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人口問題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鄭州市城中村拆遷改造從2003年出臺政策至今已走過12年的歷程，2005年西關虎屯成功爆破拉開了鄭州市城中村改造的序幕。十年間，城中村改造取得了豐碩成果，小李莊、燕莊、西關虎屯，一躍成為鄭州商業新地標；十年間，西史趙、燕莊華麗轉身為鄭州華麗高檔小區典范，形成了風靡全國的“鄭州模式”；十年間，陳寨、廟李、劉莊構成鄭州最大的流動人口集聚地。鄭州市城中村改造辦公室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目前，鄭州城區228個自然村，如今已有170個獲批改造。截至目前鄭州市三環以內最后一個城中村西韓砦村改造計劃已正式公布，鄭州三環以內將再無城中村，而針對三環以外的城中村也將陸續啟動拆遷改造。但城中村改造過程中但始終存在這樣一個問題一直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即流動人口問題。稍作觀察即可發現，隨著城中村拆遷改造的步伐，流動人口越來越向還未被拆遷改造的為數不多的城中村集中且規模越來越大，在沙門村，和一位年輕小伙交談中得知，他來鄭州兩年了，剛到鄭州時是關虎屯（鄭州市二環以內城中村）的租客，沒多久關虎屯就要拆了，現在搬到沙門村（鄭州市三環以外城中村）。流動人口越來越集中將使流動人口問題越來越嚴重，越來越難以解決，這也將是城市城中村后期改造中面臨的首要難題，因此，不可能再像城中村改造之初那樣忽略居住在城中村的這些流動人口了。在制定政策時必須考慮這以特定群體的安置問題，在城中村改造后期如果處理不好這一問題的話，將造成城市人才外流，城市住房危機，城市不和諧等一系列不利于城市發展的社會問題。

（二）城中村現狀分析

1.從外觀上規劃欠缺

布局凌亂，存在各種安全隱患。走進鄭州的城中村，給人一種窒息的感覺，由于城中村土地資源珍貴，加個房租收益可觀，村民自己建的到處是握手樓、接吻樓，并且在走訪中了解到城中村房屋出現過坍塌的事件，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在道路方面，村中除了幾條主干道，其他的根本稱不上道路，最多可稱為“小巷”，擁堵嚴重；城中村沒有什么配套的設施，環境臟亂，隨處可見的垃圾且可用的垃圾桶很少；消防安全方面，城中村房屋居住人口多且缺少逃生通道，每家也沒有配備消防栓等應急設備，況且道路狹窄，一旦發生火災，消防車根本無法進入。

2.城中村流動人口遠遠超過本村村民

從高皇寨村委會了解到，本村現居住人口十三萬多人，但本村村民僅一千八百余口，外來租戶卻有十幾萬人。這十幾萬外來人口人絕大多數都是流動人口。

3.城中村租金相對便宜

但“見風長”現象嚴重。廉價的租金是流動人口集聚城中村的主要原因，他們租不起小區房，只有在城中村居住。但是城中村房租“見風長”現象嚴重。隨著鄭州市城中村拆遷改造的不斷進行，流動人口向沒有拆遷的城中村集中，城中村房租也在瘋長。在沙門村調查中，一位被調查的外來人口說：“一間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兩個月前的租金是350元左右，現在漲到每月600多”，村民的房租收益非常可觀，每戶每年房租收入幾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這些村民大多沒有工作，坐等收租，他們的后代也大多沒有穩定的工作。

4.城中村街道小商鋪林立，小商販集中

通過調查發現，他們絕大多數為外來流動人口，靠城中村擺攤收入維持生計，但城中村改造不可避免的導致這部分人大量失業。

二、鄭州市城中村對流動人口的影響分析

（一）流動人口的構成、特點及作用

1.流動人口的構成、特點

流動人口是指來自非鄭州地區的、非鄭州戶籍的、在鄭州生活和工作的人員。他們主要由剛畢業的大學生、農民工構成，這些人員幾乎都是青年人和中年人。目前，鄭州市流動人口具有以下兩個突出特點：第一，人數多，增長速度快。截至2013年9月，鄭州市區流動人口達340萬，且每年以25%的速度遞增，城區人口密度僅次于廣州，居全國第二位。第二，流動人口集中在城中村，生活壓力大。流動人口工資相對較低，他們買不起房，只有在城中村租房居住，很多拖家帶口，精神和物質上承受較大的壓力。并且隨著城中村的拆遷改造而不斷搬遷，越來越集中在為數不多的城中村里。

2.流動人口對鄭州城市發展的作用

流動人口提供了城市經濟和各項事業發展所需的勞動力資源。城市建筑方面最為明顯，城市建筑行業絕大多數為外來務工人員，他們用辛勤勞動換來了城市發展的日新月異。流動人口拉動了城市消費，為城市的經濟發展提供了需求動力。流動人口帶來了不同的思想觀念，與當地人口相互交流和溝通，豐富了城市的文化內涵，有助于建立開放的城市文化。流動人口中有著許多高技能或一技之長的人才，比如每年都有許多剛畢業的大學生通過創業或就業，實現了自己的價值，為城市的發展不斷注入新鮮活力。

（二）城中村滿足流動人口生存與發展的需要

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和現在，城中村成為鄭州市流動人口的集聚地，城中村為流動人口提供了居住，生存與發展的空間。

1.城中村暫時解決了外來人口的居住問題

以高皇寨為例，我們從高皇寨村委會了解到，本村現居住人口13萬多。其中，本村村民1800余口，外來租戶十幾萬，這些租戶主要是畢業大學生、農民工等一些低收入人群，他們在此居住的原因主要是城中村租金相對較低。如柳林村不遠的二十一世紀社區居易國際一間40多平方米的房子租金每月1800元。而在柳林村同樣面積的房子每月房租僅為560元，低廉的房租解決了流動人口的居住問題。

2.城中村解決了一部分流動人口的就業問題

城中村的個體戶絕大多數為外來流動人口。他們以在城中村擺攤為生，因城中村人流量大，這些外來人口年收入頗豐。當問及對是否贊同城中村拆遷改造時，他們明顯反對，因為對他們來說拆遷就等于失業。

3.城中村起著“中轉站”的作用

“鄭漂族”中的多數青年人是畢業不久的大學生，往往具有一定學歷或較高的文化素養、知識技能，他們主要尋求在文化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等領域一展抱負，為了能在城市生存和發展下去，他們很多人選擇暫時在城中村中立足。城中村也為農民提供了逐漸適應城市生活模式和價值觀念的場所，為進城農民融入城市起著橋梁紐帶作用。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城中村也為中國城鎮化的推進起著“中轉站”的作用。

篇（2）

三十多年來，中國通過大力推進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使13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在20世紀實現低生育水平的國家。但在人口轉變的同時，中國人口問題由過去的以數量為主，向數量、質量、結構相互交織轉變，使得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更具復雜性和挑戰性。人口問題及其給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帶來的壓力，引起了我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圍繞著中國人口問題研究，中國近年來涌現了眾多不同觀點，通過對這些基本觀點的述評，對加深人口理論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參考文獻：

1.李小平.論中國人口的百年戰略與對策[D].戰略與管理,2004

2.葉文振.數量控制:21世紀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導向[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結構問題是21世紀中國人口的核心問題[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篇（3）

三十多年來，中國通過大力推進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使13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在20世紀實現低生育水平的國家。但在人口轉變的同時，中國人口問題由過去的以數量為主，向數量、質量、結構相互交織轉變，使得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更具復雜性和挑戰性。人口問題及其給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帶來的壓力，引起了我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圍繞著中國人口問題研究，中國近年來涌現了眾多不同觀點，通過對這些基本觀點的述評，對加深人口理論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參考文獻：

1.李小平.論中國人口的百年戰略與對策[D].戰略與管理,2004

2.葉文振.數量控制:21世紀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導向[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結構問題是21世紀中國人口的核心問題[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篇（4）

目前，北京舊城內有30片歷史文化保護區，總占地面積16．1平方千米，居住人口約30余萬人．由于歷史的原因，保護區內危房多，設施差，老百姓居住的條件仍停留在50年前的水平．在保護區更新的難題最突出的是人口問題．保護區內多數房屋面積狹小，基礎設施陳舊，私搭亂建嚴重，存在著大量的結構隱患和消防問題，此外，保護區內產權方式復雜，有公產、私產、軍產、集體、宗教等多種產權形式，這種現象阻礙了單位個人購房、修房的積極性．這些都與保護區內人口密度過大、人口構成不合理等因素有關．因此，解決人口問題是保護區更新的關鍵．人口問題包括人口疏散、人口結構調整等方面，以及應采取的方法和步驟．妥善解決保護區人口問題關系到加快保護區更新的進程，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環境，同時對于調整城市功能、實現總體規劃目標、建構和諧社會均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1國內外相關經驗

1．1關于吸引資金的經濟優惠政策

20世紀60年代以來，歐美各國對歷史街區的保護與更新采用了多種經濟優惠政策．在美國，利用開發權轉移的方式進行更新，即開發商在歷史街區所建項目的虧損，可由城市其它土地上的項目予以補償．在德國，舊城更新項目依據《特別城市更新法》獲得政府資助，更新中無盈利開支費用60％由州政府負擔，40％由地方政府負擔．在日本，1968年設立了日本觀光資源保護財團，基金經審批后可用于歷史街區的保護與更新．

1．2關于居民自助參與1日城更新

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出現被稱為“社區建筑”的自下而上的由居民參與對居住區進行改造的做法．公共參與是歷史街區保護與更新的重要環節．法國地方議會確立保護區后要進行三項重要工作：發表公告、公眾調查、公眾投票表決．日本民間成立了，通過調查向行政當局反映民意。為政策決策提供依據．美國社區保護遍及各州，基層社區和居民積極參與保護活動以達到改善居住狀況，爭取環境公平與提高社區品質的目的．

