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26 16:22:23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財務績效概念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隨著不斷的發展,高校財務管理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其在推動高校的相應決策和健康發展等方面的作用也越來越凸顯。目前,高校財務體系存在著管理落后,管理體系不完善,不被重視等方面的問題,這對高校的合理發展有著相應的負面影響。只有對高校財務體系進行有效的分析和完善,才能使其作用得到更好的發揮。杜邦財務體系在分析高校財務狀況和完善其財務管理方面能夠發揮出相應的作用。
一、杜邦財務分析概述
杜邦分析法是由美國杜邦公司最早使用的一種對企業財務狀況進行綜合分析的方法。它可以通過相應的財務比率之間的關系來分析企業的財務狀況,從而深入地分析企業的經營業績。杜邦財務分析方法能夠將相應的企業財務比率融合成一個完整的指標體系,從而能夠全面反映出企業的收益狀況。凈資產收益率是杜邦財務分析體系的核心。
杜邦財務分析法從企業的權益報酬率開始計算,并依據具體的會計資料進行分解計算,得出具體的指標。通過杜邦分析法得出的相應指標會被填入到杜邦分析圖中。通過杜邦分析圖,可以對企業的前后期的財務狀況進行相應的對比分析,也可以對不同企業之間的財務狀況進行對比分析。杜邦分析法的運用,不僅能夠使企業清晰地看到自身的財務狀況,還能為企業的有效管理和未來決策提供相應的依據。
二、杜邦財務分析應用于高校財務中的可行性
杜邦財務分析法能夠滿足企業財務管理的目標,為相關受托者提供能夠反映經營狀況的財務指標,為企業進行決策提供現金流量、資源狀況和績效等方面的財務信息,促進企業價值最大化的實現。杜邦財務分析不僅能夠對企業的財務狀況進行清晰的自上而下的分析,也使其了解自身的運用狀況,還能夠對高校的財務進行相應的分析,并對其相應的財務政策和經營狀況進行合理的評價,這不僅能夠降低高校進行決策的風險,還能夠為高校的發展提供充足的信息。
高校財務管理不只是要獲得大量的凈收入,最主要的是要體現出相應的高校價值。首先,高校不僅要依據相應的發展目標,合理利用政策和資金,并提供優質的教學資源,培養出優秀的人才,形成相應的高校價值。其次,高校還要對相應的委托方,如政府、銀行等,提供有效的發展信息和經營狀況,以使其能對高校做出正確的評價。杜邦財務分析法能夠適合并滿足高校財務管理中的這些需要。
三、 杜邦財務分析在高校管理中的實踐運用
(一)調整相應指標
由于杜邦財務分析法主要是針對企業進行的分析方法,其在高校財務分析中的應用需要對相應的指標進行一些調整。首先,要將“權益凈利率”替換為通過計算收支結余和凈資產之間的比例關系可以得到的“凈資產收益率”。其中,收支結余包括在相應時間里經營收支相抵后的經營結余和經營以外的其他各項收支相抵后的事業結余兩部分。凈資產是扣除總資產中的負債部分。其次,將“資產利潤率”替換為通過收支結余和總資產的比例關系得到的“總資產收益率”。通過這個指標,可以看出高校創造收益的能力。此外,將“銷售凈利率”替換為通過收支結余和總收入之間的比例關系可以得到的“總收支結余率”。通過這個指標的變動可以找出高校經營中的變動因素。
(二)分析高校財務狀況
通過調整相應的指標,可以進一步建立高校杜邦財務分析體系。它能夠通過多層次的財務比率在每個層次上進行分析,得出相應的數據,再將相應數據與同期或者同行業進行有效的對比,從而實現對高校的財務和經營進行全面而系統的分析。(如圖1)
1、分析核心比率
高校財務中的“凈資產收益率”是高校杜邦財務分析體系中的核心指標,它可以對高校的各種經營活動的效率進行有效的反映,也是對高校在資產使用方面和融資方面相應情況的綜合反映,能夠體現出高校的經營管理狀況。而凈資產收益率主要受到體現出高校經營狀況的總資產收益率和體現出高校在資金上的籌措狀況的權益乘數的兩個指標的影響。要想使高校的凈資產收益率,就必須不斷提高高校在資產周轉的速度和融資狀況,也要不斷提高總收支結余率。
2、分析經營狀況
總資產收益率的高低直接受到高校財務收支、資金占用和周轉情況、資產結構等各個方面的因素影響,其能夠對高校的經營狀況有一個綜合性的反映。總收支的結余狀況和總資產的周轉情況對總資產收益率有著相應的影響。
總收支的結余情況是通過總收支結余率來反映的,它是由收支結余和收入之間的比例關系來實現的。要想使高校的總收支結余相應增加,必須要在不斷提高總收入的基礎上控制相應的開支。這還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高校資金的周轉率,獲得更多的總資產收益。這首先要求高校在加強對收入方面的管理,加強對學費、經費、產業等方面的現金收入加強征收和有效管理,以確保各項收入的增加。其次,高校要通過使支出更加合理,降低消耗等方式實現對經營成本的有效控制。高校在管理和財務方面的費用都要進行嚴格控制,也要相應調整利息費用在高校財務中的比例,使高校資金結構和運用更加合理。
高校的資產運用和有效周轉可以通過對其資產結構和收入境況進行相應的分析。首先,高校的資產結構的合理性與否不僅直接關系到高校的資產流動狀況,還關系到高校的收益能力和償還能力。當高校資產結構中的流動資產與非流動資產達到一定的比例關系時,其資金結構才算合理。因為流動資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校在資金償還和現金利用方面的能力,非流動資產體現的是高校的規模和發展前景。針對高校財務中的流動資產,要看其主要成分有哪些,如果是有較大比例的貨幣資金,則要看是否存在現金持有量過多,或存在著相應的閑置資金的現狀;如果是對資金周轉有著較大影響的存貨、應收賬款的比例過多,應對其進行有效分析,看是否存在存貨的積壓以及應收賬款中的壞賬、死賬現象。對于高校的固定資產,要看其是否被合理運用;對于高校中的在建項目,要看其是否存在不合理的情況,并加強監管。其次,在分析高校的資金周轉狀況時,要結合其收入情況進行,看其收入是否有效增加。
3、分析財務政策
高校在財務資金的運用過程中,允許存在一定程度的負債情況,這對高校的發展有一定的積極作用。高校杜邦財務分析表中的權益乘數就是對高校的資金負債率的反映,權益乘數越高,高校的資金負債率就就相對越大。高校存在相應的資金負債情況,反映出高校對相應的財務政策的運用。如果高校的負債率超過一定的合理程度,就會影響到其償還能力和相應收益,也使財務政策產生負面影響,高校的財務資本結構也會產生相應的變化。
四、結束語
杜邦財務分析體系不僅能夠對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效益進行相應的分析,還能夠對其進行決策和向委托人提供相應的經營信息。杜邦財務分析體系經過相應的調整,也可以用到高校財務體系中去。它不僅能夠對高校的資金狀況進行有效的分析,還能通過相應指標的改變和調整,為高校的良好發展提出相應的建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高校的運營效果。
參考文獻:
一、中小企業年金發展受阻的原因分析
(一)基本養老保險的比例過高,抑制“第二支柱”的發展
第一支柱提供的養老保障水平過高從而削弱了企業建立年金的必要性。在較高的國家基本養老保險繳費壓力下多數中小企業已無力發展自己的年金計劃。
(二)財務成本較高
企業年金計入了企業成本,且這部分成本不能全部在稅前扣除。如果企業提取年金比例超過稅收優惠比例,負擔就會進一步加深。
(三)受托模式中存在的問題與風險
首先,受托人在雙層關系中具有核心地位,但是在中小企業的實際中往往會出現職能缺位現象。其次在實踐中存在著管理者同時行使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職責的情形,這就導致了委托人、受托人之間的相互牽制機制的失效,就為管理者提供了舞弊的機會。
二、創新方案設計―― “ESOP信托基金”模式
我國的中小企業覆蓋面廣,類型眾多。對于處在創業階段、急需良好的管理人、技術人員作為創業支撐的中小企業,以及知識密集型、需要核心知識團隊的中小企業,將以激勵為主要目的的“ESOP信托基金”模式作為一種創新設計,具體操作流程:
(一)成立、設置或委托ESOP信托基金會
ESOP信托基金會是一個可以控制企業股份的獨立合法實體,它掌握著年金計劃的所有資產,并負責基金的管理運作和員工股份購買。其受托管理人可以由銀行或信托公司擔任。基金會通過購買企業股份的資金向本企業投生產性資金周轉(實際以股份換取現金流),隨后企業繳費給ESOP信托基金,并在被后者用于償還銀行債務時,這部分資金才被償還。
(二)融資和償還貸款
1、公司提供擔保,ESOP信托基金會出面,以實行ESOP為名向銀行等金融機構貸款
國家應對實行ESOP與年金計劃相結合的中小企業提供相應的鼓勵政策,如出臺相關規定調節降低信托基金會向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借款利率,放寬實行ESOP與年金計劃相結合的企業的貸款條件。
2、ESOP信托基金會運用貸款購買本企業的股份
這部分股份放置在暫時賬戶中并鎖定,購買股份置于暫時賬戶至貸款還清前的這一段時期稱為鎖定期。在鎖定期間,暫時賬戶由ESOP信托基金會進行管理。同時這部分股份也作為企業向銀行等金融機構貸款的擔保品。在鎖定期間內,暫時賬戶中股份每年的紅利用來償還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貸款本金和利息,國家可以對這部分紅利給予免稅或減稅稅收政策。同時,企業也要從員工當期工資中按比例扣除一部分資金用于歸還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貸款本金和利息。
三、員工確定未來分發的股份份額并分發
在股份的分發上應重點體現激勵的作用。股權作為對公司所有權并據以獲得分紅的憑據,員工退休后享有的這種權利,可以為其提供較高的養老保障。為體現激勵性質,下面提出以綜合系數法作為股份分發方法的設計:
(1)首先將員工按工齡層次分段,并制定每一個年齡段內的股份分發額,采用超額累進股份分發模式。
設企業依據工齡為員工分配的股份比例占ESOP信托基金所擁有企業股份總額的X,可以得到:
[X=][m (Y
m+a*(Y-p) (p≤Y≤q)
m+a*q+b*(Y-q) (Y.>q)]
注:m為企業為向員工分發股份數額占ESOP信托基金擁有企業股份總額比例的基值,即工齡為0時也應得到的那部分股份數額;
p、q為股份分發工齡分界點;
Y為員工的工齡;
a、b為不同的工齡段所對應的中小企業股份分發數額占比。
(2)將員工按崗位類別分段,并對員工在工作崗位上的工作績效進行合理有效的評估。
設企業依據工作崗位和員工工作績效,中小企業向員工分發股份數額為Z元。
Z=w*v
注:v為根據工作崗位和員工工作績效綜合確定的中小企業向員工分發股份數額占ESOP信托基金所擁有企業股份總額的比例;
w為ESOP信托基金所擁有企業股份總額。
企業向員工分發股份數額為:Q=X+Z
四、投票權利
