業在國內搞什么，到國外以后也應當搞什么，即堅持一元化發展和橫向發展。當然，中國企業走向境外時也可以開展多元化經營，但與一元化經營相比，要更為謹慎，因為多元化經營比一元化經營對企業優勢要素和競爭力的要求更高。

考慮到目前中國企業進行境外投資的可能性和世界直接投資發展的新特點，現階段中國企業境外投資產業選擇的重點應包括成熟產業的外移、升級產業的追蹤、資源利用型產業的開發等，具體有：(1)境外加工貿易行業(即加工裝配型的制造業)。這一行業主要涉及機電行業和輕工服裝業，具體涉及到農用汽車、摩托車、小型農機具的組裝生產，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電風扇、空調器等家用電器的加工裝配，紡織、服裝等輕紡工業的境外加工貿易等。(2)資源開發行業。發展境外資源類投資項目，開發國內緊缺的石油、天然氣、森林、木材加工、造紙、采礦、海洋漁業等自然資源開發的行業，可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過去的十幾年，資源開發型項目成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點，今后仍應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3)科技開發行業。這方面的企業分為三類：一類是通過對中國目前技術上仍屬空白或落后的東道國技術密集型企業的投資和參加管理，從中學習和吸取對方的先進技術，將技術帶回國內應用；另一類是在國外發達國家組建高科技新產品開發公司，將開發的新產品交給國內企業生產，然后再將產品銷往國外；還有一類是指鼓勵國內的高科技企業走向國際市場，進行境外投資，擴大高科技產品的出口，實現科技產品的國際化。(4)工程承包與勞務合作行業。中國具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在這一行業具有幾乎是絕對的優勢。(5)服務貿易行業。這類企業包括服務業中除承包勞務與合作行業以外的金融、保險、進出口貿易、商業批發零售、信息咨詢、運輸、旅游、教育等行業。中國在上述行業中的勞動密集型和勞動與資本密集結合型以及某些特色服務方面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

三、出資方式策略

現在已經辦起來的幾千家境外投資企業有不少是拿外匯資金{貨幣資本)作為出資物的。其實，到境外辦企業不一定都拿資金去，就像外商到中國來辦企業一樣，拿機械設備、技術(專利、商標或專有技術)、管理折股投資都是可以的。中國企業在機械設備、技術和管理方面已經具有一定的相對優勢，今后應鼓勵更多的企業利用這些優勢從事境外投資。即使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必須投入一定量的貨幣資本，也不一定都從國內輸出，而是要盡可能從當地或國際金融市場上籌集。

四、所有權策略

所有權策略是指國內投資企業(母公司或總公司)對境外企業的控制策略。所有權的形式有獨資、絕對控股、相對控股、參股和非股權投資等。

中國企業在進入陌生的國外市場時，一般應選擇合資企業的方式，實際情況也是這樣，將近70％的中國企業采用合資企業的方式。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大部分中國海外企業使用的是標準技術，生產成熟產品，因此借助設立獨資企業防止技術擴散的動機不明顯；設立合資企業是掌握國外先進技術和營銷手段的一個重要途徑；另外，中國企業開展對外投資的歷史較短，因而缺乏經驗，需要采取與外資相融合的方式，即與外資合作，向外資學習，積累經驗，降低投資風險。采用合資企業的方式，還要注意選好投資伙伴，理想的投資伙伴是境外投資成功的關鍵因素。

另外，中國企業進行境外投資，除股權投資外，還有非股權投資(非股權安排)。非股權投資的主要形式是通過與東道國企業簽訂技術、管理、銷售或工程承包等方面的合同，取得對該東道國企業的某種控制權。最常見的非股權投資是技術授權、管理合同和委托生產合同。企業采用作為直接投資替代物的非股權投資方式，不僅可以不用出資和少承擔投資風險，而且還可以使它們的技術、管理和銷售機制獲得令人滿意的回報。

五、技術策略

技術策略總的思路是：第一，重視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技術輸出與技術入股問題。第二，從中國的技術水平實際出發，輸出標準技術和適用技術。這些技術的特征除勞動密集型技術外，還有小批量和靈活性，這類技術的市場主要在發展中國家。第三，對于需要控制擴散的先進技術和特色技術，要通過建立獨資企業方式加以保護。第四，對外投資企業的技術創新策略。對外投資企業也要大力開發新技術和新產品，因為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要求企業不斷開發新產品，市場競爭的加劇迫使企業要不斷開發新產品，消費需求的變化需要企業不斷開發新產品。

中國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在輸出和轉讓技術時應講究策略：首先，把握轉讓時機。對于處在產品生命周期不同階段的技術應采取不同的轉讓策略：當技術處于創新階段和發展階段時一般應不予轉讓，因為如果轉讓我們掌握的具有壟斷優勢的技術，容易使我們喪失得來不易的技術優勢。當然，并不是說中國企業擁有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都不能轉讓，但企業對這類轉讓應建立一套評估機制，以便在促進技術轉讓的同時，又能保持中國的技術優勢。當技術處于成熟階段時，可以予以轉讓。當技術處于衰退階段時，要主動尋找買主予以轉讓。其次，選擇轉讓方式。可以向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學習，根據不同的情況分別采取技術入股、技術互換和以技術換市場等方式。再次，注意股權的差別。向境外子公司可以轉讓處于任何生命周期的技術以及高新技術，而向境外合資企業應只轉讓一般性技術。如海爾向馬來西亞輸出洗衣機技術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最后，中國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應特別注意專利和商標等手段的使用以及企業的技術秘密和商業訣竅的保護，保護企業自有的知識產權，維持技術優勢。

六、經營當地化策略

篇（3）

二戰后，由于國際形勢的變化和科技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異軍突起，成為改革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力量。特別是2O世紀8O年代之后，隨著全球化的加強，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在國際直接投資中的比重不斷上升，改變了世界對外直接投資格局，也證明了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已經成為國家參與國際分工、推行全球戰略的重要手段和動用全球資源、啟用全球投資回報最高區位、獲得國際經濟競爭能力、控制能力的關鍵。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可分為貿易性和非貿易性兩種，其中非貿易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最主要的對外投資形式，也是企業大力推行R＆D、開發新產品和新技術、驅動企業發展的最根本的動力源泉。

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1979年8月13日，國務院提出“出國辦企業”，第一次把發展對外投資作為國家政策，從而拉開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序幕。20世紀90年代以來，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發展速度加快，但仍顯不足。根據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遵循世界對外直接投資規律，適度發展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是中國廣泛參與國際競爭，增強國際競爭力的有效途徑。而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是企業投資階段的重要表征和取得投資成功的關鍵，加強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空間分布和變化趨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域結構特點

1.地區集中性。中國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在區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北美（僅指墨西哥以北的美洲，下同）、大洋洲、亞洲等地區。截止1997年，累計在上述三洲的投資分別占總投資的22.08％、31.45％、18.05％，共計71.58％；而在拉美、非洲、歐洲分別僅為10％、11.07％和7.35％。從國別分布看，投資主要集中在一些發達國家和新興的工業國及少數石油、鐵礦等自然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如到1997年底，我國企業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累計投資超過2000萬美元的有19個，累計存量投資占到總投資的90％。

2.資源指向性。中國自然資源種類相對齊全，總量大；但人均量少，開發成本高，有些資源還比較短缺。因此，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資源導向性明顯。1988年，中國17家最大的跨國經營企業中，有10家屬資源開發型。1985年以來，中國一些企業在摩洛哥、尼日利亞、美國、印尼、阿根廷、加蓬等20多個海洋資源豐富的國家投資漁業開發，已經運回數十萬噸漁貨；中信等公司在北美、拉美、非洲、南太平洋地區開發林業資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運回了大量的木材；上海輪胎橡膠集團在泰國南部的合艾橡膠園附近開辦合作公司，累計已向母公司運回1萬多噸天然橡膠，滿足了母公司的需要；中國治金進出口公司在澳大利亞總投資2.8億澳元開發鐵礦，在以后30年內將運回2億噸高質量的礦砂。

3.發達國家占主導。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在發達國家占有主導地位。1979—1990年，其投資總額在發達國家占67.09％，在發展中國家占32.91％；其中企業平均投資規模在發達國家為576.95萬美元，在發展中國家128.91萬美元。當然，近年來，中國企業在發達國家的投資比重趨于下降，企業平均投資規模減小；而在發展中國家的比重趨于上升，企業平均投資規模增大；但從總體存量投資看，發達國家依然占優勢。如1979—1997年，上述兩項指標在發達國家分別為51.61％和428.49萬美元，在發展中國家分別為48.39％和138.43萬美元天元。

4.形成三大核心投資區。中國企業累計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形成三大核心區：（香）港澳（門）、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1979—1990年，在這三個核心區的企業數和投資額比重分別為17.48％、18.47％、5.99％和11.15％、33.18％、30.26％，三者合計分別占41.96％和74.51％。1991—1997年分別為5.16％、13.99％、4.41％和15.09％、29.19％、3.83％，三者合計分別占23.56％和48.11％。1979—1997年分別為8.76％、15.6％、5.22％和11.28％、30.95％、15.88％，三者合計分別占28.61％和58.01％。

