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異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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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痧》無疑是中國史上反映中西方文化差異最成功的電影之一，此電影主要圍繞是否對兒童有虐待行為這一中心思想展開，本文講述了的是由梁家輝和蔣雯麗主演的北京夫婦許大同和簡寧及兒子丹尼斯在美國追夢的生活狀況，他們一家很幸福，過得也很體面，許大同開發了一款游戲同時也獲得了獎項，在頒獎時，許大同說道：“我的美國夢終于實現了，來到美國經過八年的努力，拼搏，終于實現了美國夢”。

但是幸福隨之被打破了，丹尼斯鬧肚子，爺爺因為看不懂英文說明書，就采用中國傳統的中醫治療刮痧，在一次事故中丹尼斯受傷了，隨之送到醫院，醫生看見丹尼斯背后的傷痕，認為丹尼斯長期受到家人的虐待，隨之告知兒童福利局對丹尼斯進行監護，最后在深刻的了解了中國傳統文化刮痧，中西方文化得到融合。本片圍繞是否對兒童虐待而展開一系列的分析，分析了中西方文化的差異。

二.本文從中西方家庭教育觀念，法律，親情，友情方面分析中西方文化的差異

1. 家庭教育觀念

中西方在家庭教育方面有著很大的差異，中國人尊崇傳統的儒家思想，“三綱五常”是中國古代社會的道德標準，中國人篤信“棍棒底下出孝子”，打是親罵是愛的觀點，直到現在還有一直被熱議的棍棒底下的北大生，清華生，我們中國人認為嚴厲是成功的途徑。其中“父為子綱”就是兒子必須聽取父親的話，同時父親也為孩子起到榜樣作用。記得電影中的一個片段，當丹尼斯打了約翰的兒子，許大同讓丹尼斯道歉，丹尼斯不肯，他就打了丹尼斯一巴掌。當時約翰，作為一個美國人根本不能理解為什么許大同要打孩子，這在美國是一種虐待兒童的行為，而許大同的解釋到是為了給約翰面子，中國人認為抬高別人貶低自己是尊重別人的一種方式，而美國人則認為這是一種非常愚蠢的行為，因此約翰當時說道什么亂七八糟的中國邏輯。

西方教育子女時注重他們個人能力的培養，思維方式的培養，美國小孩子如果在畫板上胡亂涂鴉家長肯定不會訓斥小孩子，因為那是他們培養思維方式，發散思維的一種表現，而如果放在中國，中國家長肯定會手把手教，讓孩子畫一些已經有的成型的，具體的東西。美國文化崇尚自由和獨立，認為孩子是社會的財富，人人是平等的，西方人認為孩子有自己的隱私，有他們自己的圈子，而這種隱私神圣不可侵犯。

2.法律觀念

法律是保障社會穩定的有力武器，任何國家都有自己明確的法律，中西方文化在法律方面有著很大的差異，中國人往往面對法律時摻雜了許多了個人情感，而與東方法律觀念不同，美國以亞里士多德的思想為基礎，柏拉圖，西方文化一直堅持理性的正義，堅持對權力的保證和對自由的追求，西方古希臘文化的理性對西方法律產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響，理性，公平，正義是西方法律的代名詞，充分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力，而且法律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也是很明顯的。西方人重視客觀事實，喜歡用理性的思維來分析事情。電影中許大同的父親因為在美國的中國好友老霍的死亡而停留在警察局，許大同著急去接父親而沒有在晚上陪丹尼斯，這種現象在中國是很普遍的一個現象，而在美國則認為這種現象違返法律，沒有盡到家長的責任；還有就是許大同為了他的父親能順利拿到美國綠卡，而撒謊說是他給丹尼斯刮痧的，在西方國家，如果一個人不誠實，說明他失去了誠信，他在社會上是不被認可的，當約翰發現許大同為其父親“頂罪時”，他不能理解的看著簡寧，簡寧說道“因為他是中國人”，當然在我們中國頂罪也是一種不理智，違法的行為，但是我們會說這是一種親情，而且說許大同是孝順的。

3.親情觀念

中西方文化在親情方面有著很大的差異，西方人重視個人，個人的發展，老人一般與年輕人分開住，而且老年人也不太愿意打擾年輕人，而中國“百善孝為先”不孝順的罵名一般人是承擔不起的。在電影中許大同為了不讓父親單獨一個人留在北京，而將父親接到美國和他們住在一起，而父親在中國住慣了，在美國不適應，文化，語言，禮儀，習俗各方面的不同導致父親最后的歸國。在西方人看來各自都有自己的生活為什么一定要融到一塊，住在一起不一定就意味著孝順。在西方，主流文化的核心價值就是個人主義，在美國人看來每個個體都是獨立的。

4.友情觀念

中西方文化中，友情呈現的含義是不同的，中國人重視友情，而將友情與其他許多感情，人情混在一起，與工作之類的相聯系；而在美國，他們的友情建立在一種順其自然的基礎上，同時他們也將友情和其他事情分開，特別理性。在電影中，約翰指正許大同打過兒子，許大同認為約翰背叛了他，他們那么好的關系，約翰怎么能那么說，而約翰認為事實就是事實，而不能因為朋友而去作偽證，友情的破裂最終導致許大同的辭職，他們一般將“人”“事”分開，而我們中國則是人事永遠在一起，傾向于把友情和權益合二為一。

中西方文化存在許多不同的差異，因為這些差異，我們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會產生碰撞，甚至會產生沖突，但是只要我們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不斷了解目的語的文化背景，風土人情，價值觀念，禮儀風俗，這樣才能很好的融入到對方的文化中，這樣才會減少兩種文化之間的沖突，才能避免因風俗差異而造成的交際障礙，兼容并蓄、尊重、理解接納，海納百川才能更好的進行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

篇（2）

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在社會實踐、風俗習慣中形成的特定的觀念和價值體系，這些觀念構成了人們生活、工作中的行為方式。由于中西方傳統習慣、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等的不同，使得中西方文化表現出諸多差異。這些差異對于商務活動的各個方面都有著直接的影響。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經濟、文化日益互為一體，文化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作用越發凸顯。因此在國際貿易活動中只有了解了對方的文化，才能使國際商務活動順利地進行。

1 中西方文化差異的表現形式以及對我國國際貿易的影響

1.1 語言與文化的交流方式。日常生活中語言作為人們溝通的基本方式，在國際貿易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中西方人因為語言以及交流上的根本差異，所以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雙方所要闡述的內容與方式就會截然不同。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中國人普遍認為在貿易面對面的語言交談中直視對方是表達自己誠意的一種方式，可以在談判中占得一些先機，能夠壓住談判對手的氣勢。很多的禮儀教材都教導我們在與人交談時最好是直視對方，與對方進行直接的眼神交流。但在西方文化中卻不盡如此，外國人更多地認為在語言交流中對方過多的直接眼神交流會使他們感到不舒服，會使他們覺得局促不安。正是因為這種語言交流的文化差異，在談判中外國人不正視對方的眼睛，中國的談判者可能會認為談判出現了某些問題，那么在這種文化差異下，就會導致國際談判中容易出現誤解。