中圖分類號:F25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2)08-0052-07
2012年,我國已經把財政體制改革作為最重要的問題提出來,作為財政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采購工作,將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政府采購工作的績效如何,供應商的關系品質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從供應商關系品質如何影響政府采購績效的角度作一探索性研究,希望通過實證研究探討這兩者的關系,從而促進政府采購事業向著科學管理的方向健康穩步發展。
一、關系品質理論及測量方法的演變
目前學術界對關系品質的概念尚未達成共識,但較為公認的關系品質的概念由 Crosby et al.(1990)①最先提出并給予明確定義。就關系品質的概念而言,各位學者對關系品質都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其中多數學者都參考了 Crosby et al.的觀點,并結合各自所研究情境適當加以發展。如Susan,Powell認為關系品質如同產品品質的概念,可視為關系人在滿足需求上的認識程度②。可見,他們的關系品質定義充分吸收了Crosby et al.的思想,實現了一般質量概念與關系品質概念的對接,奠定了關系品質理論的演進基礎。
多數學者認為關系品質是一個多維度的高階變量,不存在單一維度的測量方法[注:Sheth,Jagdish N,CanUslay.Implications of the Revised Definition of Marketing:From Exchange to Value Creation,Journal of Public Policy&Marketing,2007,26(2):302-307;
Ashnai,B,Sm irnova,M,Kouchtch,S,Yu,O,Barnes,B.R,and Naud,P.Asses s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in Four Business to Business Markets,Marketing Intelligence and Planning,2009,(27).]。由于各位學者分析問題的角度不同,引起關系品質維度選擇具有特定情境導向[注:Woo Ka-shing,Ennew C.T.Business-to-business relationship quality: An IMP interaction-based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2004,38(9/10):1252-1271.]的原因,各位學者關于關系品質的維度構成亦各不相同。學者們在關系品質的維度劃分上各有不同,但大多數學者均認為信任、滿意和承諾是關系品質的基本維度。同樣,由于關系品質維度選擇具有特定情境導向,也不存在一種適合所有情境的關系品質維度選擇方案,即應視具體研究需要而選擇關系品質維度組合方案。
二、模型和假設
(一)概念模型
通過對文獻梳理發現,國內外學者對關系品質與政府采購績效的研究在理論上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概念模型,這可能是由于不同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關系品質影響政府采購績效進行理論分析,缺乏整合的研究框架,并且其對政府采購績效的影響因素、結論以及對策建議也各有差異。主要由于政府采購績效受到制度環境和信息不對稱的影響,難以有效地測量,導致不同學者對關系品質影響政府采購績效的理解有差異。本文建立在對關系品質和政府采購績效文獻閱讀的基礎上,通過對政府采購績效和關系品質相關文獻的追溯與整理,一方面認為供應商和用戶的關系品質主要包括信任、滿意和承諾三個維度;另一方面,在參照以往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并考慮到政府采購績效的特殊性,認為政府采購績效可以通過管理績效、財務績效和社會績效三個維度來衡量。本文試著提出關系品質影響政府采購績效多因素概念模型,如圖1所示:
(二)研究假設
關鍵詞:跨國銀行 營銷績效 評價指標體系
Key words: Multinational banks Marketing performance Assessment index
作者簡介:張鵬宇,男,1985.3.15,九江職業大學教師,研究方向:市場營銷、電子商務)。
饒培培,女,1978.5.6,九江職業大學教師,方向:電子商務)。
一、營銷績效的概念界定
鑒于學界對本文中相關概念定義不一,為嚴謹起見,首先對關鍵概念進行概念界定。
1.跨國銀行
目前國際上對跨國銀行的定義看法不一。從國際金融界通行的標準來看,一家銀行能否被稱為跨國銀行,不僅要看其國外分支機構的形式和數量,還要看其設立分支機構的所在國家數量。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UNCTC)對跨國銀行界定為必須在5個和5個以上的國家或地區設立分行或附屬機構。
跨國銀行是銀行國際化戰略的高級形式,而我國銀行業處于銀行國際化的初級階段,如果嚴格按照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或者英國《銀行家》雜志對跨國銀行的概念界定,本文選取的五家中國的銀行中,只有中國銀行基本符合跨國銀行的定義,但是境內業務仍是全部業務的主要部分。鑒于本文研究的需要,我們將跨國銀行定義為一級資本與附屬資本之和在10億美元以上,在本國境外開設分支機構,開展國際融資業務,并派出一定比例的人員。
2.營銷績效評價
績效(performance)是反映人們從事某一活動所取得的成績或成果。績效包含效率和效果(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兩個方面。其中,效率是指為了達成目標,對資源的使用程度;效果是指目標的實際實現程度。績效評估就是對以往行為進行量化的過程,即對以往行為對當前績效產生的影響進行量化的過程。本文認為績效評估是管理者運用一定的經濟原理和分析技術,通過建立特定的指標體系、標準和程序,對組織的運營效果和效率做出綜合的價值判斷和評價,從而為管理者提供決策依據。
3. 跨國銀行營銷績效評價
我們將跨國銀行營銷績效評價定義為:跨國銀行的管理者運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通過建立符合跨國銀行營銷活動特點的績效評價指標體系、評價標準和評價程序,對跨國銀行營銷活動的實際效果及其對跨國銀行的貢獻或價值進行評價和估計。
二、營銷績效評價的構成要素與實施步驟
1.2.1 構成要素
根據績效評價的原理,結合市場營銷管理的實際,本文認為營銷績效評價系統主要由以下幾個基本要素構成:
1.評價主體
評價主體一般是指與評價對象的利益密切相關、關心評價對象業績狀況的相關利益人。從理論上講,每一位利益相關者都會出于某種目的對企業營銷績效進行評價。在本文中,跨國銀行營銷績效的評價主體除了投資者和管理層外,還有顧客和營銷部門的員工,這就有利于充分調動各方面的因素來關注跨國銀行的發展,有利于跨國銀行長期競爭優勢的形成。
2.評價客體
評價客體是實施評價行為的對象,它是由企業相關利益方決定的,體現了評價主體的需求。本文以跨國銀行營銷活動的績效為評價客體,是跨國銀行經營績效的一部分,評價內容相對于經營績效更加細化。
3.評價目標
評價目標是實施評價行為要達到的目的,它是績效評價體系的中樞。績效評價的目標可以分為兩類:一是為戰略制定提供支持性信息;而是為戰略實施提供控制性信息。本文旨在對12家跨國銀行2008年營銷的財務績效進行評價,分析差距,找出原因;此外,有針對性地選擇花旗集團和中國工商銀行作為個案,對其總體營銷績效進行,找出其優劣勢,為營銷戰略制定和戰略實施提供了信息。
4.評價指標
評價指標是指對評價內容進行計量分析所采取的經濟單位。它是根據評價目標和評價主體的需要而設計的、以指標形式體現的能反映評價對象特征的因素。本文中體現跨國銀行營銷績效的指標有財務方面的,如平均資產回報率、凈利潤增長率等,也突出了非財務方面的,如市場占有率、顧客忠誠度等。
5.評價標準
評價標準即評價的參照體系,亦即評價的對比標尺,是判斷評價對象經營績效優劣的基本依據。在企業績效評價系統中常用的標準分別為年度預算標準、行業平均標準、國內先進標準、國際同類標準等。在本文中選用的是國際同類標準。
6.評價方法
評價方法是獲取績效評價信息、取得評價結果的手段。有了評價指標與評
價標準,還需要采用一定的評價方法,從而實施對評價指標和評價標準的對比分析和判斷,實現若干個單項指標實際值到產生評價結果的技術轉換。本文采用模糊綜合測評和因子分析模型取得評價結果。
7.評價結論
評價結論是績效評價系統的輸出信息,也是績效評價系統的結論。評價結論可以用來與預先設定的評價標準進行比較,通過差異找出差異產生的原因, 并提出相關的對策。本文中評價結論與國際同類標準比較,找出差異并分析了原因,最后提出了對策建議。
1.2.2 實施步驟
營銷績效評價是企業績效評價的一部分,我們結合跨國銀行國際市場營銷的特點,提出跨國銀行營銷績效評價的步驟如下:⑴評價指標體系設計;⑵評價指標的選取;⑶數據的收集與處理;⑷評價方法的選取;⑸評價的實施;⑹評價結果的分析。
根據上述步驟,設計營銷績效評價體系理論流程。亞瑟?梅丹認為金融服務機構營銷績效評價的主要方面包括:⑴盈利能力;⑵市場定位;⑶產品/服務;⑷銷售和職員業績1。這四方面的內容與平衡計分卡2的財務、顧客、流程、學習與成長四個層面有異曲同工之處,因此,本文將平衡計分卡應用到營銷績效評價指標體系設計中來。但是,平衡計分卡是用于評價企業戰略經營業績的財務與非財務指標體系,而營銷績效評價是企業經營績效評價的一部分,兩者的七個評價要素都有不同。本文結合跨國銀行國際市場營銷活動的特點,將平衡積分卡應用到跨國銀行營銷績效評價體系中來,構成了其主要框架,即財務、顧客、營銷流程、營銷部門員工的學習與成長四個層面,然后,根據亞瑟?梅丹、Ambler、孫淑英等人提出各種營銷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結合銀行營銷學、金融學和跨國銀行實際情況設計具體指標;針對評價目的和評價體系特點,對財務指標選擇客觀評價方法,其余指標選擇主觀評價方法。
最后,運用選定的評估方法進行營銷績效評估得到最后得營銷績效評估結果,并對評估結果進行檢驗和分析,對指標體系和評估方法進行修正,得到合適的營銷績效評估指標體系和評估方法,并用評估結果指導跨國銀行的營銷決策。得到跨國銀行營銷績效評價流程如圖1。
參考文獻:
[1] 呂麗霞.我國商業銀行營銷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研究[D].廣西大學,2006.