5.投資重心呈階段性轉移。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階段性：（1）1979—1984年為自發探索階段。此階段興辦企業113家，年均不到20家；投資1.27億美元，年均2100萬美元；主要分布在港澳和發展中國家。（2）1985—1991年為起步階段。1985年，對外貿易合作部制訂了海外開辦非貿易企業審批辦法，1987年國務院批準中國化工進出口公司跨國經營試點，促進了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僅1987年就興辦海外企業124家，投資4.1億美元，為前8年的1.7倍，出現了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第一次。到1991年底，累計興辦企業1008家，投資13.95億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國、澳大利亞、德國、日本、巴西、新加坡、原蘇聯等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比重大大降低。（3）1992年后進入快速發展期。1992年國務院批準首鋼擴大海外投資和經營權，標志著中國海外投資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1992—1998年，開辦企業1288家，投資12.02億美元，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比例分別為25.56％、49.39％和74.44％、50.61％，呈現出發展中國家投資所占比例上升，發達國家所占比例下降，投資重心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發展態勢。

6.投資行業和存量增長的空間分異日益明顯，投資地區不斷趨向多元化。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多以專業貿易公司為主，地區多選擇在出口市場集中的東南亞和少數發達國家，且主要投資餐飲、服務業。這是由投資主體的實力有限所決定的。80年代后期，投資主體從專業貿易公司發展到大中型工業企業，由鄰近發展中國家向亞非拉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歐美等發達國家輻射，投資結構轉向資源開發、機械制造、交通運輸等。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后，投資進一步向東歐和韓國等國家拓展，地區、行業亦更加多樣化。在發達國家主要投資機電、高新技術研發；在發展中國家以資源開發和紡織、玩具、摩托車、自行車、電視機等行業為主。從投資增量上看，亞洲持續走強，非洲、拉美等投資日益加速，歐洲、北美緩慢提升，澳大利亞及若干國家近年則呈現存量投資遞減的趨勢。1979—1990年，在亞洲、北美、大洋洲的累計投資分別占總投資的33.72％、31.23％、19.30％；在拉美、非洲、歐洲的投資分別占5.10％、4.90％、5.66％。1991—1997年，在亞洲、非洲、拉美、歐洲的累積投資分別占24.21％、15.59％、13.88％、8.69％，比1990年的累計投資分別增加4.91、10.60、8.22和3.03個百分點；北美、大洋洲的累計投資占29.64％和7.63％，比1990年分別減少4.08和23.60個百分點。1998年對亞洲和非洲的投資分別達0.68億美元和0.9億美元，占總投資的22.4％和34.6％。在智利、日本、澳大利亞等8個國家的存量投資比上年凈減221.4億美元。從國別分布看，1979年開始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到1990年投資國家和地區達106個，美國、加拿大、香港等8個國家和地區累計存量投資比重為82.42％。到1997年擴展到146個，香港、美國、加拿大等前8個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占總投資的68.3％。

二、成因分析

1.地緣政治和歷史文化因素。地緣政治和歷史文化因素對投資影響很大。美、日、歐洲諸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都選擇地理上接近或歷史文化聯系密切的地區，中國亦不例外。港澳及東南亞在地域上與祖國大陸或我國毗鄰，華人、華僑集聚，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認同感，歷史上同中國的經濟往來就十分頻繁。因此，中國許多跨國經營企業對港澳和東南亞地區的投資環境較熟悉，在對外直接投資初級階段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不十分明顯的情況下，在此投資有利于回避風險、積累經驗，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提高投資績效。所以中國對外投資初始階段的首選區位在該區。同時，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員，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外交關系融洽，投資的制約因素較少。因此，對外投資最初多選擇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

2.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戰略因素。對外直接投資的結構與國家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中國并非資本剩余國，經濟結構層次和技術水平不高，僅有少量的OIL優勢，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初級階段，投資量不大，且囿于信息和便于管理與調控等因素，呈現不平衡的集聚狀態。同時，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在國際形勢趨于緩和的情況下，中國為實現趕超戰略，開始注重向發達國家投資，來學習和借鑒國外技術，因此投向發達國家的資金大量增加；而隨著經濟不斷發展而引發的資源環境壓力逐步增大，大量利用國外自然資源，強化對豐富的發展中國家投資成為中國企業的重要選擇。所有這些都促進了中國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格局的形成。

3.目標國外資政策、市場及開發潛力。外資政策對外資的進人至關重要，中國對外投資存量分布和與中國簽訂了經濟貿易協定、雙邊投資保護協議的國家和地區基本一致，也說明了這一點。發展中國家一般資源比較豐富，且資金、技術短缺，多處于賣方市場，外資政策寬松，歡迎有利于增加就業的資源開發等勞動密集型投資，這正符合我國的投資特點。發達國家的投資環境穩定，技術先進，市場廣闊，對外資開放領域有嚴格限定，資金需求主要在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領域。因此，隨著各國產業結構升級、市場需求轉變、外資政策調整及中國投資實力增強，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不斷進行地域分化和整合，投資歐美的產業，技術含量日益提高；勞動、資源密集型投資轉向發展中國家，并隨著對外直接投資增多，呈現地區多元化和布局趨向平衡的特點。這是適應全球一體化和國際政治經濟結構轉化的重要舉措。

三、區域戰略分析

1.投資區位選擇的戰略目標取向。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認為在產品的成熟階段，對外投資主要通過開拓市場，擴大規模來降低成本，應選擇收入和消費水平接近的東道國；到標準化階段為進一步降低成本，應選擇勞力成本較低的東道國。小島清的比較優勢理論則認為，對外投資應選擇邊際產業，向具有比較優勢和貿易帶動優勢的地區投資來促進出口和產業結構優化。折衷理論首次提出了區位優勢是跨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關鍵因素，企業應充分利用東道國的資源、技術、資金、優惠政策，發揮比較優勢，獲取收益。上述理論從發揮和尋求比較優勢的動因上解釋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目標取向。因此，中國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的布局亦應基于多重目標：（1）增加企業綜合競爭能力。投資于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廉價、市場廣闊的東道國，擴大生產規模，提高效益，培育企業與世界跨國公司抗衡的能力。（2）帶動出口。我國是一個貿易大國，今后出口對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將會繼續增大，對外投資應選擇能帶動本國設備、半成品出口的國家，并繞過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3）促進產業結構優化。遵循“投舊引新”的原理，把輕紡、傳統化工、機械等“邊際產業”投向一些發展中國家，重新獲得發展優勢；同時，立足長遠，向發達國家投資，學習、引進先進技術，突破各種限制獲得資金和市場，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促進經濟結構優化。（4）增加可持續發展能力。我國人均礦產資源折值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許多礦產資源已經或者即將制約經濟發展，環境壓力日益增大，應投資于國外資源豐富區，以獲取資源，減輕國內環境污染，贏得新的發展空間，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

2.總體戰略。對外投資按投資方向可分為向發達國家的上行投資和向發展中國家的下行投資。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在區位選擇上應以下行投資為主，兼顧上行投資。這由對外直接投資可能對生產和貿易的經濟效果產生的影響所決定。發達國家有完備的市場體系，經濟發展水平高，投資環境優越，投資于發達國家可以獲得先進的技術、管理、信息。但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層次高，我國的相對技術優勢和管理優勢難以發揮，在市場上尚難同它們直接競爭。廣大發展中國家與我國有良好的政治關系，經濟結構相似，文化環境接近。它們工業化水平較低，從生產原料、工具到成套設備都需要進口。我國擁有的小規模優勢、適用技術與發展中國家現有的廉價勞動力資源與優惠政策相結合，有利于拓展多元化市場。同時，對發展中國家投資還可以旁敲側擊，利用東道國的配額和優惠政策主攻歐美市場。如通過投向一些非洲國家，利用它們享受西歐的特惠關稅，主攻西歐市場；對拉美直接投資，可利用北美對該區的優惠政策，廣泛利用北美的資金、技術和市場。

3.不同區域的投資戰略。（1）穩定提高亞洲的投資。如前所述，中國在亞洲的對外投資具有地緣政治、經濟、文化等有利因素，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削弱了大多數亞洲國家的經濟競爭力，但增加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優勢。亞洲豐富的自然資源，如東南亞的森林資源，西亞、中亞的石油、鐵、鉀鹽等對我國有著巨大的吸引力。而且無論是中國的小規模優勢、適用技術優勢還是特色技術優勢，如陶瓷、刺繡、園林、中醫中藥等都適合于在本區投資。同時在本區投資也易于推行“投舊引新”的戰略，優化我國的產業結構，突破因產業結構趨同導致的貿易壁壘和摩擦。本區的港澳臺和東南亞人口眾多，市場潛力大；該區各國和地區為吸引外資制定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投資環境較好。東南亞地區的國際合作開發不斷推進，瀾滄江一眉公河流域的共同開發得到了沿河各國和聯合國開發署的高度重視；中亞地區的經濟開發已收到了一定的成效，這都有利于中國拓寬對亞洲的投資領域。因此，亞洲不僅是中國過去和現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陣地，還將是今后加強投資的重要地區。

（2）有重點的發展對歐美、大洋洲等發達國家的投資。歐美一直是全球科技創新的領導者。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和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注重對歐美的投資，目的是追求美國高技術，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以求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取得領先地位。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世紀，中國跨國公司更應在這方面有所作為。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市場容量大，資源豐富，投資環境優越，與我國經濟聯系強，是中國重要的貿易伙伴和順差的來源國，在本區投資有利于沖破貿易壁壘，廣泛利用外資，學習先進技術、管理方式，獲得豐富的信息，增強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提高國民經濟素質。目前，我國在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投資主要以開發資源、低水平加工業居多，無法發揮中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今后應改善投資結構，以長遠利益為主。由于中國發展階段和水平的限制，對上述地區投資規模不大，因此必須突出重點，有所為，有所不為。

