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少兒保險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1、引言

說服，即說話者通過使信息聽起來是真實可信的語言方式，影響聽話者的看法和行為的動態的交際行為。成功的說服行為要求在一定的語境中以簡潔、準確、妥帖的語言產生最大的可信度。

在說服過程中，人稱指示語的語用移情是說話者出于改變聽話者態度的動機從詞項系統中做出的移情選擇，服務于說服行為。恰當運用人稱指示語,會縮短雙方的心理距離，以實現心理趨同；或催生雙方之間的親密程度，以體現親密關系；或體現說話人對所指對象的尊敬（冉永平，2007）。因此，語用移情是人稱指示語的非常規用法最突出的功能之一，決定了人們在說服時尤為重視人稱指示語運用。

2、人稱指示語非常規使用的具體實例分析

為研究說服行為中人稱指示語的非常規用法，筆者對少兒英語學校招生以及保險業務推銷的說服事例進行了錄音及書面整理。

經分析，具備語用移情功能的人稱指示語主要有第一人稱單數“咱”、第一人稱復數“我們”、以及稱呼語,分別指代了異于常規用法的不同社會角色和態度。其中，由于“咱”的北方方言化，在語料中只出現一次；“我們”出現次數頻繁，其非常規用法達到28次之多；具備移情功能的稱呼語出現13次。

本文擬從以下幾方面，探討具有語用移情功能的人稱指示在說服語言中的運用。

2.1 第一人稱單數指代第二人稱（-S,+A）

例1. 語境：在少兒英語學校招生過程中，孩子對英語學習不感興趣，家長因此拒絕招生老師的邀請。

家長：孩子不想學英語，算了吧。

招生老師：孩子目前還不知道學習英語對他來說有多么重要。孩子不懂事，咱不能也不懂事啊。如果孩子說不想上學，咱就不讓他上學了么？您和孩子的角色顛倒了，該您決定的事情由他決定了。

第一人稱“咱”多用于口語中，指代包括說話者和聽話者的第二人稱復數“我們”。例1中的“咱”指孩子的家長，招生老師考慮到直說“孩子不懂事，你不能也不懂事啊。如果孩子說不想上學，你就不讓他上學了么？”顯得莽撞不禮貌，家長的面子可能受損。因此把自己擺到家長一邊向家長表達了親切的態度，自然地體現對彼此的尊重，增加家長的認同感。

2.2 第一人稱復數

第一人稱復數“我們”是典型的增強說服力的人稱指示語。排除式“我們”表示非一致性關系，具一定的權威性；包括式“我們”可縮短雙方距離、加深感情。

2.2.1 第一人稱復數指代第二人稱（-S,+A）

例 2. 語境：家長對報名的費用意見有意見。

家長：你們學校的報名費太貴。

招生老師：在選擇英語學校時，沒人會想為教育投資超負荷的金錢，但投資少也有問題。投資太多，最多我們損失一些錢，但投資太少，孩子的學習效果不能帶來預期的滿足，我們損失的就更多了。

例2中的“我們”指家長一方。招生老師站在家長的立場陳述,親切的話語使家長心理上相悅，從而拉近與家長情感上的距離，使家長對學校和老師產生認同、信任感，達到預期的說服效果。

2.2.2 第一人稱復數指代第一人稱單數（+S, -A）

例 3.語境：客戶以沒時間為由拒絕保險推銷。

客戶：我最近太忙了，沒時間談保險的事。

推銷員：您這樣的成功人士不忙是不可能的。不過我們已經為您制定了詳細的保險方案，您只需要抽五分鐘過目，就會意識到這套方案的重要性。

例3中的“我們”僅指推銷員自己。在推銷說服時，出于委婉和謙虛，“我們”代替“我”可以使自己的觀點具有較大的可信度、可接受性和較強的說服力；這樣的說法顯得比較系統，具有一定的權威性。

2.2.3 第一人稱復數泛指一定范圍內所有的人（+S,+A）

例 4.語境：客戶對產品價格有異議。

客戶：這個產品太貴了。

推銷員：小姐，以價格引導我們做購買的決策是不完全正確的。我們很少發現可以用最低價格買到最高品質的產品，這是經濟社會的真理，在購買任何產品時，有時多投資一點，是很值得的。

例4中的“我們”指代包括談話雙方及不在場的所有消費者，推銷員將交際雙方囊括到商品經濟社會中普遍的購買現象中，避免凸顯其銷售方的地位，加強說服的理性力度和感情力度；使消費者想象產品可能帶來的實惠和滿足感，產生積極的情感傾向，從而被說服。

2.3 稱呼語

例 5. 語境：家長文化程度低，擔心自己不能輔導監督學習，孩子的英語學習效果不能得到保障。

家長：我不懂英語，怎么知道孩子在你們學校的學習效果好不好。

招生老師：孩子學英語還是得老師來教，媽媽只要盡監督之責，把問題直接反映給老師就夠了。別讓不懂英語稱為輔導孩子的心理障礙。媽媽懂英語固然很好，但即使不懂也大有可為，更何況可以再充電再學習??！

稱呼語在語言行為中可作為建立、發展、改善、調節與他人關系的一種交際策略。例5中招生老師直接稱呼家長為媽媽，這種親切稱呼使家長與招生老師的心理距離縮短，順應家長的心理世界,表現出親密友愛的語用移情,更好地達到說服者預期的語用效果。

3. 小結

在說服行為中，說服者站在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選擇貼近聽話者需求的人稱指示語，一定程度上能使被說服者對其產生移情，從而接受說服者的交際意圖。文中各例證明，具有移情作用的人稱指示語非常規用法可以在說服中達到鼓勵、暗示、迎合等交際目的。

了解人稱指示語非常規用法有助于我們在說服交際中更加得體使用詞語，更好理解其指示功能，從而增強語言的說服力，完善交際質量。關于說服的語用研究還待深入,特別是對人稱指示語的非常規現象進行分析,定會對增加交際中的說服力產生積極的意義。

篇（2）

問題的提出

江蘇省作為我國東部經濟發達地區，2010年GDP排名位于全國第二。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江蘇省也保持著較高的國民儲蓄率，2010年已高達58.39%。江蘇省統計年鑒顯示，2010年城鄉居民存款儲蓄額已達23334.8億元，占當年總GDP的56.33%；企業部門儲蓄額為19148.59億元，占當年總GDP的46.22%；政府部門儲蓄額569.95億元，占當年總GDP的1.376%。從統計數據來看，居民儲蓄和企業儲蓄對江蘇省高儲蓄貢獻較大，企業儲蓄所占比例較小。

現有的關于高儲蓄率的形成原因，學術界對其有不同的解釋，比如：經濟的快速增長，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男女比例失衡以及人口結構的變動等。

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江蘇省全省常住人口中，0-14歲人口為10230180人，占13.01%；15-64歲人口為59861916人，占76.10%；65歲及以上人口為8567807人，占10.89%。國際上將年齡在 65 歲及以上的人口總數占總人口數的 7%作為衡量人口老齡化的起點，根據該標準，江蘇省人口年齡結構在發生顯著變化的同時，老齡化程度也在不斷加快。那么江蘇省的高居民儲蓄率和江蘇省人口年齡結構之間是否存在相關關系呢？本文對此進行驗證。

人口年齡結構與儲蓄率理論介紹

現有的關于人口年齡結構與儲蓄率的關系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Medigliani（1954）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說（LCH）。生命周期假說將人的一生分為年輕時期、中年時期和老年時期三個階段。一般而言，在年輕時期，家庭收入低，但因為未來收入會增加，因此在這一階段，往往會把家庭收入的絕大部分用于消費，有時甚至舉債消費，導致消費大于收入，這時家庭中基本上沒有儲蓄或有很少的儲蓄。進入中年階段后，家庭收入會增加，但消費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會降低，收入大于消費，因為一方面需要償還青年階段的負債，另一方面還要把一部分收入儲蓄起來用于防老。退休以后，收入下降，這時需要依靠年輕時的儲蓄來消費，從而社會儲蓄率又會下降。1976年，Medigliani對生命周期理論進行擴展，認為儲蓄率會隨被撫養人口的比例上升而下降，隨勞動者人口比例上升而上升。

LCH理論是從微觀行為經濟學的角度來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與儲蓄的關系，Coale and Hoover（1958）從宏觀角度提出了人口轉變過程的“撫養負擔假說”（Dependency Hypothesis，DH）。該假說認為，下降的嬰兒死亡率和上升的生育率導致勞動年齡人口背負的少兒撫養負擔上升，導致社會儲蓄隨之減少。隨著生育率的下降和經濟活動人口的急劇增加，勞動年齡人口背負的少兒撫養負擔減輕，社會儲蓄也增加。最后，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表現為巨大的老齡撫養負擔，這將削弱儲蓄力度并使經濟增長速度減緩。

文獻綜述

一些學者以生命周期理論和撫養負擔假說為基礎進行了相關實證研究。Loayza等（2000）在Schmidt（1996），Higgins（1998）研究的基礎上，運用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得出少兒撫養負擔比和老年贍養負擔比與儲蓄率呈負相關關系。Kraay（2000）通過不同國家截面數據的估計，認為老年撫養負擔比對社會儲蓄率存在顯著的負作用，而少兒撫養負擔比對儲蓄的影響并不顯著。汪偉（2009）運用中國1989-2006年的省際面板數據，得到少兒撫養比對居民儲蓄影響為負，老年撫養比對居民儲蓄影響為正，且均顯著。李魁（2010）通過采用全國30個省市1990-2006的面板數據，主要運用二步系統GMM法進行研究，發現少兒撫養負擔比對儲蓄率有負的影響，在10%水平上顯著，老年贍養負擔比對儲蓄率有正的影響，但是效果不顯著。王麒麟、賴曉瓊（2012）以1999-2009年的省際面板數據為樣本，運用Hausman檢驗，實證分析表明人口年齡結構對我國儲蓄率的影響存在明顯城鄉差異。

總體來看，關于人口年齡結構與儲蓄率的關系，至今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定論。已有的研究大多是利用面板數據對儲蓄率進行整體的研究，較少將其細分，并且具體到省際的研究也較少。本文研究江蘇省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對城鎮居民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江蘇省關于人口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方面提供對策建議。

數據、變量選取

由于本文要考慮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的影響，選擇江蘇省1995-2010年城鎮居民人均儲蓄率和農村居民人均儲蓄率數據作為被解釋變量，以區分城鄉差別的特點。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儲蓄率（CS）和農村居民人均儲蓄率（US）分別是城鎮居民人均儲蓄額和農村居民人均儲蓄額與各自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在作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解釋變量里，本文選擇少兒撫養比（FC）和老年撫養比（FO）作為衡量人口年齡結構的指標。假定N、L、O、C分別表示總的人口數量、勞動力數量（14-64歲人口數量）、老年人口數量（65歲以上人口）和少兒人口數量（0-14歲人口數量），少兒人口撫養負擔比FC用C/L表示，表示每100名勞動力要撫養的兒童數量，老年人口贍養負擔比FO用O/L表示，表示每100名勞動力要贍養的老人數量。從微觀上來講，人口自然增長率同居民儲蓄率存在一定的關系，所以引進江蘇省人口自然增長率，用NR表示。

以上數據由中國統計年鑒和江蘇省統計年鑒整理得來，由于考慮到各種數據指標的可得性、完整性和有效性，數據區間選取為1995-2010年。

實證分析

由于時間序列往往存在非平穩性，為保證建立的回歸有意義，應先對各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再在此基礎上進行協整檢驗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并建立相應的誤差修正模型。

（一）平穩性檢驗

本文為考察人口年齡結構與與城鎮居民儲蓄率的關系，選取1995-2010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測算，分析城鎮居民儲蓄率（CS）和農村居民儲蓄率（US）分別與少兒人口撫養負擔比（FC）、老年人口贍養負擔比（FO）、人口自然增長率（NR）的協整關系。各序列的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結果可知，上述序列除人口自然增長率在原序列平穩外，其余序列經過一階差分后均不存在單位根，為平穩序列。

（二）協整檢驗

從上述ADF檢驗結果可知，城鎮居民儲蓄率、農村居民儲蓄率與少兒撫養負擔比、老年撫養負擔比、人口自然增長率符合協整的必要條件。分別對城鎮居民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與各自變量進行OLS估計，建立回歸方程，結果如下：

CS=50.39658-1.586298FC+ 0.302968FO+2.728209NR （1）

t= 2.5987 -7.0439

0.294812 2.8644

R2 =0.9029， F=33.3552，DW=2.0091

US=-2.866137+0.970690FC+ 0.896333FO-4.244340NR （2）

t= -0.154251 4.498764

2.9103 -4.6510

R2 =0.9057， F=22.3758，DW=2.40739

上述模型回歸效果比較理想，然后對上述兩個回歸模型的殘差序列E1和E2進行平穩性檢驗，仍然采用ADF檢驗。若平穩則可證明上述變量之間是協整關系，具體結果見表2。

通過對兩個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E1和E2進行ADF檢驗，結果顯示，E1的t檢驗值為-6.971217，在1%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E2的t檢驗值為-3.872195，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說明兩個殘差序列均平穩，意味著城鎮居民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與各指標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

根據上述協整方程，分指標情況看：第一，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對農村居民儲蓄率影響為為正，并且影響效果顯著；老年人口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影響和農村居民儲蓄率影響均為正，但是對城鎮居民儲蓄率影響不顯著，對農村居民儲蓄率有顯著的影響。第二，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負的影響大于老年負擔比對其正的影響，少兒負擔比每下降1個百分比，城鎮居民儲蓄率增加1.586個百分點；老年負擔比每上升一個百分點，城鎮居民儲蓄率上升約0.303個百分點。少兒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大于老年負擔比對其的影響，少兒撫養比下降一個百分點，農村居民儲蓄率下降0.971個百分點；老年負擔比每上升一個百分點，農村居民儲蓄率上升0.896個百分點。第三，人口自然增長率對城鎮居民儲蓄率有正的影響，其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城鎮居民儲蓄率增加2.728個百分點；但對農村農村居民儲蓄率有負的影響，其每增加一個百分點，農村居民儲蓄率下降4.244個百分點。第四，從常數項來看，城市居民存在更多的自發性儲蓄行為，農村居民相對來說自發性儲蓄比較少，這個可能與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收入高低有關。