1．3關于人口外遷

日本東京周邊地價較低，人們為了更經濟，紛紛遷居到城市外圍，形成了城里人的外流，減輕了市區拆遷的壓力，這是東京舊城風貌得以保留的最根本原因．西安調整城市結構，在外圍建設11個組團疏散市中心過于密集的人口；蘇州古城區1986年開始在古城的西面和東面開辟新區，經過近l0年努力。蘇州古城人口已減少了10萬人．這些方法都要依賴便利快捷的交通．

2北京舊城四城區保護區更新實踐

近年來北京舊城四城區在探索保護區更新方式和疏散人口的對策方面取得了豐富的經驗，現將典型個例簡述如下：

2．1東城區

東城區以交道口“微循環”改造為試點，該地區占地1．47平方千米，共1940個院落，其中平房院1600多個．自2003年起，采用“引入社會投資人，群眾自愿，街道組織，產權人實施”的方式，對50多個院落進行了改造．在危改過程中，社會穩定，“微循環”漸進的更新方式得到了各方的好評．

在資金來源方面，主要是引入社會投資人，包括開發商、私有企業等．區政府搭建平臺。提供相關服務，解決可能遇到的問題，吸引社會資金．在決定哪個院落可以改方面，采取“群眾自愿”的原則．居民的安置以貨幣補償為主，也有定向提供經濟適用房、購買二手平房或租房等措施．“街道組織”主要體現在街道辦事處入戶進行摸底調查。了解不愿搬遷的居民的訴求，進行協商，爭取做到全院同意．在產權方面，微循環改造的起步階段的對象主要是居住在院落中的直管公房承租戶，但私房院落、單位自管房經產權人(單位)同意，也可以提出改造申請．可以通過“招、拍、掛”等方式對產權進行公開拍賣，完成產權轉換，可以吸引更多資金，形成良性循環．

2．2西城區

西城區保護區更新以什剎海煙袋斜街為試點，該地區現有居住院落140個，950戶，總建筑面積5．7萬平方米，其中私房197戶，建筑面積0．48萬平方米；公房753戶，建筑面積1．5萬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積5～10平方米居多．對于保護區人口的去留，一是政府采用降低人口密度、鼓勵外遷的政策。用貨幣補償、異地安置的方法．外遷居民貨幣補償參照文市政府87號文執行，外遷居民需要異地安置的，安排購買經濟適用房。

對困難戶采取廉租房政策．二是落實保護和修繕責任，愿意留住的現住房人，必須接受保護和修繕規劃的要求。按保護和修繕原則進行保護修繕，獨院落私房產權人應根據保護規劃要求，拆除院內違法建設，按規定進行房屋修繕或更新，非獨立院落私房產權人應當服從整體院落的保護更新要求參與保護與更新，私房產權人如修繕資金不足，可申請協助辦理銀行貸款．

煙袋斜街地區保護更新的成功經驗是以深入調研為基礎，更新速度快、風貌保護得好．

2．3崇文區

崇文區前門地區危改試點已實施三年，目前仍處在外遷人口階段．該地區占地105公頃，現有居民20417戶，人口61600人，人口密度4．38萬人／平方千米．前門地區人口稠密，房屋危舊，文保單位多．針對這些問題，該地區在危改過程中提出了“人房分離”的模式，即采用貨幣補償的方法，將保護區的人口全部外遷．人口全部遷出后，以便對建筑進行認定和維修．房屋拆遷補償標準和辦法為：房屋拆遷補償款=(5400k+1000)元乘以房屋建筑面積+重置成新價，k=1。3(容積率修正系數)；建筑面積=使用面積乘1．33；居民在獎勵期內搬遷可獎勵5．5萬元；簽訂協議后在三環至四環購買住房的給予一萬元獎勵，在四環至五環購買住房的給予二萬元獎勵，在五環以外購買住房的給予3萬元獎勵；對于外遷居民，全市7個經濟適用房項目可提供定向供應．

崇文區“人戶分離”成功的方面在于調整了城市用地性質，為區域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

2．4宣武區

目前宣武區正重點進行大柵欄地區的改造，大柵欄改造建設項目是2008年奧運人文項目和北京25片歷史文化保護區之一．該地區占地79公頃，居民約4萬人，2003年12月8日，大柵欄改造建設項目正式啟動．現已完成了一期月亮灣地區環境整治工程，該項目占地2．2公頃，需拆遷居民107戶、單位40家，預計總投資約3億元，其中拆遷費用約2．2億元(居民拆遷費0．3億元，單位拆遷費1．9億元)，目前，區政府已投入8500萬元，居民拆遷率完成了75％，政府投入巨資，是危改工作順利完成的關鍵．

3存在的問題

根據各區的情況，保護區外遷人口面臨著如下幾方面的問題：

1)速度慢．保護區絕大多數居民贊成改造。但難以做到人口疏散．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能夠把握的房源較少，現在有房源大多房價過高居民即使得到拆遷補償也買不起；二是即使部分居民想外遷，但又怕外遷居住生活條件不完善，存在子女就學、老人就醫等問題，因此對外遷產生抗拒心理．

2)整院實施難．東城、西城均采取“居民自愿的方式更新，一個院落內70％居民同意外遷少數居民不愿外遷而延緩整個院子改造的情況非常普遍，即使院內有一戶居民不愿外遷，整院的更新也難以實施．

3)資金緊．對保護區居民實行搬遷，重新安置需要的資金量非常大，而且，由以房地產開發為主的改造模式改變為政府組織動作，勢必要求政府先期加大投入，用于居民拆遷補償、外遷專項住房建設政府財政壓力加大，如前門、大柵欄地區居民外遷的資金缺口高達數十億元人民幣．

4)無“法”依．由于保護區外遷人口無法律依據，對于“釘子戶”辦法不多．另外，對保護區的土地轉讓政策、拆遷補償政策、居民安置政策、稅費減免政策等，還沒有完整統一和可操作的明確規定．

5)市場亂．相關政策的發展和市場發展不配套．比如在貨幣補助環節上，一些開發商出高價外遷院落居民，開發商自行決定每一戶的補償安置情況，政府部門不清楚，居民相互之間也不清楚．如此既不向居民公開，也得不到社會監督，容易出現補償安置標準不一的情況，導致了市場價格的混亂．

6)非物質文化的保護問題，即原有居民的保留問題．盡管北京市也專門出臺了，制定了相關優惠政策，鼓勵單位和個人購買四合院，但基于原有居民的經濟條件有限，很難承擔改造修繕后四合院的購買費用，所以回遷率很低，這在保持舊城傳統文化的無形資產方面很不利．

4措施與建議

4．1統籌兼顧處理好重點與一般的關系、“點”與“面”的關系

所謂“點”上的工程指以前門、大柵欄地區為代表的奧運人文項目，其范圍大，任務急，政府需加大資金投入力度，盡快外遷保護區的居民，推動保護區更新工作的順利實施．目前，其他保護區多屬于“面”上的項目，可采用交道口“微循環”的模式，漸進更新．在具體的措施上，應靈活對待，對于院內少數不愿外遷的居民，可集中在一個區域，建普通四合院，在滿足基本居住條件的前提下，就地安置；或可考慮將原有院落重新劃分，其改造的資金缺口主要由投資人補償，此項工作需政府、開發商、居民共同協商解決．見圖1、圖2．

4．2加快平房產權私有化的進程，活躍“二級市場”交易

“政府引導，社會改造”是保護區更新的長久之計，為此應理順現有平房的產權關系，推動平房產權私有化的進程，鼓勵平房上市交易，使平房、四合院出售，購買，轉讓，租賃等行為規范化、合法化，讓社會資金通暢流入．鼓勵有條件的業主修繕房屋，對于公益性、非盈利性的項目政府予以補貼．同時研究軍產、單位產權房屋的私有化政策．

4．3劃定專項用地，建設經濟適用房

建議政府在四環周圍劃定專項用地，為保護區外遷居民提供生活方便、交通便利的經濟適用房，用補償政策和較好的居住環境吸引保護區居民外遷．經濟適用房宜選擇小面積戶型以適應保護區人口外遷需要。保護區居民享受經濟適用房優先購置權，政府可對低收入家庭予以一定的補償，用市場經濟的杠桿引導保護區居民的外遷．

4．4配套相關法規，規范市場環節

建議政府制定保護區人口外遷的相關法規，對于影響城市重點工程的“釘子戶”，應采取有效的辦法，制定相應的法律標準，以便拆遷工作有法律支持，對于人口外遷過程中住戶提出的不合理要求應有明確的法律界定．同時，政府應規范保護區外遷人口的補償標準，避免補償差距過大的現象，使保護區人口外遷工作順利實旌．

4．5制定優惠政策。吸引社會資金

篇（5）

一、我國財政供養人口的基本情況

目前我國財政供養人口比例較高。從縱向看，我國財政供養人員比例在漢代是1:7948人，唐代是1:3927人，明代是1:2299人，清代是1:911人，1949年是1:294人(一說是1:600人)，而今天是1:30人(一說是1:28人)，有個別地方甚至達到了空前的1:9人(如陜西省黃龍縣是9個農民供養1個干部)。從橫向看，1999年中國是1:30人，印度尼西亞是1:98人，日本是1:150人，法國是1:164人，美國是1 : 187人。為支付眾多供養人員的工資以及日常的行政管理費，我國政府財政不堪重負，很多地方尤其是基層政府出現典型的“吃飯型財政”現象，其行政管理費及工資支出占到了當地財政收人的80 %--90%，政府基本上沒錢去推動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1997年我國行政管理費支出占全部支出總額14.7%， 1998年為14 . 8 % ， 1999年為15.3 % ， 2000年為17.4%， 2001年18.6%。這些行政管理費中包括極不合理的公車費、接待費等支出。“八五”期間，全國公車年遞增27，是GDP增長速度的3.5倍，到1999年，全國約有350萬輛公車，包括司乘人員在內的耗用為3000億元，而1999年我國的地方財政收人不到5600億元。中國烹飪協會統計，2002年中國餐飲業全行業年度營業額超過5000億元，其中公款消費為1000億元。2003年干部出國(境)達427萬人次，按每人花費1萬元計算，一年干部出境就要花費4.27億元財政資金。雖然美國各層級政府年度財政支出也占到了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近一半之多，但財政支出主要用于為納稅人服務的公共安全、醫療保障、社會保險、教育、貧困救濟等項目，政府雇員的“人頭費”支出和日常的管理費用支出比例卻很低。而在中國，“人頭費”支出和日常的管理費用支出(主要是大吃大喝招待費和競相攀比、極其不合理的小車費用)在政府年度財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很高，用于公共服務方面的財政支出比例卻非常低。

