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農業區位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市場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社會供給日益豐富，局部甚至出現了供過于求的現象，農業市場競爭日趨激烈。規模小而分散的“小農戶”在面對“大市場”時就暴露出諸如獲取市場信息困難、市場議價能力弱、資本不足、技術推廣緩慢、物流體系不暢等問題，農業的發展當前面臨著極大的困難，能否順利的實現轉型和跨越不僅關系到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甚至影響到國家的長治久安。

    日本、美國在發展過程中也曾出現過類似問題，通過對其農業發展歷史的考察可以發現，面對這種情況，農產品的生產往往會出現集聚現象，其中某些還會逐步發展成為在一國市場內占有較高市場份額的主產地，這種主產地在直接生產成本、交易費用、銷售渠道、組織程度、市場議價能力以及競爭手段與策略方面具有明顯的市場優勢，能夠增加農民收入并促成農業的轉型與升級。可喜的是，經過改革開放后三十多年尤其是1985年國家放開蔬菜生產之后二十多年的持續發展，我國部分農產品的生產也初步顯現了集聚之勢，如大蒜、黃瓜等蔬菜的集中程度日益提高，農產品的生產布局出現了競爭導致的集中和變動，真正意義上的農產品主產地在我國正快速形成，農業的區域化布局、專業化分工已成必然趨勢①。因此，為了更好地把握這種趨勢，更好地服務于我國農產品的生產經營，更科學地制定農產品布局政策，更好地促進農民收益的增加，實現全國農產品生產的協調，全面提升我國農產品競爭力，對農產品產地間競爭模式、規律進行研究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經濟活動的空間布局是經濟學家研究的主要對象，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學者對農產品生產的集聚以及產地間競爭，已經有了較為充分的研究與認識，并且制定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政策制度。我國在農產品競爭力提升方面也已經采取了很多積極措施，積累了很多經驗，但仍有很多困難。在中國經濟領域的諸項改革中，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是迄今少有的幾項矛盾最集中、情況最復雜的改革之一。導致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艱巨的原因很多，其中對農產品競爭機制認識的不完全、不深入，調控措施不當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影響農產品的競爭力，哪些個因素起主導作用，影響程度有多大，又是如何影響的？這些方面在不同的產區應該是不同的。不對這些問題做進一步的回答，就難以真正了解中國農產品競爭力在產區間的差異。換言之，如果我們不對參與競爭的主產地競爭力進行分析，那么對某一農產品競爭力的分析也只能是對其進行全國平均數的分析后所得出的結論，只有在對主產地的形成及其競爭力進行分析的基礎上進行某一具體農產品的競爭力分析，才是有建設性的分析方法。

    二、研究綜述

    對于經濟活動的區域布局和分工的研究貫穿整個經濟學發展的各個階段，一直以來都是經濟學領域的核心問題之一。早在1826年杜能就在其著作《孤立國》中對農業區位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為后續的理論發展提供了視角和基礎。進入20世紀，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發達國家農產品的生產逐漸集中，部分農產品出現了在某一國內產量大、市場份額高、市場影響力強的若干主產地，美國、日本等國學者紛紛對這種現象進行了研究和解釋，發展成了較為系統的農產品產地間競爭理論。農產品產地間競爭也成為一個廣泛涉及經濟學、地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管理學等多個學科的交叉問題，對其進行審視和研究需要從多學科角度綜合運用相關理論。既需要運用農業區位理論考察農產品生產經營的空間位置與空間分布，還需要從產業組織理論、企業管理理論出發，對其競爭力進行綜合評價并找出影響競爭力的主要因素和提升手段。下文就對與本文有關的諸領域研究進行總結與綜述，以期為本研究提供基礎和借鑒。

    (一)農業區位理論

    農業區位理論主要研究的是農業生產類型隨著農業區位而變化的特點和規律，即商品經濟條件下農業的生產布局。該理論的奠基者是德國農業經濟學家杜能，他在《孤立國》中運用局部均衡方法，在不考慮各地自然因素和社會經濟因素的差異下，闡明了市場距離對農業生產集約程度和土地利用(農業)類型的影響，第一次確立了農業類型的區位存在著客觀規律性及優勢區位具有相對性等有關農業布局的重要概念。隨后，韋伯(1909)提出了“工業區位論”，其和杜能的“農業區位論”的共同點都在于著眼于成本最小、節省運費。但是這種設想的工農業布局模式卻是一種過于理想主義的圖式，在實踐中往往正是由于各地不同的自然因素和社會經濟因素導致了工農業生產的空間差異。特別是到了現代，農業中交通運輸、罐頭制造和冷凍技術迅速發展，運費大幅度下降，市場距離在農業土地利用方式決策中日益成為次要因素，農業區位論的直接適用范圍更是大大縮小。和杜能試圖解釋大范圍地區宏觀的農業區位不同，現代的農業區位論者更多地注意研究具體農場的“農業決策”。影響農業決策過程的各種因素中，不僅包括各種社會經濟因素、技術因素、自然因素，還應包括農戶的行為因素，如個人業務知識、經驗、偏好以及冒險精神，等等。在我國，也有很多學者以“農業區位論”為基礎進行了相關研究。傅銘②從“農業區位論”的基礎理論出發，對吉林省的農業區位資源進行了定量分析。李瑜、鄭少鋒③按照農業區位理論和產業演變的一般規律對西部退耕還林地區農業的布局進行了研究。還有的學者對“農業區位論”本身的指導意義和不足進行了研究。付曉東、張西玲④指出了“農業區位論”在地區增長動因和過程分析、地區產業結構及演變分析、地區協調發展等領域問題的不足與缺失。安樹偉、梁增泰⑤指出了運用農業區位理論調控農業生產布局與生產要素投入，從而提高經濟效益的一般思路和方法。

    (二)競爭理論

    西方古典競爭理論可追溯到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競爭理論，假設市場的“自然秩序”以及理性的經濟人，強調“看 不見的手”對市場調節的作用，主張自由競爭。在自由競爭理論中，商品交換和競爭過程中，存在著商品和要素價格的自然平均比率，商品的價格在競爭的作用下，圍繞著自然價格上下波動。19世紀70年代，西方學者中提出了邊際效用價值理論，以此為基礎建立了新古典競爭理論。以馬歇爾(1890)為代表的新古典競爭理論認為競爭是市場過程最終會實現的均衡狀態，在均衡狀態下會實現市場均衡以及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和諧一致。馬克思(1867)的競爭理論是圍繞著他的商品價值理論和實踐，在剩余價值理論之中展開的。在馬克思的競爭理論中，同一部門內生產者之間的競爭形成商品的社會價值，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競爭決定著商品價值的實現程度。馬克思的競爭理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他考慮了競爭過程中生產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對價值形成和實現的影響，從而在競爭理論中第一次揭示了競爭過程的動態性質。

    現代競爭理論中，熊彼特(1912)提出了動態競爭和創新理論的初步觀點，認為競爭經濟的實現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企業不斷通過運用新技術來開發新產品，從而實現所謂的創新。競爭推動著企業不斷地創新與技術進步，大企業則逐漸因為創新和技術進步而形成壟斷，獲得高額利潤。克拉克(1950)在創新和動態競爭觀點的影響下，提出有效競爭理論，形成現代競爭理論的一個完整理論體系。克拉克所提出的有效競爭是由“突進行動”和“追蹤反應”這兩個階段構成的一個無止境的、動態的競爭過程。“突進行動”是先鋒企業首先創新運用新的生產技術，推出新產品，開發新的市場等從而獲得“優先利潤”，在市場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追蹤反應”是指隨后其他競爭企業開始追隨先鋒企業的創新模式，以分得優先利潤，從而使利潤平均化。至此，先鋒企業再次創新，其他企業也不斷追隨，競爭即以這種循環方式不斷持續。20世紀70年代后，現代競爭理論有了新的發展，形成了哈佛學派和芝加哥學派的競爭理論。哈佛學派的S－C－P體系采用市場結構(S)、市場行為(C)、市場成果(P)三個概念，認為競爭決策的目標是保證競爭過程達到有效的市場成果，為了保持有效的市場競爭，獲得和諧的市場成果，必須對市場結構和市場行為進行調節和干預。芝加哥學派則嚴厲批判了哈佛學派的S－C－P體系，他們認為市場競爭應是一個沒有國家干預、由市場力量自由發揮的過程，國家對于競爭的干預應僅限于為市場競爭過程確立制度框架。新奧地利學派的競爭理論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后，與芝加哥學派的理論同時對反托拉斯政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雖方法論和理論基礎不同，但是對壟斷的寬容態度和反對政府干預等觀點是一致的。

    我國學者也有相應的理論研究。洪銀興⑥認為我國的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要由追求數量增長轉向追求質量和效益，以適應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要實現這個轉變，必須認識和發揮自身優勢，與此對應，在貿易戰略上著重突出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他認為，單純的比較優勢，不一定就能成為產品的競爭優勢，需要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王宇翔、謝科進⑦曾利用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的理論研究我國蘋果產業的發展，認為蘋果產業的發展應采取以競爭優勢為導向，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戰略。充分發揮蘋果產業的比較優勢(生態資源優勢、勞動力資源優勢、區位資源優勢)，深化低級生產要素的使用，培養蘋果產業所需要的高級生產要素，重點培養富有競爭力的市場主體，提高國內需求品質，滿足國際市場要求，完善相關及支持性產業的建設，加強政府支持，充分把握機會，將蘋果產業的比較優勢充分轉化為競爭優勢，提高競爭力，促進蘋果產業的發展。綜合國內外學者的競爭理論研究，現有競爭理論主要以動態競爭和創新理論為主流，國內學者主張促進國內產業從比較優勢轉化成為競爭優勢，提高我國產品在貿易中的競爭力，從而占據有利的競爭地位。

    (三)農產品的產地間競爭

    依據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當農產品的生產開始出現過剩時，產地間的競爭則開始顯現⑧。自20世紀30年代開始，美國學者著手研究農產品的產地間競爭問題，其中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是。John D. Black的研究。John D. Black⑨認為影響農產品產地競爭力的因素主要包括產地的自然條件、地區條件、資本條件以及制度條件。基于上述研究，美國隨后出現了一系列關于農產品產地間競爭方面的實證研究。如Robert L. Jack⑩等對美國東北部肉雞產業的競爭狀況進行了分析，認為美國的肉雞生產形成了產地，但產地在不同時期因競爭而不斷變化，進而運用影子價格建立了產地間的競爭模型，并指出肉雞產業的未來發展方向。Stephen W. Fuller(11)等則以田納西州的洋蔥為研究對象，采用結構分析法對田納西洋蔥市場價格及市場份額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認為影響其價格的因素主要是運輸等物流成本，而導致其市場份額下降的主要原因則是晚夏洋蔥的上市。

    我國也有部分學者研究了農產品的產地間競爭問題，耿獻輝、周應恒(12)利用產地集中度系數和生產規模優勢指數測度了我國梨生產的格局變動與發展趨勢及其影響因素，認為我國梨的傳統主產地競爭力不斷下降，而新疆、陜西等新興主產地正在形成，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傳統產地土地、勞動力等要素機會成本的快速提高和梨的品種選擇制約。鐘甫寧、劉順飛(13)認為我國水稻生產布局近年來出現了較大變化，在各區域水稻相對于替代作物的收益差異以及資源條件約束、制度改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方區和長江中下游區播種面積減少較多而東北區實現了較大幅度增長。伍山林(14)認為中國的糧食生產具有穩定的區域變化特征，農村人均耕地資源和非農業產業就業是這種區域變化的重要影響因素。夏曉平等(15)認為自然資源條件、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非農產業發展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是決定我國肉羊產地競爭力的核心因素。黃季煜等(16)對山東70個村的調查數據進行了分析，認為在以蔬菜生產擴張為主的種植結構調整中，一個地區的市場基礎設施的改進和交通設施的完善是促進農戶種植結構調整的主要決定因素，而現代零售市場和有名無實的農民合作組織則還沒有產生積極作用。鄭風田等(17)則從農業產業區的角度對影響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因素進行了分析，認為專業化分工以及交織的區域社會關系網絡對于競爭優勢的產生具有決定 性作用。綜合目前我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可以認為自然因素對農產品產地的影響正日益縮小，而社會經濟因素、技術因素作用則在迅速增強。我國農產品生產正在逐步實現從自然布局到經濟布局的轉變。

    (四)農產品主產地的形成

    關于農產品主產地的形成理論可以追溯至產業集聚理論，因為主產地的形成也是一種廣義上的產業集聚現象。最先提出產業集聚概念的是馬歇爾(1890)，他認為導致產業集聚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而外部性又可以分為勞動力的市場共享、專業化中間產品和服務以及因企業創新而引發的技術外溢三個層次。此后針對工業區位轉移現象，韋伯(1909)通過系統研究勞動力、區位、集聚等因素工業區位集中的影響，提出了相應的“工業區位論”。胡佛(1948)則在沿襲韋伯和馬歇爾的分析框架基礎上，通過對運輸成本的進一步細化，將工業區位論進一步發展成為終點區位理論和轉運點區位理論，認為規模經濟、本地化、都市化是產業集聚的主要原因。后來人們發現傳統的區域經濟學將空間因素完全抽象化并忽略所有生產要素的流動成本的相關假設與現實不符，終由迪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擴大了傳統區域經濟學研究范疇，將空間、信息、創新、外部性以及聚集效應等因素納入了經濟活動空間布局的影響因素之中。