（三）誤差修正模型

上述分析證明城鎮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與各因素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根據協整理論，存在協整關系的經濟變量之間可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把各個影響城鎮居民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指標的短期行為和長期變化結合起來。先對各自變量序列進行一階差分，再進行回歸分析，納入誤差修正項，建立誤差回歸模型（3）和（4）：

DCS=12.46441+0.540489DCS（-1）+0.577721DFC+1.568364DFC（-1）-1.743938DFO-1.686220DFO（-1）+11.89308DNR-10.45389DNR（-1）-0.919043ecm （3）

上述誤差修正模型常數和誤差修正項的t值分別為：

t=（-1.958373），（2.965464）， （3.050599），（2.391702），（2.944830）， （2.952219），（-2.378873），（-2.763881， （-3.109256）

R2 =0.8919 F=21.29877

DW=2.553747

DUS=-14.39142-0.121804DUS（-1）-0.527489DFC-1.25919DFC（-1）+ 1.685201DFO +0.950451DFO（-1）+ 5.010568DNR-1.647784DNR（-1）- 0.591880ecm （4）

上述誤差修正模型常數和誤差修正項的t值分別為：

t=（-1.978498），（-2.332162）， （-2.402645），（-1.987975），（2.539363），（1.890086），（2.373466），（-2.063968）

R2=0.9124 F=21.419295

DW=2.018500

以上數據說明上述兩個模型擬合度較好，變量之間無明顯共線性。誤差修正項為負，說明均衡誤差對短期波動收斂于長期均衡有較好的調節作用。當城市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與各影響因素之間出現不適應時，誤差項能夠在其中起到迅速調節作用。

（四）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為進一步考察年齡結構與居民儲蓄率的關系，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法來判斷江蘇省城鎮居民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與各影響因素之間的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表3、表4所示。

由表3可知，老年人口負擔與城鎮居民儲蓄在一定程度上不存在因果關系，少兒人口負擔和人口自然增長率與城鎮居民儲蓄率之間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

由表4可知，少兒人口負擔比和人口自然增長率與農村居民儲蓄率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老年人口負擔比與農村居民儲蓄率之間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

（五）脈沖響應分析

為了反映少兒負擔比和老年負擔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之間的長期動態影響，可通過繪制脈沖響應圖來衡量。

由圖1可知，少兒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的影響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大約從第1年持續到第20年，影響最大的是前10年，在第15年后開始逐漸減弱。

由圖2可知，老年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的影響持續時間長達15年，影響最大的是前8年，在第10年后開始逐漸減弱。

由圖3可知，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同樣是個長期的過程，影響最大的是前5年，從第7年后影響開始逐漸減弱。

江蘇省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有顯著的負影響，對農村居民儲蓄率有顯著的正影響，即少兒撫養比的下降使城鎮居民儲蓄率上升，農村居民儲蓄下降，這可能與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較大有關。江蘇省2010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為22944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為9118元，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大約是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2.52倍。城鎮居民收入較高，少兒負擔減輕了，在消費水平既定的條件下，能夠儲蓄的錢相對增加。老年撫養負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比較模糊，城鎮社會保障政策的相對完善，而且老人有更多的再就業機會等原因，使老年撫養負擔的增加對城鎮居民儲蓄率沒有太大的影響。農村居民收入相對較低，除去日常生活消費開支外，能儲蓄的錢相對較少。少兒負擔的減輕，農村生活條件的改善使農村居民消費能力增強。雖然農村養老保險政策正在逐步貫徹實施，但各地還是存在差別，同時人口撫養負擔對農村的影響年限長于城鎮，所以農村老年撫養負擔對農村居民儲蓄仍然存在正的顯著影響，預防性養老儲蓄在農村還是比較普遍。人口自然增長率對城鄉居民儲蓄率的不同效應影響，進一步說明了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和農村居民養老保障體系的不成熟。

結論

本文對江蘇省人口年齡結構對城鎮居民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協整關系和Granger因果關系進行檢驗，發現江蘇省少兒撫養負擔比和老年負擔比對江蘇省城鎮居民儲蓄率和農村居民儲蓄率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并且少兒人口撫養負擔和人口自然增長率與城鎮居民儲蓄率存在因果關系，老年人口負擔和人口自然增長率與農村居民儲蓄率存在因果關系。同時繪制脈沖響應圖，說明人口撫養比對城鄉居民儲蓄率的長期動態影響，結果顯示，人口撫養負擔對農村的影響時間年限長于對城鎮的影響時間年限，撫養負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相對城鎮居民儲蓄率來說更加深遠。

基于本文的研究結論，筆者提出以下建議：在加快經濟發展的同時，提高居民消費水平，特別要鼓勵城鎮居民消費，用消費拉動內需；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促使城鄉協調發展；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盡快完善和貫徹實施農村養老保障政策。

參考文獻：

1.Anselin，L.，Spatial Econometrics； Methods and Model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8

2.Loayza，N.，Schmidt-Hebbel，K.and Servn，L.，What Drives Saving across the world，Review of Economincs and Statistics，2000，82（2）

3.Kraay，Aart.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September，2000，14 （3）

篇（3）

關鍵詞：人口年齡結構；財政影響；儲蓄率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Policy and High Saving Rate in China

WANG Qilinga, LAI Xiaoqionga，b

(a. School of Economics; b. Wang Yanan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sample of provincial panel data for 1999―2009 to make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effect and high saving rate.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main determinant of high saving rate in China is not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but the transitional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2) There is a distinct urbanrural difference in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on saving rate, in that child dependency ratio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urban household saving rate and a posi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while oldage dependency ratio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urban household saving rate and a nega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3) There is also a marked disparity in the effect of the share of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n household saving rate. The scale of tax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urban saving rate and a nega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while the scale of expenditure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urban saving rate and a posi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The above findings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China’s future reform.

Key words：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effect; saving rate

一、引 言

近些年來，中國保持著非常高的國民儲蓄率，2008年的數據已達到523%，較1992年增加1201%。從變化趨勢來看，國民儲蓄率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有所下降，到2000年開始呈現較為明顯的遞增走勢，從2000年到2008年，國民儲蓄率年均增長392%。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金流量表可知，居民儲蓄率從2000年的165%增加到2008年的2249%，年均增長408%；企業部門儲蓄率從2000年的1565%增加到2008年的216%，年均增長476%；政府部門儲蓄率從2000年的636%增加到2008年的821%，年均增長587%。從部門的截面貢獻來看，中國的高儲蓄率主要是由居民和企業兩個部門帶動起來，政府儲蓄雖然近幾年增長迅猛，但所占比例較小。持續高位運行的儲蓄率受到了西方國家的責難，在后危機時代中國強勁增長的背景下，一些西方學者拋出了“中國經濟責任論”和“儲蓄國責任論”，由此引發了又一輪討論中國高儲蓄率問題的熱潮。中國的儲蓄率為什么這么高？學術界就這個問題給予了不同視角的解釋，如人口結構因素［1］［2］［3］［4］［5］、經濟增長因素［6］［7］、預防性儲蓄［8］［9］［10］［11］［12］、男女比例失衡［13］、部門貢獻角度的分析［14］［15］等。

Kraay（2000）通過實證分析，表明未來收入增長率與食品占家庭消費支出之比均對農村居民儲蓄率有負向影響，而人口撫養比和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卻未對其構成影響。［1］Modigliani和Cao（2004）運用時間序列數據研究表明，人口撫養比、經濟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這些變量均對居民儲蓄率有明顯的正向影響。［2］由此看來，Kraay（2000）與Modigliani & Cao（2004）在人口撫養比對居民儲蓄率影響的結論是不一致的。Horioka和Wan（2007）在上兩篇文獻的基礎上重新對中國儲蓄率的影響因素做了深入分析，結果表明：（1）收入增長率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且系數較為顯著。（2）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并未產生明顯的影響。［3］

在較近的國內文獻中，楊繼軍（2009）和汪偉（2009）的研究較具代表性。楊繼軍（2009）研究表明，經濟增長率對儲蓄率有正向影響，且系數顯著；人口撫養比對儲蓄率有負向影響，且人口撫養比每下降1 個百分點，儲蓄率就增加0124 個百分點；由于人口撫養比的彈性遠大于經濟增長率的彈性，故人口撫養比是決定儲蓄率的主要因素。［4］汪偉（2009）通過實證檢驗發現，中國的高儲蓄率主要是由兩個急劇轉變的政策共同作用所致：（1）是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實施的改革開放，以1978年為界，人均收入增長率的均值由1953―1977年的55%上升到1978―2006年的96%，經濟增長率與儲蓄率的變動基本一致。（2）是人口政策的轉變，20世紀70年代我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這對儲蓄率的積累產生了巨大影響，這一轉變使得中國迅速實現了人口轉型，并通過“人口紅利”的集中釋放帶來高儲蓄。經濟增長與勞動年齡人口的大幅增加互相影響，又進一步提高了儲蓄率。［5］

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與高儲蓄率的關系到底是怎樣的？

圖1描述了1995―2008年期間國民儲蓄率與總人口撫養比的變動關系，根據該圖可知，2000年是這一變化的轉折年份，Kraay（2000）與Modigliani & Cao（2004）在人口撫養比方面的矛盾性可能與他們的數據區間不同有關，同時根據該圖可知，楊繼軍（2009）對2002―2007年短期的分析是合理的，即人口撫養比與儲蓄率呈現了負向關系。另外，由圖2和圖3可知，人口年齡結構與居民儲蓄率的關系有著明顯的城鄉差異，特別是在城鎮地區，楊繼軍（2009）的結論“人口撫養比對儲蓄率有負向影響”在這里被分解為，少兒撫養比對儲蓄率有負向影響，而老年撫養比對儲蓄率卻有著正向影響。為了更為全面的考察這二者的關系，本文借鑒Horioka和Wan（2007）的研究方法，同時考察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關系，特別關注2000年以后的數據特點。另外，我國是一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在這個轉型過程中，財政手段的影響舉足輕重，例如稅收與財政支出會影響消費、投資與進出口，因此居民儲蓄就會因這種影響而發生波動，從這個角度講，財政政策特別是稅收規?；蛑С鲆幠＞蜁苯踊蜷g接地影響儲蓄率?；谏鲜鲈颍疚囊胴斦哌@一變量，來進一步考察人口年齡結構與居民儲蓄率的關系，以及財政政策所帶來的影響。

圖2城鎮居民儲蓄率與少兒、老年撫養比的關系圖3農村居民儲蓄率與少兒、老年撫養比的關系二、變量、數據與方法

由于本文要考察人口年齡結構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同時納入財政政策，故被解釋變量分別選擇城鎮居民儲蓄率（saving rate of city）和農村居民儲蓄率（saving rate of rural），以區分城鄉差別的特點。在解釋變量里面，我們首先選擇人口撫養比作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衡量指標，依據Horioka和Wan（2007）具體選用少兒撫養比（young_foster）和老年撫養比（old_foster），以考察不同非勞動年齡撫養比的差別，這里少兒撫養比是指某一地區中少年兒童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通常用百分比表示，以反映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多少名少年兒童。老年撫養比是指某一地區中老年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多少名老年人，老年人口撫養比是從經濟角度反映人口老化社會后果的指標之一。其次，我們選擇政府收入占GDP之比（rev_rate）和政府支出占GDP之比（sp_rate），以反映政府財政政策對儲蓄率的影響。以上解釋變量為核心變量，在此基礎上引入其他控制變量X，計量模型如下：

saving rate of city=a1×young_foster+b1×old_foster+c1×rev_rate+d1×sp_rate+M1×X+e1

saving rate of rural =a2×young_foster+b2×old_foster+c2×rev_rate+d2×sp_rate+M2×X+e2

在控制變量的選擇方面，首先，根據發展經濟學的觀點，一國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應該有必要的儲蓄率保證，因此這里引入GDP增長率（gdp_growth_rate）；其次，由于我國是一個轉型國家，故應該納入表征轉型特點的指標，故引入第三產業比重（third_ratio）和二三產業比（trans_rate）以控制轉型國家數據模型的穩健性；再次，從微觀角度來看，居民儲蓄率同人口自然增長率有著一定的關系，故這里引入人口自然增長率（natural_rate）；此外，不同地區城市化水平有著明顯的差異，這里將納入城市化指標（urban_rate），具體使用地區城市人口占地區總人口比重來測度。

以上變量所需數據均來源于CEIC數據庫以及《中國統計年鑒》，數據區間為1999―2009年，原因是：（1）由于本文考察財政政策影響，受個別省份的財政收支數據的限制，省際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從1999年開始有完整的統計數據，從而保證了31個省市自治區的完整度。（2）Modigliani和Cao（2004）等文獻主要考察了2000年以前的情形，這里為了對比其結論的代表性以考察2000年以后的情形為主。（3）根據圖2和圖3可知，分析2000年以后的數據特點更能揭示出人口年齡結構與中國高儲蓄率的真實相關性。

本文使用31個省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來考察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的影響，在這個影響機制中，特別引入了財政收支比重，以分析當財政政策發生變化時，人口年齡結構的儲蓄效應是否受到明顯的影響。具體而言，根據楊繼軍（2009）的結論，人口撫養比對儲蓄率有負向影響，這個由圖1就可看出，但再觀察圖2和圖3就會發現，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的儲蓄效應是截然相反的，并且這個特點在城鎮地區極為明顯，那么這個差異是否與財政政策的變化有關聯？不同地區的地方財政情況有明顯的差異，因此本文再引入省際財政收支比重，以考察財政手段是否構成對“非勞動年齡撫養比的城鄉儲蓄效應”這一傳導機制的影響。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我們使用省際面板數據來考察人口年齡結構、財政影響與儲蓄率的關系，根據Hausman檢驗，本文只報告固定效應，結果如表1所示。

