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貿易論文匯總十篇
時間：2022-10-27 09:30:35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出口貿易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1.2種子選育技術優勢。安徽省種植的芝麻品種總體歸為3類，地方品種、引進外省品種和自育品種。近年來，一些高產優勢芝麻品種不斷被挖掘，安徽省自育品種品質也逐漸提升，這是芝麻單產連年增加的一個主要因素。
2安徽省芝麻出口的不利因素
2.1種植面積不斷縮小。油料作物的種植面積連年減少，而芝麻的種植面積也不斷縮水。最新統計數據，2012年芝麻的種植面積減少到45.67千公頃，占油料作物播種面積的5.4%。
2.2價格高，市場小近年來，由于國內需求的不斷上升，芝麻采購價不斷上升。芝麻的國內價格不斷攀升，以至于芝麻制品的原料成本不斷上揚，許多食品加工廠考慮成本、利潤，不得不調整生產配方，限制芝麻原料的采購。安徽省芝麻產品類型較為豐富。2013年安徽省芝麻創匯約5618萬美元，占全國芝麻出口1/3還強，但經外貿分析網統計發現，安徽省芝麻出口相對集中，近年來主要的芝麻制品出口貿易公司出口到韓國的芝麻及芝麻制品占到90%。
3質量安全問題
近年來，農田中氮肥的使用量在增長，逐漸超出農作物生長最適宜的量，許多農戶不懂種植管理過程中多種營養元素配比平衡，導致氮肥用量過多且不能被農作物完全吸收，不僅使產品質量嚴重受損，而且使得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
4對策分析
篇（2）
所謂綠色貿易壁壘，實質上是指進口國政府以保護生態環境為綱，以限制進口保護貿易為目的，通過頒布復雜多樣的環保法規、條例、建立嚴格的環境技術標準和產品包裝要求，建立繁瑣的檢驗認證和審批稅、實行環境構想制度，以及保證環境進口稅方式對進口產品設置的貿易障礙。綠色貿易壁壘通常分為兩類：一類是政府引導型的綠色壁壘，另一類是非政府引導型的綠色壁壘。綠色貿易壁壘的內容主要包括環境進口附加稅、綠色技術標準、綠色環境標準、綠色市場準入制度、消費者的綠色消費意識等方面的內容。將環保措施納入國際貿易的規則和目標，是環境保護發展的大趨勢。由于西方國家的公眾和政治家對環境的關注，環境保護逐漸成為服務于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一種武器，而且成為在國際貿易談判中討價還價的籌碼。
一、綠色貿易壁壘的表現形式
環境保護與貿易保護的契合決定著綠色壁壘的應用較為廣泛，涉及到的不僅包括制成品，還包括中間產品；不僅包括產品的質量，也包括產品的加工生產方法以及產品的設計和消費處理過程。綠色壁壘應用的廣泛性，使其表現形式多種多樣。
1.綠色關稅制度
發達國家對一些污染環境和影響生態，可能對環境造成威脅及破壞的產品征收進口附加稅，或者限制和禁止商品進口，甚至對其實行貿易制裁。但是，在標準的實行上常常內外有別，明顯帶有歧視性，可以說是以綠色之名行貿易保護之實。
2.綠色技術標準制度
通過立法手段，制定嚴格的強制性技術標準，限制國外商品進口。發達國家憑借自己的經濟技術優勢和壟斷地位，不考慮或很少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對進口產品不分國別一律采取非常嚴格的技術標準，事實上導致發展中國家產品被排斥在發達國家市場之外。
3.綠色環境標志制度
綠色環境標志又稱綠色標簽或環境標簽，是環保產品的證明性商標。發展中國家產品為進入發達國家市場，必須提出申請，經批準取得綠色環境標志。目前已有40多個國家和地區推行綠色環境標志制度，并趨向于協調一致，相互承認，對發展中國家產品進入發達國家市場形成了巨大障礙。
4.綠色包裝制度
發達國家制定的較高且比較完善的包裝材料標準，包括廢棄物的回收、復用和再生等制度，是為了防止包裝材料及其形成的包裝廢棄物給環境造成危害，結構不合理的包裝容器可能損害使用者的健康而采取的環境保護措施。但某些過于嚴格的綠色包裝措施，則可能事實上妨礙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引發貿易爭端。
5.綠色補貼制度
發達國家認為，如果一個國家內部采用比較寬松的環境標準，這些國家的產品就不必支付高昂的環境成本，與本國產品競爭時就具有明顯的成本優勢。其實質是政府在對企業及其產品提供消極的環境補貼，所以進口國基于環境保護和本國的利益而有權征收反補貼稅。
6.綠色衛生檢疫制度
綠色衛生檢疫制度是指國家有關部門為了確保人類及動植物免受污染物、毒素、微生物、添加劑等的影響，對產品實施全面的嚴格檢查，防止超標產品進入國內市場。綠色衛生檢疫制度影響最大的產品是藥品和食品，為保障食品安全，許多國家采取了嚴格的檢疫制度，有些國家通過立法建立了近似苛刻的檢疫標準和措施，形成了實質上的貿易保護。
二、綠色貿易壁壘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由于世界經濟的不平衡，發達國家對環保的標準和認識往往超過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運用綠色保護來實施其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限制和歧視行為，使發展中國家的產品被排斥在世界市場之外。我國處在發展階段，綠色保護對我國產品出口已經產生很大的影響。主要有：(1)縮小出口產品市場范圍；(2)增加出口產品成本；(3)引發出口貿易摩擦；(4)高污染產業的轉移。
三、應對發達國家綠色貿易壁壘的對策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西方國家以環境保護為幌子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因其發展較早在環境方面的標準和措施遠遠超越了發展中國家。所謂的綠色壁壘對我國形成了歧視性，并嚴重限制了我國的出口貿易。1.正確認識綠色貿易壁壘
要對綠色貿易壁壘有一個客觀認識。綠色貿易壁壘存在著有利于市場發展和國際貿易一面，也有阻礙國際貿易發展一面。以保護環境為目的而采取的綠色壁壘措施，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了嚴重危害生態環境產品的國際貿易與投資。另一方面也為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產業創造了新的發展空間，使這些產業成為國際貿易和投資新的增長點，從而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
2.加大對綠色產業資金投入
要使我國的環境問題得到有效控制，同時增強我國綠色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使綠色產品和技術走出國門，離不開財政金融部門的扶植。財政部門應給予綠色產業以優惠的鼓勵政策，加大對綠色產業的資金投放。金融部門應在信貸資金上給予大力支持。
3.實施出口貿易可持續發展戰略
可持續發展戰略已經成為我國國家的基本戰略，出口貿易也就必須服從于這個基本戰略，這就要求出口不僅要追求增長的數量，還要追求增長的質量，及其與生態環境保護、勞動條件和整個社會的協調發展。
4.發展環保產業，推行綠色管理
以環保產業作為提升出口產業結構的重點。政府應制定財政、信貸、稅收等方面的優惠政策，支持和鼓勵環保產業的發展，把環保產業培育作為提升出口產業結構的重點和帶動國民經濟發展的新的經濟增長點；應設立綠色銀行和綠色產業基金，為環保產品的開發與出口提供專項貸款和信貸擔保基金。
對我國的出口企業而言，應積極推行綠色管理。綠色管理是指將環境保護的思想觀念融入企業的經營管理之中。這一思想可概括為“5R”原則，即研究(Research)，將環保納入企業的決策要素中，重視研究企業的環境對策；消減(Reduce)，采用新技術、新工藝，減少或消除有害廢棄物的排放；再開發(Reuse)，變傳統產品為環保產品，積極采取環保標志；循環(Recycle)，對廢舊產品進行回收處理，循環利用；保護(Rescue)，積極參與社區內的環境整潔活動，對員工和公眾進行環保宣傳，樹立環保企業形象。
參考文獻：
[1]海聞.國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N].經濟研究，2004，(7).
[2]郭芳.環境成本內在化的必要性[J].晉陽學刊，2002，(6).
[3]王繼祖.近年西方新貿易理論淺探[J].南開經濟研究，2003，(5).
[4]李湘等.國際貿易教程[M].上海：上海技術文獻出版社，1999.
[5]黃立新.綠色壁壘及我國的應對策略[J].外向經濟，2000，(1).
篇（3）
所謂綠色貿易壁壘，實質上是指進口國政府以保護生態環境為綱，以限制進口保護貿易為目的，通過頒布復雜多樣的環保法規、條例、建立嚴格的環境技術標準和產品包裝要求，建立繁瑣的檢驗認證和審批稅、實行環境構想制度，以及保證環境進口稅方式對進口產品設置的貿易障礙。綠色貿易壁壘通常分為兩類：一類是政府引導型的綠色壁壘，另一類是非政府引導型的綠色壁壘。綠色貿易壁壘的內容主要包括環境進口附加稅、綠色技術標準、綠色環境標準、綠色市場準入制度、消費者的綠色消費意識等方面的內容。將環保措施納入國際貿易的規則和目標，是環境保護發展的大趨勢。由于西方國家的公眾和政治家對環境的關注，環境保護逐漸成為服務于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一種武器，而且成為在國際貿易談判中討價還價的籌碼。
一、綠色貿易壁壘的表現形式
環境保護與貿易保護的契合決定著綠色壁壘的應用較為廣泛，涉及到的不僅包括制成品，還包括中間產品；不僅包括產品的質量，也包括產品的加工生產方法以及產品的設計和消費處理過程。綠色壁壘應用的廣泛性，使其表現形式多種多樣。
1.綠色關稅制度
發達國家對一些污染環境和影響生態，可能對環境造成威脅及破壞的產品征收進口附加稅，或者限制和禁止商品進口，甚至對其實行貿易制裁。但是，在標準的實行上常常內外有別，明顯帶有歧視性，可以說是以綠色之名行貿易保護之實。
2.綠色技術標準制度
通過立法手段，制定嚴格的強制性技術標準，限制國外商品進口。發達國家憑借自己的經濟技術優勢和壟斷地位，不考慮或很少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對進口產品不分國別一律采取非常嚴格的技術標準，事實上導致發展中國家產品被排斥在發達國家市場之外。
3.綠色環境標志制度
綠色環境標志又稱綠色標簽或環境標簽，是環保產品的證明性商標。發展中國家產品為進入發達國家市場，必須提出申請，經批準取得綠色環境標志。目前已有40多個國家和地區推行綠色環境標志制度，并趨向于協調一致，相互承認，對發展中國家產品進入發達國家市場形成了巨大障礙。
4.綠色包裝制度
發達國家制定的較高且比較完善的包裝材料標準，包括廢棄物的回收、復用和再生等制度，是為了防止包裝材料及其形成的包裝廢棄物給環境造成危害，結構不合理的包裝容器可能損害使用者的健康而采取的環境保護措施。但某些過于嚴格的綠色包裝措施，則可能事實上妨礙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引發貿易爭端。
5.綠色補貼制度
發達國家認為，如果一個國家內部采用比較寬松的環境標準，這些國家的產品就不必支付高昂的環境成本，與本國產品競爭時就具有明顯的成本優勢。其實質是政府在對企業及其產品提供消極的環境補貼，所以進口國基于環境保護和本國的利益而有權征收反補貼稅。
6.綠色衛生檢疫制度
綠色衛生檢疫制度是指國家有關部門為了確保人類及動植物免受污染物、毒素、微生物、添加劑等的影響，對產品實施全面的嚴格檢查，防止超標產品進入國內市場。綠色衛生檢疫制度影響最大的產品是藥品和食品，為保障食品安全，許多國家采取了嚴格的檢疫制度，有些國家通過立法建立了近似苛刻的檢疫標準和措施，形成了實質上的貿易保護。
二、綠色貿易壁壘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由于世界經濟的不平衡，發達國家對環保的標準和認識往往超過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運用綠色保護來實施其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限制和歧視行為，使發展中國家的產品被排斥在世界市場之外。我國處在發展階段，綠色保護對我國產品出口已經產生很大的影響。主要有：(1)縮小出口產品市場范圍；(2)增加出口產品成本；(3)引發出口貿易摩擦；(4)高污染產業的轉移。
三、應對發達國家綠色貿易壁壘的對策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西方國家以環境保護為幌子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因其發展較早在環境方面的標準和措施遠遠超越了發展中國家。所謂的綠色壁壘對我國形成了歧視性，并嚴重限制了我國的出口貿易。1.正確認識綠色貿易壁壘
要對綠色貿易壁壘有一個客觀認識。綠色貿易壁壘存在著有利于市場發展和國際貿易一面，也有阻礙國際貿易發展一面。以保護環境為目的而采取的綠色壁壘措施，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了嚴重危害生態環境產品的國際貿易與投資。另一方面也為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產業創造了新的發展空間，使這些產業成為國際貿易和投資新的增長點，從而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
2.加大對綠色產業資金投入
要使我國的環境問題得到有效控制，同時增強我國綠色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使綠色產品和技術走出國門，離不開財政金融部門的扶植。財政部門應給予綠色產業以優惠的鼓勵政策，加大對綠色產業的資金投放。金融部門應在信貸資金上給予大力支持。
3.實施出口貿易可持續發展戰略
可持續發展戰略已經成為我國國家的基本戰略，出口貿易也就必須服從于這個基本戰略，這就要求出口不僅要追求增長的數量，還要追求增長的質量，及其與生態環境保護、勞動條件和整個社會的協調發展。
4.發展環保產業，推行綠色管理
以環保產業作為提升出口產業結構的重點。政府應制定財政、信貸、稅收等方面的優惠政策，支持和鼓勵環保產業的發展，把環保產業培育作為提升出口產業結構的重點和帶動國民經濟發展的新的經濟增長點；應設立綠色銀行和綠色產業基金，為環保產品的開發與出口提供專項貸款和信貸擔保基金。
對我國的出口企業而言，應積極推行綠色管理。綠色管理是指將環境保護的思想觀念融入企業的經營管理之中。這一思想可概括為“5R”原則，即研究(Research)，將環保納入企業的決策要素中，重視研究企業的環境對策；消減(Reduce)，采用新技術、新工藝，減少或消除有害廢棄物的排放；再開發(Reuse)，變傳統產品為環保產品，積極采取環保標志；循環(Recycle)，對廢舊產品進行回收處理，循環利用；保護(Rescue)，積極參與社區內的環境整潔活動，對員工和公眾進行環保宣傳，樹立環保企業形象。
參考文獻：
[1]海聞.國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N].經濟研究，2004，(7).