    20世紀60年代，以淺見淳之(1989)、武部隆(1993)、崛田忠夫(1995)為代表的日本學者，結合本國農業的生產實踐，將農產品產地間競爭理論逐漸發展成為主產地形成理論。其中，崛田忠夫⑦所歸納體系較為完備，該體系從農業生產及內部組織入手，將農產品產地的形成解釋為農業生產活動在空間的布局，且主要是受地形與氣候的影響并隨著時間發生變遷，認為在時空的共同演進下，地域環境相近的農業生產相互依存，逐步展開機能性推展直至確立農業生產地域，即產地，同時依據生產廣度與密度、生產方法的特殊性、市場評價、農戶組織等因素，將主產地的形成劃分為生產地區、產地、主產地、高度主產地四個層次。崛田忠夫的思想對后來日本的農業政策也產生了較大影響。

    運用日本學者的主產地形成理論，我國學者也進行了一些有益的研究。韓曙、黃淑佳(19)認為當時以城市近郊為主的蔬菜生產政策已經不能適應現實的發展需要。李岳云、盧中華、凌振春(20)對我國蔬菜生產的區域化趨勢進行了分析，指出雖然當前我國蔬菜生產的集中化程度不高，但卻有向具有綜合比較優勢區域集中的趨勢，并指出這種趨勢是由生產者的利益驅動并通過市場競爭機制和集聚效應所實現的。盧凌霄(21)利用區位熵指標對我國蔬菜生產的集中情況進行了分析，認為我國全國層面的蔬菜生產有向某些特定省份特定區域集中的趨勢，蔬菜的全國性主產地正在形成，并給出了我國蔬菜產地集中的政策建議。周應恒等(22)認為農民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種植決策改變(改為種植主產地蔬菜)，主要是由于農戶、生產技術、市場、企業、政府和特定機構發揮相關職能等多個因素的共同作用帶來了規模經濟、外部經濟以及機會成本，從而在產地競爭過程中凸顯比較優勢而形成主產地。

    (五)對現有研究的評述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在以下兩個方面已經較為豐富：一是農業生產類型隨著農業區位的變化及其規律；二是農產品主產地形成的動因及機理，這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基礎和角度。

    但是目前農產品產地間競爭力的研究卻較多的選擇以比較優勢為評價標準，通過局部、靜態的分析方法研究制約產地競爭力的因素。這就造成了只能對部分可量化指標如生產成本、要素成本等進行分析，而忽略創新能力、經營組織、社會文化和歷史因素的基礎作用，同時，更缺乏對農產品不同產地間競爭格局的歷史變遷所進行的全面深入的探討，這都將對農產品產地間競爭問題的現實和理論認識產生制約作用。有的研究雖然闡明了單個產地的行為模式與產地競爭結構的對應關系，但對于產地競爭結構的長期變化仍舊缺乏系統探討。從絕對優勢理論、比較優勢理論到交易費用理論、競爭優勢理論再到近年興起的動態競爭理論，經濟學家對國際貿易、工業企業的競爭進行了深入的探討。相對而言，上述理論在農業領域的應用就顯得單薄，尤其是動態競爭理論，尚未見到在農產品產地競爭力研究領域的直接運用，因此，對農產品產地間競爭的研究也需要建立一個動態的研究框架。實踐證明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理論也適用于當前農產品的生產經營，無論是農民合作組織的出現、差異化的產品策略、政府政策的支持都可看作生產函數的某種創新，亦會對農產品產地競爭力產生重要影響。

    三、動態的研究框架

    (一)動態分析的理論基礎

    農產品的競爭力實際上就是農業內部不同農產品產業的競爭力，即在農產品的生產、集中、加工、運輸、銷售等過程中所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聯系的各種組織的效率在市場上的體現，是農業經濟和戰略管理學科共同的研究問題。因此，必須將農產品競爭這種經濟活動納入競爭力的一般分析框架中進行考察。

    農業的經濟活動具有范圍廣而邊界模糊的特點，從初級農產品到食品之間的產品形態也多種多樣，因此，為了界定明確的研究范疇，建立恰當的分析框架，學者們對農業經濟活動進行了類別劃分。Breimyer(1960)將農業的經濟活動劃分為三個類別，即初級農產品生產、將飼料轉化為動物性產品、食品產品的市場營銷。后來這一理論框架主要用以分析資源的所有權與管理、最終消費品與初級產品、價格趨勢的關系。在此基礎上，Abbott與Bredahl(23)根據由農業到食品產業的各環節及其產品與最終消費品之間的關系，將農業經濟活動劃分為無差異初級產品的生產、差異性初級產品生產、由初級產品向半加工產品轉化、由初級產品和半加工品向可消費品的轉化四種類型。無差異的初級產品競爭力取決于生產、運輸成本，運用古典的農業區位理論即可對之進行有效分析，此階段的競爭策略即所謂的“低成本競爭”。由于市場需求的有限，隨著生產的逐漸升級，農產品轉入“差異型”競爭。

    競爭力是一個經濟學與產業組織理論、企業管理理論交叉的范疇，研究競爭力必須從產業組織和企業戰略管理的角度出發。Porter(1990)在對國家某一產業競爭力的分析中提出了“鉆石理論”(24)，他認為，一個國家某種產業的競爭力取決于四大關鍵要素，即生產要素(包括天然資源、人力資源、知識資源、資本 資源、基礎設施)、需求條件(主要是本國市場的需求)、相關與支持性產業的表現(主要是這些產業和相關上游產業是否有國際競爭力)以及企業的戰略、結構和競爭對手的表現。四大因素相互作用，加上兩個變數較大的因素——政府(其作用主要體現在通過政策調節、創造競爭優勢上)與機會(包括重要發明、技術突破、生產要素與需求狀況的重大變動以及其他突發事件等)，形成鉆石體系。

    波特對產業競爭力的評價方法是公認的運用產業組織理論研究國際競爭力的典范，后來也被許多學者運用到農產品競爭力的分析中來。如Hobbs(25)運用這一理論分析了丹麥豬肉產業獲得國際競爭力的過程。丹麥的豬肉產業不具備資源稟賦優勢，但是通過產業組織和產業內部的大規模、高度集中的合作，實現了在縱向產業鏈上的多種創新，包括建立確保產品安全性和提品信息的產品追蹤體系、專門的市場條款等，顯著提高了丹麥豬肉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同時，競爭優勢的實現又離不開比較優勢的發揮(26)，充分發揮經濟的比較優勢是波特“鉆石體系”中四大關鍵要素存在和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林毅夫、蔡防、李周(27)指出，只有按照經濟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技術及組織生產活動，產業和整個經濟才能最大限度地創造經濟剩余，從而創造出競爭理論所重視的“高級生產要素”，遵循比較優勢是企業和國家具有競爭力的前提。

    (二)農產品產地競爭力的影響因素

    由于農業生產以及農產品的特殊性，農產品產地的競爭力主要受以下兩類因素的影響。

    1.直接因素

    主要包括成本、質量、品牌以及產品差異性。其中成本與質量是基礎，是形成產品競爭力的基本來源，與產地的自然條件、農業生產技術水平、基礎設施、農戶經營水平以及產業組織化程度等基礎因素密切相關。隨著農業產業化的不斷深入以及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品牌以及產品的差異性對競爭優勢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也是農產品產地間競爭日趨成熟的表現。

    2.基礎因素

    主要包括農業的自然資源、基礎設施、科技水平、農戶經營水平、產業組織化程度以及產業政策。其中，農業的自然資源雖然屬于初級生產要素，但是對農產品的質量與產量乃至成本都具有較大影響，最終影響農產品的競爭力；農業的基礎設施屬于農業生產的高級要素，主要影響農產品的成本，進而影響其競爭力；農業的科技水平包括技術開發及技術推廣，也屬于高級生產要素，是提高產品競爭力的最有效途徑；農戶的經營水平及產業的組織化程度則直接影響產品的質量與成本以及產業規模，從而影響產品競爭力；產業政策是政府指導產業發展的重要手段，可以優化資源配置，最終提高產業競爭力。

    在上述諸多因素中，如果把分析的著眼點放在產地間的競爭與市場營銷戰略的關系上的話，那么我們認為可以把上述因素提煉為以下五個因素，亦即：組織行為、市場結構、農戶行為、技術結構、自然屬性。同時，產地整體競爭力的增強是五大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見圖1。

    

    圖1　影響競爭力的5個因素

    (三)建立動態研究框架的意義

    結合產業組織理論、營銷戰略管理以及競爭理論，著重依據上述影響競爭力的五個因素探討農產品產地間的競爭問題，必然涉及市場結構的變化以及產地經營組織及農戶行為模式的對應，因此一定程度上的長期分析是必要的，同時這種分析也必然是一個動態的分析框架。

    建立動態的研究框架，可以彌補我國對農產品產地間競爭研究的不足。從目前農產品競爭力研究的現狀來看，國內農產品競爭力研究存在以下兩方面的局限性。

    一是研究所依據的理論基礎范圍較窄。目前盛行的研究大多是從比較優勢出發，從產業的角度進行研究。但是，單純的比較優勢不一定能成為競爭優勢。因此，只從產業的角度進行研究是片面的、不完整的，還必須針對農產品的產地，從農產品生產運營組織的角度，對其競爭戰略和組織的績效進行研究。所以，對農產品競爭力的研究，應該將產業組織理論與企業戰略理論特別是營銷戰略理論相結合，同時借鑒最新的競爭力研究范式，使我國對農產品競爭力的研究更加全面與深入。

    二是對競爭力的影響因素認識不充分。現有文獻對農產品競爭力的研究片面地集中于供給方面，而缺乏對需求因素的考慮，即農產品消費者的需求和偏好變化對競爭力的影響。同時，現有文獻對供給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供給中的生產成本，忽略了流通成本。可以說上述對農產品競爭力研究所存在的問題已成為國內現有研究的重大缺陷。

    基于以上原因，建立一個較為全面、動態的研究框架，廣泛運用產業組織理論和企業戰略理論，同時借鑒最新發展的競爭力理論，可以為我國農產品競爭力的研究建立一個系統的分析框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豐富國內學者對于農產品產地間競爭理論的研究視角，同時通過對農產品產地間競爭過程的觀察，總結適應不同類型產地的競爭策略和競爭手段，為我國正在形成的農產品主產地提升其自身競爭力、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可借鑒的成功經驗。

    ［收稿日期］2011－12－19

    注釋：

    ①苗齊：《中國種植業區域分工研究》(博士論文)，南京農業大學，2003年3月，第17～18頁。

    ②傅銘：《吉林省農業區域優勢分析》(碩士論文)，吉林大學，2009年4月，第21～29頁。

    ③李瑜，鄭少鋒：《農業區位理論與西部退耕還林區農業產業布局研究》，《農業現代化研究》2007年第3期。

    ④付曉東，張西玲：《平原農業縣如何發展工業經濟——以河南省滑縣工業發展為例》，《工業技術經濟》2004年第2期。

    ⑤安樹偉，梁增泰：《陜西省西鄉縣土地生產潛力與人口承載量研究》，《陜西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95年第4期。

    ⑥洪銀興：《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兼論國際貿易的比較利益理論的缺陷》，《經濟研究》1997年第6期。

    ⑦王宇翔，謝科進：《從比較優勢走向競爭優勢——以我國蘋果產業為例》，《黑龍江對外經貿》2006年第12期。

    ⑧王秀清：《大都市郊區蔬菜產地的競爭策略問題》，《中國農村經濟》1996年第9期。

    ⑨John D. Black,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Restriction of Agricultural Outpu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31.

    ⑩Hui-Yuan Chen Wu, Robert L. Jack, Dale Colyer. The Northeast and Interregional Competition for Broilers. NJARE, April 1985.

    (11)Stephe n W. Fuller, Oral Capps, Jr., Haruna Bello, Cart Sharer. Structure of the Fresh Onion Market in the Spring Season: A Focus on Texas and Its Competition. Wester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December 1991.

