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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引言：理還是過度審慎？

東南亞金融風波的警示和國內金融資產質量不高的現實，增強了我國金融業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意識，各金融機構都把清理金融資產、降低不良貸款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普遍上收信貸管理權限，紛紛實施集約化經營，將有限的經營資源集中調配使用，重點投向“大城市、大企業、大項目”和優質客戶，對地市級分行授予少量的收回再貸款審批權限，對縣級支行授予10萬元以下的小額抵押貸款審批權限。顯然，這屬于商業銀行規避風險、強化內部管理而采取的理，但是當前也存在信貸資源集中的反面評判，認為這是商業銀行的過度審慎行為，并因此而造成了借貸、對企業支持不足和宏觀經濟增長乏力等一系列微觀與宏觀經濟后果。不防套用前若干年的一個熱點討論：貨幣政策的一致性（consistent）和相機調節性（discretion），或者說是貨幣政策的單一目標還是多元目標的選擇問題（Kydland和Prescott；對中國的討論，參見謝平2001）；那么，在銀行信貸層面上由此產生的兩個政策問題在于：我們應該堅持風險管理的唯一目標（在此，體現為一致性目標和行動），還是既堅持風險管理，同時仍然要求“銀行支持企業乃至國民經濟發展”（在此，體現為相機抉擇或多目標）？如果選擇多元目標，是否存在目標沖突，政策成本如何分擔？

那么，具體地，信貸集中對當前的經濟運行的影響究竟如何？應當怎樣調整才能使信貸政策更好的服務經濟建設？為進一步了解這一信貸管理體制改革的經濟后果，及時確定調整方向，減少負作用。筆者以山西省朔州市為典型，對現有信貸管理體制下國有商業銀行信貸資金營運情況進行了專題調查。

二、宏觀周期與微觀周期：國有商業銀行信貸資金營運情況及特點

我們首先實證地觀察朔州市國有商業銀行的信貸情況。

截至2001年3月末，朔州市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貸款余額為707250萬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3581.9萬元，增長3.4％。據對人民銀行山西朔州市中心支行建立的信貸登記咨詢系統中已登錄的貸戶資料分析了解：

朔州市四家國有商業銀行3月末貸款余額在各行業的分布為：采掘業所占貸款余額為250886萬元，占全市國有商業銀行貸款余額的35.47％；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的貸款余額為178427.86萬元，占全市國有商業銀行貸款余額的25.23％；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訊業的貸款余額為45345.19萬元，占全市國有商業銀行銀行貸款余額的6.41％；制造業的貸款余額為3044.3萬元，占全市國有商業銀行貸款余額的4.3％；農、林、牧、副業的貸款余額為19432.64萬元，占全市國有商業銀行貸款余額的2.75％；房地產、建筑業的貸款余額為15586.08萬元，占全市國有商業銀行貸款余額的2.2％；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的貸款余額為15093.53萬元，占全市國有商業銀行貸款余額的2.13％；行政事業單位的貸款余額為2997萬元，占全市國有商業銀行貸款余額的0.42％；其它行業的貸款余額為51005.95萬元，占全市國有商業銀行貸款余額的7.21％；部分破產及配卡企業的貸款余額為98032.75萬元，占全市國有商業銀行貸款余額的13.86％。

從貸款對象來看：去年以來在人民銀行信貸咨詢系統已登錄的、且與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有萬元以上借貸關系的企業約為300多戶，累計貸款發生額為197340.8萬元，占萬元以上登錄貸戶發生額的98.5％。其中：信用度為A級上、貸款額度在千萬元以上的優質企業為29家，它們多數從兩家或兩家以上金融機構獲得貸款。總計貸款發生額為158902.7萬元，占萬元以上貸款企業總發生額的80.52％。這些大額貸款都是由省級及省以上金融上金融機構進行考察、評估、批準發放，市及市以下企業只負責向省及省以上機構進行貸款項目推薦，無權批準發放。因此，信貸集中于優質企業。

從企業規模分布看：朔州轄區內平朔第一煤炭有限公司、神頭第一、二發電廠三大國有大型企業僅占去年全市信貸咨詢系統中與銀行發生借貸關系企業數量的1％，而這三大企業從多家國有商業銀行獲得貸款卻占去年以來國有商業銀行全部貸款發生額的53.49％，其中：平朔第一煤炭有限公司去年以來就向三家國有商業銀行累計貸款83530萬元，占已登錄企業全部貸款發生額的41.6％，占千萬元以上貸款企業發生額的52.67％。因此，信貸集中于大型企業。

從上述信貸資金運行情況可以看出：朔州市國有商業銀行信貸投資放呈現出以下特點：一是貸款權限向總行和省分行高度集中，基層行授權很小；二是貸款額度向少數壟斷行業和優質客戶集中；三是貸款投向向部分國有和大型企業傾斜；四是信貸對象基本趨同；五是大多數中小型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很難得到貸款。

從表上可以看，宏觀經濟周期對信貸運行周期的塑造是不言而喻的。同時，一地經濟結構必然決定該地區資金流向和金融機構的業務類型。或者說，需求決定供給。從朔州市近六年來的經濟運行及主要產品產量變動情況來看：

在經濟穩步增長的同時，煤電作為能源城市的支柱產業由于受周邊煤炭市場及工業企業開工不足和國家產業政策、山西省限產壓庫政策的影響，地方原煤產量與銷售率逐年下降，虧損日趨嚴重；電力行業呈現出前三年一路攀升，1998年因用電地區工業不景氣發電量頓挫，后因經濟回暖拉動發電量再次回升。而乳制品業、通訊業產品則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逐年走俏，商品批零貿易業隨著城市市場的繁榮呈現出購銷兩旺的勢頭，經營效益穩步提高。作為向企業提供主要融資渠道的銀行業按照投入與產出、收益最大化原則逐步把效益較差的地方煤炭行業列入信貸投向的退出行業，把回升有望的電力行業、出口創匯、效益較好的國有大型企業&#0；&#0；露天煤礦作為信貸資金支持的重點項目，把市場前景看好、經營效益高、有還貸能力的通訊、石油、商品貿易、乳制品加工等優質客戶作為金融業新的經濟增長點。并且針對基層行信貸工作中存在的地方行政干預嚴重，盲目放貸屢見不鮮，信貸資產質量逐年下降的實際，為規避信貸風險，提高系統經營效益，從1998年開始，將貸款管理權限上收到省一分行級，全面實行集約化經營。這是銀行業在當前經濟格局下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動性為經營原則進行的理性選擇。朔州市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近3年來的經營虧損逐年減少的事實（1998－2000年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當年結益分別為一43839萬元、－26994萬元、－23153萬元）也恰恰印證了信貸資金雙向集中這一操作方式在短期內的可行性。