1.2 價值觀念的差異。價值觀念是一個人對周圍的客觀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義、重要性的總評價和總看法，是衡量人們的行為以及后果的標準。這些都影響著人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會給人們帶來強烈的情感沖擊，在不同的文化中，價值觀念會有很大的差異。在一種文化中很恰當正確的行為在另一種文化中可能會被看成是不道德的。比如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非常重視親友的關系，是一種群體文化，講究合家團圓；而西方國家倡導自強自立，孩子18歲起就獨立于家庭之外，必須依靠自己的雙手獨立生活。中國人重視君臣、父子等前后輩和上下級的關系，等級森嚴；而在西方文化中所有人都以朋友相處，直呼其名，不計較老少界限。中國人歷來就有“尊老敬老”的傳統。年齡越大，資格越老，也就越會得到別人的尊敬；而西方國家極少有人愿意倚老賣老，在他們看來，“old”是“不中用”、“不合潮流”、“老而無用”的代名詞。這些不同的價值觀念會導致貿易談判雙方出現語言或者禮儀上的分歧。

1.3 倫理道德的差異。在中國儒家思想一直占據著根深蒂固的統治地位，中國人倡導“忠”、“義”、“孝”、“忍”、“穩”等觀念，舉止言談以謙虛為榮，體現出群體性的文化特征。而西方國家以崇尚個人為中心，宣揚個人主義至上，發展自我表現自我，因此西方文化體現的是個體文化特征。中國文化中非常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一旦雙方成了熟人或者朋友，那么關系就會變得非常親密，信任與包容的程度也就提高了，所以很多事情就有口頭約定；而西方人不太注重培養雙方的感情，他們對問題的處理用的是法律手段，一般都有律師出面解決問題。所以，各國不同的道德觀念對國際貿易無疑又是一個阻力。中國很多企業回避反傾銷訴訟，中國制造的很多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沒有取得應有的市場份額主要是由法律原因造成的。在國際貿易中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這一點，相關的條款必須簽署進合同，必須非常注重合同的法律性，這樣才能更好地促進我國的國際貿易發展。

1.4 中西方的文化差異導致中西方公司的企業文化差異。企業文化是國家文化的反映，影響企業的各個方面，指導著企業的日常商業交往。包括如何選拔與提升雇員、如何領導和激勵下屬、如何選擇和制定企業文化與企業戰略、以及如何與其他商人談判等。不同的文化背景所產生的企業文化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中國在燦爛的中華文明中形成的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極具人文精神，以和諧文化為主旋律的文化氛圍，而西方文化那種崇尚智慧和理性，講究科學、民主，信仰宗教，以及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念深入人心。因此中西方文化差異產生了不同文化氛圍的企業，而中西方企業作為國際貿易的主體對于國際貿易的影響是主要性的。

2 我國國際貿易應對中西文化差異影響的策略

跨國貿易比單一文化環境下的貿易更具有挑戰性，也更為復雜，那么為了避免因文化差異導致的國際貿易問題，使得國際貿易自由融洽地發展，在貿易過程中我們應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2.1 國家之間增強國際性的文化交流。加強國家間各種形式的文化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為了消除中西方之間的文化差異，最好的方法就是增強各國之間的文化融合，比如建立國際性的文化交流組織和文化交流中心，進行多層次、多形式的文化展示和交流，以消除語言、風俗習慣、價值觀念、道德觀念等方面的貿易阻礙。只要學會站在對方的角度看問題，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那么在國際貿易談判中阻力自然就會減輕很多。中國每年舉辦的中外文化年、國際民間藝術交流展覽活動等，充分展示了中外各國的文化和藝術，不但可以增進相互的理解，也提高了中國文化的對外影響力，增加國外對中國產品的喜愛，最后帶動中國產品在世界貿易中銷量的上升。

2.2 充分了解并利用各民族的風俗習慣與偏好。 在國際貿易的過程中要做到敏銳地觀察對方的風俗習慣與偏好，在于國外商務人士交往之前，應了解對方的文化背景，調查好對方的市場，以避免不知道某些特定習俗講究而使對方不快甚至于影響到貿易的進展。比如，絕大多數美國人喜歡藍色和杏紅色的家用器具，南歐人偏愛紅色容器，而荷蘭人則喜歡白色等，我國的公司根據這些風俗習慣偏好，制訂了滿足差異化需求的目標計劃，順利提升了自身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因此，文化差異優勢能從根本上影響用戶的滿意度及服務商與消費者之間關系，充分了解并利用各民族的風俗習慣與偏好，雙方的談判才能順利進行，兩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公司之間才有可能建立起長期的合作關系。

2.3 根據文化差異企業要制定對應的貿易策略。 國際貿易活動本質上是各國的企業進行貿易交易，如果一國的企業有志于開拓一個擁有不同文化的國家開展貿易活動時，正確的制定貿易策略是最為關鍵的一步。企業在制定國際貿易策略的時候，應該注意與當地文化的融合，并且充分地尊重當地的文化，創造為當地人接受又有吸引力的產品才能成功打開市場。包括產品的設計、定價、促銷和分銷等方面，都要符合當地的文化氛圍。既要創造出適合當地銷售的產品，又要使定價的方式和程度為之接受，還要找到適合當地習慣的渠道，和適應當地文化的宣傳方式。這些環節缺一不可，只有把他們都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達到破除貿易壁壘的目的。

2.4 針對文化差異做好貿易的后續交流。在雙方企業達成貿易意向簽署合同后，針對合同后續履行的貿易后管理也必須加強重視。因為中西方文化差異，中方的人情管理和西方的法律管理需要得到相互的理解和尊重。對于注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國家，如果合同出現爭端，不應完全依賴法律機制，更多地依賴于雙方之間的關系來解決問題。而相對于西方文化比較強調人與事情分開處理，出現問題依靠法律解決。就要求我們在前期的貿易合作交流中，要形成對該企業比較全面地認識，相關法律條款要全面合理地簽訂，經過日后不斷地合作，努力打造企業之間戰略合作伙伴的關系。

通過以上對中西方文化的分析及其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任何從事跨文化活動的人員都應該注意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影響，并且認真對待這種文化的差異。人們在進行國際貿易時，學會站在對方的角度來看待問題，克服文化障礙，知己知彼，相互尊重，入鄉隨俗，才能共同創造一個能適應對方的貿易環境。總之，國際貿易不僅僅是一個經濟活動過程，而且也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是一個經濟與文化相互融合的過程。

在跨國貿易中，應對他國的文化差異表現出理解和尊重，要具有寬廣的胸懷和包容的態度。只有正確地認識并接受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才能不斷地提高企業的經營能力，強化自身優勢，提升我國企業國際貿易的競爭力，推進我國國際貿易的順利進行。

參考文獻：

[1]任凈.文化差異對國際貿易的影響[M].中國流通出版社，2004.