（3）積極發展對拉美、非洲、中東歐國家的投資。這些地區不僅有我國緊缺的若干自然資源，而且我國產品和服務在這些地區也比較適銷對路，市場前景較好。我國的家電、服裝、紡織、皮鞋、絲綢等輕工產品和餐飲業在中東歐很受歡迎，而該區豐富的石油、天然氣等資源對我國企業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內瑞拉、秘魯等國的石油、鐵、鉻、銅和森林資源豐富，投資基礎良好，市場潛力大，易于發揮我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非洲總體上經濟落后，工業化水平低，但利比亞、尼日利亞、南非、扎伊爾、贊比亞等石油、銅、鉻、鐵等礦產資源和森林資源豐富，與我國的經濟互補性強，前景廣闊。當然，該區一些國家政治動蕩，經濟混亂，但大部分國家投資環境較好，整體的潛力較大。

（4）加強對區域經濟組織內部的投資。目前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緊密性區域組織已經形成，它們的貿易活動以經濟區域和經濟實體內部循環為主，外部循環為輔，實行嚴格的有差別的內外政策：區域內實現了商品、資本、勞務自由流動，取消關稅和貿易壁壘，統一工業和產品標準，而對區外進口則缺乏優惠條件。這些區域性組織的對華貿易保護日益加強，如1990年代以來，歐盟對華反傾銷愈演愈烈，截止2000年1月，歐盟對華反傾銷達20多種，覆蓋了從日用品到家電到工業品，北美自由貿易區對華反傾銷也不斷增多。因此，傳統出口很難進入。但中國企業在歐、美仍有很大市場空間。應通過強化投資，繞過關稅壁壘，將貿易摩擦變成跨國公司內部的交易，分享經濟集團內部企業的優惠待遇，開發這一廣闊的市場。另外，還要注意在更深、更廣的層次上對環太平洋國家投資，深化與本區的貿易、金融關系，繼續以港澳為依托構建21世紀的對外直接投資格局，防止被排除在亞太圈外。

四、建議與對策

1.加強宏觀調控。政府支持十分關鍵。首先，要制定優惠的稅收、信貸政策，并加快人世為企業的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創造條件，還要通過制定海外直接投資法、產業引導法等，輔以有效的匯率、還貸能力管制，加強區域性和全球性的戰略管理，規范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行為；其次，實施技術情報支持政策，設立專門機構對重點投資目標的政治前景、市場潛力、制度、勞動力市場進行及時分析，引導對外直接投資布局；第三，制訂區域和產業相協調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強化支持重點投資區的重點企業，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戰略。對中小企業和“邊際產業”主要強化信息支持和投資方向引導，使其發揮最大的比較優勢，獲得投資收益。

2.加快培育跨國公司和專門人才。大跨國公司多施行全球戰略，力求區域和產業投資最優化。加快組建中國的跨國公司，形成一批強大的投資主體，是改善對外直接投資結構的重要舉措。同時，人才是企業實行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的關鍵，世界上許多一流的跨國公司都確定了以人為本的制勝戰略，如英特爾、西門子、松下等。我國應加強人才戰略，培育出更適應于不同地區發展創業的專門人才。這些人應了解當地政治、經濟、文化及其瞬息變化的市場、金融、政局，科學決策，及時規避風險，推動投資布局合理化。

3.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華商網絡的“窗口”優勢。根據我國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不同的產業和不同類型的企業集團，選擇最優的東道國。力求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協調，并隨著經濟發展階段和行業優勢的轉變，使投資重點向經濟增長速度快、潛力大、綜合投資環境好的地區轉移。注重利用基于“親、地、神、業、文”五緣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華商網絡，發揮它熟知當地工商界狀況、法律、經營習慣等“世界”優勢，選擇經濟效益高、投資風險小的行業和國家，促進海外投資的地域結構優化。

參考文獻：

[1]張紀康。國際直接投資[M].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1998.33-57.

篇（4）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對外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總額從1978年的0.7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億美元，年均增長31.2%，高出全國同期年均增長速度14.2個百分點。盡管浙江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但在政府實施“走出去”戰略之后迅速增長，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989年的499萬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萬美元，處于全國領先水平。可見，浙江的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都呈現不斷增長的態勢。為了衡量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有必要進行相應的實證分析。在國內，有關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對外貿易關系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對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關系的研究卻很少，實證研究尤其是具體到某一省份的實證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國的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時間較短，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量少，占GDP和進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尚不顯著。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化和經濟實力的增強，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尤其是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會進一步凸現，研究這一經濟現象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文獻回顧

迄今為止，雖然對各國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研究為數眾多，但眾多的理論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結論只有二個：一是以芒德爾為代表的相互替代關系理論(Mundell,1957)；二是以小島清(1987)為代表的相互補充關系理論。芒德爾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芒德爾認為，由于受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一國的對外貿易常常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有效地避開貿易壁壘，成為對外貿易的替代物，從而也就出現了“貿易替代型對外直接投資”。而小島清的互補模型則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并不是對國際貿易的簡單替代，而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互補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國際直接投資也可以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小島清模型的基本含義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生產函數不同的條件下，一國對另一國的直接投資可以擴大對方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改變雙方的比較優劣勢的態勢，從而直接創造了對外貿易。無論是芒德爾的替代模型，還是小島清的互補模型，都是從傳統理論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來的，并沒有經過實證的檢驗。這既有統計數據殘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統計方法與工具上的瓶頸。

從總體上看，對外直接投資與投資國對外貿易之間的互補性要大于替代性，為數不少的經驗統計顯示，貿易與直接投資是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據日本、美國、瑞士的統計數據，研究了這些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同行業的國際貿易更多地顯示的是正面的積極影響。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對要素流動和商品貿易之間的相互關系做了進一步的分析,指出它們之間表現為替代性還是互補性,依賴于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是“合作的”還是“非合作的”，如果兩者是合作的,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互補關系，如果兩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替代關系。以上主要是對發達國家國際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理論分析,而對于有其自身特點的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關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對印度進行的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對貿易既有積極影響又有消極影響。

上述結論的差異表明，在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補關系，且這些研究大多數是針對發達國家，對于處在轉型經濟的中國來說意義甚微。由于國內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甚少，而具體到某一省份對兩者關系的研究更鮮有人為之，本文試圖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歷年統計數據，采用協整分析方法，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研究兩者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研究兩者之間的短期均衡關系。

二、實證分析

（一）數據選取

由于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加之統計數據并不完善，樣本僅設定在1989－2005年之間。本文選取浙江年鑒和2005年浙江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的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衡量對外直接投資量，以外商直接投資（FFDI）衡量外商對浙江省直接投資量，以出口額（EX）、進口額（IM）來衡量對外貿易。蔡銳和劉泉(2004)認為,FFDI在中國發揮作用時，中國的吸收能力存在時滯問題,同理,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也可能存在時滯問題。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為止累計的浙江省內外向對外直接投資值總和(ACFDI、AFFDI)。同時浙江省經濟增長較快,其影響不容忽視,于是引入變量“浙江省生產總值指數（GDP）”來度量浙江省經濟規模和經濟增長。

（二）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

在對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進行最小二乘回歸分析之前，首先要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別序列的平穩性。只有平穩的時間序列才能進行回歸分析。在此對序列采用ADF檢驗，其結果見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別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平穩性檢驗，表明這些變量是平穩的時間序列變量，即零階單整。LnEX和LnIM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沒有通過平穩性檢驗，而其差分后的兩個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這兩個變量是一階差分平穩的，即一階單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該變量也是一階單整。對LnFFDI進行二階差分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平穩性檢驗，即二階單整。

綜上所述，序列lnEX、lnIM、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為二階單整序列。依據協整理論，對于通過平穩性檢驗且為同階單整序列來說，可以進行協整檢驗，分析它們之間的協整關系。

（三）協整檢驗

近年來，不少國內外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文獻均重視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拉動作用，著重分析兩者直接的相互影響關系，得到出口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長期均衡關系而進口與對外直接投資沒有長期穩定關系（張如慶,2005）。其研究的重點只放在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視了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口貿易的滯后推動作用。因此，本文為避免忽視進口的作用，首先單獨分析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與出口、進口之間的關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2）

綜合考察這些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并依據DW值與t值，運用向后回歸法進一步篩選可以被替代的變量，刪除t值不顯著變量，同時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線性和自相關。

對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解釋變量）與出口額、進口額（被解釋變量）做OLS回歸分析，結果見表3。其殘差序列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回歸方程(1)表示LnEX與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間的線性關系；回歸方程(2)表示LnIM與LnCFDI、LnAFFDI、LnGDP之間的線性關系。根據表3與表4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對出口總額、進口總額的作用較顯著，模型擬合優度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關與異方差。模型估計式(1)、(2)的殘差序列為平穩性，變量lnEX、lnIM與lnCFDI、lnFFDI、LnGDP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

由回歸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長1%，EX將增長0.0709%；FFDI每增長1%，EX將增長2.5622%；AFFDI每增長1%，EX將減少0.312821%；GDP每增長1%，EX將增長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CFDI)起步較晚，相對于外商直接投資(FFDI)來說總量較少，所以對出口的貢獻程度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來得明顯，但由回歸結果可知，對外直接投資已經對出口貿易產生了正向影響，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帶動了浙江省出口貿易的發展；從短期來看，當年外商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產生正向影響，而從長期來看卻對浙江省出口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與一般看法和直接統計結果相反。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資中跨國公司賺取壟斷利潤的動機越來越明顯，市場導向型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替代作用將逐步顯現。