[2]郭芳.環境成本內在化的必要性[J].晉陽學刊，2002，(6).
[3]王繼祖.近年西方新貿易理論淺探[J].南開經濟研究，2003，(5).
[4]李湘等.國際貿易教程[M].上海：上海技術文獻出版社，1999.
[5]黃立新.綠色壁壘及我國的應對策略[J].外向經濟，2000，(1).
篇（4）
【關鍵詞】出口;金融危機;出口退稅;對策
2008年10月份我國出口額同比增幅低于20%,11月份的出口額同比增長僅為-2.2%,出現7年來的首次負增長。國家信息中心研究報告預計,2009年我國出口將大體保持2008年的規模,進口比2008年下降5-10%,導致“衰退型順差”擴大,使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提高,但與總出口對總產出的實際貢獻下降相背離,出口總量下降對總產出增長的拉動作用將明顯減弱。截止到2009年5月,我國第一季度的出口形勢也已知曉,如何在今年下半年和未來幾年內恢復我國出口大國地位,保持中國經濟增長高速增長,將成為拉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
1我國出口整體形勢分析
2009年第一季度,我國進出口形勢仍很嚴峻,進出口貿易額相抵,進出口貿易總額4287億美元,貿易順差623億美元,同比增加209億美元。其中,出口貿易額2455億美元,同比去年第一季度下降19.7%;進口貿易額1832億美元,同比去年第一季度下降30.9%。第一季度,我國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218億美元,同比去年第一季度減少56億美元。具體形勢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分析(截止到2009年4月):
1.1出口對國民經濟的拉動效應:出口的貢獻要遠低于最終消費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據國家統計局測算,在2009年一季度GDP增速6.1%中,凈出口對經濟的貢獻僅僅是-0.2個百分點,而最終消費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則達到4.3個百分點,最終投資對經濟的貢獻為2個百分點。最終消費大大高于投資與凈出口的貢獻,充當了第一驅動力,成為支撐GDP增長的中流砥柱。
在進出口貿易方面,我國對外貿易開始出現明顯的好轉跡象,2月份出口增長額是-25.7%,3月份達到-17.1%,形勢仍然嚴峻。雖然整體趨勢下滑,但是,從月度環比狀況看,我國出口下滑趨勢在收窄,我國各主要的經濟指標出現了較好、向上、積極的跡象。單從采購經理指數(PMI)上來看,我國經濟在今年第一季度捷報頻傳,這有可能成為扭轉全年整體出口的良好開頭。
1.2出口產品的整體結構:我國的出口產品結構進一步優化,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大幅下降但在出口產品結構中的比例上升勢頭明顯,其中機電產品出口累計1981.28億美元,同比下降21.22%,但環比增長逾四分之一;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累計982.50億美元,同比下降23.1%,占同期我國出口總值的29%。其中,3月份當月出口274.5億美元,同比下降20.8%,為連續第5個月同比下降(圖1所示)。勞動密集型產品作為我國具有市場競爭優勢的產品出口增長減緩并出現不同程度下降。其中紡織品出口202.15億美元,同期下降15.2%;服裝出口315.0億美元,同期下降6.6%。部分高能耗、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出口量大幅度下降。其中鋼材出口持續低位運行,凈出口量迅速下降47.8%,鋼坯和粗煅材下降96.8%。農產品出口量下降顯著,玉米出口量下降88.9%,大米下降12.5%。
1.3出口貿易方式:我國以加工貿易方式進出口5994.1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同)下降24.6%,降幅大于同期一般貿易降幅5個百分點,但較前兩個月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體降幅收窄2個百分點。其中,出口3374.2億美元,下降20.5%;進口2619.9億美元,下降28.7%;其項下累計貿易順差754.3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6.6%。(表1、表2)
1.4出口的國別:到2009年4月份,中美雙邊貿易進出口大幅下降,進出口總額858.2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同)下降18.9%,占同期我國外貿進出口總值的14.32%。其中,我國對美出口626.8億美元,下降15.7%;自美進口231.4億美元,下降17.4%;累計實現對美貿易順差395.4億美元。截止至今年4月,我國對歐盟進出口貿易持續下降。我國與歐盟雙邊進出口貿易總值達到1024.9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9.8%,降幅低于同期我國外貿總體降幅5.1個百分點,歐盟繼續為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其中,我國對歐盟出口674.9億美元,下降22.1%;我國自歐盟進口350億美元,下降15.1%;累計實現對歐盟貿易順差334.9億美元。截止至4月,中日雙邊貿易降幅居前3大貿易伙伴之首,日本從我國最大進口來源地位置回退至次席。中日雙邊貿易額為645億美元,下降23.15%,降幅列前3大貿易伙伴之首,分別高出同期我國與歐盟和美國的雙邊貿易降幅3.4個和8.8個百分點,占同期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額的10.7%。其中,自日本進口348.0億美元,下降29.6%,被歐盟超越退到我國第二大進口來源地位置;對日出口297.0億美元,下降16.2%。累計貿易逆差51.0億美元,下降71.9%。(表3)
2我國出口增幅下降的原因分析
當前世界主要經濟體加強了對宏觀政策的協調,各國聯手應對危機的力度不斷加大,但是全球經濟形勢仍不容樂觀。今年第一季度我國出口增幅出現大幅度下降,是全球金融危機等國內外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1)國際上,金融危機還在發展和蔓延,世界經濟短期內明顯復蘇的可能性不大,美歐日經濟很可能在底部震蕩一段時間,中國對外貿易發展面臨的困難依然很多。
首先,外部需求嚴重萎縮。金融危機對我國宏觀經濟增長的最重要沖擊是外需下降。我國外貿依存度較大,尤其是對美國出口的依賴程度高,在美國消費疲軟及其對世界其他國家的負面影響下,出口受到嚴重沖擊在所難免。受發達國家衰退影響,許多發展中國家進出口下滑,貿易收入下降,外來投資減少,經濟面臨的困難還在加劇。世界貿易組織(WTO)年初曾預測,2009年全球貨物貿易量將下降9%,將出現二戰以來最大降幅。再加上國際市場價格持續下降,貿易額降幅可能更大。
其次,國際貿易融資困難。目前,全球流動性緊缺尚未有效緩解,金融機構紛紛收縮信貸規模,各國貿易融資條件普遍惡化,國外進口商和經銷商資金壓力加大,紛紛采取減庫存、壓訂單等方式規避風險。據出口普遍企業反映,國外進口商訂單短期化現象越來越明顯。同時,由于進口商貿易融資困難,出口企業收款延長,收匯風險上升,出口壞賬增加。由于這場危機,如果進口商要求把信用證支付改為托收支付,即期付款改為遠期付款、拖延付款,甚至賴賬,出口企業將無能為力。再加上國內銀行為防范風險對出口企業慎貸、惜貸等現象普遍,貸款規模迅速收縮,出口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資金緊張狀況尚未得到根本有效緩解。對于出口商來說,貸款規模收縮導致企業流動性資金減少,現金鏈斷裂影響支付,這將引起連鎖反應。原本融資已經相當困難的出口企業無法回籠資金,資金鏈斷掉就有可能使我國出口企業面臨嚴峻的財務危機,最終導致惡性循環。
第三,貿易保護主義加劇。據2009年3月份WTO審核成員國應對金融危機措施的報告,過去幾個月各國貿易限制措施顯著增多,主要是提高關稅、設置非關稅壁壘、濫用反傾銷措施等,中國是主要受害者。貿易摩擦出現從勞動密集型產品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擴展,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蔓延,從反傾銷等傳統領域向反補貼、技術壁壘的新的形勢延伸,從具體產品層面向宏觀經濟政策、體制層面發展。今年一季度,共有11個國家和地區對我國發起“兩反兩保”調查25起,其中反傾銷18起,反補貼1起,保障措施3起,特殊保障措施3起。目前,世界各國就業形勢相當嚴峻,許多國家可能進一步寄希望于貿易保護轉嫁國內就業矛盾。
(2)國內方面,人民幣對美元快速升值、勞動力成本提高、能源原材料價格上漲、國家降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稅等因素也造成我國出口增速放緩。
首先,部分出口企業面臨勞動力成本、制造成本和環保成本急升的困境。自2005年7月21日我國匯率改革以來,以外貿導向為主的生產型企業面臨著更多的挑戰。主要是以下問題:(1)勞動力的短缺與人力成本的提高:我國沿海地區大量的加工貿易企業和外商投資出口型企業,多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其贏利來源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廉價工資。隨著新的《勞動合同法》的貫徹實施,企業要依法為工人上“三險”,支付加班工資,造成企業人力成本普遍上升,也導致了制造成本迅速提高。這對中小型勞動密集型企業和出口加工企業影響尤其突出,(2)制造成本的急劇提升。近年來在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高漲的推動下,國內市場相關產品如石油、煤炭、金屬和農副產品等價格也大幅上漲,出口企業成本加大。綜合計算,由于原材料及上游產品價格上漲,國內企業生產成本上升了20%至30%,成為推動企業成本上升的第一因素。(3)環保執行力度的加大和環保成本的提高。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節能減排法的實施,各級政府開始強化環境保護的執法和懲治力度,污水處理、廢氣回收凈化等強制性環保措施成為企業運行的先決條件,對排放不達標企業和環境違法企業實施限期整改、依法關閉等措施,從根本上加大了污染企業的環境違法成本。
其次,人民幣升值使我國出口企業經營利潤空間受到嚴重擠壓,出口增長深受制約。從2007年下半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開始,尤其是2007年11月份以來人民幣升值呈現出加速之勢后,我國的出口企業,尤其是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出口行業受到較大的沖擊,產品競爭優勢下降。人民幣的加速升值不僅導致出口企業承受匯率變動的風險,而且迫使出口加工企業壓力陡然提升,直接影響到出口加工工業的利潤。伴隨著人民幣的匯率升值,同樣美元的收匯轉換成人民幣的數字在急劇下降,同時這個數字還直接沖銷了出口企業的利潤。
第三,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直接影響我國出口商品的結構。我國自1985年開始實行出口退稅制度,根據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經歷了多次調整。實施出口退稅制度以來,我國出口商品結構明顯改善,嚴格控制高污染、高能耗和資源型產品的出口,工業制成品成為出口的主要商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也逐年增長。2006年9月和2007年,按照保護國內資源、緩解貿易摩擦、鼓勵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產品出口的原則,國家取消了對大部分非金屬類礦物產品、煤炭、金屬陶瓷等商品的出口退稅,降低了對鋼材、陶瓷、紡織品等低附加值加工貿易產品和完全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退稅率,提高了對重大技術裝備、生物醫療產品等高科技、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退稅率。這些措施推動了我國企業在加工貿易價值鏈地位的提升和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的升級。然而政策的出臺卻造成了我國出口增長的明顯減緩,這些都減小了我國出口商品的規模和數量。從2008年12月1日起,財政部與國家稅務總局上調3770項商品的出口退稅率,約占中國海關稅則中全部商品總數的25.8%。這是2004年以來中國調整出口退稅政策涉及稅則號最多、力度最大的一次。出口退稅的降低將直接提高相關企業的成本和定價,影響出口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使相當部分的出口企業利潤減少。
此外,我國出口退稅制度也存在一些問題,如出口退稅率調整過于頻繁,對經濟的正常運行產生了負面影響;退稅率不合理,不利于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出口退稅周期過長也是突出問題,長達數月的出口退稅周期,令出口企業無法及時利用這筆資金。因此,要進一步規范出口退稅制度,以達到優化出口商品結構的目的。
3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出口相關對策分析
隨著金融全球化的加深,美國金融危機已經影響到其他國家的金融市場穩定,同時也增加了中國經濟的外部風險。外需明顯放緩、人民幣升值、貿易融資困難、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加劇等內外綜合因素的作用,將繼續影響我國的出口。中國的出口形勢依然很嚴峻,為幫助國內出口企業度過難關,改善我國出口貿易困境,應當主要從出退稅、匯率穩定和國家金融政策支持等幾個方面積極應對:
第一、國家應加強出口退稅制度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出口退稅制度作為國家相機抉擇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此政策的頻繁變動,不利于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長期規劃,更無法避免由此所損失的制度穩定性與可預測性。因此,要依據我國對外貿易長遠發展規劃和國民經濟發展計劃來規范出口退稅制度,加強出口退稅制度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使出口生產企業能根據穩定的出口退稅制度合理規劃其生產經營活動,服務于經濟發展的全局。從長期來看,這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進而帶動出口商品結構優化。此外,國家還要適時加大出口退稅政策的執行力度。目前我國出口退稅是納入國家財政預算的,按計劃分配,帶有極強的計劃性。這與出口貿易市場化相矛盾,也使得國家退稅政策不能及時兌現,對優化出口商品結構有重要貢獻的高新技術產業等行業的出口也產生了不利影響。因此,要進一步加大出口退稅政策的執行力度,提高出口退稅在促進出口商品結構優化過程中的調控力度。
第二、國家金融政策性支持。國家目前的一些金融優惠政策集中于大型央企,一般中小型出口企業難以受惠。在當前出口企業新訂單數量明顯減少的背景下,政府在金融方面應考慮給予中小型出口企業適當的扶持,應加大向出口企業提供法律服務和財稅金融政策支持,穩步推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協調金融部門切實改善出口的金融環境。加大對企業的信貸支持力度,改善企業融資擔保條件,發展資本市場。盡快規范民間借貸市場,開拓新型融資方式建立融資租賃市場。健全出口信用風險保障機制等措施,保持外貿穩定增長。另外,政府作為主導建立一個由政府、商協會、企業三位一體的應對國外貿易壁壘的工作機制。
第三、優化出口結構,實現出口戰略轉型。我國外貿的根本出路在轉型,高度依賴外需的經濟增長模式將難以為繼。這就需要在鞏固和發展具有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基礎上,逐步轉型升級,按照節能減排目標控制“兩高一資”的產品出口,優化出口產品結構。盡管我國的出口產品現在具有低成本優勢,但隨著時間的推延,人工成本、制造成本不斷上漲,以及國家相關政策和環境等因素綜合影響下,產品的價格優勢將愈來愈小,甚至有可能被擠出部分市場。金融危機或為中國經濟轉型創造了良機,出口增長模式的轉型才能實現。出口企業接受金融風暴最好的洗禮方式,就是迅速抓住機遇,進行更快更充分的產業升級和轉型,最終化“危”為“機”。
第四、出口企業做強品牌轉內銷。當前在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影響下,我國出口產品在國外已經失去了價格優勢。在此情況下,出口企業需要把眼光更多地轉向國內市場,培養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采取做強品牌轉攻內銷市場的策略,擺脫在出口市場低價競爭的僵局。從宏觀背景來看,我國經濟結構也正在進行大的結構調整,擴大內需被提高到了與出口、投資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地位,出口企業加大投入轉型做內銷也就順理成章。盡管這種轉型決非易事,不僅需要較高的資金支持、技術支持和人力支持,企業還會面臨較大的轉型風險,但有所作為總勝過坐以待斃。
第五、多元化地開拓其他市場,努力開展國際化經營。出口市場的調整是目前外貿出口企業著重考慮的辦法,而且,調整的步伐要在穩健中盡量加快。在當前我國出口產品居前三位的貿易伙伴歐盟、美國、日本需求疲軟的情況下,必須實行市場多元化戰略,大力開拓發展中國家和周邊國家市場。外貿企業為緩解出口壓力,應擺脫單一貿易依賴,考慮更加廣闊的出口渠道。放眼全球,近些年來,拉丁美洲、南亞、東盟、南非、東歐等國家和地區出現飛躍式發展,這些市場擁有蓬勃商機,經濟充滿活力,進口需求越來越大,值得中國外貿出口企業更加關注,把這些活力市場納入本企業的出口市場考慮范圍,適時調整自己的出口市場,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開展國際化經營。
參考文獻
[1]龔紅蓮,劉博韜.規范出口退稅制度.優化出口商品結構[J].中國財政,2008(13),P72
篇（5）
國內學者范祚軍等［3］運用1994—2010年人民幣雙邊匯率、人均國民收入等年度數據，分別研究了人民幣匯率變動與中國對東盟10國貿易收支之間的關系，發現短期人民幣匯率貶值可以改善我國對其中7國的貿易收支。張慧等［4］的研究認為，人民幣匯率貶值有助于改善我國貿易收支。韓斌等［5］以1994—2011年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國的雙邊貿易季度數據為基礎，探究了人民幣匯率變動與我國對貿易伙伴國貿易收支的關系，指出人民幣匯率貶值使我國貿易收支得到改善。而以下學者的研究卻表明，匯率貶值不能改善貿易收支。Taufiq等［6］根據1974—1998年美國分別對日本、加拿大的貿易數據進行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匯率的波動對貿易收支會產生負面影響。張曉月等［7］認為人民幣匯率貶值總的凈效應為我國貿易順差的減少。何建奎等［8］研究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我國貿易收支的關系，發現貿易收支的匯率彈性為負。第二種觀點認為: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沒有顯著影響。Wilson［9］的分析表明，新加坡、馬來西亞貨幣的實際匯率變動與它們貿易收支之間的顯著影響關系不存在。SilvanaT［10］基于名義匯率的角度，探討了其與貿易收支的關系，發現名義匯率變動不引起貿易收支變化。Wilson［11］采用1970—2004年的年度數據，研究了韓國、美國和日本之間的多邊貿易，得到實際匯率的變動不會顯著影響韓美和韓日之間的貿易收支的結論。曹永福［12］對我國進出口需求價格彈性進行了測算，算得兩者絕對值之和為0.3079(0.611)，小于馬歇爾—勒納條件臨界值，說明人民幣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很小。劉林［13］通過構建非線性MS-VAR模型，選擇1994—2010年的季度數據，實證研究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貶值與升值分別對一般貿易收支和加工貿易收支的影響，指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變動不會影響總的貿易收支。左曉慧等［14］以2005年1月至2012年8月的月度數據為研究樣本，實證分析了人民幣實際匯率與我國進出口額的關系，結果表明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對進出口額的影響不顯著，人民幣升值不能使我國貿易順差得到根本改變。馮宗憲等［15］構建了中美兩國TV-FAVAR模型，對人民幣實際匯率波動對中美貿易差額的影響進行了探析，認為人民幣實際匯率波動不是中美貿易順差的主要原因。
1.2文獻評述
既有研究對匯率變動與貿易收支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積極探索，但不難發現，國內外學者在研究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時由于研究方法、研究樣本、數據選取等的不同，尚未得出關于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影響的統一結論。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試圖通過理論推導出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收支影響的模型。鑒于人民幣名義匯率不能準確反映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故而運用人民幣實際匯率數據，實證分析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
2匯率變動對進出口貿易收支影響的機制分析
匯率變動主要通過價格競爭機制對貿易收支產生影響。由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可知，用不同貨幣計價的某種商品，折算成同一種貨幣后價格應相等，即:P=eP*。其中，P為一國某種商品的國內價格，P*為該國這種商品的國外價格，e是用直接標價法表示的匯率。在滿足不同地區該商品價格相同且同質的前提下，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影響的作用機制可表現為匯率變動首先引起進出口商品價格變動，進出口商品價格變化后使進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發生變化，而進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發生變化后又會使進出口商品的供給彈性和需求彈性發生變化，最終使貿易收支發生變化［16］。
3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收支影響的實證分析
3.1模型推導
首先根據不完全替論，建立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出口貿易影響的模型。該理論假定:作為研究對象的國家進出口的商品與國內生產的商品不具有完全替代性。不完全替論對于我國來說是適用的［17］。本文參照國內學者厲以寧等采用C-D函數的形式研究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即Xt=A(et)α(GNP*t)β。其中:t為時間，Xt表示我國歷年出口額，et表示歷年人民幣名義匯率，α是出口的匯率彈性，β是出口的收入彈性，GNP*t表示我國貿易伙伴國的國民收入水平。兩邊取自然對數后設定模型為lnXt=λ+αln(et)+βln(GNP*t)+μ(1)同理，研究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口貿易影響時也采用C-D函數形式，即Mt=A0(et)α0(GNPt)β0。其中，t為時間，Mt為我國歷年進口額，et為歷年人民幣名義匯率，α0為進口的匯率彈性，β0為進口的收入彈性，GNPt表示我國國民收入水平。兩邊取自然對數后設定模型為lnMt=λ0+α0ln(et)+β0ln(GNPt)+μ0。(2)式(1)－式(2)，并化簡得到貿易收支模型lnXt－lnMt=c+γln(et)+βln(GNP*t)+δln(GNPt)+μt，令lnTBt=lnXt－lnMt，分別用人民幣實際匯率RERt替代et、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1t替代GNPt、外國國內生產總值GDP2t替代GNP*t，上式變為lnTBt=c+γlnRERt+δlnGDP1t+βlnGDP2t+μt。(3)其中:μt為隨機擾動項，即為本文的貿易收支模型。
3.2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貿易收支(TB)。與大多數關于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影響的文獻不同，本文選取出口額與進口額比值(X/M)指標來衡量我國的貿易收支水平。實際匯率水平(RER)。考慮到人民幣名義匯率不能準確反映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故本文采用人民幣實際匯率。當人民幣匯率貶值時，即RER上升，我國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下降，國外對我國商品的需求增加，使該商品出口量上升;而以本幣表示的外國商品價格上升，從而抑制對國外商品的進口，貿易收支增加。因此，預期γ的符合為正。我國國民收入水平(GDP1)。有很多指標可以反映我國國民收入水平，例如國民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等。本文選取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以衡量我國國民收入水平。當我國國民收入水平提高時，即GDP1增加，我國居民對國外商品的需求增加，進口增加，貿易收支減少，預期δ的符號為負。外國國民收入水平(GDP2)。我國與美國的雙邊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中占很大的比重，故本文以美國國民收入水平代表外國國民收入水平。同上，選取美國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美國國民收入水平。當外國國民收入水平提高時，即GDP2增加，國外對我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增加，出口增加，貿易收支增加，預期β的符號為正。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選取1994—2010年的年度數據。我國進出口貿易額、人民幣名義匯率、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美國國內生產總值、我國CPI、美國CPI原始數據均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由于原始數據為名義數據，為了實證結果的可靠性，以1994年為基期(1994=100)，對我國CPI、美國CPI進行調整，由此算出我國實際進出口貿易額、人民幣實際匯率水平、我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美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為消除數據的異方差，對上述所有變量進行對數化處理，即lnX、lnM、lnRER、lnGDP1、lnGDP2。根據lnTB=lnX－lnM算出貿易收支的對數值。