[2]劉銳.文化視野中的國際貿易[J].理論界，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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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俗是經歷史發展形成且為人們早已司空見慣的一種社會現象，其文化內涵非常深厚，影響力相當強大。風俗習慣包括個人或集體已經形成習慣禮節與傳統風尚，是既定社會范圍內，由世代人們流傳下來的行為模式與規范。風俗習慣是民族性格的象征，中西方習俗差異深入到各個細微之處，了解一國習俗，有利于真正理解和運用該國的語言。

(二)價值觀念

中西方價值觀念一直存在著較明顯的差異。中國歷來受儒家文化的教育與影響，儒家思想主推“仁”，“利他”觀念根深蒂固，源遠流長；西方則信仰個人主義，堅持個人利益不容侵犯，“利己”觀念在西方文化中已經被達成共識。

(三)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是上層建筑的主要組成，它不僅受經濟的影響，還受國家的法律、文化傳統及地理條件等因素的影響。中西方政治制度出現明顯差異是在原始社會末期，在此之前，雙方政治均實行原始民主制，具有較強的相似性。在過后的發展中，這種差異進一步加深，最終西方國家過度到以國家制度為基礎的政治民主制度，中國的原始民主制完全消失，并被專制君主制度占據了兩千多年。

二、文化差異對國際商務談判的影響

(一)政治制度的差異對談判雙方利益的影響

西方社會因經歷過資產階級革命，對平等自由的觀念很深。在商務活動中，以英美為代表的諸國尤以平等主義價值觀為理念，西方人喜歡用具體的方式、具體的數據介紹具體情況。注重實際利益的美國人，在進行交易時，大多進行客觀報價，在買賣關系上，視買方與賣方為平等關系。而東方人因長期受等級觀念的影響，在商業活動中，平等方面則沒有西方人做得好。例如，日本人擅長做大蛋糕，卻不懂得公平劃分蛋糕。在日本買賣中，顧客被尊為上帝，賣方往往順從買方的意愿與需求，由此看出，利潤更偏向于買方。中國商者往往采用“單贏”策略，涉及到經濟利益時，更多地考慮自己的利益，忽視對方的利益。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已經相對成熟，在談判者多以“雙贏”戰略為主。

(二)語言行為差異對談判過程的影響

語言交流障礙是國際商務談判中最主要的制約因素，很多談判都是因為語言誤解影響了談判進度。西方人習慣明確、具體地用語言文字表達，談判者皆以坦率、直接的方式進行談判與交流。我國語言文化博大精深，中國談判者善用委婉、迂回的方式來傳遞、表達信息，比如在表示拒絕之意的時候，通常不直接說“不”，而需要聽者領悟話者的言外之意。中國談判者善用的非語言表達方式也相對委婉，例如在表示歉意的時候，多以微笑來表達，但西方人可能會認為這種道歉沒有誠意。

三、解決文化差異對國際商務談判影響的策略

(一)尊重文化差異，建立正確談判意識

商務談判與人際相處一樣，應學會尊重對方、真誠對待對方，尊重對方包括尊重對方的人格、價值觀等文化差異，以及對對方的看法與利益關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對周圍的世界存在看法差異，會有自己獨特的行為方式。在進行國際商務談判時，不應拿本國文化道德標準作為衡量別國人們行為的標尺，也不應將自己的觀點與行為方式強加給別人。尊重文化差異，是促進溝通，發成經濟或貿易合作方面共識的重要舉措。

(二)了解國際慣例，增強法律意識

現代社會的所有商務活動都是基于法律關系進行的，但因經濟與文化背景的差異，致使中西方法律觀念具有顯著差異。西方國家律法制度較完善，法律觀念強烈，而中國由于長期受到等級觀念與官本位思想的影響，法律觀念相對薄弱，造成中國談判者在談判過程中更為重視人際關系與非正式處理方式。在此環境中，中國人應完善健全法制觀念，增強法律意識，提高司法人員的整體素質。在進行國際談判時發生糾紛，要懂得采取法律措施保護自身權利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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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餐成功的關鍵不僅取決于飯菜質量的好壞，而且取決于聚餐的氣氛，在聚餐中客人們可以互相交談，相互理解，因此就要安排合適的座次。不管是正式宴會還是家庭聚餐，安排恰當的座次都非常重要。合理安排座次要考慮性別、年齡、職業、客人的地位以及客人與主人的關系。由于文化及風俗習慣的不同，中西方餐桌禮儀的座次也存在差異。

一、中西方餐桌座次差異產生的原因

餐桌的座次反映了不同國家的文化和風俗習慣，體現出人們的社會地位及背景。不同的國家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其影響因素有自然環境、、科學和經濟發展狀況、政治體系以及地域風俗習慣。這些因素也是中西方座次差異的主要原因。

中國自古就非常注重禮儀。各種禮儀也反映出社會成員的地位。在中國封建社會，婦女地位較低，在一些大的家庭聚餐中婦女不允許在餐桌就坐。然而在西方法律維護國家和社會的穩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男女社會地位也是平等的，體現在座次上也亦如此。中國的社會以家庭為基礎，崇尚孝順感恩父母，因此在中國家庭中父母擁有絕對核心地位，因此年長者或家庭地位高的人居首席。與中國家庭不同，西方推崇獨立自主的家庭觀念。在這種家庭觀念的影響下，孩子和父母可以平等的討論問題、交換意見。在西方餐桌座次中，位居首席的不是年長者而是主要客人，即使有時主要客人為年輕人。西方的餐桌座次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的宮廷禮儀。那時，座次反映了人們的階層和地位以及在宮廷從事的職務。

二、國際慣行的餐桌座次

盡管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存在餐桌座次差異，國際上也有慣行的餐桌座次禮儀。男士不能先于女士入座，要等女士和老人落座后方可入座。入座時男士應照顧女士和老人入座。離主人坐得越近的客人社會地位越高，客人的座次高于親友的座次，年長者高于年輕者，國際友人高于本國客人。

三、中西方不同場合餐桌座次的差異

年長者或主要客人不一定總是坐主位，在特定場合中，誰是核心誰位居主位。因此不同的場合有不同的座次安排。由于文化背景及風俗習慣的差異，在不同的場合中中西方的餐桌座次也存在差異。

（一）大型家庭聚會或正式宴會中西方餐桌座次差異

在正式宴會中，最好在邀請卡或座位席上清楚的標明姓名及座次，入席時由邀請方中的一人引領，這樣客人才能順利的找到位置落座，避免尷尬，同時也會為這次宴會留下美好的印象。

西方古典的餐桌座次要求極其嚴格。男女客人應該一男一女交叉而坐，夫婦包括主人夫婦不能坐在一起，兄弟姐妹、母子、父女也不能鄰座。已經相互認識的客人不能安排在一起。外國客人應該被安排在能用其語言溝通的客人旁邊。這樣安排的目的是為了使客人們更好的交流溝通，結識更多新的朋友。在西方餐桌座次中藝術家擁有較高的特權，許多邀請者會給他們安排比傳統的等級座次更高的席位。總之在安排座次時要考慮客人們之間更好的相互融合，要將那些對彼此很感興趣并且有共同話題的客人安排在一起，使宴會的氣氛更加愉悅。具體的西方傳統餐桌座次為：地位最高的男客人通常坐在女主人左邊，地位最高的女士坐在男主人的右邊，地位次之的男士居于女主人的右邊，而男主人的左邊坐地位次之的女士。以此按照客人的身份來安排座次，男女叉開而坐，女士的位置地位通常高于男士。