    (12)耿獻輝，周應恒：《從集中走向分散：我國梨生產格局的變動解析》，《南京農業大學學報》2010年第9期。

    (13)鐘甫寧，劉順飛：《中國水稻生產布局變動分析》，《農業技術經濟》2007年第9期。

    (14)伍山林：《中國糧食生產區域特征與成因研究——市場化改革以來的實證分析》，《經濟研究》2000年第10期。

    (15)夏曉平，李秉龍，隋艷影：《中國肉羊產地移動的經濟分析——從自然性布局向經濟性布局轉變》，《農業現代化研究》2011年第1期。

    (16)黃季焜，牛先芳，智華勇，董曉霞：《蔬菜生產和種植結構調整的影響因素分析》，《農業經濟問題》2007年第7期。

    (17)鄭風田，顧莉萍：《準公共服務、政府角色定位與中國農業產業族群的成長——山東省金鄉縣大蒜個案分析》，《中國農業觀察》2006年第5期。

    (18)崛田忠夫：《産地生不流通論》，東京：大明堂，1995年。

    (19)韓曙，黃淑佳：《關于蔬菜商品生產基地新格局的思考》，《商業時代》1989年第7期。

    (20)李岳云，盧中華，凌振春：《中國蔬菜生產區域化的演化與優化——基于31省區的實證分析》，《經濟地理》2007年第3期。

    (21)盧凌霄，周德，呂超，周應恒：《中國蔬菜產地集中的影響因素分析——基于山東壽光批發商數據的結構方程模型研究》，《財貿經濟》2010年第6期。

    (22)周應恒，謝美婧，熊素蘭，周威山：《江蘇邳州大蒜主產地形成機制研究：農戶規模化種植視角》，《農業經濟問題》2010年第9期。

    (23)Maury E. Bredahl, Philip C. Abbott, and Michael R. Reed Competitiveness in International Food Markets, Boulder,Co:Westview Pres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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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學是研究人地關系的學科，其中人類經濟活動與地理環境的關系十分關鍵。經濟地理學主要研究經濟活動的區位、空間組織及其與地理環境的關系，是地理類專業的主干課程之一。學好經濟地理學對于地理類專業的學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現有經濟地理學教學中存在缺乏創新思維訓練；學習內容太多，重點不突出；實踐少且以認知性為主；缺少創新實踐；學習評估方法單一等問題。探究式教學法又稱“發現法”[1]。近年來，相關學者對探究式教學的特點[2-3]、類型[4]和模式[5-6]等進行了一些探索，并在高等學校的地理課程教學中進行了實踐[7-8]。李小建主編的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經濟地理學》[9]，注重與國際接軌，突出理論構建，在全國高校中廣泛使用。該教材的理論框架比較適用于探究式教學。自2007年開始，課題組以該教材的內容體系為基礎，構建經濟地理學探究式教學模式。該模式包括思維方式的培育、主要理論點的課堂教學和相關的輔助教學及激勵三個層面（圖1）。其中，基本思維理念貫穿始終，體現在各個環節。主要理論觀點是課程的主干，通過理論點的教學使學生掌握全課程的主要理論并可以運用理論解釋一些實際問題；課外閱讀、認知探索、專題研究及評估考試等輔助手段進一步加強基本理論的貫徹，加深對重要理論的理解。

一、貫穿經濟地理學的科學思維理念

經濟地理學研究中，整體論、還原論、系統論對其理論的形成都有重要作用。但經濟地理學中的經典理論，多數與還原論有關。還原論的基本原理，是把復雜的事物簡化，把高層次的現象用低層次的規律概括，把整體的問題分解為基本元素，從而發現事物間關系的最基本原理[10]。比如，區位論所形成的基本思維邏輯就是把研究的問題進行簡化假設，從而推出基本理論。再逐漸放寬假設，逐步接近現實世界，把原理論進行修正。得出較好的解釋客觀世界的理論。與之比較，整體論強調世間各事物之間的聯系。系統論強調事物聯系的系統特征。這很符合地理學中的許多客觀事實。這些思維方式對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均十分重要。但由于經濟地理學的理論與相關地理條件之間具有很強的關聯，為了培養學生形成批判性、創造性的學習習慣，我們在“經濟地理學”教學中，引入一種基本思維方法。即“前人觀點――相關條件――現實條件――新的觀點”思維方法（圖2）。通過該方法的訓練，培養學生根據中國國情，探索相關的適應理論的能力。與思維方法相關聯，我們還在“經濟地理學”課程的探究式教學中，注重培養學生文獻收集能力，提出和分析問題的能力，成果展示能力。在課程教學過程中潛移默化進行人格培養，包括求真務實的態度、堅韌不拔的毅力和團結合作的精神。

二、著重課堂教學的基本理論點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在經濟地理學探究式課堂教學中可采用“定理―例證法”。所謂“定理―例證法”就是指在精選出經濟地理學基本原理、基本理論和基本觀點的基礎上，運用相關的案例和數據對其進行例證，以加深學生對經濟地理學基本理論點的理解，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基于李小建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經濟地理學》（第二版），挑選出15個經濟地理學課堂教學的基本理論點（各理論點在教材內容體系中的位置，見圖3），并針對各具體理論點，提出例證的思路。

（1）經濟地理學的定位。要點：研究對象、學科發展以及與相關學科的關系。例證：比較經濟地理學與自然地理學、經濟學的區別。

（2）杜能農業區位論。基本觀點：空間距離影響農業生產類型和結構。例證：村莊周圍土地利用類型，城市周圍土地利用的空間分異，技術變化對農業區位的影響。

（3）韋伯工業區位論。基本觀點：工業活動趨向于費用最低的區位。例證：以不同行業（或部門）為例，分析運費、勞動力、土地、優惠政策等方面產生的費用對區位選址的影響以及區位效果。

（4）中心地理論。基本觀點：中心地職能越高，服務半徑越大，數量越少。例證：居民點的規模與數量關系、商業網點等級與數量的關系。

（5）史密斯的收益性空間界限。基本觀點：企業在一定收益性空間界限內布局，純收益最大是最佳區位。例證：收益性空間界限和工業區位模型的關系，企業家經營能力和水平與區位模型的關系，政府政策對區位模型的影響。

（6）普雷德的行為區位矩陣。基本觀點：區位選擇的合理性取決于決策者的信息量和信息利用能力。例證：微軟的選址，外資在華投資的選址。

（7）區位論新論。基本觀點：新產業區位呈現新特點、新因素對產業區位具有新影響。例證：金融業區位、創意產業區位、住宅區位，技術、外部性等因素的影響。

（8）企業空間擴張規律。基本觀點：企業空間擴張呈現接觸擴張（近鄰效應和距離衰減）、等級擴張（市場規模）和通道擴張。例證：3種類型的企業的空間擴張。

（9）跨國公司區位。基本觀點：合理布局各組分的區位使公司整體利益最大化。例證：世界大型公司的分布，外資在中國的區位變化。

（10）區域產業結構演變理論。基本觀點：區域產業結構逐步向資本、技術、知識密集型演變。例證：某區域產業的縱向發展，不同發展階段的區域間比較。

（11）區域空間結構演變理論。基本觀點：空間結構演變表現為低水平均衡――非均衡――高水平均衡，點――線――網絡的變化特征。例證：一個區域空間結構的時間演變，不同發展水平的區域間比較；葉大年的對稱分布規律，陸大道點軸理論。

（12）區域經濟增長機制。基本觀點：區域優勢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前提，偶然因素啟動區域增長，路徑依賴鎖定區域發展模式，收益遞增加快區域增長。例證：美國的道爾頓地毯產業集群，中國南莊村鋼卷尺產業集群。

（13）區域經濟差異。基本原理：區域經濟差異與收入水平呈倒“U”字形關系。例證：發達國家例證，中國例證。

（14）區域間關系。基本觀點：區域間因發展梯度不同，技術和產業由高梯度區域向低梯度區域的推移；發達區域依賴欠發達區域的資源、勞動力和市場，欠發達區域依賴發達區域的技術、資本、信息。例證：國家間的產業轉移，中國的產業轉移。

（15）貿易與區位。基本觀點：區域間因比較優勢不同帶來區域間的分工；規模收益遞增也帶來區域間經濟活動差異。例證：中美之間的貿易，美日汽車貿易。

三、相關的輔助教學及激勵

1．拓展學生的課前閱讀

課前閱讀有助于提高學生獨立獲取新知識的能力，增強課堂教學的效果。閱讀文獻的過程中，學生會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新問題，加上知識基礎的千差萬別，因此需要教師把好第一關“合理設計閱讀材料和閱讀提示”，讓學生帶著提示去閱讀，做到有的放矢。在文獻選取方面，我們遵循以下原則：（1）選擇與前面15個理論點相關的經典文獻；（2）列出學生閱讀文獻時所必須弄清的主要問題；（3）每個理論點列出文獻5篇左右；（4）以中文文獻為主，側重中國案例文獻。學生可以在獨立閱讀的基礎上，分小組交流各自的閱讀體會。

2．加強學生的認知探究

經濟地理學的實踐教學包括認知性實習（感性）、學理層面實習（理論驗證）和探究層面實習（反思，發現）三個不同層次的體驗與訓練。認知實踐可將google earth的觀察、室內模擬、實地考察等多種方法相結合，其中實地考察是認知探究最重要的途徑。根據課程重點內容可包括企業區位、企業與區域發展關系、區域之間關系、全球化等方面。鑒于經濟地理學現象具有很強的地域性，各地可根據區域特點，有不同的側重（如東部地區院校可側重跨國公司投資區位、跨國公司空間組織和全球―地方關系；中西部地區院校可側重新型城市增長、城郊農業、專業村和農區空間結構重構（村鎮合并）；東北地區院校可側重國有企業的區位、老工業基地振興和資源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以河南大學和河南財經政法大學為例，兩校開展了以考察中部經濟發展為主的實踐教學，主要包括經濟技術開發區、農村工業集聚區和農區（城郊農業、專業村）等。同時考慮到生源地（主要來自河南以及中部其他省份）和教學的整體性，也選擇了沿海地區經濟發展較快的青島市、日照市作為實踐教學基地，著重跨國公司投資區位、全球―地方關系等方面的認知與探究。

3．引入相關專題研究

專題研究作為基本理論掌握和知識應用能力的整合平臺，在經濟地理探究式教學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們在教師指導下，以課題小組為單位開展相關專題研究。課題小組通過制定課題研究方案，收集、整理和分析數據，進行理論分析，最后形成調研報告或論文。這樣，既培養了創新精神和團隊精神，又能夠使其系統地整合所學的經濟地理學理論知識，提高知識應用能力。專題研究的選題可以遵循熱點問題和理論問題相結合、理論研究與實地調查相結合、普遍性與地域性相結合以及科學性和可行性相結合的原則。就研究內容而言，各個地區的高等院校，應該結合區域的經濟地理現象，選擇合適的課題。比如，在城市經濟地理研究方面，可開展商業網點、大型零售業區位、城市交通、房地產等方面的研究；在農區經濟地理研究方面，可從農戶、農戶群等微觀角度，選擇典型農區，開展勞動力轉移、土地流轉、糧食生產等問題的研究，以及農村居民點空間分布變化研究。

4．改革評估考試

傳統的考試模式、評價體系是以考查學生學業成績為主的紙筆考試形式，只能在認知方面考查學生學習到的書本知識及運用這些知識解決書面問題的能力，而不是分析解決實際經濟地理問題的能力，缺乏對人的多元化、人性化和動態化的評價。探究式教學要求對傳統的評估考試方面進行改革，建立一種“全程式－多元化”考核模式。我們在建立新的評價體系時考慮以下原則：（1）強調能力，主要考核學生發現問題的能力、認識與分析問題的能力、邏輯思維的能力、成果展示的能力。（2）強調創新，考查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發散性思維；（3）強調新思路、新觀點、新方法。具體操作層面就是從學生課前閱讀、課堂討論、認知與探究、專題研究和卷面考試等多個環節開展全過程、多元化、發展性評估。比如，學生總成績中課前閱讀占10%，課堂討論占10%，認知與探究占10%，專題研究占20%，卷面考試占50%。

四、結論與啟示

探究式教學在中國尚處于探索階段，理論上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高等教育中的理論研究成果還比較薄弱。在教學實踐中也有一系列的問題需要深入研究。我們圍繞特定的《經濟地理學》教材，進行了相關方面的一些探索，力圖在以下四個方面有所創新:（1）在理念上，引入了科學思維訓練的教學理念，訓練學生形成經濟地理學科學思維定式：“了解前人觀點――觀點形成背景條件――現在經濟地理條件――可能得出的新觀點”。（2）在內容上，基于教材的知識結構，精煉教學內容，突出各部分的理論要點，構建了立體化的教學框架，使教學內容清晰明了。（3）形成了探究式的教學方法體系，即課堂內的“理論―例證法”、與課堂外的“認知―探究逐步遞進法”和“熱點追蹤―理性分析法”。通過這些教學方法，一方面把抽象的理論具體化，另一方面訓練學生的科學思維素養。（4）在考試評估上，從學生課前閱讀、課堂討論、認知與探究、專題研究、評估考試等多個環節開展了全過程、多元化、發展性評估，突出對學生的科學思維和創新能力考察。

對河南大學和河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實踐結果表明，所提出的探究式教學模式大大提高了學生的綜合能力，轉變了教師的教學方式和思維方式，并促使師生關系進入良性互動狀態。學生的相關創新成果獲得了國家級的大學生創新獎勵。相關高校可根據自己的特殊性，不斷探求，改善經濟地理的教學方法，拓展地理類專業教育的改革思路，優化地理類專業人才培養過程，為培養高素質的創新型人才作出自己的貢獻。

參考文獻：

[1] 徐學福. 探究學習的內涵辨析[J]. 教育科學，2002, 18（2）：33-36.