這幾年全國平均每年的財政支農資金有1000多億元，但70%以上用在了農業行政事業單位上，而沒有用于農業生產本身。在不少傳統農區，縣一級90%左右、地市一級80%左右的財政支農資金是用于“吃飯”。經濟學家吳敬璉曾指出，我國的機構臃腫和人員膨脹在某種程度上講已到了極限，財政成為“吃飯型”的財政，財政再分配的其它職能大受制約，嚴重影響許多重要的投人，如此發展下去，國民經濟的發展將嚴重受阻。財政供養人口的膨脹導致政府機構的臃腫，不僅嚴重降低了工作效率，加劇了官僚主義作風，妨礙了政府的有效運作，極大地加劇了財政負擔，導致各級財政陷人困境而難以自拔。政府機構每年增加一個財政供養人口，國家每年至少需要增加財政支出2萬元以上。據此計算，近年來財政每年需要增加的工資性支出達600多億元，占國家新增財力的60%以上。

二、從勞動價值理論看我國財政供養人口存在的問題

1，財政供養人口過多造成勞動力經濟學上的過多浪費

馬克思商品價值理論認為，商品價值是交換價值，即只有進行交換的產品才具有價值可言。“我們實際上也是從商品的交換價值或交換關系出發，才探索到隱藏在其中的商品價值。政府機構的勞動產品并非為了交換，而主要是為公眾提供一種無償的服務，因此，其勞動產品并非商品，其所供養人口的勞動也并沒有創造價值。財政供養人口越多也意味著越多的勞動力沒有參加商品價值的創造。雖然政府職能對于推動社會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其供養一定的人口是必須而又在所難免的，但因為其供養人口的勞動力沒參與商品價值的創造，因此更應該注意供養效率問題。原則上，在政府機構中，一個人能干的活決不能給兩個人干。否則，在社會總勞動力一定的情況下，會減少商品價值的創造總量。

2，財政供養人口范圍過大不利于所供養行業價值的創造

根據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要求，財政供養的對象應該是提供公共服務的，市場不愿意或不能提供的領域，比如大型基礎設施、義務教育、基礎科研、衛生保健等公共社會事業。我國在1982年、1988年和1998年進行了三次機構改革，雖然在精簡政府機構、削減財政供養人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財政供養范圍過大的問題，政府職能“越位”的問題并未完全解決。因為政府機構所從事的勞動并沒有創造商品價值，所以財政所供養的行業也就無所謂像市場上的其他行業一樣，為追逐剩余價值而充滿競爭，因競爭產生極高效率，因效率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而是效率低下，人浮于事。

3，財政供養人口結構不合理造成部分勞動力價值無法實現

根據國家人事部統計，目前我國政府機構中大專及以上的學歷約占80 %。有些地方招考公務員時明確規定非本科及以上學歷不可。不可否認，高學歷、高素質的財政供養人口能較好地履行國家職能，提高政府機構運行效率，但同時也應冷靜地思考，政府機構中例如文件收發等工作是否一定得是本科生或研究生。這里，不是否認收發等工作的重要性，而是對一于這些工作而言，只要具備一定的專業技能和文字語言功底的人就能很好地勝任。不可否認，政府職能中諸如政策制度的研究制定，法律、規章制度的解釋和實施等等確實需要高素質、高層次人才的參與，但不少崗位卻無須這樣的人才。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認為，勞動力價值由三個方面決定，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勞動力的教育、培訓、學習費用，因此，教育程度高的勞動力價值應高于教育程度低的勞動力。目前我國政府機構工資制度尚未能較好地體現教育程度對勞動力價值大小的影響程度，因此，往往出現不同教育程度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差距拉不開，也就造成高層次、高學歷人才勞動力價值無法完全實現的問題。

三、勞動價值論為解決勞動供養人口問題提供理論依據

為了解決財政供養人口比重大而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學術界建議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構筑公共財政，一致認為應該精簡政府機構，降低行政成本。問題的關鍵在于應該精簡什么機構，保留什么機構;哪些行政成本能帶來效益，是有效成本，哪些成本是沒必要花費，是無效行政成本。

篇（6）

l、利益群體的利益差別與利益協調

利益群體（interestgroup，又稱利益集團）是政治學、社會學和經濟學都關心的一個問題，由于學科的研究對象差異，因此對利益群體的界定存在一定差別。在西方社會中利益群體經常被看作是致力于影響國家政策方向的組織，最典型的利益群體是院外活動集團和工會。M．奧爾森是利益群體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對利益群體作了分類，指出過分強大的利益群體對社會發展的不利影響（M．奧爾森，1993、1995）。

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利益群體在規模上和活動能力上與西方都有很大的差別。在本文中，利益群體指的是在某些問題上有共同利益，并且有類似人口特征的群體。在外來人口管理問題上可以劃分為以下幾個利益群體：

外來人口群體。一般說來，外來人口群體在他們工作的城市里可以得到比家鄉高的收入，但是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城市的生活主流之外。在許多情況下，外來人口群集而居，甚至出現北京的“浙江村”這種獨特的景觀（王春光，1995）。無論他們在城市生活多久，只要沒有得到城市戶口，他們很難為自己的權益辯護。M·奧爾森把這類群體稱為“忍氣吞聲的集團”，這樣的說法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外來人口在城市中的地位。外來人口在為城市創造財富的同時，也損害了一些城市人口的利益。不過在外來人口當中，還可以根據他們的經濟收人和職業劃分出不同層次。

城市戶籍的容易被替代職業勞動者群體（簡稱替代群體）。在城市的勞動力市場中，有一些職業并非需要很專門的技能，例如體力勞動。簡單的技術工作、一般的商業和服務業、普通的文職工作等等，本文把這些稱為容易被替代職業。外來人口在城市里主要是在這些容易被替代的職業中謀生，因此產生一些外來人口集中的行業，如環衛工人、建筑工人、服務人員等等。由于外來人口可以接受低工資，可以不要參加社會保險，因此在一些行業中對城市戶籍的勞動者的就業構成威脅。甚至于擠占了城市戶籍人的工作機會，因此替代群體在一定程度上與外來人口有利益沖突。

得利群體。客觀上說，大部分城市戶籍人口都不同程度地從外來人口身上得到一些利益，不過有些群體得到的利益特別多，本文把從外來人口身上得到利益特別多的群體稱為得利群體，得利群體主要有大大小小的雇主、一些管理部門的成員、一些主要依賴外來人口生存的人，如城鄉結合部出租屋的房東。在許多情況下，雇主如可果用低薪雇用外來人口以節省工資成本，而且常常可以不支付外來人口應有的社會保險費用。因為在目前一些管理部門向外來人口收取各種管理費，而有的管理費用超過管理成本，導致管理外來人口是有利可圖。在城市中，還有一些人是依賴外來人口獲利，比較典型的是一些出售中低檔商品的商店東主和出租屋的房東。

超脫群體。雖然城市里很少有人能夠與外來人口沒有任何關系，但是有一些人相對說來與外來人口之間的利益關系不多，例如離退休人員和未成年人等等，本文把這些人稱為超脫群體。

在外來人口問題上，不同利益群體間有著不同的利害關系。外來人口希望城市對他們打開大門，外來人口與城市戶籍者得到一視同仁的待遇。得益群體希望多一點外來人口，他們可以增加利益。替代群體則希望少一點外來人口，特別是在就業機會的競爭時，沒有外來人口。有不同的利益存在就引出利益協調問題，如果沒有利益協調就可能產生群體之間的利益沖突。而目前我們靠什么來協調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呢，除了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之外我們別無選擇。從理論上講，政府是代表人民的，但是人民是可以劃分為許多利益群體的，在發生群體之間的利益沖突時，政府又應該為哪個群體的利益服務呢。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也成為一個利益群體，因為地方政府肩負著發展地方經濟的任務，地方政府明白廉價的外來人口提供大量勞動力是降低成本，提高本地產品競爭能力的重要因素。同時由于得利群體中有些就是政府有關部門，直接影響到政府決策。然而當替代群體中就業問題日益嚴重時，地方政府就陷入一種兩難的局面，一方面要保護有本地戶口的人就業，另一方面又要維持相對的低工資以增加本地經濟的競爭能力。由于得利群體往往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權力，因此多少對地方政府的決策存在影響。

長期以來，我們在利益分配上有兩個錯誤的傾向，第一只講整體利益，不談群體的利益，更加沒有研究如何協調群體利益；第二是過分期望得到一種“帕累托最優”（就是讓某些人得到利益而不傷害他人的利益），而這在人口管理中是很難實現的。由于上述兩種思路的誤導，地方政府往往不注意尋找一種各利益群體都能接受的方案，很難在人口管理問題上取得一種突破。

2、組織的尋租行為

組織是一個學術含義非常廣泛的概念，在本文中組織僅僅指的是政府機構和帶有行政權力的一些部門。尋租的概念也有些不同的理解，在本文中指的是利用權力為本人或者本人所屬組織謀取利益，而這種利益卻傷害了社會的整體利益。通常尋租行為是對個人而言的，但是在目前有些尋租行為卻是組織的行為，這點在城市人口管理上顯得比較突出。

地方城市政府一方面要為增加的城市人口支付公共開支，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從人口管理上得到一筆可觀的收入。截止1993年全國共出售各種城鎮戶口300多萬個，收入達250億元（韓俊，1994）。據對東部沿海一個縣級市的調查，1991年出售開發區戶口3000個，籌集建設資金1500萬元，1994年開始辦理所謂的“地方城鎮居民戶口”，1994-1996年辦理地方城鎮居民戶口18000個，收取城鎮增容配套費4000多萬元，1997－1998年辦理地方城鎮居民戶口8200個（左鵬，2000）。

