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觀察法的應用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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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對象

有性生活史的已婚和未婚女性，自愿接受婦女子宮頸癌篩查者。

1.2　方法

詢問生殖健康史，目前的避孕方式，填寫婦科疾病普查表，常規進行婦科檢查，觀察陰道、穹隆、宮頸部位的病變，宮頸刮片后，行醋酸和盧戈氏碘液宮頸染色并肉眼觀察。醋酸染色試驗是將一個浸透3%-5%的醋酸溶液的大棉簽均勻敷于宮頸表面，等待1min，仔細查看靠近鱗柱交界處的轉化區上皮是否變白。醋酸染色后行盧戈氏碘液染色，宮頸表面涂盧戈氏碘液即刻觀察，重點是醋酸試驗陽性區域。醋白和碘試驗陽性者囑進一步宮頸活檢及行HPV檢查。

1.3　陽性判斷標準　醋白陽性：銳利、清晰邊界、致密的（不透明的、灰暗的或牡蠣白）醋白上皮區域-有或沒有隆起的邊界；病變在轉化區內接近鱗柱交界；柱狀上皮內或靠近宮頸口的致密醋白上皮；接近鱗柱交界的濕疣或白斑在醋酸作用下變得更白。碘試驗陽性：在轉化區內可見致密、厚的、發亮的芥末黃或土黃色不吸碘區，接近鱗柱交界。

2　結果

2.1　一般情況　進行普查的婦女2800例，年齡最小19歲，最大69歲，平均年齡40.2歲。有妊娠史2442例，占87.2%，有陰道分娩史的1765，占63.0%。主訴白帶多898，占32.1%。曾有接觸性出血者179例，占6.4%。

普查出慢性宮頸炎1526例，占54.5%，其中糜爛1225例，占43.8%；肥大467例，占16.7%；納囊798例，占28.5%；息肉147例，占5.3%，合并患兩種及兩種以上病理分型的592，占21.1%。宮頸刮片可疑不典型增生111例，占4.0%；醋白試驗陽性324例，占11.6%；盧戈氏碘液試驗陽性189人，占6.8%。其后經陰道鏡下取活檢或Leep刀宮頸環切術后標本病檢，查出宮頸早期鱗狀細胞癌4例，宮頸上皮內瘤變Ⅰ～Ⅱ級49例，Ⅱ～Ⅲ級26例，鏡下可見挖空細胞及鱗狀細胞樣增生27例。

3　討論 轉貼于

宮頸癌是最常見的婦科惡性腫瘤，近年有發病年輕化和各階段發病年齡向前推移趨勢。我國每年新發宮頸癌病例13.15萬，約占全球發病數量的1/3[1]。50年代以來，由于子宮頸細胞學的廣泛應用，全球子宮頸癌的發病率下降，但發展中國家的患病率仍是發達國家的10～20倍，主要是由于許多發展中國家缺乏能夠早期發現子宮頸癌前病變的篩查系統或現有的篩查系統起不到應用的作用。近年我國推廣宮頸疾病的三階梯診斷程序和TBS診斷標準，大大提高門診人群宮頸疾病陽性檢出率，但在基層婦科疾病普查時，大批被動員來的婦女，因為沒有自覺癥狀，思想上不夠重視，主要也是宮頸疾病檢查結果不能立刻得到，使得很多病人沒能及時咨詢醫生，完成下一階段的檢查，隨后在忙忙碌碌中丟失了早期診斷和治療的機會，因此在基層，即刻的結果回饋顯得很重要。醋白和碘試驗肉眼觀察法在宮頸疾病篩查中可以立即得到結果，醫生經過培訓，可以提高宮頸的癌前病變以及外陰、陰道、宮頸的濕疣病變的準確性。

醋白反應是指宮頸上皮在3%-5%的醋酸溶液作用后變白色，這種反應是由于細胞內蛋白凝固后變得不透明造成的。異常的宮頸上皮，尤其是宮頸上皮內瘤變（cervical intraepithelialneoplasia，CIN）及受人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HPV）感染的細胞增生活躍，含有更多的蛋白，應用醋酸后比周圍正常組織顯得更加不透明。碘試驗是利用糖原遇碘變棕褐色的原理，正常的鱗狀上皮細胞含有豐富的糖原，涂碘后呈棕褐色，異常區域（CIN或炎癥）不含糖原，不會染為棕褐色。此次在2800例的婦科查體中，醋白和碘試驗陽性人群幾乎涵蓋了所有經病檢證實的宮頸上皮內瘤變及癌變病人，醋白和碘試驗結合宮頸刮片使得一些重點人群凸顯。有資料顯示醋白的敏感性為82.6%，碘試驗為87.2%，醋白的特異性為86.5%，碘試驗為84.7%，醋白和碘試驗的準確性與巴氏涂片可比，在基層醫院醋白和碘試驗肉眼觀察有望成為一種取代巴氏涂片的篩查方法[2]。肉眼觀察法優點是可以立即得到結果，在大批量婦科疾病普查時能及時轉診病人，局限性是有一定的假陽性率，這樣可能增加病人的醫療費用。

液基薄層細胞學技術由于制片方法的改進，提高了宮頸癌細胞學篩查質量，但價格貴，婦科疾病普查中廣泛推廣應用有困難，目前多數情況下，仍然以行宮頸刮片為主，因此宮頸病變的篩查僅靠此確實顯得防治力量薄弱，聯合應用醋白和碘試驗肉眼觀察法可以有效提高篩查質量，不失為基層婦科疾病普查中值得推廣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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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觀察學生的活動狀態

受到傳統應試教育思想的影響，部分課堂還是經常出現教師一言堂的現象，忽略了學生的活動狀態，這樣不利于學生的思維發展，降低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同時也限制了學生的創新思維. 在高中階段，學生的偏科現象比較嚴重，如果教師仍然采取獨白式的教學模式，只會進一步降低偏科學生的學習動力，難以提高整體的學生學習水平. 因此，教師應該從自身做起，更新教育觀念，采取以學生為主體的課堂教學模式，提高學生在課堂中的參與程度，在教學中隨時觀察學生的活動狀態，以解決學生的問題為主，不能盲目追求教學進度，做到隨時發現問題，隨時解決問題.例如，在講二項式定理時，在學生已經掌握多項式乘法法則的基礎上，學生能夠根據已學知識輕松地寫出:( a +b)2= a2+ b2+ 2ab，( a + b)3= a3+ 3a2b + 3ab2+ b3. 教師可以提問: 同學們，能嘗試寫出( a +b)n，( nN+) 的展開式嗎? 在這種情景下，學生都非常有興趣去嘗試，但并非所有學生都能做出來. 此時教師應該注意觀察學生的活動狀態，一部分學生能夠積極地思考，并動手嘗試; 一部分學生在相互交流，討論展開式的規律; 還有一部分學生面對問題有心無力，無從下手，比較困惑. 對于這種情況，教師應該引導學生共同討論，關注絕大部分學生的情況，同時兼顧邊緣化的學生，在講解時多留意他們的神情，判斷他們是否掌握，并在課下多加指導和幫助.

二、觀察學生的思維狀態

高中數學更加強調學生的數學思維，需要學生具備較強的思維能力才能解決問題. 所以，教師需要在教學活動中注重培養學生的數學思維. 在課堂教學中，教師不僅僅要觀察學生的學習狀態，更要觀察學生的思維狀態. 學生的思維狀態主要表現在: 是否積極思考問題; 所提出的觀點是否具有創新性; 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思維是否具有發散性; 等等. 教師從這些方面來觀察學生的思維狀態，并進行恰當引導，充分激發起學生的思維興奮度，把學生的思維狀態調整到最佳.

例如，在講二項式定理后，有這樣一道練習題: ( x + a+ 2)4提出問題后，教師應該注意觀察學生的思維狀態，根據學生的思維狀態，給予適當的引導. 剛開始時，學生普遍沒有思路，教師可以提示: 結合二項式定理對原式進行分析. 學生的思維被打開了，發現這道題是三項式不能直接用二項式定理. 然后學生中有細聲討論的，有埋頭苦算的，也有一臉茫然的. 當然，也有個別學生蠢蠢欲動，想回答但又缺乏底氣，不夠自信. 這些都是學生沒有朝著正確的方向去思考問題的表現. 教師應該繼續引導學生: 我們能否將原式轉換為二項式來計算呢? 此時，有幾位學生終于敢舉手回答，并給出了不同的解題思路. 只有教師細心觀察學生的思維狀態，才能及時給予學生正確指導.