[2] 蕭鳴政.現代績效考評技術及其應用[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醫院的財務分析是醫院經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醫院的財務報表和其他財務數據為依據和起點,采用專門的分析方法,對醫院經濟活動進行系統分析,評價醫院的經營成果、財務狀況及其變動原因,目的是了解醫院過去、評價現在、預測未來,幫助醫院管理者對醫院重大經濟事項做出正確的經營決策。所以,建立客觀、公正、規范、綜合的財務評價指標體系是現代醫院管理的必然要求。
一、醫院財務績效評價的概念及構建意義
(一)醫院財務分析評價的概念
醫院的財務分析評價就是指利用各種評價指標,對醫院的各項財務活動進行評價,說到底就是對經濟效益的評價。
(二)醫院財務分析評價指標體系建設的必要性及意義
醫院的財務績效評價體系,可以真實而客觀地反映出醫院的資產運用及財務績效情況;新醫改實施以來,國家對醫院的投入也不斷增加,醫院的規模化發展,也應該以完善、公正的賬務績效評價體系作為保證。醫院的財務績效評價體系是醫院業績評價的重要依據,醫院的財務績效指標標準進行公布后,可以有效推算出醫院財務績效的管理水平,并從中找到管理的薄弱環節,進一步提高醫院的整體管理水平。
二、醫院財務績效的現狀分析
目前我國醫院大多數采用四部循環法財務績效管理模式,雖然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但仍然存在很多實質性的問題。其中表現最為突出的問題有兩個:首先,財務績效評價制度的有效性相對欠缺。據調查分析,我國大部分醫院的財務績效評價體系并不科學,相關數據缺乏真實性和全面性,同時在評價分析方法上也缺乏統一性,從而造成的各項指標體系的偏離。還有部分醫院在財務績效評價方面缺乏均衡性,尤其是一些民營醫院,只對財務指標重視,從而忽視了醫務人員及患者的滿意度;其次,很多醫院在財務管理監督體制方面還有待完善。醫院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也存在一定的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如果內部控制體系也不完善,就會出現財務監督不到位,財務績效評價缺失等問題。有些醫院雖然構建起了財務績效評價體系,但其各項評價指標卻并不符合醫院的實際情況,大多數是局部的或者事后的,與內部控制的核心嚴重偏離,這種財務績效評價體系如同虛設。
三、財務分析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一)明確醫院賬務績效評價指標
1.評價指標確立的原則
針對醫院財務績效評價應該尊重全面、聯系、客觀、實際的原則。所謂全面就是指醫院的各項財務績效評價指標,必須包含著醫院財務評價的全部內容,涉及醫院全部經營發展范圍,不僅要涵蓋醫院的經濟獲利能力,還包括了醫院的持續發展能力社會效率等;所謂聯系就是指,每個績效評價指標之間,必須是有機聯系起來的,這是對指標權重進行衡量的主要因素;客觀、實際就是指標之間的權重分配應該結合醫院的實際情況,減少隨意性,盡量站在客觀的角度加以分析和衡量。醫院不同,其指標也不盡相同,指標的權重自然不同。但是需要保證的就是表現出充分客觀的一面。此外,指標設定還必須將財務指標與非財務指標充分結合起來。
2.各類指標的權重分析
醫療衛生改革的目的,就是為了進一步實現醫院規模的不斷增長,實現醫療衛生體系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因此,醫院的財務績效評價指標應該適當加大對資產質量指標的權重,促進醫院資產的保值增值。對于公立醫院來說,由于其債務風險大多由政府承擔,因此,醫院的財務績效評價指標可適當降低債務風險指標的權重,可對醫院的短期債務風險進行適當考慮。為了實現醫院醫療衛生服務的最大化,醫院還應該將就診流程盡量簡化,以提升其業務量。以業務量來帶動經營利潤的提升,因此,可適當增加經營增長指標的權重。隨著醫保制度的實施,醫院的成本管理也更加嚴峻,成本管理好壞對醫院的經營能力會產生直接影響,因此,醫院還應該加大成本管理指標的權重。
3.評價指標的選擇
通常情況下,對一個企業的財務績效水平進行驗證,可綜合考慮其償債能力、營運能力、收益能力、成本控制能力以及發展能力。隨著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醫院作為公益性事業單位,也具有企業的性質,因此,筆者認為醫院的財務績效評價指標應該選取以下幾項:即資產質量指標、經營增長指標、成本管理指標、債務風險指標。
(二)進一步完善醫院財務績效的相關制度
醫院作為一個實體經營單位,其財務績效評價體系的構建,需要多個部門共同努力配合方可實現。因此,醫院應該從全局出發,對各項制度進行完善,以保證財務績效評價體系的順利實施。首先,醫院應該考慮落實全成本核算制度;其次,醫院還應該對財務績效分析及評價制度進行完善。由于醫院級別不同、類別不同,其醫療服務對象及服務目標也不同,因此,醫院可以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建立起完善的、符合醫院發展戰略的績效分析及評價制度;最后,醫院還應該強化財務管理的監督體系,不僅要加強成本管理,還要加強內部審計與監督工作,實現全方位、全過程的財務管理與動態監督。
(三)加強財務績效評價結果的應用
醫院必須注重對財務績效評價結果的應用。全面而科學的績效考評結果是反饋考評信息,幫助醫院實現財務的高效管理,以及實施各項賬務管理政策的主要依據。因此,醫院應該充分考慮對考評結果的運用,進一步提高財務管理的水平,實現醫院內部控制體系的逐步完善,同時也為醫院的衛生服務水平提高打下堅實基礎。比如對人均門診消費水平進行分析,可以有效分析出醫療消費的價格走向,這不僅有利于避免新增項目的亂收費問題,也可有效避免醫療費用的不合理現象。
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資料和分析總結已用的指標體系,嘗試設計新的指標體系,從政府、債權人、員工、供應商、客戶這五個維度衡量企業社會責任,選擇一組財務指標全面評價財務績效,分析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內在邏輯關系。
關鍵詞 :企業社會責任;財務績效;利益相關者
一、引言
伴隨社會責任日益受到關注,結合中國的資本市場環境,分析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關系的研究十分受青睞。由于日益完善的法律制度,加上可持續發展觀正逐漸取代只強調經濟增長的發展觀,越來越多的企業愿意履行社會責任。Oliver Sheldon(1924)在《管理的哲學》中第一次提出企業社會責任,Bragdon 等(1972)開始實證研究企業社會責任與其財務績效的關系。由于已有文獻衡量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方法有所不同,所以任何時期的分析都表明二者可能存在三種不同的關系,不過較多的分析結果都支持二者正相關,Hillman 等(2001)和沈洪濤(2005)、李正(2006)研究表明二者正相關。本文在采用新指標體系基礎上,分析隨著企業社會責任外延的拓展,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內在邏輯關系,表明二者之間應該存在某一平衡點。
二、文獻綜述
總結自1970 年起的文獻材料,二者存在三種關系。正相關:Preston(1978)采用內容分析法分析美國500 強企業1971-1975年的年度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報告,發現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更多股本收益率更高。負相關:Makanietal(2009)選取社區、公司治理、員工、顧客、環境、人權6個維度衡量企業社會責任,分析發現環境維度的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顯著負相關。倒U 型:Bowman(1975) 用CEP指數測度企業社會責任,分析發現污染控制適中的造紙企業財務績效最好。因為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存在爭議,且缺乏全面的理論基礎以及缺乏系統權威的衡量辦法來量化企業社會責任,導致不同市場不同時點的不同結果。
三、概念界定
(一)企業社會責任的界定
20 世紀初社會責任之父Bowen 提出企業社會責任概念,Carroll(1979)在《公司業績的三維概念模型》中結合利益相關者理論,闡述企業社會責任的四個部分: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但國內盧代富和李正皆認為社會責任不含經濟責任。國內選取CSR衡量指標的代表有王懷明、宋濤(2007)考慮政府、員工、投資者和公益,張蘭霞等(2011)考慮股東、債權人、客戶、供應商和政府,楊熠等(2008)考慮利益相關者,朱金風等(2009)考慮政府、員工、債權人、供應商和公益。本文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管理層作為企業相關利益者的受托者,在最大化股東收益后,也需要盡可能保護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由于我國核算的財務績效已包含股東責任,而且現行財務報告中無量化的環境因素,所以本文從政府、債權人、員工、供應商和客戶這五個維度來衡量企業社會責任。
(二)財務績效的界定
目前超過80 個財務指標被用來衡量財務績效,大體有市場指標和會計指標。第一類主要來源資本市場數據,如股價回報率等;第二類主要基于財務報表數據,如凈(總)資產回報率等。王懷明、宋濤(2007)的綜合性資產收益率,張蘭霞(2011)的總資產報酬率,楊熠(2008)的總資產報酬率及總資產增長率、凈資產收益率、銷售增長率,朱金鳳(2009)的每股收益、托賓Q 值,許巖(2011)的凈資產收益率。財務績效是指一定經營期間的企業經營效益業績,主要表現在盈利能力、持續發展能力、償債能力和資產運營水平等方面。前人在選取財務績效的衡量指標時,主要評價企業的某方面能力。本文認為應該綜合市場指標和會計指標,選取一組最富代表性的指標,來全面衡量企業財務績效。
四、理論分析