現在中國正式宴會的餐桌座次也有一些發展演變，一方面繼承了一些傳統禮節，另一方面也借鑒了國際的禮儀文化。中國餐桌座次主要遵從四個原則：居中為上、以右為上、面門為主、各桌同向。“居中為上”是指許多桌子擺放在一起時，位于中心的桌子居主位，主要客人應坐主位桌。“以右為上”意思是一張桌子上右邊的位置地位高于左邊。“面門為主”即面朝門的座位是主位，首要客人應坐于此位。“各桌同向”是指每張桌子的主位朝向相同。具體的餐桌座次為：首要客人居于主位面朝門，女主人坐其左邊，男主人坐其右邊。當邀請方有人地位高于首要客人，地位高者居首位，主人坐其左邊，首要客人坐其右邊。

（二）小型家庭聚會或非正式聚餐中西方餐桌座次差異

西方在小型家庭聚會或非正式聚餐中座次的要求不是十分嚴格。主要原則是便于客人相互更好的交流，認識新朋友。男士和女士通常花插坐。長方形桌子主人夫婦一般坐在朝門的桌子末端，年輕人位于桌子尾部。如果有新認識的情侶不愿分開坐，可以向主人提出。小孩子最好在有老人的監護下另外安排一桌。

中國在小型家庭聚會或非正式聚餐中座次是，年長者居于面朝門首位，其他人以家庭為單位分別坐在年長者兩側，地位越高的人離首位越近，年輕者一般位于桌子末端背對門而坐。也有一些家庭聚餐中，男士喝酒，因此男士坐一側，女士坐一側，分別位于首位兩側。

四、中西方餐桌座次比較

通過對不同場合中西方餐桌座次差異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三點：

（一）西方餐桌座次中女士地位較高，男士會先等女士落座后方可入座

座次以左為上，首要客人應坐在女主人左邊，并照顧她落座。而在中國餐桌座次中，男士的座次地位較高于女士。

（二）首要客人在西方餐桌座次中居首位，即使有其他客人比首要客人年長

然而中國餐桌座次崇尚尊老，年齡最長者或地位最高者通常坐在首位，遵從“貴賤有等，長幼有序，貧富輕重皆有稱”。

（三）中國的餐桌座次中，夫婦雙方挨著坐在一起

而西方正式宴會中，夫婦不能鄰座，男士和女士交叉而坐，地位高的男士位于女士左邊。

五、結語

隨著時代的發展，現代人崇尚簡單自然。一些復雜的餐桌座次也隨著時間慢慢消失，而在一些場合也會有新的座次產生。隨著全球一體化的推進，在跨文化交際中，為了避免尷尬和誤解，人們通常會遵從國際慣例上的餐桌座次。我們應該了解中西方餐桌座次差異，掌握國際通行的餐桌座次，才能在宴會中合理安排客人，使宴會氣氛更加愉悅，客人也可以更好的相互交流，才能最終達到交際目的。

參考文獻

[1] 鐘敬文主編.中國禮儀全書[M].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3.

[2] 刑世杰主編.中華禮儀全書[M].長春出版社，1992.

[3] 薛明揚主編.中國傳統文化概論（中冊）[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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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法律本位下的家庭教育差異

在世界日趨全球化的同時，各種不同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的交流也日益增加，多樣文化交流的同時，沖突與摩擦也日益明顯。就好比中西方因為家族本位與個人本位的差異，在家庭教育觀念上也產生了不少摩擦。因此在以家族集體本位為觀念的古代中國，“父尊子卑”“違反父母教令”的等級觀念是非常普遍的。家長受到等級觀念的影響，自然認為孩子是附屬于自己，所以在多數情況下會把體罰作為最有效的方式來教導孩子。在中國家長心中，孩子不應該反對父母，否則認為是不孝的體現。所以我們經常能聽到“打是親，罵是愛，不打不罵不成材”的中國式教育方式。比如傳統儒家思想的三綱五常中的“父為子綱”“父尊子卑”，說的就是父親的地位高于孩子，孩子要聽從父親教導。在現代社會，“鷹爸式教育”所體現的傳統中國教育方式更是如此。在西方社會，孩子不是附屬于父母的一件私有物，他是作為個體在法律上有自己獨立的法律人格的自然人，并享有屬于自己的利益和權利。父母作為家長，當然享有監護和管教孩子的權利，但這種權利卻受到法律的約束，如果父母超出法律所規定的限度，父母的監護權則會受到影響。西方父母在行使監護和教導孩子的權利時會受到社會及公權力的監督，西方孩子因此比中國孩子在個體發展上得到了更多的保護。所以在中國，家長如果沒有履行好自己的監護權使孩子受到傷害，或者打罵孩子時，大部分受傳統文化影響的人必定也認為這在中國家庭是極其普遍的。因為他們覺得自己作為家長管教自己的孩子并沒什么不對的地方，這是屬于他們天經地義的權利。但在西方，家長卻會被，兒童福利機構也會調查此事。但對于大多數中國家長來說，這顯然是不可思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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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片中，許大同的兒子打了朋友昆蘭的兒子，對這件事情許大同和昆蘭有截然相反的認識。許大同認為自己打兒子是天經地義而且是為了表示對昆蘭的尊重；而昆蘭則認為不論如何打孩子是錯誤的。

古代中國社會是一個在自給自足經濟和宗族血緣關系基礎上成長起來的東方農業社會。以家族為本位的宗法思想滲透到傳統中國社會生活領域的各個方面，也深刻地影響著傳統中國法律制度的基本面貌。在這種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生成和發展起來的中國法律文化，被打上了深深的宗法化和倫理化的烙印。中國傳統的法律思想認為，社會本身就不是整齊平一的，法律確立“尊卑長幼之序”，確認父權與家長權的存在，維護家庭成員間的不平等關系。

由于古代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和宗法社會，因此這種法律秩序具有超穩定性。而西方則不然，通過啟蒙運動摒棄了中世紀愚昧落后的法律傳統，逐漸確立了影響至今的西方法律文化。在該種法律文化中，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這種不平等關系則是難以接受甚至是不可理喻的。在西方古典自然法學理論中，洛克認為，人類的自然狀態是一種自由和平等的狀態。同種和同等的人們既毫無差別地生來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樣的有利條件，能夠運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應該人人平等，不存在從屬或受制關系。這種自由和平等的權利是與生俱來的。因此父母和子女，其法律地位是完全平等的。法之為法，其前提條件之一就是它要以整個社會的福利為其目標。

另一方面，宗教對西方法律有著深刻的影響，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集中體現宗教思想的宗教法把“愛”作為核心價值凌駕于具體的法律條文之上。宗教對西方法律的這種影響源遠流長，如今雖然褪去了宗教的外衣，但是這種思維范式卻深深地影響著其社會的立法：立足于以人為本，而非輕視人權和粗暴地將人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具體到影片中，州兒童福利局的工作人員要將丹尼斯帶到福利局并由其監護，使孩子擺脫“恐懼與危險”，則是這種宗教性影響的延續。而這恰恰令接受中國傳統倫理化法律思想的許大同難以接受。

當這兩種社會存在不同、歷史淵源不同、思想內核不同、立場取向不同的法律文化相遇的時候，必然有一場遭遇戰。強調森嚴的人身等級關系、強制性的人身控制以及王權宗統觀念的中國傳統法律思想，根本不理會西方法律思想中的人權、平等價值觀念。西方的法律文化也不理解和認同中國法律文化的邏輯，嚴格按照自己的理論體系堅守自己在思想領域的陣地。那么，沖突似乎在所難免，事實也是如此。在法庭上，控方律師故意以激烈的言辭詆毀曲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極元素，以此也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化的正面沖突。