三、觀察學生的參與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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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曾經有個幼兒教師，她非常愛小孩，而且很有親和力，她所在的班級中所有的小朋友都非常喜歡她，能夠比較好地聽從她的命令。但有次組織活動，她讓所有的小朋友拉成一個圈做游戲，小朋友都將手伸向了老師，而沒有人愿意去拉其他小朋友的手，在他們看來，拉老師的手才最好。此次的經歷讓她深深明白，幼兒的心理是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如果不能將幼兒的心理琢磨透，就無法真正地與他們的心連在一起。

二、學習幼兒心理的意義

幼兒處于對世界認知的萌芽階段，所接受的教育和接觸的人對其影響十分重要，直接影響其性格、價值觀念的形成，而走進幼兒的心理，引導其形成正確的思想、思維、行為等是對其教育的基礎，因此必須加強對其心理的研究。

1.學習幼兒心理能夠準確地了解幼兒的所思所想

作為教育工作者，能否科學有效地指導幼兒活動，其前提之一就是要了解幼兒的心理特點。幼兒時期的兒童獨特又有趣，在他們看來，一切都是新鮮的、好奇的，往往提出的問題出其不意，回答問話也千差萬別。而且在他們世界里對好壞、善惡無確切的認識，愛人云亦云。而通過學習幼兒心理，可以了解其想法，從而形成正確的兒童觀。

2.學習幼兒心理有助于促進幼兒教育工作

幼兒教育工作是建立在了解幼兒的心理特點基礎上的，開展課堂的內容、組織的活動等均應以幼兒心理為指導。對于3歲左右的幼兒不能過多地要求其進行合作性活動，可通過活動進行引導和培養，使他們建立起互助合作關系。

3.學習幼兒心理有利于創造更好的成長環境

幼兒的心理發展與周圍環境有直接的關系，從多年的工作中可以發現，生活在和諧、愉悅、鼓勵性環境中的兒童性格一般比較開朗，心理素質比較好，而生活在吵鬧、沉悶、打擊性環境中的兒童性格比較孤僻，而且不合群，自信度低。因此，學習幼兒心理，能夠為其提供良好的成長環境，并能通過相關游戲提高他們的心理素質。

三、應用觀察法研究幼兒心理學

幼兒心理學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種，而觀察法是最基礎的研究方法，也是人類獲取信息的重要手段，通過觀察以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收集信息、進行研究，進而了解差異，得出結論。觀察法的實施有多種方式，每種方法都能夠針對幼兒不同的心理特征進行分析。

1.日記法

縱觀歷史，不少心理學家和教育家最初的研究基礎都是通過記錄日記而形成的，比如我國著名的兒童教育家陳鶴琴就是通過日記記錄他第一個孩子出生后的身心發展和各種刺激反應，最后完成了《兒童心理之研究》一書。作為研究工作者的我們同樣可以利用日記的方式，以某一位兒童為研究對象，記錄其每日的情況，比如做游戲時的反應、課堂和課后的情緒變化、對每個問題的回答等。但由于此種方法只針對某一位兒童，因此缺乏普遍性，筆者認為可對研究中選取的幾名典型對象進行同步研究，后聯合所有收集的資料進行歸攏、分析、總結，進而得出適合廣大兒童的結論。

2.現場記錄法

此種方式是現場記錄兒童在相關試驗活動中的反應和相應行為，收集資料后進行分類，并加以分析，可通過現場描述、錄音、錄像等方式進行。比如有的學者通過錄音，對兒童的語言、詞語進行分類，最后得出兒童語言發展模式。本文以3個小朋友課余表現為例，A走到圖書角，看到B、C已在，A未說話，而B對A說：“來和我們一起看吧。”A點點頭，看A坐下，C湊過去，A挪了挪，最后起身走了。從這段記錄中可以看出，A比較膽怯，不善于與人交往，害怕別人接近，存在排斥的心理，但不存在敵意，因此在教育過程中要多給予關心，鼓勵其與其他小朋友一起玩。

3.抽樣法

通過多年的研究發現，兒童的行為表現復雜多樣，并且總是處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之中，要在有限的時間內全面、系統、全天候地進行觀察，記錄兒童的行為表現往往是難以做到的，而抽樣法能夠在多時段、多地點對兒童行為進行觀察。帕頓就是利用在規定的游戲時間里，異常觀察每個兒童一分鐘，再根據兒童參與程度和游戲類型進行分類，通過日積月累的觀察后，得出年齡較小的兒童往往喜歡單獨游戲，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發展到平行游戲，再發展到社會化程度較高的聯合游戲和合作游戲。我們可設計如下表格進行記錄：

4.典型事件記錄法

此種觀察法是指以特定的某種事件為研究點，記錄不同兒童的表現，它不受時間的限制，只要出現可研究的事件便可做記錄，主要關注點是兒童對事件的反應、處理和看待等。比如有學者通過觀察兒童在爭執事件中的表現，分別記錄爭執者姓名、性別、年齡、爭執事件、爭執背景、爭執內容、爭執行為、爭執結果等，發現兒童爭執時間維持短，男性多于女性，爭執年齡在3歲以下，而隨著年齡的增長爭執逐漸減少，爭執的原因往往是對物品的占有，而在爭執過程中一般是年幼的被迫服從或年長的自動退出。我們在研究中可以通過以下表格進行記錄：

5.行為記錄法

此種方法主要是記錄被試者的行為頻率，并做出相應的檢核，一般在記錄前規定好相應的行為然后再進行記錄，在規定的時間里計算其發生的頻率或檢查其是否具有某種行為的能力。比如記錄兒童在一節課時間內的發言、提問、竊竊私語、坐立不安、愛動、視線漂泊不定等行為，從這些行為中可以分析出哪些小朋友上課認真，學習效率比較高，哪些小朋友在課堂上不遵守紀律，同時還可從其視線變化中得知注意力是否集中。再如通過要求兒童完成某種行為，檢查其行為能力，筆者的一次經驗是要求學生制作不同的圖像卡片，包括長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圓形等，讓被試者描述，并讓其列舉出生活實例，由此可判斷兒童對形狀的理解程度。

參考文獻：

［1］陳幗眉.幼兒心理學.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10-15.

［2］劉懿，徐旭榮.幼兒心理學課程教學方法巧用.中等職業教育，2010，8（20）：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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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號　B844

親子溝通指家庭中父母與子女通過信息、觀點、情感或態度的交流，達到增強情感聯系或解決問題等目的的過程。它作為兒童社會化的一個具體形式和重要途徑，成為一個被傳播學、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所共同關注的主題。早期的親子溝通研究不是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而僅作為傳播學中一個應用在家庭成員身上的研究主題。因此，早期研究缺乏對親子溝通的專門界定，通常采用行為科學中對人類溝通的一般定義，認為溝通指兩個或兩個以上成員之間傳遞信息的過程，是以傳遞感受、態度、實事、信念和想法為特征的社會互動過程。親子溝通研究中最常使用的收集數據的方法有兩種：量表或問卷法、觀察法。其中，采用量表或問卷進行的研究通過自陳量表考察被試在某些溝通測量指標上的得分，研究者據此概括出被試家庭中穩定的、抽象的溝通特征和模式。而采用觀察法進行的研究則通過對若干親子溝通過程的觀察，歸納出核心的研究變量來描述親子溝通的一般模式(Dailey,2008)。下面將分別介紹這兩種方法在探究親子溝通的穩定溝通模式過程中的應用和發展狀況。

1　親子溝通研究中測量方法的使用與發展

應用量表和問卷進行的親子溝通研究，其研究內容和水平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相應理論框架及測量工具的發展。本文就以親子溝通研究中的主要測量工具及相應理論框架的發展為主線來綜述測量方法在親子溝通研究中的使用情況。早期親子溝通研究缺乏獨立的概念體系導致這一時期研究工具的理論基礎相對薄弱，而且所謂的理論，大多只是作為測量工具編制基礎的簡單理論構念而已。這種情況可能導致測量內容界定不準確，影響測量效度。例如，1969年由Bienvenu(1969)編制的家庭溝通調查，其項目主要來源于以往親子關系研究涉及的變量及作者有關家庭心理咨詢的實踐經驗。調查大致包括如下五個部分：(1)父母的批評、挖苦和缺乏信任；(2)信息的傾訴與分享；(3)感受的表達、傾聽和語調；(4)父母的尊重、表揚和肯定；(5)父母的期望和理解。雖然該量表幾乎是最早出現在親子溝通研究中的完整測量工具，但對其項目進行內容分析之后，我們發現問卷的31個有效項目中，近一半實際測量的是教養行為與期望。可見，最初的親子溝通研究在理論框架建構和測量工具發展兩方面都不夠完善。