模型（1）和（2）為基本回歸方程，意在分別考察忽略財政政策時的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對城鎮和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然后引入控制變量：GDP增長率、第三產業比重、二三產業比、人口自然增長率以及城市化水平五個指標，同時引入財政收入比重與財政支出比重，形成模型（3）和模型（4），以考察兩種撫養比，以及財政政策調整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進一步地，本文通過引入財政收入比重與少兒撫養比、財政收入比重與老年撫養比、財政支出比重與少兒撫養比、財政支出比重與老年撫養比的交叉項來考察財政政策影響的強弱，針對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儲蓄率分別形成模型（5）、（6）、（7）和（8），并且計算財政收支規模的最優門限值，為后面的財政收支區間分析作準備。

根據模型（1）和（2）可知，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對城鄉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均非常顯著，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而老年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兩種撫養比的儲蓄效應形成巨大反差，這與圖2所顯示的特點是一致的；少兒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而老年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這個情況剛好與城鎮居民儲蓄率相反，這說明人口撫養比的儲蓄效應存在明顯的城鄉差異。

為了穩健性起見，模型（3）和（4）引入財政收入比重與財政支出比重，同時加入了5個控制變量，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由原來的-0472增加至-0276，老年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由原來的0602減小至0575；少兒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由原來的0373增加至051，老年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由原來的-0559減少至-0781。數據雖有少許變化，但總體上仍在1%的水平上顯著，且與原來的影響方向一致，說明人口撫養比對城鄉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作用是穩健的，這與Horioka和Wan（2007）的分析結果相反。當引入控制變量后，在影響城鄉居民儲蓄率的幾個因素中，最為突出的是二三產業比，它對城鎮居民儲蓄率與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分別為881和685，前者在1%的顯著水平上通過檢驗，后者在10%的顯著水平上通過檢驗，其次是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這說明影響城鄉儲蓄率的主要因素是二三產業比，它衡量了不同地區的轉型特點對儲蓄率的積累特性，其中的第三產業比重在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中系數較為顯著，但在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中并不顯著，由此可知二三產業比更適合控制轉型特征。在模型中，GDP增長率在城鎮方面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而農村方面卻未通過檢驗，為此我們對模型（3）和（4）做了GLS回歸，結果表明，該系數的t值概率分別為0509和0031，城鎮居民方面未通過檢驗，而農村居民方面卻較為顯著，這個城鄉差異不足以說明GDP增長率對儲蓄率的影響，這與Horioka和Wan（2007）的結論相反。城市化水平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較為顯著，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卻不顯著，這說明，城市化的儲蓄效應只在城鎮地區較為明顯，而在農村地區不明顯，這個結論也是顯而易見的。

考慮財政政策影響的情況，城鎮儲蓄率方面，引入的財政收入系數為0644，財政支出系數為-0706，兩個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易見收入規模的擴張有利于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增加，而支出規模的擴張卻會導致儲蓄率的下降，且幅度較大。農村儲蓄率方面，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的系數也較為顯著，系數正負與模型（2）和（4）一致，在引入的5個控制變量中，只有二三產業比和人口自然增長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引入的財政收入系數為-0415，而財政支出系數為0748，容易發現這與城鎮儲蓄率的情形正好相反。根據模型（3）和（4）可知，引入財政收支比重后，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對城鄉儲蓄率的解釋力度仍較強，同時財政收支對城鄉儲蓄率的影響也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異。

下面通過引入財政收入比重與少兒撫養比、財政收入比重與老年撫養比、財政支出比重與少兒撫養比、財政支出比重與老年撫養比的交叉項來考察財政政策影響的強弱，由此分別形成模型（5）、（6）、（7）和（8），根據我們計算的財政收支規模門限值可得到表2和表3，通過分析不同的財政收支區間來反映撫養比對城鄉儲蓄率的影響。

根據表2可知，隨著稅收規模的不斷增加，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是先減小后增大，最優稅收規模為465%，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是先增大后減小，最優稅收規模為713%，城鄉儲蓄率存在著相反的特點。隨著支出規模的增加，少兒撫養比只對城鎮居民儲蓄率有影響，且影響是先減小后增大，最優支出規模為399%，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沒有影響。剔除數據后，省際財政收入比重的均值為1911，標準差為757，最小值為851，最大值為5576，平均來看，財政收入比重沒有超過465%，故驗證了圖2中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負向影響。類似的，農村居民儲蓄率的最優稅收規模為399%，而省際財政收入比重的均值為1911%，也未超過這個門限值，故驗證了圖2中少兒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正向影響。省際財政支出比重的均值為1601，標準差為642，最小值63，最大值4502，平均來看，財政支出比重遠超過門限值86%，故驗證了表1中老年撫養比對農村儲蓄率的系數值-0559。

根據表3可知，隨著稅收規模的增加，老年撫養比只對農村居民儲蓄率有影響，且影響是先增大后減小，最優稅收規模為84%，而對城鎮居民儲蓄率沒有影響。隨著支出規模的增加，老年撫養比也只對農村居民儲蓄率有影響，且影響是先增大后減小，最優支出規模為86%，而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無影響。

從表2和表3可知，人口年齡結構對城鄉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不是簡單的單向關系，而是受到財政收支規模的制約，不同的稅收規模與支出規?？赡軐喾吹膬π盥市?。另外，人口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也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別。

一般來講，人口老齡化會影響居民儲蓄率，其原因如下：（1）在經濟領域，老齡化會對消費、儲蓄、投資、稅收等發生沖擊，在公共政策的視角下，僅僅依靠調節人口政策或某一部門的政策都不足以全面應對老齡化問題。［17］在這個宏觀系統的調整過程中，財政政策的作用直接或間接地平衡著儲蓄與消費的互動，比如財政支出尤其是消費性支出（如中國政府部門的三公消費）的增加通過擠出效應使得居民消費減少，從而改變了居民的儲蓄水平。（2）根據莫迪利安尼的研究，隨著年齡的增大，居民在年輕時會多儲蓄而到年老時就會拿出儲蓄部分來消費，因此人口老齡化的加劇應使得居民儲蓄率不斷下降。（3）人口老齡化過程導致了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老化，勞動力年齡人口的中位數大幅增加，勞動力供給減少，收入就會隨之減少，因而儲蓄也相應減少。［18］

但是，根據中國數據的測算，結合表1可知，人口年齡結構的老齡化趨勢使得城鎮居民儲蓄率不斷增大，而使農村居民儲蓄率不斷減小，可能的解釋如下：（1）我國養老保障制度的二元結構。我國現有的養老保障制度設計是以城鎮職工為主，對城鎮職工實行社會養老保障，即個人、企業和政府三方責任共擔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近年來，我國各地積極探索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改革，但由于沒有統一的指導性文件，各地區改革在制度和標準上都不統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碎片化”趨勢較為嚴重。目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農村養老保險共有1900多個縣級統籌單位，標準大多是“一地一策”，這樣導致的結果是，不僅正在試點的新農保制度互不相同，即使是一地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也同時存在多種制度。另外，沒有納入試點的農村居民仍然只能依靠個人養老方式。從這個角度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在各方面仍遠不如城鎮養老保障制度完善，這樣的城鄉二元結構保障制度使得城鎮老齡人口每月能得到一定數量的養老金，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老年人的收入不減，近年來政府又提高了養老金的支付額度，使得城鎮老年人的腰包越來越鼓，故其儲蓄份額有所增加，但農村地區的養老保障制度仍未完善，出現的問題也較多，故農村居民在收入保障上遠遠不如城鎮居民。（2）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老化。人口老齡化促使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老化，這在城鄉都是一致的，但城鄉就業崗位性質的差別在于，城鎮地區的崗位多以腦力勞動為主，而農村地區的崗位多以體力勞動為主（相對而言），這就使得城鎮老年人仍可以有機會或有時間繼續工作，以獲得薪金收入。而農村老年人就會因身體的原因而走下崗位，收入也隨之減少。這樣的結果導致城鎮老年人仍有一定量的收入儲蓄起來，而農村老年人就失去了儲蓄的重要來源，因而農村儲蓄率必然下降。（3）財政政策的影響。我國的財政政策主要體現為城市偏向性的財政政策，［19］因而較容易地導致城鄉收入差距，例如社會保障支出較多地使城鎮老年人受益，而使農村老年人得益甚少。表3卻明確說明了人口老齡化的儲蓄效應只在農村地區受到財政政策的影響，在城市地區卻無影響，可見財政壓力對農村老年人的影響更大，財政收支比重稍微增加一點，農村老年人的收入就可能減少，這就影響到其儲蓄水平。

關于少兒撫養比的儲蓄效應，可能的解釋是，少兒年齡人口不具備勞動能力，因而沒有收入來源，少兒撫養比的增加使得社會負儲蓄增加，以提供足夠的經濟能力撫養少兒年齡人口。然而，少兒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在城鄉之間有著明顯的反差，其原因可能是：（1）撫養小孩成本的城鄉差異。一般認為，小孩需要撫養的階段是指從一個孩子的出生直到其具備獨立的生存能力。撫養一個小孩需要的成本包括產前費用、生產費用、衣食住行、醫療費用、教育費用，以及其他不可預期的費用，而我國城鄉地區在這些成本支出項目上都存在著明顯的差距。據研究，城鎮居民基本生活線為594286元，而農村居民基本生活線為196801元，后者僅相當于前者的3312%。［20］這說明農村整體上的消費水平都遠低于城鎮，城鎮的高消費水平使得城鎮家庭撫養小孩的開銷大大增加，從而可儲蓄的部分就會相應地減少。而農村因其較低的消費水平而較小地影響其儲蓄能力，但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儲蓄效應系數為正數，也就是說，小孩數量的增加反而會提高農村家庭儲蓄水平。我們給出的解釋是，在農村一直都有養兒防老的傳統，所以農村家庭小孩多（尤其是男孩）的父母就會進行預防性儲蓄，以保證自己老了有人所養。（2）財政政策影響。一方面，財政收入的增加，如所得稅或消費稅的調整，很容易使城鎮勞動者的收入發生改變，而這卻較小地影響到農村勞動者，因而撫養小孩數量明顯會造成城鄉家庭儲蓄的巨大差異；另一方面，財政支出所具有的擠出效應（主要是消費性支出的擠出效應）會影響到城鎮居民而不會影響農村居民，因而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受到財政支出擠出效應比較大，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則不會產生影響。

四、結論性評述

本文以1999―2009年的省際面板數據為樣本，對人口年齡結構、財政政策與高儲蓄率的關系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1）影響我國高儲蓄率的主要因素不是人口的年齡結構，而是經濟體的轉型特征，產業結構的調整從宏觀角度改變了拉動經濟的投資消費比例，從而傳遞到居民部門，影響其儲蓄行為。（2）人口年齡結構對我國儲蓄率的影響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異，其中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老年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3）財政收支比重對城鄉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稅收規模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支出規模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

中國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現在，經濟體的運行具有明顯的轉型特征，這個特征不僅體現在產業結構調整上，而且也體現在微觀層面上，加之20世紀70年代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又改變了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這在很大程度上配合了轉型調整所帶來的儲蓄效應。在這個過程中，財政政策通過宏觀層面對經濟進行干預，使得城鄉居民的收入與消費行為發生改變，進一步影響到儲蓄能力。從以上原因來講，我國高儲蓄率的發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根據發展經濟學的觀點，經濟的發展將伴隨著儲蓄的減少，但就現狀而言，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能單憑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總量快速的增長而忽視中國發展階段的實質。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的不斷加深，人口紅利的優勢將逐漸釋放直至消失，在此過程中國家調控的方向應是以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加快人力資本積累等途徑為主，這些措施雖然看似較為傳統，但考慮到中國高儲蓄這個發展特點，它們的實施對促進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仍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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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作者簡介：薛繼亮（1981-），男，山東歷城人，講師，博士，主要從事勞動經濟學和產業發展方面的研究。E-mail：

摘要：東部地區的經濟增長已經陷入勞動力成本增加和產業轉型升級緩慢的境地，迫切需要通過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條件和產業轉型升級來獲得區域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而對于西部地區，則具有較多的第一次人口紅利，這為承接東部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提供了條件。西部地區豐富的人口紅利潛力形成的人口紅利效應，將為西部地區產業升級、工業區興起和集聚以及產業帶的形成提供條件，而西部地區人口紅利潛力和承接東部產業轉移的宏觀對策研究，有助于發揮西部的要素資源潛力，帶來區域經濟增長。

關鍵詞：人口紅利；產業轉型；西部地區

中圖分類號：F06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176X（2013）02-0039-06

產業轉移是優化生產力空間布局、形成合理產業分工體系的有效途徑，是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必然要求。目前，西部承接東部和境外產業轉移的能力日漸增強，進入了加快發展的戰略機遇期。有數據顯示，2010年上半年，中西部、東北和東部工業生產增加值分別為19.74%、19.06%和15.73%，西部地區情況明顯優于東部，西部承接的龍頭產業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除了西部地區資源豐富，還有其勞動力成本低，人口紅利明顯。承接國內外產業轉移，不僅有利于加速西部地區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而且有利于推動東部沿海地區經濟轉型升級，在全國范圍內優化產業分工格局。