3.3實證結果分析
3.3.1單位根檢驗時間序列數據要對其進行平穩性檢驗，否則會出現“偽回歸”。本文使用ADF檢驗法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按照ADF檢驗方法，運用Eviews6.0軟件對lnTB、lnRER、lnGDP1、lnGDP2的原始序列和一階差分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按照AIC和SC取值最小原則對滯后期進行選擇。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根據表1中各變量的ADF檢驗結果，可知各變量的原始序列即lnTB、lnRER、lnGDP1、lnGDP2均是非平穩序列。分別對它們的一階差分序列lnTB、lnRER、lnGDP1、lnGDP2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lnTB在5%的顯著水平是平穩序列，lnRER、lnGDP1、lnGDP2在1%的顯著水平都是平穩序列，則lnTB、lnRER、lnGDP1、lnGDP2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即I(1)。由于lnTB、lnRER、lnGDP1、lnGDP2是同階單整序列，可對它們進行協整檢驗。3.3.2協整檢驗協整檢驗用于檢驗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檢驗的方法主要有EG檢驗和JJ檢驗。EG檢驗主要是針對2個變量進行協整關系的檢驗，JJ檢驗則可以檢驗多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本文使用Eviews6.0軟件對lnTB、lnRER、lnGDP1、lnGDP2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如表2、表3所示。由表2和表3的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看出，我國貿易收支與人民幣實際匯率、我國國民收入即我國GDP、外國國民收入即美國GDP之間在5%顯著水平上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且僅存在一個協整方程。由Eviews6.0軟件，得到下面的協整方程:lnTB=1.908lnGDP2－0.415lnGDP1+1.099lnRER+15.480(0.383)(0.088)(0.140)(3.360)協整方程括號內數字為各變量系數估計值的標準誤差。根據協整方程可知，我國貿易收支與外國國民收入之間呈正相關關系，與我國國民收入之間呈負相關關系。外國國民收入增加1%，我國貿易收支增加1.908%;我國國民收入水平提高1%，導致我國貿易收支下降0.415%。而人民幣實際匯率貶值1%，我國貿易收支僅增加1.099%，這說明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會對我國貿易收支產生影響，但其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并不大。3.3．3Granger因果檢驗由前面的分析知，我國貿易收支與外國國民收入、我國國民收入及人民幣實際匯率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以下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法對lnGDP2、lnGDP1、lnRER與lnTB的因果關系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根據表4的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不難看出，在10%顯著性水平上，lnGDP2是lnTB的格蘭杰原因，即外國國民收入的增加是我國貿易收支變化的格蘭杰原因。反之，則不成立。在5%顯著性水平上，lnGDP1是lnTB的格蘭杰原因，即我國國民收入的變動會引起我國貿易收支的變動。反之，也不成立。在10%顯著性水平上，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與我國貿易收支之間存在雙向Granger因果關系。
4結論與建議
4.1結論
第一，協整分析表明，我國貿易收支與外國國民收入、我國國民收入及人民幣實際匯率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且外國國民收入的變化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較大。外國國民收入每增加1%，會引起我國貿易收支增加1.908%;而人民幣實際匯率貶值1%，只引起我國貿易收支增加1.099%，說明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不大。因此，僅僅依靠對人民幣匯率的調節來維持我國對外貿易收支的平衡是不夠的。第二，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顯示，外國國民收入、我國國民收入的變化是我國貿易收支變化的單向格蘭杰原因，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與我國貿易收支變化互為格蘭杰因果關系。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隨著我國對外貿易額的不斷增大，我國貿易收支呈逐漸擴大的趨勢。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也越來越大，人民幣升值壓力越來越大，使人民幣兌美元實際匯率自2005年7月匯改以來一直保持穩定的升值態勢。人民幣在升值的同時，我國貿易收支也一直在發生變化。可以看出，我國貿易收支與人民幣實際匯率之間是相互影響的，盡管后者對前者的影響較小。
篇（6）
從2003年到2012年10十年間，我國出口貿易額由4382億美元增長到20488億美元，年平均增幅達18.9%。2009年，在全球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中國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國。在出口貿易額迅速增長的同時，進口貿易額的增長相對緩慢，因此我國對外貿易順差不斷擴大。2003年對外貿易順差額為254.7億美元，2008年對外貿易順差額為2981.3億美元，6年間增長了11倍多。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我國對外貿易順差額出現三連降，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分別為1956.9億美元、1815.1億美和1551.4億美，但2012年又出現回升，對外貿易順差額為2311億美元。
2.對外貿易出口依存度較高。
2003年我國對外貿易出口依存度為26.7%，2006年高達35.7%，雖然近年來有所下降，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分別為：27.5%、26.1%、24.9%，但由于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所形成的長期慣性，我國經濟依賴出口增長的趨勢還將延續。目前，美國、日本、巴西和印度等國的對外貿易出口依存度都在10%左右，我國的出口貿易依存度不僅遠高于美國、日本等發展國家和地區，也高于同為發展中大國的印度、巴西等，中國的出口貿易依存度長期同GDP增長率脫節，經濟存在嚴重的出口貿易依賴性，也由此引發許多的貿易爭端和摩擦。
3.出口產品中的資本密集型產品比重不斷上升，但仍以低附加值產品為主。
根據聯合國的分類方法，工業制成品中的第5和第7大類屬于資本密集型產品。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我國工業制成品的出口比重不斷上升，由1980年的46.5%上升到2010年的94.8%，2012年達到95.1%，資本密集型產品比重由1980年的22%上升到2011年的57%，我國出口商品結構得到了一定的優化，但其完全的優化轉型遠未完成，因為我國大部分出口生產企業仍然處于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生產中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環節。例如2010年我國機電產品出口、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分別占出口總額的比重分別為59.2%和31.2%，但如果再進行細分，這些出口產品中大部分依然屬于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馬源(2013)的分析得出2010年我國出口歐盟的機電產品中，66%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只有34%屬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總體來看，我國出口的機電產品大部分屬于中低檔次，產品附加值低和技術和知識含量較低，和發達國家出口的“高、精、尖”機械設備相比依然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目前我國高新技術產品主要以來料加工和裝配貿易為主，主要生產和出口計算機、通信和電子技術等產品的中間產品和零部件，依然以勞動力為比較優勢，缺乏核心技術。
4.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出口依然占據較大比重。
目前我國初級產品出口中的礦物燃料、油等高排放、高耗能產品出口占據30%左右，工業品制成品出口中的輕紡產品、橡膠制品、礦冶制品等均屬于資源性和高污染產品，由于不具備核心技術，機電產品主要以中低端產品為主，大部分依然屬于高耗能、高排放的低附加值產品。同時，自2006年以來，加工貿易占據我國出口貿易的半壁江山，由于我國加工貿易主要以“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來料加工方式為主，國內加工企業從國外大量進口原材料進行組裝后再出口，僅賺取少量的加工費，卻在加工過程中耗費大量能源并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含量。
二、我國出口商品的能源消耗與碳排放量的計算
1.數據說明
聯合國《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分類）把商品分成10大類(0-9)，文章主要選取其中的第3、5、6、7共4類商品進行研究，這4類商品出口額合計近年來均占我國總出口額的70%以上，所以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出口商品金額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能源消耗量數據來源于《中國能源統計年鑒》，由于《中國統計年鑒》與《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上對商品的分類標準不一樣，因此按照SITC分類對《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上的商品分類進行了歸并，這樣才能應用其數據。自中國加入2001年加入WTO以來，出口規模迅速擴大，但同時能源消耗也由2000年的14.55億噸標準煤上升到2011年的34.80億噸標準煤，據《2013年BP世界能源統計回顧》的數據顯示，從2009年開始，中國就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國。在能源消耗大幅上升的同時，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快速上升，由2003年的約35億噸上升到2010年的約85億噸，躍居世界第一。因此，文章選取2005年和2010年的數據進行計算，為了剔除價格因素，使兩年的數據具有可比性，以2005年價格為不變價格對2010年的出口額和工業產值進行了處理。
2.計算我國出口商品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
目前計算商品能源消耗量的方法有投入產出法和直接消耗計算法。文章采用第二種方法，先計算4類商品的單位能耗（能源消耗強度），它等于各商品的能源消耗量除以其總產值，各出口商品的源消耗量就等于4類商品的出口金額乘以單位能耗。直接消耗法由于只計算了商品的直接能耗，而沒有計算在生產該商品的過程中所使用的原料及輔助材料等所產生的間接能耗，因此會造成能耗量的低估，但是通過計算結果發現，即使在低估我國出口商品的能源消耗從而低估碳排放量的情況下，也不影響中國大部分出口商品屬于高能源消耗和高碳排放的結論。
3.計算結果說明
通過以上計算結果可以看出我國出口商品碳排放具有以下特點：第一，我國出口商品的碳排放總量較高。2005年、2010年我國4大類出口商品的碳排放總量分別為1.3億噸（約合4.8億噸CO2）和1.4億噸（約合5.1億噸CO2），而同為出口大國的德國2005年和2009年整個制造業的CO2排放量分別為1.12億噸和1.02億噸。第二，出口商品碳排放強度在下降。2005-2010年我國4大類出口商品的碳排放總量增長7.9%，而同期的出口貿易增幅為76.7%，碳排放量增幅遠遠小于出口貿易增幅得益于出口商品碳排放強度的下降，和2005年相比，2010年4大類出口商品碳排放強度分別下降1.77、2.11、2.08、0.16，降幅分別為：34%、40%、35%、27%。