[2] . 試論探究式教學的特點及教師的作用[J].學科教育，1998(10)：20-23.

[3] “科學探究性學習的理論與實驗研究”課題組. 探究式學習: 含義、特征及核心要素[J].教育研究，2001, (12): 52-56.

[4] 李森,于澤元. 對探究教學幾個理論問題的認識[J].教育研究，2002(2)：83-88.

[5] 鄭淵方,廖伯琴,王姍. 探究式教學的模型建構探討[J]. 學科教育，2001(5)：1-4.

[6] 張軍海,李仁杰,孫鐵柱等.高師地理實施探究教學模式的研究與實踐[J]. 河北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8,32(2)：257-262.

[7] 王國梁．高校人文地理學探究式教學模式實踐[J]．中國大學教學，2010(7)：51-54.

[8] 李剛，吳元芳. 高校人文地理學教學方法改革新思路[J].福建地理，2004,19(2)：42-44.

篇（3）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企業特別是大型跨國企業對一個地區經濟的影響日益加重，甚至企業的發展直接決定了該區域的發展，企業發展的好與壞也影響著該區域的繁榮與衰退。一方面，企業根據自身發展需要，充分利用所在地的勞動力、資本和資源要素以及當地政府提供的優惠政策和有利的環境條件，以求獲取最大利潤；另一方面，企業的發展也帶動了區域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發展。

一、企業與區域發展的關系

企業特別是大型跨國企業對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企業發展離不開區域的支持和扶持，同樣的，區域的繁榮也需要大量企業的存在。企業是區域經濟運行的最基本單元與微觀機制，不僅是導致區域經濟增長或滯緩的具體作用的微觀單元，而且也是直接影響區域經濟平衡或不平衡的直接決定者。區域經濟的特征尤其新的特征歸根到底來自各個企業的行為，來自各企業之間的相互作用與反饋關系。區域經濟內部機制的變化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都應是這些企業或組織變化的結果，企業從某一產業部門轉產或在某一部門擴張或停產等都可能引起區域宏觀經濟結構的變化。

企業對區域的影響一方面取決于所研究企業的本身增長狀況，由此對所在區域帶來直接影響。該影響包括：第一，企業的產值稅收利潤等對區域經濟的貢獻，包括企業稅收和員工稅收。第二，企業對就業和當地經濟環境的帶動作用。企業發展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從而可以擴大當地的就業總量。第三，企業通過前向關聯聯系和后相關聯聯系對其他產業部門產生直接和間接的影響。第四，企業發展良好，可以提高當地人均收入，從而拉動消費，增加消費規模，促進消費升級，進而促進當地經濟快速發展。

反過來，區域經濟的發展也影響著企業的發展。第一，企業從選擇區位到健康發展，無疑都要考慮區域資源、人才、市場、經濟發展水平等各方面因素。無論是古典區位理論如杜能的農業區位論、韋伯的工業區位論還是現代區位論如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論等都說明了區域資源、勞動力、市場等因素對企業區位選擇的影響。第二，區域為企業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與政策支持，以使企業獲取最大利潤。

二、鄭州新力電力有限公司對鄭州市發展的影響

鄭州新力電力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1月，位于鄭州市風景秀麗的西流湖畔，是由香港誠利有限公司、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資興建的河南省第一家中外合資大型熱電聯產發電企業。一期、二期工程三臺機組分別于1992年、1993年和1995年投入商業運行。三期工程兩臺機組分別于2006年和2007年建成投產。目前，公司總投資為34億元，注冊資本為73397萬元，總裝機容量為5*200MW，是國內省會城市中屈指可數的熱點聯產企業。

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不斷加快，城市電力供需矛盾日漸突出。1989年3月15日，由香港誠利有限公司和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資建設的一期擴建工程2*200WM機組破土動工，兩臺機組分別于1992年、1993年建成投入生產，二期擴建工程1*200MW機組于1995年建成投產。新機組的投產不僅有效地緩解了城市用電緊張的局面，而且開創了河南省引進外資、多渠道辦電的先河。鄭州新力電力有限公司于當年正式成立，成為省內第一所中外合資發電企業。

2007年3月2日，三期擴建工程2*200MW機組進入商業運營，標志著鄭新公司已經跨入百萬千瓦發電企業行列，成為全國最大的城市供熱電站，在新一輪能源產業化競爭浪潮中實現了新的跨越。

鄭新公司成立十年多來，一直秉承“安全、環保、節能、高效”的生產經營理念，以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雙贏”作為企業改革發展的中心目標。鄭新公司肩負著為鄭州市的紡織、金屬冶煉、汽車制造等重要行業以及居民生活輸送優質電能和熱能的重任，為鄭州市的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

（一）鄭新的區位選擇

企業對區位條件有很多要求，比如要有便利的交通，能夠及時獲得信息，便于和關鍵人物隨時接觸等，具體鄭新投資的區位因素如下：

1.區位為主要大都市區

鄭州市河南省省會，是河南最大的城市。大都市有其明顯的優勢：具有各公司之間當面接觸可能性；提供金融、法律、廣告等方面服務的便捷性；具有與其它大都市高度接近性。

2.巨大的市場需求量和較低的投資成本

根據區位成本學派的觀點，生產成本最低的區位為企業所追求的最佳區位，根據區位論市場學派觀點，市場區是企業是否盈利甚至是否生存下去的關鍵。

1992年，鄭州西北郊區還略顯冷清，土地租金價格比較便宜，鄭新及時購買了廠區。作為人口第一大省的河南對電的需求極大，不但生活用電潛力驚人，而且電解鋁、氧化鋁等工業用電更是前景可觀。鄭州市省會，市場規模大，市場結構完整，市場運作成熟。1992年鄭新投建時，西郊有五個棉廠，都是用電和需熱大戶，市場需求有保證。

3.投資環境良好

第一，便利的交通運輸。京廣、隴海兩大鐵路干線穿省而過并在鄭州相匯，并且鄭新旁邊即是隴海線鐵路，為其運輸燃料煤帶來極大的方便，節約了運營成本。

第二，基礎設施完善。省會鄭州，在電網網絡、輸電設備等方面是比較完善的，而生活設施及生活環境在省內也是比較優秀的，為企業生產進駐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曾經的鄭州熱電廠坐落在西北郊，鄭新成立之初，只是在鄭州熱電廠（廠區面積1700多畝）旁邊買了150畝地用于安置3臺機組。其余輔助設備如道路、鐵路和熱力管道等，多年來，都采取了從鄭熱租賃或借用的方式。

第三，人力資源豐富。鄭州不僅有豐富的廉價勞動力：民工，還聚集著河南省大部分高校，所以高級人才資源豐富，能為企業的發展提人才支持。

（二）對當地的影響

1.對當地中小企業的影響

電力行業是個特殊的能源行業，是個資金密集型產業，進入門檻高，所以小規模的發電廠不會有，鄭州西郊只有鄭新一個電廠。調查得知，鄭新所用生產設備是從上海直接購買，所以對當地上下游企業的帶動力并不明顯，調查中，沒有發現周圍有和它相配套的零部件生產廠，這一點和它特殊的性質有關。

2.對當地經濟的影響

第一，稅收貢獻效應。包括企業稅收和員工個稅。鄭新是鄭州市的納稅大戶，經了解，05年上繳稅款1.2億元，08年交稅7千多萬，為財政做了不少貢獻。

第二，消費帶動效應（商務活動和個人消費）。鄭新有三個家屬區圍繞在廠區周圍，對周圍的幾條街道上的飯店、理發館等其他服務行業說，鄭新的員工是其主要消費群體之一，比如鄭新旁邊200米左右就形成了一個秦嶺綜合市場。

第三，就業乘數效應。一方面是鄭新招收員工的條件越來越高，能夠吸收鄭州本地一些本科專科院校的學生，另一方面是周圍居民在為其提供相關服務的時候解決了自己的就業問題，如開店或者路邊擺攤賣水果的商人；還有一個方面是鄭新作為電廠，對當地產業結構的變化有一定影響，能夠吸引一些用電量大的企業落戶西北郊，例如位于其旁邊的“鄭州鋁業”。鄭新負責周圍居民區和企業的供暖，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多便利，而其在本公司居民區外設置的公共健身器材和花園，一定意義上改善了當地居民的生活環境。

三、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對策建議

企業的發展離不開區域的支持和扶持，同樣的，區域的繁榮也需要大量企業的存在，二者應該互相幫助，互相發展。對于一個區域政策的制定者來說，一方面要盡力吸引對本區域發展有利的企業來本地發展，培育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增長極，并為他們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條件與政策支持，確保其健康穩定發展，從而促進區域經濟快速健康發展；同時另一方面，也應該注意區域間的平衡協調發展。對于企業，在利用區域有利資源發展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的同時，也要擔負起相應的社會責任，為區域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1]李小建.國企改革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以河南為例[J].經濟地理，1983（3）.

[2]費洪平.企業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研究[J].生產力研究，1993（1）.

[3]鄧宏兵.區域經濟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4]水.產業經濟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魯豐先.企業與區域經濟發展—以集團有限公司為例[J].開封教育學院學報，2001（3）.

[6]李健.跨國公司在華地區總部區位選擇與區域經濟發展[D].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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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061.5；F2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131（2012）06002909

一、引言

經濟學家歷來注重對產業空間演進的研究。Von Thunen（1862）創立了農業區位論并探討了工業布局，認為生產費用最小和銷售價格最低是工業區位選擇的最高原則。Weber（1909）創立了工業區位論，研究了影響工業在區位間選擇的原因，并將影響工業區位選擇的因素分為區域性因素和非區域性因素。Walter Christaller（1933）提出了“中心地理論”，探討了一定區域內城鎮等級、規模、數量、職能間關系及其空間結構的規律性。August Losch（1939）把市場需求作為空間變量來研究區位問題，形成了市場區位理論，探討了市場區位體系和工業企業最大利潤的區位格局。

古典區位理論更多地是從微觀的企業視角探討企業的區位選擇問題，同樣有學者從產業的宏觀視角來研究產業轉移。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1932）的雁行模式理論認為，次發達國家某一行業的生產一般要經歷進口階段、進口替代階段和出口階段三個階段；Vemon（1966）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認為產業的演變應當與產品的生命周期演變相一致；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1978）的邊際產業理論認為，投資國在對外投資時應將該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轉移到該產業正處于優勢地位或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國家；Arthur Lewis（1978）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理論認為，發達國家會由于人口自然增長率過低和對低成本勞動力需求的急劇增長，把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輕移至存在大量勞動力資源的發展中國家。

劉 朝，鞠市委：區域二重開放下的產業空間演進研究古典區位理論是以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為假設前提，而新經濟地理學則在規模報酬遞增和壟斷競爭的框架下研究企業的聚集與擴散問題。Krugman（1991）認為即使在完全相同的均質空間下， 產業自發的集聚、擴散也能使區域內生地演變為“核心—邊緣”結構。Martin和Roges（1995）通過自由資本模型得出了企業區位分布的顯性解。RobertNicoud（2002）在自由資本模型的基礎上提出了具有資本結構的垂直聯系模型，加入了產業間的投入產出聯系，把資本流動性和垂直聯系結合在一起，研究產業的聚集和擴散過程。

然而，限于研究所處的時代背景和經濟背景，上述研究都忽略了一個重要的話題，即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對外開放會對產業的布局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事實上，自20世紀中后期起，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貿易和對外開放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主題。不少研究者也注意到，一國或地區內部的產業聚集在貿易政策自由化或者加入國際或地區經濟組織以后都發生了變化，而且這種變化因國家和地區的不同而相異。有的國家和地區的產業聚集因為對外開放而強化，而有的國家和地區的產業聚集則因為對外開放而被打破。

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歷由封閉到對外開放的過程，故不少學者對中國的開放與產業區位選擇問題進行了研究，如Hu（2002）、Fujita 和Hu（2001）、黃玖立和李坤望（2005）、賀燦飛和謝秀珍（2006）、Ge（2006）、金煜（2006）、趙偉和張萃（2007）、張萃和趙偉（2009）等。盡管這些研究揭示了中國的制造業聚集與對外開放的關系，但是都只研究了一個國家總體的開放對于制造業空間區位變化的影響。而趙偉（2001）的研究認為，一國各地區的對外開放構成了該國國際化的基礎，而該國區域間的開放則能促進其區際市場和全國市場的形成，因此一國經濟的開放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一國總體經濟的開放，這是單純的國際開放；另一個是一國內部區域層次的開放，是一個區域向國內其他區域的開放。事實上，區域的開放確實帶有“二重開放”的特征。

因此，本文擬在開放具備二重性的前提下構建一個“兩國三區域模型”，以說明產業在這種二重開放型經濟下是如何進行空間演進的。從理論上講，產業的區位選擇由相對收益率來決定，當產業選擇一個地區作為生產的地點時，則在該地區生產的收益率必然高于其他地區或者說在該地區生產的成本必然低于其他地區。一般文獻在考察產業區位選擇的決定因素時，主要考慮5個方面的因素，即市場規模、稅收、運輸及基礎設施條件、勞動成本、人力資本或勞動生產率；而在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框架中，經濟活動的區位主要受運輸成本、規模經濟、市場結構等因素的影響。本文借鑒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框架，引入區域間差異化的工資，并設定不同的區域間貿易自由度，考察產業區位選擇的決定因素，并著重研究差異化的開放程度對企業空間區位選擇的影響。