一、文獻綜述

美國學者Bloom等[1]在研究人口轉變對東亞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時提出了“人口紅利”的概念，即人口轉變期的高比例勞動人口帶來的經濟利益。聯合國人口基金會（UNFPA）在《1998年世界人口狀況報告》中認為欠發達地區的“人口紅利”——出生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為這些國家提供了發展和騰飛的機會。Lee和Mason[2]發現勞動力迅速增加和撫養比降低會為經濟發展和家庭福利帶來更多的資源，同時帶來人均收入快速增長（第一人口紅利）；伴隨著出生率降低，人口老齡化，“第一人口紅利”將變成人口負債，但是前一時期積累的大量資產，在一定的政策支持和產業轉型下帶來國民收入的進一步提高，其紅利規模和持續期限將會更大[3]。在對發展中國家的人口紅利研究中，Young[4]和Krugman [5]認為一般情況下，亞洲“四小龍”經濟增長不可持續，但是伴隨著勞動力無限的供給，人口紅利的作用抑制了資本報酬遞減，使得其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得到保證，這種不同于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增長類型的有效性，在東亞的經濟高速發展中得到印證[6-7]。同樣，人口紅利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經歷著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人口轉變和快速經濟增長的大國也具有重要影響。面臨要素約束和不確定性風險，人口紅利作用于經濟增長需要有一系列的條件，如教育、經濟政策、適宜的制度環境[8]，改革開放、教育制度、就業制度、戶籍制度和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人口控制政策[9-10]。在勞動力豐裕的情況下，只要勞動力流動順暢并具有適當的勞動力激勵制度，中國的人口紅利將會持續發揮作用。實際上，在過去30 年中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張蕊等[11]運用隨機前沿分析方法檢驗了中國農村人口紅利的作用，發現各地區勞動力的人口紅利存在差異，在延續目前勞動力利用率增長速度的情況下，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將在幾年內消失。毛新雅和彭希哲[12]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繼續獲取人口紅利的關鍵在于促使城鄉遷移人口由“半城市化”狀態向徹底城市化狀態的轉變以及增加對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投資以提高企業對外競爭力。白仲林等[13]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在中西部地區尚未顯現。蔡昉[14]針對中國人口轉變和資本積累的現狀，分析了中國人口紅利還能持續多久的問題，發現人口紅利的實質在于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可以防止資本報酬遞減現象出現，因而可以依靠資本和勞動的投入保持高速經濟增長，而考察人口紅利延續期，必須把人口撫養比與資本積累水平結合起來進行觀察，他認為中國人口紅利的最大化時期是2013 年撫養比降到最低點之前達到的，并且于2013 年之后迅速消失。因此，面對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增速放緩、剩余勞動力漸趨枯竭和人口老齡化，中國要想保持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必須挖掘第一次人口紅利的潛力、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條件，避免“人口負債”[15-16]，依靠轉變發展方式獲得新的經濟增長源泉。

東部地區的經濟增長已經陷入勞動力成本增加和產業轉型升級緩慢的境地，迫切需要通過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條件和產業轉型升級來獲得區域經濟的可持續增長[17]，而對于西部地區，則具有較多的第一次人口紅利，這就為承接東部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提供了條件。西部地區豐富的人口紅利潛力形成的人口紅利效應，將為西部地區產業升級、工業區興起和集聚以及產業帶的形成提供條件。

二、中國西部地區人口紅利潛力和產業轉型

1.中國西部地區人口紅利潛力測算

陳友華[18]以1957 年瑞典生命表作為標準人口，制定了人口紅利和人口負債的判別標準。鐘水映和李魁[19]在2009年以此方法對中國人口紅利進行了評價。一般來說，總撫養比（14歲及以下少兒人口與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小于50%為人口紅利時期；當撫養比下降，全社會用來撫養的壓力減輕，消費率降低，儲蓄率提高，投資高速增長進而推動經濟的高速和可持續發展。人口總撫養比超過60%時為“人口負債”時期，其中根據總體撫養比、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的比例可以將人口紅利和人口負債分為微弱型、趨強型、顯著型和強質型4種類型，如表1所示。從表2可以看出：西部地區城市的總體人口撫養比，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普遍高于全國，除外，這一方面說明了西部地區城市化水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也說明了西部地區城市化和產業聚集的空間比較大。內蒙古、、陜西、甘肅和青海等西部地區鎮的總體人口撫養比普遍低于全國，而少兒撫養比普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內蒙古和四川除外），只有廣西、重慶和四川等少數西部地區鎮的老年人口撫養比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這說明了西部地區未來一段時期將會為西部經濟增長和產業發展提供人力資源；西部地區鄉村的總體人口撫養比和少兒撫養比普遍高于全國（內蒙古和陜西除外），而老年撫養比普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廣西、重慶、四川和貴州除外），這說明了西部地區的人口老齡化程度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從全國平均水平來看，鄉村的總體撫養比高于城市和鎮的總體撫養比，鎮和鄉村的少兒撫養比高于城市的，鄉村的老年撫養比高于城市和鎮的，如表2所示。西部地區也存在類似的情況，這說明西部地區的人口老齡化相對于東部地區和全國平均水平緩慢，而且由于鄉村較大的少兒撫養比在未來一段時期可以提供較多人力資源，帶來人口紅利。在目前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下，未來一段時期西部的第一人口紅利持續一段時間可能是必然的，如果職業教育和基礎教育提升，還會在西部地區承接東部產業轉移時享受第二次人口紅利。

2.西部地區產業高級化的現狀

美國經濟學家錢納里1986年借助多國模型按照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將一國（或地區） 經濟發展的過程劃分為6個時期[20]。以1964 年美元水平來衡量，人均 GDP 介于200—400美元的第二時期為工業化的初級階段，人均GDP 介于400—800美元的第三時期對應于工業化的中級階段，人均 GDP 介于800—1500 美元的第四時期對應于工業化的高級階段。如表3所示。將2010年西部地區GDP結構和就業結構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較而言，第一產業比重過高，新疆最高，接近20%，內蒙古和重慶比較低，分別為9.4%和8.6%。西部大部分地區第二產業的GDP比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而第三產業的GDP比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與錢納里的多國模型比較，西部地區目前正處于低等收入和中等收入之間的發展階段，處于工業化初期到中期轉變的階段。在這一階段，產業結構由以農業為主的傳統結構逐步向以現代化工業為主的工業結構轉變，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工業中則以食品、煙草、采掘和建材等初級產品的生產為主逐漸向在經濟發展中期對經濟發展起主要作用的制造業部門轉變。西部地區在這一過程中承接東部和國際勞動密集型產業。

目前，西部地區基本處于1 000—3 000美元之間的人均GDP階段，處于工業化初期到中期轉變的階段，不僅與GDP所處的工業化后期存在差距，而且與發達國家的結構差更大。此外，產值結構對于就業結構顯著偏差，就業結構的轉型顯著滯后于產值結構，如表4所示。同時，西部地區還表現出產業層次低的特征，具體表現在高附加值的制造業發展緩慢，而且傳統服務業在第三產業中的比重較高，高端服務業發展滯后。這就為西部地區產業高級化，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提供了較大的發展空間[21]。

三、中國西部地區人口紅利推進產業轉型的微觀機理

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人口紅利的消失將會導致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喪失，低成本的競爭模式再也無法成為經濟發展的推動力。但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巨大區域差異，為東部地區產業升級和西部地區承接東部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帶來了可能。東部地區改變依靠年輕的人口結構、充足的勞動力和高儲蓄的人口紅利，開發第二次人口紅利；西部地區延續第一次人口紅利成為未來一段時期中國產業雁陣模式發展的必然。

面對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的消退和老齡化的加劇，必須創造新的、真正意義上的人口紅利即“再造人口紅利”，西部地區承接東部勞動密集型產業和開發國內市場為此贏得了時間和空間。這是因為：

1.西部地區人口紅利為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高級化提供條件

西部地區人口紅利有助于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高級化，進而提升產業發展水平。自從西部大開發以來，西部承接東部產業轉移越來越明顯，西部地區的一、二、三產業結構正向高級化和合理化方向轉變，第一、二產業呈現不斷下降趨勢，而第三產業則不斷上升。

在中國產業分工中，西部地區正處于接納東部地區和國際加工、制造業轉移的典型區域，第二產業的比重較高是必然的。西部地區日益呈現出的從低級向高級演化的趨勢，是第二、三產業高速成長促成的，而其中人口紅利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因為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有著密切的聯系。什么樣的產業結構對應什么樣的就業結構，二、三產業結構得到升級必然會帶來其產值和吸納的勞動力比重不斷提高。而二、三產業就業比重的提高又會提高儲蓄率和消費比率，進而帶來產業發展和區域經濟增長。

2.西部地區的人口紅利有助于產業的空間集聚

西部大開發以來，該地區承接東部和國際產業轉移，加之豐富的資源稟賦，近年來工業集聚出現迅速增加的勢頭，并且促使工業集聚在增強次級區域生產能力的同時向次級區域內的縣級區域擴展，工業生產能力正在更廣闊的空間積累和集聚[22]。這在成都、重慶、呼和浩特和西安等城市顯得尤為突出。西部地區年輕的勞動力結構為該地區制造業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廉價勞動力，帶來了新興制造業的發展和新型工業區的興起。

西部地區豐富的人口紅利促進了工業區的集聚，而工業區的集聚又促使人口向城市流動，為工業區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實現了工業區依托廉價的勞動力不斷擴張規模和內涵式發展。在成都、重慶、呼和浩特、西安和蘭州等城市，勞動密集型產業所占的比重相對較高，為相伴而生的中小企業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吸引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充分發揮著人口紅利的作用。

西部地區人口紅利有助于產業的空間集聚，產業空間集聚形成的工業區所提供的就業機會是巨大的，有助于實現勞動力要素和資本要素的有機結合，進而推動了區域經濟增長。伴隨著西部地區承接東部產業轉移的推進，西部地區實際上成了勞動力相對剩余和就業增加區域，帶來了勞動力邊際收益的增加，提高了勞動力的空間配置效率，增加了社會總產出。在西部地區人口紅利發揮積極作用的情況下，西部地區的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形成了許多特色產業集群，如西安高新技術開發區、包頭稀土開發區等，產業群落和企業群落不斷崛起。因此，西部地區第一次人口紅利為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充足廉價勞動力要素，提升了工業生產能力，區域工業化率持續上升，進而帶來了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整體提升。

四、中國西部地區人口紅利推進產業轉型的宏觀對策

在我國東部地區土地、勞動和能源等要素資源供給約束日益增加，生態環境壓力加大以及企業運營成本尤其是勞動力成本大幅增加的情況下，面對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升級的要求，東部產業加快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因此，在東部地區產業西移和西部大開發強度加大的重大歷史機遇面前，西部地區必須發揮地區資源優勢，提高勞動力資源利用效率，進一步發揮地區人口紅利效應，在區域產業承接過程中實現經濟社會的跨越式發展。

1.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要做到與西部區域特色優勢產業的結合和培育

從東西部地區產業轉移和承接的發展實踐來看，這種產業契合實現了國內市場的擴大和利用，彌補了西部地區在資金、技術和管理等方面的劣勢，有效利用了西部地區得天獨厚的資源、環境生態等特色稟賦，使東西部產業競爭力明顯提升，區域經濟社會效益顯著提高。這就要求西部地區在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時，進一步因地制宜，實施具有區域特色和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戰略，積極選擇和培育發展區域特色產業，在產業鏈分工上實現與發達地區的錯位發展，促進東西部地區的區域經濟和產業發展結構的互補。

2.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實現農村勞動力的有序轉移

為了實現這一目的，需要進一步地深化改革戶籍制度，消除城鄉分割的排他性的政策，鼓勵農村剩余勞動力盡快轉化為城鎮化和工業化所必須的現實勞動力；在農村勞動力有序轉移的情況下，采取多種措施推動農民工市民化，在農民工就業、就醫、教育培訓和住房等方面采取措施以降低農民的進城成本，提升其進城務工收益。只有這樣，才能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有序和穩定轉移，才能較快地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加速潛在人口紅利的溢出效應，為西部地區承接東部和國際產業轉移，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提供至關重要的人力資本支撐。

3.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和在崗培訓

國內外理論和經驗都表明：提升勞動生產率可以實現一國或地區產品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力的提升，而要想做到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必須改善教育水平和教育質量。這就要求西部地區在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時，必須大力發展教育，尤其是職業教育和農民工在崗培訓，提高普通勞動者的素質來優化西部地區的人力資本存量，為產業可持續發展和彌補資本報酬遞減提供人力資本基礎。在目前西部地區的勞動力素質相對較差、生產效率不高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崗前培訓和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大力培育具備理論知識與實踐能力的新型農民來為西部地區承接東部地區產業和制造業轉移提供勞動力條件，進而拓展和延續西部地區人口紅利來實現東西部產業承接與自身發展的良性互動，帶來區域經濟的跨越發展。

西部地區承接東部地區產業和制造業轉移，必須重視人才的積累和儲備。在承接東部地區產業和制造業轉移過程中，要加大人力資源開發力度，為西部地區承接產業和區域可持續發展提供人力資源和智力支持，增強西部地區自身發展能力。此外，西部地區在承接東部地區產業和制造業轉移過程中同樣離不開產業轉型升級，這就要求增強西部地區消化吸收技術的能力和自主開發技術的能力。只有重視人才的積累和儲備，為勞動力獲取、掌握知識和技術的能力提供優質的平臺，才能通過技術的創新帶動產業創新，提高承接產業的競爭力。

4.加快建立城鄉一體化社會保障體系

在當前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下，西部地區在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時，要整合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加快城鄉統籌的醫療保險運行機制建設，并且銜接各項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統一高效的社會保障管理體系，化解當前社會保障制度的“碎片化”帶來的難題。在建立城鄉一體化社會保障體系時，適度公平是第一要務，只有這樣才會最大程度的提升各階層的積極性，為西部地區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進而推進產業發展和經濟社會進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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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H.錢納里.發展的形式1950—1970[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8.