由于我國現行核算的財務績效已包含股東責任和財務報告中無量化的環境因素,并且我國未強制披露企業社會責任信息,而且只提供定性的社會責任履行情況,本文只分析政府、債權人、員工、供應商、顧客的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關系。本文結合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認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有利于提高財務績效水平,提出如下理論分析:政府通過征稅分享收益,為企業提供公共服務促進經濟發展。企業主動承擔對政府的社會責任,有利于維持與政府的融洽關系和享受公共物品及優惠政策,避免政府處罰,為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促進長遠發展。伴隨擴大的企業經營規模和銳增的發展機遇,企業資金來源包含外部籌資和內部融資。因為債務資本較權益資本籌資成本更低,而且不容易分散控制權,所以債券融資是主要的融資渠道。若企業積極履行對債權人的責任,按時還本付息,不隨意挪用借款,提升在債權人心中的形象,有助利于吸收更多的生產經營資金,加快生產經營的良性循環,保持長期的穩定發展。客戶處在生產經營的下游,是產品服務的最終享受者,是利潤增加的推動者。企業積極履行該責任,有利于獲得良好信譽,為企業打造很好的口碑,促進長遠發展。
勞動力是生產力構成要素中最活躍的部分,所以職工是企業發展壯大的主力。根據需求層次理論,想要員工全心全意為企業工作,需要滿足其層次需求,完善員工的權利保護機制,具體有薪酬待遇、職業培訓、晉升空間、工作環境等。若要發揮企業目標的共同激勵作用,提高員工積極性和歸屬感,降低員工流動率,削減新員工的培訓成本,吸引更多人才加入,應該充分履行該維度的社會責任。供應商作為企業重要的利益相關者之一,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中流砥柱,所以企業需要與其維持穩定良好的合作關系。供應商最看重企業的資金流動性,若企業長期準時按信用條件付款、持續定貨,有助于提高其財務績效水平。
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范圍逐漸從抽象的概念到設計具體化的指標體系,總結為社會責任會計法、內容分析法、“TRI 法”、指數法和聲譽評分法等。本文遵循全面可比原則設計相關利益者的業績評價體系:凈資產收益率、資產報酬率,來檢驗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關系。雖然凈資產收益率能較強地反映真實盈利能力和績效水平,但僅用它來衡量是不全面的,本文考慮凈資產收益率、總資產報酬率和凈利潤增長率。結合
參考文獻,考慮上期總資產報酬率、資本結構、規模和總資產增長率等控制變量。
各相關利益者常見衡量指標的含義和計算方法如下:資產稅費率和稅收比率衡量企業對政府的貢獻程度,資產稅費率= 全部稅金/ 總資產,稅收比率= 全部稅金/ 凈利潤,比率越高表明企業通過稅收方式對政府所做的貢獻越大。利息保障倍數=息稅前利潤/利息費用,評價企業還本付息的能力,值越大表明企業還本付息的能力越強。薪酬比率衡量公司對員工利益的照顧程度, 等于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主營業務收入,比率越高表明企業越照顧員工利益。應付賬款比重和應付賬款周轉率都反映企業對供應商利益的照顧程度,應付賬款的比重=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主營業務收入,應付賬款周轉率= 主營業務成本/應付賬款平均余額,比率越大表明企業越照顧供應商利益。主營業務成本率= 主營業務成本/主營業務收入,與客戶的關系越良好。
五、結論建議
本文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在采用新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分析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關系,表明所選維度的社會責任會不同程度地影響財務績效。總資產報酬率與對政府、債權人和供應商的社會責任低度正相關,與對員工和顧客的社會責任低度負相關,與上期總資產報酬率顯著正相關。凈資產收益率與對政府及供應商的社會責任顯著正相關,與對債權人的社會責任微弱正相關,與對員工和顧客的社會責任顯著負相關。凈利潤增長率僅與對供應商的社會責任低度負相關,與其他四個維度的社會責任都正相關,與總資產增長率高度正相關,與資產負債率顯著負相關。企業應積極履行對政府和債權人的社會責任,而對其他維度的社會責任會因財務績效的衡量指標不同而結論不同。企業為了可持續發展,應該將社會責任理念貫穿到企業的發展過程中,應該向政府照章納稅,向社會多奉獻愛心,誠信對待供應商和消費者。
具體建議如下:企業需要強化社會責任理念,重視社會責任文化建設,將社會責任理念貫穿到管理控制制度和業績評價激勵中。政府應該制定社會責任信息的披露法規,加強管理,逐步形成完善的法律體系。最后,需要充分發揮民間團體的宣傳監督作用,營造良好的整體氛圍,形成全方位的監督體系,建立激勵機制,倡導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
參考文獻:
[1]顏剩勇,劉慶華.企業社會責任財務分析指標研究[J].財會通訊, 2005(5).
[2]鄧冬梅.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關系探析[J].科技創業月刊,2005(7).
[3]楊熠,沈洪濤.我國公司社會責任與財務業績關系的實證研究[J].暨南學報,2008.
中圖分類號:F2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0-0-01
一、緒論
近十幾年來,經濟全球化、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使得企業面臨的國內外競爭異常激烈,資源的日益匱乏,使得企業對資源配置能力、企業運轉效率等軟實力越來越重視,ERP以計算機技術為基礎,融合先進的管理思想,將企業經營管理活動中的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完美結合,不僅能對企業的資源進行合理、有效的配置,而且能優化企業的內部業務流程。然而,實施 ERP 的成本投入非常巨大,但其取得的收益卻常常達不到企業預期的效果。因此,通過研究對ERP的實施對企業財務績效的影響,讓管理者清晰的認識到ERP實施對企業財務績效造成的影響。
二、相關概念界定
(一)ERP的概念。ERP又名企業資源計劃,它是在ERPⅡ的基礎上發展而來,通過對企業各方面資源的整合、配置、業務流程的改良優化,來幫助企業實現資源共享,提高企業對消費市場的敏感度和對資產的運轉效率。所謂ERP,是融合先進的管理思想和理念,借助發達的信息技術平臺,以價值為導向,集成企業各項資源,并對企業的各項相關資源進行合理配置,各項業務流程優化重組和平滑銜接,為企業提供決策相關信息的管理知識平臺。
(二)財務績效的概念。對財務績效的定義一直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財務績效作為一種績效評價方法,本文對財務績效的定義為:財務績效是指通過財務數據或財務指標對企業的管理經營活動的過程和結果的對比和評判,不僅是對企業過去經營成果的對比和評判,還是對企業未來經營能力的對比和評判,本文研究的上市公司實施ERP對財務績效的影響,采用的是《中央企業綜合績效評價管理暫行辦法》中提出財務績效定量評價的四個方面:盈利能力、資產質量、債務風險和經營增長。
三、企業實施ERP后對財務績效的影響
(一)企業實施ERP后對盈利能力的影響。企業在實施ERP后,不僅能引了先進的管理理念,還改善了業務流程,提高了員工的工作效率,業務流程的重組使各部門變得精簡高效,這樣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ERP系統通過定額成本管理來有效的控制企業的各項費用, 在工藝路線上的各個環節都制定相應的定額,再與實際操作時產生的實際花費進行對比,找出差異并分析其產生的原因,從而起到降低各部門的成本費用的作用,加強了企業的成本管理。ERP系統對生產環節的質量控制,能有效的降低不良率,使得企業的廢品、廢料減少,大大降低了生產成本。
(二)企業實施ERP對資產質量的影響。ERP系統的計劃管理體系,能很好的幫助企業制定采購計劃和發貨計劃,企業在采購時能準確的知道所需存貨的數量,從而減少了庫存量,降低了倉儲成本,增強了存貨的運轉效率,降低存貨對資金的占用,增加資產的流動性。ERP系統還能加強對應收賬款的管控,通過改善的追款程序,減少應收賬款天數,提高應收賬款周轉速度,從而來降低應收賬款對資金的占用量,加快資金周轉。ERP系統中的質量管理體系能對整個生產流程進行全面的監控,通過提高半成品、產成品的良率,降低原材料的次品率,來提高生產效率,提來資產的利用效率。ERP中的財務管理體系,通過對資金的動態監控和合理分配,不提高了財務工作人員的工作效率,還增強了資金的運轉效率。
(三)企業實施ERP對債務風險的影響。ERP中的應付賬款子系統,能幫助企業充分的了解供應商的信息,并能根據供應商與企業的關系進行排名,及時的支付供應商貨款,以利于降低企業的信用成本和債務風險,ERP系統的信息化也使得企業在處理與供應商債務問題時更高效,從而縮短了應付賬款的支付時間,因此,ERP的實施會對企業的短期償債能力產生影響。ERP系統實施后企業的資產質量得到改善,資產的流動性增強,周轉速度加快,對企業的營運能力產生影響,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企業的長期負債逐漸變成短期負債,營運能力也就決定了企業未來的償債能力,因此,ERP的實施會對企業的長期償債能力產生影響。
(四)企業實施ERP對經營增長的影響。ERP是以顧客滿意度為目標,不僅要及時的為顧客提品,還要提供沒有缺陷、符合顧客期望的產品。企業各個部門可以從ERP系統中迅速獲得顧客的信息,能及時的了解顧客的需求,從而更好的為顧客服務。ERP系統也對顧客的訂貨和結算提供了方便,只要實現了ERP的互聯,顧客可以在任何地方進行訂貨和結算,能為顧客節省時間。ERP通過質量管理模塊來對整個生產環節進行嚴格的質量把關,幫助企業生產出高質量的產品,從而能提高顧客滿意度,增加市場份額,提高競爭力。
四、結論
綜上所述,企業引進了ERP系統,就相當于請來了一個精明的會計師,他能對企業的各個環節、各個模塊進行精打細算,幫助企業砍掉多余的成本費用, ERP各項管理體系還能通過對企業業務流程的各個環節進行有效的管理,從而使企業的盈利能力、資產質量和經營增長能力增強,同時能降低企的債務風險。
參考文獻:
[1]王漢新.ERP影響企業成本與收益的實證分析.工業技術經濟,2007,26(1):128-131.