三、低碳經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綜合前面我國出口貿易現狀特點和出口商品碳排放總量的計算結果來看，我國出口貿易發展迅速，經濟增長的出口依賴性較強，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模式依然建立在高碳排放的基礎上。發達國家和地區在推進低碳經濟發展的同時，其逐步實施的低碳規制和措施如碳關稅及非關稅綠色貿易壁壘將會對我國出口貿易產生較大影響。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顯示，將來美國和歐盟對進口產品全面征收碳關稅，故我國產品出口量可能下滑21%。但對不同的出口商品影響會有所不同，具體表現為：
1.第3大類出口商品，即礦物燃料，劑和有關原料。
該類商品屬于高排放高污染類商品，2005年和2010年碳排放強度分別為6.67、3.46，但由于出口額較小，其碳排放總量在4類商品中最小，2005年和2010年分別為1175.99萬噸、763.67萬噸。受我國能源短缺的制約，國家對該類產品出口采取限制措施，其出口額5年內僅上升了20.08%，同時不斷提高減排技術，碳排放強度5年內下降了48.1%，因此第3大類產品出口受低碳規制和措施的影響較小。
2.第5大類出口商品，即化學品及有關產品。
此類商品碳排放量較高，其碳排放強度2005年和2010年分別為5.31、3.20。2005年和2010年的碳排放量分別為1898.71萬噸、2317.14萬噸，兩年均位于第3位，雖然該類商品的出口比重較小，但5年內的出口增長率卻高達102.3%，碳排放強度下降40%。因此，隨著出口量的不斷增加，第5大類產品出口將會受到低碳規制和措施的影響會越來越大的影響。
3.第6大類出口商品，即輕紡產品，橡膠制品，礦冶產品及其制品。
這類商品2005年的碳排放強度僅次于礦物燃料等商品，其碳排放強度為5.92，而2010年碳排放強度為3.84，排名第一。2005年、2010年的碳排放量分別為7638.77萬噸和7914.37萬噸，占總排放量的比重分別為50.1%和49.1%，是我國出口商品碳排放量的主要來源。此類商品2005年和2010年的出口比重分別為16.9%和15.8%，是我國的第三大出口商品，5年內出口增長率為59.4%，碳排放強度下降35%。因此第6大類出口商品受低碳規制和措施的影響最大。
4.第7類出口商品，即機械及運輸設備。
第7類商品2005年、2010年碳排放總量分別為2117.71萬噸、2852.28萬噸，碳排放強度最低，分別為0.60、0.44。雖然該類產品一般認為屬于清潔生產，但由于是我國最主要的出口產品，且出口增長較快，出口額占總出口額的比重2005年、2010年分別為46.2%、49.5%，5年內出口增長率為83.6%，遠遠大于碳排放強度的下降幅度的27%，所以碳排放總量在不斷攀升，5年內增長率為34.7%。有學者對影響出口商品碳排放的因素分解進行分析，王天鳳(2012)的研究表明，規模效應是我國出口商品碳排放增加的主要來源。高海燕(2011)的研究表明，規模效應在機械制造業出口產品碳排放中所占比重為70%以上。同時由于這類商品的中間投入品碳排放強度較高，包括間接排放的完全碳排放強度會比直接碳排放強度高很多，因此第7類出口商品也會受到低碳規制和措施的較大影響。
四、低碳經濟背景下我國出口貿易發展方向
低碳經濟是在全球氣候變暖、生態系統受到空前挑戰的背景下提出的，但是發達國家和地區不遺余力地推動低碳經濟發展的另一個動因是自上個世紀80年達國家制造業大規模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后，歐美國家經濟由實物主導模式逐步轉變為非實物生產主導模式，出現經濟服務化和虛擬化的趨勢，2008年金融危機使發達國家開始重新重視實體經濟，制造業的比較優勢已經失去，重新回到制造業已經不現實且也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所以必須找到一個新的產業作為拉動實體經濟發展的領頭羊，發展以新能源產業為代表的低碳經濟成了發達國家的首選。19世紀的工業革命和20世紀的信息革命，中國均未趕上發達國家的步伐，所以在國際分工中只能處于“微笑曲線”的低端，大量出口低附加值、高耗能的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品，進口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品，貿易條件在不斷惡化。此次低碳革命對我國來說既是挑戰，更是機遇，我國應該順應低碳經濟發展趨勢，在應對低碳經濟給我國出口商品帶來的沖擊的同時努力進行低碳技術創新。
1.積極應對發達國家和地區低碳減排規制和措施對我國出口商品造成的沖擊。
一國的對外貿易模式是由其經濟發展水平和比較優勢所決定的，由于我國工業化起步較晚，勞動力豐富但技術發展水平較低，目前只能大量出口具有較高碳排放量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品。發達國家在完成了高耗能高排放的工業化后，對正在進行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制定低碳減排規制和措施顯失公平。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實際上是碳密集產品的主要消費者，按照生產過程中的全部碳排放來征收碳關稅是不合理的。因此，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我國應該積極主動參與相關國際規則的制定的討論，并聯合其它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展開談判，共同抵制以碳關稅為代表的新型綠色貿易壁壘和貿易保護主義。在抵制發達國家碳關稅政策的同時提出反制性政策，“可以考慮從消費者社會責任的角度，提出基于人均碳消耗量或者累計人均碳消耗量標準的碳關稅政策。”
2.發展低碳經濟，降低出口商品碳排放量。
首先，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提出從2020年全面征收碳關稅的計劃表，而據測算，我國的碳排放量將在2020-2030年之間達到峰值，如果不提前做好應對準備，則在未來就有可能發生劇烈的貿易摩擦和貿易戰，所以努力降低出口產品碳排放量已勢在必行；其次，由低碳經濟所引發的低碳貿易已是大勢所趨，低碳綠色貿易壁壘必然會對各國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產生重要的影響，高耗能、高碳排放、低附加值的產品的出口比重將大幅下降，而低碳排放、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比重將逐步上升；最后，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30多年是以犧牲環境和資源為代價換來的，隨著資源的短缺和環境污染的日益嚴重，改變過去不可持續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已迫在眉睫，發展低碳經濟是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3.優化出口產品的能源消費結構。
按照電熱當量計算法，2005年和2010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構成中煤、石油、天然氣的比重分別為74.1%、20.7%、2.8%，2010年這三種能源的比重分別為71.9%、20%、4.6%，我國的能源結構5年來幾乎沒有得到優化，一直以高污染高排放的煤炭和石油為主，其它清潔能源的消費比例較低。全世界核電發電約占總發電的10%左右，而我國近年來核電所占比例基本保持在0.3%左右，因此，我國出口產品能源消費結構有很大的優化空間，逐步減少高污染高排放的煤炭和石油的比重，增加天然氣的消費比重，并大力發展水電、核電和風電等清潔能源，能夠有效降低我國出口產品的碳排放量。
4.加大對低碳技術研發的投入，創新低碳產品，改變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不利地位。
由于技術創新具有正的外部性，先行的企業風險很大，如果研發失敗，則成本完全由企業自己承擔；如果研發成功，則其他企業就會通過模仿等溢出效應掌握新技術，企業缺乏研究開發的積極性。所以政府應該加大對低碳技術研發的投入，對先入企業進行補償，才能激發企業對低碳技術的研發進行投入。碳排放強度主要受能源消費構成和能源效率的影響，我國4大類主要出口產品的碳排放強度5年內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降幅。近年來，我國能源消費構成均呈現以煤炭為主的特征，各能源的消費構成變化不大，我國出口商品碳排放強度的降低主要原因是能源效率的提高，因此提高低碳技術是降低我國出口商品碳排放量的重要途徑。
5.重點控制輕紡產品，橡膠制品，礦冶產品及其制品的碳排放量。
第6大類出口是我國出口商品碳排放的主要來源，一旦實施低碳貿易壁壘，將對這類商品的利潤和競爭力產生很大影響。此類產品是我國重要的傳統出口產品，由于我國目前仍屬于發展中國家，技術水平相對落后，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仍將會大量出口該類產品，因此提高這類產品的能源使用效率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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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林化產品出口貿易影響因素分析
（一）貿易引力模型及其擴展
貿易引力模型起源于牛頓力學中的萬有引力定律。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將萬有引力定律引入到國際貿易領域，他們通過研究指出兩國之間的雙邊貿易流量規模與兩國各自的經濟總量成正比，與兩國之間的距離成反比，這就是貿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之后許多學者對貿易引力模型進行了擴展，引入一些影響雙邊貿易流量與流向的其它因素，如Linnemann（1966）引入人口數量和貿易政策變量，Bergstrand（1985）用人均收入代替了人口數量，并引入匯率和是否同屬一個經濟組織等變量，AndersonandWincoop（2003）引入是否擁有共同邊界變量，AndersonandMarcouiller（2002）引入一系列經濟制度變量（如交易成本等），DeGroot等人（2004）引入政治穩定性、管制質量和腐敗程度等制度變量。近幾年，文化差異也被作為影響雙邊貿易流量的因素引入到貿易引力模型中（Felbermayr，2010）。隨著貿易引力模型的發展與應用，國內外不少學者運用該模型來預測某些國家之間的貿易潛力（Sohn，2005；Batra，2006；張英，2012）、檢驗某些國家的貿易格局（EvenettandKeller，2002）、分析影響某類產品對外貿易的因素（戴明輝，2010；張鳳娟，2013）、估計兩國雙邊貿易中可能存在的本地市場效應（劉磊，2013）等。這些研究為我國林化產品出口貿易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借鑒，因此，本文擬建立中國林化產品出口貿易引力模型對林化產品出口的主要影響因素、影響程度及出口潛力進行實證分析。根據中國林化產品出口貿易的特點和出口實際，綜合考慮本國供給、進口國需求、貿易成本等因素，在貿易引力模型基本形式的基礎上引入以下變量。
1．森林資源差異。
林化產品是以森林資源為基礎，通過化學加工生產的產品。森林資源與林化產品之間有著直接聯系，不同林化產品需要不同森林資源來支撐。因此本文構建貿易引力模型時，引入貿易雙方之間的森林資源差異這一變量。由于很難區分林化產品具體來源于那種森林資源，以及考慮到森林資源數據的可獲取性，這里沒有考慮生產不同林化產品的森林資源差異，而是用貿易雙方之間的人均占有森林總面積差額的絕對值（DFAij）來反映他們之間的森林資源差異。計算方法為：DFAij＝｜FAiPi－FAjPj｜，其中FAi與FAj分別表示i國與j國的森林總面積，Pi與Pj分別表示i國與j國的總人口數，這樣，FA／P就反映了各國森林資源的豐裕程度。
2．人均收入水平差異。
根據瑞典經濟學家Linder提出的需求相似理論，國際貿易是國內貿易的延伸，產品的出口結構、流向和貿易量的大小取決于兩國需求偏好的相似程度，而某個國家的需求偏好又取決于該國的人均收入水平，兩國之間的人均收入水平差異越小，需求偏好就越相似，兩國之間貿易的可能性就越大（李國疆，2005）。因此，這里引入貿易雙方之間的人均收入水平差異變量來反映他們之間的林化產品貿易需求偏好的相似程度。人均收入水平差異（DPCIij）用兩國之間人均國民總收入的差額的絕對值來反映，計算方法為：DPCIij＝｜PGNIi－PGNIj｜，其中PGNIi與PGNIj分別表示i國與j國的人均國民總收入。
3．人民幣對出口國貨幣匯率。
匯率是一個國家進行國際經濟活動時最重要的綜合性價格指標，它的變動對一國對外貿易的平衡與國內經濟活動的波動都具有深刻的影響，因此，許多國家通過調整匯率達到調節貿易收支的作用（施偉，2008）。匯率升值會使出口商品的價格上漲，導致出口貿易的減少，匯率的貶值則能夠提高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所以，這里引入人民幣對出口國貨幣匯率這一變量，來觀測匯率的變化是否會對中國林化產品出口貿易有所影響。
4．其它變量。
除了以上影響林化產品出口貿易的因素外，這里也考慮了多數研究者考慮的出口國人口數、出口對象國人口數、是否擁有共同邊界、是否屬于同一貿易組織等變量。一般而言，出口國人口越多，國內市場需求規模越大，出口貿易量就越少，出口對象國人口越多，國際市場需求規模越大，進口貿易量就越多。當貿易雙方擁有共同邊界時，貿易成本將會下降，貿易量因而會增加，這里擁有共同邊界指的是與中國陸地上接壤和海上相鄰的國家。當貿易雙方屬于同一貿易組織時，由于優惠性貿易的安排，會使雙方間的貿易量增加，考慮到中國林化產品出口對象國中APEC成員占大部分，所以這里引入是否屬于APEC成員這一虛擬變量。引入以上變量后，適當擴展的貿易引力模型為：LnTij＝c＋α1Ln（GDPi×GDPj）＋α2Ln（POPi×POPj）＋α3LnDij＋α4LnDFAij＋α5LnDPCIij＋α6LnEij＋α7BORDER＋α8APEC其中，Tij表示某年中國對出口對象國j國的林化產品出口貿易額，其它各解釋變量的含義及對被解釋變量的理論預期符號見表3。