篇（5）

在現代社會中，養老保障制度是實現公民的生存權利以及其他****的重要問題，是全體社會成員共同享受社會發展成果的主要途徑．也是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基本支柱，因此，在我國當前的社會生活中，建立完善的、包括城市和農村在內的覆蓋全體社會成員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不僅是為體現每一公民的生存權和其他****，也是為實現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所必需的。

社會養老保障已經成為現代社會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在一個國家內部，這種基本權利對于每一個公民應是相同的，不應該因為公民的戶籍身份或居住地域而區別對待。長期以來，農村社會保障始終處于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邊緣，農民一直游離于社會的保障網之外。因此，及時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以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和體現社會公平。已日益成為關注農村問題的人們的共識。但是．就現階段我國所面臨的實際情況而言。實現這一目標的難度仍然不可低估。下面就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現狀及所面臨的現實困境和挑戰進行分析。

一、農村社會養老的現狀及原因

(一)農村養老保障的現狀

迄今為止。我國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主要還只是面向城鎮人口，占總人口近80％的農村人口尚未被覆蓋．目前我國農村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農村總人口的7．36％以上，而城鎮的比重為6．29％，到2030年，農村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將達到17．39％，而城鎮的比例則為13．1％．負擔明顯低于農村。由于80年代以來長期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慣性效應，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農村老年人口的比重還將會繼續上升。市場化改革以來，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農村居民的相對地位進一步弱化．反映了農村居民生活風險的累積。

經歷了將近20年的時間，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已初步確立。但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重心卻一直傾向于城鎮弱勢群體。對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的忽視，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一大失誤。在缺乏社會保障制度安排的情況下．農村人口的養老保障仍然只能憑借傳統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

民政部于1991年開始試行

(二)形成農村養老現狀的成因

1．歷史原因

由于中國歷史傳統中儒家“孝道”思想的影響，農村老年保障在中國歷史和傳統上是以“家庭”為主?！凹彝ヰB老”是我國贍養老人的優良傳統，有著悠久的歷史，深厚的經濟社會基礎，“我國素有‘禮儀之邦’的美稱，養老孝親是我國人民的傳統美德。早在兩千多年前，我國人民就把‘老有所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作為道德理想和現實的道德要求提了出來，使得當時及其以后的家庭具有了贍養老人的職能。直到現在，這種職能仍然存在?！编笥跉v史和傳統思想的影響，使得社會對于農村養老保障問題的探索和改革的迫切性及必要性的認識受到了一定的消極影響．自覺不自覺的導致了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工作嚴重滯后。

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時代的發展．以及現實社會中競爭的加劇、工作壓力增大等原因，“核心家庭”、“空巢家庭”大量涌現。家庭結構小型化，家庭內部重幼輕老和子女忙于工作，使家庭中子女全身心照料老人的狀況難以維系等．且維系家庭養老傳統文化中的孝道作用在不斷弱化；事實上家庭養老的作用在大大削弱。1991年中國老齡科研中心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資料表明我國農村60歲及以上老年人完全依靠家庭養老的比例為63％：2001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農村家庭變化課題組”調查資料表明，這一比例已經下降為50％左右。從而使得農村傳統養老的方式“家庭供養加土地保障”的模式受到了強烈的挑戰。

2．經濟原因

從我國宏觀經濟情況看，雖然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有相當大的提高，但是由于我國人口多、底子薄、東西部地區差距大、各地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當前要做的大事又非常多、攤子非常大(如基礎設施建設、西部大開發、三峽大壩、國防軍工等都需要大量的投資)。所以，現有國家經濟實力與實際需求還不能很好地適應。因此，國家目前只能將社會保障的重點放在城市．這也是導致農村社會保障工作嚴重滯后的原因。從農村貧困人口的情況看。不僅存在著大量需要社會救濟的“三無”(無收入、無勞動力、無經濟來源)對象，而且仍有9000～15000萬左右的貧困人口。農村貧困人口“糊口”問題仍然是目前非常突出的社會問題．解決數量龐大的農村貧困人口的脫貧和溫飽問題，無疑需要一個極大的財力支持。而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經濟財力非常有限，這就造成對農村養老保障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從而制約著農村養老保障工作的發展。從市場運作的角度來看。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由于運作成本較高．商業保險的利率不穩定，養老金的保值、增值困難，一般的農民難以承受其經濟壓力和風險，農民所能享受的養老金數額有限，顯然對農民的養老難以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故吸引力也不大。

3．社會原因

由于人口結構的特殊性。我國社會養老負擔特別重．在農村尤為突出。2000年底，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達到1．3億左右，其中，農村老年人口大約有1億左右。其總量遠遠大于城市老齡人口，是世界上農村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國醫療衛生水平的提高和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實施．我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已達到70歲以上．加上少兒人口的相對減少．導致了我國社會人口結構的老齡化速度加快。據“五普”資料表明，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當中所占比重已經達到6．96％，現已跨入了老齡化社會。與世界上人口老齡化國家相比較，我國人口老齡化超前于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而且，人口老齡化的水平是農村明顯高于城鎮．隨著流動人VI的增加，這種趨勢將會更進一步地增加。由于種種原因．我國現在的養老保障僅局限在城鎮人口中開展。從而導致了農村養老保障工作的滯后。

4．政治原因

從中央政策層面上看，對這個問題還處于研討和試點階段。“確實在理論界和政界關于農村是否需要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意見是不統一的。不主張開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主要理由認為，農民尚沒有多大能力或沒有條件參加養老保險，農村家庭仍可以發揮養老的作用，開展社會養老保險沒有必要或者作用不大，加上農民家庭擁有一份土地，土地可以成為農民最后的保障”?？梢?，這些反對意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前文所述歷史原因的影響。對于“家庭、土地”養老。在新形勢下，特別是人世以后，將受到的巨大沖擊估計不足。盡管政治方面的決策，很大程度上與前面所分析的四個原因息息相關，但由于這些意見來自決策層面，這無疑對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中具體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造成一定的阻力。

二、我國農村養老所面臨的現實困境及挑戰

(一)面臨農村人口老齡化高峰的困境

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農村人口出生率大幅降低度：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和醫療、健康水平的不斷改善，我國人口平均壽命已從1949年的35歲上升到目前的70歲。生育率的下降與平均壽命的提高，使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程度迅速上升。據人口學家估計，到本世紀中葉，中國老年人口的比例將接近1／4，達到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高峰時期。雖然農村的生育率明顯高于城市，但由于農村人口基數大和城市化道路吸弓l大批青年向城鎮轉移，本世紀我國農村老年人口比例將高于城鎮，使養老的絕對需求量擴大。屆時農村經濟仍然落后于城鎮，而老年的生活主要還是依靠家庭，必將使家庭養老壓力更加沉重。計劃生育政策產生的另一個結果是家庭小型化的趨勢。據統計，農村平均家庭規模已從1980年的5．54人下降到2002年的4．13人。農村的獨生子女在大幅增加。“4—2—1”家庭結構在逐漸形成。以家庭養老為主的老年保障模式將使未來的子女在養老的問題上不堪重負。

(二)面臨WTO帶來的挑戰

加入WTO后，農業競爭越來越大。首先是我國農產品面對國際農產品壓力倍增，以糧食生產為例，我國糧食生產的商品率只有30％左右，而發達國家幾乎為l00％。國外價廉物美的農產品的進入必將擠占我國農產品相當一部分市場．這無疑會導致一部分農民收入的減少。而且中國加入WTO后．國外農產品的進口量將會增加，從而必然對我國農產品的商業化、農村的產業結構產生強大沖擊與影響。根據世界貿易組織農業協議我國農產品總體平均關稅在2004年前要降至l7％，重要農產品關稅則要降至14．5％，這就意味著受國家政策長期保護的農產品將面對國外農產品進入的競爭，使農村保障水平降低。其次是農業的現代化挑戰土地的家庭粗放式經營．在土地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現代化。必須以國際化和市場化為導向推進土地經營權的流轉和集中．發展農業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的經濟效益和市場競爭力。而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要有兩個基本前提：一是農業勞動力能夠穩定地進入非農產業，農民家庭收人來源主要依靠非農產業。二是要有可靠的社會保障能夠幫助他們抵御未來一系列事故風險，免除他們的后顧之憂。所以必須在社會保障體系中。應建設能替代土地保障的保障體系。

(三)“新三農”問題的緊迫性

篇（6）

【關鍵詞】劉易斯拐點；勞動力有限供給；老齡化

一、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理論——劉易斯拐點的內容

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于1954年發表了論文《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經濟發展》，他在論文中提出了關于劉易斯經典模型的主要觀點：在廣大的二元經濟發展中國家，存在大量的農業和工業部門；在農業部門里，勞動的邊際生產率為零或負數，使得“勞動力無限供給是存在的” [1]；由于兩個部門在生產率和工資方面的差距巨大，現代工業部門只要支付一個略高于傳統部門的勞動工資，就可以吸引農村剩余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流入；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農業生產率逐漸提高，農業勞動力生產將會出現拐點，即農業部門的工資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而上升；當傳統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完全被轉移出去，就會使勞動力工資大幅度上升，無論是傳統部門還是現代部門都將以市場工資雇傭工人，至此，農村勞動力不再向工業轉移，二元經濟結構就轉變為一元經濟結構。

在1972年，劉易斯發表了《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對劉易斯拐點做了進一步補充。他將劉易斯拐點修成為兩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一拐點和劉易斯第二拐點。劉易斯第一拐點指勞動力由無限供給到勞動力短缺；然后隨著農業的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進一步釋放，現代工業進一步發展，為吸引勞動力提高工資，直到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的工資相當，這就是劉易斯第二拐點。劉易斯闡述了二元經濟模型中勞動力轉移的經典理論模型。

二、對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的評價

有人劉易斯理論模型存在一些不足。王春雷認為劉易斯模型的一個最大缺陷是假定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不變的，忽視了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對勞動力轉移的影響。[2]周平認為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沒有必要創建復雜的數學函數模型，即使用類似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這樣的分析工具也會有效地說明問題。[3]

但是也有人認為二元經濟模型有比較大的理論價值。張志強認為它確立了二元結構的分析模式并且解答了發展經濟學中資本形成的源泉問題。[4]陳躍認為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闡述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過程為研究發展中國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具有重大戰略意義。[5]

后來的經濟學家不斷地對劉易斯模型進行發展。Ranis和Fei在劉易斯模型基礎上提出了拉尼斯—費模型，更加旗幟鮮明的強調了農業地位與作用的重要性。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托達羅在批評“劉易斯一費景漢一拉尼斯人口流動模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托達羅模型，提出單純依靠工業擴張不能解決當今發展中國家城市嚴重失業問題，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是解決城市失業和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根本出路?！皹蚋Ｐ汀眲t突出農業剩余及技術進步的意義。

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一個新的分析思維方式。中國在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后，勞動力市場形成了中國特色，研究中國經濟的勞動力市場實際情況可以發現中國經濟基本符合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二元經濟模型固然有它的不足，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來說，其理論還是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三、中國是否迎來劉易斯拐點之爭

1、我國沒有迎來劉易斯拐點

孫自鐸指出，我國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至少在 1.5億～2億之間，認為中國的農村勞動力還是很富足的。[6]簡新華、張建偉認為我國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現狀在短期內都不會改變。[7]任燕飛認為我國的劉易斯拐點還沒有到來，我國農村富裕勞動力并沒有被完全吸收而是還有約2億的剩余勞動力等待轉移。[8] 劉元春、孫立認為人口機會窗口關閉不等于勞動力短缺，人口機會窗口的關閉反映的只是人口結構轉變的數量關系，與勞動力短缺沒有必然關系。[9]劉偉認為勞動力不僅來源于出生人口還來自資本主義部門的存量，如果大部分勞動力還沒有完全被現代部門吸收，就不能斷言劉易斯拐點已經或即將到來。[10]上述觀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并未形成最主流觀點。

2、也有少部分學者認為我國還沒到達劉易斯第二拐點，而只是進入了劉易斯轉折區間，真正的劉易斯拐點還沒到來

王德文指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從無限供給向有限供給轉變，即越過 “劉易斯第一轉折點”但尚未到達 “劉易斯第二轉折點”。[11]李月基于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角度出發，與臺灣的研究對比得出我國東部地區正在向 “劉易斯轉折點”趨近而中西部等經濟發展落后地區離劉易斯拐點尚遠。[12]持這部分觀點的人是以我國全面到達劉易斯拐點作為判斷我國迎來劉易斯拐點的依據，這里的全面包括時間和空間的完整跨度。

3、我國確實迎來了劉易斯拐點

從勞動力市場供給與需求角度看我國“民工荒”初顯“劉易斯拐點”端倪。2004年開始我國出現了農民工短缺。根據社會保障部對珠三角洲、長江三角洲、閩東南、浙東南等主要勞動力輸入地區和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幾個勞動力輸出大省進行了重點調查，得出的數據顯示，我國局部出現嚴重的“民工荒”現象。[13]2008年后我國農村勞動力使城鎮轉移活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中國經濟在經歷了一個中國特色的二元經濟增長階段之后，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正在消失，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初顯端倪。[14]

從農村勞動力剩余角度看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減少，預示著我國勞動力有限供給時代的到來。蔡昉連續撰文，在研討會上發表演說，認為農村勞動力大量剩余已經不符合事實。他要打破“中國農村尚有大量剩余勞動力，‘民工荒’只是暫時現象的神話”，要破解農村剩余勞動力之謎。拋棄過去“假設估計，采取直接觀察做出判斷”的做法。他認為2004年農村勞動力總數為49695萬人，從中要剔除三個部分：一是農業上1.8億必要勞動力；二是鄉鎮企業和外出打工者即已經轉移出去的2億勞動力；三是40歲以上難以轉移出去的勞動力6000萬，那么農村充其量就只有5800萬農村勞動力。[15]以上數據顯示，我國“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儲備幾近枯竭”，[16]我國的勞動力有限供給時代的逼近。

工資上漲和勞動力市場的城鄉一體化進程加快預示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根據發展經濟學理論，劉易斯拐點來臨將使得一個國家勞動力供需市場發生新的變化，促使宏觀經濟出現兩個基本特征：勞動力市場上普通勞動力傭工工資將普遍上漲和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趨勢明顯。農民工在城鎮的務工收入雖然長期以來低位徘徊、增幅極小，但2004年以來農民工的工資漲幅明顯。[17]根據張曉波等人基于對甘肅省農忙和農閑時期的工資的發展演化模式的長期調研發現，“無論其他因素是否被控制，實際工資水平總是不斷地攀升。貧困地區實際工資在加速上漲，甚至農閑時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勞動力的時代已經結束”。[18]隨著城鄉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阻礙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進程的制度正逐步消除，各種有利于農村勞動力城鎮轉移的體制機制正逐步健全與完善，城鄉一體化勞動就業市場己基本形成?！?[19]從這也可以看到劉易斯拐點到來的跡象尤為明顯。

