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社會管制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管理形式雷同性強是社會失范的突出癥結之一，也稱作“形式主義”。社會管理失范促生了呆板的檔案管理形式，嚴重降低了檔案的內在價值。現階段，信息互動頻率逐漸增加，單位之間的信息互補性進一步加強，因此，檔案管理方案和管理模式范本就會流行于各個單位之間。會議和文件是管理的主要方式，無論是領導的言論，還是文件的內容都要求具有真實樸質的特點，嚴禁出現“套話”和“管腔”等形式主義的語言模式，然而受社會中形式主義的影響，領導演講和文件中大多出現了缺乏實用性、創造性的觀點，從而導致檔案中出現重復記錄的現象。比如在不同級別的文件中屢次出現“科學發展”、“人本主義精神”和“和諧團隊”等方面的內容，極大地降低了檔案的保存價值。檔案管理方式也是提升檔案價值的關鍵因素之一，然而單位檔案管理模式多是沿用社會上通用的管理模式進行管理，對增強單位競爭力無益，不利于企業的個性化發展。

1．2檔案信息失真，可靠性降低

真實性體現了檔案的基本價值，但由于受各種社會失范形式的影響，檔案管理中出現明顯的信息失真和浮夸現象。比如，在現代社會中，某些單位為了逃避稅收，篡改經濟數據；有些行政領導為了減少自身責任，少報或者隱報管轄內的安全責任事故或者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從而致使檔案記錄缺乏真實性，不利于國家及時做出指導政策。為了局部利益而背離客觀事實的做法較為常見，是形成管理失范現象的根源之一，客觀的社會實踐記錄才是確保檔案生命力的源泉。檔案失真包括兩個方面，即記錄內容失真和管理過程失真，后者是前者的保障。內容失真主要是指檔案記錄沒有真實反映社會實踐過程和實踐情況，以造假和虛構出的文字或者數字記錄活動情形，無實質性的檔案價值。管理過程失真，是為達到某種不正當的目的，而將真實的記錄進行銷毀或者更改，弱化檔案的原有屬性，不能真實地反映不規范的實踐過程。

1．3檔案內容缺失，完整性差

在現實的社會活動中，管理理性程度較弱，嚴重影響了檔案管理內容的完整性。社會失范易導致人們做出一系列的不規范行為，比如，在會議上，某些單位領導為了推脫自身責任，而使用模棱兩可的語言作為處理意見，或者談話時避重就輕，甚至要求相關記錄人員對自己的發言不予記錄。在這種情況下，檔案內容缺失較大，一些重大事項的處理決策和方案沒有得到及時、完整的記錄，或者方式較為含糊，不能為日后提供的參考依據。在社會管理缺失的環境下，各級領導對檔案管理工作的重視程度普遍降低，因此，不利于日后成績的發展。受管理缺失的影響，由于各種背景因素的影響，檔案記錄長期處于一種片面的記錄狀態，若不加以制止，不但降低了檔案價值，而且容易造成檔案管理短板，人們對檔案完整性的追求也會逐漸消退，對社會的長遠發展及其不利。

2提升檔案價值的方法

2．1優化管理內容，改變虛假的記錄習慣

在不同的社會中，檔案始終發揮著重要作用，傳統的檔案是密閉的、獨有的，檔案中的技術和經驗可以成為企業對外競爭的優勢，也容易導致企業陷入孤獨的境況。在現代社會中，隨著信息公開程度逐漸加深，檔案內容日益透明化，單位之間的信息互動越來越多，并在相互借鑒中取得共同進步。如何使公共的檔案管理經驗成為單位特有的競爭性力，必須結合單位實際情況，對檔案管理辦法進行革新。比如，對于單位內外部的技術文件、重大過失的處理方法進行收錄，并進行長期保存，然而，檔案的保存期限并不是越長越好，對于價值較為一般的檔案通過鑒定文獻類型，設定保存期限，同時按照國家相關檔案保存管理條例，定期評定檔案的價值，及時更新和消除“過期”文件。

2．2建立檔案管理體制，靈活創建管理機構

開展檔案工作，必須要有相應的組織機構保障，專門的檔案管理部門也是提高檔案價值的重要途徑。一般情況下，檔案管理組織形式分為以下兩種，即集中式和分散式，檔案管理形式必須與企業的發展情況相對應。目前，管理體制均有了很大的轉變，從單位的發展趨勢來看，一方面，單位內部各部門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朝著團隊化組織方向發展，企業檔案的管理權逐漸公開化，單位領導需要進行統一設定設置專業的管轄部門，強調檔案管理的獨立性。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單位采取單位總部檔案管理和項目管理檔案管理相結合的方式，即單位內部設立自上而下的檔案管理機構體系，任命總部的管理人員為檔案部門主管，各項目的檔案管理員為部門成員，進行綜合管理。

2．3創新檔案管理方法，吸收時代元素

檔案管理方法關系到信息的有效收集量和保存價值的大小，單位應不斷更新檔案管理觀念，及時吸納優秀的管理方法。傳統的檔案管理方法已經成形若干個范式，并在相應的時期促進了單位的發展。但是隨著社會的不斷前進，信息化逐漸成為當今的發展趨勢，又創造出更多的檔案實體形式，為了更好地開展實體檔案和電子檔案工作，人們進行了多次嘗試，但管理效果仍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要向同時做好不同類型的檔案管理工作，管理人員應根據不同的檔案種類，確定相應的檔案管理方法。比如，對于數量較大的、使用頻率高的檔案，使用膠片或者磁盤的形式進行存儲，對于數據原始檔案，通過建立數據庫進行存儲，對于機密性較強的檔案則可利用以上兩種方法進行儲存。

篇（2）

社會實踐是一個艱辛復雜的過程，從最初的籌劃、實施到最后的完成和總結會耗費大量的人力，需要較長的時間。當前有許多大學生參加社會實踐存在盲目性和從眾心理，僅僅憑著一股熱情出發，沒有做好充足的思想和心理準備，不但達不到預期的效果，反而有可能會半途而廢，一無所獲。除此之外，我國當前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各種思想齊頭并進卻又良莠不齊，如果大學生在參與實踐的過程中沒有科學正確的理想信念做指導，在實踐中就很容易受到拜金主義、功利主義、個人主義的影響，這樣一來社會實踐不僅會失去意義，更不利于大學生樹立健康向上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高校教育的職責是要將當代大學生培養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后繼力量，要想真正實現這一目標，就要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和主旨貫穿融入到社會實踐中，使之成為我們開展社會實踐活動的指導思想。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社會實踐緊密結合，不僅能讓大學生在社會實踐中具有堅定的理想信念，真正在實踐中受教育、長才干、做貢獻，而且能夠對大學生的思想觀念、道德情操的形成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實現大學生自覺主動地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倡導的價值理念作為指導自身行為準則的教育效果。

2、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實踐的實施環節

社會實踐活動是培育和踐行核心價值觀的外化途徑，也是價值認知、認同的根本途徑，對大學生內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基礎性作用⑤。因此，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融入社會實踐的實施環節是大學生內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途徑和關鍵步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帶動、宣傳作用。十報告通過“三個倡導”分別從國家、社會、個人三個層面凝練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崇尚的基本價值取向。我們所主張的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實踐的實施環節，就是將十報告中的“三個倡導”與大學生的社會實踐活動緊密結合起來，以“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為奮斗目標；以“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為思想基礎；以“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為自身行為準則。充分發揮社會實踐中實施環節的重要作用，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具有更強的實踐性，更易于被當代大學生理解、接受并內化成為自身的價值信念，更好的服務于社會、服務于人民。

3、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實踐的總結環節

我們在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融入社會實踐的實施環節的同時，不應忽視實踐的總結環節，只有通過對社會實踐活動的成果進行總結、提煉，才能更好的發揮社會實踐的效果。首先，在社會實踐的總結中，大學生應該認真總結在參與社會實踐活動的過程中的所思所想，充分認識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正確性、科學性和指導性。通過這一思想總結的過程，大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知將由淺層的、表面的、感性的認識上升為深刻的、內部的、理性的認識，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化到自身的理想信念中，并通過行為活動實現這一價值觀念的外化。與此同時，我們還可以從社會實踐的總結環節入手，通過總結，發現實踐活動開展過程中的不足和亟待改進的方面，努力實現社會實踐的優化。

二、社會實踐在大學生中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開展形式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是當代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內容，具有極強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因此對這一價值觀的教育不能僅僅停留在理論認知及思想認同的層面，更重要的是將其與社會實踐緊密結合起來，通過參與社會實踐活動，領悟在實踐中所學到的理論知識，從而實現知與行的有效轉化和對接，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1、大學生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

大學生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是充分發揮和調動大學生積極性，將大學生所學知識和技能與廣大農村現實相結合的社會實踐活動，為高校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路徑，有利于大學生在基層社會實踐中了解基層，接受教育，增長才干。由于農業生產勞動的方式以及農村思想政治工作隊伍的特殊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宣傳普及在廣大農村地區顯得較為薄弱。結合這一實際情況，大學生在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開展的過程中，能夠通過自身的感悟和創造，將已經內化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思想內涵用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化形式展現出來，更加有效地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基層的宣講和傳播。與此同時，在整個實踐的過程中，大學生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會產生更深刻的理解和深入的思考，有利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化與踐行。因此高校應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大學生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相結合，使大學生真正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宣講者與踐行者，同時也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基層的傳播與發展搭建了良好平臺。