親子溝通早期研究中一個重要的測量工具是由傳播學者McLeod和Chaffee(1972)編制的家庭溝通模式量表(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FCP)。雖然這一量表及后來的修訂版量表都冠以家庭溝通的名稱，但實際上，量表編制者和眾多使用者都以家庭中的代際溝通，即親子溝通為研究對象，因此其家庭溝通概念、相應理論觀點的提出及測量工具編制都是圍繞親子溝通展開的。McLeod和Chaffee(1972)認為，親子溝通模式對兒童信息加工方式有重要影響并決定兒童對傳播信息的加工方式。他們提出家庭中穩定的親子溝通模式可以由概念定向(concept-orientation)和社會定向(socio-orientation)兩個維度描述。其中，概念定向指在親子溝通中溝通者強調對概念和觀點的分析，并以此作為判斷行為合理性的依據而社會定向指溝通中信息或觀點提出者的社會角色及其與兒童的關系在信息加工中起較大作用，可能影響后續的行為。與此觀點相對應，其家庭溝通模式量表也以這兩個維度描述親子溝通。概念定向得分較高表明在溝通中兒童更重視對概念和觀點的加工；社會定向得分高意味著社會角色和人際關系對兒童信息加工影響較大。這一工具被廣泛應用到傳播學和心理學的相關研究中，如Blandon和Volling(2008)考察了親子溝通傾向與兒童服從行為的關系。

1990年，Ritchie和Fitzpatrick(1990)提出，由于學科興趣的限制，McLeod等人的量表不能從整體上描述親子溝通模式，因此他們對這一工具進行了修訂。修訂后的家庭溝通模式量表(Revised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RFCP)仍由兩個維度構成，只不過維度名稱稍有改變，分別稱為對話定向(conversation orientation)和服從定向(conformity orientation)。其中對話定向的溝通指父母鼓勵兒童表達自己的觀點，容忍親子之間的觀點分歧；而服從定向的溝通則強調兒童對父母的服從。可見，Ritchie和Fitzpatrick所做的修訂僅僅是針對量表項目表述和維度名稱的調整，其修訂工作并沒有突破原來McLeod和Chaffee所設定的兩大維度的理論框架，也沒能超越親子之間服從與被服從關系的基本理論假設。

盡管如此，這一量表仍被國內外致力于親子溝通研究的心理學工作者廣泛采用。根據對話和服從定向兩個維度的得分高低還可將家庭溝通劃分為4種類型：高對話一低服從型、高對話。高服從型、低對話一高服從型和低對話，低服從型。這種清晰的“兩維度四類型”的分析模式也受到很多研究者的青睞，讓這一工具廣泛傳播。而且，大量實證研究表明兩種定向的溝通模式能有效區分和預測個體的人際交往能力和認知復雜性(Koestcn & Anderson，2004)；同時，4種親子溝通類型的兒童在親子沖突解決策略(Shearman & Dumlao，2008)和壓力應對策略的選擇上(Vashchenko，Lambidoni， & Brody，2007)存在顯著差異。

除了以上兩個理論觀點明確、測量工具結構較清晰的親子溝通量表之外，還有研究者根據自己研究所需編制了其他一些測量工具。例如。Lucchctti和他的同事(Lucchetti，Powers， & Love，2002)編制了親子溝通理解量表(Child-Parent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Scale，C-PCA)，側重考察親子關系在溝通中的表現；McCarty和Doyle(2001)編制了親子溝通量表(Parent-ChildCommunication Scale)在親子溝通總體狀況之外專門加入測量兒童溝通行為的項目。但是，這些工具存在一個共同問題，即工具的編制和使用大都就事論事，缺乏深刻的理論思考，未能提出專門的理論觀點或找到相應的理論基礎。例如，McCarty和Doyle(2001)僅提供了量表的測量常

模資料，還未針對量表背后的理論觀點和理論框架建設進行介紹和說明。這可能導致工具所使用概念(如“交流開放性”“交流技巧”“情感表達”)和測量維度都因缺乏專門界定和說明而被誤解、誤用，在很大程度上也阻礙了這些測量工具的傳播和推廣。

采用測量方法進行親子溝通研究的研究者中，另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就是以家庭功能研究著稱的Olson及其同事。Olson以其家庭功能理論為基礎先后編制了兩個與親子溝通有關的測量工具(Galvin，Bylund， & Bromine，2004)。雖然Olson的家庭溝通理論明確提出溝通是家庭實現其各種功能的途徑，也是提升其家庭功能的核心但是他并未在理論上詳細界定親子溝通的結構和特征。這為其工具編制帶來一定困難。果然。Olson所編制的第一個測量工具：父母一青少年溝通量表(the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Scale，PACS)在后來的應用中就出現了測量維度難以區分、測量內容含糊不清的問題。

父母一青少年溝通量表主要關注親子溝通質量，包括兩個維度：一個是“開放的父母溝通”，描述了積極的親子溝通，如“父親努力理解我的觀點”；另一個維度是“有問題的父母溝通”，測量消極和沖突的互動，包括“母親生氣的時候傷害了我”等項目(Hartos & Power，2000)。這一工具在家庭咨詢實踐和實證研究中應用較為廣泛。它所表現出的問題主要有兩點：(1)量表結構不清晰。量表兩維度實際代表的是溝通質量這一量尺的兩個極端(積極和消極)，兩個維度之間必定存在較高負相關，這為兩個維度的計分和分數解釋帶來困難，也導致該工具在后來的應用中普遍存在計分方式不統一的問題。(2)測量內容不明確。雖然，這一量表在實際應用中經常被作為衡量“親子溝通質量”的工具，但對其具體項目的分析表明，該工具實際測量的是父母在與兒童溝通過程中所表現出的“溝通能力和傾向”。后來，Olson吸取教訓，在其第二個家庭溝通量表中明確強調其測量目的為家庭溝通中個體的溝通能力。該量表結構也較簡單，主要從傾聽技巧、說話技巧、自我表白、說話的清晰性、話題集中程度和對他人的尊重等六個方面測量了家庭成員的溝通能力(GaNm，et al.，2004)。

綜上所述，測量方法在親子溝通研究中的應用表現出一些獨特優勢，如其通常采用的被試自評方式能夠幫助研究者迅速把握親子溝通中抽象的、穩定的特征和模式；再如，各種測量工具從溝通模式、溝通能力等不同角度描述親子溝通狀況，豐富了我們對親子溝通概念的認識和理解。但是，測量方法在親子溝通研究中的應用也表現出一些缺陷和不足，如專門的親子溝通理論模型缺失，導致測量工具缺乏理論支持；目前研究主要關注溝通中的服從性和開放性，缺乏對其他重要溝通模式的考察：由于缺乏理論背景和相應概念體系，目前測量研究中測量層次(關系模式層面、個體能力層面等)混亂。鑒于此，許多研究者開始嘗試使用觀察法直接收集、分析原始的親子溝通過程，希望能從中抽取并概括出更豐富的、更有代表性的溝通模式。

2　親子溝通研究中觀察法的使用與發展

在親子溝通研究中，觀察法的應用主要集中在臨床心理學和教育心理學兩個領域中。兩個領域的研究者都關心親子溝通過程，并能從豐富的溝通行為和復雜的溝通現象中抽象、概括出相對穩定的溝通模式。但是兩者在對觀察資料進行分析時可能會采用不同的分析維度，同時，兩者對觀察中所設定的溝通任務的看法也有一定差異。下面將分別從這兩個方面對觀察法的應用情況進行綜述。