由于地方政府官員的任期有限，因此地方官員的短期行為是比較常見的。這種短期行為中最突出的是期望在任期內，對城市市政建設有大的外表改善，生一般說來對將來可能產生遺留的問題不太關注。因此地方政府通過出售城鎮居民戶口籌措市政建設的資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行為。

在前些年的房地產開發熱中，許多城市積壓了大批的空置商品房。為了促進商品房的銷售，在一些城市中可以購房入戶口，或者以“藍印戶口”的形式得到城市戶口。這種情況與地方政府的經濟利益相關，因為房地產市場的活躍與否對地方財政有顯著影響。出售戶口在短期內有利，但是給地方政府帶來了比較大的就業壓力。

對人口管理的收費，特別是對外來人口管理的收費，普遍缺乏透明度，相當一部分收費標準的制定缺乏合理的依據，在收取管理費時，不能排除存在組織尋租的現象。同時也不能排除存在“管理就是收費”的弊病。外來人口管理費偏高，加上辦理手續的不方便，導致相當一部分外來人口并不主動辦理暫時居住的手續，游離在城市的人口管理體制之外。這些游離的人口成為人口管理的死角，往往是導致社會問題的重要組成部份。

由于存在腐敗現象，個別管理部門對外來人口的管理往往喜歡用罰款的方式進行，這些罰款的去向常常不太光明正大。以罰代管方式的罰款的額度又缺乏法律的根據，因此一方面傷害了外來人口的合理權益，另一方面加劇了外來人口與本地戶籍人口之間在感情上的對立。

從地方政府到管理機構都存在的尋租行為，無疑給城市人口管理的科學性蒙上一層陰影，可以把一些簡單的問題復雜化。

3、條塊分割體制的不協調

目前我們的城市管理體制比較混亂，存在所謂的“條條塊塊”現象，一股情況下，管理部門之間缺乏互相溝通。由于管理部門之間的溝通不足，出現了各自為政，有關政策互相矛盾，導致管理效率低下。在人口管理體制上，這種現象同樣存在。涉及到人口管理的政府部門與社會團體很多，有公安、工商管理、勞動管理（包括社會保險）、民政、計劃生育等等，有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大部分外來人口是在一些企業或事業單位就業的，這些單位的管理部門是五花八門的。可能沒有人認真研究過，一個在城市里的外來人會有多少部門管到他。大家都可以管，可能出現由于責任分攤而實際上誰都不負責，同時也更加可能出現有利益時大家爭著管，沒有利益時誰都不管。

體制對城市人口管理的影響，最突出的可能是城鄉結合部地區了。由干近年來城市范圍的急速擴張，不少原來城市郊區的農田被城市建設征用，原來的農村被城市包圍，形成所謂“都市里的村莊”。住在“都市里的村莊”的“農民”，雖然大部分早已經不再務農，但是他們的身份還是農民，在體制上屬于農村的鄉鎮管理，而不是屬于城市的街道管理，傳統農村在空間分布上是分散的，因此“都市里的村莊”在空間上也是分散的，這種分散管理與城市在空間上的整體性是不協調的，這種不協調給城市管理帶來許多不方便。

“都市里的村莊”里往往有大量的“出租屋”，“出租屋”里住著大量的外來人口，這些外來人口基本上是依靠城市謀生，許多日常活動是在城市進行的，但是其居住地管轄卻與城市不統一，這種情況就不可避免導致人口管理上的漏洞和混亂。事實上城市管理不善帶來的許多問題，例如社會治安問題、衛生環境問題都在不同程度上與“都市里的村莊”現象相關。因為存在管理的漏洞，所以在“都市里的村莊”中，利益群體的尋租行為往往特別突出。

體制不協調的另一個突出問題是勞動力市場的不統一。城市的勞動力市場是一個割裂的勞動力市場，在這個市場上，不同所有制企事業單位的用工制度不盡一致，一般說來，政府控制能力比較強的是國有企事業單位，其他所有制單位的勞動用工受政府的控制程度比較低，最明顯的是職工參與社會保險的比重是國有企事業單位遠高于其他所有制單位。除了這個問題之外，城市中還存在一個龐大的非正式勞動力市場（李若建，1994），對這個勞動力市場，政府管理部門多少有點鞭長莫及，而外來人口構成了非正式勞動力市場的主體，因此政府通過管理勞動力市場來達到管理人口的目的則困難重重。

曾經有一種觀點認為，為了克服城市人口管理體制的混亂，應該成立一個專門的人口管理機構。其實這種想法是行不通的，因為人的活動涉及到許多方面，決不可能靠一個部門可以全部包攬。

4．資源產權問題

產權可以看成是一種資源或者服務的使用權。產權問題是困擾中國改革進一步深人的問題，不僅僅在企業中存在產權不清問題，在資源方面同樣存在許多產權問題。由于產權不清，給城市人口管理帶來不少困擾。

土地資源是最重要的資源之一，土地制度對城市的形態與管理體制都會發生明顯的影響。在中國大陸，城市的土地是國家所有，農村的上地是農村集體所有，從整體上看，這兩種不同的土地制度是比較適合中國國情的，但是在城市郊區，就存在問題。“都市里的村莊”中，土地是農村集體的，住宅地的使用權是個人的，城市規劃很難對其有制約作用，因此在外觀上顯得零亂，在管理上與城市顯得不協調。

除了土地資源之外，在城市中有大量的公共資源。公共資源包括內容很多，就業機會是公共資源，城巾的基礎設施和教育資源也是。資源的產權對城市人口管理有很大的影響，就以這幾個資源為例，作初步分析。

一個城市的就業資源是否是當地政府的、本地戶籍人口的專利，這個問題很棘手，但也不能回避。如果就業機會這個資源的產權是地方政府的，那么政府可以限制外來人口就業，否則就不能。如果以投資主體作為決定就業資源的產權，那么地方政府對就業的限制就沒有多少道理了。

一般來說，城市的基礎設施一般是本地政府的投資，那么本地政府是否擁有城市基礎設施的所有權呢？雖然有許多公共設施的使用者不完全是本地的納稅人，相當部分是外來人口。但是有相當部分公共設施是被控制專門為本地戶籍人口服務的，特別突出的是初級和中等教育。外來人口子女上學問題是一個相當普遍存在的問題，一般說來，外來人口的子女需要支付一筆昂貴的贊助費才能上學。其實教育資源問題同樣困擾本地戶籍人口。目前中國城市戶籍人口中，人戶分離的情況相當多，一些原來居住在老城區的人，雖然已經搬遷到新城區，但是戶口依然留在老城區，這種情況給人口管理帶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是教育資源的產權問題。由于歷史的原因，許多有名的中小學位于老城區，而入學的條件往往受到戶口的限制，為了使自己的孩子上一個好的學校，家長們寧可把戶口留在老城區。

篇（7）

在社會沒有進入信息化之前，是經驗在告訴人們如何在社會中進行生存及怎樣才能取得成功，而年齡大的人在社會中就有較多的優勢，因為他們掌握了生存、生活的經驗，這是為什么在傳統社會中老年人總是受到敬重的原因之一。但是當前人類社會已經步入了信息時代，尤其是互聯網的普及使得知識的傳播速度越來越快，因此這個時代的老年人積累了大半生的的生活經驗已經不能與現代社會相融合，老年群體對于當前的社會發展已經有了諸多的不適應。如果像一個新生兒那樣重新學習信息時代的應用工具（比如互聯網、智能手機、數碼設備告等），對老年人來說則存在著很多困難，因為老年人的生理及精神都隨著年齡的增長呈現了衰老的現象，而且這一趨勢不可逆轉。在身體健康指標方面，首先是各種感官能力變得虛弱，聽力、視力下降，記憶力衰退，運動遲緩，反應遲鈍，這些特征決定了老年群體接受新知識的速度無法與年輕人相比較，也導致了老年人不能像傳統社會時期那樣擁有較高的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些因素使得老年群體的整體適應能力變差，因此他們的生活質量及幸福感也隨之降低。

1.2社會交往渠道變窄

進行正常的社會交往是人類融入這個社會的基本條件，只有在與社會、他人交流溝通的條件下人們才會有存在感。無論是老年人還是兒童，只有在與他人、社團等溝通的過程中，才能不斷地正確認識自己并繼續提高。與其他年齡段相比，老人更需要正常的社會交往。可是，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大多數老人在退休后基本上都不再與原來的朋友有聯系；此外，由于身體健康狀況也不比年輕時候，行動不變，重新建立新的朋友圈的機會也非常少，這樣老年群體就逐漸與社會上的交往越來越少，使社會交往的渠道變得越來越窄。社會交往渠道的變窄會嚴重影響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很多老年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癥，如果社會上普遍出現這種現象就給國家和社會造成很大的壓力。

1.3不能接受自己新的角色

一個人的社會角色是從進入工作崗位開始的，但是當人進入老年、尤其是退休之后，會有很多的不適應，因為會突然找不到自己的定位。美國人特別忌諱談論退休這個話題，希望自己永遠不會退休，因為一旦退休，就由生產者的角色轉變成了純粹的消費者，這種角色轉換會讓很多人覺得自己成了社會的“負擔”、“累贅”，由此產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大多數老年人沒有足夠的心理調適能力去應付這種角色的轉換，因此老年群體很容易走向封閉，選擇逃避社會，孤獨和絕望的心理使老年人不能輕易接受自已新的角色。