二、模型的基本假設

本文假設整個經濟體中存在三個區域，分別是區域0、區域1和區域2。其中區域1和區域2分別代表一個國家內部的兩個區域，如中國的東部沿海地區和西部內陸地區；區域0則代表世界的其它地區。每個區域都有工業部門，且是壟斷競爭的部門。區域0也即外國的工業部門生產最終產品，使用規模報酬遞增的技術，三個區域的消費者均對最終產品有消費需求。區域1和區域2的工業部門只生產中間產品，且區域0的工業部門對區域1和區域2的中間產品都有需求。區域0工業部門生產的最終產品只需要投入復合要素，復合要素是工人勞動和和中間產品按柯布—道格拉斯的形式組合，且復合要素的生產使用規模報酬不變的技術；而區域1和區域2中間品的生產只需要投入勞動，使用規模報酬遞增的技術生產。

四、廠商區位的決定

在不同區位的收益將是決定廠商最終選擇生產區位的決定因素。對于母國內部而言，其兩個區域內的中間品生產廠商會根據收益來決定是在區域1內生產還是在區域2內生產。但是，對母國總體而言，其有可能面對國外為追求更高收益而來的外國企業，因為外國的企業也會根據自身在不同區域的收益情況來決定其生產區位。由于外商直接投資可能發生，也可能不會發生，所以下面分別進行討論。

1.無外商直接投資時母國內部企業的生產區位決定

2.外國廠商區位的決定

事實上，如果外國廠商從區域0遷往區域1生產最終產品，其在區域1和區域2內的收益是始終增加的。這是因為消費者對最終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是大于1的，價格的降低將會使收益增加。廠商在從區域0遷往區域1的過程中其銷往區域1和區域2的產品價格降低了，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因為廠商在區域1內使用的工人比其在區域0內使用的工人的工資更低，而且其接受的中間產品的價格指數在區域1內相比區域0也降低了，這使得廠商的生產成本降低，最終使產品價格降低；二是因為廠商的區位變化使得產品的運費降低，從而使商品在區域1和區域2內銷售的價格相比廠商遷移前降低了。

3.有外商直接投資時母國內部中間品廠商的區位決定

根據前文的論述，這里假設對于外國廠商而言，其在各個可能的生產區位的收益滿足RF0

在外商直接投資選擇區域1的前后，母國兩個區域的中間品生產商各自的收益變化呈現出相反的關系，而具體的哪個區域廠商的收益增加，那個區域廠商的收益減少，則由三個地區間的貿易自由度的相對大小來決定。進一步的分析表明具體過程略，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整個母國的中間品生產商的總體收益變化由區域間的經濟規模相對大小、工資差異的相對大小以及三個地區間的貿易自由度來共同決定；三個地區間的貿易自由度的相對大小對母國的中間品生產商的總體收益起分配的作用。

五、不同開放政策下的產業空間演進

第一種情況：母國是徹底封閉的開放模式，即φ1=φ2=φ3=0。此時不僅母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成本為無窮大，而且母國內部的兩個區域之間的貿易成本也為無窮大。由（20）式可以看出，此時雖然沒有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但是區域1的中間品廠商遷往區域2的收益要大于成本，因為此時區域1的廠商如果遷往區域2，其將獲得更低的工資的工人，而由于其遷移前后的貿易成本都為無窮大，故其貿易成本沒有變化，所以說此時區域1的廠商遷移的收益要大于成本，因此，即使沒有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母國內部的中間品生產商也會向具有低工資的區域2聚集。雖然此時所有的中間品廠商都向區域2聚集以爭取更低的工資，但是由于此時的交易成本為無窮大，完全依靠對外貿易的企業將無法繼續生產，只能倒閉。此時外國的最終品生產廠商將在其本國生產，不會向任何一個區域遷移，但是由于無窮大的貿易成本而無法購買所需要的中間產品，也只能倒閉。

同樣的，通過該系統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國內部的區域通過各種途徑提升對外貿易自由度對于其區域經濟發展的意義。在上述的第三那種情況中，雖然區域2具有低工資的優勢，但是由于其過低的自由貿易度阻礙了廠商的進入，使得產業最終向區域1內聚集。而如果此時區域2能將對外直接貿易的自由度提升到跟φ1同一個水平，在沒有外商直接投資的時候母國內部的中間品生產廠商會向區域2內遷移；在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之后，中間品廠商仍然會選擇區域2作為生產區位，最終廠商也會向區域2內聚集，從而改變初始的廠商都在區域1聚集的情況。

通過該系統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不同的開放模式下產業空間區位變換的趨勢；而且通過該系統我們可以看到，對于具有低工資優勢而開放度較低的地區而言，加大該地區與其他具有高開放度地區之間的區際開放度，或者通過自身的努力提升其直接對外貿易的開放度，都有利于吸引產業進駐該地區。

六、結論

本文在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框架下建立兩國三區域模型，對區域之間的工資和貿易自由度進行了差異化的設定，通過比較壟斷競爭下最終品生產廠商在各個可能的生產區位的收益以及中間品生產廠商在各個可能的生產區位的收益，得出了最終品生產廠商和中間品生產廠商的區位變換條件。在本文模型中，企業在考慮是否選擇某一區域作為生產區位時總是會面臨運費與要素成本之間的權衡，低要素成本的區域往往有著相對較高的運費，而運費較低的區域則有著較高的要素成本。企業是否進行空間區位變換取決于區位變換帶來的收益與成本能否使企業實現利潤最大化，而影響該收益與成本的關鍵因素則是貿易自由度、區域內的要素成本等區位因素。整個母國的中間品生產商的總體收益變化由區域間的經濟規模相對大小、工資差異的相對大小以及三個地區間的貿易自由度來共同決定；三個地區間的貿易自由度的相對大小對母國的中間品生產商的總體收益起分配的作用。通過本文的產業空間區位演進系統，可以判定在不同的開放模式下產業空間區位變換的趨勢。分析表明，對于具有低工資優勢而開放度較低的地區而言，加大該地區與國內其他具有高開放度地區之間的區際開放度，或者通過自身的努力提升其直接對外貿易的開放度，都有利于吸引區外產業進駐該地區。因此，一國政府可以通過調整和控制國家間以及區域間的貿易自由度來引導外商以及國內企業的區位演變，進而提升產業結構、促進經濟發展。

因此，針對我國相對落后、對外開放相對遲緩的西部地區，本文有如下政策建議：（1）西部地區應當通過積極推動構建統一的國內市場、消除區域間貿易壁壘等舉措，優化其與沿海地區之間的貿易自由度，從而吸引國內東部沿海地區和境外的產業進入，帶動就業，推動經濟增長；（2）西部內陸可以通過進一步開發歐亞大陸橋、打通東南亞出海大通道等舉措來開辟新的貿易路徑，從而直接優化其對外貿易的自由度，進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并推動其產業結構升級；（3）西部內陸地區可以同時采取上述的兩種舉措，一方面優化對外貿易自由度以吸引FDI流入，另一方面積極擴大對內開放以優化內部貿易自由度。既吸引FDI流入，又可以通過垂直聯系將FDI產業鏈條中的其它產業也吸引到西部內陸地區，以此形成產業鏈條的聚集，這無疑將會極大地推動西部內陸地區的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阿爾弗雷德·韋伯.1997.工業區位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

奧古斯特·廖什.1998.經濟空間秩序——經濟財貨與地理間的關系[M].北京：商務印書館.

馮·杜能.1993.孤立國同農業和國民經濟的關系[M].北京：商務印書館.

賀燦飛，謝秀珍.2006.中國制造業地理集中與省區專業化[J].地理學報（2）：212222.

黃玖立，李坤望.2005.對外貿易、地方保護和中國產業布局[C].第5屆經濟學年會會議論文.

金煜，陳釗，陸銘. 2006.中國的地區制造業集聚：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與經濟政策[J].經濟研究（4）：7989.

沃爾特·克里斯塔勒.2002.德國南部中心地[M].北京：商務印書館.

趙偉.2001.區際開放：左右未來中國區域經濟差距的主要因素[J].經濟學家（5）：4550.

趙偉，張萃.2007.FDI與中國制造業區域集聚：基于20個行業的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11）：8290.

張萃，趙偉.2009.對外開放與中國制造業區域集聚：機理分析與實證檢驗[J].國際貿易問題（9）：8996.

GE. 2006. Regional Inequality， Industrial Agglomerating and Foreign Trade：the case of China[R].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research Paper，2006（105）

FUJITA M，Hu D. 2001. Regional Disparity in China 1985—1994：Th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 J].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35.

HU D P. 2002. Trade，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Regional Income Dispar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Spatial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Inspired by the Case of China [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32.

KIYOSHI K. 1973. Reorganization of North South Trade： Japan’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for the 1970’s [J].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Economics，2.

KRUGMAN P. 1991.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9：483499.

LEWIS W A. 1978.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篇（5）

關鍵詞：土地督察 劃區分級 理論 青海省

國家土地督察制度的建立是在2004年由國務院的《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國發[2004]28號文）正式提出的，2006年國務院又了《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建立國家土地督察制度有關問題的通知》（[2006]50號文），國家土地督察制度至此正式建立。經過六年多的研究探索以及不斷實踐，土地督察取得的成效斐然，已經逐步建立起以例行督察、土地管理形勢分析報告、建設用地審批事項督察、專項督察、耕地保護目標責任制督察、問責制督察、耕地保護政府負責人離任審計制度和土地巡察制度等為核心的土地督察業務，形成一套比較完整的土地督察體系。但由于當前土地督察人員少、資源保障不足以及不斷嚴峻的土地管理形勢等問題的存在，土地督察必須做到事半功倍，因此，如何搭建基礎理論平臺引導創新型督察方式的產生，構建新的理論體系指導有效的土地督察新機制的建立具有積極而重要的研究意義。本文結合國家土地督察西安局《青海省土地劃區分級督察試點研究》項目，結合可持續發展理論、土地利用區域理論、彈性理論、行政監督理論等，以及土地督察的權責，闡述土地劃區分級督察理論，以適應現實督察工作的需要，切實有效地提高督察工作的效率。

土地劃區分級督察認知

（一）土地劃區分級督察的內涵

任何理論體系的研究與構建，首先取決于概念的提出與明晰。概念的界定是任何科學研究不可或缺的，特別是研究中所出現的尚未得到學術界一致認可的、理解存在偏差的以及為滿足特定研究而需要的名詞，對其概念的界定顯得尤為重要。土地劃區分級督察是對督察機制的一種創新型研究，關于其內涵國內外沒有相關解釋，根據青海省試點研究成果，土地劃區分級督察的內涵如下：

土地劃區分級督察是指對督察區內的處于不同類型區和級別的單元實施差別化的土地督察方式。

土地督察類型區：按照地域分異規律，從土地利用類型、土地開發利用方向與途徑的相似性、差異性角度，對督察區域內各單元進行歸類，以區分監管類型區。

土地督察級別：依據土地督察工作要求，通過采集和處理與土地督察業務相關的各項指標，建立警戒度分等標準，對督察區域內各單元的警戒度進行評定，以明確單元級別。

（二）土地劃區分級督察有關過程

土地劃區分級督察研究主要是在近三年土地督察工作成就調查分析的基礎上，根據青海省試點經驗，劃區分級要根據督察省份的自然與社會經濟條件，結合土地管理法律法規及政策，從土地督察的職責與職權出發，綜合分析耕地保護、土地利用與調控、土地執法、農用地轉用、土地征收等影響因素以及新增建設用地規律，以縣級行政區為基本單元，結合自然狀態、經濟地理區位及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等，采用模糊聚類法和多因素綜合評價法進行土地督察劃區分級，并提出差異化土地督察辦法。結合青海省土地督察的實際情況，對督察權行使績效的考核以及劃區分級督察績效的評價指標體系進行研究，從而制定具有針對性的考核辦法，以期切實有效的提高土地督察效率。同時通過對預警指標的研究，建立合理的指標體系，進一步選擇合適的預警方法制定相應的預警模型，進行預警督察的研究，為督察的后續發展提供參考方向（見圖1）。

土地劃區分級督察基礎理論

（一）土地利用區域理論

這里的土地利用區域理論不同于農業區位論、韋伯的工業區位論等區位理論。它主要是關于人類活動的空間分布及其空間中的相互關系的理論。土地劃區分級督察研究的區域較大，不同區域的自然經濟社會條件又有極大的不同，考慮到研究的科學性和準確性，擴大化的區位理論的指導意義顯得有些不足，而區域理論的指導意義更強。土地利用區域理論強調的是不同區域的土地有不同的客觀條件，也有不同的主觀條件，進而帶來不同的土地利用狀況。它涉及的區域范圍更為廣闊，可以是一個縣級城市區域，也可以是幾個市級的區域之間，也可以是省域之內，側重點在于不同區域土地利用狀況不同，區域范圍限制不大。督察劃區也是根據區域土地不同的利用狀況進行劃區，劃區的目的是進行差別化督察。

