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人口學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按分層隨機取樣的方式，考慮年齡、性別、婚姻、月收入和地域等方面的平衡，共抽取浙江省杭州、金華、臺州、湖州、舟山等城鎮居民被試共2000人進行問卷調查，回收問卷1665份，去除缺失信息問卷134份，共得到有效問卷1531份。有效率為91．95％。其中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如下：

1．1．1性別總樣本中男性665人，占43．4％，女性866人，占56．6％。

1．1．2婚姻總樣本中已婚1096人，占71．6％，未婚435人，占28．4％。

1．1．3年齡主要根據戈登對生活時期劃分：其中16～25歲之間人數419人，占27．4％；26～35歲之間88人，占5．7％；36～45歲之間718人，占49．6％；46～55歲之間167人，占10．9％；55歲以上的人數139人，占9．1％。1．1．4總樣本月收入的分布比較均衡，1000元以下523人，占34．2％；1000～2000元354人，占23．1％；2000～3000元343人，占22．4％；3000元以上311人，占20．3％。1．1．5城市按行政區域劃分，城市1（金華）為844人，占總人數55．1％；城市2（臺州）為90人，占總人數5．8％；城市3（舟山）為203人，占總人數13．3％；城市4（杭州）為229人，占總人數15％；城市5（湖州）為195人，占總人數12．7％。

1．2測量問卷體育休閑機會認知為人們對參與體育休閑可能性大小的判斷。根據趙臣對體育休閑機會認知的闡述，體育休閑機會認知變量主要通過時間認知（我有更多的時間去進行體育休閑活動）、場所認知和信息認知三個指標進行測量［14］。問卷采用Liket自評式7點問卷計分，0＝完全不同意，過渡到6＝完全同意，就具體問題而言，得分越高說明機會認知程度越高。

1．3數據處理本研究采用SPSSforWindows15．0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和分析，主要的分析方法為方差分析。

2結果與分析

依據休閑與生活質量的社會心理學概念模式，體育休閑機會認知在影響生活質量的所有過程中，還受制于社會人口狀況，即與人口學因素有關。為了考察體育休閑機會認知是否存在人口學特征差異，本研究將樣本被試的變量整體進行性別、年齡、婚姻、月收入和不同城市等因素組合的雙因素方差分析。

篇（2）

1.2大學生健康危險行為的性別差異結果顯示，大學生的健康危險行為在攻擊與暴力行為、破壞紀律行為與違法行為、自殺與自殘行為、吸煙與過度飲酒行為、不健康飲食行為與缺乏體力活動、無保護的因子上男生檢出率均高于女生，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1)。

1.3大學生健康危險行為的年級差異結果顯示，在攻擊與暴力行為、破壞紀律行為與違法行為2個因子上的檢出率，一年級和四年級大學生明顯高于三年級大學生(P＜0.05);在自殺與自殘行為因子上的檢出率，三年級大學生顯著低于其他3個年級大學生(P＜0.05);在吸煙與過度飲酒行為因子上的檢出率，四年級大學生顯著高于三年級大學生(P＜0.05);無保護的因子上的檢出率呈年級上升趨勢，四年級大學生顯著高于一年級大學生(P＜0.05)。各年級大學生在不健康飲食行為與缺乏體力活動因子上的檢出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檢出率均超過90%(表2)。

1.4大學生健康危險行為的獨生與否差異除了不健康飲食行為與缺乏體力活動因子外，大學生的健康危險行為在攻擊與暴力行為、破壞紀律行為與違法行為、自殺與自殘行為、吸煙與過度飲酒行為、無保護的因子上獨生大學生的檢出率均高于非獨生大學生，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3)。

1.5大學生健康危險行為與家庭經濟狀況、社會地位、身高、體重關系分析大學生的身高與健康危險行為的6個因子存在顯著正相關(P＜0.01);除了自殺與自殘行為外，體重與健康危險行為的其余5個因子存在顯著正相關(P＜0.01)。年齡僅與不健康飲食行為與缺乏體力活動、無保護的存在顯著正相關(P＜0.05)。大學生健康危險行為與家庭經濟狀況、社會地位、身高、體重的相關分析結果表明，大學生的家庭經濟狀況、家庭社會地位、自己社會地位與其健康危險行為不存在顯著相關(P＞0.05)。

2討論

本研究發現，大學生的健康危險行為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男生健康危險行為的檢出率明顯高于女大學生。這種性別差異與國外內的一些研究結果是一致的。Lindegger和Durrheim認為，男性之所以比女性更易做出健康危險行為，基于男性性驅力的作用、征服觀念、男性的冒險者角色、男性氣概的擴張、理想化的男性軀體意象等原因，導致了男性特有的價值觀，如堅韌、好競爭、控制欲等，因而促使他們更多地從事物質濫用、危險駕駛、暴力行為、不安全等健康危險行為。本研究結果提示，在進行健康危險行為的干預與預防時，要充分考慮健康危險行為的性別特點。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的健康危險行為具有顯著的年級差異，一年級和四年級是攻擊與暴力行為、違紀與違法行為、自殺與自殘行為的高發階段，而三年級則是低發階段，無保護的的發生率則逐年增高。不健康飲食行為與缺乏體力活動盡管不存在年級差異，但各年級的檢出率都在90%以上，說明飲食與運動健康普遍受到忽視。既往國內相關研究也發現大學生的健康危險行為具有年級差異的特點。大學生健康危險行為的這種特點一部分原因應該歸因于年齡的增長，因為研究發現，無保護與年齡存在顯著正相關;另一部分原因應該歸因于不同年級的社會文化差異，至于究竟是哪些社會文化因素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篇（3）