由回歸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長1%，IM將增長0.054923%；AFFDI每增長1%，IM將減少0.241292%；GDP每增長1%，IM將增長2.333%。同理，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CFDI)對進口的貢獻程度也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來得明顯，但由回歸方程可知，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導致了進口的增長,說明對外直接投資中為了獲得自然資源、技術與管理經驗的投資對浙江省進口貿易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資源相對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實情，從而帶動了浙江省進口貿易的發展；而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省進口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說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實現了生產和銷售的本土化,需要進口的原料更多地來自本土,從國外的進口減少了。

（四）誤差修正模型

誤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種具有特殊形式的計量經濟模型，成為協整分析的一個延伸。若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表明這些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而這種穩定的關系是在短期動態過程的不斷調整下得以維持的。如果由于某種原因短期出現了偏離均衡的現象，必然會通過對誤差的修正使變量重返均衡狀態，誤差修正模型將短期的波動和長期均衡結合在一個模型中。

由協整檢驗可以知道浙江對外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浙江省生產總指數與進、出口貿易之間存在著惟一的協整關系，因此可對各模型分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結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誤差修正模型(3)中，協整關系對EX的增長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當超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均衡約束(ECMt-1)時，則誤差修正作用降低了當期EX(彈性系數為-1.062)，EX的動態調整過程具有一定穩定性，而且誤差修正模型ECM項對應t值較高，說明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短期比較穩定。

在誤差修正模型(4)中，協整關系對IM的增長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當IM超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均衡約束(ECMt-1)時，修正作用也降低了當期IM(彈性系數為-1.115)。IM的動態調整過程具有穩定性，這體現著短期內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貿易的穩定關系。

三、結論與建議

通過浙江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外商直接投資額FFDI、生產總指數GDP與進口貿易額、出口貿易額之間的協整檢驗，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來分析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口增長、出口增長之間的關系，可得出以下結論：

（1）從長期關系看，CFDI、FFDI、GDP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產生促進作用，兩者之間存在較強的互補關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若干年內,對外直接投資在浙江省已經逐漸轉型,從追求人力資源優勢的生產型投資逐步轉向追求市場的市場型投資。這樣的轉變從長期的趨勢來看是十分明顯的,無疑明顯影響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長規模。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也能產生出口引致效應，即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而導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設備等出口的增加。

從前文實證分析來看，CFDI、FFDI、GDP與進口貿易之間也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即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表現為對進口貿易增長的促進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母國原材料的進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經濟實力雖位于全國前列，但資源極其匱乏，人均資源占有量很低，許多重要的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森林資源等，幾乎完全依賴外省或是從國外進口。因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能在國外獲取自然資源、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而它們對進口貿易無疑有強勁的促進作用。其次，隨著浙江省國際貿易地位的提高，已經或者將要遭受到越來越多的外國政府為保護本國利益所設置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限制。為規避貿易壁壘而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能緩和雙邊經濟關系，化解貿易（張如慶,2005），從而進一步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

縱觀全局，現階段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額與貿易額相比,比重還很小,2005年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為1∶0.00158（注：根據2005年浙江省統計年鑒相關指標計算得出。），而世界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為1∶0.5634(注：根據2004年《世界數據報告》相關指標計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通過加快對外直接投資帶動國際貿易的發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從短期關系看，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CFDI與出口貿易短期均衡關系顯著。從誤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與出口貿易的關系存在著一個由短期向長期均衡調整的機制，且t值顯著,證明了對外直接投資能促進母國出口貿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說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限制到鼓勵的發展歷程(齊曉華,2004)。由于其規模太小,對進出口的影響還不及外商直接投資FFDI來得大。但據權威研究報告預測（王亞平，2004），“十一五”期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進一步擴大。浙江省作為全國經濟強省也首當其沖，必然大幅提高對外直接投資額。隨著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金額的進一步增大，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直接的正相關關系將逐漸增強。

本文實證表明，浙江省CFDI與進口貿易也存在短期均衡關系顯著，CFDI與進口貿易的關系也存在著一個由短期向長期均衡調整的機制。相比之下，CFDI對進口貿易的短期調整作用更強。

從浙江省當前貿易戰略出發,政府相關部門有必要充分重視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對能產生進出口貿易互補、創造效應的對外直接投資給予各種政策優惠,從而鼓勵企業積極“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以往政府有關對外直接投資政策的制定大多涉及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而并不直接制定與貿易有關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我們必須跳出這種思維模式，直接制定切實可行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使浙江省企業步入國際化發展階段,逐步建立自己的跨國公司,提升產業結構。

對企業界而言，加入WT0后,國內市場上國內外企業的競爭日趨激烈,如果只是固守本地市場而放棄進入國際市場,那么其國內市場份額勢必逐漸被吞食。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浙江省企業必須增強國際競爭意識,積極“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進一步拓寬企業的生存空間，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以投資促進貿易，為國際貿易的發展注入新的血液，在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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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立成.1999.論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聯系［J］.南開經濟研究(6).

小島清.1987.對外貿易論［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437-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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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在全國各省市中，廣東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位列第一，達到了 116.3億美元。上海位第二，對外直接投資累計額達到60. 43億美元。上海和廣東作為中_經濟的領頭羊，許多行業都是處于全w領先地位，尤其是制造業，而且在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中，也還是以制造業為主。

影響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很多，有目的國的環境因素、政策因素、中國的市場因素、政策性因素等等。但以上分析都是基于宏觀層而的，這些h益增長的對外宵接投資究竟是由什么樣的企業貢獻的?剔除相同的宏觀經濟環境、不同的行業因素和不同的冃的國的影響，什么樣的企業更容易選擇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生產效率與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乂有什么樣的關系?對企業層面的復雜差昇很難由一個籠統的調查闡釋清楚，因此只有通過對企業層面進行嚴謹的分析，才能回答上面的問題。

在國際貿易理論研究中，很長一段時間企業在貿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視的。

傳統貿易理論關于企業的描述僅有企業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新貿易理論中雖然將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引入國際貿易分析中，但企業還是同質的(homogeneous)典型企業，即所有企業都從事出u。然而，近十幾年的貿場理論研究表明，企業是異質的(heterogeneous),為什么一辟企業從事出口而另-些企業不從事出口?為什么有些企業選擇通過出口進入海外市場，而有些企業選擇fdi?對上述兩個問題，異質性企業理論從新的角度給予了解釋。

melitz首次通過異質企業模型將上述研究規范化，出現了以企業異質性為特征的新-新貿易理論(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貿易理論是同際貿場理論的前沿，能夠很好的解釋當前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的現實情況，代表了未來的發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該理論主要分為兩個研究方向，以melitz (XX)為主導的方向主要探索企業的國際化路徑選擇，又稱為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簡稱hft);以antras (XX)為主導的方向主要研究企業全球組織生產抉擇，又被稱為企業內生邊界理論(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從現有文獻來看，該理論還處于發展初期，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證方面都還不夠成熟和完善，關于異質企業的理論假設需要更加詳細的企業面的數據來進行檢驗。

本文將沿著melitz的研究方向，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山發，就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問的關系等問題進行分析，通過采用上海和廣東制造業上市公司的企業層而數據，來重點考察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本文為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微觀層面的經驗證據，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內容

本文首先闡述了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的產生及其主要研究內容，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論基礎。接著論文結合上海和廣東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與特點，進一步探討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本文將通過實證分析給出相對明確的結論，為我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決策上的支持和指導。

第1章為緒論，主要闡述了研究異質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背景和意義、研究方法、難點及解決辦法，并對本文的框架和結構做出相關的說明。

第2章是文獻綜述部分，是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和總結，首先簡單介紹了不同文獻對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研究假設、理論框架等相關內容的分析，為本論文提供相應的理論基礎。接著對有關異質性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間關系的論證，進行相應的回顧和總結，在此基礎上提出本論文的實證假設。

第3章是分別對上海和廣東省的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做出了分析，通過對這兩個典型區域的相關研究，來發現這兩地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劣之處，從而為我國企業今后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研究部分，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分別對兩地出口企業與fdi企業的生產率進行比較，從而來驗證hmy模型的相關結論，即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然后在此基礎上，重點分析fdi企業的生產率，即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效應的結果。

第5章根據實證分析結果，進行相應的分析，對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做出總結，并對我國企業制定走出去戰略提出針對性的建議。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獻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動態和第2章的文獻綜述，對相關文獻進行了梳理和總結。

在前期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在主要貿易理論中的體現進行了回顧和歸納，為本文的實證分析提供理論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運用了定性分析法，通過對相應數據的整理和分析，來說明上海和廣東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現狀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處。

3、實證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分析部分，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度出發，在己有的研究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與企業國際化經營選擇的關系進行了相關的實證分析。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來驗證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

然后通過回歸分析，解釋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習效應的結果。

篇（6）

首先，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使跨國公司能更好地將其所有權優勢與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相結合，為跨國公司調整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和增加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動力。隨著各國關稅水平不斷降低，非關稅壁壘不斷減少，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在東道國的中間投入品進口也越來越自由。這一方面，使跨國公司能通過內部貿易，為一些子公司解決因東道國難以提供足夠符合其要求的中間投入品而帶來的質量控制問題；另一方面，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可以使跨國公司根據不同東道國的區位優勢，通過直接投資實行區域性專業化生產，從而獲取規模經濟利益。此外，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為跨國公司通過轉移定價獲取額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貿易自由化的發展加劇了東道國國內市場競爭，促進了東道國整體市場環境的改善和勞動力市場彈性的增強，為子公司降低在東道國的生產成本、提高經營效益創造了更好的條件。最后，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特別是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