2老年教育的作用

2.1提升老齡群體的生命質量

老年人、青年人或者壯年人的區分是從人的生理特征為標準的，但是根據終身教育的理理念，任何階段的人生都是在不斷發展的，任何人在任一瞬間都在爭取“生存”的機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無論是老年人還是年輕人在爭取生存的權利上是沒有區別的，因為在任何階段人都要充實地活著，所以“現在”或者“當下”才是最重要的。在傳統習慣中，年輕人要向老年人學習各種生活經驗，老年人是青年人的老師，但是現在這種概念已經被顛覆，因為老年人并不一定比青年人有更多的經驗，在當前的信息社會，必須隨時隨地的學習，才能跟上時代的步伐。因此，發展老年教育，其實是讓老年人不斷地充實自己的知識，讓老年群體不會因為自己的知識過時而有被社會“拋下”的感覺。從這個視角來說，不斷地學習是老年人繼續保持自已生活質量的一種方式，是與年輕一代進行持續對話的必然條件。當老年人覺得自己仍然走在生活的前列，與當前的時代沒有脫軌的時候，他們會有更高的生活熱情，會發揮更多余熱奉獻于社會，通過參加老年教育，老齡群體不但提升了自己的生活質量，而且為社會做了更多的貢獻。因此，發展老年教育是提升老年群體生活質量的重要途徑。

2.2老年教育可以實現老年的個人追求

人生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從幼年時期起每個人就有自己的夢想和愿望，在人生的每一階段都自己的目標和追求，處在青年時期時人們通過各種努力獲得知識、拓寬社會渠道，到了中年時期仍然要不斷地學習，因為中年時期又有了新的目標和追求。同樣到了老年時期，會有老年的夢想和追求，而要實現這種追求，只能持續不斷地學習。比如說，老年人可能也想去旅游，但是當前開發了更簡捷的旅游方式，通過上網可以加入各種“驢友”社團，不但豐富了旅游的質量，同時也節省了旅游的費用，這樣可以去更多的地方去旅游。但是如果老年人如果不參加老年教育，就不會了解到最新的旅游方式，不知道網絡上旅游團體的重要性，而只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郁悶地生活，自己的夢想和目標只能束之高閣。因此，老年教育是幫助老年群體實現自己人生目標的有力武器，老年教育可以加深老齡群體對人生意義的深刻理解，提高自身的修養，增強自己的社會集體意識，擴大自己的生活圈，使自己在老年階段的人生目標得以實現，從而更能平靜地對待死亡。

2.3老年教育可以提升老年人力資源的質量

對大多數老年人來說，退休之后的老年教育很大程度上是為重新工作而做的準備，是老年人始終會追求自己“有用”狀態的途徑，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發達國家的老年群體，對于自己的退休從來都不認為是自己工作的“停止”，而是要繼續通過各種方式加入社會當中去，用新的工作來證明自己的價值，這本質上來說是退休年齡的推遲。如果不繼續參加老年教育，老年群體僅憑以前的知識和經驗已經不能適應知識日新月異的當今工作的特點，必須在取得最新的工作資格或者技術資格后才能重新被用人單位接納。因此，從這一點來說，老年教育其實是在提升老年群體人力資源的質量，同時也是對整個社會人力資源的深入開發和挖掘，老年教育不但合理配置了社會中的老年人力資源，減輕了社會養老的負擔，同時也使得老年群體的晚年生涯更有意義、更有價值。

篇（8）

中圖分類號：F124

在過去30年時間里，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一個奇跡，中國也被稱之為“趕超經濟體”。改革初期，中國人均GDP只有100美元，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必須以快于其他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來實現GDP增長，否則永遠不可能趕超發達國家。目前我國已經超越日本50%，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中國將于2016年超過美國。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相比，經濟增長速度快很多。中國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軌型國家，過去的高速經濟增長是有目共睹的。只有根據國情，認清中國經濟增長有別于其他國家的特殊原因，才能認識經濟增長的規律，才能了解目前的減速是必然的。

一、中國經濟減速與周期性失業

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降到了8%以下，但并未看到過去出現的擔心。截止2012年9月，中國有1024萬新增就業，超過全年計劃數14%，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1%，與2011年持平，18個省市區提高最低工資平均漲幅19.4%。工資持續上漲意味著就業空間縮小，而用工荒、招工難仍是主旋律。以勞動單位提供的崗位數為分子，求職者為分母，2012年約為105%，與2011年持平。這說明崗位數多于求職人數。從經濟學家觀察就業的指標上看，就業沒有出現周期性褪變。當然有些行業如出口行業狀況不好，但其他行業又創造出新的就業崗位彌補。雖然出現了一些結構性失業、摩擦性失業現象，但這都是短期的，不是根本性問題。

造成中國經濟減速的原因：一是中國迎來了劉易斯轉折點；二是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消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認為，發展中國家以二元經濟為基礎，特點是能夠提供大量剩余勞動力的農業部門，能夠實現經濟增長中的勞動力無限供給。在整個經濟增長過程中，勞動力不斷涌現取決于是否有足夠快的經濟增長率足以創造多個勞動崗位，能夠按照不變的工資水平支付勞動力。如果發展到某一階段，用不變工資招不到工，要想招工必須提高工資時，劉易斯轉折點就來臨了。劉易斯轉折點的核心不是勞動力短缺，而是勞動力沒那么無限了。2004年是中國的劉易斯轉折點。第二個因素是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這兩個因素注定中國勞動力不足狀況已經發生，由此而產生的宏觀經濟波動與以往不同。將“十二五”規劃的經濟增長速度主動調到7%，2012年又放棄了8%的增長率，表明中央政府也意識到中國勞動力市場發生的根本性變化。

菲里普斯曲線與奧肯定律均表明經濟增長與就業密切相關。經濟增長速度快，就業崗位就多，失業率就低。經濟增長速度慢，崗位數減少，失業率高。因此，將通貨膨脹率替代經濟增長與失業率做比較，表明：失業率高，通貨膨脹率低；反之，失業率低，經濟增長較快，通貨膨脹率反而較高。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是反向關系。這就是著名的菲里普斯曲線。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提出的奧肯定律則直接以經濟增長與失業率做比較。此處的失業概念僅指周期性失業。

一般意義上的失業概念分為自然失業與周期性失業兩種。自然失業主要包括結構性失業與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是指勞動者與崗位不相匹配，需要對勞動者進行技術培訓或實踐訓練而產生的失業。摩擦性失業是指雇主與勞動者之間還未簽訂勞動合同階段中勞動者的失業狀態。在中國特殊的國情下，周期性失業完全被農民工承擔了。2009年春節前后，由于遭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的實體經濟特別是出口、外向型企業受到打擊，農民工遭受了周期性失業、大規模返鄉。反之，當經濟恢復，特別是勞動力需求大幅度增加時，又反映出用工荒與就業難。

如果經濟真正減速或者說是消極減速的話，就會導致周期性失業現象，如果沒有導致周期性失業現象，證明經濟減速可以接受，是自然、合理的。實際經濟增速仍高于潛在增長率的經濟減速是可以接受的。現實中2012年遇到的現象正是如此。2012年的增長目標是7.5%，“十二五”規劃的經濟增長率為7%，2011年為11%，大幅超過該指標。2012年潛在增長率是7.5%， “十二五”期間平均潛在增長率是7.2%，2012年實際經濟增長率是7.7%，高于增長目標與該年的潛在增長率，同時高于“十二五”期間的平均潛在增長率。由此判斷，我國不會出現周期性失業的現象。

二、經濟增長的主要理論與實踐

英國人口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提出了“馬爾薩斯增長”理論。認為人類經濟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不增長。因為人們的生活稍有改善，就進行繁衍，人口的增長將創造的價值攤薄了。“馬爾薩斯式增長”是一個貧困的陷阱，現今很難再見了。但在工業革命之前被稱為馬爾薩斯時代，經濟增長不增長或增長得十分緩慢。

二是劉易斯轉折點。經濟學家們發現，這種經濟增長既不同于馬爾薩斯時代，也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增長時代，在某種程度上不完全靠現代的科技推動，在二元經濟結構背景下，有大量的、剩余的勞動力促進經濟的增長。

三是是索羅時代，即新古典經濟增長。認為經濟增長依靠技術的創新與產業結構的轉化、升級。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是資本報酬遞減論，認為生產要素是等量回報的，投得多，收入就多。但如果在勞動力短缺的基礎上不斷投入資本，最終不會產生效率，報酬會不斷遞減。了解這三個階段的經濟增長理論，我們就可以較為系統地了解人類的經濟增長史。

世界銀行是第一個發現世界經濟發展史上出現了所謂“東亞奇跡”的機構。“東亞奇跡”包括日本的發展。戰后的日本曾經是一個貧窮的國家，但在短短的時間內，迅速成為富裕國家，日本是第一個奇跡的表現。日本之后，又有了“四小龍”，其經濟增長速度、趕超速度均超越了日本。90年代中期后，東南亞五小虎甚至中國的沿海地區崛起，經濟增長十分快。1993年，世界銀行出了一本報告——《東亞奇跡》，吸引人們的目光去觀察亞洲經濟、東亞經濟。在關注中，有些學者持懷疑態度，包括華人經濟學家劉遵義在內做了很多研究，認為“東亞奇跡”主要靠投入，投入資本、勞動力，但是沒有技術進步，也沒有生產力的提高，是前蘇聯模式。世界銀行出這個報告時，蘇聯已經解體。因此，很自然地就出現了這樣的觀點。很多經濟學家通過經濟模型、大量的計算來證明對亞洲經濟懷疑的觀點。最著名的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麻省理工大學杰出校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他用流行的語言將學者們復雜的理論與公式寫成文章，認為因缺乏技術進步，東亞模式是不可持續的，最終結果將與蘇聯一樣。接下來兩年后，東亞發生了金融危機，由此認為他預測了亞洲金融危機。筆者認為克魯格曼的判斷是錯誤的。這些國家雖發生金融危機，并未危害到國家經濟的健康。四小龍仍是發達的、高收入的經濟體。判斷錯誤的原因是克魯格曼雖然是凱恩斯主義的捍衛者，但按照新古典經濟學觀點與思路來分析問題。在新古典經濟學家看來，資本報酬遞減是天經地義的。西方國家發展初期，勞動力不是無限供給的，而是短缺的。在這樣的視角下思考問題，容易忽略東亞的人口紅利問題。東亞經濟增長現象不是索羅能夠解釋的，是劉易斯才能解釋的。如果克魯格曼沒有認識到東亞、中國有無限供給的勞動力這個問題，就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由于沒有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就不會出現資本報酬遞減現象。而東亞經濟體依靠人口紅利、無限供給的勞動力、使勞動力大規模地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實現經濟較快、持續、長期的增長。