人口老齡化加劇與人口紅利正逐漸消失，是劉易斯拐點到來的征兆。蔡昉認為人口年齡轉變的最富生產性的階段會為經濟增長帶來潛在的人口紅利，一個國家或地區如果能夠對這種人口紅利加以充分利用,經濟增長就可以獲得一個額外的源泉，創造經濟增長奇跡。相反，如果人口紅利消失，經濟增長將進入緩慢階段。[20]根據相關資料表明，中國“正在變老”，“未富先老”，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根據我國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主要數據顯示我國0—14歲人口占16.6%，比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下降6.29個百分點，60歲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上升2.95個百分點，其中65歲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表示，我國人口增長已經由“高、低、高”過渡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三低”模式。在這樣的模式下，我國人口總數的增長速度放緩，老齡人口比重增加，少兒人口比重縮小。中國將在未來10—20年內步入嚴重老齡化國家行列。另外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從1990年開始，預計到2030年結束。”[21]這表明我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提前發生了轉變，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而“劉易斯轉折點”與“人口紅利”間有著某種正相關的關系，前者的顯現往往是后者消逝的前兆，這使得勞動力有限供給成為現實。

我國是否迎來劉易斯拐點之爭（見上表）

四、結論

第一，我國已經迎來劉易斯第一拐點并且正在接近第二拐點，這就能說明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劉易斯轉折區間，勞動力無限供給向有限供給轉變。伴隨而來的我國的人口紅利轉型提前完成使每年的出生人口會逐漸出現負增長，老齡化日益嚴重，給經濟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

第二，對于劉易斯拐點對非經濟因素的影響的分析缺乏研究。很多學者能證明劉易斯拐點對中國制造業等經濟因素的影響，但是鮮有人從制度方面考察了劉易斯拐點對中國的非經濟影響。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凸顯了我國人老齡化趨勢嚴峻，如何做好防范老齡化危機的問題擺在了我們面前。建設與完善養老保險制度是化解老齡化危機的關鍵所在，這也正是劉易斯拐點給我們的非經濟方面的警示。

第三，部分學者研究采取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相結合，更加注重實地調查，并通過查閱大量文獻資料，分析與得出結論；也有側重于通過國內外的劉易斯轉折過程的對比與借鑒，結合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現狀，提出自己的觀點和預測。

第四，很多學者主要是通過文獻法、比較分析法、個案分析與案例分析來研究與分析，多數學者更加側重文獻法與案例分析法，而對比較分析法采用的相對較少，而個案分析法在部分文獻中有出現。

第五，通過大量的文獻收集、整理和辨析，得出的結論是：劉易斯拐點的到來預示著中國進入到勞動力有限供給時代，正面臨著一個轉型環境，探討完善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政策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更好的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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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春雷，產業低端化對“民工荒”的影響[D].湖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3]周平，二元經濟理論與人口流動問題分析[J].經濟問題，2008（10）.

[4]張志強，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的修正[J].發展研究，2008（6）.

[5]陳躍，對農村勞動力流動規模與城鄉收入差距同時擴大悖論的解釋[D].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6]孫自鐸，.中國進入“劉易斯拐點”了嗎? ——兼論經濟增長人口紅利說［J］.經濟學家，2008,(1).

[7]簡新華，張建偉．從“民工潮”到“民工荒”——農村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的制度分析［J］.人口研究，2005(2).

[8]陳華，劉易斯拐點“遠未到來”——訪中國勞動關系學院經濟管理系副主任燕曉飛［J］.中國制衣，2009（2）.

[9]劉元春、孫立，“人口紅利說”: 四大誤區［J］.當代社科視野，2009(3).

[10]劉偉，劉易斯拐點的再認識[J].理論月刊，2008（2）.

[11]王德文，中國劉易斯轉折點標志與含義［J］.人口研究，2009(2)．

[12]李月．劉易斯轉折點的跨越與挑戰——對臺灣20世紀60、70年代經濟政策的分析及借鑒［J］．財經問題研究，2008年9月第9期（總第298期） ．

[13]勞動保障部課題組，關于農民工短缺的調查報告［J］.中國勞動保障,2004(11).

[14]蔡昉，中國經濟面臨的轉折及其對發展和改革的挑戰[J] .中國社會科學,2007(3).

[15]蔡昉，破解農村剩余勞動力之謎[J].中國人口科學,2007（2）.

[16]蒯鵬州，中國人力資源強國建設應關注人口變化因素[J].經濟研究參考, 2010年（62）.

[17]姚上海.“劉易斯拐點”突現：我國勞動力資源面臨重大轉型[J].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12月第8卷第6期.

[18]張曉波，楊進，王生林.中國經濟到了劉易斯轉折點了嗎？——來自貧困地區的證據[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9）.

篇（7）

我們強調明確各級政府為實施規劃的責任主體、婦兒工委各成員單位為實施規劃的責任部門，具體做到“三個納入”，從而保證認識到位、責任到位、工作到位。

1、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整體推進。市委、市政府歷來高度重視婦女兒童工作，將其作為事關全市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的重要工作來抓。不僅將婦女兒童工作寫進了市第十次黨代會、第十二屆人代會工作報告，還將“兩個規劃”納入到全市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中。市委、市政府主要負責同志經常聽取婦女兒童工作匯報，研究、指導婦女兒童工作。

2、納入同級政府財政預算保證投入。在財政并不寬裕的情況下，我市仍想方設法克服困難保證投入，滿足婦女兒童事業發展的需要。20*年全市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3.92億元，衛生經費支出2.71億元，婦兒工委辦公室工作經費由過去的每年2萬元增加到6萬元，并列入政府財政預算。

3、納入政府部門職能逐項分解落實。我市在制定規劃的同時，將目標任務進行了詳細分解，以文件形式下發，明確了各成員單位的職責。各部門也結合各自的職能范圍和工作任務制定工作方案并積極組織實施，將婦女兒童工作與本部門工作同部署、同推進、同落實。

二、把落腳點放在服務婦女兒童發展上，為實施規劃開辟有效途徑

1、創新工作機制，維護婦女權益。近年來，組織部門結合公開選拔，加大了培養選拔女干部的力度。全市各鎮均配備了科級女干部，其中，3位女性為鎮主要負責人。村民委員會成員中女性占26.4％，居民委員會成員中女性占68.6％。20*年全市新發展女黨員395人，占黨員發展總數的34.9%，超過了“*”終期30%的目標。為嚴厲打擊家庭暴力，我市制定了《大豐市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實施意見》，在全市基層派出所掛牌成立了家庭暴力投訴站，市區街道、社區均成立了婦女維權工作站。為解決農村留守兒童思想失教、親情失缺、安全失保的“三缺”問題，我市在14個鎮建立了“留守兒童服務指導站”，聘請了1500多名“留守兒童服務指導員”開展零距離服務。

2、創造良好條件，促進創業就業。我市專門成立了促進女性創業、就業工作領導小組，為女性創業、就業、再就業制定了免費培訓、小額信貸、減免稅費等優惠政策。市勞動就業處專門成立了女性就業服務專區。市婦聯根據下崗女工文化層次偏低、技能缺乏等特點，多方尋求就業信息，根據勞務用工需求，正常在街道、社區舉辦下崗女工再就業技能培訓班，僅今年已培訓2000多人，有效促進了全市女性的創業就業。

3、堅持以人為本，培育“四有”新人。我市成立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領導小組，下發了《大豐市家庭教育工作意見》，市婦兒工委各成員單位根據自身特點，開展了豐富多彩的未成年人“五小”道德實踐、中小學生暑期“1+1體驗生活”實踐、“未來之星”競賽、“童眼觀德”攝影展、“我做合格小公民”征文競賽等活動。全市建立了特困生檔案，正常開展“愛心助學”結對幫扶和捐助活動，舉行大型廣場“超市式認領”結對資助。為了豐富我市婦女兒童的學習生活環境，全面提升我市婦女兒童的整體素質，20*年上半年，市政府專門研究會辦高起點定位建立大豐市婦女兒童活動中心和青少年活動中心，并于當年正式實施此項目。建成后的“中心”總面積達4000多平方米，總投資1400多萬元，集教育培訓、交流研討、娛樂休閑等多功能于一體，將全方位為我市婦女兒童實行優質服務。我市投資1個億新建了2.3萬平方米的人民醫院病房大樓，投資750萬新建了蘇北首家獨立建制的縣級少兒圖書館，為全市婦女兒童提供更多的精神文化生活和最為優質的醫療衛生環境。

4、采取扎實措施，攻克難點指標。為有效提高我市的人口質量，20*年6月，市政府專門召開常務會議，出臺了由政府對女性婚前醫學檢查基本項目實行“買單”政策，并于20*年7月1日正式實施。截止2008年9月30日，全市共有4142名新婚女性、3945名新婚男性進行了婚檢，女性婚檢率已從06年的0.54%上升到95.3%，男性從0.32%上升到90.5%。今年6月，市政府又正式批準了自2009年1月1日起男女雙方婚檢全部由政府“買單”。進一步加大了婚檢工作的鼓勵扶持力度。為有效解決我市青少年就醫難問題，20*年8月，市政府專門出臺了未成年人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建立了城鎮青少年醫療保障體系，以確保青少年健康成長。

三、把突破點放在加強制度機構建設上，為實施規劃提供有力保證

篇（8）

據《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齡事業監測統計信息》公布，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全市戶籍人口1391.04萬人。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300.57萬人，占總人口的21.6% ;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14.50萬人，占總人口的15.4% ; 7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160.65萬人，占總人口的11.5%;80歲及以上高齡老年人口53.44萬人，占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17.8%，占總人口的3.8%;100歲及以上老人836人，其中男性175人，女性661人。按照人口學測算標準，老年人口的年齡起點一般定為60歲或者65歲，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10%或者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7%的國家或地區被稱為進人老年型社會。上海遠遠超過這一標準，其分別超過測算比例的11.6%和8.4%，上海的老齡人口已經是其總人口的1/5，上海市城市發展已進人真正的人口老齡化時代。

一、上海市人口老齡化的現狀

按照上海市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公布的2008年最新上海人口生命表測算，未來10-巧年上海市步人老齡人口的數量會急劇增多，即將進人人口老齡化高峰時代。由此帶來的經濟增長與勞動力短缺矛盾、等待領取養老金養老的老年人口與社?；饑乐夭蛔忝芤约巴鈦硇略鰟趧恿θ丝谂c上海市現行戶籍政策等矛盾，都將給政府現行社會政策帶來巨大挑戰。

從上海市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人口檢測統計數據來看，在上海城市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近年來已表現出了新的特征。

1.從老齡人口總數來看，上海市60歲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逐年增高

從已有數據來看，近年來上海市老齡人口呈遞增趨勢，平均每年新增老齡人口數已超過10萬人。截至2006年底，上海市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75.62萬人，占總人口的20.1 %，比上年增加9.25萬人，增長3.5% ; 2006年到2007年末，60歲及以上人口增加了11.21萬人，增長4.1%;占總人口比重從20.1%增至20.8 % ; 2007年末到2008年末，60歲及以上老齡人口增加了13.74萬人，增長4.8% ;占總人口比重從20.8%增至21.6%，達到300.57萬人。據預測，到2010年上海老年人口總數將達312萬人，約占總人口的23%。這一比例直向世界第一長壽大國日本的老齡化水平看齊。2020年，上海老年人口數字將攀升至500萬，而上海老齡化發展的趨勢要到2025-2030年間才會達到高峰。

就其原因而言，從世界范圍來看，上海市這一老齡化符合世界人口老齡化趨勢，可以講，現在60歲及以上老齡人口大多出嘗于1949年前二戰結束世界人口出生高峰期所生人口，上海解放前與解放后，作為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命脈，一直保持著勞動力的充足狀態，由于二戰結束后短期的和平以及解放后發展大上海而遷入上海市的青壯年人口生育意愿的極高狀態，使得當時出生的人口極多，呈現出一個高峰狀態，隨著時間的推移，60年后的今天正好進人一個人口的老齡化時期。

2.從老齡人口年齡結構來看，上海市女性老齡人口多于男性，城市獨居女性老人越來越多

從上海城市老齡人口年齡結構來看，女性老齡人口多于男性老齡人口，并且呈現出隨著年齡的遞增，女性老齡人口所占整個城市老齡人口的比重越來越高，高齡女性人口越來越多。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6.9%，女性占53.1%;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5.3%，女性占54.7 % ; 7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43.6%，女性占56.4% ; 8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38.9%，女性占61.1%;10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男性占20.9%，女性占79.1%。由此我們可以很顯著的看出，由于男女性別人口總數的不對等以及男性實際生命比女性短等現實因素的考慮，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上海市進人老齡化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多的現狀仍然要維續一段時間，未來上海市的城市獨居女性老人數將越來越多。

3.從人口撫養系數來看，上海城市老齡人口撫養系數越來越高，總人口撫養系數越來越高

人口撫養系數是指人口中處于被供養年齡(一般指15歲以下和64歲以上)的人口與處于勞動年齡(15-64歲)人口的比，也被稱為年齡撫養系數。如果只計算巧歲以下人口與15-64歲人口的比，則該比值稱為少兒撫養系數;如果只計算64歲以上人口與15-64歲人口的比，則該比值稱為老年撫養系數。相關數據顯示，200(〕年人口普查上海市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撫養60歲及以上人口的老年人口撫養系數為26.1 % ， 2005年老年撫養系數為27.2% ，2006年老年撫養系數上升到28.1%，比上年增加1.0個百分點，2007年末，老年撫養系數再次上升到29.4%，比上年增加1.3個百分點，2008年末，上海市老年撫養系數為30.8%，比上年又增加了1.4個百分點。也就是說2008年開始，平均3.33個上海勞動適齡人口就要養活1個上海老齡人口，加上人口生殖過程中的少兒撫養系數的存在，上海城市總人口撫養系數一直在增加。

4.從城市人口未來發展趨勢來看，“純老家庭”日漸增多，高齡人口顯著增加

由于現代醫療技術的發達以及人口生活質量的提高，近年來，上海全市“純老家庭”越來越多，也即意味著老年人總數在上升，2004年上海市“純老家庭”總人數為70.%萬人，時隔2年后2006年上升到78.72萬人，2007增加到84.37萬人，2008年上海市“純老家庭”人數為86.38萬人，比2004年首次統計增加了15.42萬，其中80歲及以上“純老家庭”人數達24.26萬人，比2004年首次統計增加15.06萬人。從已有數據以及上海市人口生命表推測來看，由于家庭養老習慣的變更，未來上海市純老家庭總數還將有個上升的趨勢，同時高齡人口也會進一步增加，這部分“純老家庭”老人的生活照顧問題也將是研究與解決城市人口老齡化政策必須要考慮的現實性問題。