2、大學生志愿服務活動

大學生志愿服務活動是大學生出于自愿，基于關愛他人，服務社會的道義，從事公益事業的社會實踐活動。大學生志愿服務活動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價值理念、目標導向方面都具有內在一致性。首先，大學生志愿服務活動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所倡導的價值理念具有一致性。大學生志愿服務活動的宗旨是“奉獻、友愛、互助、進步”，強調的是個人對于他人、社會的貢獻價值，宣揚為集體利益、志愿貢獻的價值理念；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三個倡導”也從國家、社會、公民三個層面出發，倡導廣大公民積極投身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國家、社會的進步發展擔負起應盡的公民義務。此外，大學生參與志愿服務活動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目標導向也具有一致性。大學生參加志愿活動就是要在奉獻和服務中形成正確的認知，樹立理性的人生目標和價值取向；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目的則是加強主流意識形態教育，通過價值觀教育，培養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的堅定理想信念，使大學生成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與接班人。因此，高校應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大學生志愿服務活動相結合，鼓勵大學生積極投入到志愿服務活動中，在服務社會中宣傳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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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政府工作人員的貪欲和對公共權力的濫用，在創新社會管理上不可避免地形成諸多不應有的人為阻力。檢察院可以采取以下三項措施來清除障礙:一是不斷加大查辦職務犯罪工作力度，將阻礙社會管理創新的腐敗分子繩之以法，以清除隱匿于社會管理機體中的毒瘤。2011年以來某縣檢察院共立查各類職務犯罪案件56案81人，有效地遏制了職務犯罪的發生，為該縣營造了一個清廉高效的發展環境。二是以執法辦案中發現的問題為切入點，積極發揮檢察建議在參與社會管理中的作用。2011年以來發出檢察建議48件，對在履職中發現的一些部門管理漏洞認真分析，形成針對性、操作性強的檢察建議，納入有關部門的管理。三是對政府重大工程、重點項目、政府采購招投標等活動進行現場監督及跟蹤巡訪，從機制、制度、管理和監督等方面及時提出意見建議，并督促其整改落實。

2．防范處置因司法不公引發的突出社會矛盾

公平正義的失衡和司法人員道德的失范極易引起公眾的不滿，特別是在通信、網絡技術發達的當今社會，因有關部門執法不公、不嚴而引起的事件更易受到人們關注和炒作，進而演變成。法律監督是憲法賦予檢察機關的神圣職責，是化解社會矛盾的重要手段，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期盼和需求。只有不斷加大工作力度，才能杜絕因司法不公而引發的新的社會矛盾，整個社會的發展環境才能得到凈化。

3．營造促進社會管理有序運行的良好治安環境

首先，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創造良好法治環境。2011年以來，某縣檢察院共批準和決定逮捕各類刑事犯罪案件177案252人，提起公訴354案470人，批捕、準確率均達100%;次之，認真落實檢察環節各項綜合治理措施，積極配合有關部門，重點抓好違法犯罪多發人群、網吧等重點人群、行業的管理，進一步健全社會治安防控網絡。第三，積極開展法律宣傳。通過贈送法制宣傳資料、舉辦法制講座、開展法律服務等多種形式進行普法宣傳，不斷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識，增強依法辦事的自覺性，從而達到預防和減少犯罪發生的目的。

4．加強幫教管理感化挽救工作凝聚社會正能量

一是積極協調法院、司法、公安等部門，加強對被依法判處管制、宣告緩刑、暫予監外執行、剝奪政治權利、裁定假釋等并在社會上服刑的罪犯的矯正，積極參加社區矯正工作，對監外執行罪犯進行考察，及時發現糾正存在的問題。2011年以來，某縣檢察院將監外執行罪犯全部納入微機管理，實現了對監外執行罪犯管理的系統化、規范化。二是積極參與青少年群體的教育保護工作，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辦理機制，成立未成年人犯罪專案組，強化案后回訪幫教，跟蹤未成年犯的改造情況及改造效果，以上法制課、成立幫教對子等形式，開展法制宣傳進校園等活動，預防和減少青少年違法犯罪。三是積極配合有關部門落實安置政策，幫助解決刑釋解教人員就業、生活、家庭等方面的困難。

5．開展工作創新為促進社會管理增添動力

一是積極探索“檢調對接”，對當事人有和解意愿、案件具備和解條件的，積極引導、促成當事人和解。同時，與人民調解、司法調解、執行和解、行政調解有效銜接，實現工作合力的最大集結。二是積極參與對網絡虛擬社會的建設管理。安排專人開展日常檢察動態與網絡輿情監測，及時收集涉檢輿情，快速發現網上有害信息，正確引導網上輿論，有效制止各種網上炒作等損害檢察機關形象的公共事件發生。三是完善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相銜接機制，加強信息交流，暢通發現渠道，促進相關部門認真履職。

6．推動社會管理制度機制建設不斷健全完善

結合檢察機關在執法辦案中發現的問題，特別是針對承擔社會事務公共管理職能的政府部門發生的失職瀆職犯罪案件，因社會事務公共管理部門管理問題引發的刑事犯罪案件等，定期提出關于完善社會管理制度的年度綜合報告，促進社會管理工作制度化、規范化。三年來，在縣檢察機關推動下，縣政府及各部門共制訂、完善有關社會管理制度23項、健全機制9項，增強了社會管理的針對性、實效性。

二、檢察機關促進社會管理法治化亟待解決的問題

1．兩法銜接缺乏有效支撐

實現刑事司法與行政執法的有效銜接仍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實踐中，部分行政執法部門中仍存在有案不立、以罰代刑等問題，直接影響社會管理法治化推進，必須從制度層面給予大力支撐，建立刑事司法與行政執法的無逢銜接，加快建設信息共享平臺，積極推進依法行政。

2．職能發揮缺乏統一整合

檢察機關推進社會管理創新，涉及反貪、反瀆、民行、預防、刑檢、宣傳等多項業務部門。但目前各業務部門在履行職責時缺乏有效溝通，難以形成整體合力，工作力度不強。如發送檢察建議，就存在各部門各行其是，缺乏整體性、統一性考慮的問題。機關內部缺乏一個有效整合各項業務，統籌開展社會管理創新的專業部門或機構。

3．辦案效能未能充分發揮

雖然檢察機關每年都要查處大批職務犯罪案件，但從近幾年案件統計數字可以發現案件數量是呈上升趨勢的。為什么案件會越查越多，排除黨和國家對查辦職務犯罪工作高度重視，不斷加大打擊力度等因素之外，查辦案件所應有的警示、教育、預防等辦案效果沒有得到有效發揮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4．源頭問題沒能及時得以梳理

要善于把握促進社會管理的源頭性、苗頭性問題。充分發揮檢察機關善于密切聯系群眾、與基層接觸廣泛的傳統優勢，對一些具有普遍性、區域性的社會管理問題深入研究、系統梳理，為黨委政府科學決策提供有益參考，從源頭上促進黨委政府重大公共政策不斷完善，努力消除不穩定因素，減少不穩定事件的發生。

三、檢察機關促進社會管理法治化的基本途徑

2013年1月，對做好新形勢下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提出全力推進平安中國、法治中國、過硬隊伍建設的要求。檢察機關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學習貫徹黨的十精神和重要批示，必須更加注重法治在社會管理中的保障作用，更加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破解社會管理難題，提高社會管理創新水平。

1．提高認識，準確把握檢察機關在社會管理體系中的角色定位

檢察工作與推進社會管理相輔相成，從一定意義上來講，檢察工作也是社會管理工作。列寧曾經指出，如果沒有一個能夠迫使人們遵守法權規范的機構，法權也就等于零。社會管理本源于政府職能，檢察機關源于憲法的授權體現法律監督地位。檢察機關在社會管理中的角色，就是正確履行憲法賦予的法律監督職能，為社會管理提供充分司法保障。人民檢察院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的立足點、切入點在于依法履行法律監督職責，既不能游離于社會管理工作之外，又不能越俎代庖于行政事務之中，主要是依據憲法賦予的法律監督定位充分發揮監督作用，以黨的十精神和重要批示為統領，圍繞法治中國建設這一嶄新目標，以卓有成效的法律監督促進依法行政，為促進社會管理法治化服務。

2．立足源頭，最大限度為黨委政府科學決策提供有價值參考

檢察機關要緊緊圍繞黨委政府關于加強社會管理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積極參與到重點工作中去。要善于運用法治思維指導實踐，以法治目光審視社會管理體系構建，通過法治方式促進管理創新。著眼服務社會建設大局，結合執法辦案和履行各項檢察職能，對普遍性、區域性的社會管理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向黨委政府提出對策性建議，對重大建設項目及重大公共政策的調整進行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促進重大公共政策完善，從源頭上減少不穩定因素的發生;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五進兩服務大走訪活動”等，廣泛收集社情民意，及時發現傾向性苗頭性的民生訴求，積極向黨委和政府建言獻策，協助黨委和政府把住政策源頭;在執法辦案過程中，對于發現的社會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積極向政府和有關部門提出檢察建議，完善內部制約監督，完善社會管理和服務。

3．嚴格履職，充分發揮執法辦案促進社會管理法治化的推動作用

檢察機關要有效履行批捕、、查辦和預防職務犯罪、訴訟監督等職責，切實擔負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者、捍衛者的重任。一是著力促進法治政府建設。健全完善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機制，加快建設信息共享平臺，及時監督糾正有案不立、以罰代刑等問題，積極推進依法行政;充分發揮查辦案件的懲戒作用，嚴肅查辦和積極預防國家工作人員在產業轉型升級、公共資源出讓、國有資產管理、城鎮化建設等過程中，失職瀆職等職務犯罪，促使公職人員依法履職、審慎用權;把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擺上更加突出位置，廣泛進行預防宣傳，營造廉政建設的良好氛圍，促進行政權力依法規范行使。二是努力促進執法辦案效果的最優化。以法律眼冷靜觀察社會事務，洞悉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深層次的社會關系、利益與矛盾，消除矛盾雙方的對立，尤其是要深查司法不公背后的腐敗問題，促進社會的和諧與安寧。正確把握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準確把握寬嚴適用的范圍和標準，積極推進量刑建議、刑事和解、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等工作，減少社會對抗，維護社會穩定。