由此可見，人口紅利可以決定是否有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是來自人口紅利。簡單地說，我國的人口結構這些年發生了變化。目前，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依賴型人群，年齡段為15歲以下和65以上。特點是只有消費能力，沒有生產能力。第二類是勞動型人群，年齡段在15-65歲之間，是生產型人群，生產多于消費，扶養老人與孩子。2010年之前，中國的人口結構具有“食之者寡，生之者眾”的生產性。15歲以下的少年兒童趨于減少，65歲的老年人口趨于增加，但速度不是特別快。增長得最快的是勞動人口。這種生產性表現在：由于勞動力增長非常快，數量不會成為經濟增長的瓶頸。以勞動型人口為分母、依賴型人口為分子的人口撫養比一直在下降，就可以實現可持續生產與高儲蓄率。這種人口結構對經濟發展是非常有利的，是所謂的人口紅利。整個經濟增長的源泉中都可以看到人口紅利。不能簡單地將人口紅利理解為勞動力數量和勞動力比重。過去30多年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是資本的積累。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71%，資本投入與人口紅利有直接的密切關系。首先，人口紅利證明人口結構好，扶養比下降，有可能實現高儲蓄、高積累，就有資本來投入。其次，有人口紅利，勞動力供給是無限的，就打破了新古典增長理論中勞動力短缺的規律，資本報酬不會遞減，國家投入資本就有產出，促進經濟增長。

人口紅利致使資本報酬不發生遞減、扶養比下降、高投入高回報、包括技術進步、管理水平的提高、體制的改善、人的素質提高、資源效益的在內都可以提高生產率。計量經濟模型一般分為兩類，一類是技術進步，一類是資源配置優化。資源的配置更優化來自三大產業。農業中勞動力大量過剩，產值就會大大低于其他的部門，如果把這個部門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其他生產率更高的部門，資源配置效率可以得到明顯的提高。例如，在生產率的提高的全過程中，技術進步占一半比例，而勞動力配置效果在提高，即勞動力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部門貢獻了另外一半。生產率提高也與人口紅利相關。有了勞動力的轉移，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每一種推動經濟增長的源泉都與人口紅利相關，而不僅僅是勞動力。很顯然，如果人口結構變化，人口紅利消失，不僅是勞動力供給受到影響，所有的經濟增長源泉都將受到影響，經濟增長速度就不可能那么快了。人口紅利消失必然導致潛在增長速度的下降。

三、人口紅利消失導致潛在生產力下降

2010年進行了第六次人口普察，這次普察的結果是勞動型人口絕對減少，即2010年達到頂峰，隨后下降。扶養比從2010年開始上升，“十一五”與“十二五”的轉折點，成為人口的轉折點。就此，中國的人口紅利消失了。這對我們的經濟增長能力產生了影響。經濟增長能力又稱為潛在增長能力，或潛在產出能力。投資、勞動力的投入與勞動力的改善影響著經濟增長能力。勞動型人口數絕對減少，勞動力的增長率顯然是負的。投資的增長速度過去是平均16%，未來不可能保持這么高。未來平均增長速度是13%，期間還是遞減的。投資下降，勞動力負增長，假設生產率的變化與過去保持一個趨勢，那么，潛在增長率一定會下降。

未來投資增長要減速的假設是否有道理？中國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就越來越出現了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特點——資本報酬遞減現象。資本的邊際扣除率無一例外也在下降。特別是這一兩年，有更加嚴重的趨勢。投資不再能帶來那么高的回報了，按市場規律假設，投資增長速度減緩。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性會產生繼續投資，即政府給予的補貼，廉價的或免費的資本。

1978-1995年，中國的經濟潛在增長率是平均10.3%，1995-2005年平均是9.8%，“十一五”期間，是10.5%。2010年是一個轉折點，勞動型年齡人口由正變負，人口扶養比由負變正，變化較大，潛在增長率下降。因此，預測出“十二五”期間經濟增長率只有7.2%，“十三五”期間還會進一步下降，只有6.1%。這種減速是人口紅利消失導致的潛在生產能力的變化，決定了潛在生產率是必然下降的。失業是趨勢性、長期性的，不是周期性的。如何看待國際上對中國需求的減少而導致中國經濟減速？筆者認為，從一定意義上說，國際上出現的這些不利于中國出口的現象是好事，中國的潛在生產率下降，而國際上如果還保持著強勁的對中國產品的支持，則中國經濟將受到結構性的傷害。如果此時國際需求減少，反而對中國經濟有利。

四、可持續發展是中國經濟問題的關鍵

能否創造可持續增長，取決于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是否轉向內需。城鎮化蘊含著濃厚的內需，筆者認為，此處的“內需”指的是消費需求，而地方政府會更多地理解為投資需求。針對經濟增長減速，一些經濟學家也提出了經濟增長應以拉動內需為目的建議，當然大部分經濟學家也認為此處的需求是投資需求。如果要走投資需求的道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恐怕要落空了。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城鎮化要有房地產開發、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主要是投資需求的問題。這種說法獲得支持的原因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以投資拉動需求的建議與政府以往推動經濟增長的經驗一拍即合。成功經驗有西部開發、中部崛起、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等等，這些項目都創造了巨大的投資需求。第二，政府通過產業政策這個手段，達到了刺激投資需求。例如，確定了十大振興產業、七大戰略型新興產業，可能還會根據新的情況來推行，認為這是政府可以做的，也是善于做的。第三，2009年，政府提出了4萬億一攬子的投資計劃，也是在刺激投資需求。日本等一些其他國家也出現了用短期政策解決長期結構性問題的現象。第四，經濟學家的建議、政府的認同與其他國家政府與經濟學家的推動，導致中國采取人為地制造投資需求的手段來保持經濟增長。國外一些投資經濟學家、政治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提出中國恐怕只能“硬著陸”的觀點，建議中國出臺一些刺激政策。雖然，中央政府很堅定地保持政策的穩定性，但地方政府仍有一些小分歧。這有可能會導致中國在經濟上犯錯誤。當學者們進行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時，問題不在于潛在增長率下降而使我們處在他們所提出的中等陷阱中，真正的危險在于當潛在增長率下降時，用人為的需求因素將實際經濟增長率提高到潛在增長率之上。這個錯誤會導致經濟的崩潰，長期陷入停滯不前，這才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

經驗告訴我們，過度運用產業政策會導致產能過剩。政府鼓勵的產業，其利用率低于平均水平，意味著產能過剩。產業政策中的產業都處于優先發展之列，輕工業、紡織業位于世界前列，鋼鐵、汽車、船舶、石油、化工、有色金屬均是政府鼓勵的產業，但鼓勵的結果是產能過剩。由于政府的鼓勵，給予相應的優惠政策、補貼，甚至資金投入，不考慮企業投資報酬的問題，因此企業無需考慮盈虧的問題，成為“大而不倒”的企業，宏觀上也出現了產能過剩的問題。

鼓勵西部和中部發展的區域政策，著力點放在刺激經濟增長與投資上，導致中西部地區產業資本密集度大大高于沿海地區。按照經濟規律，中西部地區應該是資本稀缺區域，而沿海地區人均收入高，資本密集度高。而現在中西部地區資本密集度比沿海地區還高，人均收入并未提高，偏離了比較優勢，不可能實現可持續增長，還會導致一些常見的錯誤，如扭曲生產要素價格、導致通貨膨脹等現象的發生，以日本為例，20世紀50年代日本的人口扶養比都在下降，處于人口紅利時期，保持平均9.2%的經濟增長速度，這是日本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70年代日本的人均扶養比降到了最低點，20年內未提高也未下降，穩定于此。而經濟增長速度大幅減速，從9.2%降到3.8%，在此期間，日本經濟學家們不愿意接受下降的現實，民間、產業界與政府達成了一致的共識——促進經濟的增長。由此，日本成為凱恩斯主義與各種變形的凱恩斯主義的大試驗場。試的結果就是泡沫經濟、保護落后，造成僵尸企業。1990年，人口紅利消失了，人口扶養比上升，泡沫破滅，自那以后，平均每年GDP增長速度為0.85%，日本在20年中是0.24%的增長速度，因為其通貨膨脹率不到1個百分點，日本失去了20年，判斷日本還會失去第三個10年。目前，日本仍然認為自己存在需求不足的問題，包括內需與外需，仍然采取大幅的寬松貨幣政策與財政刺激政策。筆者認為日本不能走出困境。

五、關于中國經濟的建議

筆者認為，潛在的增長速度是不應當用人為制造出來的需求來拉動的。中國人口紅利消失是中國經濟減速的主要原因。所以，可以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方式，解決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提高潛在增長率。勞動力供給不足，自然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因素有三個。一是從定量角度上來說，定量資本是提高勞動者素質，二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三是提高勞動資本比率，即多用資本，少用勞動力。均能解決勞動力短缺、供給不足的問題。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過程中，日本又提供了反面教材。1920年，日本出現劉易斯轉折點。勞動力工資上漲，于是日本開始提高資本勞動，大量投入資本，以機器帶動勞動力，剛開始很有效，但繼續就使得機器投入太快，超越勞動力的承受能力，資本報酬下降，不可持續了。同時，日本保護落后，在人口紅利消失后犯的所有的錯誤，都使全要素生產率沒有提高。這是第一個失去的10年。1991-2000年間，日本在資本勞動率提高，人力資本雖然也做了貢獻，但94%來自資本勞動力的提高。有了高儲蓄，開始大量投資，推行區域鼓勵政策，大量補貼，而要素生產力的貢獻是-15%。可以理解其為什么失去了國際地位。