[2]唐彬彬.基于ERP實施的績效評價研究[D].北京:北京化工大學,2008.
文章編號:2095-5960(2017)01-0101-10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企業社會責任(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從無到有,從一開始偶爾的企業家個人慈善之心,到逐漸融合為企業戰略的一部分,最終成為所有企業必須要面對的問題[1],在這一變遷中,無論是學界還是實務界,都經歷了一個漫長的認識過程。
在這一過程中,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論研究也經歷了多個階段,并演化出不同的研究方向和熱點。這些研究方向和熱點時間跨度逾30余年,從較早期的企業社會責任定義與評價模型,[2][3]到被長久討論的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關系,[4][5][6] 再到近些年來被重點關注的企業社會責任與資本市場關系,[7][8][9]以及最近的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決策過程關系,[10]這些林林總總的研究經歷了怎樣的演化歷程,繁雜的理論之間又存在什么樣的邏輯聯系呢?厘清這些問題及其淵源,既是對以往文獻的回顧總結,更是后續研究的必要起點。
為了展現企業社會責任的“前因后果”①①本文的“前因后果”有兩重含義:一重是從時間和研究歷程上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前后所經歷的重要階段(本文從點、線、面的演化角度分為三階段);另一重含義是從研究的邏輯上看,以企業社會責任為中心,“前因”是指企業社會責任的動因和前置因素,“后果”是指企業社會責任的經濟后果。 ,在學術發展的維度上,我們將基于“點、線、面”的結構演化邏輯梳理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歷史脈絡,并分析各個方向間的內在邏輯關系;在每一個階段的內在邏輯維度上,我們以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界定為起點,一部分研究向上推演影響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因,另一部分向下分析由于社會責任及其信息披露而產生的相關經濟后果,以及延伸出的信息傳遞的相關現象。
二、“點”――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界定
(一)企業社會責任定義的困難
自從Clark提出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思想,[11]以及Bowen里程碑式的正式提出“企業社會責任”[12]概念以來,定義企業的社會責任及其邊界,一直是有爭議的話題[13]。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企業社會責任因“時”而變。企業社會責任的提出至今已有近一個世紀,期間世界發生了巨大的改變,而企業社會責任又是一個動態的概念[14],這使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在時間軸上無法固定。二是企業社會責任因“地”而變。同樣的企業行為,基于不同國家的文化和制度環境會產生不同的認定[15],這也增加了企業社會責任定義的復雜性。三是企業社會責任因 “人”而變。企業社會責任可以被認為是企業對社會中各類利益相關者的責任[16],不同的人群秉持不同的價值觀,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看法也自然不同。除此以外,諸如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內涵的重疊[17],以及概念內核的復雜性[18],也都被認為是企業社會責任難以簡單定義的重要原因。
(二)企業社會責任的評價
由于以上原因,簡單定義企業社會責任被認為是很難實現的,于是在學術實踐中,學者更傾向于采用“評價模型”方式來構建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邊界。
Carroll給出了一個三維的概念模型,在這個模型中,企業的社會責任被定義為由經濟、法律、道德和慈善四個方面組成的社會行為。[2]“雖然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一直都存在爭議,但Carroll的這個定義是最為被廣泛接受的一個”。[7]由于模型化的企業社會責任概念構建易于與共生理論、利益相關者理論等新興理論相結合,因此,國內也有很多學者構建了企業社會責任模型。徐光華等基于共生理論,在企業經營業績評價指標的基礎上嵌入企業社會責任因素,構建了包含經營績效、財務績效和社會績效的“時鐘模型”,從企業的微觀經營角度刻畫了企業社會責任行為。[19]李正等從信息披露的角度,界定了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六大類共十七小類內容,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在謀求股東利益最大化之外的額外義務,是對股東利益最大化這一傳統原則的修正和補充。[20]最近,肖等則從經濟價值創造、環境價值創造,社會價值創造以及透明運營四個維度出發,結合戰略理念與管理制度,構建了評價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鉆石模型”。[21]
(三)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界定的進一步討論
綜上,通過對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及評價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到兩個主要的特征,一是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界定的復雜性和模糊性;二是雖然在具體的概念界定上很難有簡單一致的結論,但是其核心思想都是反映了企業對社會必要的反哺以及相應的社會效用[15],因此,企業社會責任具有一定的道德傾向。從復雜性和道德性兩方面看,企業的行為可以總結如圖1。
圖1左側象限中的行為指企業違反商業倫理而意圖獲益的行為:這類行為中,復雜的有利用法律法規的灰色地帶進行的違反商業倫理的行為(例如過度避稅);簡單的則如商業欺詐等行為。左邊象限中企業的行為一般不在企業社會責任討論范圍之內。圖1右邊象限中,都屬于企業符合商業道德和倫理的行為:這類行為中,簡單的如企業履行符合經營與財務責任的行為,這類行為在具體執行中可能是復雜事件,但在商業邏輯上是簡單事件,這是因為不履行這些責任會明確的得到相應的、可預期的懲罰,對應的損失也容易估計;而復雜的則如我們討論的企業社會責任,履行該責任后,成本不好估計,收益也不確定。
企業社會責任同時具有的復雜性和道德性特征,讓學者從一開始就有意無意地從“推動企業完成社會責任”的角度去看待這一行為①①利益和投入簡單相關的行為,企業會自發地完成或者規避,并不需要學者的“鼓動”。 ,這也導致了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得到了廣泛的關注。
三、“線”――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相關關系
財務績效和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獲得了廣泛而又持久的學術關注,從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角度看,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良好的前期財務績效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物質保障;二是后期良好的企業財務績效也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一個重要理由。
(一)財務績效影響企業社會責任
把財務績效作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因或者前置因素,認為企業資源與企業社會責任成正相關關系的主要理論依據是資源松弛理論(Resource Slack Theory)。[4][22]該理論認為,企業投入社會責任行為的多少取決于企業資源的豐裕程度,有充沛物質資源的企業相對于資源枯竭的企業更可能履行社會責任。這一理論假說由于符合一般直觀和常識判斷,因而從一開始就得到了較多實證研究的支持,例如McGuire等就基于財富雜志的企業聲譽評級數據,經驗性地支持了這一理論。[23]然而這一理論也并非完全沒有爭議,比如,Aupperle等就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復雜的概念,采用不同的變量表征企業社會責任會對實證結果造成直接的影響。[24]也正是因為這些原因,Orlitzky等回顧了以往的52個研究,綜合33,878個觀察值,發現財務績效與企業社會責任呈現較弱的正相關關系,這至少說明資源不是影響企業社會責任的唯一重要因素。[6]
在這一支線上,最近的理論趨向于認為財務績效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并沒有直接的聯系,而是在當中有一些中間體承擔了中間變量的角色,企業的財務績效推動了中間變量,中間變量再推動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22]我們認為,這一中間變量的理論從根本上說依然是沿襲了資源松弛理論的邏輯,只是在資源的種類和產生作用的機理上有了新的拓展。具體而言,Surroca 等認為,企業的財務績效會推動企業四類無形資產(研發、人力、企業聲譽以及公司文化)的增長,而這些無形資產又推動了企業社會責任的進步,進而形成一個“良性循環”。[22]
(二)企業社會責任影響財務績效
前述財務績效對企業社會責任影響的研究中,雖然存在一定的理論分歧,但是“資源松弛理論”依然占據主流,實證的結果也相對較為一致。然而,在問題的另一側,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的影響,則有較大的爭議。這一方向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以利益相關者理論(Stakeholder Theory)為基礎,認為企業由于完成了社會責任,因此可以得到更多的社會利益相關者的支持以及隨之而來的多樣資源,進而對企業財務績效有正向的推動作用,在這一理論中,由于企業社會責任概念與利益相關者概念吻合度較高,因此得到了廣泛的認同;[25][26][27][28][29]另一類以理論(Agency Theory)為基礎,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經理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例如建立經理人自身的名譽等)而讓股東“買單”的行為,因此最終會導致企業財務績效下降[30][31]。基于上述兩個理論分支的實證研究得到的結果也差異很大:既有得到正相關結果的,也有負相關的;有正二次曲線相關的,甚至還有負二次曲線相關的。[31]由此也可以看到,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的影響路徑可能比較間接。
這一支線上最近的文獻進展也大都圍繞“間接影響”這一思路展開。Cheng等認為,融資約束程度是企業社會責任影響財務績效的中間因素。[9]這是因為:一方面,企業財務績效和融資約束有直接的關系,融資約束較低的公司在遇到有合理利潤的項目時,才有可能有足夠的資源投入,進而改善企業的財務績效;[9]另一方面,企業社會責任與融資約束也有直接的關系,這樣融資約束就搭建了鏈接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之間的橋梁。這一中間變量作用也可以從利益相關者理論的角度得到解釋: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能夠加強與利益相關者的信任程度,進而降低融資的成本;[32]同時,更好的社會責任行為會導致更良好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而這又能有效地降低企業和資本市場之間的不對稱性,進而降低資本成本。[8][33]這樣,融資約束就成了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之間的中間傳導因素。在國內,劉計等基于中國上市公司數據也得到了類似的經驗結論。[34]最近,Eccles等又找到證據表明,有良好社會責任記錄的公司,相比其他公司有更好的公司治理流程,同時也有更好的財務績效。[10]
(三)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線性關系的進一步討論
企業財務績效既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因”又是企業社會責任的“果”(如圖2所示),這一互為因果的復雜關系加上企業社會責任在度量上的模糊性,是兩者線性關系很難在計量層面找到一致證據的重要原因;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之間可能存在著間接關系,[9]也導致計量上很難達成一致結論。
更進一步的考慮兩者關系,我們至少還會產生兩個疑問:一是企業財務績效所代表的資源松弛程度是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唯一重要因素嗎;二是企業社會責任除了能對企業財務績效產生正相關或者負相關的影響之外,還會有別的“溢出效應”嗎?為了進一步回顧現有文獻對以上兩個問題的回答,我們將從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的線性關系進一步擴展,回顧一個包含了多種線性關系的“面”的邏輯結構。
四、“面”――多維的企業社會責任動因與經濟后果
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動因方面,財務績效雖然反映了公司的資源松弛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動因,但不是全部重要原因;在經濟后果方面,由于中間變量的存在,其溢出效應導致財務績效顯然不會是唯一的經濟后果。
(一)多維的企業社會責任動因