4．積極參與，大力推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體系建設

一是充分發揮法律監督職能作用，對社會矛盾和影響穩定的因素及時進行排查，提出處置突發事件的預案;二是與有關部門密切配合，深入開展對重點地區的排查整治，對排查出來的黑惡勢力、兩搶一盜等犯罪案件，適時介入偵查，依法快捕快訴;三是突出治安防控體系建設，配合有關部門構建社區防控網、街面防控網、卡口防控網、內部單位防控網、農村防控網為主體的五大防控網絡，建立快速反應機制，提高社會管理控制能力;四是加強對三類重點人群的教育管理，解決影響社會穩定的潛在的突出問題，提高對流動人口的管理服務功能。

篇（4）

關于國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投資者的心理比較復雜，一方面國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有利于國有企業改革，提高上市公司質量，也有利于增強投資者的股東地位，但是另一方面，投資者擔心一旦龐大的國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證券市場無法及時消化，會造成股市價格的大幅度回落，給投資者帶來巨大損失。可是，從社會資源配置角度看，龐大的國有股、法人股不能變現流通，以至于長期沉淀，既不能有效地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也不利于國家根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及時調整國有資產結構，盤活和有效利用這些國有資產。

國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不僅僅限于其所代表的國有資產不能盤活可能產生的直接經濟損失，它還帶來一系列十分不利的社會經濟后果。當初開放證券市場，目的是配合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希圖通過證券市場促進國有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走出困境，實現國有企業的市場化。然而，國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的規定將上市公司股權分為國有股和法人股，占上市公司全部股份的將近70％，這部分股權是封閉的，由政府或上市公司主要發起人集中掌握，在上市公司中的地位不但不會被削弱，反而會因為送配股而增強。上市公司真正可以上市流通的普通股總額一般只占上市公司總股本的30％左右，且高度分散于廣大股民之手，這部分股權高度大眾化。上市公司的這一股本結構削弱甚至完全摧毀了股份制的法人治理優勢，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的監督制約機制與改制上市前沒有實質性區別，因為在股東大會里，無論是實行累積選舉法(即不給予多數股票所有者對結果的完全控制權)，還是實行直接選舉法(即給予多數股票所有者完全控制權的“一股一票”，我國目前使用此法)，都不可能動搖國有股、法人股的優勢地位。眾多分散的小股民既因為各自股本太少而沒有聯合起來行使監督制約董事會和經理人員的積極性，也因為聯合的組織成本、監督成本等交易費用過于昂貴而不可能聯手與國有股法人股相抗衡。

國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股份制流于形式，一些企業并未真正轉換經營機制，因此不可能達到股份制改造的目的，不可能真正取得好的經營績效，以至設立證券市場的初衷落空。一些企業通過股票上市，從廣大股民那里籌集了一大筆資金，企業財務狀況暫時好轉，長期積累的問題暫時被掩蓋，但隨著這筆資金的耗盡，企業很快會重新陷入困境。

有一種觀點認為，造成我國上市公司效益逐年滑坡趨勢的原因是上市公司發行股票和上市流通時，過度包裝，信息披露不真實。其實，縱然我國上市公司存在比較嚴重的過度包裝問題，但是，一旦企業上市成功，就會無一例外地從股市上圈到大筆資金，即使原來企業效益和實力(比如財務狀況)并不如公開披露出來的好，也會因為平白無故地突然得到這么一大筆不需要還本付息的資金而徹底好轉。所以，只要企業上市成功，應該說，無論上市前有多么差，上市以后從財務和管理會計的角度看，起點應該算得上是一個相當好的企業的起點。如果企業能夠好好利用從股市上募集到的巨額資金，借著改制上市的機會轉變經營機制。踏踏實實加強經營管理，那么即使當初是包裝上市的，效益也沒有理由出現普遍滑坡的趨勢。上市公司效益出現逐年滑坡的趨勢，根本原因仍然是國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公開發行股票和上市并沒有絲毫改變企業的經營機制，并沒有因為改制上市建立起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只是單純為了融資圈錢的需要。

實際上，絕大部分企業公開發行股票和上市流通，只是憑空虛設一部分所謂流通股公開發行上市，并不是將已經存在的一部分實質性資產出讓給(哪怕是溢價出讓給)廣大股民，企業原來的實質性資產則通過包裝折合成龐大的國有股、法人股保留在原來的所有者和經營者手中，其中的虛增部分數額十分巨大。企業包裝上市，提供虛假信息欺騙投資者本質上屬于經濟詐騙，是十分錯誤的行為，也可以說是違法犯罪行為，應該徹底予以糾正和懲處，不能因為上市的是國有企業，上市可能“有助于”國有企業脫貧解困就姑息養，破壞正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但是，即使如此，倘若沒有國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的規定，國有股、法人股與現在的流通股享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那么，國有股、法人股股東或出資方代表也不至于置市場規律于不顧，將計劃經濟的東西披上股份制的外衣。如果國有股、法人股可流通，那么其持有者必然會積極追求證券市場溢價的好處，即使為了控股，也會改變行為方式，而不僅僅是僵硬地控制企業，這樣就不得不遵從市場規律，否則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投資者，股價得不到追捧。

更為重要的是，如果國有股、法人股能夠上市流通，在市場特性上與現在的流通股沒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么企業上市時的過度包裝和虛假信息披露問題也會得到有效遏制，換句話說，正是因為國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才產生或加劇了我國證券市場的過度包裝、虛假信息披露和過度的投機炒作問題。如果國有股、法人股能夠上市流通，就會使我國的證券市場保持合理的股票供給和需求關系，不至于供需過于失衡，股票價格過于偏離其價值，從而有利于從根本上防止股市的過度投機和泡沫，規范投資者行為。而且，國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會大大增加證券市場的競爭性，如果過度包裝，信息披露虛假，即使一時得逞，欺騙了投資者，但是，一旦敗露，企業股票價格就會跌落下來，原來的國有股和法人股市場價值也回復到正常水平，甚至更低，從而使弄虛作假的企業遭到懲罰，其損失可能要大大高于從過度包裝中一次性騙得的收益。國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其市場價值也是虛擬的，當然也就不存在市場價值回落風險，企業及其主管部門根本就沒有這種擔憂。

吳敬璉等教授批評我國證券市場不規范，其實，問題的根源依然是國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國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對這部分股票的管理只能繼續使用計劃經濟的行政手段，而國有股、法人股又在證券市場上居于絕對優勢地位，流通股的市場表現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附于國有股和法人股，所以對證券市場的監管也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以至出現我國目前這種用計劃經濟的行政控制手段來管理在市場經濟各類要素市場中市場因素最為活躍的證券市場的怪現象，當然也就不能完全避免不當干預的不良后果，甚至出現政策市的“松緊”惡性循環。如果不是因為國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股票供給和需求失衡，投資者對企業上市融資就不會是被動的接受者，企業上市融資時就不會不擔心甚至撇開證券市場上可能存在的發行風險，而將主要精力放在爭取監管部門的行政審批和上市額度上，不得不苦練內功，盡力提高自身價值。現在我國的股票發行制度雖然已經開始朝市場化方向發展，但是，只要國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等待上市的企業和券商就有激勵繼續冒險，過度包裝，披露虛假信息，上市成功以后得到的高收益足以填補包裝中留下的缺陷，支撐一年以上的會計業績。

在二級市場上，因為股票供需失衡，泡沫本來就很嚴重，對國家相關政策和管理層監管的松嚴變動自然會很敏感，政策市的狀況也就不奇怪了，加上國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法人治理結構無效，投資者不可能對企業經營真正產生影響，長期持有一個企業的股票風險很大，不得不以追求股票價格的短期溢價為主要目標，追逐收益最大化的機構投資者同樣也不能免俗。相對于股票內在價值的變動而言，股票價格的短期波動對信息更為敏感。在獲取和利用信息(特別是內部信息)方面，機構投資者和所謂的大戶股民天然具有相對的優勢，券商和上市公司都更愿意為他們服務，他們也更有能力獲取和利用政策層面的信息。這樣就形成了今天的二級市場混亂局面，系統性風險和非系統性風險都十分顯著，證券投資基金等機構投資者為了生存和發展，也沒有像原來設想的那樣以中長期投資為主，發揮穩定證券市場的作用。

二、國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客觀需要

我國傳統的社會保險制度是國家保險型制度，社會保險由國家和企業包下來。從1986年起開展了企業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基本的做法是實行養老保險社會統籌，將“企業養老”過渡到“社會養老”。1995年“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改革思路被提出。1997年統一了企業和職工的繳費比例和個人賬戶規模，我國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框架初步建立起來。

一般論者，特別是證券業和部分研究社會保障制度的人士，在討論我國養老金制度時，都認為我國對養老金實行的是現收現付制，并且對現收現付制大加撻伐。從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歷程可以看出，1997年以后，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實際并非單純的現收現付制，而是現收現付制和基金積累制的混合形態，其中基礎養老金部分屬于現收現付模式，而個人賬戶部分則屬于基金積累模式。在養老金給付構成中，基礎養老金的收入替代率為20％，而個人賬戶養老金的收入替代率為20％～30％，可見，我國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甚至有些稍微偏重基金積累模式。

之所以有這種認識上的偏差，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還存在很多缺陷，以至有些方面呈現出現收現付制的假象。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帶有明顯的制度轉軌特征，當初設計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模式時，并沒有對舊體制下的養老保險欠賬采取專門措施，而是寄希望于暫時挪用個人賬戶的資金滿足已經退休和即將退休人員的養老保險金支付需求。這就造成個人賬戶的“空賬”現象，當我們談到我國養老保險金收入和支出的平衡時，一般也沒有將個人賬戶和基本養老金賬戶區分開來，而是籠統地說是收大于支還是支大于收，本質上是將個人賬戶和基本養老金賬戶混為一體，用個人賬戶的積累彌補基本養老賬戶的虧空，忽視了個人賬戶的基金積累性質，暫時掩蓋了基本養老金賬戶的巨額赤字現狀。