從上述論證可以看出，宏觀經濟周期（包括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周期）使銀行信貸相應呈現周期性特征。但是，這是一種微觀產品周期，任何一本微觀經濟學教科書關于局部和一般均衡的動態描述都可以給我們勾勒出這樣一幅場景：企業在追逐超額利潤而進入某一產品市場，其進入隨之導致超額利潤的平均化，最后實現均衡。問題是，中國的信貸市場是否符合上述經典周期性特征呢？答案一方面是肯定的，銀行在追逐大企業、好項目的過程中，的確已經出現了信貸成本上升、進而凈利潤下降的情況（比如，信貸員為爭取好客戶不得不向客戶提供某些超越信貸交易的便利，這些便利是必須計入銀行成本的），成本持續上升會使信貸集中無法無限制擴張，最終實現某種均衡；但是，答案在另一方面是否定的，因為，中國的信貸市場不是完全競爭的，四大國有銀行的寡頭特征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陳磊2001）。問題在于，如果中國信貸市場的寡頭特征持續延續，那么我們的信貸集中就可能不是一個短周期，而演變為一個長周期（因為競爭不能迅速抹平超額利潤）。事實證明，我國的信貸萎縮和信貸集中從1998年開始就成為一個至今無法解決的問題，其長周期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一致性和相機抉擇：信貸資金“雙向集中”的經濟政策含義

當前信貸管理體制下信貸決策基本上來自國有商業銀行總行和一級分行，市及市以下分支行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經營自，也不可能成為名符其實的“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自負盈虧、自我約束”經濟實體。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信貸權利向上集中、信貸資金向優勢企業集中在微觀上層面是一種進步：它至少體現了商業銀行的審慎風險管理行為，而“過度追逐風險”（overrisk－taking）一直是轉軌經濟國家銀行業無法解決的瘤疾（參見世界銀行對韓國、捷克的個案分析；WordBank2001）。因此，對于信貸集中不能簡單否定。問題在于，目前的商業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信貸行為依然帶有宏觀經濟意義，信貸萎縮和信貸集中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關于信貸集中對貨幣政策和經濟增長的沖擊，參見人民銀行南京分行課題組2000）。因此，我們在對信貸集中進行規范性分析（信貸集中好還是不好）時，有必要首先分析其政策含義。我們發現，信貸集中是商業銀行自身風險管理單一目標的產物，帶有動態一致性；如果因為其宏觀經濟后果而簡單否定，必然造成信貸政策的相機抉擇性（多目標，既要規避風險，又要商業銀行執行國家宏觀政策），必然造成多元目標的沖突。我們仍然以朔州個案證明以上命題。

（一）風險管理：信貸資金“雙向集中”的直接體制性動因

貸款管理權限上收，資金供給向“大銀行”高度集中，資金投向向“大項目、大企業”傾斜，對降低信貸風險、控制盲目貸款、集中資金保重點、提高宏觀調控能力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從筆者了解到的現實情況看，信貸集中的直接動因還是商業銀行規避風險、培育優質客戶群的需要。

1.信貸資金供給渠道與貸款投向的雙向集中，符合銀行資金集約化經營的要求。既避免了過去資金撒胡椒面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國家抓大放小的經濟政策，更有利于集中資金保重點。在擴大資金投放總量的基礎上，四家國有商業銀行把有限的資金用在了重點行業和骨干企業，著力培育了一大批優質客戶群，提高了資金使用效益，促進了區域經濟結構的調整。從朔州市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去年以來的信貸資金投向來看：一是堅持向交通、郵電、電網建設等基礎行業傾斜，如市工行去年累計向這些企業發放貸款5億多元，使全市交通通訊條件得到了較大的改善，體現了“保重點顧一般”的原則；二是積極支持國有大型企業合理的資金需求，市中行近3年累計向國家重點企業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礦發放流動資金貸款3.3億元，占該行流動資金貸款總額的74.6％，充分體現了“三優先”的原則。這對認真貫徹執行國家產業、產品政策和貨幣政策起到了促進作用，對扶優限劣，集中資金保重點企業、重點項目和效益好的產品有很大好處。

2.信貸資金供給渠道與貸款投向的雙向集中，有利于減少貸款投向失誤，防范金融風險。前些年信貸審批權在縣（市）支行一級，由于基層信貸部門政策水平有限，對上級行信貸原則的理解有時出現偏差，再加上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預，銀行企業經營的軟約束，企業不考慮長遠利益，一哄而上搞重復建設，導致基層銀行盲目放款的現象時有發生。這種信貸資源的粗放擴張使銀行體系積累了大量風險。據統計：1997年末朔州市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為202861萬元，占國有商業銀行總貸款的28.68％。而近年來四家國有商業銀行上收貸款審批權限，集中貸款審批額度后，貸款投放真正體現盈利性、安全性、流動性原則，銀行集約化經營程度明顯提高，經營效益逐步改觀，有利于上級行在更大范圍內調整信貸資產結構，優化信貸資源配置，從而提高金融資產質量，降低金融風險。

3.信貸資金供給渠道與貸款投向的雙向集中，有利于在短期內改善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益。當前商業銀行放款標準主要強調的是短期的現金流量和效益改善，由此帶來的利息收入能短期內增加商業銀行的利潤，并起到規避風險的作用。從2001年3月末朔州市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益來看：一至三月份朔州市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累計盈利686萬元，比去年同期多盈利3097萬元。其中：朔州市中行系統、建行系統扭虧為盈，分別盈利1750萬元和832萬元，分別比去年同期增加1927萬元和887萬元；市工行系統、農行系統雖分別虧損1442萬元和454萬元，但比去年同期各減虧102萬元和432萬元，分別下降了13.13％和48.7％。