2.1　觀察資料的分析維度

雖然臨床心理學和教育心理學研究者都觀察并記錄了親子溝通過程，但在分析這些過程時他們根據各自的研究興趣和關注點分別抽取不同的分析維度，因此也發現了不同的溝通規律和模式。臨床心理學工作者關心某些心理病理學問題(如焦慮、抑郁、攻擊行為等)在某些家庭內的代際傳遞現象，于是深入到親子溝通的實際情境中探究特殊被試的家庭溝通模式是否有別于正常被試(DiBanolo & HeR，2007)。多數研究者對親子溝通過程的分析沿用鮑姆林德在教養行為研究中提出的“溫情”和“控制”兩個維度。這兩個維度分別從情感和行為兩方面考察了親子溝通特征，也符合多數家庭功能研究、家庭咨詢和治療實踐者的分析思路。因此，“溫情”和“控制”成為親子溝通模式的觀察研究中最常見的分析結構。例如，Barrett，Fox和Farrell(2005)對有能力的、攻擊傾向和焦慮的三類幼兒與父親在認知任務中溝通行為的研究就是從控制行為和積極情感這兩個維度的比較中發現三類被試的親子溝通模式差異的。雖然在具體的實證研究中，研究者的分析維度會冠以不同的說法。甚至還有研究者增加了其他，如身體控制、打擾性卷入(Hudson & Rapee，2001)、積極情感(Rubin，Cheah， & Fox，2001)等指標，但當研究結果需要解決理論或假說層面的爭論時，這些指標又會被歸為“溫情”和“控制”兩大類。

教育心理學家們將親子溝通看作一個“教學”過程，希望通過觀察親子溝通中雙方的具體行為來研究父母提供的“腳手架”質量與兒童認知發展之間的關系。因此，他們通常不會使用教養方式研究中慣用的“溫情”和“控制”維度，而是根據父母溝通行為所充當的“腳手架”或“認知支架”的水平或類型來命名溝通行為，如“開放式提問”、“提出建議”等，通過分析溝通行為所引發的兒童認知活動的類型來判斷親子溝通的優劣(van derVeer & van Ijzendoom，2000)。例如，Portes，Zady和Dunham (1998)對母親和兒童在科學任務解決中的溝通行為進行研究，發現了由“父母問開放式問題”、“兒童啟動任務操作”、“兒童打斷父母”等溝通行為組成的“合作性問題解決行為模式”，這種溝通模式能夠預測兒童在科學任務上的表現及學業成績。再如，Tenenbaum和同事們(Tenenbaum & Callanan，2008；Tenebaum & Leaer，2003)的研究以“使用科學術語”、“做概念性解釋”、“運用因果推理”作為衡量親子溝通質量的指標，發現父母高質量的溝通與兒童對科學的興趣和突出的能力表現有關。

2.2　觀察研究中溝通任務的設置與作用

采用觀察法進行親子溝通研究時，研究者通常設置一些任務情境以展示親子溝通過程。研究者們常用的實驗任務有三類：認知任務、社會性任務和自由活動。其中，采用認知任務作為溝通背景的研究通常選擇對兒童被試而言較為復雜的任務，或者是在規定時間內兒童不可能獨立完成的任務，如復雜的折紙任務(Barrett et al.，2005)、迷宮找捷徑任務(Dumas & LaFreniere，

1993)、復雜的七巧板拼圖任務和拼詞任務(Hudson & Rapee，2001)、科學實驗等(Portes et al.，1998；Tenenbaum & Leaper，2003)。這些對兒童認知能力構成較大挑戰的任務能夠充分激發親子互動，從而在較短時間內最大限度地展示日常生活中的親子溝通過程。這個過程在臨床心理學家眼中是一個生動的教養實踐過程：父母在某些觀念的指導下做出各種適宜的和不適宜的行為。而它展現給教育心理學家的則是一個“教學過程”：父母作為有能力的成人、“教師”和知識權威與認知水平上處于弱勢的兒童之間展開的知識傳授和溝通過程。

認知任務背景中的親子溝通過程呈現出許多有價值的信息，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各取所需。臨床心理學家關注特殊兒童(如具有焦慮、抑郁、退縮等問題的兒童)的父母在親子溝通過程中是否出現特殊的行為或情感反應。因此，他們的分析重點是父母的行為模式，而不關心任務的完成情況(如Barrett et al.，2005；Greco & Morris，2002；Hudson & Rapee，2001等研究)。與此不同，教育心理學家更關心親子溝通過程中父母行為對兒童任務完成的影響，因此，其分析更加側重溝通行為與任務完成之間的關系。例如，Portes等人(1998)詳細觀察并記錄了母親與兒童在問題解決過程中的行為序列，并根據任務完成情況及兒童在任務中的表現評價各種溝通行為的有效性，最終挑選其中最利于任務完成的溝通行為組合。可見，在教育心理學的研究中認知任務本身就是分析對象，研究者對溝通行為的分析不會脫離溝通任務。

親子溝通研究中常用的社會任務包括制定度假計劃、社會沖突情景討論、模糊情節故事講述與討論、親子沖突事件討論等(Root & Jenkins，2005)。這類任務通過壓力事件引發親子之間觀點的充分交流，而且對這類問題的討論會增加溝通雙方的焦慮水平，使他們表現出未經思考、已經自動化了的溝通模式，以模擬家庭背景中自然的消極溝通過程。這種任務常被臨床心理學家用來研究具有抑郁、焦慮等情緒問題的被試所表現出的消極親子溝通模式(Root & Jenkins，2005)。

家庭中的自由活動被認為最真實，因此也被用來作為親子溝通的分析背景，如考察母親與害羞程度不同的幼兒之間的自由溝通(van Ingen，Moore， & Fuemmeler,2008)。但是，自由溝通由于無法控制親子溝通內容和難度，可能給溝通行為評價和比較帶來困難。此外，自由溝通普遍缺少壓力刺激，不能體現親子溝通的深層模式和動力特征(Granic & Lamey，2002)，而這些特征可能正是我們所關心的、導致兒童發展差異的重要因素。由于以上這些原因，自由活動任務在親子溝通的觀察研究中較少使用。

3　測量與觀察法在親子溝通研究的應用中存在的問題

通過對測量和觀察法在親子溝通研究中應用與發展狀況的梳理，我們發現目前的親子溝通研究在理論建構、測量工具建設和觀察資料分析等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

3.1　測量研究普遍缺乏理論依據

在親子溝通的測量研究中，雖然有些研究工具被廣泛應用，但是當我們對所得結果進行分析時卻發現這些工具背后的理論建構工作極為薄弱，有些甚至缺乏相應理論基礎。例如，目前被廣泛使用的親子溝通工具(Ritchie & Fitzpatrick，1990)雖然對維度名稱等進行了修改，但其理論框架卻仍然沿用傳播學的溝通理論，這可能導致研究結果和理論目的相脫離，阻礙研究者深入、有效挖掘研究結果的意義。目前的親子溝通研究者大都放棄對溝通過程本身的深入研究，而采用被普遍接受的工具研究不同群體的溝通特征(colaner,2009；Zhang，2008)，或者研究親子溝通的各種影響因素(Keaten & Kelly，2008；Koesten，Schrodt， & Ford，2009)，這可能與該領域缺乏堅實的理論依據或有效的理論模型有關。

另外，由于缺乏明確、統一的理論基礎，現有的各種溝通模式的理論構想(主要是對測量工具的說明)、所使用概念體系不盡相同。這導致相應測量工具中出現使用不同概念稱謂同一特征，或者使用同一概念測量不同內容的情況。例如，上文中McCarty和Doyle(2001)的“親子溝通”既指父母溝通開放性這類溝通模式特征，也包括父母或兒童的溝通行為特征。這些表現在測量工具中的問題很多都與理論建構有關。我們認為這是影響親子溝通領域研究繼續深入開展的關鍵問題。

3.2　測量工具存在的問題

采用測量方法進行的親子溝通研究中，主流測量工具及其相應的理論說明為我們提供了研究抽象溝通模式的有效手段和合理的解釋框架，但這些工具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各種溝通模式的理論構想、量表維度界定都不盡相同，但在實證研究中卻經常被相提并論，進行直接比較。從前面的綜述可以看出，目前的親子溝通測量工具基本可以分為三類：(1)對個體溝通能力的測量(如Olson的家庭成員溝通能力量表)；(2)對溝通模式或關系的測量(如McLeod和Chaffee編制的溝通工具，以及Ritchie和Fitzpatrick的修訂工具)；(3)兩者同時測量(如McCarty和Doyle的家庭溝通測量工具)。顯然，有些工具測量的是溝通的不同方面，但在實證研究中卻會出現將不同類型工具得到的結果互相比較，或者將測量不同方面的項目合成一個總分作為親子溝通模式測量指標的現象(Lucehetti et al.，2002；McCarty & Doyle，2001)。