這種籌資模式符合我國社會保險(主要是養老保險)制度建設的現實條件，有其合理性。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已經退休和即將退休的人來不及建立個人賬戶，甚至也沒有積累起能夠保證基本養老金發放所需的資金，這部分養老金給付只能由國家包下來，但是實踐中國家并沒有這樣做，而是指望依靠現有的社會保險繳費，加上少量財政撥款加以解決。至于個人賬戶的空賬問題，則指望將來隨著經濟發展和時間推移，等到納入養老保險制度中的“老人”養老金給付問題自然消失，再騰出力量充實個人賬戶，實際就是想利用代際之間的時間差來解決問題。但是，這種改革思路和做法危機重重，很難實現，而且負面影響很大。

比較理想的情況是，基本養老保險金和個人賬戶養老保險金的籌集和給付徹底分開，真正做到專戶管理，不要相互挪用，個人賬戶養老保險金應該真正積累起來，保值增值。可是，這樣做的前提條件是妥善解決養老保險金的欠賬問題(或者說是養老保險制度中“老人”的全部養老保險金籌措問題，以及“中人”的部分養老保險金籌措問題)，放棄動用個人賬戶養老金的錯誤做法。依靠財政撥款解決養老金欠賬問題不太現實，財政不可能有那么多資金，而且因此而增加財政收入同樣是增加在職人員的負擔，在性質上與挪用個人賬戶養老金沒有什么區別。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動用存量國有資產。我國存量國有資產超過9萬億元，有相當一部分沒有盤活。從社會保險金對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動性的要求出發，從我國證券市場健康發展和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出發，國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將所得充實社會養老保險金，特別是滿足應該由國家包下來的“老人”養老保險金需求，以及“中人”養老保險金中應該由國家承擔的部分對資金的需求，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

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所需資金既主要應由國家負擔，同時又不能依靠國家財政，那么資金來源只能是龐大的存量國有資產了。非經營性國有資本和非競爭性領域的國家投資積累要承擔帶有公共品性質的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職責，一般不能進行變現流通，適于變現的國有資本是國家在競爭性領域的大量投資積累。如果國有企業改革成功，則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會帶有很強的保值增值能力，并且因此有條件具備比較強的流動性，很容易通過一部分國有資本變現籌集到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所需資金。即使只考慮由1000來家國有企業(只占國有企業的極小部分)改制而成的A股上市公司，其中不能流通的國有股、法人股目前占上市公司總股本的67．8％，如果將這一比重降低到51％，那么就有478億股可以上市變現，以每股平均價格2．1元計算，則可籌集1003．8億元資金，如果將這一比重進一步降低到30％，那么就有597．5億股可以上市變現，以每股平均價格2元計算，則可籌資1195．32億元，兩者合計超過2000億元，加上其他配套措施，基本可以滿足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資金需要。

三、社會保險制度建設和國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的結合模式

國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解決社會保險金資金籌措問題應該和拓寬社會保險金投資渠道，解決社會保險金資金保值增值問題一并考慮。可以考慮將準備上市流通的國有股、法人股折股之后劃入專門成立的社會保險基金，作為保險基金財產，然后委托給基金管理公司或券商經營，實現國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和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具體的做法是逐年劃撥一部分國有股、法人股進入專門的社會保險基金，成為社會保險基金的資產，這種特殊的社會保險基金的營運委托給基金管理公司，由基金管理公司選擇合適的時機對基金持有的國有股、法人股進行變現流通，滿足迫在眉睫的養老保險金給付需要，解決應該由國家負擔的“老人”全部社會養老保險負擔和“中人”的部分社會養老保險負擔，并將挪用的個人賬戶養老金填平補齊，解決個人賬戶空賬問題。

至于國有股、法人股的價格和折算問題，考慮到我國證券市場不完善的實際，國有企業在改制上市的時候，往往有一定程度的包裝，加上二級市場投機氣氛比較重，存在一定的股市泡沫，完全按照二級市場上的價格劃入社會保險基金和變現流通顯然不合理，也會給證券市場帶來太大的沖擊。比較現實可行的辦法是根據上市公司的每股凈資產，再綜合考慮市盈率因素，在每股凈資產的基礎上適當溢價，最后形成國有股、法人股劃撥到社會保險基金時的劃撥價格。當前我國股市市盈率平均在70倍左右，顯然偏高，為了證券市場的長期健康發展，確保社會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劃入社會保險基金的國有股、法人股應該虛設一個用以計價的市盈率，比如10倍以內，最高不能超過該支股票上市時的發行市盈率。這樣，國有股、法人股的劃撥價格就等于每股凈資產乘以虛設的市盈率。

這樣確定的價格與二級市場上的現行價格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會誘使社會保險基金托管人和受托的證券經營機構急于將基金持有的國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對證券市場造成太大沖擊。為了防止這種可能的市場風險，可以在國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的步驟上定出嚴格的時間表，并且在證券市場逐步規范的同時，對劃撥到社會保險基金的國有股、法人股進行折股處理。比如按照劃撥價格與證券市場現行股價的百分比對國有股、法人股進行折股計算。當然，這只是一個思路，實際怎樣折股，需要考慮很多因素，特別是要在社會保險基金保值增值和證券市場穩定發展之間取得平衡。為了保證社會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維護養老保險金領取者的利益，完全以市盈率很高的二級市場現行價格為基數折股可能就不合適，也許需要稍稍縮小這個基數。這種價格確定方法應該說是經得起我國證券市場未來發展考驗的。如果完全按照部分人的設想，給國有股、法人股定價特別低，比如不到流通股價的1／10，不但有違公道，管理層難以接受，而且不利于盡快籌集養老保險金，對證券市場未來發展也不利；如果完全按照另外一部分人的主張，國有股、法人股與流通股同股同價，既會嚴重打擊股市，又不具備現實可行性。

國有股、法人股劃撥社會保險基金的流量和時間的選擇，可以一次性劃撥完成，也可以根據養老保險金給付需要分期分批劃撥，從籌集資金，解決養老保險歷史欠賬角度看并無太大的區別，可是，從我國證券市場健康發展和國有企業深化改革的角度出發，分期分批劃撥可能就不如一次性或較快地完成全部劃撥工作好。因為國有股、法人股一旦劃撥到由專業人士管理的社會保險基金，雖然一時沒有上市流通，也十分有利于國有企業產權結構的多元化，有利于國有企業盡快建立起規范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改變目前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流于形式的弊端，推動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的成功。

社會上還有一種先變現后劃撥的方案，即直接變現方案。這種方案主張直接將國有股、法人股在證券二級市場上變現，所得資金補充養老保險金。與我們這里設計的方案相比，雖然這種方案也考慮通過逐步分批上市來減緩國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對證券市場的沖擊，但是，相比之下對證券市場的沖擊仍然要大一些，而且，這種方案也沒有充分考慮利用證券市場實現社會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因而付出的代價要高一些，需要更多的國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才能滿足社會保險的需要。

我們的方案并不僅僅局限于國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而是與整個社會保險體制改革和完善連在一起，并且通盤考慮我國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在初步解決了養老保險歷史欠賬以后，就可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著手解決個人賬戶養老保險金的空賬問題和保值增值問題。現有的養老金領取者資金給付以10年期計算，由國有股、法人股組成的特殊的社會保險基金可以分10年從容地完成國有股、法人股的變現流通和養老保險資金籌措任務。在這10年期間，這種特殊的社會保險基金所持有的國有股、法人股數量逐年減少，直至基本消失，即使最后仍然持有一部分股票資產，那也純粹是為了基金保值增值的需要實施的正常的資產組合策略的結果，已經與特殊的國有股、法人股減持沒有關系了。在進行國有股、法人股變現的同時，可以考慮為個人賬戶養老保險提取一部分資金，歸還原來的挪用虧空，解決個人賬戶養老保險基金的空賬問題，然后進一步將原本是為了解決養老保險歷史欠賬和國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而成立的特殊的社會保險基金轉變為專門為個人賬戶保險基金服務的養老保險基金。利用證券市場實現個人賬戶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為將來的退休人員(即現在的社會保險體制中的所謂“新人”)分享社會經濟發展好處創造條件。

對于養老保險金進人證券市場，目前社會上存在若干十分流行的錯誤看法。為了論證養老保險金進入證券市場的必要性，有的人提出養老保險金入市不但可以實現保值增值，而且可以利用證券市場籌資，即通過在證券市場上的投資運作解決社會保險金的歷史欠賬問題。這種想法是根本行不通的。我國證券市場還處于起步階段，很不完善，系統性風險很大，容量也有限，根本無力滿足龐大的社會保險金的籌資需求，將養老保險負擔轉嫁給股民也不公平。每年抽出大筆資金滿足養老金給付需要也是不現實的，即使將來我國證券市場比較成熟了，也只能作為基金積累式的個人賬戶養老保險基金保值增值的場所。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或地區是依靠證券市場為社會保險事業籌資的。我國養老保險中屬于現收現付性質的社會基本養老保險部分如果走上健康發展軌道，本來就不應該有太多的結余資金，否則就失去了現收現付性質，增加企業和職工個人的繳費負擔，而且，即使有少量資金結余，也應該以安全性和流動性都十分強的現金、銀行存款和國庫券形式持有，以滿足基本養老保險金的給付需要。真正能夠投入證券市場的只有個人賬戶養老保險基金，因為它屬于基金積累式的，而且資金籌集與給付之間存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差，不但有條件進行各種投資組合，客觀上也需要保值增值，但是現在個人賬戶養老保險金處于空賬狀態，嚴格地說養老保險是沒有多余資金進入證券市場的。