但是，故事并沒有結束。隨著許大同的父親找到昆蘭，一切好像有了轉機。這便是兩種不同文化相互試探著理解的過程。昆蘭來到唐人街的一家中醫醫療館里接受刮痧治療，并認真聽取醫生的講解，兩種文化似乎在融合。

在圣誕夜，昆蘭和兒童福利局工作人員趕到許大同家里，澄清了誤會。中國文化和美國文化到這里，終于牽起了手。

二、那么是什么讓兩種看起來水火不容形式上也是完全不同的文化，由沖突而化干戈為玉帛呢？筆者認為，是兩種文化的共同本質和價值追求，甚至可以說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認識。

雖然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國古代的法律是統治階級的工具，但是我們并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說古代中國的法律絲毫沒有基于對人性的關懷。相反中國古代法律思想中有很多諸如“以德配天”“明德慎罰”的思想，諸如“愛人”“仁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主張。與“以刑去刑”相對的還有“以德去刑”的思想。他們認識到民心的重要性，從而主張為政治國要關心民生，重教化反對“不教而誅”。“禮德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認為道德教化可以從根本上積極地預防和杜絕犯罪，而“政刑”只是犯罪事后的補救措施而已，不能實現“無訟”的目的。中國古代政治理論的一個貢獻就是對法律懲罰功能的深深懷疑，即使是贊成法律的中國哲學家也不會宣稱僅僅靠正式法律就能確保秩序。而西方法律文化始終是以民本為出發點的，中西方法律思想在這一點上歸于同一。

另一方面，西方法律文化重視個體自由、平等和個性解放，反對封建依附式的人身和心理束縛，為人類社會的群性生活秩序提供了較好的規劃和解釋，為人類的競爭力、創造力的解放提供了動力。譬如影片中兒童福利局看似無情的做法實則是這種文化的體現。在一定的限度之內，這種法倫理顯然是合理的。一旦超出了這個限度，就必然走向謬誤或偏暗，就可能導致人性的淪喪或人的異化。同樣，影片中兒童福利局的做法亦有這種傾向。西方仁人志士并不是沒有發現這一點，他們也紛紛提出了一系列改良的理論，如“人性復歸”“家庭重建”“挽救倫理”等等，其法律也有所矯正。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始終重視人性、倫理，這就更加明顯地印證了中西方法律思想的趨同。

三、至此，我們可以大概總結出中國和西方法律文化的各自特征以及他們的相通之處了：中國法的內在精神是善、公利和義，其淵源理念是宇宙之理、道、人性、良知，其價值追求是人類社會與宇宙的大一統、超和諧；西方法的內在精神是公平、合理與正義，其淵源理念是上帝意志或神道、以及宇宙自然定律、規律，其價值理念是共和社會的和諧、協調。聰明的朋友，或許現在我們可以說，中西方的法律文化，不同的只是技術層面，相同的則是根本的。那個刮去文化差異的根本的相通的東西就是愛，愛是人類共同的超民族超文化的語言。所以，故事結局的圓滿是中西方文化沖破差異隔離的勝算，是人類共同價值取向的勝算，是愛的勝算。

參考文獻：

[1]湯唯：《當代中國法律文化本土資源的法理透視》，人民出版社，2010

[2]公丕祥：《東方法律文化的歷史邏輯》，法律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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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差異無出不在，它們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看待世界的眼光。在日常生活中，文化差異從民族誕生起就已經出現了。二十世紀，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將所有的民族變成了“全球村”。全球化是一個融合的過程，不但但是金錢和商品--而是世界人民的不斷融合。跨文化交際不可避免，也是必不可少的，當摩擦和障礙出現的時候，問題也就呈現了，等待我們去解決。文化會影響人們看對和理解世界的眼光，毋庸置疑，不同的民族在意識形態領域呈現出不同的中西方思維。西方文化的意識形態注重邏輯和分析，而東方文化的意識形態更加注重直覺感官——這同樣也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思維特征。作為中國傳統發文化影響的結果，中國人常常看重直覺，倚重學習過程、經驗和感覺，以及在交流中通過直覺“以己度人”。為了減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障礙，毋庸置疑，這需要我們深入的探討中西方思維的差異，從而研究跨文化交際中的技巧，減少跨文化交流中的摩擦。

二、思維差異的根源及表現

1.差異的根源。美國學者David Brown認為，“文化是特定地理區域的人們共同的信念、習慣、生活模式和行為的集合體”。文化差異是思維差異的原因，東西方文化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而文化系統是兩種獨立的系統。東方文化的根源主要來自兩個國家：中國和印度，文化均發源于河流。在中國，母親河是黃河，而在印度母親河是印度河。中國文化淵源流長，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思維模式。在中國的唐朝，中國文化逐漸傳播到日本，融入到日本社會，甚至重塑了日本文化。雖然和中國文化屬于不同的國度，卻仍然屬于同一系統。兩條母親河誕生了東方的文化，而另外一種文化卻誕生于波希米亞平原，這一文化發展成古希臘文化和古羅馬文化，這兩種文化是歐洲文化的基礎。就像東方文化，歐洲文化穿越了河流。由于地域等原因，中西方文化在最近的幾個世紀很少交流，所以它們仍然屬于不同的體系，仍存在較大的差距。

2.思維差異的表現。西方文化基于個人主義而不是集體主義。例如，在美國，你同樣可以談論個人的權利，而非將社會凌駕于自己。在中國有明顯的不同，社會和家庭凌駕于自己之上。西方文化是以冒險和探索精神為基礎的。西方人喜歡發現新事物，發明和拓展。例如，蹦極在西方文化被認為是普遍的行為，但是在中國你將很可能發想沒有人做這樣一件事。西方文化以科學為基礎，這種文化嘗試著解決人民和自然的關系。西方世界使用法律來解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在中國的近代卻很難發現中國適合的法律，兩千年來，中國是一個以人情為基礎的國度而非法律。西方用上帝和宗教來解決人類和思想領域的問題。一旦問題發生，首先做的可能是向上帝禱告。

中國文化以集體主義為基礎。中國人將國家和家庭置于自己之上，中國文化以人文主義為基礎，為了解決人和自然的關系，中國人一直努力做到天人合一，為了解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中國人主張中庸之道，為了解決人和思想的問題，中國人強調修身養性。中國人擅長平衡和中庸，即人們通常不主張走極端，平和的心態總是被強調，中國人對天地有一種敬畏之情，即敬仰天地，思鄉懷土。

價值是關于什么是對錯，什么是正常與非正常的，什么是正確與錯誤的。價值通常被一系列的因素所影響，例如家庭，媒體，學校，宗教，民族等。中西方文化之間世俗的差異導致了價值觀的差異。中國人注重集體主義而西方人則側重個人主義長達數世紀。西方人給出的個人主義的定義與中國人思想中的個人主義完全不同。換言之，中西方用截然相反的觀點來看待個人主義。