4.信貸資金供給渠道與貸款投向的集中，有利于促進政府職能轉換，克服行政干預；有利于促進企業轉變經營觀念，加強成本核算，提高盈利水平。資金作為一種生產要素，與其他投入一樣具有稀缺性。貸款權限上收無疑會增強企業資金約束，促使企業加強資金成本核算，努力提高資金利潤率。企業只有轉變經營觀念，狠抓產品經營，挖掘市場潛力，提高經營效益，才能取得銀行的信任和支持，最終形成投入出效益、效益保投入的良性循環。過去曾出現過“行政定盤子，企業鋪攤子，銀行拿票子”的現象，政府辦銀行色彩較濃。企業每年年初找經委、財委，要求相關部門出面向銀行發請函，召開銀企座談會、協調會，動員銀行為企業生產注入啟動資金，年終企業又跑政府向銀行要安定團結貸款、工資貸款、還欠貸款。現在銀行貸款權限上收后，決策權在上級行，企業知道找政府、經委也難在當地銀行協調到資金，只有踏踏實實、開拓創新，努力把生產搞上去，把產品市場拓寬、把經營效益搞好、把企業信譽提高，才能取得銀行的信任，才能在市場站穩腳跟。因此，企業普遍認為：轉變經營觀念，挖掘內部潛力、努力提高自身的經營效益才是生存發展的唯一出路。同時，貸款權限上收后，基層行也有了回旋余地，避免了國行政干預而造成的不良貸款，有效地規避了信貸風險。

（二）增長、激勵和系統性風險：信貸資金“雙向集中”的負面后果

信貸集中在顧及商業銀行自身風險管理的同時，也對中央銀行信貸政策（窗口指導）傳導、銀行自身操作人員激勵機制和長期系統性風險的規避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1.資金供給渠道與貸款投向的“雙向集中”不利于中央銀行貨幣信貸政策傳導。為了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增加市場多層次多樣化的商品供應和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中央銀行采取適當的貨幣政策，連續出臺了《關于加強和改進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指導意見》、《關于封閉貸款的管理辦法》，并采取調高縣以下金融機構和中小企業貸款利率浮動幅度，引導貸款向中小企業傾斜等措施。對人民銀行這些指導性政策措施，國有商業銀行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和照此指導意見辦理，對產品有市場、有前景的虧損企業的封閉貸款，各家銀行持消極被動的態度，有的行根本不貸，各商業銀行上級行對基層行發放貸款控的過死，基層行只有10萬元以下的小額抵押貸款權限，幾乎所有的其它貸款發放都要報經上級行逐筆審批，特別是近年推行的汽車、住房、教育、高檔商品等擴大的內需、刺激需求方面的消費貸款政策，在基層支行貫徹落實受到了嚴重影響，形成貨幣政策目標與實施手段不夠協調，商業銀行基層行只考慮每筆貸款能否得到上級行批復，無法考慮信貸結構調整，或通過信貸手段引導國民經濟調整，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據對朔州市消費貸款、小企業貸款調查了解：截至3月末，全市共發放各類消費貸款6039萬元，占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全部貸款余額的0.85％；小企業貸款占346732萬元，為全市金融機構貸款總額的39.1％。其中：個體及私營企業貸款僅為1550萬元，占全市金融機構貸款總額的0.17％，由此可見，國家有關支持中小企業發展、開展消費信貸的貨幣政策并沒有完全落到實處，而是形成了傳導不暢或與經濟發展脫節。

2.資金供給渠道的高度集中，造成企業審貸手續復雜，審批時間長，貽誤商機。據對朔州市國有商業銀行貸款權限及審批程序調查了解，中長期貸款全由四家商業銀行省分行考察、評估、批準發放，500萬元以下的短期流動資金貸款雖說實行規模管理，但據調查了解：截至目前各省分行都未按年或按季為二級分行核定本年度的貸款指標，只有各地市行將轄區內申請貸款的企業資料上報了省分行，在批準放貸的同時，才將放款的規模一并下達到地市分行，至于500萬元以上的流動資金貸款授權都在省級分行，地市分行收回貸款后，其指標省分行全部上收，企業申請再貸款程度和新貸款基本一樣。對新開戶企業貸款更是特別困難，尤其是近年來國家和地方都提出要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過去沒有貸款的企業或新組建的企業需要信貸支持，而上級行對基層行所管的企業一般只有上年的企業資料，沒有新申貸企業資料，理所當然也就無法得到信貸支持，基層縣（區）支行只有10萬元以下的小額抵押貸款權限，其它貸款均需逐級上報審批，企業申請一筆50多萬元的貸款，先由信貸員對企業經營情況進行實地考察、收集相關資料，寫出書面報告，交支行審貸委員別或審貸小組）集體審批。支行一般每周只開一次審貸會，若人數不齊，得事后補簽，或延期到下周辦。上報后，又是一輪信貸員、科長、審貸委員審批，最后報省分行上審貸委員會審批，如農業銀行省分行審貸委員會還得派出專人到地市進行實地考察、評估、然后再上會研究決定。這樣折騰，一筆貸款從企業申請、縣支行收集相關資料，再逐級上報上級行，到貸款發放最短也需6－7個月，企業等拿到貸款，市場信息與經濟運行的實際已發生變化，商機大失。如朔州市煤炭運銷公司，原一直在某行開戶，經營效益較好，對貸款能按期還本付息，但在2000年5月歸還了該行1300萬元貸款后，上級行當月收回了此指標，企業再申請貸款時又重新按程序逐級上報，報到省行后，省行認為煤炭為信貸投向退出行業，申請貸款不予批復，造成煤炭運銷公司生產經營缺乏周轉資金，也使該行失去了一家守信客戶，反過來也貽誤了該行的信貸貸商機。

3.資金供給渠道與貸款投向的“雙向集中”，責權利不統一，有報基層信貸員的積極性。貸款指標由上級行管理，大量的貸款向“大企業、大項目”傾斜，審批權在一、二級分行，而整天與眾多企業打交道的基層行只有申報推薦權，沒有決策權，即使有授權也只是10萬元以下的質押貸款。其它貸款均需逐級上報審批。可是，貸款一旦發放，基層行的信貸員就成了貸款第一責任人，如果出了風險，信貸員就得下崗限期收回貸款，誰還愿意去當信貸員&#0；&#0；第一責任人？如在農業銀行朔州市牛舍區支行開戶的平魯區凡水溝聯營煤礦1995年該行貸款3筆，金額18萬元，貸款方式為質押，1996年因礦井大面積起火，礦井報廢，企業破產，貸款沉淀，其貸款責任人受到牽連，被扣除6個月責任目標津貼。其它相關人員工資收入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影響，因而多數信貸人員深感信貸工作責任重大，普遍存在“慎貸、恐貸”的心理，對發放貸款積極性不高。