（二）彈性理論

在土地劃區分級督察的過程中，彈性理論主要強調的是一種動態的思想，一種協調的思想，一種多樣性選擇的思想。劃區分級督察是在土地利用情況復雜、人員配備不足、督察效率不高的狀態下產生的新的土地督察方法。針對復雜的土地利用狀況，督察方式需要靈活調整體系和時序，構造彈性督察思路，落實行政自由裁量權。督察人員的不足需要土地督察部門根據劃區分級的狀況協調人員與資源的配置，針對不同的情況也需要有可變的應急機制，強調督察的彈性思想。同時，劃區分級的結果要適時調整，對劃區分級督察的過程和結果保留一定的彈性空間，以期達到科學合理的利用。

（三）行政監督理論

土地督察制度是一種行政監督制度，同時土地督察又屬于一種專門性的特殊行政監督，因為它是建立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的需求。土地劃區分級督察的研究過程中，應該以行政監督理論作指導。首先劃區分級的成果應該有利于實現土地督察部門對相關政府部門用地情況的監督過程，包括督察的現勢性以及有效性都應該得到提高；其次是劃區分級督察的研究不僅要體現督察部門對政府部門的督察作用，還應該有效引入公眾監督的形式，體現公民權利，體現以人為本的理念，實現全方位土地督察。

（四）可持續發展理論

土地劃區分級督察的目的從近期來看，就是采取因地制宜的督察方式，監管好耕地，落實國家調控政策，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實行劃區分級土地督察，能夠緩解當前土地督察工作人員少、任務重的矛盾，有效防止土地違規違法，實現保障發展、保護資源的雙重目的。從長遠來看，土地劃區分級督察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土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因為協調土地供給和土地需求是土地資源持續利用的永恒主題，也是土地督察的目的之一。在土地督察的劃區分級過程中，要遵循土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理論需要明確督察范圍內的土地資源狀況，只有在對督察范圍內的土地資源狀況特別是不同區域的差異有了詳細的了解之后，才能采用正確的方法對土地利用狀況進行劃區分級，根據土地供需形勢和矛盾的不同，通過差別督察，推動差別管理和利用，各地各部門協調可持續發展。同時，思想認識要有一定的提高，高瞻遠矚的目光與對后代負責的態度是合理劃區分級的必要思想準備。

土地劃區分級督察創新理論體系

土地劃區分級督察理論體系具體來講分為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

宏觀上倡導開放和嵌入思想，稱之為開放式理論和嵌入式理論。

所謂開放式理論是指土地劃區分級督察中應該放開傳統的督察思維、督察理念、督察方法等的束縛，從督察區的實際情況出發，以提高土地督察效率為目標，包括督察本身的效率和對督察客體行為監督的效率，為促進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和節約集約用地目標的實現，采取更為科學合理的督察方式完成土地督察工作。國家的土地督察制度屬于一種新生的制度，其理論體系和操作框架正在逐步完善當中，目前迫切需要創新體制機制，開放思想，借助現代科學技術改善方式方法，區別對待，分清主次，提高督察效率，改善督察效果。

嵌入式理論簡單來講就是分級的成果應該在劃區的成果中得到應用，分級不能完全獨立于劃區之外。由于劃區分級督察特定目標的存在，區域土地分級的獨立進行不僅會使相關的研究工作缺乏連續性，而且造成分區過程的實效意義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從督察部門應用劃區分級督察成果的角度來看，劃區與分級成果的有機結合也是現實工作的必然要求。

微觀上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對宏觀理論的有效運用；二是根據階段特點形成自己的指導理論。從涵蓋的方面來講，它主要包含督察類型區的劃分以及督察警級的確定。

（一）督察類型區

青海省土地劃區分級督察研究中對于區域的劃分采用的是聚類分析的方法。在選擇劃區因素的基礎上，進行聚類分析，得出初步的分區成果，然后考慮當地的實際情況，咨詢相關專家學者對分區成果進行定性修正，得出最終的督察類型區。

首先從宏觀上看，劃區的方法較多，一般多采用多因素綜合評價方法、聚類分析法、因素限制法、主導因素疊置法、專家評價法等，土地督察分區不是簡單地按類似性進行歸類。在劃區方法的選擇上需要開放思想，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摒棄傳統分區方法，采用聚類分析法，才能夠做到統籌考慮、全面分析，揭示出各區依法利用土地、耕地保護與土地執法力度的差異性，科學劃分出土地督察類型區，分類指導各區土地督察工作。同時在劃區的過程中，應該突破行政界線的限制，拋開行政管轄的影響，根據土地利用現狀有選擇地進行區域合并，減少大量地類圖斑的操作對研究科學性以及成果實用性的影響。同時考慮不同區位對土地監管需求的不同，地類圖斑的合并標準也應有所差異，從而最終利用土地利用類型的不同形成科學有效的分區。

其次在微觀上，劃區研究的過程應該注意突出可持續發展理論。劃區因素的選取、劃區方法的選擇是根據科學研究的模式確定的，采用聚類分析的方法確定的初步分區結果是科學研究的理性產物。但初步分區成果需要考慮當地的實際情況，征詢相關專家學者的意見，選擇恰當的角度進行定性修正。修正的過程不僅要適應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土地督察工作的進行，同時也應該考慮資源、環境等的可持續發展。因為類型區的劃分是督察部門今后工作的依據，合理的調整可以使區域土地資源配置能以督察的形式得以保障，從而體現督察業務的人文關懷，有益于土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保證社會經濟的和諧發展。

（二）督察警戒級

青海省土地劃區分級督察研究在分級上首先是根據不同地類選取不同的分級指標，采用層次分析法確定指標權重，形成以圖斑為單元的土地督察級別圖；然后再確定指標折算當量，計算縣域單元級別的分值，從而建立以督察類型區為基礎的縣域土地督察級別圖。

從宏觀上看，督察警戒級的確定一是需要遵循嵌入式理論，即首先綜合考慮項目區的自然因素、社會因素、經濟因素、土地利用因素等選取合適的指標，然后采用層次分析法形成以圖斑為單元的督察級別成果；然后再確定指標折算當量，計算縣域單元級別的分值，在督察類型區里形成督察級別成果，使得督察級別的劃分有機結合到督察類型區的劃分成果當中去，使得提高督察部門督察對象更為明確具體，切實提高督察效率，同時體現“嚴明勤廉，為國督察”的核心價值觀。二是突出開放式理論，具體表現是這里的分級是對不同的地類采用了不同的分級指標。傳統的分級方法一般都是對目標區域選取相同的影響因子，但在青海省土地劃區分級督察的研究中發現，青海省地域遼闊，但土地利用類型卻有很大的地域性和差異性，所以指標體系采用了兩層，第一層是土地利用類型，第二層是不同土地利用類型下對分級造成影響的特定因子。對于第二層指標來看，不同土地利用類型中影響土地督察等級的因子肯定是不同的；對于第一層指標來看，因為分級最終是在形成的督察類型區中進行，而督察類型區的劃分體現了不同區域的土地利用特征和方向，不同土地利用類型在同一督察類型區中對土地督察分級影響程度是不同的。對不同的類型區采用不同的分級指標表面上看加大了工作量，但實際上從實用性上看卻是減少了工作量，提升了其科學性。尤其劃區的過程中在開放式理論的指導下進行了整體性合并疊加，形成的土地利用圖斑并不是很多，所以分級也更有了針對性。

從微觀上看，督察警戒級的確定還應該遵循定量為主，定性為輔的思想。在分級指標因素的選取中，由于影響因素眾多，尤其是針對不同的類型區還采用了不同的二級指標因子，因素的合理選擇就顯得尤為重要。首先是因子之間應該具有相對獨立性，雖然真正獨立的因素并不存在，但是因子之間的相對獨立性卻是必須考慮的。其次是因子的選擇過程中要剔除過多的定性指標，對于比較重要的定性指標也應該選取比較容易量化的，更多的采用定量指標，這樣對項目的實際操作性是一種較好的支撐，便于形成科學的、具有可控性的操作體系，為以后項目的推廣應用奠定基礎。

（三）預警督察

預警督察是指從青海省土地利用執行情況和土地督察情況出發，系統分析不同級別區域土地利用執行與督察現狀及存在問題，通過相關分析選取土地督察預警警兆指標，明確警情、確定警度（巨警、重警、中警、輕警、無警），采用最優的數學方法建立土地督察預警模型，對不同級別區域土地督察警情進行預測，確定土地督察警情級別，警度預報，為土地督察決策提供依據。

土地督察預警與警情分級涉及很多因素，此前沒有被研究過，其作用機制也不清楚，難以對各因素之間關系、結構作精確描述。因此在微觀層面上，應該把土地督察作為一個系統，從灰色系統理論的角度看，土地督察可以視為一個“灰色”系統，在這個系統中，部分信息是已知的，部分信息是未知的。從整個系統出發，選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標，并確定其警戒線，將這些指標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趨勢進行對比，并對現在的狀況進行警情評價，根據警兆指標預報的警度，進而獲得對策，即利用灰色預警方法對土地預警級別變化進行預測。

在預警指標選擇的過程中，同樣應該遵循定量為主，定性為輔的指導思想。因為在警情、警兆指標中，很多評價指標表現的很明顯，但在數據的獲取或是指標的量化過程中很難有統一的標準，甚至缺乏具有說服力的確定方法。因此也需要更多的采用可以量化的定性指標和定量指標進行預警系統的建設。

另外，預警系統的建設應該遵循動態原理，同時預警模型的確立也要適應動態原理。因為預警是對將來一定時期內的土地利用情況進行預測報警，那么它就具有一定的時效性。所以指標的選取也應該有考慮到它的動態性，對于靜態的指標就失去了意義。

（四）督察績效

土地督察績效是國家土地督察局及其工作人員從事土地督察活動所得到的勞動效果、社會效益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財力、時間的比率關系。從本質上講，督察績效是一種特殊的投放與產出的比率關系，是由土地督察所產生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綜合反映。

通過對督察工作崗位的分析、工作流程的分析、績效特征的分析、理論驗證、要素調查，確定了督察權行使指標、督察效果指標、科研成果指標和督察成本指標等構建督察績效考核體系。

從宏觀層面來看，績效考核體系指標的選取運用了嵌入式理論作為指導，根據劃區、分級、預警的特點選取了有針對性的指標，是對前面工作的補充和檢驗。尤其是各指標層下的影響因子的選取，更是開放性的選用了對行政人員來說相對敏感的指標，能夠更真實的體現督察的績效，促進督察工作的有效進行。

從微觀層面上看，績效考核應該遵循橫縱結合的思想。橫向考核是指通過將與考核對象處于同一時期并具有相同性質的其他對象來與考核對象進行比較，且以此為基礎來確定考核目標目前所處的狀態。它包括同一個督察區片內處于同一督察級別的不同督察單元之間的比較；同一個督察區片內不同督察級別之間的比較；不同督察局之間條件相似地區的督察績效比較。縱向考核的辦法主要是在各評價尺度上進行績效考核分值和時間的一個序列分析，它主要是指考核同一對象不同時期所處的狀態，對同一對象進行一個時間序列上的評價。與劃區分級督察相對應，縱向考核也可以在四個層面上來執行，分別是督察單元的縱向考核、各級的縱向考核、督察區的縱向考核和督察局范圍內的縱向考核。

結論

本文以“青海省土地劃區分級督察試點研究”項目為依托，簡單介紹了土地劃區分級督察的基本概念及相關內容，重點研究了土地劃區分級督察的理論體系，包括開展土地劃區分級督察的基礎支撐理論以及劃區分級督察特有的理論體系。根據劃區分級督察的特點以及實際需求，通過研究認為其新的理論體系主要分為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宏觀上需要遵循開放式理論和嵌入式理論，微觀上則是宏觀理論的有效運用與階段指導思想的有機結合。從督察類型區、督察警戒級、預警督察和督察績效四個方面進行宏觀微觀理論分析，為劃區分級督察研究的有效進行以及成果的順利實施提供了必要的理論支撐。從科學研究的角度來看，支撐理論是土地劃區分級督察研究的基礎，創新理論則是土地劃區分級督察研究的靈魂。基于成熟的理論搭建的理論平臺可以有效指導土地劃區分級督察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也具有積極而現實的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王萬茂，韓桐魁.土地利用規劃學[M].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

2.余劍平，余際從.推進我國土地督察制度建設進程的若干思考[J].資源與產業，2008（2）

3.仁，鞠成偉.論土地督察制度與土地管理模式改革[J].行政法學研究，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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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061.5；F0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48131（2017）01001008

一、引言

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非均衡性或者說經濟活動具有空間結構性這一特征，是我們研究現實經濟無法回避的問題（年猛 等，2012）。然而，經濟活動的空間因素卻被主流經濟學家長期忽視，這種研究不僅“在上一代基本上處于休眠狀態”（Krugman，1991a），而且難入主流。目前，已經聲名鵲起的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t把空間因素納入一般均衡理論分析的框架之中，探究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規律，解釋產業活動的空間集聚機制，并以此來分析和探討區域經濟增長的規律與途徑（安虎森，2009）。