三、跨文化交際中沖突解決方法

交流是相互的，所以影響也是相互的。他們能理解我們所表達的思想和文化嗎？它們的回答能表達他們的思想嗎？這些問題的答案將會給我們交流一些提示。挑戰在于全球化的浪潮下，誤解常常發生，尤其是當不同的文化差異出現在跨文化交際中，誤解導致沖突，而沖突嚴重影響跨文化交際的進行。中西方在是一個地理差異，同樣也是一個文化概念的差異，所謂的思維模式意味著人們自覺不自覺的運用特定的方式來思維，并解決問題。思維模式與民族文化密切相關，思維差異在某種程度來說起源于國家的思維差異。

1.深刻了解中西方思維差異的方式。我們不能否認差異，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特征，也只有先通過了解這個國家的文化及特征才能逐步了解這個國家。所以我們不能說這種文化是好的或者壞的。平等與互相尊重對于每種文化都至關重要。我們應該學會協調對于同一種事情的不同思維甚至是同一人，同一個世界。我們說世界變得越來越小，每天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來來往往。當在同一個國家，同一個城市，同一片臨近地區，思維差異都越來越明顯，我們應該盡力避免沖突的發生我們需要掌握更多的關于其他文化的基礎知識，從而不至于誤解他人的行為和習慣，雖然在文化領域中不存在正確與錯誤之分，但卻有更先進或者更適合的區分。當然我們不能完全拋棄自己的文化接受另一種文化。甚至文化對于地球的歷史來說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所以我們應該去其精華去其糟粕，從而來完善自己。也就是說當我們在進行跨文化交際時，我們能夠更了解雙方的文化，從而讓交流順利進行。

2.跨文化交際意識。在溝通的過程中，由于在跨文化交際中文化背景的差異，通常我們為了減少交流的誤解首要做的事情提高跨文化交際意識。雖然文化和交流模式之間的差異，文化的共同點不應該被忽略，因為能用共同點來融化差異，消除摩擦。跨文化交際意識對于加入到跨文化交際異常重要，時刻提醒自己注意跨文化交際中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利用現行教材進行文化背景知識的了解，例如通過中外文化交流史，西方文化概論，外國文學史等書籍，通讀這些教材可以掌握英語文化背景知識和社會習俗，這為我們了解中外文化知識提供了豐富的文化信息資料。

四、結語

通過對比中西方思維的差異，可以看出中國文化是一種人性文化，注重人本身和正義，重感性輕理性，喜歡附和他人，強調處事做人中庸；而西方文化注重科學，重物質輕精神，重分析輕感性，強調個人的重要性。學習一門外語并不單指學習語言本身，還包括文化、思想、習慣和價值觀等。在跨文化交際中我們應該具備跨文化交際意識，充分了解兩國的文化及思維差異，掃清障礙，讓跨文化交際順利進行。

【參考文獻】

[1]孫曉凌，汪北華.從思維方式差異看中西文化差異[J].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02）.

[2]袁春梅.論中英思維方式的差異對跨文化交流的影響[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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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6）07-0051-01

《救風塵》是中國元代劇作家關漢卿的經典喜劇作品，《威尼斯商人》是英國莎士比亞的喜劇代表作。兩部作品中，最精彩的角色莫過于兩位睿智的女主角――趙盼兒和鮑西婭：趙盼兒義救金蘭，鮑西婭智斗夏洛克，作者使女主角成為解決全劇主要矛盾的核心人物。在父權至上的社會中，用筆觸展現女性獨立自由的形象，足以證明作者的偉大。但是作者對兩個角色的設置卻有很大差異，這在一定程度上投射出中西方傳統文化的不同，有利于現代中西方文化的背景研究。

一、比較女主角身份

在《救風塵》中，趙盼兒是，《威尼斯商人》中，女主角鮑西婭是貴族大小姐。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文化，和貴族小姐這兩個身份的社會地位差距都很大。關漢卿和莎士比亞分別用這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來代表各自心中的自由女性，投射出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

首先是中國的《救風塵》。中國自秦朝以來，一直是以“大一統”而自居，以集體為單位，講究群體和諧，要求“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這一套規范個人身份的規則體系，要求個體身份從屬集體，尤其是女性，被要求“從父，從夫，從子”。趙盼兒是，這份“獨特”的身份使她被排除于綱常之外，擁有不拘泥于傳統的價值觀。在此背景下，趙盼兒的義舉才有合理性，也使觀眾能認可這樣的人物形象。關漢卿讓人物與傳統倫理做對抗，本身就具有戲劇性，體現自由精神。

再比較《威尼斯商人》的鮑西婭，她是繼承了巨額遺產的貴族女子。西方文藝復興之后，資本主義興起，財產私有制成了社會的基本規則，公民相對更尊重個人的財產權，恪守一夫一妻制，使女子也享有繼承財產和地位的權利。所以，莎士比亞有條件將女主角設定為這樣一個理想化的人物――一位兼智慧、美貌和財產于一身的女性形象。但是這并不代表鮑西婭的生活更輕松，因為在這樣的制度下，個人責任需要自己承擔，鮑西婭選擇丈夫的戲就能夠充分體現這一點：鮑西婭的父親已經去世，原本沒有任何外力能夠阻撓鮑西婭選擇丈夫，但是，鮑西婭卻嚴格按照父親制定的遺囑選夫。這除了對父親的尊重外，自知善惡也是一個原因――她明白自由地選擇丈夫，后果也由自己承擔。這正是西方道德觀的一種展現。

相較于《救風塵》背景中的集權社會，《威尼斯商人》更加寬松自由，自由人的社會地位會比較高。但是，關漢卿和莎士比亞都用自己的方式描寫極富魄力的女性形象，使得社會背景成為成就她們魅力的一面鏡子，充分展現出人性的光輝。

二、比較女主角解決問題的方式

《救風塵》中，趙盼兒面對周舍的無賴，通過假扮周舍的情人來拯救姐妹宋引章。而《威尼斯商人》中，鮑西婭換身為一名律師博士，通過法律來解決問題。中國強調“克己復禮”，靠的是“……以血緣譜系為前提的宗法觀念和等級秩序，基礎是以宗法管理和道德約束為手段的德主刑輔之治。”[1]而西方遵循“維權奉法”，強調“制度化的法制是社會規范的基礎，因為法律的功能是辯明是非善惡并予以對等的懲戒。”[1]

中國相信人“性本善”，所以不以嚴苛律法來懲戒人，以至于在現實中面對人的惡性時，往往無能為力。正如《救風塵》中，周舍對宋引章每天施以拳腳，但由于周舍掌控著話語權，使得勢單力薄的宋引章沒有任何反抗余地，法律也沒有意義。這才有了趙盼兒的“義”救金蘭，仗著自己身在“三綱五常”之外，逼得周舍啞口無言，只得作罷。趙盼兒以非“禮”之法對抗周舍的“非禮”之舉，實在是膽大聰明。而西方文藝復興時，社會模仿古羅馬文明，要求依法行政，尊重律法。所以，《威尼斯商人》的重頭戲會在法庭上解決，讓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做法官，原告與被告各拿出法律證據為自己辯護。無論是荒唐的夏洛克，還是機智的鮑西婭，都要從法律中尋找依據為自己辯護，讓法律成為唯一的裁判依據。通過比較，可看出中國在重“禮”下的社會形態，人主要依靠特殊的社會關系和人際互動來解決問題，而西方則偏向在法律制度下的公開“談判”來緩和沖突。中國循“禮”之下的制度雖重情義，但容易滋生腐敗，面對周舍或張驢兒等惡人時，善人往往會束手無策；西方法律雖旨在追求公平，但法律永遠都會有漏洞，所以沒有絕對的公正。