（二）金融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首先，金融市場全球化從兩個方面降低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成本。第一，隨著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套匯、套利活動加劇，全球利率水平進一步趨同，并趨于下降，這降低了跨國公司間接融資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企業在金融市場上進行直接融資的成本。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金融市場全球化大大改變了資本供應人和企業之間的關系。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使企業的潛在投資者大大增加，而潛在投資者之間的競爭以及金融中介機構（主要是投資銀行）之間的競爭，大大降低了企業進行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場全球化使爭奪企業控制權的競爭更加激烈，從而強化了對企業管理人員的監督，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場的全球化給企業管理人員帶來了強大壓力：如果他們經營管理不善，企業就很可能成為被兼并的目標。相反，企業經營狀況良好就會使企業現有投資者受益，潛在的投資者也會隨之增加，這有利于企業降低進一步融資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證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間接地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證券經紀人、投資銀行的內部競爭及彼此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它們為爭奪客戶而不得不降低服務價格，從而降低了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證券交易成本。同時，企業也可通過選擇效率高的證券交易所，降低證券交易的成本，進而降低籌資成本。另外，進入國際金融市場融資的企業對信息的披露必須遵循嚴格的規定，因而通過得到有價值的內部消息進行內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這樣，從事該企業證券交易的投資人和證券經紀人將會增加，該企業證券的流動性也會增強，從而籌資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業能有效利用各種不同的籌資工具，特別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術，以降低風險和籌資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所帶來的籌資成本降低正是美國跨國公司增加從國際資本市場籌資以擴大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動力和基礎。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金融市場有機地聯系在一起，金融市場連續24小時運營，這大大便利了美國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管理其公司體系的籌資和資金分配，促進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

最后，金融市場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更好地規避金融風險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三）投資全球化的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必要條件

從本質上講，投資全球化是資本及其相關要素（技術、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合理地流動，它主要表現為投資自由化、規范化以及資本大規模跨國流動。投資自由化和規范化的發展，一方面擴大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空間，另一方面也減少了其對外直接投資所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大大促進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變化

長期以來，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占領國際市場一直是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目標，因此，東道國市場的規模和開放程度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兩個最重要的決定因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向發達國家傾斜，此后，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不斷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較低水平。雖然美國對發達國家投資占主導地位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格局在90年代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但90年代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力度明顯加大。1990～1999年，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總額約2625.7億美元，相當于80年代的5.7倍，約占90年代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33.1%，比80年代高近7個百分點。90年代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較大幅度增長，與80年代末以來經濟全球化的大規模、全方位推進有著緊密的聯系。

（一）貿易全球化的迅速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調整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帶來了壓力

貿易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一方面使國際貿易渠道越來越通暢，但另一方面也使國際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由于國際貿易環境越來越自由，突破市場壁壘，就地生產、就地銷售作為傳統的影響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減弱。而降低生產和研發成本，提高企業的技術實力和產品的競爭力，以適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國際競爭顯得更重要。獲取發展中國家廉價的自然資源、勞動力以及知識、技術、技術人才等“創造資產”(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從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及勞動力成本變化的情況看，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也確實降低了其總體勞動力成本。1983年，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總數為638.3萬人，1989年增至662.2萬人，雇員年均增長率僅為0.6%。與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數增長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萬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萬人，（注：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年均增長率高達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國跨國公司將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大量轉移至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10個發展中國家的雇員人數就從1983年的124.9萬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萬人，在這10個發展中國家的雇員數占其跨國公司體系雇員總數（母公司與海外子公司雇員之和）的比重也相應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迅速增加的同時，美國跨國公司總體勞動力成本上升幅度卻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員數占跨國公司體系雇員總數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海外子公司雇員工資年均增長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應地，美國跨國公司總體勞動力成本年均增長率則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整理。）由此可見，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大量增加確實降低了其總體勞動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發投入，利用發展中國家廉價的科學技術人才進行研究開發，對降低其研發成本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投資全球化的發展使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在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成為可能

80年代以來，特別是80年代中期以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從限制外商直接投資向歡迎和鼓勵外商直接投資轉變。劇變后，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在其市場化改革進程中也向國際資本敞開了大門，這樣，80年代末以來，投資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圍內蓬勃興起。投資自由化可以分為單邊、雙邊和多邊三個層次。從單邊層次上看，投資自由化主要表現為東道國外資政策自由化和投資硬環境的改善。從各國外資政策和法規變化來看，僅1991～1999年，東道國（絕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對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和法規的調整多達1035項，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對外商直接投資有利。在實行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時，發展中國家自80年代中期以來在交通、電力、通訊等方面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大大改善了投資硬環境。從雙邊和多邊層次上看，投資自由化主要表現在雙邊和多邊投資保護協定的不斷增加。1999年，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達1856個，避免雙重征稅協定達1982個，（注：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分別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貿組織多邊協定中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以及《服務貿易總協定》也大大促進了國際直接投資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斷趨向自由化的同時，國際直接投資管理也在向規范化方向發展。這種規范化主要體現在區域和多邊兩個層次上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區域層次的協調主要是區域一體化協議中包含的關于投資問題的條款。這些包含在一體化協議中的條款多是具有強制性的，例如歐盟成員國間資本自由流動的協議、1987年《東盟投資協定》、南方共同市場投資議定書、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等。區域層次上國際直接投資政策協調的主要內容往往在于放松對國際直接投資進入和開業的限制，進而取消歧視性經營條件以及進行投資保護等。這一層次投資協調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勵國際直接投資，但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規范和引導投資，促進國際直接投資的有序化。在區域層次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不斷發展的同時，80年代中期以來，多邊層次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也在不斷加強。作為烏拉圭回合談判成果的“一攬子”協議中包含了三個與國際直接投資有關的法律文件：《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服務貿易總協定》。盡管這三個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國直接投資待遇的個別方面，但具有較強的約束性。如《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對知識產權保護以及其他兩個協定對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問題提出了總原則。特別是《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其核心內容就是取消所有與關貿總協定“國民待遇條款”和“取消數量限制條款”不一致的投資措施。這三個法律文件一方面將會推動國際直接投資的進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們也將推動國際直接投資向規范化方向發展。另外，旨在規范國際直接投資的雙邊、多邊及區域內談判越來越多。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組織和主持下，一些關于國際直接投資管理的多邊談判或討論正在進行。在1998年6月舉行的美洲自由貿易區談判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談判各方同意由投資談判小組制定一個包含廣泛權利和義務的投資管理體制框架。南部非洲發展委員會、非洲國家組織也在就區內投資管理進行討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內進行的關于多邊投資協定(MAI)的談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經公布。MAI規定了透明度、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等原則，并對沒收外資資產、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業績要求及爭端解決等方面做出了明確的規定。盡管由于美、歐之間利益的嚴重沖突而導致MAI未能達成最終協議，但MAI談判表達了發達國家試圖推動國際直接投資進一步自由化和規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這表明國際直接投資的規范化有向更廣泛、更深入方向發展的趨勢。

全球范圍內投資管理的自由化和規范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外資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資硬環境的改善，增強了發展中國家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吸引力，這正是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

這種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成本，增強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包括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場全球化也為美國跨國公司轉移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的風險提供了良好的條件。80年代中期以來，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斷推進的同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市場也迅速發展。從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況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別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別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發展中國家股市的發展一方面為美國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子公司就地進行直接融資提供了條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過貸款和發行債券給公司帶來的金融風險；另一方面，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發展中國家資本市場成為全球金融市場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一旦有風吹草動，跨國公司也可通過資本市場迅速抽逃資金。另外，隨著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金融全球化進程，其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和金融衍生產品市場與國際接軌，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子公司在進行對外經濟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國際金融市場有效降低匯率、利率風險。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流向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在將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由發展中國家轉向發達國家的同時，其對外直接投資的部門結構也日益高級化。其主要表現是礦業、石油業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下降，制造業所占比重基本穩定，服務業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礦業、石油業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個百分點，服務業所占比重上升了26.4個百分點，制造業所占比重幾乎沒有改變，但制造業始終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與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配置發生了更深刻的變化：1990～1999年，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高達4255.6億美元，（注：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整理。）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53.7%，大大超過制造業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業，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

與制造業相比，美國服務業所擁有的更明顯的相對優勢及世界各國經濟服務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發展的實體基礎，而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迅速發展則是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大幅度增長的直接原因。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為單邊、區域性和多邊三個層次。單邊層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現在各國對服務業的市場準入放寬限制；區域貿易自由化主要體現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協議中關于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有關條款及區域經濟集團與周邊國家簽訂的服務貿易協定，這些區域集團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澳新自由貿易區及南方共同市場等；而世貿組織《服務貿易總協定》則是多邊層次上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集中體現。首先，《服務貿易總協定》作為世貿組織多邊協議之一，所有成員方都必須接受，這使服務貿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義。其次，《服務貿易總協定》規定了以無條件多邊最惠國待遇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對提供服務所需資格相互承認、實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員方所必須履行的一般性義務，為服務貿易的發展提供了更為自由的環境；再次，就市場準入條款而言，盡管《服務貿易總協定》沒有給市場準入下定義，但其明確規定了禁止使用的6個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員在其承諾表中明確列出），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強，能有效減少糾紛并且便于監督。最后，《服務貿易總協定》要求世貿組織成員將服務貿易開放的承諾列入承諾表，承諾涵蓋12個部門和155個分部門，而且對于每一個分部門，承諾又根據服務貿易的4種方式進行了細分，因此，《服務貿易總協定》所要求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其廣度和深度是史無前例的。