4.資金供給渠道與貸款投向的“雙向集中”導致信貸對象過于狹窄且嚴重趨同，潛在系統性風險相應增加。據人民銀行朔州中支信貸咨詢登記系統資料顯示：2000年3月以來，全市獲得貸款的企事業單位共311戶，僅占已登錄實發卡和配卡企業數的14.33％，其余85％以上運行基本正常且可能有貸款愿望的企業未能得到貸款，這就造成企業間資金狀況苦樂不均，相當部分的企業，特別是小企業資金非常緊張，而少數企業獲得的貸款超過了其正常生產經營的需要，將信貸資金投向了非生產領域。據對朔州轄區內的平朔露天礦、神頭一、二電廠三大國有企業獲得貸款情況了解，這王大企業向境內多家國有商業銀行總計貸款達378375萬元，占全市商業銀行貸款總額的53.49％，且這些企業都有把資金投向自辦第三產業的現象。金融機構這種競相把貸款投向“大企業、大項目”，而且客戶群體嚴重重疊趨同的現象，從單個金融機構來看，這些客戶不會發生流動性問題，有利于金融機構規避風險。但從金融機構總體看，金融部門信貸投向和客戶群體高度集中，潛在系統性風險相應增加。如朔州市金融機構過去紛紛都將信貸資金投向轄區的支柱產業；煤炭行業，近幾年，山西煤炭由于受周邊煤炭市場的沖擊，銷售不暢，積壓嚴重，再加上1999年省政府為提高煤價，減少煤炭積極壓自燃造成的資源浪費，對生產規模小的鄉鎮及部分縣辦煤礦關停并轉，使全市國有商業銀行7億元多元貸款出現周轉困難，有很大一部分已經形成風險，對轄區整個金融體系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帶來了大量無法挽回的經濟損失。從這個意義上看，商業銀行的信貸行為符合“短視理性預期”（myopicrationalex－pectation，參見Sargent1987），即過度考慮當前風險規避，沒有充分前瞻地認識今后的風險集中問題。

綜合分析以上信貸資金雙向集中對經濟運行的影響，我們不難發現，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近年來將資金供給向“大銀行”集中，資金投向“大城市、大企業、大項目”傾斜的信貸管理操作方式在短期內對規避信貸風險，提高銀行經營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也是銀行實現經營收益最大化的一種理性選擇。但任何一種選擇都是相對的，并不是絕對的永遠正確。因為每一個行業、每一個企業都有自己的發展周期，銀行目前信貸投放中評選出的優質客戶只能講其在近期內經營效益良好，有較強的還貸能力，但隨著企業發展周期中高峰的過逝，隨著周邊環境的變遷和國家產業政策的逐步調整以及加入WTO后世界經濟的沖擊，現在的優勢也許將來會為劣勢，目前的優質客戶將來可能成為劣質客戶。前期朔州市煤炭行業由于受政策因素的影響和周邊煤炭市場的沖擊，縣以下小煤礦紛紛關停并轉，給銀行造成大量無法挽回經濟損失的事實恰恰應證了這一論述。因此，從長遠經營來講，資金供應渠道與貸款投向“雙向集中”超過了合理的界限，必然會造成資金投向“點面脫節”，資金流向與經濟增長需求錯位，導致國有商業銀行客戶群嚴重重疊趨同，潛在系統性風險增大，因而以發展的眼光看：嚴格按資產負債管理的要求，微調現有信貸管理方式，下功夫著力培植一大批具有自身特色的優質客戶群，分散信貸風險，提高經營效益，才是國有商業銀行經營的長久性最佳選擇。

四、政策建議：市場化原則下的“長期一致性”選擇

以上個案分析顯示，信貸集中是商業銀行的理，必須得到決策當局的尊重。但是，信貸集中從長期看，不利于商業銀行自身的激勵機制建設，造就了潛在的系統性風險，也不利于國家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需要。從理論上看，我們不能簡單采取壓迫商業銀行執行國家宏觀政策，否則將造成行政干預、商業銀行再度陷入不良資產增量的泥潭和高的道德風險，這顯然不符合國有銀行商業化的基本改革方向。因此，相機抉擇式政策是不可取的。唯一的辦法是，充分利用中央銀行的窗口指導政策，設定利益導向，使商業銀行自愿地分散信貸資源配置潤時，繼續堅持商業銀行法人治理結構改革，促使其改變信貸決策上的短期理，以降低長期系統性風險；另外，決策當局必須打破信貸市場上國有商業銀行的寡頭局面，促進市場的競爭性，縮短微觀信貸周期。以上手段可以歸結為市場化的“長期一致性”政策選擇，換句話說，鑒于商業銀行是金融機構中最脆弱的環節，風險管理是商業銀行唯一的主題，其他政策目標必須且只能依靠誘致性（非強制性）制度創新來實現。具體建議如下：

1.中央銀行要發揮窗口指導作用，引導各國有商業銀行積極開展消費信貸，加大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投入，對商業銀行信貸過度集中行為及時進行預警預報。一是中央銀行應根據《關于開展個人消費貸款指導意見》加快制定全國統一的消費信貸業務發展規劃，牽頭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個人客戶信用信息系統，把個人信用歷史記錄、職業生涯并與儲蓄實名制、個人財產申報登記等結合起來，制定個人信用等級評估體系，實現全社會資源共享。與此同時，還要引導商業銀行建立健全信貸管理體制，在規范管理、開拓創新、優化服務上做文章，在繼續辦好個人住房貸款業務的基礎上，認真研究當前國內外消費潮流，分析大眾消費心理，積極探索新的消費信貸品種。盡快建立中間擔保機構，為一般居民提供住房、汽車等大宗消費貸款擔保，促進消費信貸業務和經濟的健康發展。二是中央銀行要引導商業銀行充分發揮金融機構的信息中介作用，及時有效地為中小企業提品、市場、經營管理、新技術的推廣與應用方面的信息咨詢服務，把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作為支持國民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加強對現有貸款結構的調整力度，對有市場，預期經濟效益可觀的中小企業合理信貸資金需求予以適當的傾斜，努力規范信貸管理，加大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投入力度。三是及時對商業銀行信貸過度集中行為進行預警預報。首先要嚴格要求各家商業銀行按照資產負債管理要求，控制信貸集中的風險，對商業銀行分支機構的信貸過分集中行為提出道義勸告；其次要充分發揮人民銀行已經建立的銀行信貸登記咨詢系統的作用，定期對銀行貸款投向進行分析，對系統性或區域性的信貸集中進行預警預報，并采取有效措施和方法對信貸集中進行控制。

篇（2）

中國經濟目前仍是投資主導型經濟，投資占GDP比重不斷提高，信貸增長仍然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重要來源。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對信貸資金的高度依賴，主要是由以下幾個因素決定的：