1.1描述性分析

1.1.1消費者的食物儲存知識調查如表2所示，利用6個問題，考察了受訪者的食物儲存知識。受訪者每答對1個問題得1分，如果答對3個及以上問題，則認為該消費者的食物儲存知識“合格”。從調查結果看，受訪者的食物儲存知識的平均得分僅為1.86分(滿分為6分)，合格率僅為28.6%。

1.1.2消費者的食物處理知識調查如表3所示，利用食物清洗、生肉解凍等4個問題，考察受訪者的食物處理知識。受訪者每答對1個問題得1分，如果答對了2個及以上問題，則認為該消費者的食物儲存知識合格。調查結果表明，受訪者的食物儲存知識的平均得分僅為1.55分(滿分為4分)，合格率為49.8%。

1.1.3廚房設施使用及維護知識調查如表4所示，利用冰箱使用、廚具清潔等6個問題，考察受訪者的廚房設施使用及維護知識。受訪者每答對1個問題得1分，如果答對3個及以上問題，則認為該消費者的廚房設施使用及維護知識合格。應該指出的是，在這6個問題之中包括2個多選題，對于這兩個多選題，受訪者只要選中其中的一個或多個正確答案，并且沒有選擇錯誤答案，則即被認為回答正確。本部分的調查結果表明，受訪者的廚房設施使用及維護知識的合格率為50.8%，平均分為2.53(滿分為6分)。

1.1.4個人衛生知識調查如表5所示，對個人衛生知識的考察主要包括手部的清潔等5個題項，其中包括2個多選題。受訪者每答對1個問題得1分，如果答對3個及以上問題，則認為該受訪者的個人衛生知識合格。應該指出的是，在這5個問題之中包括兩個多選題，對于這2個多選題，受訪者必須選出全部正確答案，并且沒有選擇錯誤答案，才被視為正確回答該問題，即得1分;其它情況下，則認為該題回答錯誤，不計分。分析結果表明，個人衛生知識部分的合格率僅為8.1%，平均得分為1.12分(滿分5分)。

1.1.5食物中毒知識調查如表6所示，食物中毒知識共包括5個題目，主要考察了與家庭食物消費鏈關系較為密切的微生物中毒知識。受訪者每答對1個問題得1分，如果答對3個及以上問題，則認為該受訪者的食物中毒知識合格。應該指出的是，在這5個問題之中包括1個多選題，對于此題，受訪者必須選出全部正確答案，并且沒有選擇錯誤答案，才視為正確回答該問題，即得1分;其它情況下，不得分。調查結果表明，食物中毒知識部分的合格率僅為6.2%，平均分為1.11分(滿分5分)。

1.2統計檢驗

1.2.1家庭食品安全知識與人口學特征的關系食品安全知識共包括26個題項，受訪者每答對1個問題得1分，如果總得分在13分及以上，則認為該受訪者的家庭食品安全知識合格。表7可以看出，對家庭食品安全知識合格率和總得分具有顯著影響的3個人口學特征是:性別、居住地、年收入。

1.2.2家庭食品安全知識薄弱的高風險消費群體的確定性別、居住地、年收入3個人口統計學變量對于消費者的家庭食品安全知識的掌握程度具有顯著影響。我們利用以上3個人口學特征對受訪樣本進行交叉后可得到2*2*3=12組排列組合。在這12個組合中，有6個組別的樣本數小于10，代表性較差，故不對其進行分析;其余6個組別的家庭食品安全知識得分及合格率情況參見表8。為了能夠辨識出食品安全知識薄弱的高風險消費者組別，我們對得分進行了百分化處理，即將各組別家庭食品安全知識得分的平均值除于滿分(26分)。從表8可以看出，全部6個組別的總得分均少于11分(滿分26分)，說明我國消費者的家庭食品安全知識整體水平很低。其中，得分最低的3個組別是:(1)性別為男性、居住在農村、年收入在3萬元以下的消費者;(2)性別為男性、居住在城市、年收入在3萬元以下的消費者;(3)性別為女性、居住在農村、年收入在3萬元以下的消費者。以上3個組別尤其需要被特別關注，在食品安全教育模式選擇、渠道選擇等方面，必須考慮這些重點人群的特征及渠道接觸特點。