從世貿組織成立以來成員方在服務貿易方面的承諾來看，服務貿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實質性進展。以保險業和銀行業自由化為例，發達國家已對直接保險服務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銀行存貸業務的75%承諾實行自由化。發展中成員及經濟轉型成員承諾開放直接保險服務的50%，銀行存貸業務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業存在作為對這兩個行業影響最大的貿易形式，19個發展中成員及經濟轉型成員承諾在直接保險服務貿易中，除了對建立當地企業實體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對商業存在這種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個成員承諾對銀行存貸業務實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的服務貿易自由化極大地促進了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1990～1999年，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量是1982～1989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是1990～1994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2.2倍，超過了1983～1994年12年間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總和。由此可見，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迅猛增長與服務貿易自由化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變化

長期以來，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開始，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出現加速上升的趨勢。進入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的跨國兼并活動風起云涌，一浪高過一浪。90年代，美國半數年份對外直接投資主要以跨國并購方式進行，特別是90年代后4年，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過90%。整個90年代，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約為57%。盡管由于跨國并購案的成交金額存在跨期支付問題（一起跨國并購案的成交金額可能分幾年支付），跨國并購當年的實際支付金額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實際上并沒有那么高，但從90年代的總體情況看，跨國并購無疑已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國并購取代綠地投資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與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所帶來的企業經營環境的巨大變化有直接關系。

第一，隨著貿易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經濟開放程度越來越高，各國市場與全球大市場的聯系越來越緊密，這一方面為企業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另一方面也迫使企業直接面對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因此，企業對經營環境變化的敏感程度和反應速度快慢成為企業生死攸關的問題，而跨國并購正是企業對經營環境變化做出反應及提高企業反應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國并購是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爭奪國際市場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國并購能省掉綠地投資方式下進行固定資產投資所需的時間，使企業在東道國更迅速地建立商業存在；另一方面，跨國并購能使并購企業通過被并購企業迅速了解當地市場情況，獲取企業經營決策所需的市場信息和客戶信息，而且并購企業還可以通過被并購企業的銷售渠道迅速搶占當地市場乃至全球市場，這比通過綠地投資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銷售網絡占領市場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企業規模的大小比過去具有更重要的意義。一方面，企業通過跨國并購迅速擴大經營規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風險，又可以通過規模經營，降低生產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過跨國并購擴大企業規模，企業可以更好地應付生產經營中的不確定因素，降低經營風險。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通過并購一些有長期業務往來的企業，使以往的企業外部交易內部化，從而降低企業的交易風險；其二，通過并購擴大經營規模，企業對市場環境的控制能力增強，至少可以降低對市場環境的依賴程度，這可以有效減少企業生產經營中的不確定因素；其三，通過跨行業并購，并購企業可以快速開展多樣化經營，有效分散經營風險。

篇（7）

在國際貿易理論研究中，很長一段時間企業在貿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視的。

傳統貿易理論關于企業的描述僅有企業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新貿易理論中雖然將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引入國際貿易分析中，但企業還是同質的(homogeneous)典型企業，即所有企業都從事出U。然而，近十幾年的貿場理論研究表明，企業是異質的(heterogeneous),為什么一辟企業從事出口而另-些企業不從事出口?為什么有些企業選擇通過出口進入海外市場，而有些企業選擇FDI?對上述兩個問題，異質性企業理論從新的角度給予了解釋。

Melitz首次通過異質企業模型將上述研究規范化，出現了以企業異質性為特征的新-新貿易理論(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貿易理論是同際貿場理論的前沿，能夠很好的解釋當前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的現實情況，代表了未來的發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該理論主要分為兩個研究方向，以Melitz (2019)為主導的方向主要探索企業的國際化路徑選擇，又稱為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簡稱HFT);以Antras (2019)為主導的方向主要研究企業全球組織生產抉擇，又被稱為企業內生邊界理論(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從現有文獻來看，該理論還處于發展初期，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證方面都還不夠成熟和完善，關于異質企業的理論假設需要更加詳細的企業面的數據來進行檢驗。

本文將沿著Melitz的研究方向，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山發，就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問的關系等問題進行分析，通過采用上海和廣東制造業上市公司的企業層而數據，來重點考察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本文為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微觀層面的經驗證據，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內容

本文首先闡述了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的產生及其主要研究內容，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論基礎。接著論文結合上海和廣東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與特點，進一步探討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本文將通過實證分析給出相對明確的結論，為我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決策上的支持和指導。

第1章為緒論，主要闡述了研究異質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背景和意義、研究方法、難點及解決辦法，并對本文的框架和結構做出相關的說明。

第2章是文獻綜述部分，是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和總結，首先簡單介紹了不同文獻對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研究假設、理論框架等相關內容的分析，為本論文提供相應的理論基礎。接著對有關異質性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間關系的論證，進行相應的回顧和總結，在此基礎上提出本論文的實證假設。

第3章是分別對上海和廣東省的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做出了分析，通過對這兩個典型區域的相關研究，來發現這兩地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劣之處，從而為我國企業今后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研究部分，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分別對兩地出口企業與FDI企業的生產率進行比較，從而來驗證HMY模型的相關結論，即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然后在此基礎上，重點分析FDI企業的生產率，即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效應的結果。

第5章根據實證分析結果，進行相應的分析，對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做出總結，并對我國企業制定走出去戰略提出針對性的建議。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獻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動態和第2章的文獻綜述，對相關文獻進行了梳理和總結。

在前期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在主要貿易理論中的體現進行了回顧和歸納，為本文的實證分析提供理論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運用了定性分析法，通過對相應數據的整理和分析，來說明上海和廣東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現狀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處。

3、實證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分析部分，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度出發，在己有的研究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與企業國際化經營選擇的關系進行了相關的實證分析。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來驗證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

然后通過回歸分析，解釋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習效應的結果。

篇（8）

關鍵詞:WTO;投資;中國

1加入WTO后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對我國產生的影響

1.1關于投資規模的影響

加入WTO以前,外商在我國的直接投資一直處于低迷狀態。加入WTO后,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增長1190億美元,比入世前增長了34.2%,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538億美元,比入世前增長23.5%。目前,中國現存注冊外商投資企業23.6萬家,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已超過全國進出口總額的57%;已成為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國之一。

以市場控制為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的發展既有帶動和示范的一面,又對其自身和國內產業的成長構成抑制。表現在:國有企業因機制障礙越來越難以適應競爭加劇的形勢,國有部門的萎縮引起城市市場的相對蕭條,最終又限制了外資的發展,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及領導盲目追求招商引資的“政績”,重引資數量而忽視引資質量,相應的代價是,對不能進口或不可再生資源的大量消耗和對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使我們引進外資戰略的可持續性大大減弱。

1.2關于產業投向上的影響

與全球產業結構演變趨勢相適應,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也發生了從第一產業和傳統制造業向第三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的轉變。第三產業中的一些服務業,如金融、保險、不動產、商業等是國際直接投資的熱點。

入世后外商直接投資的領域擴大,給外商帶來了更大的發展機會和空間。另一方面,這種領域的快速擴大,給中國企業造成了不小的沖擊。其次,開放市場后對人才的競爭加劇,人才價格可能水漲船高,盡管這種變化對人力資源利用和培育可以起到刺激作用,但同時也將提高服務業的成本和價格,使其低成本優勢受到削弱。

1.3關于投資地域的影響

入世前,外商在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我國的東部地區。加入WTO后我國在積極擴大利用外資,著力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質量的同時,把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與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相結合,加大了對中西部地區利用外資的支持力度,外商直接投資地域向中西部轉移。據不完全統計,世界500強中已有80多家企業在我國西部地區投資或設立辦事機構,比入世前同期上升了85.3%。

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有利于培育全國統一市場,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另一方面,外商加大對我國中西部地區的投資力度,使得一些投資項目并不是我國目前所急需引進的項目,同時也與我國的產業結構相違背。使得在我國產業結構中政策中應當優先發展的部門未能得到發展。

1.4關于投資方式的影響

加入WTO之前我國吸引外商投資的主要方式有合資經營、合作經營、獨資經營、投資控股、合作開發等其他方式。20世紀80年代-90年代上半期,建立合資企業是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中國市場的最主要形式,自入世后外商的新投資項目中,外商獨資項目開始超過中外合資項目,獨資形式在外商直接投資中的比重快速上升。獨資企業比重快速加大將繼續成為今后一個時期內我國吸收外商投資的一種趨勢,并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方式。

這樣一來,獨資企業的投資方式更便于企業內部的管理和控制,對企業今后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另一方面,獨資企業的這種快速發展使原來合資的一方遭受了損失。各企業被外資控股后,我國參與經營的一方失去了管理和控制企業的權利,東道國的宏觀經濟控制能力會隨之下降,從而可能導致市場控制的失靈并引發經濟動蕩,造成利潤外流。從檢驗結果中可以得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滯后2期時存在一個協整向量，表明中國西南地區的城鎮化和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存在某中長期穩定的關系。括號中的數值為T檢驗量，可以看出在5％的水平下，該方程通過檢驗。