經過20多年的發展，新經濟地理學日趨成熟與完善，形成了許多理論模型。尤其是近年來，企業異質性（Heterogeneous Firm）理論的引入，增強了新經濟地理學對現實經濟的解釋力、完善了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基礎。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闡述新經濟地理學的最新研究進展――“新”新經濟地理學對新經濟地理學的繼承和創新及其在中國的應用和創新方向。

二、 空間、新貿易理論與新經濟地理學

1.缺失空間維度的主流經濟學

經濟活動在地理空間上的集聚現象在現實中是非常普遍的。然而長期以來，主流經濟學一直排斥關于空間經濟的研究，至今在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中仍熱衷于講述沒有空間維度的經濟理論（安虎森，2010）。美國經濟思想史學家馬克?布勞格（Blaug，1997）在《經濟理論回顧》一書中指出：“18世紀的偉大經濟學先驅愛爾蘭經濟學家理查德?坎蒂隆（R. Cantillon）、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斯圖亞特（J. Steuart）、蘇格蘭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 Smith）等，曾大量論述過關于區域與距離這個兩位一體現象有關的空間經濟模式，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這一關乎‘空間’的經濟研究主題在1800年以后的主流經濟學文獻當中幾乎不見蹤影；盡管古典區位論在19世紀興起、成熟并產生一定的影響力，但一直被主流經濟學排斥在外而無法進入主流經濟學的殿堂，直到20世紀50年代，整個主流經濟學對現實經濟世界的分析都是缺少空間維度的”。

雖然主流經濟學長期忽視空間維度，但諸如區位論、城市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經濟地理學等學科一直研究并關注經濟活動的空間特性，其中也產生了很多經典的空間分析范式。然而這些學科在研究經濟現象時，常常假設經濟活動的集聚體（例如城市）是外生的（如德國經濟學家約翰?杜能的農業區位論），并把這種經濟活動在地理空間上的集聚現象視作“黑箱”處理，這種處理方式顯然無法對主流經濟學產生很大的影響。然而，由于經濟活動的空間“塊狀”特征非常普遍且無法回避，于是主流經濟學理論從“外部性”這種外部性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指生產要素稟賦空間分布的不均衡，由HO理論、比較優勢理論等構成；另一方面是指技術外部性，也稱為技術外溢或知識擴散。 來解釋經濟活動的空間差異現象。但是，主流經濟學這種外部性對集聚形成的內在機制的解釋無法令人信服。

一些經濟學家尤其是新經濟地理學家們認為，主流經濟學之所以長期缺失空間維度，關鍵是缺乏處理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和規模報酬遞增的技術工具（Krugman，1995，1998a，1998b；Fujita et al，1999）。可以說，主流經濟學家們是由于缺乏合適的技術工具而不得已回避空間問題的；同時，區位論等非主流的相關研究由于缺乏嚴謹的模型表述和未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而無法得到主流經濟學的認同。正因為主流經濟學的無能為力和非主流相關學科的研究不足，“空間”這一經濟學“最后的前沿”成為了新經濟地理學誕生的立足點。

2.新貿易理論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生產提供了技術上的支持

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實際上是脫胎于新貿易理論（New Trade Theory，NTT）的，而與這兩個領域聯系最為緊密的經濟學家則是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 Kugman）（安虎森，2009）。Krugman的突出貢獻在于：在國際貿易領域開創了新貿易理論和在經濟活動區位分析方面開創了新經濟地理學。

1979年，Krugman在《收益遞增、壟斷競爭和國際貿易》一文中，使用DS模型構建了全新的綜合了傳統觀點的新貿易理論框架（Krugman，1979）。這篇論文不僅包含了“即使不存在比較優勢和生產要素稟賦差異，規模經濟也是導致國家或地區間貿易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新貿易理論核心思想，而且具有了新經濟地理學的雛形思想，即可以在主流經濟學的一般均衡框架內分析經濟活動和生產要素的區位。1980年，Krugman在《規模經濟、產品差異與貿易模式》一文中，用“冰山成本”（Iceberg Cost）“冰山成本”是美國經濟學家Samuelson于1952年首次提出，目的是用來描述由于貿易壁壘而產生的經濟效率的損失。Krugman將其引入國際貿易研究中以替代傳統的運輸成本假設，即一單位商品在到達目的地時會像“冰山”一樣“融化”掉一部分，而“融化”的這部分就是運輸成本。這種假設顯然有利于Krugman數理模型的構建并得到一些有意義的結論，但這種“線性運輸成本”的假設也受到了一些反對者的批評。 假設替代傳統的運輸成本假設，在進一步完善新貿易理論的同時，其提出的“本地市場效應”（也稱市場接近效應，Home Market Effect）同樣是新經濟地理學的重要內容（Krugman，1980）。盡管新貿易理論蘊涵了新經濟地理學的思想，但沒有實現立足于消費者與企業空間區位選擇的一般均衡分析。因此，直到1991年Krugman發表的《收益遞增與經濟地理》才被認為是新經濟地理學的開篇之作（Krugman，1991a）。

因此，新貿易理論被經濟學界譽為壟斷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并為新經濟地理學的誕生奠定了諸多基礎。Krugman創立的CP模型，也是在新貿易理論模型廣泛使用的基本元素（如消費者多樣化、規模報酬遞增、壟斷競爭等）的基礎上，增加了具有規模報酬不變和無運輸成本等特征的農I部門以及工業企業和工人在地理空間上的無成本遷移而得出的。在Krugman創立新經濟地理學之后，國際貿易理論與經濟地理學通過新的理論視角而聯系得越來越緊密，即在給定生產要素國際分布的情況下，同時探討不同國家之間的專業化（國際貿易理論）和這些要素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區位運行（經濟地理學）的共同驅動力。

3.“新”新貿易理論為“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提供了微觀理論基礎

《貿易對產業內的再分配和產業總生產率的影響》（Melitz，2003）一文一經發表就在國際貿易領域內掀起了以企業異質性為基本特征的“新”新貿易理論（‘New’ New Trade Theory，NNTT）研究浪潮。NNTT從一個新的角度，即更加強調企業而不是行業的重要性，來理解在全球化時代下國家或地區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相比傳統的貿易理論中用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原理來解釋產業間貿易以及新貿易理論中用規模收益遞增原理來解釋行業內貿易，“新”新貿易理論則是從更加微觀角度――企業來解釋國際貿易活動。NNTT模型揭示出國際貿易導致一個地區或國家同一產業內只有生產效率更高的企業才能進入國外市場，而效率低的企業只能被淘汰出國際市場，同時市場份額的再分配也會促使效率更高的企業擁有更大的市場份額，并最終會提升整體行業的生產效率。近年來，得益于微觀企業統計數據獲得的便利性，大量實證研究也驗證了“新”新貿易理論的結論。

因此，引入了企業異質性的“新”新貿易理論，彌補了傳統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只研究產業層面而缺少企業層面的微觀理論基礎的缺陷，進一步增強了貿易理論對現實國際貿易活動的解釋力。隨著新貿易理論穩步發展到“新”新貿易理論，新經濟地理學也逐漸發展到“新”新經濟地理學（‘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NNEG）。“新”新經濟地理學仍然以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為基礎，但更強調企業、個人等微觀異質性和企業的集聚行為。更關注微觀異質性（microheterogeneity）的“新”新經濟地理學是對關注宏觀異質性（macroheterogeneity）的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發展和補充，在整個新經濟地理學的體系中搭起了理論與現實的橋梁，而理論與實際的不符正是新經濟地理學飽受批評的原因。

三、“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繼承與創新

1.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脈絡與“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

（1）DS模型的出現和新貿易理論的創立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奠定了技術基礎

1977年，印度裔美國經濟學家迪克西特（Dixit）和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創立的DS模型，為新經濟地理學家們提供了將規模收益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納入一般均衡模型的工具，從而新經濟地理學得以被主流經濟學所接納。DS模型設計精巧，涉及產業組織、國際貿易、經濟增長、新經濟地理學等領域，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

Dixit和Stiglitz（1977）通過假設商品效用函數的擬凹性和不變替代彈性以及差異化產品，保留企業在壟斷競爭市場上自由進入和退出的假定，構建了消費者消費多樣化與企業生產規模經濟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根據原假設，在報酬遞增和壟斷競爭市場結構下，產品之間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和差異性；消費者具有多樣化消費偏好特征。對生產者來說，在市場規模和生產資源一定的情況下，產品的種類越少，市場競爭就越不激烈，廠商就越能利用規模經濟進行一種產品的生產；對于消費者來說，由于多樣化消費能促進效用的增加，因此產品的種類越多越好。這樣就產生了廠商偏向商品種類少樣化而消費者偏好種類多樣化的“兩難”沖突。在市場規模不變情況下，新廠商的自由進入最終導致市場均衡，廠商利潤為零；然而市場規模的擴大有利于生產者發揮規模經濟優勢，促使產品的種類的增加和單位產品生產成本的下降（即生產效率的提高）。DS模型暗含的“商品貿易促使市場規模擴大、規模經濟有效利用以及消費者效用水平提高”的思想，在國際貿易研究領域得到吸納和應用，并最終發展成為新貿易理論。

（2）CP模型的創立與新經濟地理學的批判性發展

Krugman（1991a，1991b）建立的CP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譯為“中心―模型”或“核心―邊緣模型”）揭示出集聚是由規模經濟、市場規模和運輸成本等因素相互作用決定，并將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現象完全內生化。Krugman（1995）指出，運輸成本與產業集聚水平之間是非線性的，呈倒“U”型關系，即：在貿易自由度很低（即指運輸成本非常高）的情況下，經濟活動呈空間分散格局；隨著貿易自由度開始提升（即運輸成本開始下降），由于存在“黏性”特征新經濟地理學中的“黏性”特征即指“路徑依賴”現象。 ，經濟活動的區位不會很快發生改變；但是當貿易自由度達到某個特定的臨界值時，會產生“突發性集聚”，經濟活動會突然向某個區域集中并不斷發生累積，并最終形成“中心―”（中心是工業區，是農業為主的區域）的空間結構。

CP模型的問世標志著新經濟地理學的誕生，其模型本身也不斷被Krugman本人及其他學者改善和補充。英國經濟學家理查德?鮑德溫（R. Baldwin）等人在《經濟地理與公共政策》一書中，對新經濟地理學相關模型進行了總結（Baldwin et al，2003），主要有：自由資本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模型）（Martin et al，1995）、自由企業家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FE模型）（Ottaviano，1996；Forslid，1999；Forslid et al，2003）、資本創造模型（Constructed Capital Model，CC模型）（Baldwin，1999）、全域溢出模型（Global Spillovers Model，GS模型）（Martin et al，1999）、局部溢出模型（Local Spillovers Model，LS模型）（Baldwin et al，2001）、中心―邊緣垂直模型（CorePeriphery VerticalLinkage Model，CPVL模型）（Krugman et al，1995；Fujita et al，1999）、自由資本垂直模型（Footloose Capital VerticalLinkage Model，FCVL模型）（RobertNicoud，2002）、自由企業家垂直聯系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VerticalLinkage Model，簡稱FEVL模型）（Ottaviano et al，2002）等。

上述模型都以依賴“DCI框架”“DCI框架”是指以DS模型為基礎，并采用不變替代效用函數（CES）和冰山運輸成本假設（Iceberg transport cost）。 為基本特征。為擺脫“DCI框架”，尤其是“冰山運輸成本假說”與F實的不符，經濟學家奇安馬可?奧塔維亞諾（G. Ottaviano）等建立了線性自由資本模型（Linear Footloose Capital Model，LFC模型）和線性自由企業家模型（Linear 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LFE模型）（Ottaviano et al，1999；Ottaviano，2001；Ottaviano et al，2002），嘗試使用包含二次子效用的擬線性需求函數、線性運輸成本和差別定價的框架來解析“中心―”現象。以“DCI框架”和線性函數為基本特征的兩種模型構成了新經濟地理學在經濟關聯（ELinkage）方面的理論體系，而日本經濟學家藤田昌久建立的關于知識關聯（KLinkage）的模型（Fujita，2007），以及最近興起的企業異質性的引入，使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向貼近現實世界的方向拓展，這種趨勢也代表著未來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方向。

（3）新經濟地理學面臨的挑戰、微觀異質性與“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

新經濟地理學只關注宏觀異質性而缺乏微觀基礎是其飽受批評者詬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新”新貿易理論的出現為新經濟地理學解決微觀基礎問題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思路。Baldwin和Okubo（2006）借鑒美國經濟學家馬克?梅里茲（Melitz，2003）的研究思路建立了第一個基于微觀主體異質性的新經濟地理模型，并開啟了基于微觀主體異質性的經濟地理研究潮流（楊開忠 等，2016）。2011年，Ottaviano首次將納入企業異質性的新經濟地理模型稱為“新”新經濟地理學（Ottaviano，2011）借鑒Baldwin和RobertNicoud（2005）等學者將引入企業異質性理論的新貿易理論稱為“新”新貿易理論的做法，Ottaviano（2011）將引入企業異質性假設的新經濟地理學稱為“新”新經濟地理學。 。