除了經濟資源以外,制度環境也被認為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認為企業資源與社會責任的正相關關系會受到企業所在地制度環境的影響,這被稱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制度差異猜想(IDH,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 Hypothesis)或者制度理論(IT, Institutional Theory)。在這一支線上,首先是由Campbell正式提出了理論框架,構建了以國家法律、行業自律、獨立第三方監督、社會道德水平、工會組織以及交流通暢程度為要件的制度影響框架;[35]在此之后,Matten等著重從國家的維度分析了不同國家間企業社會責任的行為差異及其理論原因;[15]最近,一些著眼于發展中國家以及跨國界的研究,則為這一制度差異理論提供了檢驗性的證據。例如:Julian等分析了加納的制度環境,認為相對于歐美發達國家,加納由于制度的不健全,可能導致越是有財務資源的公司越可以通過賄賂等非法渠道獲得所需的商業利益,而無需通過社會責任的履行來“討好”利益相關者,進而合法地獲得商業利益,因此,在加納,資源約束理論所得出的企業財務績效與企業社會責任正相關的結論會由于其制度環境而變為負相關,而最終的經驗證據也支持了這一點;[36]類似的,Muthuri等考察了在肯尼亞的跨國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情況,研究發現,總部在海外的肯尼亞跨國公司相對于本土公司收到更多其母國制度壓力,進而更有履行社會責任的傾向。[37]
如果上述制度環境被認為是影響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外部環境,那么公司治理和管理環境就是相應的內部環境。已有研究表明,公司的治理環境影響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Hillman等認為, 董事會的多樣性有助于增強公司與外界交流的通暢性,以便對外部利益相關者的訴求作出更及時和準確的反饋。[38]在管理層面,Joshi等也觀察到,多樣性較高的管理團隊更容易產生創新的解決方案。[39]以上證據也支持了Bear等的結論,即多樣性的人員組成能夠有效地提高企業對外部利益相關者的反饋質量,以提高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質量。[40]Walls等基于環境績效,做了一個包含所有權性質、董事會構成以及管理層特征的綜合測試,構建了一個較為全面的治理環境影響的框架。[41]
(二)多維企業社會責任經濟后果
由于中間因素影響以及多個市場的交互影響,企業社會責任的經濟后果較為多樣,但基本可以分為資本市場的經濟后果和商品市場的經濟后果兩個大類。
1.企業社會責任在資本市場的經濟后果
同企業的經營行為通過財務報告進行披露一樣,企業社會責任行為主要通過社會責任報告披露而作用于資本市場。在資本市場對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反饋方面,研究主要以社會責任披露為自變量,而因變量主要集中在資本成本和公司市場價值變動這兩個方面。
在資本成本方面,遵循著信息不對稱理論的邏輯,大部分研究都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披露能夠緩解企業和資本市場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情況,進而降低企業的資本成本。Dhaliwal 等實證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與權益資本成本的關系,研究發現:前期權益資本成本較高的公司在當期傾向于披露企業社會責任信息;而在本行業中較好地完成社會責任的公司,在首次自愿披露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后能顯著地降低權益資本成本。[8]由此可見,公司較好的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是會受到資本市場認可的,并會被看成是公司誠信與責任感的一種表現,從而降低公司隨后的資本成本。
在公司市場價值方面,基于不同市場的研究結論并不一致。陳玉清等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經審計的財務報告信息,構建了企業社會貢獻的評價指標,并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我國上市公司披露的社會責任貢獻對股價的解釋力較弱。[42]此外,也有研究發現不同的社會責任會對公司價值有不同的影響。[43]而基于發達國家市場的研究大都表明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對股東財富有正相關的影響。例如:Godfrey發現慈善能夠有效增加公司在資本市場的可信度,進而增加股東財富;[44]Al-Tuwaijri等曾對企業社會責任披露以及資本市場反應做過一個綜合的實證研究,該研究以企業社會責任行為作為內生變量,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行為與披露程度以及相應的資本市場反應三者間有相互交錯的正相關關系。[45]
導致上述不一致結論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不同的體制制度、文化取向以及資本市場成熟度等等,但有一個是直接原因,那就是信息質量的差異。國內企業社會責任信息質量不高是資本市場反饋不明顯的直接原因。例如,宋獻中等基于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數據,向專業學者就會計年報中的社會責任信息質量進行了問卷調查,就發現企業會計年報中的社會責任信息的決策價值和公共關系價值都不高。可見高質量的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是資本市場給予對應反饋的一個必要前提。[46]
2.企業社會責任在商品市場的經濟后果
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通過宣傳與反饋而作用于商品市場,并產生經濟后果。相對于企業社會責任與資本市場的研究而言,企業社會責任與商品市場的研究成果則較少。目前大部分研究認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能為一個企業構建某種無形資產,進而帶來經濟利益。例如Surroca等基于資源驅動的視角,綜合考察了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之后的經濟后果,并識別出人力資源、創新和研發、公司聲譽以及公司文化這四類最終能為公司帶來經濟利益的無形資產。[22]此外,也有研究表明,社會責任的履行能為企業構建社會合法性(Social Legitimacy),并最終帶來經濟利益。[47]
在研究方式上,除了基于跨年度大樣本數據以外,考慮到商品市場受到較多因素干擾的特點,也有研究者借助某些特殊事件的偶然影響來考察企業的應對行為,以及相應的經濟后果。例如,山立威以2008中國汶川地震作為特定考察事件,通過對汶川地震后我國A 股上市公司捐款數據的實證分析,發現公司捐贈行為存在提高聲譽以獲取廣告效用的經濟動機。[48]除了借助某些特殊事項以外,構建實驗也是一種常被采用的研究途徑。例如,Balakrishnan 等基于實驗發現,當企業福利上升時,受雇員工對企業的反饋也會增加,并且,反饋行為無論是否直接影響相應員工福利,這類反饋行為都會顯著增加。[49]由此可見,至少在企業內部的勞務市場中,企業社會責任行為與經營效果有著正相關關系。
3.多維企業社會責任動因與經濟后果的進一步討論
上述呈現多維“面”結構的企業社會責任動因與經濟后果整體框架可由圖3表示。在資本市場及其經濟后果這一側,如何測度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質量是后續研究的一個重要議題。在這方面,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學者,在進行信息質量判斷時主要還是從信息有用性方面進行考慮,而忽視了可靠性以及其他特性。例如,Abbott等基于財富500強企業年報內容分析,建立了一個企業社會責任的測度方式,而該
研究是基于資本市場的反饋而做的,因此只反映了信息對投資人的有用性。[50]宋獻中等基于內容分析的方法,對我國上市公司的會計年報中披露的社會責任信息的質量和決策價值進行了整體評價的研究;[51]該研究雖然照顧到了信息的有用性和可靠性,但依然是建立在默認企業披露的社會責任信息為真,或者至少公允的基礎之上的。在商品市場及其經濟后果這一側,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和相應經濟后果的關系更為復雜:一方面,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因其天然的基于商品市場的“付出”性質(社會責任行為本身,例如捐贈等,一般是基于商品市場發生的),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本身必然對當期經濟后果有著直接的負作用;另一方面,企業社會責任行為也可能通過各類不同的商品市場間接地導致正向的經濟后果(也就是中間變量)。我們認為,由于前一類負相關的作用是當期并且直接的,而后一類作用是延期并且間接的,這導致兩者作用后,企業社會責任行為與企業的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事實上是多重因素的疊加,這也是兩者關系統計顯著性不高的原因之一。
此外,商品市場與資本市場的影響也并非完全獨立,他們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的可能性。就像財務報告不是投資者獲得信息的唯一渠道,從其他渠道獲得的信息也對投資者有重要作用一樣,依附于企業年報的社會責任信息以及單獨的社會責任報告也不是投資人獲取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唯一渠道,透過商品市場,投資人同樣也有可能得到相關的信息。也就是說,資本市場的反應可能是來自于商品市場的某個信息,而不是社會責任報告,即商品市場的社會責任信息溢出。類似的,基于資本市場披露的信息也可能影響到該公司在商品市場中的行為和境遇。
五、思考與展望
綜上,首先我們通過一個“點”,即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回顧得出“點”(如圖1所示)的復雜性與道德性,進而由此引出“線”(如圖2所示),即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線性關系。在回顧線性關系時,我們又借此看到單獨并直接討論線性關系的缺陷,進而引出“面”(如圖3所示),即以企業社會責任為中心,多維度的因果聯系框架,最終基于現有文獻刻畫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前因”與“后果”。
基于以上思考,我們認為未來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空間將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從研究內容觀察。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以及相應的資本市場反應方面,而且,在這條線上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資本市場的股價反饋一側。而基于目前的經驗研究,企業社會責任及其披露作為一個直接反映管理團隊道德水平的信號[7],在資本市場上可能與融資成本有著更直接的關系,而與股價以及公司的財務表現的關系則是相對間接的。因此,我們認為,后續研究一方面可以向上游拓展,在管理團隊道德的形成以及決定因素中探尋驅動、關聯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更深層次的因素;另一方面,向下游延伸,對于社會責任與資本成本方面的結合,無論從結合時間方面還是從資本結構等方面都還有更細化的空間;此外,企業的社會責任與企業所在的社會、經濟以及文化均有密切的關聯,因此,跨國對比研究以及針對新興市場的研究都有助于我們從各個維度更好地認識企業社會責任行為。
2.從研究對象所處領域觀察。相對于資本市場,基于商品市場的研究則顯然不足。并且我們認為,基于商品市場的研究相對于資本市場而言具有更基礎的性質,這是因為從根本上說,一個企業在資本市場上的表現是市場對其在商品市場表現的一種評價與預期,如果說資本市場對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持有肯定態度,那從根本上是因為資本市場預期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在商品市場能為企業帶來正向的經濟利益流入。我們認為,在商品市場上,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基于什么途徑和機理轉化為經營績效(經濟后果),而這些途徑和機理又是否受到時間、地域、文化等等外部因素的影響,目前依然缺乏足夠的經驗性研究,這類問題在后續研究中依然具有廣泛的探討空間。
3.從研究范式觀察。國內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更多還是集中在規范和理念的探討上,而將社會責任績效指數化,并將其作為一個類似利潤一樣的反映企業經營的某一方面效果的指標,進而研究指標與其他企業經濟指標之間關系與機理的實證研究還相對較少;此外,基于商品市場研究偏少的一個客觀原因是基于商品市場的企業行為信息大部分屬于企業內部信息,相關數據采集困難,進而在客觀上很難進行大規模的數據分析。在這一情況下,我們認為實驗研究和案例研究的方法能幫助研究人員暫時擺脫目前數據缺乏的困擾。其中,實驗的方法能有效控制實際環境中的復雜因素,幫助研究者在混沌的環境中逐步打開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經營績效之間關系的黑匣子;而案例研究能夠將研究對象焦距在某一特定范圍內,幫助研究者從企業內部角度理解社會責任在企業中的作用以及對企業的意義。
參考文獻:
[1]Horrigan B.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21st century: Debates, models and practices across government, law and business[M]. Cheltenham: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0: 10-19.
[2]Carroll A.B. A three-dimensional conceptual model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 [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79,4(4): 497-505.