（一）戶籍制度改革：提高勞動參與率

提高勞動參與率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目前，我國潛在增長率下降是由于勞動力供給不足、勞動年齡負增長造成的。即使出臺鼓勵生育的相關政策也不可能瞬間造就勞動力。勞動年齡人口既定的前提下，提高勞動參與率，讓有工作能力的人能夠充分工作，可以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勞動生產率。如果將勞動參與率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0.88%。光靠延長退休年齡來提高勞動參與率是非常有限的，還要推行戶籍制度改革。目前，1.6億農民工進城實現了1.3%的城鎮化率，而進城后由于沒有城市戶口，非農業戶口人口比重是34.7%，戶籍差別導致了不平等待遇，使他們成為周期性失業的唯一受害者。勞動力供給呈現不穩定、不充分的狀態。戶籍制度改革恰恰提高了農民工的勞動參與率與勞動供給。總的來說，戶籍制度改革是一種立竿見影、一石三鳥的改革。

首先，穩定與增加了勞動力供給，勞動生產率就有了提高。第二，吸納的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部門。過去已經呈現了這樣的趨勢，但因為待遇的差別與工資需求，轉移的動力不足了。如果通過戶籍制度改革這項公共政策，替代工資拉動效益，讓農村勞動力繼續轉移出來，創造資源重新配置效應，將有利于提高生產率。第三，農民工轉移更充分，就業增長就更快。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可以大幅提高消費需求，使經濟增長更加平衡。

今后，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可以放緩，但產業結構調整速度應該加快，勞動者將從第二產業的勞動密集型轉向第三產業的勞動密集型、第二產業的資本密集型和第三產業的技術密集型，這是今后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目前轉到第二產業的勞動密集型所需要的大量勞動者與產業所要求的教育水平是不匹配的。需要加強對勞動者的培訓，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與鼓勵政策提高勞動力的教育年限。重點放在鼓勵更多的人完成高中教育，進一步擴大高等教育的招生規模。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可以使勞動者的教育年限提高。

（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我們今天正處在從二元經濟結構模式轉向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式的轉折期。一般認為，正是在淘汰舊知識、學習新知識的階段，會出現中等收入陷阱。我們還未學會、還不善于做的就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適應中國目前的國情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最常見的辦法是技術進步。中國與發達國家有技術差距，也就具有“后發優勢”，可以學習借鑒他人的先進經驗。其次就是要充分發揮資源匹配效應。由于產業之間、行業之間有生產率差別，流動可以提高配置效率。重點是生產要素可以在一個行業中企業之間自由流動。沒有效率的企業被淘汰，被有效率的企業所兼并，擴大規模，整體的效率就提高了。

目前，行業之間、企業之間生產要素流動的障礙是所有制歧視、國有企業的壟斷、民營企業準入門檻高。部分企業獲得補貼與特許經營后，未與其他企業處在同一起跑線上。筆者用3個30%的來自完全無關三個領域數據來說明問題。第一類數據來自美國，其生產率的提高有30%-50%來自部門之間、企業之間的消漲，有效率的企業擴大了規模，沒效率的破產。第二類數據是在中國部門內、企業間有巨大的生產率差距，這種差距如果縮小到美國的水平就可以提高生產率30%-50%。第三類數據來自中國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生產率比較。在改革期間，國有企業的生產率表現只有非國有經濟的30%。提高生產率的潛力主要取決于企業之間生產率差距是否可以縮小，能否創造出一個“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環境，由于國有企業的壟斷，這個潛力無法充分發揮。應該用改革的辦法獲得新的經濟增長源泉，提高潛在生產力，而不是用人為拉動需求的老辦法去超越潛在生產力。筆者認為，用改革的辦法提高潛在生產率保持中國的經濟增長，是符合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深化經濟體制要求的。

國際上認為，中國是東亞經濟的加強版。東亞經濟在崛起的過程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政府在經濟中作用異常重要。東亞是唯一的最早實現經濟趕超的地區，政府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而政府認為自身可以做無所不能的經驗會延續下去，當需要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時卻無法意識到時，出路是什么呢？讓政府多關注民生，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當公共服務成為政府的唯一職能與日常工作時，政府就沒有精力跑步前進替企業拉贊助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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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蔡昉. 城市化與農民工的貢獻——后危機時期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思考[J].中國人口科學，2010，（1）.

篇（9）

一、流動人口子女身份定位問題

流動人口通常指在某一時間范圍內居住地發生了跨越一定地域界限變動的人。本文中的“流動人口”，是指那些以家庭模式從鄉鎮流入城市，在流入地居住時間為一年以上的外來務工人員。流動人口的子女就是指外來務工者的子女。北京社會科學院學者韓嘉玲曾對北京市流動人口子女做了一項調查，將這部分“城市新市民”分成四類：1.從小跟父輩來到城市打工，有的甚至就出生在城市。2.守在農村的“留守兒”，長大以后跑到城市，投靠父輩。3.處于來來回回的狀態，小時候在農村呆了很短的時間，然后到城市里讀小學，因受到戶籍制度的牽制，初高中又必須返回農村。4.跟隨父輩打工進入城市，后來又從農村考回城市，讀大學――這是一部分非常少的人群。

二、流動人口子女面臨的問題

（一）制度的排斥和邊緣化的課桌。

進城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問題是當前義務教育工作中的一個新難。根據有關城市流動人口抽樣調查，學齡兒童按流動人口的2％－3％計算，估計全國約有200萬人。其中很大一部分兒童不能就地入學。即使通過繳納一筆不菲的“建校費”等進入當地中小學校，但由于缺乏文化上的差異等原因，仍然會導致這一部分入學兒童學業成績不良，輟學率居高不下。很多流動人口選擇讓孩子人讀同鄉人辦的民工子弟學校。但民工子弟學校的學校校舍簡陋，缺乏相應的教學設備，迫切需要完善。

（二）經濟的排斥和邊緣化的心態。

流動人口進城后的一個現實困境是難以融入城市社會，難以融入當地的經濟生活，這其中雖說有著多層次的因素，但城市社會對流動人口的歧視和排斥卻是不可忽視的。其一，城市居民的歧視。長期的城鄉二元體制結構，在造就巨大城鄉差距的同時，也衍生了城里人的優越感。城市居民對流動人口普遍具有一種戒備、排斥心理。此外，流動人口家庭的經濟地位更加深了他們及他們下一代子女的自卑心理，對于流動人口來說，他們努力的目標就是多掙點錢以求得生存。加之由于自身素質的原因，他們中有一些人在城市中的一些越軌行為，給城市秩序與居民生活帶來消極影響，并產生“暈輪效應”，更加深城市人對其全體的反感心理。

（三）社會文化的排斥和邊緣化的歸屬感。

社會歸屬是指社會成員把自己歸入某一地域人群的心理狀態，這種心理既有對自己社會身份的確認，也帶有個體對該地域的投入、喜愛和依戀等感彩。城市流動人口子女的歸屬感主要是在其就讀學校與同輩群體交往中、學校集體活動中，及對城市的感受中形成和發展的。但是城市孩子優越的生活環境和學習環境，使得流動人口子女產生了被歧視和對立感，感覺到自己與城市孩子的差別。可以看出學校對個人的社會化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學校的文化氛圍很重要。學校是一個最自然的融入過程。

三、對策與思考

通過上面的闡述我們可以看出：必須采取一系列對策從各種途徑來有效地解決流動人口子女的社會融入問題。這對于實現社會公平的目標和促進社會的穩定發展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流動人口納入政府的日常工作中，建立以常住人口為依據的戶籍管理體制。

從根本上講，要認識到流動人口子女將成為本地區未來的主人，他們的發展與成長將關系到城市長遠的整體發展水平。各級政府應打破現行以戶口為依據的戶籍管理體制，建立以常住人口/現居住人口的戶籍制度為依據的管理體制。各級政府不僅應為戶籍人口服務，還應將非戶籍人口納入其日常管理與服務范圍之內。特別是在基礎教育方面應將流動人口子女就學納入公辦學校招生計劃。

（二）建立多部門合作以完善流動人口工作的運作機策。

流動人口子女所涉及的生存、教育與權益等方面，往往不是一個地區的行政部門能夠解決的，還涉及到教育、公安、物價、工商、計劃生育等相關政府職能部門。應探索及協調各部門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進行有關流動人口子女的工作，通過部門間的多種合作形式，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使流動人口子女能夠有得到平等生存與發展的機會與權利。

（三）全社會要提高對流動人口子女問題的認識和重視程度。

流動人口子女已形成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因此，要在全社會范圍內營造一種重視、尊重流動人口，關心支持流動人口子女生存和發展的社會氛圍，發動各種社會力量，為流動人口子女提供各種支持。

（四）公立學校要構建平等、無差別、無歧視的教育環境。

消除流動人口子女進入公立學校的心理門坎，讓流動人口子女回歸公立學校教育不僅有利于他們的身心發展，還有利于他們的社會適應，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城市孩子正常的發展，有助于培養城市學生寬容、接納的態度，促進其對世界差異性、多元性的了解。

（五）將打工子弟學校納入相關部門的管理與輔導工作中。

按目前的態勢，絕大多數流動人口想馬上融入城市，但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從現實可能性和將來可能性角度來看，流動人口融入城市，是一個長期、分階段的過程，在這里，沒有城市社會政策和體制作相應的改革和創新，要真正地融入城市社會也是不可能的。筆者認為，戶籍制度改革僅僅是城市邁出促進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的第一步，目前在促進融入方面做得還很不夠，需要改變從社會身份角度來制定政策的做法，全面改革城市社會體制，從就業體制、社會保障體制、財政體制到教育體制等，都需要進行改革。

參考文獻：

［1］吳曾基.現代社會學［專著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篇（10）

農業隱性失業指工業化過程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而沒有影響到農業產出的那部分邊際生產力等于或小于零的勞動力。由于種種原因，我國長期存在農村與城市發展嚴重的不平衡，加之中國人多地少的特殊國情，導致我國農村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這些剩余勞動力就構成了中國農業的隱性失業。大量的隱性失業人口已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危害。了解這一形勢及其形成原因并據此提出對策建議，可以更好地解決我國農業隱性失業人口的轉移問題。