第一，經濟處在經濟周期的不同位置和經濟增長的不同階段，對信貸資金的需求有所不同。在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信貸需求增加。每一輪經濟快速增長之前，投資開始加速，物價開始回升，貨幣供應量和銀行信貸資金也開始高增長。近年來，新一輪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正值我國進入資本密集型增長階段，不僅是傳統的重化學工業，而且新興產業和技術的不斷出現，也使得企業和社會對資金的需求越來越大，資本深化不斷推進，創造單位GDP需要的資金存量增加，一定速度的經濟增長客觀上需要更多的資金供給。

第二，我國直接融資比重過低，導致企業融資高度依賴信貸資金。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例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已達到1∶1左右，我國直接融資比例長期較低，融資結構以間接融資為主。貸款在全部非金融機構的融資中占近80%的比重，在企業融資中占90%左右，企業長期資金需求絕大部分通過銀行中長期貸款來滿足。

第三，政府國債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進一步增長，客觀上需要銀行配套資金，從而導致信貸資金需求的增長。以國債投資為例，1998～2002年我國共發行長期建設國債6600億元，銀行配套貸款1.32萬億元，銀行配套貸款是長期建設國債的2倍。也就是說，1000億元的國債投資需要2000億元的銀行配套貸款。

第四，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比例降低后，信貸擴張具有內在動力。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和農村信用合作社改革中，加強了對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比例和余額持續“雙降”的考核，商業銀行紛紛采用新增貸款的方式稀釋不良貸款。與此同時，商業銀行上市的沖動，也有力地推動了貸款投放。另外，商業銀行出于控制信貸風險考慮并受制于投資渠道狹窄，也偏好于發放中長期貸款。而我國目前在商業銀行資產運用方面的限制較多，主要限于貸款業務，其他可投資產品較少，因此，銀行體系的大量資金也不得不投向中長期貸款。

對固定資產投資加強信貸政策引導的必要性

由于投資與貨幣供給和信貸增長之間的內在聯系，特別是在我國投資對信貸資金依賴程度較高的情況下，投資過熱往往伴隨著信貸過熱。信貸過熱之后往往形成大量不良資產，導致信貸緊縮，經濟增長速度大幅度回落。為了避免投資過熱及其產生的嚴重后果，就需要對信貸政策進行積極引導，促使投資總量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內，投資結構不斷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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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優化的可行性分析

提高數據質量管理的可行性分析。現行貿易信貸報告制度從制度框架、系統支持方面及日常業務管理上為進一步提高數據質量提供了有力保障。貿易信貸報告制度的建立，為外匯局加強數據質量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外匯局可依據貨物貿易外匯管理政策規定，開展相關工作以提升數據質量。新的貨物貿易外匯監測系統以及貿易信貸報告相關功能模塊的應用，為外匯局開展數據質量管理提供了系統支持。現行日常管理模式的建立為外匯局實施有效的數據管理提供了機制保障。強化監測機制的可行性分析。現行貿易信貸報告制度從監測制度框架、系統支持及制度建設上為進一步強化非現場監測管理提供了有力保障。貨物貿易外匯管理改革后，外匯管理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監測分析框架，將非現場監測分析視為貨物貿易外匯管理的核心工作。這種非現場監測框架的建立，為外匯管理部門開展貿易信貸監測分析提供了機制保障。監測系統從基礎數據、監測指標等方面為貿易信貸監測提供了技術支持，設置了貿易信貸從宏觀到微觀層面的監測體系。制度建設上，建立了綜合分析工作制度、貿易信貸非現場監測指導意見、貿易外匯收支非現場監測實施指導意見等。創新管理手段的可行性分析。從管理效果、宏觀環境、法律條件方面分析，對中長期貿易信貸規模進行管制、必要時輔以行政干預，在當前宏觀環境等條件下暫不具可行性，但可將其作為應急預案措施，結合外匯管理改革進程及宏觀環境變化，適時啟用。調整貿易信貸報告方式和范圍的可行性分析。通過對2012年8月至2013年7月全國預收預付及北京、大連、煙臺、武漢、重慶、西安、內蒙古七省市延收延付義務性報告的實證檢驗，90%以上的企業年報告任務在100筆以內，只有個別企業年報告任務超過1000筆。綜合考慮，調整報告方式、對大型企業采取總量報告模式暫不具備可行性。鑒此，可以考慮待提高數據質量的措施實施，且貿易信貸數據整體質量進一步完善后，再進行實證檢驗，然后根據實證分析結果再行確定該措施是否可行。通過對優化后貿易信貸管理措施的可行性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一是通過制度建設提升貿易信貸數據質量管理和豐富貿易信貸非現場監測體系是目前最切實可行的優化措施；二是對中長期貿易信貸實行規模管理雖然不存在法律障礙，然而在政府簡政放權的改革背景下，目前不具備實施的外部條件，但可以將其納入應急預案進行規劃，從而實現宏觀審慎監管；三是就調整貿易信貸報告方式和范圍來說，由于調整所產生的收益和投入成本及風險不成正比，目前暫不具備可行性，可以在貿易信貸基礎數據完善后，通過進一步實證檢驗后再行確定。

三、具體實施方案 主要采取分階段、分步驟、分重點的方式有序推進和實施各項優化措施。短期內應以提升數據質量、完善指標體系、優化監測流程、加強應急管理為重點，進一步提升貿易信貸管理的有效性，為后續監管機制的優化奠定基礎；中長期來看，應逐步構建宏觀審慎監管框架，不斷完善監測指標綜合利用體系建設，進一步加強對微觀主體的行為研究。