（二）樣本確定與數據說明
本文采用2002～2011年中國對其主要林化產品出口貿易國的面板數據來進行多元回歸分析。這樣可以避免橫截面數據的偶然性。回歸方程中的變量，除了虛擬變量，都做了對數化處理，這樣有利于消除異方差，同時方便解釋說明。具體選擇的是2012年中國林化產品出口貿易額排名前30位的日本、比利時等國家（地區）。2012年中國對這30個國家（地區）的林化產品整體出口額約為565．95百萬美元，占出口世界總額的91．04％，因此，這些國家（地區）的選取能夠反映中國林化產品的主要出口貿易狀況。林化產品出口貿易流量數據來源于聯合國COMTRADE數據庫。各國GDP、總人口數、人均GNI、匯率數據均來自于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中國與各貿易國之間的距離數據來源于http：／／www．timeanddate．com，這里計算的是北京到各貿易國家首都之間的理論空中距離。關于各個貿易國家的森林總面積數據，由于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的全球森林資源評估周期為5年，只有逢尾數為5和0年份的國家森林總面積數據，所以樣本期內其它年份的數據只能通過森林面積年度變化率來間接計算。
（三）貿易引力模型回歸結果
首先利用整理后的面板數據建立個體隨機效應模型，然后對該模型進行Hausman檢驗，檢驗結果顯示拒絕個體隨機效應模型。又考慮到本文選取的解釋變量個數相對較多，而面板數據中時間序列個數相對較少，橫截面數據相對較多，不適合建立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因而這里選擇混合模型進行估計。由于面板數據具有兩個維度的特性，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進行估計時，容易產生異方差和序列相關等問題，而且文中橫截面個數大于時間序列的個數，所以本文使用PanelEGLS方法，先后對擴展后的貿易引力模型做截面加權回歸（Cross－SectionWeights）、時期加權回歸（PeriodWeights）和時期似不相關回歸（PeriodSUR），這些估計方法的應用可以有效的處理復雜的面板誤差結構，回歸估計結果見表4。從回歸估計結果可以看出，在三種方法的模型回歸估計中，所有變量系數符號都與預期符號一致，大部分變量的系數估計通過5％顯著性水平下的T檢驗，整體方程也通過1％顯著性水平下的F檢驗，調整可決系數（分別為0．859672、0．582569、0．561207）較為理想，這說明構建的貿易引力擴展模型可以用來解釋中國林化產品出口貿易。但是，進一步觀察DW值可以發現，模型一與模型二的DW值較小，分別為0．49、0．22。根據經驗，DW值接近于0時，模型存在自相關。由此，前兩種模型存在嚴重的序列自相關，可能會導致模型存在謬誤回歸。所以，這里選擇模型三，但是模型三中的變量Ln（DPCIij）和APEC沒有通過10％顯著性水平下的T檢驗，因此剔除這些變量后對模型進行重新回歸，即模型四。最后，確定模型四中的方程為表達中國林化產品整體出口貿易的引力模型。
（四）基于回歸結果的林化產品出口貿易影響因素分析
貿易引力模型回歸結果表明中國林化產品整體出口貿易額與兩國經濟總量的乘積成正相關，與兩國人口數量的乘積成負相關，與兩國之間的距離成負相關，與兩國森林資源的差異成正相關，與人民幣對出口國貨幣匯率成負相關，與兩國是否擁有共同邊界成正相關。具體分析如下：
1．反映出口國供給效應的因素。
兩國森林資源差異的彈性系數是0．1517，表明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中國與出口對象國森林資源的差異每增加1％，中國對出口對象國j的林化產品出口貿易額將增加0．1517％。說明兩國森林資源差異是影響中國林化產品出口貿易的重要因素。林化產品是以森林資源為原料來進行生產的，沒有足夠的資源，就不能保障林化產品的供給，進而影響出口貿易。因此，針對不同林化原料林資源，優化其結構、提高其質量，能夠增強林化原料林資源的林化產品供給能力，將會推動中國林化產品出口貿易的發展。
2．反映出口對象國需求效應的因素。
（1）經濟規模的彈性系數是0．6110，表明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出口國i或出口對象國j的GDP每增加1％，中國對出口對象國j的林化產品出口貿易額將增加0．6110％。在世界經濟穩定發展的背景下，以松香、活性炭等為原料的深加工產品具有強勁的市場需求前景，為中國松香、活性炭等林化產品出口貿易提供了廣闊的需求空間。（2）人口數量的彈性系數是－0．1757，表明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出口國i或出口對象國j的人口數量每增加1％，中國對出口對象國j的林化產品出口貿易額將減少0．1757％。這一結果的合理解釋是人口越多，國內市場規模越大，對國際市場的依賴越小，從而雙邊貿易流量也越小。（3）人均收入水平差異這一變量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這一因素對中國林化產品出口貿易的影響較小。主要是由于影響兩國之間林化產品貿易需求的因素多而復雜，人均收入差異難以很好的反映兩國之間林化產品貿易需求的偏好。
3．反映兩國貿易成本和制度安排的因素。
（1）兩國之間距離的彈性系數是－0．8770，表明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中國與出口對象國之間的距離每增加1％，中國對出口對象國j的林化產品出口貿易額將減少0．8770％。由此看來，因為距離所帶來的運輸成本、通訊成本等因素對中國林化產品出口貿易起阻礙作用。（2）人民幣對出口國貨幣匯率的彈性系數是－0．0626，表明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民幣對出口國貨幣匯率每升值1％，中國對出口對象國j的林化產品出口貿易額將減少0．0626％。人民幣對出口國貨幣匯率的升值，將導致林化產品出口企業利潤的下降，從而消弱了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3）兩國是否擁有共同邊界的彈性系數是0．3315，表明擁有共同邊界對中國林化產品出口貿易產生正面的影響。擁有共同邊界的國家與中國距離較近，因而貿易成本較低，另外，擁有共同邊界的國家一般在語言、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對林化產品出口也有促進的作用。這也解釋了中國林化產品出口市場一部分集中在周邊國家，如2012年中國對周邊的日本、韓國、印度等國家的林化產品出口貿易額占出口世界總貿易額的43．33％。（4）兩國是否同屬于APEC組織這一變量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這一因素對中國林化產品出口貿易的影響較小。主要是由于目前中國已經與多數有貿易往來的國家簽訂了雙邊貿易協定，因而APEC組織的影響作用較小。四、中國林化產品出口貿易潛力測算貿易引力模型的回歸結果還可以用來測算中國與出口貿易國之間的出口貿易潛力。其原理是運用貿易引力模型模擬出的理論出口貿易額與實際出口貿易額進行比較，如果模擬貿易額超過了實際貿易額，說明“貿易不足”，如果模擬貿易額低于實際貿易額，說明“貿易過度”，把實際貿易額與模擬貿易額的比值稱之為出口貿易潛力系數。劉青峰和姜書竹（2002）根據出口貿易潛力系數將貿易伙伴國分為三類，比值大于或等于1．2屬于“潛力再造型”，比值在0．8到1．2之間屬于“潛力開拓型”，比值小于或等于0．8屬于“潛力巨大型”。根據上面估計出的貿易引力模型，推導出測算理論出口貿易額的方程：Tij＝e9．0790＋0．3315BORDER×（GDPi×GDPj）0．6110×（POPi×POPj）－0．1757×Dij－0．8770×DFAij0．1517×Eij－0．06262011年中國與樣本國家林化產品出口貿易潛力的測算結果見表5。從測算結果來看，屬于“潛力再造型”的國家有比利時、印度等13個國家，中國對這些國家的林化產品出口貿易潛力已經用完，對這些國家進行林化產品出口貿易的主要思路是在保持現有積極出口貿易因素的同時，爭取發展培育其它的新的促進出口貿易發展的因素。屬于“潛力開拓型”的國家有韓國、澳大利亞等4個國家。中國對這些國家的林化產品出口貿易已初具規模，但還有擴大的空間，應該充分利用現有的條件進一步促進對這些國家的林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屬于“潛力巨大型”的國家有德國、新加坡等13個國家。中國對這些國家的林化產品出口貿易尚處于發展階段，發展空間很大，應該充分發揮對這些國家林化產品出口貿易的潛力。通過加強貿易談判和重視開發新興貿易市場，以增加對這些國家的林化產品出口貿易。
三、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基于2002到2011年中國林化產品出口貿易的面板數據，建立貿易引力擴展模型，對林化產品出口貿易的影響因素及發展潛力進行分析。研究結果表明：1．中國與出口對象國的經濟規模、森林資源的差異、共同邊界等變量對中國林化產品出口貿易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中國與出口對象國的人口數量、兩國之間的距離、人民幣對出口國貨幣的匯率等變量對中國林化產品出口貿易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而人均收入差異、是否同屬于APEC組織這兩個變量對中國林化產品出口貿易的影響不顯著。從回歸系數來看，兩國之間距離、兩國的經濟規模、共同邊界等變量對林化產品出口貿易的影響作用相對較大，而森林資源差異、人民幣對出口國貨幣匯率等變量的影響作用相對較小。2．中國對德國、新加坡、俄羅斯等13個國家的林化產品出口貿易仍然具有巨大的出口潛力，應重視這類出口市場，進一步發揮對這些國家林化產品出口貿易的潛力。而對比利時、印度、日本等傳統市場，其出口貿易已趨于穩定，應在保持出口貿易穩定發展的同時，爭取培育新的促進出口貿易發展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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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綠色關稅制度
發達國家對一些污染環境和影響生態，可能對環境造成威脅及破壞的產品征收進口附加稅，或者限制和禁止商品進口，甚至對其實行貿易制裁。但是，在標準的實行上常常內外有別，明顯帶有歧視性，可以說是以綠色之名行貿易保護之實。
2.綠色技術標準制度
通過立法手段，制定嚴格的強制性技術標準，限制國外商品進口。發達國家憑借自己的經濟技術優勢和壟斷地位，不考慮或很少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對進口產品不分國別一律采取非常嚴格的技術標準，事實上導致發展中國家產品被排斥在發達國家市場之外。
3.綠色環境標志制度
綠色環境標志又稱綠色標簽或環境標簽，是環保產品的證明性商標。發展中國家產品為進入發達國家市場，必須提出申請，經批準取得綠色環境標志。目前已有40多個國家和地區推行綠色環境標志制度，并趨向于協調一致，相互承認，對發展中國家產品進入發達國家市場形成了巨大障礙。
4.綠色包裝制度
發達國家制定的較高且比較完善的包裝材料標準，包括廢棄物的回收、復用和再生等制度，是為了防止包裝材料及其形成的包裝廢棄物給環境造成危害，結構不合理的包裝容器可能損害使用者的健康而采取的環境保護措施。但某些過于嚴格的綠色包裝措施，則可能事實上妨礙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引發貿易爭端。
5.綠色補貼制度
發達國家認為，如果一個國家內部采用比較寬松的環境標準，這些國家的產品就不必支付高昂的環境成本，與本國產品競爭時就具有明顯的成本優勢。其實質是政府在對企業及其產品提供消極的環境補貼，所以進口國基于環境保護和本國的利益而有權征收反補貼稅。
6.綠色衛生檢疫制度
綠色衛生檢疫制度是指國家有關部門為了確保人類及動植物免受污染物、毒素、微生物、添加劑等的影響，對產品實施全面的嚴格檢查，防止超標產品進入國內市場。綠色衛生檢疫制度影響最大的產品是藥品和食品，為保障食品安全，許多國家采取了嚴格的檢疫制度，有些國家通過立法建立了近似苛刻的檢疫標準和措施，形成了實質上的貿易保護。
二、綠色貿易壁壘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由于世界經濟的不平衡，發達國家對環保的標準和認識往往超過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運用綠色保護來實施其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限制和歧視行為，使發展中國家的產品被排斥在世界市場之外。我國處在發展階段，綠色保護對我國產品出口已經產生很大的影響。主要有：(1)縮小出口產品市場范圍；(2)增加出口產品成本；(3)引發出口貿易摩擦；(4)高污染產業的轉移。
三、應對發達國家綠色貿易壁壘的對策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西方國家以環境保護為幌子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因其發展較早在環境方面的標準和措施遠遠超越了發展中國家。所謂的綠色壁壘對我國形成了歧視性，并嚴重限制了我國的出口貿易。
1.正確認識綠色貿易壁壘
要對綠色貿易壁壘有一個客觀認識。綠色貿易壁壘存在著有利于市場發展和國際貿易一面，也有阻礙國際貿易發展一面。以保護環境為目的而采取的綠色壁壘措施，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了嚴重危害生態環境產品的國際貿易與投資。另一方面也為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產業創造了新的發展空間，使這些產業成為國際貿易和投資新的增長點，從而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
2.加大對綠色產業資金投入