[3]Carroll A. B. The Pyrami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ward The Moral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takeholders [J]. Business Horizons,1991,34(4): 39-48.
[4]Waddock S.A., Graves S.B. The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financial performance link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7,18(4): 303-319.
[5]Margolis J.D., Walsh J.P. Misery loves companies: Rethinking social initiatives by business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3, 48(2): 268-305.
[6]Orlitzky M., Schmidt F.L., Rynes S.L. Corporate social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a meta-analysis [J]. Organization Studies,2003, 24(3): 403-441.
[7]Kim Y, Park M S, Wier B. Is earnings quality associated with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2, 87(3): 761-796.
[8]Dhaliwal D. S., Li O. Z., Tsang A., Yang Y. G. Voluntary nonfinancial disclosure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The initia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ing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1,86 (1): 59-100.
[9]Cheng B,Ioannou I,Serafeim 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access to financ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4, 35(1): 1-23.
[10]Eccles R G,Ioannou I,Serafeim G.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on organizational processes and performance[J]. Management Science, 2014, 60(11): 2835-2857.
[11]Clark J.M.The changing basis of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16,24 (3),209-229.
[12]Bowen H 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usinessman[M].Iowa: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2013: 22-37.
[13]Maignan I, Ralston D 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Europe and the US: Insights from businesses' self-presentat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2, 33(3): 497-514.
[14]Carroll A B.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volution of a definitional construct[J]. Business & society, 1999, 38(3): 268-295.
[15]Matten D., Moon J.‘Implicit’ and ‘Explicit’ CSR: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 comparative understanding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8, 33(2):404-424.
[16]徐光華,沈弋. 企業共生財務戰略及其實現路徑 [J]. 會計研究,2011 (2):52-58.
[17]Matten D., Crane A. Corporate citizenship: Toward an extended theoretical conceptualizat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5(30): 166-179.
[18]Moon J., Crane A., Matten D. Can corporations be citizens? Corporate citizenship as a metaphor for business participation in society [J].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2005(15): 427-451.
[19]徐光華,周小虎.企業共生戰略績效評價模式研究 [J].南開管理評論,2008(5):19-26.
[20]李正,向銳.中國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內容界定、計量方法和現狀研究[J]. 會計研究,2007(7):3-11.
[21]肖,許英杰.企業社會責任評價模式的反思與重構[J].經濟管理,2014(9):67-78.
[22]Surroca J., Tribo J.A., Waddock S.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intangible resourc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0,31(5): 463-490.
[23]McGuire J.B., Sundgren A., Schneeweis 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rm financial performanc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88, 31(4):854-872.
[24]Aupperle K., Carroll A., Hatfield J.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rofitability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85, 28(2): 446-463.
[25]Cochran P L, Wood R 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4, 27(1): 42-56.
[26]Fombrun C.J., Gardberg N.A., Barnett M.L. Opportunity platforms and safety nets: Corporate citizenship and reputational risk [J]. 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2000, 105(1): 85-106.
[27]Hillman A.J., Keim G.D. Shareholder value, stakeholder management, and social issues: What's the bottom lin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1, 22(2): 125-139.
[28]Freeman R E, Harrison J S, Wicks A C. Managing for stakeholders: Survival, reputation, and succes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87-89.
[29]Freeman R E, Harrison J S, Wicks A C, et al. Stakeholder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20-124.
[30]Navarro P. Why do corporations give to charity[J]. Journal of Business,1988, 61(1): 65-93.
[31]Brammer S., Millington A. Does it pay to be different?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8, 29(12):1325-1343.
[32]Jones T M. Instrumental stakeholder theory: A synthesis of ethics and economic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0(2): 404-437.
[33]Simnett R., Vanstraelen A., Chua W.F. Assurance on sustainability report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J]. Accounting Review,2009,84(3): 937-967.
[34]劉計含,王建瓊. 企業社會責任與資本約束――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證據[J].管理評論,2012,24(11):151-156.
[35]Campbell J.L.Why would corporations behave in socially responsible ways?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7,32(3):946-967.
[36]Julian S D, Ofori-dankwa J C. Financial resource availabilit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penditures in a sub-Saharan economy: The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 hypothesi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34(11): 1314-1330.
[37]Muthuri J N, Gilbert V.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Kenya[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1, 98(3): 467-483.
[38]Hillman A J, Cannella A A, Paetzold R L. The resource dependence role of corporate directors: Strategic adaptation of board composition in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chang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0, 37(2): 235-256.
[39]Joshi A., Roh H .The role of context in work team diversity research: A meta-analytic review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9, 52(3):599-628.
[40]Bear S, Rahman N, Post C. The impact of board diversity and gender composition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rm reputa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0, 97(2): 207-221.
[41]Walls J.L, Berrone P, Phan P.H.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s there really a link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2, 33(8): 885-913.
[42]陳玉清,馬麗麗. 我國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會計信息市場反應實證分析[J]. 會計研究,2005(11):76-81.
[43]萬壽義,劉正陽.制度背景、公司價值與社會責任成本――來自滬深300指數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 南開管理評論,2013(16):83-91.
[44]Godfrey P. 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nd shareholder wealth: A risk management perspectiv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5,30(4): 777-798.