因此，文化沒有“絕對正確”之說，互相吸取、相互借鑒，不斷進步，使“規范制度”能夠最大程度上幫助人生活地更好，尊重每一個生命個體，才是值得推崇和借鑒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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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本管理的涵義

人本管理是企業近些年來興起的一種新的管理理念。它在本質上是以促進人自身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的管理理念與管理模式。筆者認為人本管理就是指為了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而計劃、組織、協調、控制，實施人性化的管理過程，其實質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二、中外人本管理思想的比較

1　我國人本管理管理思想的特征

中國人本管理思想主要有以下特色。(1)看重個人的倫理道德(2)中國人擅長綜合、辨證的思維，主張從總體上去把握事物；(3)強調用個人直覺和內心感悟去認知事物，不重視實證分析和形式邏輯；(4)人治、情治，法治相結合。推崇人治思想，重視企業與員工關系的協調和內部的團結，但由于法制的相對滯后，在規范企業與員工的關系上，相關法律及規則的確定和貫徹較弱，而人情關系往往起到更為重要的作用。

2　西方人本管理管理思想的特征

西方人本管理思想其特點是：(1)強調理性主義、重視實證分析和形式邏輯；(2)傾向于“硬”管理。西方企業非常重視經營的戰略目標，組織結構和規章制度；(3)以法律與契約作為保證；(4)重視規章制度和組織程序，提倡公平競爭和物質刺激，表現出較強的個人主義傾向。

3　中外人本管理思想的比較

中西方思想史中雖然都有豐富的“人本管理”思想根源，但是他們之間卻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

(1)中西方人本管理思想建立的基礎存在著明顯的差異。西方管理思想是發達的科學思維，從技術、實驗開始，然后向哲學層次上升。強調通過實證、觀察、數據來驗證假設，從中發現規律，加以整理、歸納和提高，從而形成具有指導意義的科學管理理論。同時，西方的人本管理思想是在市場商品經濟土壤的培育下成長起來的，因此它既有嚴密的形式又具有創新的精神。與西方的這種管理理論產生的方式不同，中國的人本管理思想基本上是一種經驗性的產物，具有強大繼承性即傳統性較濃。而且人本管理思想只是作為一種副產品，在論述其他問題時附帶提出，因此這種理論缺乏系統性，沒有形成具有規律性的理論。

(2)由于人性假設的不同，造成了人本管理方法的差異。西方人本管理思想植根于西方的唯理論哲學以及新教的個人主義道德。強調理性主義，排除對事物認識中的情感因素，強調人的行為的合理性，因此在西方管理思想中，對人本管理的理性分析格外重視，企業依靠嚴密的組織機構、健全的控制手段實施管理，因而他們的管理相應地被稱之為“硬管理”。中國自古以來就關注人的非理性的因素在中國的人本管理中作用，組織或企業更關注人的非理性因素對工作的影響，在企業調動員工積極性方面，也往往施以以情曉人，以情服人和以情管人的“情感戰略”。因此在中國古代人本管理思想發展史中，注意各種管理因素的協調平衡，主張以德治國、

善于從實際的情況來制定各種管理措施等，這種管理方法被稱之為“軟管理”。

(3)中西方人本管理思想雖都強調對人的重視，但重視的層面不同。人本管理的本質思想是“以人為本”，但東西方對以人為本的“人”的理解和側重不同。在西方管理思想中，側重于對“個體人”的重視，強調個體價值的實現。而在中國管理思想中，由于受傳統文化和思維方式的影響，對以人為本的“人”的理解則側重于從“群體人”的角度而言，個體價值要服從于群體價值，個人目標要服從組織目標，有時候甚至為了顧全組織目標、群體價值而犧牲個人目標和個人價值。

(4)從人本管理的方式上來看，二者也有明顯的差異。中國重引導、重教育，而不重外在的制度、規范。科學方法是西方管理的基本方法之一。它依靠明確細致的法律條文和規章制度進行統一管理，盡可能把管理活動納入嚴密的機械式的體系中，并對這個體系里的每一部分進行嚴格的責權利的規定。

4　中外人本管理思想的比較評述

中外人本管理思想的差異可以從各自的經濟背景、社會形態、思維特點、經濟背景、管理方式、價值觀念、落腳點和態度、及分析方法等七個方面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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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90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17-0115-02

在制度技術層面上，中國的法治發展有很多是借鑒西方法律制度。肇始于經濟領域的全球化形勢，促使其他的社會領域需要統一的社會規則來加以規范，故此法治層面之全球化漸顯端倪。西方法治崇尚個體自由，而中國文化傳統，缺乏獨立的個體意識和個體自由。鑒于此，闡明東西方自由主義法傳統的差異，對我國轉型期法治建設具有重大的意義。從我國當前法治自由價值的研究現狀上看，主要集中在法學理論領域，自由作為法治的核心價值已被確認，但卻缺乏對其深入、系統的闡述、論證。本文采用比較研究方法，揭示中西方自由主義法思想發展的概況，并就中西方自由主義法思想差異產生的根源進行探討，對中國法治自由價值進行深切關注。

一、西方自由主義之概況

自由主義法學是當代西方一個重要的法學流派，而自由作為西方法治的核心價值，其理論上的自覺發展從古希臘開始走過了漫長的演化過程，人們對法治自由價值的理解與認識也一步步深化。

1.啟蒙思想家突顯政治自由的法律

啟蒙思想家認為政治自由是法律下的自由，堅持自由應該從公民自由、社會政治與法律這幾方面來加以討論。洛克在其《政府論》一書中，先是從人類原始自然狀態加以論述，論證了自然狀態、自然權利以及自然法，并提出自然狀態是必然要過渡到社會狀態，而人的自然自由終將轉變為社會自由，也就是前文所述的法律之下的自由。在此之后，孟德斯鳩則從自然法與人為法的關系著手，將討論法律與自由關系的核心轉移到政治領域中的自由問題上。洛克和孟德斯鳩突出政治自由的思想為英國自由主義法傳統奠定了理論基礎。同樣，另外一名極具影響力的啟蒙思想家盧梭則豐富了社會契約論的內容，他把“公意”視為法或權利的基礎，他注重社會群體及共同體的利益和要求，賦予了自由主義新的內容。

2.康德與黑格爾張揚自由的理念之法

康德的社會理論受其在哲學史上哥白尼式革命的直接影響，他認為“認識對象圍繞認識主體來旋轉”，打破之前認為“認識主體圍繞認識對象旋轉”的認知，從而提升了認識主體的地位。同時，他張揚自由的社會之法，認為社會應是“普遍法治的公民社會”、“與別人的自由共存共處的社會”，這才是真正自由之體現。而黑格爾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對盧梭的觀點有所繼承和發展，他注重對于個人主義的個人概念的質疑，同時，也注重找尋共同體和個人之間的聯系，以將兩者緊密連接起來。由此可知，黑格爾所認為的自由并非單純個人自由，真正的自由應該是在普遍自由及共同體的自由與個體自由相結合的情況下才可能存在。可見，康德與黑格爾都將自由與法融為一體，并認為法的本質屬性為自由[1]。