當然，一旦解決了社會保障資金的歷史欠賬問題和個人賬戶的空賬問題，個人養老保險基金真正積累起來，那么個人養老保險基金將十分龐大，根據國際經驗和我國人口與勞動力狀況，恐怕要形成能夠與銀行存款和證券市場資金相提并論的第三股資金力量。那時社會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問題就變得十分重要，對證券市場發展的影響也會十分顯著。解決社會保險金保值增值問題的根本出路是實現社會保險金的商業化運營，其中社會保險金進入證券市場是重要內容。目前在社會保險金積累比較少，證券市場不規范的情況下，社會保險金進入證券市場應以間接方式為主，可以考慮允許社會保險金以一定比例投資封閉式和開放式證券投資基金。將來也可以允許社會保險金以一定比例投資風險投資基金等產業投資基金，甚至少量進入房地產市場。隨著社會保險金的積累，特別是個人賬戶養老保險金的充實和積累，需要成立專門的社會保險基金。從效率角度考慮，沒有必要專門成立新的針對社會保險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社會保險金進入證券市場應該以委托給專業基金管理公司為主，投資實物資產應該以委托給證券公司和信托投資公司經營為主。

在國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解決社會保險金資金籌措問題上，也可以首先借助國有投資公司的力量，在通盤解決國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問題的大背景下考慮養老保險金的籌措問題。國有股、法人股規模十分龐大，除了滿足社會保險金籌資需要之外可能仍然綽綽有余。將國有股、法人股交由國有投資公司經營，由國有投資公司選擇受托的證券經營機構進行國有股、法人股的變現流通，未嘗不是一種可行的辦法。

四、結論性評論

篇（5）

盡管中西方學者對政治資源的概念有不同的表述，[⑤]但就其內涵和外延而言并無實質性的不同，即都認為政治資源本質上是政治行為主體實現政治利益的工具，是政治系統正常運行的基礎。道理很簡單，由于利益是“基于一定生產基礎上獲得了社會內容和特性的需要”，只有在社會中借助一定的工具才能實現。政治資源的手段性和“可用于影響他人行為”的潛力，使政治資源天然地成為人們獲取政治利益的工具，也成為政治系統維持的基礎。

政治資源作為一種工具，本身沒有價值傾向。但是政治資源存在一定的目的指向，當它被政治行為主體運用于不同的政治目的時，就具備了不同的價值傾向。政治資源的價值傾向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因為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社會需求的內容和性質不同，政治資源所涵蓋的內容不同，政治行為主體的目的指向也不同。就我國現階段而言，政治資源的主導價值必須與“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這一和諧社會的基本價值訴求相契合，其前提和基礎是政治資源的公平配置，而政治資源配置的公平程度取決于政治資源配置的機制，包括政府、市場和社會三個配置體系。

恩格斯指出：“辯證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頭腦中的反映時，本質上是從它們的聯系、它們的連結、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2]

政府配置體系[⑥]的核心結構是權力結構，其主要方面是中央和地方關系。我國是單一制中央集權制國家。“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上，憲法確定兩個原則，一是確保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堅持地方服從中央，下級服從上級；二是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和創造性。”[3]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不同的經濟背景下，這兩個原則的重要性和優先性存在著差異，決定了政治資源配置的內容和方式也存在不同。

計劃經濟體制下強調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政治資源配置幾乎完全依賴于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這一時期，中央政府運用行政手段將全國的資源集中于中央，由中央制定全國統一的計劃以決定資源的配置，然后以指標的形式按部門、按地區加以分解，用指令方式層層下達到基層，由基層政府執行。地方政府沒有政治資源配置權，掌握的政治資源也十分有限，僅僅滿足于實現中央政府的指令。同時，由于國家的工業化戰略，一是在政治資源的獲取方面，政府從農村汲取資源用于工業發展和城市建設，資源由農村不斷流向城市；二是在政治資源的配置上，實行城市和鄉村兩種體制。比如，在國家財政的大力支持下，城鎮逐步建立了社會保障、社會救濟、社會福利“三位一體”的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但在農村地區社會保障體系仍很薄弱甚至是空白。體制的障礙使政治資源的配置更加不公平，造成了城鄉差距，這是政治資源不公平配置的第一個方面。由于發展的鎖定效應，[⑦]這一差距不但沒有彌合而且日益擴大。

****以后，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強調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關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一時期的分權與計劃經濟時代的分權有著本質的不同，它不僅僅是行政性分權，而且更是經濟性分權。”[4]地方政府獲得極大的經濟管理權，也獲得了發展地方經濟和社會事務的相對獨立的自。由此，地方政府掌握的政治資源不斷增加，政治資源的配置權限也日益擴張，政治資源的配置方式逐漸由中央集聚統一分配式向地方自主裁量擴散式轉變。而且由于政治利益的驅動，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欲望日趨強烈，地方政府之間的經濟競爭不斷加劇，地方政府擁有的政治資源及配置權限遠遠超過了與其權責配置相一致的限度。中央政府的財力下降，宏觀調控職能無法發揮，而且又缺乏對地方政府有效監管機制，中央與地方政府關系逐步失衡，影響了政治資源配置的公平。

1992年實行市場經濟之后，特別是實行分稅制以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又出現了新的格局。分稅制逐步提高了中央級財政收入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明確了穩定的事權范圍和稅收體系，中央重新集聚政治資源。這一次政治資源的集聚不同于計劃經濟時期，因為80年代鼓勵地方政府之間經濟競爭的做法以慣性在延續。由于改革理念[⑧]和政策傾斜[⑨]的影響，政治資源、發展機會不斷向東部沿海地區傾斜，而且由于市場經濟的“馬太效應”，政治資源配置的區域差距不斷擴大。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自利性造成了其在追求社會公平時制度創新動力不足，這引起了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為了實現政府目標而為本地企業爭利。”[5]這形成了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分利聯盟，市場體制中的政治資源更多的流向地方政府和受地方政府庇護的企業。在政府配置體系的主導下，政治資源配置的不公平又呈現出兩個方面：一是政治資源配置的區域差距日益擴大；二是財富向政府及其庇護的企業集中，表現為政府財政收入和公司盈利的超常增長和弱勢群體的不斷擴大，導致貧富差距日益拉大。

英國經濟學家博蘭尼指出：中國的市場經濟是鑲嵌在中央和地方層級權力結構中的。[⑩]因此，市場經濟在政治資源配置中的協調作用受政府、政策、體制的約束。市場經濟的興起和個人產權的確立，培育了獨立的經濟主體，增強了人民的權利意識；市場競爭和優勝劣汰的規律，完善了市場競爭程序，使競爭意識深入人心，市場在政治資源配置中的協調作用逐漸顯現。

“中國公民社會正隨著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發展而迅速崛起，并且對中國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產生日益重要的影響。”[6]社會配置體系可以約束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這要求將權力逐步下放給社會[11]，把權利真正賦予給人民。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直接受害者是公民，公民有強烈的公平訴求，因此政治資源的公平配置需要以公民為主體的社會約束。但是，目前公民權利無法有效保障，群眾缺乏控制政府的有效手段；公民社會剛剛興起，民間組織的力量弱小分散、發展很不平衡，無力對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產生有效的約束。

上述可見，以政府為主導的政治資源配置體系，缺乏市場體系的協調和社會體系的約束，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日益強烈，主要呈現三種趨勢：農村日益貧困，城鄉差距不斷擴大；資本向東部地區集聚，區域差距不斷擴大；財富逐漸向少部分人集中，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二、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導致社會的斷裂

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造成了社會中的三大差距。這三大差距同時存在，交互作用，形成一種破壞力導致了社會的斷裂。[12]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城鄉差距不斷擴大造成了城市與鄉村的斷裂

我國正在有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現在需要考慮的問題是，如果一個社會不能夠順利實現這種轉變，將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情形。從目前中國的情況來看，如果不能夠順利的實現這種轉變，也將不會繼續保持一個以農村為主的社會，而會形成一個斷裂社會。”[7]城市與鄉村的斷裂主要表現在生產與價值兩個方面。

1、從生產角度而言，農業生產的重要性不斷降低，城市對農村的依賴程度日益減弱。在農村，以家庭聯產承包為基礎的農業小規模經營無法適應產業化生產，低下的生產力和落后的家庭經營只能維持簡單的生產循環，農民無法從農業生產中獲利。如果計算農民從事農業生產付出的機會成本，再考慮農業物資（比如化肥、農藥）價格的影響，農民投入的生產成本大于甚至遠遠大于其生產收益。于是，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城打工、大量土地拋荒。在城市，隨著現代化和城市化的不斷推進，城市開發、廠區建設等不斷蠶食農村和農民的生存空間：主要是土地資源和人力資源。計劃經濟時期，城市需要農村的糧食和資本用于工業建設和和城市發展，農業承擔著工業發展資本積累的任務，農業生產及農業社會對整個國民經濟有著重要的作用；市場經濟時期，城市只需要農業有限的土地和廉價的勞動力，大量耕地變成了工業用地、大量農民變成了農民工，農業生產和農村社會遭到破壞，農民日益邊緣化。

（2）就價值而言，進城務工的農民無法獲得身份認同和價值認同，不被城市社會所接納。工業化過程往往伴隨著農村勞動力和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但是由于我國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往往帶有很多規定性的限制，比如須持有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準遷證明、常住地戶口登記機關申請辦理遷出手續等。改革開放后，允許農村居民進城務工或經商，但農村居民仍然沒有在城市定居的權利，只是實行暫住證制度。暫住證制度在弱化城鄉間壁壘的同時，也強化了城市與農村戶口之間的隔離。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一些城市和地區（比如云南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取消“農業戶口”、“非農業戶口”的差別，統稱“居民戶”，但這只是從形式上試圖緩解城鄉之間的斷裂。就身份認同和價值認同方面來看，城鄉斷裂不斷加劇。從稱謂來看，進城務工農民被稱為“農民工”。“農民”代表的不是一種職業的差別，而是社會身份和社會地位的差別。進城務工的農民不但被排斥在主流勞動力市場之外，而且被排斥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之外。他們的權利得不到制度的保障，身份得不到社會的認同，價值得不到城市的承認。他們雖然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城市，但始終游離在城市之外。