四、短期政策措施優化目標

以提升數據質量為重點，完善報告制度。總體思路是：通過建立數據質量管理平臺，設立數據綜合校驗機制，建立數據質量敏感企業樣本庫和建立動態評估機制等方法，改進數據質量，最大限度地規避企業制度性因素以外的錯報情況。具體措施包括：一是構建數據綜合校驗機制，包括通過宏觀經濟趨勢指標、進出口/外債/銀行收付匯等宏觀數據進行宏觀校驗的機制，通過行業平均數值比對、企業歷史數據比對、輔助統計信息準確申報校驗以及不同系統間數據比對等方面進行中觀校驗的機制，以及通過財務指標邏輯印證、財務指標替代印證、財務指標延展印證、財務指標關聯印證等方面進行微觀校驗的機制。二是建立數據質量敏感企業樣本庫。可選取現場核查中發現的下述類型企業，建立樣本庫進行跟蹤分析，鎖定報告行為特征，為后續實施差異化管理措施提供依據：（1）貿易信貸報告差錯或漏報金額和比例達到一定規模以上的企業；（2）報告單筆金額和期限極值企業；（3）未通過檢驗的企業；（4）頻繁調整、刪除、修改報告的企業。三是建立貿易信貸數據動態評估機制。將數據校驗機制與綜合分析、非現場監測、現場核查相結合，一方面在宏觀分析中判斷貿易信貸趨勢，借助敏感企業樣本庫及時采取主動干預措施，避免對跨境收支造成沖擊；另一方面在微觀主體監測過程中用于對單個主體報告業務的核實判斷。在上述基礎上，定期總結地區、行業、企業數據質量改善情況，形成對貿易信貸數據定量、定期、定性相結合的綜合評價機制。以完善監測指標為重點，提升監測效率。總體思路是：將綜合分析模塊已有的監測指標移植到針對具體微觀企業的監測，以確保監管體系一致性；同時，在監測系統相關環節進行改造，增設相關指標。具體措施包括：一是在微觀企業監測指標中增加債務類貿易信貸余額、債權類貿易信貸余額指標及比率指標；二是增加債權債務期限結構分析指標，增設中長期債務類貿易信貸余額、債權類貿易信貸余額及比率指標。本文采用抽樣調查法，對新增指標的平穩性及可用性進行了實證分析。結論如下：從全口徑債權指標分布分析來看，微觀主體債權余額具有分布穩定、金額集中等特征。大部分企業集中在小金額區間，隨著金額的擴大，企業數量呈現急劇下降。從監管實際情況來看，理想期望值應為0，即企業不存在貿易信貸資金流出，而金額增加意味著資金流出規模擴大，因此適宜通過設定單邊閾值進行監測，以體現“抓大放小”的管理原則。從微觀主體的債權余額比率指標看，同樣具有穩定、集中的分布。指標取值范圍應為[0，+∞]，下限表示企業不存在貿易信貸資金流出，上限表示企業上期發生債權類貿易信貸，而當期既無資金或貨物流出，也無債權類貿易信貸注銷，貿易信貸債權余額保持穩定。從管理意義上來看，應重點關注比率持續擴大的情況，因為其意味著流出規模的不斷增長。在具體操作層面可根據“抓大放小”的原則，搭配債權余額指標共同使用。從全口徑債務指標分布分析來看,微觀主體債務余額指標同樣具有分布上的穩定性。

從管理意義上來看，理論上的期望值為0，表明企業債務類貿易信貸均在當期完成，而債務余額增長意味著微觀主體通過貿易信貸渠道流入資金規模增長，因此可以通過設置單邊閾值對企業大額貿易信貸流入進行監測。債務余額比率同樣具有時間和空間上的穩定性，其管理意義和使用也與債權余額比率存在較大的相似性。從中長期指標來看，微觀企業的中長期債權余額分布管理期望值應為0，而金額相對集中則有利于日常監測和分析，通過設定單邊閾值，能夠有效識別異常企業。中長期債權余額比率的取值范圍應為[0，1]，0值表明微觀主體不存在中長期預付及延收，1值表示微觀主體預付及延收全部為中長期。從管理目標來看，新的優化方案提出加強貿易信貸管理，因此管理期望值應為0。從實際測算結果來看，數據分布符合理論分析，剔除無貿易信貸業務的企業后，從各區間企業分布來看，82.7%的企業不存在中長期預付及延收貿易信貸，剩余企業中主要集中在[0.9，1）及10%以內兩個區間。根據期望值及分布，相關指標適合設置單邊閾值。從中長期債務指標分布來看，樣本地區98.4%的企業該項指標為0，略低于中長期債權指標測算結果；剔除0值企業后，中長期債務指標分布與中長期債權指標類似，同樣呈現U型分布，同時具有時間及空間上的穩定性。中長期債務余額比率分布分析顯示，樣本地區73.1%的企業中長期債務余額比率為0，剩余企業中主要集中在90%至100%區間內。而在指標內涵及管理意義上，中長期債務余額比率與中長期債權余額比例較為相似，可通過設置單邊閾值對異常企業進行篩選。通過對新增指標統計規律性的分析，初步驗證了指標在實踐中的可行性：一是各新增指標均具有統計上的規律性，且在時間和空間上保持相對穩定；數據集中度相對較好，多呈現U型和L型分布，在實踐中通過設置單邊閾值，能夠實現“抓大放小”，有利于日常監測和分析。二是不同地區差異性顯著，因此在指標設置上應允許各地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相應的調整，以適應特定經濟環境的變化，避免企業篩選數量出現過多或過少的情況。以優化監測流程為重點，提升監測效果。總體思路是：改變過去單純核查貿易信貸真實性的逐筆監管模式，通過將貿易信貸監測核查與貿易收支形勢緊密結合，提升監測核查對防范異常資金跨境流動的效果。具體優化后的貿易信貸監測核查流程包含以下三方面：一是選擇貿易信貸重點監管方向。若分析顯示外匯收支未呈現明顯的流出入時，對貿易信貸的管理以日常監管為主；若分析顯示外匯收支流出入情況較嚴重時，則根據收支流出入方向，選擇貿易信貸重點監管方向。二是選擇貿易信貸監管重點企業。將貿易信貸重點監測方向由中觀層面落實到具體微觀企業。通過對地區、行業等中觀層面的監測分析，尋找貿易信貸監管重點企業。三是對重點監測企業實施分類，結合現有分類措施對貿易信貸規模實施管理，以實現對外匯收支形勢的調控。在監測分析的對象上，可根據行業的特點實行差異化監管。以加強應急管理為重點，完善風險防范。總體思路是：以建立貿易信貸應急管理機制作為現行管理體系的補充，以有效應對突發性外匯收支波動，防范管理風險。具體而言，應急管理啟動的條件基礎是貿易信貸收支流動和存量是否處于“宏觀容忍度”以內。而容忍度的判斷標準，應依據貿易信貸宏觀風險監測指標體系下各項指標的測算結果臨界值而定。可將貿易信貸應急預案的啟動實施與跨境資金流動應急預案相結合，即根據總體收支的變動情況，判斷貿易信貸業務相應的風險區間，進而確定應急管理措施實施的力度。根據措施實施難易程度，應急管理措施大致可分為四類：一是窗口指導措施，指由監管部門約請被監管對象（包括金融機構和敏感性企業）宣傳當前政策意圖和管理目標要求，并提出具體化改進意見，引導市場主體順應外匯管理目標，合理控制其貿易信貸規模。二是規模型管理手段。主要是考慮在一定期限內對企業貿易信貸規模、比例或期限進行總量限制，以推動主體將貿易信貸流入或流出控制在合理水平。三是審批型管理措施。四是市場化調節手段。根據貿易信貸對利率、匯率反應靈敏的特點，運用資金價格、成本等市場化工具，主動對影響國際收支平衡的貿易信貸（貿易融資）行為進行利益引導或預期引導。實際操作中，各項應急措施均可能存在利弊。對此，應著重把握其管理目標實現的時限要求和效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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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進出口銀行作為重點支持大型機電產品和成套設備等資本性貨物出口的政策性銀行，支持船舶出口也是其義不容辭的職責。成立八年來，中國進出口銀行始終把支持我國船舶出口作為出口信貸的工作重點之一。截至今年6月底，中國進出口銀行出口信貸業務累計對船舶出口發放貸款434億元人民幣，占同期放款總金額的23%；辦理船舶出口的對外擔保22.5億美元，占擔保總金額的74%；共計支持了包括超大型油輪、大艙口集裝箱船、液化石油氣船、化學品船、高速水翼船和自卸船等在內的各種出口船舶708艘，總噸位1767萬噸，合同總金額121億美元。同時，為貫徹國家鼓勵國輪國造的政策，中國進出口銀行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對內銷遠洋船舶的建造也提供了少量的出口賣方信貸支持。目前，國內的大中型造船企業基本上都是我們的客戶，中國進出口銀行近年來對我國船舶出口的支持率已經達到90%，與廣大造船企業形成了良好的合作關系。八年來，中國進出口銀行對船舶出口提供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促進了造船工業及其上游行業制造能力和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幫助相關行業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為我國船舶出口連續數年居世界船舶出口第三位的成績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目前，我國造船業的發展既存在優勢也面臨困難。從優勢來看，一是我國造船業技術力量較強，管理水平較高，不僅可以建造一般大型船舶，而且能夠建造30萬噸級超大型油輪，造船的質量和服務都能滿足船東的需求。二是我國人力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造船具有價格競爭優勢。三是與其他國家一樣，我國船舶出口得到了政府在出口退稅和出口信貸等方面的支持。我國造船業雖然與韓國、日本相比還有較大差距，但發展速度快，潛力巨大，發達國家的不少船東預言，未來世界船舶建造的主要市場將轉到中國，中國很有希望成為世界第一造船大國。從面臨的困難看，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和造船業國際化水平的提高，世界船舶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國際市場船價降低，我國造船成本提高，船舶出口難度加大。船舶出口如不能保持穩定增長，或者出現下降趨勢，勢必極大地影響造船業的發展，并將對拉動經濟增長和解決社會就業問題產生很大影響。我們應該從國民經濟發展的戰略高度充分認識支持造船業發展的重大意義。中國進出口銀行將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加大對我國船舶出口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使我國早日成為世界第一流的造船和船舶出口大國。