要使我國的環境問題得到有效控制，同時增強我國綠色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使綠色產品和技術走出國門，離不開財政金融部門的扶植。財政部門應給予綠色產業以優惠的鼓勵政策，加大對綠色產業的資金投放。金融部門應在信貸資金上給予大力支持。
3.實施出口貿易可持續發展戰略
可持續發展戰略已經成為我國國家的基本戰略，出口貿易也就必須服從于這個基本戰略，這就要求出口不僅要追求增長的數量，還要追求增長的質量，及其與生態環境保護、勞動條件和整個社會的協調發展。
4.發展環保產業，推行綠色管理
以環保產業作為提升出口產業結構的重點。政府應制定財政、信貸、稅收等方面的優惠政策，支持和鼓勵環保產業的發展，把環保產業培育作為提升出口產業結構的重點和帶動國民經濟發展的新的經濟增長點；應設立綠色銀行和綠色產業基金，為環保產品的開發與出口提供專項貸款和信貸擔保基金。
對我國的出口企業而言，應積極推行綠色管理。綠色管理是指將環境保護的思想觀念融入企業的經營管理之中。這一思想可概括為“5R”原則，即研究(Research)，將環保納入企業的決策要素中，重視研究企業的環境對策；消減(Reduce)，采用新技術、新工藝，減少或消除有害廢棄物的排放；再開發(Reuse)，變傳統產品為環保產品，積極采取環保標志；循環(Recycle)，對廢舊產品進行回收處理，循環利用；保護(Rescue)，積極參與社區內的環境整潔活動，對員工和公眾進行環保宣傳，樹立環保企業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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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TBT通報居前十位的WTO成員中，發展中成員占了5個（表1），而在2004年1—8月的SPS通報中，前12位成員有6個是發展中國家（表2）：
從統計表可以看出，TBT通報前十位中的5個發展中成員共發出TBT通報173件，占前十個成員總通報量的55.5%，另外一些發展中成員也正在積極履行成員的義務，贊比亞、中非共和國、德國和牙買加都在今年第一次提交了TBT通報。SPS通報的前6個發展中成員共發出SPS通報128件，占前12個成員通報總量的25.4%，與去年同期的76件增長了70%。可見，未來WTO/TBT—SPS通報中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比例和數量將會不斷上升。
（2）TBT通報中居前三位的產品類別與湖南省主要出口產品類別基本吻合。
TBT協議所覆蓋的產品范圍極為廣泛，包括所有的工業產品和農業產品，現對2004年的TBT通報進行初步歸類，如表3：
2004年WTO成員共發出TBT通報727件，其中食品類通報107件，居通報之首，占全部TBT通報的14.7%；其次就是輕工（77件）和機電（76件），分別占全部TBT通報的10.6%和10.5%。湖南省2004年的出口產品中，農產品、紡織品服裝（主要包括紡織紗線、織物及制品和服裝及衣著附件）和機電產品的出口額分別為2.3億美元、4.11億美元和6.06億美元，占湖南省出口總額的7.4%、13.3%和19.6%，是湖南省主要出口產品。據統計，在湖南省出口產品因技術性壁壘而遭受的損失中，這三類產品最為嚴重，這與通報中居前三位的產品類別基本吻合。
（3）農藥殘限量成為食品安全與農產品貿易的重點競爭領域。
農藥殘限量問題已經成為發達國家越來越關注的問題，對湖南省出口貿易的影響也將越來越大。
2技術性貿易壁壘對湖南省出口貿易的影響
2.1提高了湖南省產品出口的成本
技術性貿易壁壘對湖南省出口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提高了產品的出口成本。主要表現在：一是技術、環境保護、安全的投入都直接增加了湖南省出口產品的成本；二是企業需要獲取相關認證的費用使產品的出口成本增加；三是缺乏先進的檢驗設備，進口國高昂的檢驗費用也相應增加了產品的出口成本。
2.2降低了湖南省出口產品的競爭力
技術性壁壘往往會通過影響出口商品的成本，進而形成對商品價格的控制作用，通過商品價格的變化降低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如圖1所示：
圖1技術性壁壘對出口產品的價格控制
假定存在規模經濟，則單位成本曲線AC如圖所示，若在未設置技術性壁壘的情況下，該商品的出口量為Q，價格為P，單位產品的利潤為MN。當設置技術性壁壘后，出口企業勢必要調整生產過程或付出額外費用使其產品符合進口國的要求，從而使單位成本曲線上移至AC，此時若產量仍為Q，則銷售價格至少需要提高到P才不至于虧損。而價格的提高，無疑降低了該出口商品相對于進口國同類商品的競爭力。湖南省的出口產品大部分以資源密集型為主，其競爭的主要優勢就在于成本、價格較低，提高價格則恰好失去其最大優勢，嚴重降低了產品的競爭力。
2.3嚴重影響了湖南省出口貿易額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湖南省出口貿易整體上呈上升趨勢，但增長速度緩慢，低于我國平均增長速度，且出口總額在我國出口貿易中的比重持續下降，見表4。
由表4分析可知，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1994—1999）湖南省出口貿易增長很不穩定，起伏較大，甚至一度出現負增長，到2000年開始才有所好轉，但仍低于全國增長速度，與1994年相比，2003年我國出口總額增長了262.1%，但同期湖南省出口額的增幅只有49.8%。我省出口額在全國出口貿易中的比重持續下降，1994年占我國出口額的1.18%，到2003年下降為0.49%，下降了6.9個百分點。這主要是因為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技術性貿易壁壘逐漸成為發達國家貿易保護的主要措施，湖南省企業技術水平不高，對國外層出不窮的各項技術標準疲于應付，從而使湖南省出口產品的資源優勢喪失，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普遍偏低的資源密集型產品逐漸失去其在發達國家的市場，導致出口貿易損失慘重。
2.4引起了湖南省出口市場的變化
美國、日本、歐盟一直是湖南省最大的三個貿易伙伴，每年對這三大經濟實體的出口是湖南省出口貿易發展的關鍵。然而近幾年來，在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影響下，湖南省對美，日，歐盟（其中7國）的出口貿易額比重卻有所變化（表5）：
整體來講，對美、日、歐盟的出口額雖有所增加，但相對比重都有所下降。1999年對美國出口比重為14.92%，到2003年下降為13.80%，下降了1.12個百分點；同期對歐盟的出口額比重下降了2.92個百分點，下降幅度最大；相比1999年，2003年對日本的出口額比重雖略有上升，但前幾年一直不太穩定，且呈下降趨勢。這與發達國家近幾年來不斷完善其技術壁壘體系，對湖南省出口產品設置重重障礙是分不開的，特別是中國加入WTO后，這種影響更加明顯。而對亞洲、非洲等主要發展中地區的出口額比重迅速增加，2003年對亞洲的出口額比重為53.22%，同比上年增長23.74%；對非洲的出口額比重為5.01%，同比上年增長42.79%，是湖南省出口貿易增長最快的兩個市場。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發展中地區的技術相對比較落后，特別是在農獸殘限量、食品添加劑等領域的措施還處于起步階段，從而使我省的出口優勢得到充分體現。種種跡象表明，湖南省的出口市場在技術性壁壘的影響下開始向多元化方向發展。
2.5改變了湖南省出口產品的結構
湖南省的出口優勢主要體現在農業大省的出口資源上，初級產品的出口占有相當大的優勢。隨著技術性壁壘的發展，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偏低成為了湖南省出口產品遭遇國外技術性壁壘的主要原因，初級產品的出口比重迅速下降（表6）。
1988年湖南省出口貿易中初級產品2.32億美元，占湖南省出口的36.36%，2003年初級產品出口2.18億美元，僅占湖全省出口的10.16%，下降了26.2%。這說明在技術性壁壘的影響下，湖南省出口產品的資源優勢逐漸喪失，出口貿易開始向高附加值的產品結構方向發展，一定程度上優化了我省的產品結構。這從另一方面說明了技術性壁壘在阻礙湖南聲出口貿易發展的同時，對我省出口產品結構與方向的調整也起到了積極的促進與推動作用。
3湖南省出口貿易突破技術性壁壘的對策分析
3.1建立湖南省出口貿易技術性壁壘預警機制
從技術性壁壘的發展趨勢可以看出，隨著各國貿易保護主義的不斷加強，技術性壁壘對湖南省出口貿易的影響將會更加廣泛、全面，對出口產品的要求也將越來越苛刻，因此，要及時了解WTO各成員國采取的技術性貿易壁壘細節，針對性地研究湖南省各主要出口市場的技術性壁壘體系，及時收集、整理跟蹤國外的技術性壁壘狀況，研究其特征及未來的發展趨勢，結合湖南省出口貿易的特點，建立每種出口產品的技術性壁壘預警機制。湖南省的出口優勢主要體現在農產品和紡織品等方面，而這又恰好是國外技術性壁壘最嚴格，技術標準最多的幾個行業，隨著農獸殘限量、食品安全等方面的不斷被關注，以及紡織品行業“后配額時代”的來臨，農產品，紡織品等領域的貿易戰爭將會日趨激烈。因此，及早建立湖南省相關產品的預警系統，提早對未來的貿易發展趨勢進行預測，將是應對技術性貿易壁壘最有效的方法。
3.2開展技術創新，調整出口產品結構，提高湖南省出口產品的競爭力
湖南省是典型的農業大省，其出口的產品大多為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普遍偏低，在技術不斷進步的情況下，湖南省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不斷下降。要突破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影響，提高湖南省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關鍵是將高新技術與我省的資源優勢相結合。一方面，對原有產品企業進行技術投入，提高企業的密集度，優化產品結構，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另一方面，加強科技公關，增加科研投入，除利用高新技術生產高附加值產品外，還同時研究相應的配套技術，改進出口產品的加工工藝和包裝，搞好管理，以提高產品的整體質量。所以，堅持科技開發以市場為向導，不斷調整湖南省產品的出口結構，加快對傳統產品的技術改造，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是湖南省突破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根本途徑。
3.3實施多元化戰略，大力開拓新興市場
篇（10）
西方經濟學家和一些國際組織，把近幾十年來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發展中國家采取的對外貿易總體戰略大體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進口替代型戰略。最早實施這種戰略的是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國家。該戰略主要是高筑貿易壁壘，限制進口，通過建立和發展本國的民族工業替代工業制品的進口，減少對國外經濟的依賴，保護和扶植民族的幼稚工業。為了解決本國工業發展進口機械設備所需外匯，也出口一定數量的資源型產品和初級產品。
二是出口導向型戰略。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實施的是這種戰略。該戰略與進口替代型正好相反，主張大力發展外向型的加工業，擴大工業制成品的出口，促進整體經濟的發展和工業化。這些國家把國際市場作為本國經濟的活動中心，把制成品出口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核心，其主要措施是鼓勵出口貿易的同時，也大量引進外資、技術、進口原料，以彌補內資金和原材料的嚴重不足。
三是混合型戰略。該戰略是上述兩種戰略的結合，把進口貿易與出口貿易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既不過分限制進口，也不過分鼓勵出口。印度在20世紀70年代一度采取過這種戰略。
以上三種戰略的共同地方是都包含有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區別在于側重點不同：進口替代型把保護、限制進口作為戰略重點，出口導向型把鼓勵出口作為戰略核心，混合型二者兼顧，視為同等重要。
我國過去幾十年實行的究竟是何種對外貿易戰略，從來沒有過統一的認識和非常明確的定位。改革開放前談不上貿易戰略這個概念，當時按實際做法是在過分強調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導下，基本上采取了閉關鎖國及幾乎封閉式的進口替代型。至于市場的選擇，更是反復多變、忽而是“東方”，忽而是“西方”，忽而又四面撒網。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與國際間的經貿聯系日益加強，對外貿易不斷擴大，但外貿戰略仍然搖擺不定。大體而言，20世紀90年代以前基本上實行的是類似進口替代型與出口導向型相結合的混合戰略；1994年以后，由外經貿部提出了以進出口貿易為基礎，商品、資金、勞務合作與交流的相互滲透和相互協調發展的“大經貿”戰略。這實際是一種內容復雜、實施困難、含糊不清的戰略。加入WTO以后，我國的對外貿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但究竟應該實行什么樣的總體戰略。最后在爭論無果的情況下，又提出要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選擇可持續發展，“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比較自由的，配以適當保護的綜合戰略”和有管理的可調節的自由貿易政策。這更是一種沒有具體戰略的戰略。
2外貿總體戰略中出口貿易的戰略地位