此外，這些工具大多存在明顯的方法論缺陷：缺乏對溝通目標和具體行為特征的區分。通常，溝通是有目的的，或者旨在解決某個問題(如父母和孩子討論如何改進學習)，或者通過溝通增進雙方的關系或確保自己在人際關系中的特定地位(如父母顯示自己對孩子擁有權威)。而溝通行為特征則是親子之間典型的溝通行為特點，它可以是習慣化而無意識的行為，也可以是為達成特定目的而采取的有意識的做法。現有的量表要么是將溝通目標與具體行為(達成目的的手段)特征混為一談，要么只是測定某個方面，缺乏方法論層面的思考。以上兩個方面的問題都已嚴重阻礙了測量方法在親子溝通研究中的有效應用。

3.3　觀察資料分析維度界定不清晰

采用觀察法進行的親子溝通研究中，“溫情”和“控制”維度是應用最廣泛的溝通行為分析維度(DiBartolo & Helt，2007)。雖然這兩個維度在理論界定上較為成熟、統一，但是在實證研究層面卻出現操作定義不一致的問題，導致同一概念在不同研究中含義不同，這為研究結果的比較和整合帶來困難。

在觀察研究中，研究者用來測量“控制”的指

標包括敵意策略、打斷、過度保護、關系退縮、命令、語言或行為壟斷、過分溺愛以及在認知任務中接觸兒童的游戲材料或給予太多提示(Rubin et al.，2001)。顯然，其中的許多行為是不同性質的，應該劃歸不同類型，但在觀察研究中卻被視為對同一變量的測量。同樣的問題在“溫情”概念上也存在。許多不同質的行為被作為溫情的操作定義，如低溫情指退縮行為、不關心、拒絕，同時也指批評和消極行為。這就導致同樣是溫情得分低的父母可能是對孩子漠不關心的，也可能是對孩子有敵意的，但這兩種類型父母對兒童的影響卻根本不同。除此之外，溫情和控制兩個概念在實證研究中還存在很大交疊。例如，Rubin等人(2001)用“過分熱切關注”作為控制的形式，而其中卻包含了明顯的溫情成分：Greco和Morris(2002)在其研究中將明顯的“退縮”歸為低溫情，而這可能被其他研究者評為低控制。

3.4　觀察資料分析中的還原論傾向

還原論思想在親子溝通的觀察研究中主要表現在兩個相互關聯的方面：一個是將連貫的親子溝通過程肢解為單個的行為元素；另一方面指對親子溝通行為進行“去背景”的分析，將親子溝通行為與其發生的具體任務背景剝離開來。下面將分別論述這兩種情況。

第一個方面，親子溝通的觀察研究通常按照某個編碼系統或分析維度對連續的溝通過程進行拆解，挑選編碼系統中的行為或維度(如控制、溫情等)進行分析(Barrett et al.，2005；Dumas & LaFreniere，1993；Hudson & Rapee，2001；Kubin etal.，2001)。這在本質上是一種肢解完整溝通過程的還原論思想，可能導致許多有價值信息的流失。整體的行為序列和過程對研究結果的巨大影響在Capaldi對攻擊性兒童的親子溝通研究中可見一斑。Capaldi和同事的研究(capaldi & Stoolmiller,1999)采用觀察法比較了純攻擊和混合攻擊兩類青少年與父母的溝通行為，未發現顯著差異。后來，有研究者(Granic & Lamey，2002)拋棄了Capaldi等人研究中所采用的測量指標(溝通行為各維度分數之和)，轉而通過分析溝通行為變化的即時模式，發現了兩類兒童親子溝通存在的結構性差異。

第二個方面，在肢解溝通過程時，研究者無意中剔除了行為發生的背景信息，也消解了觀察法相對于測量法而言較強的即時性和生態化優勢。而且，行為對背景有天然的依賴性，那種將親子溝通行為與其賴以發生的具體背景剝離開來的分析方法可能帶來對溝通行為界定和解釋的偏差。例如，Rubin等人(2001)的研究發現，父母在親子自由活動和認知任務兩種不同的實驗條件下表現出的溝通行為不同；Tenebaum和Callanan(2008)的研究也發現父母在博物館和在家庭兩種環境中與兒童進行科學問題溝通時所使用的語言不同，溝通深度也不同。這表明，只有結合親子溝通發生的背景才能準確判斷父母行為對兒童發展的影響。

3.5　對兒童溝通行為的普遍忽略

目前。有關親子溝通的大部分測量工具都將關注點集中在父母行為上，較少關心兒童作為一個獨立而具有主動性的個體在溝通中的表現。在此僅以親子溝通研究中被廣泛采用的測量工具――修訂后的家庭溝通模式量表為例說明這種研究設計中的偏差。該量表共有26個描述親子溝通的項目，而其中只有4個項目是描述兒童溝通行為的(Ritehie & Fitzpatrick，1990)，即使在這個工具的兒童版中描述成人與兒童溝通行為的項目數量亦是如此。

這種對親子溝通雙方關注程度嚴重不對稱的現象也體現在觀察法的應用中(Barrett et al.，2005)。多數研究在編碼和分析親子溝通行為時根本不對觀察到的兒童行為進行處理。有些研究即使對兒童行為進行了編碼，也不會將其作為正式結果呈現。而確實有證據表明溝通中兒童行為特征對父母行為具有一定影響。例如，Dumas和LaFreniere(1993)的研究發現焦慮兒童的父母在同一任務中與自己孩子和不熟悉兒童的溝通行為不同。這說明父母對孩子表現出怎樣的行為可能部分取決于兒童的溝通行為。

其實，親子溝通模式本來就是在父母和兒童互動的基礎上形成的，因此應反映“親”和“子”雙方面的行為。Portes等人(1998)對親子溝通行為序列的研究就發現，良好的溝通模式既包括父母的提問、指導，也包括兒童對父母提問的反應、建議和主動發問等。同樣，Granic和Lamey(2002)的研究也指出，穩定的親子溝通模式源自父母和兒童之間上百次的行為嘗試和互動，最終形成一個動態穩定結構，即溝通模式。所以，研究者們不應忽視溝通的雙向性，在未來的實證研究中應同時關注溝通中每個成員的行為，這樣才可能看到真實的溝通行為序列，發現親子溝通的真正規律。

4　測量和觀察法在親子溝通研究中的應用前景

根據上文所分析的測量和觀察兩種方法在親子溝通研究中應用的狀況及存在的不足，我們認為未來的研究應該在親子溝通理論模型的建構、測量工具建設、觀察資料分析方法等方面有所改進和突破。

篇（5）

1.幼兒心理教育可以使教師充分了解幼兒的心里想法

研究并不斷加強對幼兒的心理教育可以更加充分的了解幼兒心里想法。幼兒教育工作者要想做好幼兒教育活動安排，親密接觸幼兒就必須科學的掌握幼兒的心里想法與心理變化情況。對幼兒的心理特性進行掌握是幼兒活動能夠順利進行的必要前提，所以應該予以認真的重視。在幼兒的世界里，世界是新奇、有趣的，他們對于周圍環境和各樣事物有其自己獨特的認知，往往對于一個事物會奇思妙想，并提出很多問題，教師在這個時候就需要充分掌握這些幼兒的心里獨特想法，耐心的解答幼兒提出的各種小問題，幫助他們建立正確的是非觀，形成好壞之分、善惡之分。

2.過心理教育促進幼兒學習

幼兒的學習規律是分不同時期的，不同時期的幼兒對知識的掌握能力和程度大不相同，所以對幼兒進行教育一定要結合幼兒的實踐發展情況進行。只有確保其在理解的基礎上進行知識講解教育才能使幼兒充分的學習到相關知識，否則會起到適得其反的教育結果。而目前的很多家長和教師往往忽略了幼兒的發展規律，一味的要求高成績，在幼兒時期就對其進行晦澀難懂的知識教育，即使在短期內取得了一定的教育效果，但就長遠來看卻大大的影響了幼兒的良性教育發展。

3.通過幼兒心理教育可以幫助幼兒創造舒適的成長環境

幼兒心理變化是有一定的表現形式的，經過多年的幼兒教育實踐工作可見，只有使幼兒生活在快樂、和諧、輕松的環境中才能建立幼兒良好的心理素質，使其更加的開朗、活潑。而一旦幼兒生活在吵雜、枯燥的環境中，則會出現很多消極心理，甚至導致幼兒產生自卑心理，出現不合群現象。通過對幼兒的心理表現的觀察可以幫助幼兒建立舒適健康的成長環境。