[45]Al-Tuwaijri S. A., Christensen T. E., Hughes II. K. E. The relations among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A simultaneous equations approach [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2004(29): 447-471.
[46]宋獻中,龔明曉. 公司會計年報中社會責任信息的價值研究――基于內容的專家問卷分析[J]. 管理世界,2006(12):104-110.
[47]Beddewela E, Fairbrass J. Seeking legitimacy through CSR: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and corporate responses of multinationals in Sri Lanka[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6, 136(3):503-522.
[48]山立威.公司捐款與經濟動機――汶川地震后中國上市公司捐款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2008(11):51-60.
[49]Balakrishnan R., Sprinkle G. B., Williamson M. G. Contracting benefits of corporate giving: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1, 86(6): 1887-1907.
[50]Abbott Walter F., Monsen R., Joseph. On the measuremen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elf-reported disclosures as a method of measuring corporate social involvement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79, 22(3):501-515.
[51]宋獻中,龔明曉. 社會責任信息的質量與決策價值評價――上市公司會計年報的內容分析[J]. 會計研究,2007(2):37-43.
Abstract:
一、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的概念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簡稱csr)概念出現于19世紀的西方社會,是由sheldon于1924年首次提出的。迄今為止,關于企業社會責任學術界還沒有統一的定義。我國學者劉俊海從公司法學定義了企業社會責任責任:所謂企業的社會責任,是指企業不以最大限度在為股東們營利或賺錢作為自己唯一存在的目的,最大限度地增進股東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會利益。《市場經濟百科全書》對企業的社會責任所作的定義是企業為所處的社會福利而必須關心的道義任。
二、財務管理目標與企業社會責任
財務管理的目標是企業理財活動所希望實現的結果,是財務決策的準繩,也是評價企業理財活動是否合理的基本標準。
寧永志認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與企業的財務目標之間并不存在固有的矛盾。承擔社會責任能夠更好地實現企業的財務目標。”而劉培紅也認為:“企業實現經濟利益與承擔社會責任有暫時的沖突,但是從長遠來看,企業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有助于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的實現的。”趙衛華說:“社會責任財務管理目標存在著這樣的關系:(一)隨著經濟的發展,財務管理目標的變化,社會責任在不斷的變化。(二)社會責任和財務管理目標對立統一的關系。(三)二者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過程。(四)二者是相輔相成,相互影響的。”劉興賀認為:“從表面或短期來看,社會責任的承擔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少股東財富,而逃避社會責任,甚至傷害社會利益,反而會提高企業的價值,但從長遠來看,企業財務管理目標與企業社會責任是一致的。”
三、可持續發展與企業社會責任
面臨21世紀的市場發展趨勢,企業如何能實現不斷持續發展的目標,已經成為企業發展戰略研究的重要課題。
李培林認為企業可持續發展是指企業在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經營過程中,以社會責任為出發點,滿足企業利益相關者合理要求,實現企業與社會永久性和諧發展的生存狀態。張燕平認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與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是緊密聯系的,只有企業承擔應有社會責任,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只有企業可持續發展,才能實現企業和社會的雙贏。”馮巧云認為:“企業通過承擔社會責任,可以贏得較好的聲譽,為企業發展營造更好的社會氛圍,使企業得以保持生命力,保持長期可持續地發展。”馬紅巖說:“現代企業只有較多地關注其社會責任,才能夠獲得持續發展。只有自覺地承擔起企業應負的社會責任,才能做到感恩社會、回饋社會,才能保證企業樹立以人為本、與社會和諧相處的科學發展理念,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
四、財務績效與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的關系也是社會責任領域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搞清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關系,對企業的各利益相關者具有現實的意義,也有助于企業管理者更主動更有戰略性的管理和從事企業社會責任。
近幾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了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關系的研究。李兆華、盧麗通過對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年度分布、行業分布、地區分布綜合分析了財務績效對社會責任的影響,認為:“雖然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在短期內有可能會降低企業的當前財務績效,但從長期來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能夠為企業帶來多方面的利益,這些利益必將有助于提高企業的長期財務績效。”李承源以營銷理論和經濟理論為基礎,論證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實施對企業財務績效有影響,且存在正相關關系,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將會使企業各方面績效顯著提高,最終落腳于財務績效的提升。溫素彬、方苑按照資本形態的不同,構建了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利益相關者模型。以2003-2007年中的46家上市企業為研究對象,通過運用面板數據模型來檢驗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從當期看社會責任與企業當期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是負相關,但是從長期看企業履行其社會責任對其財務績效是有正向影響的。閆萍認為:“企業社會責任與其財務績效的關系是正相關遠遠超過負相關。”
結束語:通過對企業社會責任理論文獻的回顧,我們發現:第一,影響企業社會責任的因素有很多,這些因素之間相互作用,共同影響企業社會責任。第二,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管理目標相互促進,長遠看是一致。第三,只有企業一定程度上承擔了社會責任,才能獲得長足的發展。第三,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關系短期內負相關,但長期內存在正相關關系,且正相關遠超負相關。因此,我國企業必須正確認識企業社會責任的承擔,不要把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看做一種消極的負擔,而要將其視為企業發展的機會,把握好承擔社會責任的尺度,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力,獲得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溫素彬,方苑.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關的實證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08,10:150-160.
[2]王建瓊,何靜誼.公司治理、企業經濟績效與企業社會責任:基于中國制造業上市公司數據的經驗研究[j].經濟經緯.2009,2.
[3]趙衛華.財務管理目標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j].商業文化.2010,10.
理論上“價值鏈”這一概念,是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波特于1985年提出的。波特認為,“每一個企業都是在設計、生產、銷售、發送和輔助其產品的過程中進行種種活動的集合體。所有這些活動可以用一個價值鏈來表明”。企業的價值創造是通過一系列活動構成,這些活動可分為基本活動和輔助活動兩類,基本活動包括內部后勤、生產作業、外部后勤、市場和銷售、服務等;輔助活動則包括采購、技術開發、人力資源管理和企業基礎設施等。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關聯的生產經營活動,構成了一個創造價值的動態過程,即價值鏈。
所謂績效考評,是對日常工作中的人進行系統、全面、客觀的評價,根據事實和職務工作要求,考評該人對組織的實際貢獻,同時強調人的特殊牲,并在對人進行評價的過程中,配合對人的管理、監督、指導、教育、激勵和幫助等其他人事活動,以提高組織績效,達成組織目標。
企業績效考評是為了實現企業的生產經營目的,運用特定的指標和標準,采用科學的方法,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過程及其結果做出的一種價值判斷,其核心是比較所費與所得,力求用盡可能小的所費去獲得盡可能大的所得。
一、企業價值鏈與績效考評的關系
現階段企業績效考評的指標大部分都局限于財務指標的設計,對于非財務指標涉及很少,導致了大多數依靠財務報表數據進行企業績效考評的失敗,基于這一現狀,借鑒價值鏈理論,從影響企業愿景的幾個方面來構建企業績效考評的財務與非財務指標體系,重點在非財務指標體系的構建。
我將影響企業愿景的非財務層面分為四個:業務流程層面、市場與顧客價值層面、環保層面和員工層面。這四個層面均是影響企業長期財務成功的關鍵驅動因素,它們平衡了關于股東、債權人、客戶和環境的外部指標以及關于業務流程、員工的內部指標,平衡了反映以往工作結果的指標和驅動未來業績的指標。基于價值鏈的思想構建的財務與非財務相合的企業績效考評指標體系,將價值鏈和績效考評相融合,彌補了傳統的績效考評指標體系的不足,使得企業能夠盡快適應環境的變化,確保企業經營目標的順利實現。
二、建立基于價值鏈的企業績效考評新體系的現實意義
1.改進并完善了現有的績效考評指標體系
新的績效考評指標體系是建立在價值鏈理論基礎之上的,它具有一定的先進性,對于傳統的績效考評指標體系是一個改進和完善。不適應新環境的事物其自身必然存在著缺陷,使得它不能夠與時俱進,不能適應并迎合新環境的需要,這就需要改革。沒有改革就沒有進步,社會和經濟發展就會停滯不前。新的績效考評指標體系能夠改進并完善原有的存在弊端的體系,那么它就是一種改革,改革對于整個社會來說都是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2.為企業實現價值鏈管理奠定了基礎
企業發展到實施價值鏈管理的時候,就不再是以個體的經營活動為主,而是以整個行業的價值鏈活動為依托,所進行的經濟活動,這需要一個非常發達的市場和比較連貫流暢的銷服務。企業在目前的市場經濟環境下,尚不能實現完整的價值鏈管理,價值鏈理論下的新的績效考評指標體系的建立,會為企業實現價值鏈管理奠定一定的基礎。
3.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價值鏈會計
價值鏈會計的概念雖然早就提出了,但它仍然是一個比較新的會計概念與范疇,存在著很大的研究空間,通過對新的績效考評指標體系的了解與分析,就會對價值鏈會計產生更濃厚的興趣。可以更好地理解價值鏈會計,更深入地研究價值鏈會計。這對于整個會計領域也存在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三、建立基于價值鏈的企業績效考評新體系的發展趨勢
建立新的適應價值鏈需要的績效考評指標體系,是立足現在,面向未來。首先,它所解決的是現行的績效考評指標體系中所存在的缺陷與弊端;其次,它的建立基礎―價值鏈還是一個比較新鮮的概念,本身就需要一定的時間去自我發展和完善。新的績效考評指標體系是具有較大發展潛力的,只要社會經濟不斷地發展前進,價值鏈理論就會不斷的發展完善,新的績效考評指標體系也就同樣具有非常廣闊的發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