盡管我國的對外貿易，在過去甚至今后的戰略選擇問題，總是沒有形成過完全統一的認識，但有一點是大家都無可爭辯的，這就是出口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戰略中始終處于主導的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僅是我國對外貿易的關鍵所在，更關系到我國對外開放的前途問題。實踐證明，正是這些年我國堅持了以出口貿易為先導，才以此帶動了進口貿易，推動了對外開放，促進了國民經濟增長，主要表現在：
（1）從外貿依存度方面，出口依存度始終高于進口依存度。從1990～2005年的16年間，出口貿易依存度有15個年份高于進口依存度，16年中出口依存度平均為20%以上，最高年超過30%，也就是說我國每年GDP的20％以上來自出口貿易。
（2）從外貿貢獻度方面，出口貿易是國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出口的增長，必然會帶動國民收入的增長。根據林毅夫等學者的測算，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外貿出口每增10.0％，基本上能拉動GDP增長1.0％。而進口貿易，由于20世紀90年代后我國國內市場一直處于供給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況，對經濟增長不僅沒有貢獻，而且體現為漏損，二者呈負相關，進口每增長10.0％GDP增長為負0.56％。由此可知，我國目前的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四位，出口貿易的大幅增長功不可沒。出口貿易已成為與投資，消費一起拉動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尤其在目前內需不足的情況下，出口這駕馬車顯得更有活力。出口的增長還會刺激消費增加和投資擴大，對后兩駕馬車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3）出口貿易是我國換取外匯的重要來源。從1978～2005年我國年出口貿易額由97.5億美元增長到7620億美元，增長了78倍；1991～2005年的15年間，除1993年貿易呈逆差外，有14年都是出口額大于進口額，其中2005年順差超千億美元。多年的貿易順差為我國換取了大量的外匯，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出口的迅速增長，同時也帶動了進口的增長。進口額由1978年的108.8億美元增長到2004年的6601.2億美元，增長了約61倍。
出口貿易能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戰略重點，并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出如此重要的作用，是與我國的基本國情及實行對外開放的經濟發展戰略密切相關的。這是因為：首先，出口貿易是我國對外開放的需要。實行對外開放，就要大力發展外經貿事業，就要大規模地引進技術設備、利用外資、開展對外工程承包、勞務合作以及多邊、雙邊經濟合作等，所有這一些都需要出口貿易換取的外匯提供資金保證。其次是我國產業結構，乃至整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需要。一方面因為發展出口貿易必須積極發展國際市場需求的產品，這對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調整與優化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出口貿易也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所需資金創造條件。第三，我國具有發展出口貿易的比較優勢。如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成本優勢，稀有金屬、煤炭等的礦產資源優勢，機電等制成品的工業基礎、生產規模和成熟的國際市場優勢，新開發生產的高科技產品優勢等都比較明顯。
3出口貿易的商品結構的戰略選擇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口貿易的物質商品結構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發生了兩個明顯的轉變：一是由以初級產品為主向以工業制成品為主的轉變，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出口商品是以食品、土特產品、礦物燃料產品等為主，工業制成品不占主要地位。到80年代后期，特別是90年代以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2005年初級產品的出口僅占全部出口產品的7.9％，工業制成品已占到92.1％。二是工業制成品中由粗加工型為主向精加工型為主的轉變。過去我國出口的工業制成品多屬于附加值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近年來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產品逐漸增多。目前我國出口的幾大類產品中，高科技產品僅次于機電、輕紡排在第三位，而且還有明顯上升的趨勢。
但是目前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中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一是總體上講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狀況仍未根本改變。輕紡產品中的絕大部分和機電產品中的相當一部分依然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不僅在國際市場上的銷售價格上不去，而且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和我國國內原材料價格、勞動工資的上升，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優勢也正在減弱。二是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品牌產品較少，市場競爭力不強。貼牌產品雖然市場看好，但我國付出的成本代價太高。
鑒于目前的現狀，對今后如何進一步優化我國的出口產品結構，筆者認為應根據我國傳統的比較優勢和國際市場的發展趨向，堅持走以輕紡類產品為基礎，以機電類產品為重點，以高新科技產品為發展目標的出口戰略，其內容如下：
3.1以輕紡產品為基礎
輕紡產品是我國的傳統出口商品，輕紡產品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我國具有明顯的成本優勢，是我國發展出口貿易的根本所在，特別是紡織服裝、兒童玩具，國內有龐大的生產能力，在國際市場上享有較高的聲譽，出口大國的地位不易被撼動，是我國出口戰略的基礎。但是由于我國輕紡產品一般檔次較低、質量較差、名牌較少，競爭力不強，輕紡產品出口的主要市場國多為歐美發達國家，這些國家的貿易保護措施日趨升溫，對從我國進口的紡織品等歧視性限制逐漸增加，再加上國內成本優勢正在減弱，因此出口形勢依然嚴峻。今后要堅守輕紡產品出口這一根基不被動搖，就必須采取以質取勝、提高質量、提高檔次、創立品牌。
3.2以機電產品為重點
把機電產品作為我國出口貿易戰略的重點，不僅這是我國目前出口的第一大類產品，出口額占全部出口的45%以上，還在于：一是機電產品中的一些產品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大，發展機電產品出口，可以改變長期以來我國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狀況，優化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二是機電產品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生產規模較大，與國民經濟其他許多部門有著廣泛而密切的聯系，加機電產業的發展，也可為其他部門提供更多先進的技術設備，進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三是發達國家由于產業結構調整步伐的加快，國內機電產業出現萎縮，所需機電產品多為進口；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因經濟發展中基礎設施建設規模的迅速擴大，對機電產品，尤其是對成套設備的需求也明顯增加。因此，機電產品的世界市場容量很大，貿易額占世界總貿易額的50%，出口貿易的空間較大。
3.3以高新科技產品為發展目標
自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第三次技術革命而出現的計算機等電子技術、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新的產業，代表著世界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和經濟發展的方向。這些新的高科技產業不僅本身在國際貿易中的份額越來越大，同時還通過新技術的推廣和應用，可以普遍提高其他產業的技術含量，增加其附加值，從而增強同類產品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優勢。因此下大力氣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及其產品的出口，不僅是我國出口貿易追求的戰略目標和新的增長點，更可極大改變我國出口商品的結構。
近年來，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增長迅速，2005年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占總出口額接近30%。雖然與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但今后發展潛力巨大，前景良好。因此大力發展新技術產品出口，培育一批在國際市場上有影響的并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產品，作為我國出口貿易的戰略目標，是符合我國情況和千變萬化的國際市場需求，是保持我國出口貿易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和驅動力。
4出口貿易的市場選擇
我國出口貿易的市場選擇問題，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曾明確提出實行“多元化的市場戰略”，其內容包括：繼續開拓歐（盟）、美、日等發達國家市場，穩定鞏固包括港、澳、臺在內的亞洲市場，加快發展俄羅斯等獨聯體國家市場，積極開發非洲、拉丁美洲市場。但不同時期，多元化市場戰略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今后這一戰略如何實施，筆者認為，鑒于我國加入WTO后國際經貿環境的新變化及國內“十一五”規劃經濟發展目標的要求，應當在堅持創匯增收、出口與進口相互協調相互促進、出口產品適銷對路、發展國家間友好合作關系等原則下，把紛繁復雜的國際市場分為三大不同類型，區別對待。三大類型是：以出口創匯為主要目標的市場，以促進進口、服務于進口貿易為主要目標的市場，以銷售中低檔次產品和發展國家友好關系為主要目標的市場。
（1）歐、美、日等西方發達國家和包括我國港、澳在內的東亞、東南亞市場，當屬于以創匯為主要目標的市場。這些國家和地區市場容量大、消費水平高、需求穩定，我國產品在這里享有一定信譽。因此長期以來這里一直是我國的主要出口市場，年出口額一般要占全國出口總額的85%左右，是我國名副其實的外匯收入的搖錢樹，同時也是我國現代化建設所需先進技術和設備的主要來源地。對于這些地區要在堅決鞏固的基礎上，不遺余力地向縱深發展。
（2）以促進進口，服務進口為主要目標的出口市場。這類市場包括俄羅斯、中亞的哈薩克斯坦、西亞的沙特、科威特、卡塔爾、北非的埃及、利比亞、阿爾及利亞、西非的尼日利亞、拉美的委內瑞拉、巴西等國家和地區。
我國不僅是出口大國，同樣也是進口大國，不僅要進口先進的技術設備，還要進口我國儲備有限但需求量很大的資源性產品，如被稱為我國發展瓶頸的石油、天然氣，以及鐵礦石、化肥、銅礦等，上述地區正是這些資源儲量、生產、出口的重要地，同時又不受發達國家所控制，因而是我國的重要進口基地，鞏固與這些地區的貿易關系對滿足國內經濟發展需要是十分必要的。維持與這些地區的貿易關系，一是要盡量保持貿易平衡，用擴大出口解決進口所需外匯；二是為建立可靠穩定的進口基地，應以提供設備技術、直接投資、勞務輸出等方式與對方建立多種經濟合作關系。總之，把這些地區作為我國出口貿易的市場選擇，不應以換取外匯為目標，而是滿足進口需要。
(3)亞、非、拉其他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起步比較晚，工業制成品比較短缺，人民生活水平相對較低，購買力不高，我國出口的中低檔為主的輕紡類產品，價格低廉，非常適合這些國家的消費需求；我國的機械設備、操作技術要求不高，價格合理，與這些國家的產業結構、生產力水平相配套。因此這些地區理所當然的應是我國，特別是眾多中小企業產品的出口市場。此外，這些國家長期以來與我國保持著友好關系，在許多國際活動中是我國的忠實朋友與合作伙伴，加強與這些國家的貿易關系，進一步開拓出口市場既可落實我國出口市場多元化的戰略，又可以鞏固國家間的友好關系。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國應堅持以出口為主導的戰略方向，在出口貿易中發揮比較優勢，堅持創匯增收，同時通過技術設備引進及自我發展實現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在出口市場多元化的戰略實施上，根據不同的目的，市場的選擇的側重點應有所不同。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我國出口貿易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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