5.從老齡人口地區分布來看，城市不同地域間老齡人口差異顯著

從上海市老齡人口分布來看，截至2008年末根據已有數據，老齡人口最多的依次為浦東新區40.6萬人、楊浦區22.9萬人、徐匯區20.74萬人、普陀區19.21萬人、閡行區18.82萬人、虹口區18.26萬人、寶山區17.72萬人、崇明縣16.82萬人、閘北區15.17萬人、南匯區14.41萬人、黃浦區13.5萬人、長寧區13.33萬人、嘉定區12.3萬人、松江區10.88萬人、奉賢區10.59萬人、金山區10.51萬人、青浦區9.46萬人、靜安區7.72萬人、盧灣區7.57萬人。據《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齡事業監測統計信息》數據，"2008年末各區縣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該區縣總人口比重前三位的依次是靜安區、盧灣區和崇明縣，分別為24.9%，24.4%和24.3%;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前三位的依次是金山區、寶山區和普陀區，與上年比分別增加1.0，0.9和0.9個百分點。2008年末各區縣80歲及以上高齡老年人口占該區縣總人口比重前三位的依次是靜安區、盧灣區和黃浦區，分別為5.5% ，5.5%和5.1%;高齡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前三位的依次是普陀區、長寧區和楊浦區，與上年比均增加0.3個百分點。2008年末各區縣高齡老年人口占該區縣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前三位的依次是黃浦區、盧灣區和靜安區，分別為22.9% ，22.3%和22.2%;比重增加前三位的依次是長寧區、普陀區和楊浦區，與上年比分別增加0.7，0.7和0.6個百分點。

二、上海市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現象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性問題，從上海來看，人口結構中的日益老齡化現象已經給上海城市化過程中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嚴重挑戰。

1.老年人增多，上海市社會保障體系面臨重新調整，財政負擔將進一步加重

上海市現在戶籍人口1391.04萬，上海的社會保障體系在全國來說已經發展的比較健全，但從上海社會保障體系內部社會保險方面來看，現在上海的社會保險分為:①城市社會保險;這部分大約繳納的人數為450萬人，主要是針對上海市城市在籍人口繳納的。②城鎮社會保險;這部分人群主要有180萬，主要是上海城市郊區大量農轉非的失地農村人口。③農村社會綜合保險;大約為200萬人左右，主要是原來是農村戶口的人群繳納的農村保險，大多集中在區縣郊區地域。④綜合保險;這部分保險主要針對的是在上海市的流動人口而開設繳納的，大約為350萬人。⑤醫療保險;自愿參加，即在上海工作的人群都可以成為醫療保險的對象。

而現在上海的城市退休領取養老金的人口已經達到了206.51萬，占老年人口的68.7%、全市戶籍人口的巧%。根據2008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齡事業監測統計信息顯示，2008年上海市60歲及以上老年人領取小城鎮社會保險人數為33.38萬人，領取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人數為30.96萬人，領取征地養老的人數為19.21萬人;全市60歲及以上老年人從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及其他養老保障中獲得城鎮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數為0.77萬人，獲得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數為5.20萬人，獲得城鎮高齡無保障老人養老保障金人數為5.71萬人，農村無保障老年人獲得老年農民養老金補貼的人數為32.52萬人，農村五保老人獲保障人數為0.29萬人。初步測算一下，上海現在單就戶籍人口來說，用①中城市社會保險450萬人群繳納的部分保險金來養這206.51萬人，差不多就是2.18個城市人養1個退休老齡人口，僅依靠征收社會保險金的形式返還社會保障已經“失靈”，政府不得不財政補貼兜底補償社?；鸬牟蛔悖由县斦冖冖邰堍萆系耐度?，上海市目前在社會保障體系財政負擔已相當嚴重，已經出現了社?；饑乐卮┑椎默F象，“社保基金嚴重穿底，僅2008年上海市級財政收入為上海社?；鹜械?70-180億元，占到了市級財政收人的17%-18%左右，而預計今年還需要增加60-70億才能把社保基金的窟窿補上。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依靠并提高財政支出比例為上海社?；鹜械椎那闆r將長期存在，甚至會越來越嚴重，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上海的老齡化問題。”(上海市市長韓正，2009盧由此來看，目前上海社會保險資金不足，社?；鹬杏糜陴B老、助老、護老醫療費用支出的嚴重不足，現實社會養老問題的不到位，未來養老金缺口長期存在已是不爭事實，社會保障體系在人口老齡化以及政府財政負擔不斷加重的過程中面臨著重新調整的挑戰。 2.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上海市現有家庭結構模式的變化，年輕人負擔將越來越重

在目前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健全的情況下，人口的老齡化帶來的直接一個后果是家庭撫養負擔的加大，一方面，國家在老年人養老保障、養老金資金供給嚴重不足，另一方面，社區為老服務以及社區其他公共服務供給的嚴重不足，都使得老年人養老服務再一次回到了家庭養老的層面。而由于醫療技術帶來的人口壽命的延長，居家養老模式必然會帶來現有家庭結構模式的變化，居于中下層的勞動適齡人口撫養負擔未來將越來越重。

我們可以很容易想象得出，未來上海市人口撫養系數將越來越高，隨著獨生子女政策實施20多年后政策效應的顯現，以及由于現代醫療技術的進步和人口生活質量的提高而帶來的人口壽命延長，未來獨生子女A和B結婚，處于勞動適齡人口的他們將要撫養其下面的小孩C以及可能4-8個其上面的老人(A和B各自的父母以及各自父母的父母)，由此，上海市未來勞動適齡人口家庭結構將發生變化，家庭總撫養系數也將越來越高，年輕人負擔越來越重。

3.本地勞動力就業人口減少、外地勞動力的引入，上海市社會政策體系面臨重新調整

由上海市15-64歲人口撫養比30.8% ， 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14.50萬人，可以測算出來，15-64歲之間的勞動適齡人口為696.43萬人，剔除一部分高學歷尚在就學以及失業人口來說，也就是講目前上海市真正在籍適齡勞動力就業人數不足650萬人口，未來經濟發展過程中，本地適齡勞動力不足將成為上海市經濟發展后勁不足的制約因素，目前來看，外來勞動力的流人可能會為此緩解一部分壓力，但是外來人口的流人又會要求上海市現行社會政策進行新的一系列調整，例如，外來人口人滬戶籍問題、外來人口會保障以及其未來養老服務養老金問題、外來人口子女人學問題、外來人口的社會公共服務問題、外來人口的住房、道路交通、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問題等等，都使得未來上海保持經濟發展強勁勢頭，彌補勞動力不足必須要進行解決的政策調整問題。

4.城市人口的日益老齡化，未來可能阻滯上海市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上海市越來越多的超過總人口1/5人口老齡化問題，使得上海市人口結構逐漸發生了變化，人口結構的變化將帶來就業人數的變化，就業人數變化將會引起鏈鎖反應。而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信息經濟的來臨，高端產業在上海的發展，改造和淘汰傳統產業都會使一部分人失去工作，而這一時刻恰恰在當家庭收人出現危機時又面臨大量家庭養老問題的出現，政府又無力去全部解決社會養老問題。此時的人口日益老齡化將會影響到上海市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使得我國目前的社會投資結構、產業結構面臨著重新變更的現實，“鑒于目前我國的產業發展都是著眼于近期的人口狀況和國內外的需求而建立發展的，隨著人口老齡化趨勢的進一步發展，原有的一些產業將不再需要甚至大量縮減，而原來沒有的或者很薄弱的一些產業，卻需要大量發展?！币蚨?，在社會產業結構、投資結構發生變化過程中所帶來的轉型期的社會問題也必將會表現得進一步明顯起來，典型的就是上海市社會發展過程中人口、資源與環境之間的矛盾將有可能進一步加大。

三、應對上海市人口老齡化的對策思考

從世界范圍來看，人口老齡化已是當今世界各國共同需要面對的問題，由人口老齡化而帶來的如何應對老齡化趨勢，尤其是在為老服務方面已是各國都在積極探討的話題。然而對于上海而言，提前應對人口老齡化，發揮上海目前的資源和勞動力優勢發展社區為老服務事業，可能是應對上海目前人口老齡化的一項可行性辦法。

1.完善現有老齡人口養老服務體系，發展社區養老服務業

截至2008年底，上海市全市養老機構共計582家，其中，政府辦287家，社會辦295家，床位數共計80554張，平均每千位老人占有床位26張;全市居家養老服務機構共計229家，平均13125人享受1家居家養老服務機構服務;社區助老服務社共計234個，平均12844人享受1家社區養老服務社提供服務;老年活動室全市共計5547家，平均542人使用1家老年活動室;全市老年醫療機構(老年護理院、老年醫院)共計71所，平均每所為42334位老年人提供醫療護理服務;全市為60歲及以上老年人開設的家庭病床達41300張，平均每73人享有1張家庭病床數;全市共有老年學術組織、老年協會、老年文藝團隊、老年體育團隊、老年體協共計19706個，平均每153位老年人占有1個社團。因此，從總體上看，目前上海市養老、為老、助老服務體系嚴重不健全，為老服務的設施嚴重不足，服務的項目和內容也嚴重不健全，服務的質量和數量遠遠不能滿足市場需要，還難以應對未來人口老齡化高峰的到來，因此，從長遠來看，要在社區興辦社會化養老機構，發展老年人社區養老服務，發展社區養老，社區助老為老服務，在滿足各個層次老年人需要的基礎上，發展以社區服務為主體的老年服務體系，建立以社區養老為主，鼓勵個人、家庭自助養老，實施社區助老、幫老，國家與社會資助養老等四級養老服務體系。

2.完善現有社會保障體系，健全養老金保障機制

通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就上海而言，健全養老金保障機制，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根本途徑還是需要動員全社會的力量，構建和完善現有社會保障體系，特別是建立健全社會保障資金的來源渠道和資金的管理方式，就目前來說，上海急需要盡快拓展和完善現有養老保障金資金的來源渠道，上海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一些經驗。比如為了緩解養老金的壓力，西歐各國養老保險體系實施的職業養老保障基金機制很好的解決了一部分資金的來源問題?！八^職業養老保障基金，又被稱為企業補充退休金，一般由雇主和雇員共同承擔繳費費用，在西歐國家，通常該基金是從出資企業中獨立出來，由企業的雇主組織和工會協商建立，通過儲蓄、政府債券等多種投資渠道，提高基金的收益率，使職業養老保障基金保值增值。近幾年，西歐各國更是通過財政激勵和與有關合作方達成協議來提高職業養老保障基金，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英國，職業養老基金的覆蓋面就極廣，達到75%，資產規模超大，超過GDP的80% 。上海也應該從制度方面完善制度設計、加強制度創新、鼓勵支持發展企業年金繳納制度、配套實施個人商業養老保險等多種形式的養老保險機制，形成國家、企業和個人相結合的多維養老保障體系，健全養老金保障機制。

3.延長退休年齡，實施柔性退休制度，延緩老齡化高峰

篇（9）

 一、當前甘肅省人口老齡化的結構特點

自2005年甘肅省進入老齡化階段以來，老齡化呈現出了以下特點：

（一）人口老齡化速度逐步加快

2006年我省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7.35%，2007年為7.49%，2008年為7.58%，2009年為7.59%，2010年達到了8.23%，逐年增長的數據表明了我省人口老齡化的速度穩中有升，人口老齡化趨勢進一步加劇。近年甘肅省人口年齡結構如表1

根據上述統計資料可以看出，甘肅省自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以來，0—14歲人口比重除2005年外，呈逐年下降趨勢；65歲以上人口比重逐年上升，老少比越來越大，并呈現出加速狀態。另外，由于人口增長慣性和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的綜合影響，未來幾十年甘肅省人口將出現總量持續增長、人口年齡結構老化迅速的基本態勢，將迎來人口總量、勞動年齡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人口發展趨勢充分表明，今后甘肅省的人口不僅是數量過多問題，還交織著素質、結構、分布等問題。

（二）老齡化程度城鄉差異較大

甘肅省人口老齡化的不平衡性具有兩頭突出的特點，一方面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落實以及醫療衛生技術、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口壽命得到大幅延長而表現出的城市人口超前老齡化。另一方面，在農村表現為青壯年勞動人口大量外流而使農村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迅速提高。由于經濟條件、生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別，城鄉間老齡化進程呈現出不同步現象。

（三）甘肅省目前尚處于“人口紅利期”

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齡化加速的同時，少兒撫養比亦迅速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將形成一個總人口“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這一時期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儲蓄和投資增長，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被人口經濟學家稱之為“人口紅利”。

根據甘肅省人口年齡結構發展數據統計，近10年全省0-14歲人口總量和比重基本呈逐年下降趨勢；15-64歲人口總量和比重基本呈上升趨勢； 65歲及以上人口總量和比重呈逐年上升勢頭。國際上一般認可的“人口紅利期”人口撫養比例小于50%，根據國際通用標準，現階段甘肅省總撫養比不超過40%，尚處于“人口紅利期”。本時期省內勞動年齡段人口的增加，一方面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人口負擔系數最?。涣硪环矫妫渥愕膭趧恿┙o也使全省面臨著較大的就業壓力。

（四）老齡化現象超前于社會經濟的發展

一般情況下，經濟發展、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三者大致同步，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我國人口的生育意愿并非是主動選擇性的降低。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人口老齡化在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人民生活水平還較低的情況下就到來了。發達國家在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約1000美元。在國家老齡化的大背景下，甘肅省也呈現出人口老齡化超前于社會經濟發展的現象，即“未富先老”。

從表2中可以看出，甘肅省自2005年以來GDP總量與人均GDP兩項指標雖然在不斷上升，增幅也較快，但GDP在全國比重中不足1%，排列位次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位列第27。甘肅省在全國屬于較為貧困的省份，在2005年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僅為913美元，“未富先老”表現極為突出。