“新”新經濟地理學將企業之間的效率差異引入傳統的新經濟地理模型中，以考察企業異質性條件下的生產成本和市場規模的差異。當不同的企業面臨區位選擇時，效率低的企業為避免激烈的競爭而具有更強的動力遠離區位優勢較好的地區（Baldwin et al，2006）。因此，企業異質性可以作為額外的分散力（Dispersion Force），更何況，貿易成本越大企業產品之間的替代性就越大。

此外，通過NNEG模型我們可以從競爭性企業供應產品的數量差異及生產效率差異的角度來分析區位差異。從這個角度出發，研究企業產品之間的替代彈性可以闡釋橫向產品差異化（horizont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而研究企業生產效率差異可以闡釋垂直產品差異化（vertic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產品差異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也被譯為產品特異性）是指企業通過某種方式改變同質性或差異較小的產品，從而使消費者相信這些產品具有差異并產生偏好的不同。如果產品特征水平在空間上擴大使得一個消費者的效用上升而另一個消費者效用的下降，這種產品差異就是橫向的；若產品特征水平在空間上的擴大使得所有消費者的效用都增加，這種產品差異就是垂直的或者是縱向的。產品差異性與壟斷競爭市場結構密不可分，并一同被引入經濟學文獻中。在區位類比分析中，根據具有不同特征的產品的相對數量，某一特定產品被認為定位于一個特定空間中，進而可以根據差異產品空間分布的特征來分析企業之間的區位差異。 。在“新”新經濟地理模型中，橫向產品差異化可以促進企業空間集中，垂直產品差異化則促進企業空間分散。從這方面來看，不同企業在效率上的異質性程度成為決定經濟活動地理分布的一個微觀因素。同時，對人異質性（Heterogeneous Agents）的研究，對于進一步理解企業與勞動者異質性導致經濟集聚的機制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Duranton et al，2004）。

“新”新經濟地理學認為，相比生產率低的企業，生產率高的企業更具競爭力，因而能在市場規模較大的核心地區生存并獲得規模經濟效應；而生產率較低的企業為避免競爭會離開核心區而定位于競爭并不激烈的邊緣區域，這樣就形成了存在“質”的差別的“核心―邊緣”結構。很顯然，這種空間結構與新經濟地理模型中的同質化的空間結構是不相同的。企業異質性理論的引入，激發了國外一些經濟地理學家們的研究熱情，出現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不斷補充和完善“新”新經濟地理學。綜合這些研究成果，可以把企業或個人等微觀異質性對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影響歸結為以下三大效應：集聚效應，指由于企業的地理集中會產生知識溢出等正的外部性和形成規模經濟而有利于企業生產率的提高；空間選擇效應，指在競爭的作用下，生產率高的企業會集聚在核心區而生產率低的企業只能布局在邊緣區；人才歸類效應，指優秀人才會主動選擇在核心區（大市場區）工作（Baldwin et al，2006；Okubo et al，2010；Behrens et al，2014）。

總體而言，“新”新經濟地理學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推動了新經濟地理學理論體系的完善和發展：一是探討了微觀異質性對新經濟地理模型主要特征和結論的影響，并為新經濟地理學奠定了微觀基礎（Baldwin et al，2006，2009）；二是從企業和勞動者異質性出發重新探討經濟活動空間集聚形成和城市空間結構變化的微觀機制（Behrens et al，2014）；三是在企業異質性假設條件下，探討區域政策對區域經濟增長與福利變化的影響（Baldwin et al，2006，2009；Baldwin和Forslid，2010）。

2.“新”新經濟地理學主要分析框架

“新”新經濟地理學采用“新”新貿易理論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在沿用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框架的基礎上，力求構建更加多元化的模型。綜合目前研究的成果，“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模型主要基于以下三大分析框架：

（1）DS壟斷競爭分析框架。如前所述，無論是新貿易理論、新經濟地理還是“新”新貿易理論，DS框架都是其理論模型的基礎分析框架。Fujita和Krugman（1999）也認為整個新經濟地理學都是建立在DS壟斷競爭分析框架、冰山貿易成本理論、特別動態演化和計算機模擬的基礎之上的。因此，“新”新經濟地理學的最初創立者也沿用了這一傳統。其中，Baldwin和Okubo（2006）在DS框架下探討了企業異質性對企業區位定位的空間選擇與空間分類效應；法國經濟學家克里斯蒂安?貝倫斯等也在DS框架下證明了大城市具有高效率的特征（Behrens et al，2014）。

（2）OTT分析框架。OTT分析框架是由Ottaviano、Tabuchi和Thisse等建立的一個基于準線性二次函數分析框架（Ottaviano et al，2002）。與DS框架相比，OTT框架一方面克服了DS框架下企業產品邊際成本加成定價的缺陷，使得企業產品的最優定價策略隨市場規模的變化而變化；另一方面用準線性效用函數替代CES（不變替代彈性）效用函數，使模型中所有內生變量都可以用外生變量以線性形式表示，具有完全解析能力。OTT框架一經推出，就在貿易領域與新經濟地理領域得到了大量的運用。其中，Melitz和Ottaviano（2008）采用OTT框架分析了市場規模與企業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日本經濟學家久保卓治等（Okubo et al，2010）也基于OTT框架分析了企業異質性對其空間區位選擇的影響。

（3）BEKJ分析框架。BEKJ模型由Bernard、Eaton、Kortum和Jensen等建立（Bernard et al，2003）被看作是“新”新貿易理論的另一重要模型。由于BEKJ模型僅僅關注Frenchet分布，而無法反映隨機企業的比較優勢，因此該分析框架無論是在貿易領域還是新經濟地理領域使用得都比較少。

四、“新”新經濟地理學在中國的研究現狀及啟示作為空間經濟學的新方向（楊開忠等，2016），國外學者對“新”新經濟地理學已關注近十年，而國內研究才剛剛起步。由于微觀層面稻菘苫竦瞇越喜睿國內相關研究主要以引進介紹國外研究成果為主（李福柱，2011；顏銀根，2013；陳光，2015；楊開忠 等，2016），僅有少數學者開展了相關實證研究，且主要集中在微觀主體異質性集聚驗證（劉海洋 等，2015）和“新”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下企業效率的影響機制（梁琦等，2012、2013；王文雯等，2015）等方面。同時，相關研究也缺乏符合中國國情的理論模型。

Krugman（2011）指出，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新經濟地理學“討論的是過去，不是現在，更不是未來”，但是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新經濟地理學正當其時。實踐應用是檢驗理論的標準，中國的經濟發展實踐為新經濟地理學及其最新理論進展提供了廣闊的應用平臺（孫久文 等，2015）。而“新”新經濟地理學的引進也為研究中國區域問題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論依據。我們應積極借鑒其最新研究視角和方法，結合中國經濟實際，從時間和空間上來研究經濟活動空間格局形成的內在機制。

首先，“新”新經濟地理學為研究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空間格局提供了新的微觀思路。目前，中國存在區域之間發展不均衡、城鄉差距長期存在以及產業空間分布不合理等問題，借鑒“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我們可以從企業生產率差異、勞動者素質差異等微觀異質性角度，來研究中國區域經濟問題產生的深層次原因和解決路徑。

其次，“新”新經濟地理學為討論和研究中國的區域經濟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由于引入了微觀異質性，“新”新經濟地理學為學者研究政府實施區域政策的效果提供了具有預測性和針對性的分析框架。我們可以借鑒這種分析框架來研究中國實施的區域發展戰略以及近年來密集出臺的“新規劃”，深入探討其原因、機制和效果等。

最后，中國區域經濟的發展也為“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提供了獨特的、有價值的素材。因此，當前中國經濟地理學研究學者應扎根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特色實踐，從應用、模仿轉向創新、突破，促進其區域經濟理論體系的完善和發展。具體來講，目前的研究應將“新”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和模型更大程度地與中國實際的地理空間結構、微觀主體特征等結合起來，深入探討市場的“空間選擇效應”、區域政策的“分類效應”，并注重實證檢驗方法以及企業效率來源識別方法的創新，讓理論模型和實證研究的結果更加符合中國的經濟現實。

參考文獻：

安虎森.2009.新經濟地理學原理[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安虎森.2010.新區域經濟學[M].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

陳光.2015.基于企業異質性的“新”新經濟地理學研究綜述[J].經濟問題探索（4）：160166.

李福柱.2011. “新”新經濟地理學研究進展[J].經濟學動態（6）：98102.

梁琦，李曉萍，呂大國.2012.市場一體化，企業異質性與地區補貼[J].中國工業經濟（2）：1625.

梁琦，李曉萍，簡澤.2013.異質性企業的空間選擇與地區生產率差距研究[J].統計研究，30（6）：5157.

劉海洋，劉玉海，袁鵬.2015.集群地區生產率優勢的來源識別：集聚效應抑或選擇效應？[J].經濟學（季刊）（2）：10731092.

年猛，孫久文.2012.中國區域經濟空間結構變化研究[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8996.

孫久文，原倩.2015.“空間”的崛起及其對新經濟地理學發展方向的影響[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 8895.

王文雯，金祥s，朱希偉.2015.新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下企業效率的影響機制[J].統計研究（7）：3236.

顏銀根.2013.論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脈絡――從新經濟地理到新新經濟地理[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6）：312.

楊開忠，董亞寧，薛領，等. 2016.“新”新經濟地理學的回顧與展望[J].廣西社會科學（5）：6374.

BALDWIN R E. 1999. Agglomeration and endogenous capital[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3（2）：253280.

BALDWIN R E，MARTIN P，OTTAVIANO G I P. 2001. Global income divergence，trade，and industrialization：The geography of growth takeoffs[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6（1）：537.

BALDWIN R E，FORSLID R，MARTIN P，OTTAVIANO G，ROBERTNICOUD F. 2003.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LDWIN R E，FORSLID R. 2010. Trade liberaliz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4（2）： 161176.

BALDWIN R E，OKUBO T. 2006. Heterogeneous firms，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spatial selection and sort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6（3）： 323346.

BALDWIN R E，OKUBO T. 2009. Tax reform， delocation， and heterogeneous firms[J].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11（4）：741764.

BEHRENS K，DURANTON G，ROBERTNICOUD F. 2014. Productive cities：Sorting，selection，and agglomer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22（3）：507553.

BERNARD A B，EATON J，KORTUM，JENSEN J B. 2003. Plants and productivi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3（4）：12681290.

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XIT A K，STIGLITZ J E. 1977.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7（3）：297308.

DURANTON G，PUGA D. 2004. Microfoundatio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4：20632117.

FORSLID R. 1999. Agglomeration with human and physical capital：An analytically solvable case[R]. CEPR Discussion Papers.

FORSLID R，OTTAVIANO G I P. 2003. An analytically solvable core\periphery model[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3（3）： 229240.

FUJITA M，KRUGMAN P，MORI T. 1999. On the evolution of hierarchical urban system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3（2）：209251.

FUJITA M. 2007. Towards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n the brain power society[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37（4）：482490.

KRUGMAN P. 1979. Increasing returns，monopolistic competition，and international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9（4）：469479.

KRUGMAN P. 1980. Scale Economies，Product Differentiation，and Pattern of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0（5）：950959.

KRUGMAN P. 1991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9：483C499.

KRUGMAN P. 1991b. History versus Expectation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6：651667.

KRUGMAN P. 1995. Development，Geography，and Economic Theory[M]. Cambridge（Mass.）：MIT Press.

KRUGMAN P，VENABLES A J. 1995.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equality of nation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0（4）：85780.

KRUGMAN P. 1998a. What’s new about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14（2）：717.

KRUGMAN P. 1998b. Space：the final frontier[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2（2）：161174.

KRUGMAN P. 2011.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now middleaged[J]. Regional Studies，45（1）：17.

MARTIN P，ROGERS C A. 1995.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public infrastructur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39：335351.

MARTIN P，OTTAVIANO G I P. 1999. Growing locations： Industry location in a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3（2）：281302.

MELITZ M J.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71：1695C1725.

MELITZ M J，OTTAVIANO G I P. 2008. Market size，trade，and productivity[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75（1）：295316.

OKUBO T，FORSLID R. 2012. Spatial relo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and heterogeneous sectors[R].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Trade and Industry.

OKUBO T，PICARD P M，THISSE J F. 2010. The spatial selection of heterogeneous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82（2）：230237.

OTTAVIANO G I P. 1996.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trade，and endogenous spatial fluctuations[J].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31（1）：51C77.

OTTAVIANO G I P，THISSE J F. 1999. Integration，agglomeratio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factor mobility[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83（3）：429456.

OTTAVIANO G I P. 2001.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trade，and endogenous spatial fluctuations[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31（1）：5177.

OTTAVIANO G I P，TABUCHI T，THISSE J F. 2002. Agglomeration and trade revisited[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43：409436.

OTTAVIANO G I P. 2011. ‘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firm heterogeneity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11）：213240.

（輯：夏冬；段文娟）

收稿日期：20160918；修回日期：2016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