二、觀察方法在幼兒心理教育中的應用研究

1.通過觀察日記記錄幼兒的心理情況

使用日記記錄形式是觀察方法之一，著名的教育家陳鶴琴就曾采用這種方法記錄她第一個孩子出生后心理變化情況，由此寫出了著作《研究兒童心理學》[3]。通過日記形式記錄幼兒的成長軌跡和心理變化可以有效的獲取幼兒的心理信息，對于針對性的心理教育意義重大。日記，可以記錄幼兒的日常生活，包括課上回答問題的表現以及課下游戲時的情緒變化。長期的記錄可以是教師明確幼兒喜歡怎么樣的課堂教學形式以及游戲活動，并對幼兒的心理特征和情緒變化都能做好總結，以此來充分了解幼兒。但是由于該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目前尚未被廣泛采用到對幼兒的心理教育工作中。

2.記錄典型事件方法

典型事件記錄方式是觀察法中對特定事件進行研究記錄的一種方法，該方法時間限制較小，可以隨時記錄幼兒不同時期的不同表現，通過事件發生的原因、事發過程以及發生之后幼兒的表現記錄來觀察幼兒的心理情況以及變化。比如，可以記錄兩個幼兒之間的矛盾過程，通過矛盾雙方的年齡、性別、家庭、矛盾發生原因、發生經過以及事件的最終結果等記錄來觀察幼兒在其間的心理發展情況。根據觀察到的事件內容以及心理總結可以發現幼兒的實際心理所想，這樣就可以在今后的教育中盡量規避這些問題，減少矛盾的發生率，降低糾紛事件發生的可能性。

3.記錄幼兒行為的發生率

篇（6）

【關鍵詞】拱形包扎法 學齡前患兒換藥 效果觀察

在門診換藥中，學齡前患兒的外傷多見于擦傷、燒傷。這兩種損傷由于初期傷口表面有滲血、出血，容易結痂粘連，在傷口換藥時給患兒及家屬帶來較大的痛苦。我院門診通過臨床實踐觀察，采用拱形包扎法，能減輕患兒的恐懼感和痛苦程度，加速傷口的結痂愈合。現總結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10年1月～12月，我院門診共收治71例單車擦傷患兒及104例Ⅰ°～淺Ⅱ°燒傷患兒，其中男103例，女72例，年齡1～5歲，平均年齡2.8±0.67歲。納入樣本條件：表皮擦傷，Ⅰ°、淺Ⅱ°燒傷，每個傷口創緣直徑在10cm以下。

1.2 方法

按換藥排隊單雙號隨機分組，單號納入觀察組88例，雙號納入對照組87例，納入樣本的患兒中有71例擦傷，104例燒傷。

對照組 常規換藥：清洗消毒傷口，涂聚維酮碘，用6×8cm的8層無菌紗塊緊貼皮膚覆蓋傷口。

觀察組 常規換藥后用拱形包扎法覆蓋傷口；5～7天成痂后，用12號針頭挑松一側痂皮，防止痂下積膿。拱形包扎法：將8層無菌紗塊打開成直條狀的紗塊，紗塊打開后要求的長度：長于傷口直徑6cm，厚度：2～4層。將紗塊高于和低于創緣上下方各2cm處粘貼膠布，使之成拱形狀覆蓋傷口，拱形處留有空隙；當傷口橫、直徑較大時，可用直條型雙排紗塊以拱形包扎法包扎，雙排紗塊中間須留有空隙；創緣下側的紗塊厚于或等于創緣上側的方紗為佳；指導家屬回家后，每2小時用無菌棉簽從空隙處挑起紗塊，防止紗塊粘連傷口，若出現紗布脫落時，要及時回醫院換藥。

1.3 觀察指標

1.3.1 疼痛指標觀察

應用患兒疼痛評分表( FLACC量表)評估患兒疼痛水平，從面部表情、腿部活動、、哭鬧和可安慰程度5個方面進行評估。每項內容按 0～2評分， FLACC評分>3分為輕度疼痛， 4～6分為中度疼痛，7～10分為重度疼痛[1]。患兒進入換藥室時進行首次疼痛評估，于首次換藥的第1天、第2天、第4天、第7天、第10天，每次換藥時評估 1 次， 并記錄。

1.3.2 換藥效果和家屬焦慮程度觀察

兩組患兒對第1～5次換藥時傷口的粘連度，出血量，愈合時間，進行比較換藥效果。愈合標準：創面干潔無滲出、充血、水腫[2]。③家屬焦慮程度 根據自評焦慮量表(簡稱SAS) ，國內常模標準均值為(37.23分)[3]， 用觀察法觀察家屬的面部表情、儀態、姿勢、目光、語言等心理現象。

1.4 統計方法

數據采用spss13.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采用X2檢驗、t檢驗、z檢驗進行比較。

2 結果

兩組患兒均在換藥后第 1天達到重度疼痛 (7～10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第 2～5次換藥中， FLACC評分兩組比較有明顯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P

3 討論

3.1 應用干性愈合理論，借鑒燒傷暴露療法

干性愈合理論主要原理是為創面提供開放高氧環境，以抑制創面厭氧菌生長。開放的干燥環境可促進創面形成結痂，加速愈合[4]。我們在實踐中采用拱形包扎法，令創面在5～7天形成焦痂。此外借鑒燒傷暴露療法，使創面滲液及壞死組織干燥成痂。暴露療法要求的環境較高，如要求室溫30～32℃，相對濕度40%，接觸創面用品均應無菌[5]等。我們換藥時傷口涂聚維酮碘后，采用拱形包扎，創造了類似暴露療法的環境，也取得了相似的療效。

3.2 拱形包扎法的優缺點

優點：（1）創面易干燥成痂。擦痕較深，污染嚴重的創面不容易一次性清洗徹底，尤其在傳統包扎情況下更易有污物、細菌、異物殘留[6];另外，傳統包扎傷口局部潮濕易引起傷口再感染。采用拱形包扎法，一方面可吸附滲液，另一方面又具天然屏障作用，起到了遮擋傷口預防感染的作用。

（2）增加了患兒舒適度和家屬滿意度。（3）實用性強。不同部位、不同年齡、不規則傷口均適用拱形包扎法；簡單易學，容易推廣。

缺點： 深部傷口或家屬配合不當易致傷口感染。

4 結論

學齡前患兒換藥中應用拱形包扎法，能明顯減輕患兒及家屬的痛苦，縮短換藥時間，可推廣至兒童和成人換藥中應用。

參 考 資 料

[1]陳梅芳. 嬰兒和兒童疼痛評估的 FLACC量表法[J]. 國外醫學: 護理學分冊.2003，22(6) : 289.

[2]張衛紅，周云，嚴向明.康復新液在尿道下裂術后傷口護理的效果分析.護士進修雜志.2010，9，25（17）：1565.

[3]關健紅，郭翠嬌. 骨傷科手術患者家屬焦慮情緒的心理調查及干預.中外醫療臨床研究.2008，30：90.

篇（7）

心房顫動(房顫)是臨床最常見的持續性心律失常，其發生率隨其年齡而增加。房顫患者的主要危害是缺血性腦卒中。栓塞是房顫的重要并發癥，其中腦栓塞是房顫致死和致殘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抗凝是治療房顫的重要目標。華法林抗凝治療使腦卒中的發生率顯著下降。華法林的療效可能優于大劑量阿司匹林。我院2008年2月至2010年6月對120例老年心房顫動患者經華法林抗凝治療，現總結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組120例，男85例，女35例，年齡62~89歲，心房顫動病因：冠心病75例，高血壓性心臟病20例，肺源性心臟病10例，糖尿病12例，擴張型心肌病3例。對患者進行病史詢問，包括患者一般情況、房顫首次發作時間、房顫持續時間。用藥期間出血程度分為嚴重出血和輕度出血。嚴重出血包括致死性的、威脅生命或可能致死的出血、需要輸血或手術干預治療的出血。輕度出血包括明顯的或隱性的胃腸道出血、咯血、鼻出血、皮下淤血、中等程度的慢性貧血。

1.2 入選標準 房顫持續時間均>12個月，用藥轉復失敗或不能長期維持；心功能NYHA分級：I~Ⅲ級；腦梗死病程>1個月；高血壓用藥后血壓

1.3 方法 輔助檢查：包括心電圖、超聲心動圖、凝血功能檢測；華法林用藥及監測情況：所有患者入選后服用華法林2.5 mg/d，第5天早晨抽取枸櫞酸鈉抗凝血2 ml，監測INP，隔天復查。根據INP水平調整華法林用量，INR>2.5，減量1/4或1/2后繼續服用，INR