（二）區域差距不斷擴大造成了東部與中西部的斷裂

（三）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經濟總量和經濟實力大幅度提高；但同時區域發展差距卻出現了日益擴大的趨勢，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GDP總量和人均GDP分化加大，二是三次產業結構變化較大，三是可支配收入差距不斷擴大。[8]這種不平衡的區域發展趨勢在相互的交流與合作中表現出經濟發展特性的分離。由于經濟發展的鎖定效應，在市場空間二元結構中，東部地區經濟增長出現乘數式擴張，中西部地區在經濟格局中卻處于被動和依附狀態，很難擺脫落后局面。如果這一狀況始終得不到改觀，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中會出現東部和中西部地區的斷裂[13]。

在經濟發展層面，東部和中西部地區間的經濟聯系出現削弱的傾向。改革開放初期，由于改革理念和政策傾斜，政治資源配置傾向于東部沿海地區，由于當時開放程度的限制，國家為了追求經濟發展的高速度，需要集中資本和資源用于區位環境和基礎條件更好的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積極支持國家的發展戰略，在資本和資源集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改革開放初期，沒有中西部的支持，就沒有東部的優先發展。但是隨著開放程度的提高和市場化的推進，而且由于出口導向性戰略和東部巨大的市場潛能的影響，東部地區的貿易自由化程度和投資流入量逐年提高，在資金、生產、流通等各環節東部地區與國際市場的聯系愈加密切。“由于西部地區市場落后，投入要素更加稀缺，更加稀缺的投入要素與經濟增長收縮機制粘合在一起，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就會出現乘數式收縮。”[9]不但東部和西部地區的經濟差距不斷擴大，它們之間的經濟聯系也逐漸減弱，出現了斷裂的傾向。

就社會發展層面來講，這是經濟發展區域差距的結果，主要表現在可支配收入差距不斷拉大。據國家統計局資料，1992年，東部地區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中西部地區高30%；到2004年，已經比其他地區高出40%。[10]可支配收入影響人們的生活質量，進而影響人們的社會滿意度和社會認同感。區域差距過于懸殊影響中西部地區人們的滿意度，同為一個國家的公民卻由于居住地不同而無法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他們的社會認同感會逐漸減弱，直接或間接影響社會穩定和社會和諧。

（四）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造成了社會各階層間的斷裂

社會學上通常采用經濟資源、權力資源和文化資源的擁有量指標來進行社會的階級階層劃分。[11]經濟資源、權力資源和文化資源都可以用來謀求政治利益，因此，它們本質上可以看作是政治資源的不同形態。也就是說政治資源的擁有量是社會階層劃分的標準。依據這一標準，劃分出了我國社會的十大階層[12]。這十大階層在勞動分工、權力等級、生產關系和制度分隔中處于不同的位置，影響了他們政治資源的擁有情況。

政治資源的擁有量決定了人們獲取政治利益（權力和權利）的能力，獲取政治利益的能力又影響人們獲取經濟利益的水平，獲取經濟利益的水平造成了人們個人收入的差別，個人收入的差別不斷擴大出現各階層之間的貧富差距。“貧富懸殊的背后是不同群體在表達和追求自己的能力上失衡的結果。”主要表現為各階層政治權利的失衡，也就是政治資源配置的不平等。

政治資源配置的不平等一般分為累積性不平等和彌散性不平等。根據羅伯特·達爾的論述：累積性不平等更多的出現在農業社會，但是“隨著收入和大眾消費的持續提高，技術、識字、教育、富裕和大眾傳播也進一步擴散”，農業社會逐步向工業社會過渡，“它們成了較少累積性、更為彌散性的了”。[14]而我國的情況卻與此不符。改革開放初，我國政治資源配置呈現彌散性不平等的趨勢，進入90年代特別是推行市場經濟以來，彌散性不平等的趨勢逐漸減弱，累積性不平等卻日益強化，呈現“較少彌散性，更為累積性”的特征。

改革開放初，在體制轉型的推動下政治資源不斷擴散，農民有了土地的使用權、公民有了自由經商的權利、基層政府和企業獲得了更多的經營自和可供支配的資源。社會的各部分雖然擁有的政治資源的性質不同，但是都可以利用自己擁有的政治資源為自己謀求相應的利益，政治資源配置呈現出彌散性不平等。進入90年代特別是推行市場經濟以來，彌散性不平等的趨勢逐漸減弱，累積性不平等卻日益強化。階層的分化造成了貧富差距，權利的失衡加劇了政治資源配置中的累積性不平等。如農民雖然擁有相應的法定政治資源（權利），但是由于自身的貧困和保障制度的缺失或執行中的梗阻，他們無能力或無機會享有法定的政治資源（權利）。這更加劇了他們的貧困。而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使政治資源配置更趨向不公平，農民更無能力保護自己的權利，導致惡性循環。

我國政治資源配置呈現“較少彌散性，更為累積性”特征。“更為累積性”使得社會上擁有重要政治資源的個人或階層，擁有更多的其他資源，即“強者愈強”。比如擁有權力和資本的個人或階層比其他個人或階層更容易獲得社會榮譽和社會尊重。“較少彌散性”使得擁有其他資源的個人或階層，依賴自己擁有的資源獲取社會上重要資源的機會越來越少、難度越來越大，即“弱者愈弱”。比如現代的大學生雖然擁有知識資源，利用這一資源獲取工作機會的難度卻越來越大。據社科院2008年社會藍皮書報道：去年500多萬大學畢業生，約有100萬未順利實現就業。[15]我國政治資源配置的“較少彌散性，更為累積性”特征使得“強者更強，弱者更弱”，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緊張度不斷提高，社會各階層間斷裂趨勢不斷加劇。

當代中國社會的斷裂已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圍內成為現實。這不僅體現在客觀的經濟社會地位方面，同時也逐步顯現在價值文化態度方面。這種內化于心的社會不公平意識，會造成社會的疏離感加強、社會預期值下降、社會群體的自我認同感減弱，這會激化各階層的沖突傾向和沖突意識。根據有關學者的調查顯示，“當前大多數中國人（大約2/3）都具有階層利益沖突意識。”[13]目前，“中國的社會結構正在由總體性社會向分化性社會變遷，整個社會出現了劇烈、持續、深刻的分化，表現為社會異質性的增加、社會不平等程度擴大和不和諧因素的增長。”[14]社會的斷裂既是社會結構變遷的原因，也是社會結構變遷的表現。

三、政治資源的公平配置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

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導致了社會的斷裂，社會斷裂的傾向和由此產生的不斷增強的社會沖突意識又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邏輯起點，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現實基礎。從這一個因果鏈條中，可以發現：政治資源的不公平配置是引起社會不和諧的根源性原因。因此，如何實現政治資源的公平配置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政治資源如何配置又取決于由政府、市場和社會構成的政治資源配置體系。因此應在明確政府、市場和社會在政治資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礎上，構建由“市場體制、服務政府和公民社會”組成的三位一體的政治資源公平配置體系。

（一）政治資源公平配置體系之市場體制

所謂市場體制，就是“不通過中央指令而憑借交易方式中的相互作用，以對人的行為在全社會范圍內實現協調的一種制度。”[15]市場體制是約束人的行為、實現社會協調的一種方法，也是政治資源公平配置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市場體制具有保持穩定和實現合作的重要作用。

1、保持社會穩定

穩定的社會秩序是政治資源公平配置的前提，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外部環境。（1）經濟發展為政治資源的公平配置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建立，推動了經濟的建設，發展了社會主義生產力，為國家為人民為社會創造了更多的物質財富。“物質財富是政治資源的根本。”[16]物質財富不斷增加，人民的收入不斷增長，一方面為政治資源的公平配置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一方面減少了社會摩擦、緩解了社會沖突，維護了穩定的社會秩序。

（2）市場體制的交易規則限制了人們需求的限度。資源是稀缺的，但人的需求卻是不斷增長的。任何階層，任何組織，只要有機會，都有壟斷政治資源的傾向。因為資源是稀缺的，一個階層想壟斷政治資源，都必須損害其它階層的利益。如果損害的程度超過了其承受限度，必然會引起矛盾，導致社會不和諧。市場體制通過人們提供有價值的商品而能獲得的貨幣總和，限制個人或階層的需求限度。也就是說市場體制實行的等價交換規則限定：一旦達到了貨幣擁有量的上限，每個人只好確定自己具體的需要。即每個人的貨幣支付水平決定了其需求的層次。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人們依靠沖突、暴力等手段來滿足需求。

2、實現社會合作

為了認識市場體制的社會合作功能，需要考察人的行為。人們的行為是為了實現自身需要的滿足，但是由于資源的稀缺性和人們生產能力和生產工具的制約，人不能單獨進行生產，而必須與他人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在這種聯系與關系中實現合作生產。市場體制就是“這種聯系與關系”的一種形式。市場體制中每一個參與者通過合作與其他成千上萬的人發生聯系，“市場體制將合作的細枝末節都組織起來了，將成千上萬的任務準確的傳達到每一個具體角色”。[17]

市場體制組織了合作，但它不是為了實現合作而存在的。市場體制服務于每一個參與者的各種各樣的目的，每一個參與者之間的合作都帶有自我滿足的動力基因和目的指向。單靠市場體制無法實現合作中的公平，“所有被提到的合作，都需要有大量來自政府的幫助。”[18]政府不但在實現社會合作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它在政治資源公平配置體系中也居于主導地位。

（二）政治資源公平配置體系之服務政府

1、服務政府

服務政府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型或管理型政府。“服務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會本位理念的指導下，在整個社會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過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組建起來的以為公民服務為宗旨并承擔服務責任的政府。”[19]服務政府需要市場的協調和社會的合作，以公民為中心，建設職能有限的責任政府。

服務政府是公民政府。服務政府以公民為中心，向公民負責。這就要求服務政府成為公共利益的鮮明代表，不分階層團體、身份地位，為市場體制和公民社會的全體參與者提供一視同仁的服務；努力實現社會公平，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注重關懷弱勢群體；努力實現依法行政、科學決策，通過合法的程序和科學的手段，為全社會提供公平性、制度性和可持續性的公共服務。