1 當前農業隱性失業的形勢分析

自上世紀末以來，我國農業隱性失業率呈上升趨勢，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據有關統計資料顯示，80年代中期的農村過剩勞動力為2.5億，隱性失業率高達60%。近年來由于鄉鎮企業的發展以及城市二、三產業吸納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到90年代中期，已減少到1.0～1.3億人，隱性失業率仍高達30%。農業隱性失業現象的存在，以及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已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巨大隱患，對社會經濟的穩定運行構成嚴重威脅:

首先，農業隱性失業人員的大量存在，標志著相當部分農業勞動力資源沒有能夠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而是處于閑置和半閑置狀態，造成勞動力資源的浪費。

其次，農業隱性失業人員的存在，制約了農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1979～1984年期間，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2.37∶1縮小到1.56∶1(以農民收入為1)。但自1985年以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持續擴大趨勢，1997年差距為2.47∶1，到了2005年，這一收入差距比率高達3.22∶1。

再次，農業隱性失業人員的存在，嚴重制約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影響農民對土地投入的積極性，農業機械化的步伐不得不放慢，相當部分農村的貧困落后面貌難以在短期內得到改變。

第四，農村大量的剩余勞動力持續進入大中城市，造成了許多城市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給社會帶來了不安定的因素。

2 農業隱性失業產生的原因

我國農業隱性失業人員的大量存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綜合起來可以歸納為這樣幾個方面:

2.1 農村勞動力基數大，勞動力的自然增長規模龐大。1979-1993年，農村勞動力增長近1.4億人，90年代中后期，農村勞動力每年還將增加600萬人左右。在農村勞動力不斷增加的同時，土地等農業生產資料卻出現了縮減的趨勢，土地沙漠化等原因造成農業用地大面積減少，并最終導致農業內部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減弱。

2.2 在農村勞動力日趨增多和農業用地大幅度減少的情況下，我國農業內部產業結構沒有能夠相應進行調整，相當一部分農村單一結構的局面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變，二、三產業發展滯后，從而使農業部門對勞動力的吸納潛力沒有充分發揮出來。

2.3 在我國經濟結構發生變動后，對勞動力素質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我國目前農村中的文盲、半文盲占的比例仍然不小，每年進入勞動力年齡的農村勞動力中，有將近10%屬于文盲、半文盲，由于勞動力自身素質較低難以適應經濟結構變動的要求，因而只能滯留在當地農村，處于隱性失業狀態。

2.4 農民向非農產業轉移還存在制度性障礙。全國各大中城市對農民工進城就業都有不少的限制，將不斷增加的農村勞動力都限制在農村，出現了大量的農村隱性失業。

3 解決我國農業隱性失業問題的對策

3.1 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就是通過市場來配置社會資源，使其達到利用的最佳化和收益的最大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也是市場的主體，他們完全有理由選擇自己所適合的職業。雖然政府在中介組織間加強了組織協調，但從總體上評價，農業勞動力流動中的市場障礙仍然嚴重。因此建立統一、規范的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是解決農業隱性失業問題的根本性措施。也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勞動力市場中獲得平等主體地位的一項基本的制度保障。

3.2 農業內部結構調整。農業內部結構調整，主要是指農業內部各產業部門間的配置調整和種植業內部種植結構的調整，其目的是為了合理地利用資源，挖掘資源利用潛力，提高資源的配置利用效益。調整農業內部各產業間即農林牧漁業間的配置結構，提高果樹、葡萄、花卉和畜牧、養殖等勞動力高度密集型產業的配置比重。通過調整種植業內部的種植結構，減少耕地密集型產品的種植面積，相應提高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棉花、煙葉、小辣椒和大棚蔬菜等)的種植比重，發揮我國農業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競爭力。加強農業深層開發，發展開發性農業、特色農業，要以農業產業化來推進農、林、牧、副、漁深度發展，開發和發展農產品加工增值，使農民獲得比過去單純靠原料和初級產品搞得多的經濟效益。一旦農業獲益較大，高素質的農民就愿意留守土地，棄耕撂荒等現象將受到遏制。

3.3 發展鄉鎮企業走農村工業化之路。中小企業在解決就業尤其是農業隱性失業問題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以中小企業主體的鄉鎮企業得到了快速的發展，長期以來一直是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渠道。目前，為適應農村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的需要和應對農業剩余勞動力日益增多的現實，我們必須確立新的鄉鎮企業發展模式，進行鄉鎮企業制度創新，具體來說，應堅持與城鎮化相結合，以第二產業帶動第三產業發展為導向，以產權制度和管理體制改革為動力來推進鄉鎮企業的第二次創業。

3.4 普及職業培訓。提高農村務農勞動力的素質必須首先提高基層技術推廠人員的素質。基層技術人員知識的陳舊很大程度上影響到農民技術水平的提高，在農技服務體系改革到位后，要通過開展不同層次的新技術培訓、資格培訓提高農技人員的基本素質，可以通過加強與職業培訓院校、農科院所的合作，聘請專家講學等途徑，更高層次地提升農技推廣人員水平。其次要改進培訓內容和方式。培訓內容和方式要與需求相銜接。建議有關部門要充分利用現有的高等職業教育學校、農廣校、地方農技校等教育培訓陣地，采取聯合辦學或請人授課等方式，加大培訓力度。

3.5 擴大勞務輸出。這也是我國農業隱性失業人口的重要轉移途徑。我國是人口密度較高且分布不均衡的發展中國家，具有勞動力資源成本較低的優勢。但我國多年來勞務出口一直徘徊在30萬人左右，僅占同期國際勞務市場吸納勞工的1%，與我國勞動力資源大國的地位極不相稱。在當前亞太經濟復蘇和西方國家經濟繁榮的新機遇面前，我們要放開勞務輸出的經營權，盡快搞活國內勞動力市場，鼓勵更多的外貿行業重視勞務輸出，積極向世界各層次勞動力市場進軍，為我國農村勞動力尋找更廣闊的就業途徑。

4 改進我國農業隱性失業人口統計的思路

4.1 界定農村隱性失業的統計口徑。

隱性失業，是指勞動者未能有效地發揮個人的勞動能力，本質上是介于失業與就業之間的勞動力經濟參與情況。界定農村隱性失業，通常需要引入克里希納對隱性失業提出的四種測量標準，即時間標準、收入標準、意愿標準和生產力標準。所謂時間標準，是指勞動者在一定時間里的勞動時數低于被定義為充分就業的時數(我國為40小時/周);所謂收入標準，是指勞動者在一定時期里獲得的收入低于被定義為充分就業的收入標準最低額(我國可確定為最低工資額);所謂意愿標準，是指勞動者愿意工作的時間和強度高于目前工作的時間和強度;所謂生產力標準，是指勞動者從目前就業隊伍中撤出而不會減少產出。從我國國情看，對隱性失業的統計標準的選擇，以第一、二項較為可行。

4.2 完善農村隱性失業統計調查方法:

農村隱性失業調查可借助于國家已經建立的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建立農村勞動力抽樣調查制度。農村隱性失業勞動力抽樣調查的范圍是全國的農村地區，調查以戶為登記單位，調查人口具體涵蓋范圍與城鎮勞動力抽樣調查相同。調查采用以全國為總體，省為次總體的分層、多階段、整群概率比例抽樣。一般也分為三個階段，即由“省抽縣、縣抽鄉、鄉抽村”，并對抽中的樣本村進行逐戶調查。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對第一級抽樣框的縣級單位進行分層，分層標志采用人口標準(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經濟標志(近三年人均分配收入)或地形標志(平原、山區、丘陵)等，具體由各省市根據自身情況而定。

調查時點也可定為每個季度最后一個月包含15日那個星期的星期天，調查期間為調查時點前四周。調查對象為年滿16歲及以上的農村地區常住人口。調查內容包含個人的基本情況和勞動狀況的調查，其中勞動狀況的調查項目有①調查期內是否為取得收入而勞動;②調查期內累計工作時間;③所從事的行業、有無兼業行為及兼業的行業;④該家庭戶是否有外出務工的人員及務工人數(外出務工人員是指戶籍仍在農村地區，人已離開農村在外工作的人員);⑤調查期間內未參加有報酬勞動或勞動時間過少(小于充分就業時間)的原因。

4.3 建立農村隱性失業統計指標體系。

(1)反映農村隱性失業總量的指標:①農村隱性失業總數:指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下，從事農業的勞動力超過農業生產要素協調配置所需要的那部分勞動力的剩余量。采用勞動力抽樣調查的方法進行農村隱性失業調查時，可將農村隱性失業規定為那些在一定年齡(16歲)以上的農村常住人口中，有勞動能力并愿意參加農業勞動或其它非農業有報酬的勞動，在調查時點前四周內，周平均勞動時間不足40小時的人員。②各年齡段的農村隱性失業數:按照16-24歲、25-44歲、45歲以上三個年齡段(即青年、壯年和中老年)分組統計。③各文化層次的農村隱性失業人數:按小學以下、小學、初中、高中、大專以上幾個層次分別統計，反映農村不同文化水平的勞動力供需不平衡的狀況。④不同性別的農村隱性失業數量:按男、女分別統計的農村隱性失業數量，反映調查范圍內男女勞動力隱性失業的規模，說明農村生產勞動對男女勞動力的偏好或排斥的程度。

(2)反映農村隱性失業廣度的指標:農村隱性失業率。它是反映農村隱性失業相對數的指標，隱性失業率越高，說明剩余勞動力面廣，失業的情況嚴重。

(3)反映農村隱性失業就業結構的指標:各層次農村隱性失業的比重:為各層次農村隱性失業占農村總的剩余勞動力數量之比，該指標按照年齡、文化層次、性別等分別統計。反映了各層次農村隱性失業在總的農村隱性失業中分布的比率，是農村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以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的依據。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