1.4 統計學方法 運用SPSS10.0軟件包進行統計，計量資料采用(x±s)表示。

2 結果

2.1 用藥及監測情況 華法林起始劑量為2.5 mg，根據INR調整華法林用量，可適當增加或減少1/4~1/2劑量，維持劑量為1.25~3.25 mg,INR達到1.6~2.5水平需時間為5~12 d，INR穩定于1.6~2.5水平需10~28 d。在華法林劑量調整過程中INR最高達6.93，患者無出血并發癥。隨訪時間0.5~3年。

2.2 并發癥情況 本組患者大多有惡心、腹脹、轉氨酶輕度升高等不良反應，經對癥處理后消失。2例有并發出血，其中1例為嚴重出血，合并氣道內出血，經搶救無效死亡。所有患者隨訪期間無缺血腦卒中及其他部位的血栓。

3 討論

房顫是最常見的持續性心律失常，也是缺血性腦卒中重要的危險因素，可使栓塞的發生率增加50％。房顫導致的腦卒中有很高的病死率和致殘率。房顫引起栓塞的相關危險因素包括周圍血管栓塞或腦卒中、TIA、高血壓、糖尿病、左室功能低下、瓣膜置換、風濕性二尖瓣病、明顯的冠脈疾病、甲狀腺功能亢進、超聲發現左房血栓。房顫的治療目標除控制心室率并維持竇性心律外，更重要的是預防血栓栓塞事件的發生。華法林為香豆素類化合物，是一種最常用的口服抗凝藥物，其良好的吸收率及較長的半衰期(約37 h)使得單一劑量即可達到穩定的抗凝效果，服藥后2~7 d開始發揮作用，主要使肝臟微粒體內的維生素K失活并干擾維生素K依賴性凝血因子II、Ⅶ、Ⅸ、X的γ羧化，使這些凝血因子無法活化而僅停留在前體階段，從而達到抗凝的目的。本組觀察華法林在患者中初始劑量2.5 mg/d為宜，用藥5 d后監測凝血功能，一個月內劑量調整時每周監測凝血功能一次，一個月后INR水平穩定于1.6~2.5后可1~2個月監測凝血功能，該華法林劑量調整方法是安全可靠的。在合理監測INR強度(1.6~2.5)基礎上，華法林抗凝治療過程中應注意避免患者外傷事件發生，擇期手術及創傷性檢查，治療前，應提前一周停用華法林治療，急診醫療事件中，應密切注意出血情況，及時應用維生素K及凝血因子治療。華法林在服藥過程中需要不斷監測INR以了解抗凝強度，這就要求患者應理解抗凝的必要性并積極配合，按時監測INR。總之，華法林抗凝治療房顫患者腦卒中發生率明顯降低，同時不會增加嚴重出血并發癥的發生率。應用華法林抗凝治療心房顫動過程中，嚴格掌握適應證并加強INR的監測，隨時調整劑量使INR保持在1.6~2.5之間是安全有效的。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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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3-0-01

一、研究背景

1.研究目的

奔著人人都是安檢員、人人都是監督者也是被監督者的管理思路，充分發揮施工區隊管理人員接近職工深入現場的管理優勢，通過政策引導來調動施工單位舉報、自報“三違”的積極性，從而從根本上達到杜絕“三違”、減少事故的發生，最終實現區隊自治的管理目的。

2.可行性

目前，煤礦企業的職工素質明顯提高，煤礦職工的安全意識逐步提升，特別是對生命更加敬畏和重視，安全第一的安全管理理念已深入每一位煤礦職工的內心，珍惜生命遠離傷害已成為每位煤礦職工的共同心聲。近年來，一場場由于違章釀成的傷亡事故讓每位職工深深地理解“制止一起‘三違’就是避免一場事故，增加一次教訓就是挽救一條生命”的深刻道理，“三違”行為已成為每位煤礦職工的眾矢之的，人人恨之唾之。

從“三違”導致事故的因果聯系來分析：“三違”人員的“三違”行為不但是對自己生命健康的不負責任，而且對工友的人身安全也造成嚴重威脅，因此，發動廣大職工舉報“三違”行為不但是為“三違”人員的及時制止與打擊，更是對工友自身安全利益的維護。對違章人員來說， 對其“三違”行為的及時制止是對其不軌行為的及時糾正，應該喜而受之，不該怒而拒之。

3.必要性

由于礦井對違章人員及違章人員所在單位都有相應的處罰措施，因此，違章人員對安檢人員也是處處防備，為了逃避考核，區隊管理人員往往也是包庇“三違”人員，煤礦“三違”現象多發生在施工現場，而礦井安檢人員的數量有限、在施工現場停留的時間有限，這就增加了“三違”現象的隱蔽性，成為阻礙礦井安檢部門抓“三違”的一道屏障，造成很多“三違”現象不能在第一時間被制止，因此單靠礦井安檢人員抓“三違”有很大的局限性，使得“三違”現象成為嚴重威脅煤礦安全的隱形殺手。

4.自報、舉報“三違”管理法的總體思路

全礦所有人員均具有舉報“三違”，制止“三違”的權利與義務，全礦所有人員既是監督者也是被監督者。對查出“三違”的個人給予獎勵，對查出“三違”的人員所在的單位在月度綜合考核中給予加分。

二、具體實施細則

1.區隊考核方式

1.1各區隊每月要按每百人至少自查“三違”2人次報到安檢科，自查“三違”在月度“綜合考核”中加分獎勵；當月沒有自報“三違”的，對區隊“綜合考核”進行扣分。

1.2區隊管理人員自查的“三違”直接報安檢科，經安檢科登記確認后方可有效。

1.3區隊班組長及一般員工自查及舉報的“三違”要及時報至其隊部，并經區隊主要負責人落實確認后報到安檢科，由安檢科對“三違”行為進行核實判定。

1.4區隊管理人員自查、區隊班組長及一般員工自查或舉報的“三違”由區隊根據隊內有關制度進行內部考核，礦不再對違章者及違章人員所在單位進行考核。

2.科室人員自報、舉報“三違”考核方式：

2.1舉報“三違”人員要及時上報安檢科，并經安檢科登記確認后方可有效。

2.2對所查違章的人員所在科室按照“綜合考核”有關規定給予加分獎勵。

2.3.對違章者及其所在單位按照礦規定由安檢科按照規定進行考核。

3.其它要求

3.1管理人員自查“三違”必須在當班或不超過4個小時之內將違章人員的信息（隊別、姓名、違章地點及違章情況說明）報安檢科。

3.2區隊班組長及一般員工所查及舉報的“三違”必須在24個小時之內將違章的相關信息報安檢科。

3.3對不及時上報或上報后（需要落實的）而不愿給予提供證據的，視為無效舉報。

三、考核與獎懲

1.所有區隊每月自查或舉報的“三違”均由安檢科建立《區隊自查及舉報“三違”臺賬》，并監督檢查其單位內部考核情況。

2.凡發現區隊組織假報、虛報而騙取“綜合考核”加分和獎勵的，給予責任單位按照加分標準的3倍進行減分處理，并給予自查或舉報者按獎勵額的3倍進行罰款，并在全礦通報批評。

3.凡發現區隊對“三違”人員不按區隊制度相關規定進行考核的，或考核中存在應付或搪塞的，按照加分標準的2倍進行減分處理，給予自查及舉報者按獎勵額的2倍進行罰款，并在全礦進行通報批評。

4.對組織假報、虛報“三違”的，或對“三違”人員考核不力的，由安檢科直接開據罰款通知單。

四、應用效果分析

自從自查及舉報“三違”管理機制運行以來，礦安檢部門查出的“三違”個數明顯減少，且自查“三違”個數與礦查“三違”個數成反相關關系，區隊內部自查的“三違”行為多，礦安檢部門查出的“三違”行為就少。這說明區隊職工的大部分“三違”行為被區隊內部管理人員及時查出并制止，充分發揮了區隊管理人員接近現場了解職工行為的優勢，這樣就縮短了“三違”行為的存在時間，及時切斷了“三違”向事故的演化過程，有效提高了制止“三違”行為的時效性。