服務政府是責任政府。責任政府包含個體、集體和制度三個層次。[16]個體意義上的責任，就是要求領導者必須有行為準則，必須對自己的行為后果負責；集體意義上的責任，就是在明確角色的基礎上，讓政府官員和（或）政府組織權責一致；同時，政府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受制度安排的影響。

服務政府是職能有限政府。服務政府職能的范圍取決于市場體制和公民社會的需要。在我國，市場體制的需要是指彌補市場自身固有缺陷和由于市場發育不完善而出現的功能缺陷；公民社會的需要是指人們對社會的渴求和建設公民社會良好制度環境的需要。同時，政府能力也是制約服務政府職能的范圍的重要因素。

2、服務政府是實現政治資源公平配置的主體，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

（1）服務政府在政治資源公平配置中占據主導地位。服務政府要求以公共服務為主旨重構中央和地方關系，實現政治資源配置格局的公平化。服務政府要求以公共產品提供為重點完善財政體制，合理劃分財權、事權，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實現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財權與公共服務職責相對稱、財力與公共支出相對稱。這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行政管理的方法、方式上進行改革，通過職能轉變和制度創新，實現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

（2）服務政府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服務政府在和諧社會的構建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這是由政府職能決定的。政府職能是指“政府作為國家行政機關，依法在國家的政治、經濟以及其他社會事務的管理中所應履行的職責及其所應起的作用。”政府的職能不僅僅包括政治職能和經濟職能，還包括社會職能，即文化教育職能、社會服務和保障職能。[20]政府在維護政治統治、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還應該加強社會的建設與管理，維護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推動社會健康協調發展，構建和諧社會，這是政府的職責所在。

政府既是政治資源配置的主體又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這種雙重身份，有利于政府協調政治資源的配置與和諧社會構建之間的關系，實現政治資源的公平配置，完善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

政治資源公平配置體系之公民社會

市場體制和服務政府都是政治資源配置體系的組成部分。市場體制立于個人需求的滿足和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礎上，它無法避免市場的壟斷、無法有效提供公共產品、無法有效約束個人的極端自私行為，出現市場失靈；服務政府擁有公共權力，權力具有無限擴張的特性，如果公共權力得不到有效制約，會出現不合理增長及一定程度的失控，導致政府失效。為了避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效，政治資源的公平配置體系還需要公民社會的有效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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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影響下文學創作漏洞

文學創作有自己的標準。在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影響下,當代文學創作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內容和形式上更加豐富,但是部分文學創作卻是不盡人意的,具體原因可從以下幾方面考慮。

(一)作家精神價值追求的冷漠和責任感的缺失

作家的創作動力不夠,沒有積極進取的意識。體制帶來的影響雖說是外在因素,但是在這種體制下,作家的思想認識和價值取向卻是作家自身的因素。創作的作品多數存在著類型化的趨向。與此•58•同時,作家不再關注社會民生和生活狀態。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精神資源的匱乏和社會價值觀念的貧瘠。

(二)大眾文化時代對作家創作的價值取向的影響

隨著大眾文化的盛行,人文理性和技術理性顯示出越來越多的沖突。當代作家面臨文學創作最大的迷茫和抉擇。作家自身創作素材的匱乏、創作過程的遲緩和市場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不平衡。在追名逐利的過程中,逐漸失去創作的初衷,部分作家為了迎合市場而放棄了自身文學創作的信念。

(三)科學技術的發展對作家文學創作能力的弱化

文學是有魅力的藝術。文學創作應該具有一定的高度。中國當代文學創作應該把文學的高度和魅力展示給讀者,而計算機語言的智能構詞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作家對文字的推敲和有效使用。作家過分依賴程序化的語言,從而放棄了對文字語言使用的主動性。

三、多元化社會價值觀下網絡文學與當代文學創作的關系

(一)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下的網絡文學現狀

網絡傳播的興起,使當代文學創作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網絡傳播的條件下,文學創作者與讀者接觸更親密,溝通更頻繁,而這正是網絡傳播對當代文學創作的最重要影響之一。網絡文學作為當代文學創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已經越來越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網絡文學的存在與傳統的出版形式已經形成了彼此認可、合作互補的雙贏局面。網絡媒體的發展讓網絡文學有了新的市場。通過網絡資源,人們在短時間內建立了大量的文學網站,網絡期刊和各類文學論壇占據了讀者們的視野。

(二)多元化下的網絡文學是對當代文學創作的充實和補充

在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的背景下,20世紀80年代網絡文學應運而生。經濟政策、管理方式的變化,還有不斷進步的科技和更替速度得到大大提升的資訊設備。這些現象緊密地聯系起來,最終導致人們的價值觀念走向多元化。人們開始有了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這些因素使得網絡文學的考察視角變得豐富。網絡文學的創作方式、存在形式和文學機制都呈現出新的價值趨向。不同的傳播方式迎合了不同的文學特征,不同的文學特征則需要不同的傳播方式。網絡文學對當代文學創作的影響,還具體表現在作者文學創作欲望表達的擴張、題材與文體的拓展、文學形態的變化、文本創作與傳播方式的變換等幾個方面。

四、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下文學創作中寫作理念和手法的發展方向

(一)站在國家和人民的立場

傾聽國家和人民的聲音隨著商品經濟和傳媒技術的迅猛發展,大眾文學迅速崛起。中國當代文學出現了多元化的格局。社會價值觀念以及文化格局發生結構性的轉變,社會結構呈現多樣性。在多元化發展的社會大環境中,每個人都不可能是孤立的,都存在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中,扮演著一種角色。作家是一種職業,是一種社會行業。因此,作家要具有良好的社會責任感,要對社會負有責任。作家的文學創作雖是個體勞動,卻不會是個體事業。因為,作家代表的是一個行業。作家的文學創作,不僅僅要滿足于個人的需求,更為重要的是,應表達對社會生活的一種關注和關心,反映社會價值觀念,引導社會良好風氣的形成。作家所創作的文學作品要與國家的命運和社會的需求相聯系,融入到國家和社會生活中,要具有現實擔當的作用,也要具有指導教育的意義。這樣才能贏得廣大讀者的喜愛和尊重。隨著我國綜合競爭國力的迅速提高,各行各業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不僅人們生活幸福了,而且社會價值觀念也多樣化了。在這樣一個多元化的時代,人們生活的各個角落都充滿著文學創作的素材。這正是作家創作文學作品的黃金時期。在這種條件下,作家應該站到人民的立場,關心人民的生活,傾聽人民的心聲。這樣,作家才能創作出反映時代,具有影響力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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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2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5）08-0215-01

目前，文化館在新形勢的影響下已不能很好地滿足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需求。因此，為取得可持續發展，文化館應清晰認識自身的文化責任、社會職能，并在日常工作實踐中找尋二者的契合點，強化社會職能，通過擴大服務項目和服務對象來努力提升文化館的服務水平。

一、文化館承擔的文化責任

文化館具備較強的文化性質，理應承擔社會文化責任，主要內容包括文化服務、傳承、傳播、教育及構建等責任。（1）文化館必須始終堅持科學發展觀，依托先進的文化確定出自身指導群眾開展文化活動事業的服務責任，具體體現在信息利用、社會服務兩方面，即為社會各方提供各項文化信息利用需求，發揮主導公益文化的重要作用，以提高群眾的文化品位，提升全民文化素質;（2）文化館是保護并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基地，這些寶貴遺產是真實的歷史記憶，文化館應履行文化傳承責任，科學利用并保護好非物質文化遺產，該項責任文化館義不容辭;（3）文化館是傳播文化信息、普及大眾科學知識的源頭，應充分發揮傳播文化資源的優勢，挖掘文化館的文化價值，并及時將社會需求的科普文化知識吸收，肩負文化傳播責任并認真履行。四是文化館是一個公益單位，承擔著提高群眾文化素質、廣泛開展文化教育的責任，這是其他教育機構不能代替的。五是文化館的存在就是一種文化景觀，承擔文化建構責任，體現人類的文化活動，從而構建一種普遍的社會化活動。

二、文化館擁有的社會職能

文化館主要擁有三大社會職能：（1）組織文化活動，具體包括積極參與政府舉辦的重大文化活動，以及自辦活動、合作活動等。文化館組織開展的日常文化活動主要是文化娛樂活動，是經營性質的;（2）輔導群眾文化，包括群眾藝術輔導、組織管理輔導、理論研究輔導、文化娛樂輔導、宣傳鼓動輔導。文化館基層輔導主要由群文工作部和文藝輔導部完成，最主要的職能就是輔導群眾藝術。當下，部分群眾藝術輔導是有償性質的，也有一部分是基層無償輔導，但文化館輔導群眾文化的工作體系內的公益性群文理論輔導、文藝輔導急需加強;（3）創作群眾文藝，這是文化館擁有的重要社會職能之一，是主要的對外宣傳窗口，不僅體現著地區文化層次，還展示著地區經濟發展取得的成果。文化館主要通過創作音樂、小品、舞蹈、歌曲等藝術樣式，為群眾文藝演出、文藝表演團體、文藝調演等提供創作節目，以更好地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參與并承擔起政府指定的文藝創作活動，對大型文藝演出提供節目策劃等;探討并研究文藝創作過程中面臨的問題，推動文藝更快地發展;輔導并幫助群眾進行文藝創作，支持社會創作活動等。

三、融合文化責任與社會職能，提升文化館服務水平

（一）擴大文化館服務項目，及時樹立品牌意識

與專業文化比較，群眾文化的重點是不同的，不僅要負責組織開展業余的文藝展覽及文藝創作活動，還要為社會各界提供群眾文化人才，這就是文化館自身的品牌優勢。文化館可嘗試開展各種形式的、獨具文化特色的培訓輔導活動，把藝術培訓轉變成考級班，如禮儀文化培訓、普通話培訓、企事業單位文化干部培訓、餐飲業領班培訓、舞蹈編排培訓等，并協辦、策劃各類大型的慶典活動、文化活動，輔助企業做好文化宣傳工作等，扮演社會各界文化交流的橋梁角色，進行專家文化咨詢，保護民間藝術遺產并做好文化傳承工作，打造文化品牌，成功將文化館在社會上的影響力、號召力擴大，最終提升社會服務水平。