(五)VEC模型建立

根據前文所述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構建本文的VEC模型：

上面估計的VEC(2)模型，方程(3)和方程(4)下面括號中的數值依次為各系數的t統計量檢驗值。顯然，上述兩方程中所估計的系數大部分在統計上達到顯著。同時方程不存在異方差和自相關，殘差序列具有平穩性且J—B檢驗(P=0．40)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上，回歸殘差序列均滿足正態性，方程整體擬合度較高，且模型通過平穩性檢驗。同時VEC模型AIC和SC的值分別為-7．13和-6．45，滿足模型有效性的要求，模型整體解釋力較強。

(六)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我們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檢驗各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表3(滯后期為2期)。

從因果檢驗關系來看，在中國西南地區，產業結構升級不是城鎮化率提高的原因，城鎮化提高時產業結構升級的原因，二者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這里有必要結合中國西南地區的具體情況做進一步的原因闡釋。

篇（9）

投資公司是通過占有其他企業一定份額的股權，以股東身份對其參、控股企業依法進行產權管理，開展資本經營，謀求股東財富最大化的企業。投資公司不直接經營產品，或者從某種意義上說，投資公司作為經營資本、經營企業的企業，其產品就是企業本身。財務管理是現代企業管理的核心，投資公司作為專業從事資本經營的企業，更應該將財務管理作為其企業管理的重中之重。特別是在投資公司進行對外財務管理也就是對被投企業進行財務管理的時候，依據的是《公司法》等法律制度，主要依靠股東身份對被投企業進行控制和影響，它不能對企業進行直接的財務指揮，這就要求投資公司在對被投企業進行財務管理時更要講究方式方法。

對被投資企業的財務管理是投資公司財務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投資公司財務管理的特色所在。總體而言，投資公司對被投資企業的財務管理職能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確定被投企業特別是被控股企業經營者的財務責任。在實際工作中必須制定一系列經濟指標來考核被控股企業的財務狀況和指標完成情況，如凈資產增長率、凈資產收益率等，由投資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被控股企業法定代表人簽訂資產經營責任書，將經營財務目標用契約形式予以確定；②隨時從動態上掌握參、控股企業財務情況及其發展趨勢。為此，必須推動投資公司參與、控股企業實現財務一體化，使企業經常性財務信息、重大經濟事項信息能及時、準確、完整地傳達到投資公司，為其進行調控提供必要保證；③開展財務監控、保護投資公司的合法權益。投資公司必須依法對被投企業的籌資、投資、資產管理、成本費用、利潤及財務會計報告等企業財務活動進行全面的監督和管理。以下就具體從對被投企業的財務制度和財務人員管理、預算管理、內控管理、目標責任管理等幾個方面進行論述，并重點關注各個方面與企業內部財務管理的不同之處。

1財務制度和財務人員管理

與內部財務管理不同的是，投資公司對被投企業的財務制度和財務人員并不具有天然的管理權限，而對財務制度和財務人員的管理對一個企業的財務管理而言又至關重要，這就要求投資公司應該盡可能通過尋求對被投企業的控股地位實現對其財務制度和財務人員的控制，即使不能控制也應該有相當的影響力，否則投資公司在進行投資決策時就應該慎重。

對于自己擁有控制能力的被投企業或者叫被控企業，為了加強對其財務管理，規范企業的會計核算工作，提高會計信息質量，維護投資者的利益，投資公司可根據會計法、企業會計準則、企業會計制度等法律法規，結合企業實際情況，直接參與甚至牽頭制定適合該企業的財務管理規定、內部會計控制制度和內部會計管理制度，規范被控企業重要財務決策的審批程序和賬務處理程序，完善對資金、存貨、應收賬款、固定資產等各項資產的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合同管理制度，使企業內部的決策、執行、監督三者之間層次分明，權責對稱，責任明確。投資公司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對被控企業的制度建設和執行情況進行抽查，對于存在的問題限期整改，并納入對企業產權代表的考核項目。在此基礎上，有條件的投資公司還可以通過建立大型計算機網絡系統，將所有被控企業的財務信息都集中在計算機網絡上，隨時調用、查詢各企業的憑證、賬簿、報表等信息，隨時掌握各企業的經營情況，及時發現存在的問題。

與控制財務制度同等重要的是控制財務人員，畢竟財務制度最終主要是財務人員在執行。根據對各被投企業的控制程度和各企業的實際財務會計管理水平，投資公司可向被控企業委派財務總監、財務主管或財務會計人員，從而更全面的掌握企業生產經營的基本情況，真實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杜絕會計作假行為，為投資公司的重大決策提供財務保障。

財務人員委派制是通過向被投企業直接委派財務人員來控制或掌握其財務活動，便于投資公司整體利益最大化目標的實現。實際工作中一般采用會計主管委派制。即投資公司通過投資協議或控制被司董事會對被投企業派出財務主管人員，委派的財務主管納入投資公司財務部門人員編制并進行統一管理與考核獎罰，全面負責被投企業的財務事務，直接進入被投企業的管理層。為了避免會計主管在面臨兩級公司雙重領導時無法有效處理投資公司、被投企業和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沖突問題，一方面應賦予財務主管較高的權力，如果只是作為被投企業的中層管理人員，其參與決策的作用難以發揮；另一方面應細化對財務主管的業績考核與獎懲，避免其處于游離狀態，既無壓力，也無動力。被委派財務負責人應定期向投資公司述職，年度終了應提交正式述職報告，并由所在單位領導和投資公司主管部門簽署意見，作為考核依據。

除委派專門財務人員外，投資公司往往還可以向被投企業派出董事、監事，他們和專門財務人員一起構成投資公司對被投企業進行財務管理的主力和前沿。

2全面預算管理

作為企業日常經營運作的重要工具，全面預算是企業管理支持流程之一，與其他管理支持流程相互作用，共同支持企業的業務流程。通過實施全面預算管理，可以明確并量化企業的經營目標、規范企業的管理控制、落實各責任中心的責任、明確各級責權、明確考核依據，為企業的成功提供保證。制度是一個企業的行動指南，預算則是對制度的量化。投資公司對被投企業的控制很大程度上就取決于對被投企業的預算控制。

投資公司應該盡可能獨立的直接組織對被投企業全面預算的制定，并盡量擺脫被投企業對預算制定的影響，但這并不是要求投資公司閉門造車，獨斷專行，預算制定還是應該以被投企業的實際情況為前提，以最大限度的發揮各方潛力、最大程度的保證和平衡各方利益為原則，不過投資公司應可能的把握對預算制定程序的控制，對預算制定的決策權的控制。

全過程的預算管理是投資公司參與被投企業財務管理的有效方法。投資公司不可能全面了解被投企業的每一個經營細節，但只要保證被投企業的經營始終處在預算之內，被投企業就基本處在投資公司的控制之中。

全面預算管理過程中主要應該配套解決的問題有完善預算的控制、跟蹤、預警機制；建立預算的及時糾偏機制；落實與預算管理相對應的考核、獎懲機制。

3內控管理

與制度管理和預算管理一樣，內控管理也是投資公司對被投企業進行財務管理的一個重要手段。由于投資公司所投企業一般是普通生產或服務型企業，其內部管理環節較投資公司自身更為復雜，內控管理的重要性更為突出。

內控審計是投資公司對被投企業尤其是被控企業進行內部財務控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投資公司可通過內審委員會對各被投企業定期、不定期進行全面審計或針對財務收支、資產經營效益、產權代表離任及其他專題進行專項審計，以及時發現和解決問題，對企業的內控審計，必要時也可委托中介機構進行。

內控審計屬于事中審計，對審計建議的可操作性和管理見效性要求很高，許多內控審計任務源于高層管理者的分析和預感，提出的內部控制審計要求一般都是針對目前或近期公司管理經營效益等重要方面的問題和管理中的重點、難點或熱點。內控審計應以公司規范管理為關鍵點，以影響公司效益、最容易帶來風險的關鍵環節內容為重點。

除內部審計外，投資公司每年還應該委托指定的中介機構對被投企業進行年度審計。為了真實反映問題，達到預期效果，在審計之前應先召集中介機構審計人員逐一對企業財務存在的問題和漏洞進行分析，制定審計計劃和審計重點，然后再進行目的明確的審計，充分利用外部審計力量，防止走過場的例行審計。

對外貸款、投資、擔保是比較容易產生風險的環節，投資公司對被投企業的此類活動應該通過參與被投企業董事會決策或簽訂專門協議等形式嚴格控制或掌握。通過對貸款、投資項目的控制，可以有效控制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防止企業盲目擴大生產經營規模。另外，對外擔保是企業一項重要的或有負債，企業如果隨意對外提供擔保，其造成的損失將可能是非常巨大的。為了減少風險和損失，投資公司應嚴格控制所投企業的對外擔保行為。

4目標責任管理

為了使投資公司準確掌握被控企業經營狀況，正確評價其經營業績,有效實現目標責任管理，必須建立一套適用的財務指標考核體系，以便開展財務分析與監督。可以下述指標為主，同時根據企業的不同情況和特點輔之以其他指標：以保守速動比率指標作為反映企業資產變現能力的指標；以存貨周轉率和應收賬款周轉率作為衡量公司在資產管理方面的效率指標；以資產負債率作為反映資本結構的指標；以凈值報酬率和凈資產增值率作為衡量企業盈利能力的指標。