篇（9）

助產在產婦分娩過程中可以有效保證胎兒能夠順利娩出產道。隨著科技進步及醫療水平發展， 產婦對助產標準也越來越高， 應用傳統助產措施已經無法滿足當前所需[1]。本文選取陰道分娩單胎頭位產婦120例， 分析改良式助產法效果， 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2010年1月～2013年6月陰道分娩單胎頭位產婦120例， 按照自愿原則分為研究組與對照組， 每組60例， 年齡22～38歲， 平均年齡（25.4±2.5）歲， 孕周37～42周， 平均時間為（38.6±2.3）周， 孕次1～4次， 平均（1.2±0.3）次， 產次1～3次， 平均產次為（1.1±0.5）次。兩組產婦在年齡、孕周、孕產次數等基礎資料方面均無明顯差異性， 可以進行比較。產婦均經產前檢查無妊娠合并癥、并發癥及頭盆不稱等導致母體和胎兒出現異常因素。

1. 2 方法 對照組應用常規助產方式。研究組采取改良式助產法（導樂法）助產。產婦入院后則需指定一位具有豐富生產經驗的助產士， 采取一對一方法助產。助產人員需詳細掌握對于妊娠及分娩相關知識， 且使得產婦能夠了解分娩過程中的注意事項， 且能夠降低分娩疼痛措施， 確保產婦可以了解助產方法及效果， 從而增加順利分娩。產程開始后， 需要指導產婦根據產程正常節律予以相關配合完成整個施力過程。宮縮過程中需叮囑產婦進行深呼吸， 合理予以穴位按摩， 以便降低產婦所產生不良心理， 多鼓勵產婦飲食及用水， 確保其得到充足營養及能量；通過胎心監護所獲得的節律聲音， 確保產婦可以聽到胎心音， 從而增加母親自身幸福感及責任感。采取改良式托肛加指法使得會陰得到有利保護。在胎頭撥露出3～4 cm時， 助產者用右手拇指與四指分開放置到會陰處， 手心放置到處， 大于肌壓至會陰體， 在宮縮過程中使得盆底肌肉往內上方發力， 且于宮縮過程中停止；用左手中指無名指彎曲輕壓胎頭枕部確保胎兒分娩而出。根據實際情況合理應用鎮靜劑或鎮痛劑， 緩解產婦疼痛。

1. 3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均應用SPSS18.0軟件統計分析， 以t檢驗， P

2 結果

研究組產婦分娩前SAS評分、平均分娩時間均明顯減少， 并發癥發生率相比較對照組明顯降低， 差異存在統計學意義（P

表1 兩組產婦分娩情況對比

組別 SAS評分 平均分娩時間min 并發癥[n（%）]

研究組（n=60） 41.6±1.3 97.6±10.5 4（6.7）

對照組（n=60） 54.8±3.8 114.5±10.6 10（16.7）

3 討論

分娩屬于人類較為自然的一個生理過程，目前臨床中應用剖宮產手術方法分娩產婦有大量增加趨勢， 此現象引發要因素為產婦對分娩所產生的疼痛感存在一定恐懼性， 而且當前社會對于分娩存在一定錯誤認知力。目前臨床中， 所應用助產方式也得到了快速發展， 其人性化助產受到越來越高的關注度， 分娩得自于助產的效果也越來越顯著。改良式助產法自產婦分娩前一直到其分娩整個過程中均實施一系列合理干預方式[2]。采用正確方法進行接生， 在準備接生時， 需將產床后半位置推進， 產婦體溫保持膀胱結石位， 雙腳則應蹬值腳架， 大腿則靠往腹部， 雙手緊握住產床兩邊把手， 在宮縮出現時需先進行深吸氣， 用力屏住氣體以便提高腹壓， 間隙中可將全身放松進行適當休息， 出現再次宮縮時則繼續按照以上方法重復進行。助產人員應穿好手術衣， 面對產婦會位， 鋪上無菌墊， 以右手掌將消毒會陰墊放置到產婦臀位下方， 使其上托至及會陰。而助產人員在分娩過程中， 手及身體需隨著產婦臀部改變而方式移動， 當胎頭分娩而出時需幫助胎頭予以外旋轉， 同時內推后肩， 左手幫助分娩出后肩， 用右手抓牢胎兒兩下肢， 使得胎兒處于頭低臀高位， 確保呼吸道內羊水完全流出。完成斷臍并置入聚血器后， 助產人員需對產婦產道進行檢查， 且完成會陰縫合。在會陰實施沖洗處理時， 所應用改良式助產法具有更明顯方便性及徹底性， 使得接生整個過程處于無菌化環境中， 而且可以有效防止母嬰出現感染。產婦處于膀胱截石位， 可以抬高恥骨弓， 增加出口徑達到2 cm， 有利于分娩空間增加， 使得產婦骨盆傾斜度得到良好糾正， 而且使得胎兒更容易旋轉而出。因為后半部分產床實行推進策略， 對胎兒前肩分娩效果顯著， 從而減少新生兒肩難產與鎖骨骨折出現幾率[3]。托肛保護可以確保盆底肌肉得到上托作用， 助產人員此時更能夠使產婦會陰得到合理保護， 降低胎頭對于會位的沖擊性， 避免會陰裂傷切口出現。胎兒分娩后采用頭低臀高位， 使得呼吸道羊水得到徹底性清理， 降低窒息發生幾率。

經本文研究發現研究組產婦在分娩前SAS評分、平均分娩時間均明顯減少， 出現并發癥幾率也明顯降低， 與對照組相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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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一讀是茶館式教學法的第一步，也是閱讀的第一步。但是，讀并不是簡單地對文本進行“念”，而是要明確讀的目的，思考文本中所表達的思想感情或者是寄予作者怎樣的思想感情等等，這樣的“讀”才有效果，才能促使學生在自主讀的過程中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才能大幅度提高語文閱讀質量。而且，在茶館式教學法中“讀”也是開展其他活動的基礎，也是高效閱讀課堂順利實現的保障。

例如：在閱讀《再塑生命》時，我選擇了茶館式閱讀方式，首先，讓學生圍坐在一起，引導學生帶著下面的問題進行自主閱讀活動，即文本中表達了怎樣的思想感情？組織學生帶著目標進行自主閱讀，并自己總結文本中描寫了一個怎樣的故事。這樣不僅能夠提高讀一讀的質量，確保茶館式教學法價值的最大化實現，而且為閱讀質量的提高及文本價值的體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議議

議一議是提高學生獨立思考能力、加強生生之間交流的重要方面。但是，需要說明的是，教師要給學生搭建議議的平臺，要鼓勵學生在獨立思考和互相討論中豐富自己的觀點和看法，拓展學生的思維，使學生在議一議的環境中更全面地理解文本的中心思想，同時，也為學生健全地發展做好保障工作。因此，在實際的議議環節，教師要結合教材內容引導學生進行思考和探究，這樣不僅能夠幫助學生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同時也為語文閱讀質量的大幅度提高做好保障工作。

還以教學《再塑生命》為例，在讀一讀之后，我組織學生以小組為單位討論自己在閱讀時的感想以及產生的疑問，比如：有學生提出：為什么沙利文老師能夠開啟海倫的心智？

還有學生提出：為什么說是“再塑生命”？是指沙利文老師給了海倫第二次生命嗎？

更有學生提出：生命是什么？什么樣的生命具有存在的意義？

……

對于學生提出的這些問題，我們要鼓勵學生在小組內進行自主思考，這樣不僅能夠幫助學生理解文本的中心思想，提高學生的閱讀效率，而且對學生閱讀能力的提高也有重要作用，此外，還能促使學生獲得良好的發展。

三、練練

練練環節是讓學生進行文本閱讀理解練習，引導學生在閱讀后解決相關的問題，這樣不僅能夠幫助學生掌握基本的語文知識技能，而且對提高學生的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都有重要作用，有利于提高學生的閱讀質量。

還以閱讀《再塑生命》為例，在教學時，我引導學生對下面幾個練習題進行了思考，即：

（1）沙利文是怎樣逐步引導“我”認識抽象事物的？試以“愛”為例具體說明。

（2）試著對“我又獲得了一種新的知識――大自然有時也會向她的兒女開戰，在她那溫柔美麗的外表下面還隱藏著利爪哩”這一句話進行解讀，說一說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

組織學生在讀、議結束后，根據自己的理解對這些練習題進行思考、討論，這樣不僅能夠幫助學生掌握文本中心思想，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同時，對學生綜合應用表達能力的提高也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講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