3.馬克思回歸生活世界的自由與法律

黑格爾對馬克思思想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就是在黑格爾唯心主義思想基礎上的揚棄。對于黑格爾將國家與市民社會加以明確區分的觀點，馬克思予以繼承，但是將黑格爾的認識加以修正，并得出“不是國家和法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和法”的結論。且馬克思認識到，國家和法是存在于一定社會物質生活關系之中，要將國家和法與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情況相聯系；而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由于市民社會中物質利益的沖突和矛盾使得國家喪失了其應有的權威，法律也淪為維護單方利益的工具。由此可見，馬克思以更加復雜和辨證的方式來看待自由與法律之間的關系，這又是一大進步。

二、中國自由主義法傳統

“自由”代表了人類的最高理想，可以將其劃分為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兩種，而政治自由是外在的，精神自由是內在的。總的來說，中國文化側重于精神自由，而西方文化則側重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在西方得到了全面而系統的發展，并形成自由主義，而反觀中國，自由的發展卻遠不如西方那樣的順利，縱觀整個中國法律思想史對于“自由”、“自由主義”的描述非常之少，筆者將其中較具代表性的觀點及流派作如下梳理。

1.道家之自由觀

中國古代文化傳統中，道家、禪宗可謂是典型的注重精神自由的代表，他們為追求精神自由所設計的理想人格就是最好的體現。道家、禪宗所追求的是對于世俗、欲望、外物的一種超脫，從而達到心靈上的純凈與自由，而這是需要從修養中才能獲得的自由。除此之外，這種自由也可以從認識上予以實現，也就是改變對外物的看法從而從外物的羈絆中超脫出來，從而獲得精神自由。而道家、禪宗所設計的自由人格對政治自由卻很少涉及。由此可見，道家、禪宗所設計的理想人格早已無法適應當代人的人格要求，這一人格顯然帶有很大的片面性。

莊子所追求的自由也是一種精神的自由，他更側重于追求一種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心理狀態。莊子認為，要想得到這種精神自由需要做到“無心無情”才有可能。這種“無心”的狀態并非是要求要毫無心思，而是指不要過分執著于某些人事物，不要有執著之心；而所謂的“無情”亦非要求要無任何感情，而是指不要刻意追求某種情感，不要有執著之情。莊子崇尚一種無拘無束，不過分執著追求的心境和隨遇而安的境界。但是，需注意的是，雖然追求無拘無束，無心無情，但是他對與外物打交道或從事俗務卻并不反對，個中的關鍵在于要做到不過分沉迷和執著。

2.儒家之自由觀

儒家式的“自由”是指一種道德意志的自由。先秦儒家發現道德意志自由，這一偉大的發現和進步，但是卻一直處于消極悲觀的狀況之中，并未在現實生活中讓人感到自由和幸福，反而讓人感到處處受限、不自由。例如，儒家一直強調“人的尊嚴”，但是實際情況是，這種人的尊嚴僅限于原則性的，并沒有任何實際可操作的內容，結果可以想見，人的尊嚴也就成了一個抽象、虛幻的理念，而并不能使人民獲得真正的尊嚴。同時，人的尊嚴的形成需要在人際交往中相互的尊重，彼此的承認，而非僅僅停留在人們內心的自覺上。因此要想實現人的尊嚴需要有人人權利平等的思想為基礎，要有個人自由思想為鋪墊，但是這在中國的古代傳統文化中是極其缺乏的、不被重視的，那么人的尊嚴成為一紙空談就成為理所當然了。

三、中西方自由主義法思想產生根源之比較

從以上對于中西方自由主義法思想的概括可知，中國文化重精神自由，西方文化重政治自由。兩者的自由主義法思想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而這樣差異是有一定原因可循的，這與兩者各自的法律觀念、法律傳統有著密切的關系，以下筆者就中西方自由主義法思想差異之背景加以梳理，以期對此問題可以有深入理解，以助于我國法自由主義之發展。

1.法治與禮俗之對抗

在西方社會，啟蒙思想家們對自由價值的高揚并使之得到社會的認同，現代社會烙上自由的印跡。自由是發展的前提，沒有自由，就沒有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就沒有社會的全面進步。只有個體的人有了自由意志，有了主體性，才可以自由決定自己的價值與行為選擇，也就是哈貝馬斯所說的自我決定、自我實現的自由，而不依附于他人的意志與權力。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以倫理綱常為核心內容的治理方式與西方的法治主義形成鮮明的對照。中國古代法體現在制度上行政和司法不分家，成一體化之形態；而在法律之淵源上，則體現倫理高于法理，禮法重于法律規則；在司法制度中，作為中國特色的情理是一種審判的普遍標準，情理較之法理有更大的普遍適用性，人情成為一切評判標準之首。并且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之中，倫理與法理并未得到區分，兩者處于結合之狀態。

2.個體自由主義之發達與缺失

亞里士多德認為，西方民族，特別是希臘民族“既有熱忱，也有理智；精神健旺，所以能永保自由，對于政治也得到了高度的發展”。相比之下，東方民族則缺乏自由，“亞細亞人民多擅長機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熱忱不足；因此，他們常常屈從于人而為臣民，甚至淪為奴隸。”[2]東西方本質差異的表現在于，“東方文化強調一種普遍性品格，是以群體為本位的，它否認個體存在的價值和自由，而西方則發展了個體本位，注重個體的獨立自主與自由。”[3]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總體特征中很難尋找到個體自由的印跡。在行政權力至上、司法過程重刑輕民、司法審判重禮法之治以及追求無訟等思想觀念的驅使下，人的主體性無處尋覓。所以一談及自由問題，中國人常常諱莫如深。

3.法律觀念之差異

作為一國文化傳統的重要構成，法律觀念與該國文化傳統的特征具有很大關聯性。一般觀點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最突出或最核心特征為群體本位，因而在文化精神之中極其缺乏獨立的個體意識；中國作為一個在過去注重經驗積累以及有保守思想的國家，在其傳統文化中反映為具有保守性以及“以過去為定向”的特征，并由此形成一種經驗主義文化的形態；而同時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較重的禮法倫理思想，具有倫理中心主義之特征，是一種自然主義的文化。在中西文化比較過程中，中國傳統文化在類型上是屬于“宗法—倫理”型的文化模式，宗法倫理在司法過程中起著極大地作用，其地位甚至高于法律規則，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個人—契約”類型的法律文化模式。中國傳統文化模式對法治存在天然的拒斥，這使得中國文化的總體特征與法治對自由的價值追求缺少必要的融通，不利于現代法治的生成。

四、結語

西方法治是以個體自由為中心的，具有理性的契約文化的精神。相較而言，中國傳統文化則是以群體的宗法倫理本位精神為核心。個體自由程度的不同，這直接決定東西方對待法治的不同態度。現代法治與禮俗社會的對抗成為中國法治現代性批判的核心問題。在中國法治建設中，如何將人的個體自由、人的主體地位從傳統文化中解放出來，如何處理傳統的、經驗的、超穩定的文化結構對理性的、個體化的、契約化的法治文化模式的拒斥，將成為一個最根本、最迫切的問題。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