另外，投資公司在對被投企業進行財務指標目標責任管理的同時，還應該結合一些重要的非財務指標。目前，得到公認的評價企業成效的非財務指標有：①市場占有率，即企業在其產品市場中的份額；②產品質量與服務指標，包括產品瑕疵率、返修率、退貨率和顧客滿意度等；③生產率指標，它常用單位雇員增加額和每一直接人工小時生產量表示；④人力資源指標。在信息技術及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人力資源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有形資產。因此，多數企業將雇員對本企業的滿意程度、雇員培訓與發展計劃、勞動力流動狀況、雇員技能、職位晉升等有關人力資源的指標作為考核子公司經理人員成效的重要依據；⑤企業創新能力指標。

投資公司可根據實際情況，通過實施預算管理，把總體責任分解為各項經濟指標，下達給各所投企業，同各所投企業的產權代表簽訂經濟責任狀，合理確定產權代表的收入水平，明確獎懲考核指標，充分調動企業產權代表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確保完成資產保值增值任務。

在進行目標責任管理時，激勵約束機制是否完善是該項工作能否有效開展的關鍵。除了將目標責任與被投企業高管的薪金、獎金直接掛鉤外，投資公司還可以對被投企業的高管層實行實股制、虛擬持股制、經營層融資持股（MBO）、股票期權、股票增值權等長期性激勵約束機制。

5利益分配管理

投資公司通過上述種種財務管理措施最終是為了使在被投企業中的股權分額得到盡可能的增值，這也是投資公司的收益來源。不過股權增值只是投資公司的帳面收益，要將賬面收益轉換成現金收益，就必須經過被投企業的利益分配過程。以股東身份控制被投企業的利益分配是投資公司實現自身利潤的一個關鍵環節。

投資公司參與被投企業的利益分配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內部價格轉移或費用轉移的形式實現利潤轉移；二是直接參與利潤分配。

篇（10）

一、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行模式

1.擴大市場，在國外建廠或收購相關廠的模式。這種模式的投資追求的是其產品在國外相關市場份額的擴大。在國外，特別是在發達國家，建立自己產品的設計、生產和營銷三位一體化網絡，從而回避因國際市場波動造成的影響和風險。將工廠設在東道國，這種投資可以繞過關稅，增加當地就業機會，產品可享受國民待遇，避免非關稅壁壘。如海爾、TCL等企業基本上都屬于這種模式。海爾集團在全球已建立13個生產基地，在美國、巴基斯坦兩國分別設立了工業園。TCL除在越南投資過億，2002年，又以820萬歐元的價格收購了德國的施耐得公司。

2.追求低成本，國內生產、國外銷售模式。跨國企業利潤增長主要靠提高勞動生產率和降低成本兩種因素來實現。技術更新可以提高生產率，降低成本，追求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的宗旨，因此，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多是尋求低成本型的。而中國的優勢在于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中國企業逐步出現一些來料加工或招商引資的合作形式。原材料來自國外，產品市場也在國外，如福耀玻璃其生產汽車玻璃的主要原料90%以上從印尼、泰國等國進口，產品60%以上銷售國際市場。它的制造、研發等基地均在國內，海外直接投資均為貿易型公司；而格蘭仕的戰略是通過受讓國際知名品牌生產線的方式實現擴張。即將國際知名品牌的生產線搬到中國交由格蘭仕組織生產，所生產的產品再按照比這些名牌企業自己在本國生產的成本價更低的售價賣給對方，由對方利用自己的品牌、銷售網絡在國外銷售。目前，格蘭仕不但與200多家跨國公司建立了合作關系，而且自有品牌的產品外銷的比例占總產量的70%以上。

3.戰略資源型投資，以資本換資源的模式。這種海外投資的目的是在某種程度上控制被投資國的戰略資源，以供應本國所缺乏的稀缺資源的需要。典型的是跨國公司在海灣國家投資以控制石油的供應。我國如中信集團80年代對北美森林紙漿的投資，中化在90年代對美國佛羅里達磷礦的投資，中國石油公司2002年在印尼油田和天然氣的收購。由于中國目前的礦產資源多處于供應緊張狀態，到2020年，中國需要進口自身消費量70%的原油和50%的天然氣以及其他的資源鐵、銅、鋁等嚴重短缺，只有對海外能源投資，才能順利完成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

4.戰略聯盟型投資，以控股的方式獲得利益的模式。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不是完全與企業的效率直接關聯，可能放棄短期的利益，以獲取長期或其他方面的利益。對企業而言，由于目標和背景及戰略的不同，可分為收購國外上市公司或控股國外大型企業兩種方式。如新疆德隆集團控股若干個擁有龐大推銷網絡的大型企業與美國毛瑞公司合作開發歐美電動工具及戶外機械工具市場。萬向集團以280萬美元收購UAI公司（汽車零部件制造商）21%的股權并強制UAI每年必須向萬向集團采購2500萬美元的產品，此舉不但降低UAI的生產成本，還可進一步擴大UAI的銷量，為萬向集團創造更大的利潤空間。

二、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四種模式分析

截止2002年9月，中國對外投資企業已達到6800多家，投資范圍擴大到160個國家和地區，協議投資總額165億美元。其中，中方企業投資91億美元，主要是對我國港澳地區和美國。其次是東南亞地區，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的預測，到2005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將達到一年40億美元。主要是在確保能源及家電行業的對外投資。就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而言，1999年全球FDI流出流量8000億美元，其中6360億美元流入發達國家，約占世界FDI總流量的75%，2080億美元流入發展中國家，只占FDI總流量24%.國際直接投資趨向于流向經濟規模大、增長速度快、產權明晰、金融管制松、企業運行狀況良好、市場準入限制小的國家和地區。

由于中國主要的優勢是勞動力資源，且政治穩定，工業基礎較好，國家外匯儲備充足，政策性限制逐漸減少。格蘭仕、德隆等企業堅持國內生產、國外銷售，充分發揮中國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的優勢，通過國際間的商業運作，將過剩的勞動力轉化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進而轉化產業優勢，提升國家的競爭優勢。福耀和萬向的選擇除了利用勞動力優勢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部分國家的“反傾銷”，及一些國家設置了較高的貿易壁壘，這種模式不但加大了國外市場開發力度，而且可以避免壁壘，不受反傾銷法的限制，減少征稅風險。而海爾的自建營銷體系模式就是堅持“世界品牌戰略”，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市場競爭力的焦點就是以品牌為核心的企業形象的競爭，含品牌知名度、品牌美譽度、國際化的形象及包裝等，在經營自有國際品牌的同時，利潤也隨之而來。

中國的企業除了要了解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充分利用優勢產品，如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加大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建立國際化生產網絡，還要規避各種風險，選擇適當的時機，積極參與到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

三、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選擇方向及原則

從目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向來看，企業投資的金額不大，范圍卻過于廣泛，平均每個國家只有幾千萬美元的投資。與中國的總體經濟發展規模不相稱。特性是不同發展階段的并存性、技術結構的多層次性、投資主體的多元性以及投資空間的全方位性，這就使得投資的區位選擇獲得了廣闊的空間。隨著海外投資規模的加大，投資主體將逐步由國有企業轉變為私有企業主導的對外直接投資。（戰略資源性和政策性投資除外）投資的風險控制及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降低風險概率和風險損失，成為對外投資企業的首要課題。中國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應遵循下列原則：避免盲目投資，選擇投資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選擇產品導入型，市場發展潛力大的國家和地區；依據不同行業的性質和進入國家的政策導向，確定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在其他條件相同時，采取由近及遠的策略，優先考慮周邊國家；充分考慮企業自身的優勢要素和核心競爭力及發展階段，堅持一元化發展和橫向發展，對多元化發展要慎重；出資方式盡量靈活，多籌集國際金融貨幣市場資金，選擇理想的投資伙伴，采用合資企業的方式；注意知識產權的保護，專利及商標的使用，維持自有的技術優勢；實現經營管理當地化，真正融入被投資國的經濟運行體系中。

鑒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資產規模小，技術含量低，國際投資經驗少，我國政府雖然制定了一系列優惠和保護政策，為企業開拓國際市場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但是，還是存在諸如多頭審批管理問題，管理政策導向不明，對外投資項目審批繁瑣，缺乏有效的對外投資監管、制約體系，導致在一些熱點市場上出現某些國內企業無序競爭，信息咨詢服務欠缺，境外逃資增多等問題，到目前為至，中國還未明確跨國投資經營的整體戰略、行業規劃、產業傾斜政策、投資行業導向。直接投資的流入量和流出量呈現極不對稱性，比例為1∶0.03，而發達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的國際比較狀況為：1∶1.33，發展中國家平均是1∶0.19，導致我國宏觀經濟內外不均衡發展，使經濟增長失去強大的拉動力。因此，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管理體制應以項目審批為主要手段的微觀管理方式改為以管理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為主；由直接的管理逐步過渡到間接的監控、監測，最終形成以企業為投資主體，中介結構為服務導向，政府宏觀監控的管理體系。

四、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風險防范

大力提升中國跨國直接投資主體的壟斷優勢。如技術壟斷優勢、產品差異優勢、品牌及營銷優勢、產品成本和價格優勢、管理優勢、規模優勢等。提高跨國企業的風險管理水平尤其是人力資源管理水平。提升跨國企業人力資源的素質。調整優化對外投資的產業結構、市場結構、企業組織方式。拓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融資渠道。（國內、東道國、國際三種籌資渠道）。中國的經濟增長，既要吸引大量的外國直接投資，又要擴大對外直接投資，這是經濟國際化發展的需要，也是提升中國國際競爭力必要的戰略舉措。

參考文獻：

1.鐘朋榮。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五種模式比較[J].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