二、借鑒國際經驗，運用出口買方信貸支持船舶出口

近年來，中國進出口銀行在主要利用出口賣方信貸支持我國船舶出口的同時，借鑒國際同類機構的通行做法，為我國船舶出口提供了出口買方信貸支持。向船東提供出口買方信貸是國際上通行的船舶融資方式。與國際金融市場的一般貸款相比，買方信貸具有期限長、利率低等特點，為造船企業、船東和融資銀行所普遍接受。去年11月和今年4月，我們先后向挪威索莫蓋斯有限公司和溫特蓋斯有限公司提供出口買方信貸，支持他們從我國進口四艘8刪立方米液化石油氣船和兩艘1萬立方米液化石油氣船，反響很好，受到出口企業和國外船東的歡迎，這兩筆貸款成為我們運用買方信貸支持我國船舶出口的有益嘗試。

運用買方信貸支持船舶出口有兩個明顯的優勢：一是向購買我國船舶的外國船東提供出口買方信貸，可以增強對船東的吸引力，提高我國出口船舶的競爭力。國外船東、船舶融資和中介服務機構普遍看好中國造船業的發展，他們希望能夠在為船舶及相關貿易提供融資與服務方面加強與中國進出口銀行的合作，并得到中國進出口銀行的支持。我們向挪威斯考根海運集團提供買方信貸后，在國際上引起積極反響，一些國際知名船運公司和船東對我們向船舶出口提供買方信貸等融資服務很感興趣，紛紛前來咨詢，表示愿意探討具體的合作項目。事實證明，運用買方信貸支持船舶出口能夠有效地增強我國造船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二是讓國外船東作借款人，可以解決國內造船企業資產負債率高和貸款擔保難的問題。從船舶建造到出口收匯，整個過程所需資金量大、占用時間長，如果單純使用出口賣方信貸，會加大船舶制造和出口企業的資產負債率，使企業承擔一定的出口收匯風險。過高的資產負債率也增加了船舶出口企業持續獲得貸款和擔保的難度。出口買方信貸免除了由造船企業直接承擔的長期負債，不僅可以改善國內船廠的資產負債狀況，解決他們貸款難及尋求擔保難的問題，也解除了企業船舶出口后存在收匯風險的后顧之憂。

中國進出口銀行運用出口買方信貸支持船舶出口有不少有利條件。首先是所需外匯資金有保證。建行初期，中國進出口銀行在外匯營運資金極度緊張的情況下，曾通過為國外銀團貸款提供擔保的方式支持船舶出口。現在，國家外匯儲備比較充裕，作為支持資本性貨物出口的國家政策性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可以通過購匯等方式補充外匯營運資金，因此，運用買方信貸業務支持船舶出口所需的外匯資金來源充足。其次是貸款風險能夠得到較好的控制。中國進出口銀行自成立以來，積極開展船舶出口融資業務，對中國船舶市場和造船企業的狀況有比較深入的了解，與國外著名船東和融資機構也有比較廣泛的聯系。目前，我們已形成了一套比較成熟的船舶出口信貸風險管理制度，船舶貸款的信貸資產質量也比較高，不良貸款比率低于其他行業的水平。在對船舶出口提供買方信貸時，我們可利用這些有利條件加強對借款人、擔保人的信用評估，控制和防范船舶建造風險。可以說，我國運用買方信貸方式支持船舶出口的條件已經成熟，只要各方共同努力，買方信貸應該也能夠在我國船舶出口融資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并逐步發展成為我國主要的船舶出口融資方式。中國進出口銀行將同時發揮出口賣方信貸和出口買方信貸的作用，兩個輪子一起轉，進一步加大對船舶出口的支持力度。