（二）擴大文化館服務對象，積極適應文化需求

社會大眾對于文化的需求在于享受文化館提供的社會文化服務，而企業文化、廣告文化、家庭文化以及社區文化等的興起為文化館走向市場提供廣闊空間。（1）廣告文化、品牌文化及所有的商業文化等賴以生存的基礎就是文化的宣傳及信息傳遞功能，它能在文化館塑造良好社會形象、擴大文化宣傳、提供文化資源信息等方面提供各種專業化服務，促進企業積極參與市場文化競爭，并應成功贏得主動權;（2）地方形象的改變要依賴社區文化，以宣傳地區特色，促進地區投資環境、市場環境等及時得到改善，展示地區精神面貌，促進地區經濟快速發展。在新形勢下，文化館更應積極參與市場，努力適應文化需求，大量開展不同形式的文化活動，確保自身在發展中更好地為市場提供全方位服務。

四、結語

在新形勢下，文化館要正視自身的文化責任及社會職能，充分發揮服務于群眾文化發展的主導功能，積極擴大服務項目和對象，拓寬基層文化工作，勇于突破，與時俱進，以有效提升文化館的服務水平，爭取促使社會廣泛關注并認可文化館，給予文化館建設事業更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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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統一思想，提高認識推進學校食堂工作

學校食堂改革始終要堅持為教育，為師生服務的方向為原則，應注意結合具體情況。因此，因地制宜、積極穩定推進學校食堂改革方案，要特別注意糾正各種錯誤傾向。不能隨意改進企業和個體經營人員承包食堂，以包代管，一包了之。注意糾正“隨意漲價”的錯誤認識。經營既要遵循市場規律，學生食堂的主要功能是為師生，更主要的是為師生服務，既要考慮經營者利益，又要講究職業道德。學生食堂的主要功能是為師生，提供餐飲服務，是有明顯的公益性。更要兼顧廣大師生利益，決不允許不顧學生兼受能力，以漲價、質量差，在采購原材料時發生差別。來推動經營，來衡量食堂工作的標志，保質保量，價格適當，是搞好食堂改革的關鍵。學校食堂改革推進過程中要根據學校實際情況出發，充分考慮大多數學生的經濟承受能力，對食堂的就餐價格實行最高限制。統一思想，加強領導管理。切實采取有效措施，把對學生的健康安全關心落到實處。

三、加強宣傳教育、貫徹有關法律法規，建立學校食堂管理制度

學校及后勤部門要積極宣傳《食品衛生法》、《餐飲業食品衛生管理辦法》和《學校食堂與學生集體用餐衛生管理規定》、《產質量法》等法律法規，加強食堂從業人員的宣傳、教育和培訓，不斷提高他們的實際工作中規范管理，合法經營。按衛生程序操作，守法經營的自覺性，在安全衛生管理和食品質量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要制定完善的規章制度。食堂經營各個環節都必須建立健全崗位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做到層層把關，責任到人。保證各項規章制度落實到實處，加強各食堂檢查、評估。對食堂發生責任事故的要嚴肅追究當事人和承包單位或個人的責任。確保食堂的食品安全、衛生質量。同時為防止發生意外，建立健全學生食堂食物中毒和疫、病情況等突發事件的應急處理制度。

四、嚴格學校飲食經營準入制度，實行食物招標和集中定點采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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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關法律法規缺失。雖然我國已經出臺了不少關于社會保險的法律法規，但是不少法律法規太過于籠統，不能適應所有地區的情況。目前國家已經出臺了不少社會保險的相關政策和法規，但是這些法律法規由于頒布的時間已經久遠，其中很多條例已經不適用于當今社會的發展，無法切實解決現實問題，反而會阻礙問題的解決。同時，每個地區的社會保險現狀不同，城市和鄉村的社會保險現狀也大不相同，同一部法律不一定適用于所有的地域。有的法律也許適用于城市地區，但這部法律不一定適用于鄉村地區。除此之外，現有的法律過于寬泛，只是界定了幾個大方面的問題，但是對于具體的細節適用性不強。對于很多細節性的問題，很難找到相關的法律依據，這就為問題的解決帶來不小的麻煩和阻礙，大大影響了社會保險的進展和全面開展。

3.專業人才缺乏。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社會對于人才的需求也越來越大。任何組織都是由人組成的，沒有人才，組織就不能取得長遠發展，更談不上不斷進步和自我完善。目前，社會保險專業方面的專業人才還不夠，可以說，社會還沒有形成重視社會保險的氛圍。就目前的狀況來看，不少事業單位的社會保險人才十分匱乏。有的單位雖然有一些社會保險人員，但大多數沒有接受過系統的知識培訓，經驗也不夠豐富，責任心不強，不能履行好作為一名社會保險人員的基本職責。

二、完善社會保險的對策

1.加大社保宣傳。一些非政府組織要加大宣傳力度，讓社會保險的思想深入人心，使傳統的觀念得以改變，努力營造一種全社會關心、全民參與的良好氛圍，一步一個腳印加快推進參保工作。進一步增加補貼力度，努力增加農村居民收入。防止農產品價格發生劇烈波動，使生產資料價格保持穩定，建立和完善農業保護制度。對農業收費嚴加管理，力求減少亂收費現象。不斷增加政府對廣大農民的轉移支付力度，積極穩定地發展農業集體經濟。市政府可以考慮每年從財政收入中劃撥一部分作為農村社會保險風險基金，并遵循專戶專存的原則，真正使農民從中受益，從而提高他們的參保積極性。

2.強化基金監督管理。良好的監督是社會保險正常活動的前提，沒有完善的監督體系，很難確保業務的正常開展。各個地區的社保單位應強化社會保險基金監督工作，為此可以建立相應的監督管理機構，對各項經濟活動進行有計劃地控制，及時發現社會保險工作進程中存在的問題，同時應該加強社會保險基金監督管理工作，不斷提升工作效率。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除了做好社會保險基金內部的監督工作，不斷加強社會保險基金管理的外部監督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環節。外部監督主要包括新聞媒體監督和社會大眾的監督。企事業單位管理者要認識到社會保險基金內部管理的不足之處，認真改正有缺陷的地方，不斷完善內部控制建設。同時，也要不斷加強新聞媒體的監督作用，發揮輿論的監督作用。社會保險基金管理是一項巨大的完整的工程，具有完善的體系和結構，必須保證每個環節都落實到位，才能確保整個體系的良性運行，從而發揮出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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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院校輔導員隊伍流動性大、穩定性不足是一個普遍問題，常常出現干滿一屆就想方設法調崗的情況，愿意把輔導員當成終身職業并長期奮斗的人不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與同期入校的教師相比其收入往往偏低，職稱評定也總是落于人后，副高及以上職稱的輔導員極少，難以讓他們產生職業認同感和歸屬感。另一方面，輔導員隊伍發展空間得不到保障，外出培訓次數少，參與科研課題機會少，內部提拔競爭時也往往難以顯出優勢。

（二）學生管理系統部門協調不夠

多數高職院校在學生管理工作中存在著整體謀劃少的情況，各部門或院（系）往往各自推進、很少整體協調。日常工作中，根據各自上級部門的要求安排工作，往往是動員部署多，檢查落實少，一方面工作內容有重復，另一方面又難以避免出現“三不管”地帶。

（三）學習動力不足，自學習能力差

高職學生普遍缺乏良好的聽課、閱讀、自學習慣和正確的學習方法，學習的主動性、自覺性不足。由于文化基礎差，自學習能力弱，學習方法不當，難以持續學習。相當一部分高職學生缺乏較長遠的人生規劃和明確的人生目標，管理難度大。

（四）學生容易受外界環境的影響

高職院校的學生同樣是有理想、有抱負，并且想通過積極學習為實現美好未來而奮斗的。然而，高職院校的學生與社會接觸密切，一些沒有明確的學習目標的學生，很容易受外界環境的干擾。當他們接觸到社會上一些個別學生的不良行為或者一些不健康的事物時，就容易模仿他們。這時候如果沒有及時有效地疏導和教育，他們就會以混日子的方式來對待自己的大學生活。曠課、抽煙、酗酒等不良行為就會接踵而至。

二、高職院校學生管理應采取的措施

（一）充分調動學生自主學習的積極性

學校可以定期邀請一些優秀學生和專家教授來講述他們的成功經驗和當年的學習體會，通過面對面的交流，讓學生們確實體驗到自主學習是優秀人才應有的素質之一。只有切實認識到這一點，才能讓學生在日常學習生活工作中有意識的培養這些習慣，并在實踐中落實。

（二）加強學生社會適應性

教育社會實踐是大學生成長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環節，大學生可以通過社會實踐調整自己的心理適應能力。學校應該在學生管理工作中應該為學生創造更多的社會實踐機會，讓學生能廣泛地參與到社會實踐活動中，進一步增強適應社會的能力，這對于促進大學生積極調整自己的心理狀態是十分重要的。

（三）優化管理體制機制

從橫向上看，學生管理工作應在學校頂層制度設計中對各個職能部門管理職責進行合理劃分，尤其要對具體管理工作中的交叉部分明確操作辦法，形成既分工、又合作良性機制。從縱向上看，學校、院(系)、班級三級管理體系也需進一步理順。應當充分賦予院（系）和班級適當的學生管理權，便于相關管理人員及時應對學生工作中的各種問題，提高處理問題的實效性。

（四）加強第二課堂文化建設

高職院校應該不斷加強對校園第二課堂文化建設的重視，培養以綜合能力為基礎的專業的技術人才。可以通過第二課堂文化建設將學習理論知識、培養實踐能力、塑造綜合素質三者緊密聯系在一起。校通過開展思想政治教育課程、心理健康輔導課程、職業教育指導課程等，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