 二、甘肅省人口老齡化形成原因

針對甘肅省人口老齡化的現象，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生活水平、醫療衛生保健事業水平提高。隨著全省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以及醫療衛生保健事業的改善，使全省人口人均壽命得到不斷提高。改革開放30年來，全省人口人均壽命已由原來的65歲提高到了71歲，老年人口逐漸增多，從而人口老齡化進程逐漸加快。

其次，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使甘肅省乃至全國生育率大幅下降，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孩子作為增加家庭勞動力，提高家庭收入水平的作用越來越??；相反，由于生育、養育及教育孩子的成本不斷上升，使育齡人口生育意愿下降，出生率的不斷下降加速了人口老齡化進程。

再次，甘肅省人力資源的全社會范圍內的流動。隨著區域經濟發展的差距不斷拉大，甘肅省內勞動力資源向全國經濟發達地區流出，雖然也有從其他地區流入甘肅的勞動力人口，但綜合雙向流動來看，凈流出人口為正數。從流出人口年齡結構分析，勞動年齡人口占絕大多數。針對城市、農村人口老齡化不同步的現象，鄉村人口老齡化的加快與外出流動人口也有一定的關系。20世紀90年代，甘肅省農村出現大量剩余勞動力，青壯年勞動力大規模向城市流動，青壯年勞動力的流出加速引發農村常住人口年齡結構發生變化，老年人長期在家留守，造成農村空巢老人增多，使得鄉村人口老齡化程度加快。

 三、人口結構老齡化對甘肅省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給甘肅省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帶來了深刻影響，無論是從勞動力供給能力、儲蓄水平、消費結構、產業結構、社會保障哪個角度考慮，越發龐大的老齡群體都向社會提出了新的挑戰。具體而言：

（一）人口老齡化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

鑒于甘肅省目前的經濟和就業形勢，人口老齡化在未來若干年會導致退休年齡人口的增加并相對緩解勞動力供給壓力，但如果老齡化速度過快，則會導致勞動力供給不足，從而影響全省經濟的發展。另外，人口老齡化使勞動力結構老化，由于老齡人口對于新興高科技行業知識的掌握程度較低，學習掌握應用新知識的能力相對較弱，難以適應現當代經濟發展的要求，致使新興高科技行業的勞動力有效供給減少， 阻礙此類行業的健康發展，從而影響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甚至與國際經濟發展趨勢發生脫軌，降低全省綜合競爭力。

（二）人口老齡化儲蓄水平的影響

美國經濟學家弗朗科·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費理論認為，人們在青年時期會更加注重儲蓄，以備年老收入降低后的不時之需；進入老年后，則會減少儲蓄，增加消費。從整個社會來看，人口老齡化對儲蓄意愿會產生減退效果，老齡人口的增加會帶來總儲蓄水平的降低。由于儲蓄恒等于投資，對地區經濟發展而言，儲蓄減少相當于投資減少，從而對地區經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甘肅省雖然還尚處于人口紅利期，但是人口老齡化的步伐在不斷加快，在未來若干年，隨著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省內儲蓄率會呈下降趨勢，影響全省投資水平。

（三）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結構的影響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老年人口消費在消費市場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大，引起消費結構及消費水平的變化。人們在進入老年后，對住宅建筑、自身教育學習、高端電器等耐用消費品的需求量減少；對保健品、醫療衛生、休閑娛樂等方面的需求增加，人口老齡化帶來了社會總需求結構的改變。近年來甘肅省城市居民的消費結構悄然發生變化，老年人在老年專用物品、保健費、醫療費及交際費等支出的比例顯著提高，總量也增加了不少。

（四）人口老齡化對產業結構的影響

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的趨勢對勞動者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老齡人口的增多使得高素質勞動力有效供給降低，由于甘肅省的地緣劣勢，新興的高科技產業在甘肅省很難從兄弟省份吸納產業需要的高素質勞動力，而本土大量較低素質勞動力卻得不到合適的工作，勞動力素質與產業結構發展趨勢的不一致成為甘肅經濟長遠發展的制約因素。另一方面，滿足老齡人口精神和物質需求的產業在甘肅省卻沒有得到長足的發展，比如家政服務、保健服務、醫療衛生服務、旅游、陪護、老年人專屬用品等，面對突出的產業矛盾，甘肅省還未作出及時的調整。

（五）人口老齡化對社會保障的影響

由于為數眾多的老齡人口的出現，社會撫養的負擔增大。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以及人口老齡化所產生的“四二一”家庭模式和撫養系數上升使得現行的養老保險發生困難，對養老金支付能力提出了挑戰。從下圖可以看出，甘肅省自2001年以來，老年人口撫養比逐年增大，即青壯年勞動力的撫養壓力不斷增大，進入老齡化社會以來，老年人口撫養比會加速增加，這對甘肅省這個并不富裕的省份在社會保障事業上提出更加嚴峻的挑戰。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數據庫

 四、應對甘肅省老齡化社會問題的幾點建議

人口老齡化是人口轉變的重要標志，只要經濟社會不斷向前發展，人口老齡化總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遲早要面對的現實、是不可避免的人口過程。如何應對人口老齡化對甘肅省經濟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認真對待人口老齡化問題。人口老齡化是人口轉變的重要標志，也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只要經濟社會不斷向前發展，人口老齡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現實。這個階段既然來了，我們應該做好周密的安排部署，將可能遇到的問題充分考慮清楚，并做好應對準備，從思想上戰勝這個人口問題。

（二）加快甘肅省地區經濟全面發展，調整產業結構，發展第三產業。加快經濟發展是解決一切社會矛盾的根本手段。從目前甘肅省地區經濟發展來看，傳統工業化為主導的經濟發展過程，會逐步被社會發展進程淘汰，產品競爭力的減弱會帶來經濟效益的遞減，勞動者收入的相對下降，長久看來，社會保障資金的集資能力也會相對減弱。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加大高附加值產業的投資力度，全面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是甘肅省區域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解決社會保障資金來源的根本途徑。

（三）建立健全社會服務保障體系。在建立健全社會服務保障體系過程中，要努力建立起全覆蓋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完善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加快建立全省農村新型養老保險制度，最終達到保障體系的全覆蓋，轉變過去養兒防老的觀念，走上社保養老的新路。總之，應將城鄉人口全面納入養老保險體系，突破過去只有城市在職職工才能夠參加養老保險的高門檻。

（四）積極推進老齡產業的發展。老齡人口特殊的物質和精神需求會形成一個市場廣闊、潛力無窮的新興產業——老齡產業。甘肅省在進入人口老齡化階段后，相對滯后的老齡產業無法滿足老年人日益增長的設施、產品、服務、娛樂、文化、生活等綜合需求。如果甘肅省能夠通過政策引導老齡產業的發展，研究和制定相關扶持政策，完全可以把老齡產業作為老齡社會到來發展經濟的一個新的增長點。

環顧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發展現狀我們會發現，人口老齡化并不可怕，它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特別是達到相對富裕、文明、安定之后的必然產物。甘肅省作為我國一個經濟并不發達的省份，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面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我們應該給予高度重視，積極應對，加快經濟發展步伐，調整產業結構，提高人民收入，從根本上解決老齡化社會帶來的壓力，真正創造出一個“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為、老有所樂”的老齡化社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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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占人口的一半，在參與經濟建設和社會事務管理中發揮著半邊天的力量。兒童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鎮黨委、鎮政府充分認識到搞好婦女兒童工作的重要性，把婦女兒童工作列入議事日程，并于95年專門成立了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指導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開展工作，具體做到：

1、目標明確。根據我鎮《“*五”規劃》中提出的到*率先實現現代化的要求，我們在制訂全鎮婦女兒童發展規劃時，著眼21世紀，立足高起點、高要求、高標準，提出到*年全鎮婦女兒童工作實現基礎教育現代化、婦幼衛生現代化、婦女兒童生存保護、發展的社會環境全方位優化，婦女兒童發展創蘇州市級領先地位的目標。圍繞這個目標，我們把《規劃》指標具體分解落實到各個部門，實行目標管理。

2、工作網絡健全。建立健全工作網絡是實施《規劃》的基礎和保證。我們利用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這一重要機構，締結了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立體化工作網絡。在橫向上，吸納了*個黨政職能部門參加，加大了領導協調工作力度。在縱向上從鎮到各村均建立了有主要領導參與的婦女兒童工作領導機構，實行一級對一級負責制度。

3、工作制度到位。婦女兒童工作涉及到許多部門，為使整個工作規范有序，我們制訂了嚴格的工作運行機制，各項制度相繼出臺，形成了“政策推動，目標管理，示范帶動，表彰激勵，現場辦公”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使婦女兒童工作制度化、規范化。

4、資金保證。鎮領導高度重視婦女兒童工作，加大對婦女兒童生存發展環境的資金投入。從“*五”期間，投資*多萬元改善辦學條件，易地新建了*小學、*幼兒園、*小學、*中學，高標準改造了*中學；投資*多萬元改善婦幼衛生條件，易地重建*衛生院，投資*多萬元改善婦女兒童生存環境，用于道路硬化、綠化；投資*多萬元改善婦女兒童文化生活環境，新建了*游泳池和*少年文化宮。

5、宣傳教育廣泛。為推動全社會樹立男女平等意識和“愛護兒童、教育兒童、為兒童辦實事”的公民意識，形成實施婦女兒童規劃的良好輿論氛圍，我們利用黑板、廣播、櫥窗等渠道開展宣傳活動。每年至少舉辦黑板報聯展3期以上，開展宣傳咨詢一條街活動2次以上，開展《兩規》、《兩法》、維權等培訓班4期以上，從而優化了婦女兒童發展的社會環境。

二、各方配合，齊心協力是實施婦女兒童規劃的堅實基礎。

婦女兒童工作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涉及到政府許多部門和社會的方方面面。在工作中，我們通過各方面配合，齊心協力，強化了婦女兒童工作的政府行為，量化了婦女兒童發展目標，優化了婦女兒童生存環境，形成了“黨委重視，政府統籌，婦聯牽頭，部門負責，社會支持，群眾參與”的工作局面。

以黨政和機關職能部門負責人為核心的領導隊伍，每年至少召開2次以上專題會議，圍繞《規劃》的各項指標，專門研究部署實施計劃，有步驟、有計劃地實施婦女兒童工作目標。

以教育、幼教、衛生、家庭教育等主要條線為主體的科研隊伍，圍繞婦女兒童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開展課題研究。幾年中，圍繞下崗女工再就業、婦幼衛生保健模式、0-3歲兒童保教工作、雙休日及寒暑假小學生管理、兒童心理素質、家庭教育等課題開展課題研究，取得了明顯成效，有100多篇論文在*市、*省、全國發表、獲獎。

以各業務部門、業務骨干為主體的管理和操作隊伍，圍繞黨委、政府下達的各項指標，制訂實施方案。教育部門圍繞兒童教育方面的指標全面實施素質教育，積極推進教育現代化工程。學校九年制義務教學人口覆蓋率達100%，小學、初中入學率在100%，學前三年教育普及率達100%。全鎮創建成江蘇省教育現代化先進鄉鎮。中心幼兒園被授予蘇州市示范幼兒園，*中學被評為江蘇省重點中學。*衛生院認真貫徹實施《母嬰保健法》，在新增添了一批新生兒保健設備和孕產婦休養設備的基礎上，創建成愛嬰醫院。衛生防疫部門每年都要對廠、校醫、保健教師進行業務培訓。婦聯、計生辦每年組織婦女進行婦女病普查普治。并在全鎮普遍實行婚前、孕產期知識培訓、婚前體檢、孕產婦隨訪、更年期培訓等。婦保所積極推廣兒童免疫接種，建立了免疫接種檔案，兒童的“四苗”普及率達100%。鎮愛衛辦努力改善婦女兒童的生存環境。截止*年年底，*個行政村，村村創建成省級衛生村。每村享有安全飲用水人口覆蓋率達100%，改水受益100%，改廁率達100%。并在創建成*衛生鎮的基礎上，創建成“*衛生鎮”、“*先進鎮”。文化廣電站積極加強文化市場管理，為青少年健康成長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司法、法律服務所、派出所等繼續加大對嚴重侵犯婦女兒童合法權益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加強了對舞廳、茶座等一些娛樂場所的管理。婦聯、司法、老齡委、關工委等部門聯合開展《婚姻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并積極為婦女兒童提供各類法律咨詢、法律幫助；鎮關工委組織發動全鎮退休教師發揮余熱，關心、支持少兒事業，成立家庭輔導站，免費為學生指導功課，并積極參與辦好家長學校的工作。民政辦、社保所等部門開展好扶貧幫困工作和女職工社會保險、生育保險等。

三、突出重點，解決難題是實施婦女兒童規劃的重要環節。

隨著形勢的發展，婦女兒童工作中也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和新的問題，我鎮不斷加大力度，解決婦女兒童發展中的突出問題，以推進婦女兒童規劃的實施。

一是切實加強下崗女工再就業工作。隨著企業體制改革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女工因優化組合而下崗在家，婦女就業問題日漸突出，我鎮婦兒工委面對這一新形勢，分析了女工下崗越多，待崗時間越長，對自身、對家庭、對社會將造成的不穩定危害后，迅速召開了婦兒工委工作會議，及時研究對策，開發潛藏的崗位，促使更多的女工上崗再就業。我們首先在全鎮范圍內開展調查摸底，建檔立卡，做到心中有數。制訂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鼓勵下崗女工失崗不失志，找準機會第二次起跑。至98年至今，我們免費開辦技能培訓班7期，培訓人次達300多人次，拓展家政服務項目15項，使123人重新上了崗，上崗率達85.3%。“*五”期間，全鎮女職工8330人，占職工總數的70%，女性就業領域不斷擴大。

二是加強新經濟組織中的女職工勞動保護工作。我們在注重加強企業改制過程中女職工權益維護工作的同時，對非公有制企業的新經濟組織中的女職工勞動保護權益情況及時進行檢查，及時督促解決嚴重侵犯婦女權益的問題。對這些組織中的女職工職業培訓，男女公平、公正、公開再就業機會和合理的勞動報酬，勞動保護和社會保障等都進行監察，督促企業自覺維護女職工合法權益。對侵犯女職工權益，任意延長勞動時間、增加勞動強度、忽視五期保護等問題的，予以了嚴肅查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