三、運用買方信貸支持船舶出口的幾點意見

中國收支口銀行運用出口買方信貸支持船舶出口的事情還處于起步階段，我們要在總結履歷的基礎上，接納確切有用的步伐，加速生長這項業務，加大使用買方信貸對船舶出口的支持。

一是充實使用中國收支口銀行政策金融業務品種齊全、功效壯大等上風，為船舶出口提供“一站式”融資服務。憑據企業的須要，在船塢交船前我們可提供出口賣方信貸，同時提供所需的如約和預支款等保函服務，饜足企業在制作船舶中對資金的需求；在交船后憑據船東及保證情況，或提供出口買方信貸，或一連提供出口賣方信貸，使造船企業和船東得到全方位的融資服務。我們勉勵造船企業積極使用出口買方信貸要領舉行融資。

二是進一步增強與外洋有關金融機構的交換與相助，為國內船舶出口企業提供更多的融資方便。中國收支口銀行可以使用自身上風，請外洋金融機構一連為我行出口買方信貸提供保證，還可使用這些機構恒久從事船舶融資的履歷，借助它們普遍的客戶網絡，為國內企業提供國際市場的相干信息。另外，對接納外洋船用配置和質料、在中國制造并出口的船舶，可探究由中外雙方分別提供出口信貸，舉行團結融資。在條件成熟時，可以思量開展使用外洋買方信貸入口外洋造船配置的轉貸業務，以支持國內造船企業更新配置，前進造船本事。要議決上述普遍的相助與交換，擴大我國船舶制作項目訂單的源頭，為國內船舶出口企業奪取更多的市場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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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技術廣泛而深入地走進小語課堂，對提高教學質量，促進教學改革等產生了巨大影響，應用多媒體輔助教學已蔚然成風，在日常課堂教學中，我們常見到這樣的課堂：有的老師根本不從實際教學需要出發，不管學科特點，不論什么類型什么內容的課，整個教學過程成了幻燈片的播放與講解；有的學校大部分課程都排在多媒體教室，學生一天下來少者要聽三四節課的多媒體教學，學生每節課都始終盯著屏幕，仰著脖子當觀眾，語文課幾乎成了錄像放映課，老師成了放映員，也成了鼠標的仆人，教學效果只能適得其反。

【策略】把握學科特點，提高學習效率

北京師范大學王鵬遠教授指出：“不是所有的課都需要用多媒體、網絡……關鍵是看技術用得是否恰到好處。”語文是一門基礎學科，工具性和人文性是其重要的學科特點。語文的教學任務就是要落實好聽、說、讀、寫等訓練，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所以信息技術與小學語文的整合強調信息技術服務于語文教學，不能因為在語文科教學中應用了信息技術而抹殺了語文的學科特點。但在實際教學中，有的教師固守多多必定益善的錯誤思想，盲目地，不切實際地，加大課件的使用率，加長課件的使用時間，而遠離“語”和“文”兩字，忽略了學科特點。

以下是兩節關于《荷花》一文的教學。

案例一：執教老師在教學時通過課件描繪出一幅幅未開、待開、盛開的荷花動靜結合的美麗畫面，并配極優美的樂曲，同時又展現重點段的內容，學生看畫面聽音樂大聲朗讀文本，學生入情入境體驗，情緒受到感染，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案例二：執教老師教學此文前，花了很多工夫，廣泛收集資料并做成了專題學習網頁。學生在網上一會兒欣賞荷葉的風光，一會兒查詢荷花茶的生產工藝，一會兒聽《荷塘月色》……氣氛可真熱鬧。交流時，學生把荷花的生長過程講了半天，唯獨沒有涉及對文本的理解感悟，缺失對語言文字的推敲，感悟不到語言文字的魅力。

案例一的整合過程中結合語文的學科特點，找準整合點。而案例二有意無意間美文賞析課變成了荷花知識課，導致學生丟掉課本，拋棄語言，專心看精美的課件和課文的補充資料，顯然這是違反語文學科的特點，也違背以認識教材為基礎的語文學習規律。

問題二：追求美感，走入“華而不實”的誤區

我們發現部分老師在運用多媒體進行教學時，一味追求表面上的新穎、花哨、動感，加入大量的文字、圖片、動畫、音頻、視頻等資料，把課件裝點得美不勝收。教師每次點擊鼠標都會發出聲音，產生動畫，導致學生上課時，一味看課件中的圖案和動畫效果，而無暇關心教師的講解和知識點，影響了學生對知識的理解感受。更有甚者，其課件中的動畫和聲音跟本課教學內容沒有絲毫的關系，學生如霧里看花，聽者也心煩意亂，這樣大大分散了學生的注意力，更別提對知識點的理解能起到作用。

【策略】明確整合目的，提高教學效果

信息技術與學科整合的目的是利用多媒體這一輔助手段，更好地解決在傳統教學中不能或難以解決的問題，提高教學效益。這就意味著并不是所有的課型都適合使用信息技術。在小語課堂中，課件的設計和運用要充分結合教材和學生的實際情況，凸顯輔助手段，服務于課堂教學的目的，幫助學生理解語言材料，強化訓練，培養學生適應未來社會的語文能力。

如著名語文特級教師王崧舟老師在教學《一夜的工作》時，整堂課只是在課始時通過課件展示了詩人宋小明的詩歌《你是這樣的人》配上的照片，別無其他。通過老師飽含感情的誦讀，有效渲染課文的情感基調，使學生對有了大體的了解，為學習整篇課文架起了一座橋梁。又在課末，再次借助課始的整合方法，反復誦讀，漸漸地，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公仆形象永遠樹立在學生心中。如此整合，目的明確，方法可謂極其簡單，卻收到極其好的教學效果。

問題三：主次顛倒，走入“喧賓奪主”的誤區

信息技術集聲、光、形、色等多種傳播媒介于一體，為教師和學生提供了生動活潑，靈活多樣人機交互的信息環境。于是很多語文教師便以多媒體為中心，為課件而教學，課堂上學生讀書的時間越來越少，讀書聲越來越小。由此出現了教學目標偏移，課堂成了技術和資源的展示，學生成為多媒體教學過程中的旁觀者，學習的主體地位部分性缺失，興趣也逐漸減弱。難怪很多老師在聽了這樣的語文課之后都會感嘆：我們的語文課已越來越不像語文課，越來越沒有語文味了。

【策略】重視學習主體，提高學生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