篇（4）

二、當前中國家庭養老面臨的困難

目前，隨著中國“少子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中國的年輕人口正迅速下降，家庭養老的困難正日漸明顯，而與此不相適應的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老年人也要求生活質量不斷提高。因此，目前老年人的養老，不僅關系到老年人的生活問題，還有發展問題，即老年人不僅需要有良好的物質生活，還需要有豐富的精神生活。有報導稱，淘寶網最近出現了一個“看望父母”的服務，店主接到的訂單，代替子女去家中看望老人，替老人干家務、聊天、讀報等。這樣一則消息讓人很是震撼：家庭養老確已不再僅是經濟上的給予、物質上的保障，它還確確實實需要心靈上的撫慰。

三、國外發達國家對養老問題的做法老年人的養老問題

不僅我國存在，在世界各國也都存在。出于對發達國家的盲從，有些學者提出我們可以在養老問題上向發達國家看齊，將養老問題全面社會化。對有些學者的這一提法，作者不敢茍同，其實，對于老年人的養老問題，一些發達國家也在逐漸將社會化養老回歸到家中養老上來。

（一）韓國的養老模式韓國經濟在近30年的發展較為突出，不僅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提高，而且韓國的社會結構、家庭結構也有了極大的變化。但唯一不變的是韓國仍與以往一樣，在“孝道”觀念的影響下，仍然主張家庭養老。為了更好地讓國民貫徹這一養老模式，韓國政府在各種場合都宣揚家庭照顧老人的重要性及孝順老人的儒家文化價值觀，并堅持“家庭照顧第一，公共照顧第二”的社會政策。為了將這一政策真正落實到位，韓國政府對家庭養老的國民給予各種優惠：如對在家庭贍養老人的子女可以減免其部分收入稅并提供家庭津貼；在接受遺產時，可對有家庭贍養老人的國民減免部分遺產稅……通過這些政策，政府希望有更多的家庭愿意承擔在家庭贍養老人的義務，從而使韓國能夠保持家庭贍養老人的傳統。

（二）日本的養老模式日本也是一個典型的東亞國家，其經濟也十分發達。在強大經濟能力的支撐下，日本在二戰后的很長一段時間，老年人的養老問題是由社會提供、國家支撐的福利機構保障。但從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意識到，老年人的家庭養老還需回歸家庭。因為調查發現，在福利機構度過晚年的老年人常因見不到自己的子女、親人而心情憂郁、悶悶不樂，長此以往，對身體非常不利；也正是因為這種原因，住在福利院中的老人雖可在看護良好的條件下生活，卻不能消除他們緊張不安的感覺，因此，其因心情郁結而死亡的人數要大大超過居家養老的老人。為此，日本在2000年4月1日提出了要“由全社會支撐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口號，并實施護理保險制度。所謂護理保險制度是指一種新型的老年人社會保障制度，其內容包括福利、醫療、保健的綜合配套服務，實現形式主要有兩個方面：即設施服務和居家服務。而居家服務的宗旨就是在減輕家庭負擔的情況下，讓老年人在家里接受各種所需的服務，以此來增強老年人的幸福指數。

（三）新加坡的養老模式對于老年人的養老問題，新加坡一直就主張家庭養老。為此，新加坡將“忠孝仁愛禮義廉恥”作為“治國之綱”。孝道可以穩固家庭，可以使社會繁榮。前總理李光耀曾說，“我們須不惜一切代價，要盡可能避免三代同堂的家庭分裂。”基于這一目的，新加坡于1994年頒布了《奉養父母法》，這一法律是世界上第一個為“贍養父母”所立的法。在這一基礎上，1995年11月，新加坡又在其所頒布的《贍養父母法》中規定：成年子女需資助貧困的年邁父母，如其拒絕，父母可以向法院，法院調查情況屬實，將判處該子女1年有期徒刑或罰款1萬新加坡元。在分配政府廉租房時，對三代同堂的家庭給予價格上的優惠和優先安排。在這一系列制度安排下，新加坡國民很多人愿意在家贍養老年人。

四、我國如何應對家庭養老問題

（一）完善相關的家庭養老制度雖然我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中明確規定老年人養老應以家庭養老為基礎，但卻缺乏相配套的激勵機制與懲罰措施，僅是一紙條文。面對需要贍養四個老人的年青夫婦來說，事實上毫無意義。面對自己的父母，大多數年青夫婦雖有贍養的意愿，“無奈在各種經濟壓力、住房壓力的現實面前，只能無奈選擇將年老的父母留居別處，與自己分居。”對日益突顯的老年人養老問題，我國政府是否可有限度地學一下韓國、日本、新加坡的作法，使年青的夫婦有能力在自己家中贍養自己的父母。

（二）將家庭養老多元化我國正處于養老模式的轉型期，單純依靠家庭、政府、社會養老似乎都不太現實，因此，必須根據我國的現實情況，真正做好老年人的養老工作。作為一個禮儀之邦，我國長期以來一直實行家庭養老，現在雖然由于經濟的發展，家庭成員的結構發生了變化，但我們可根據這一情況，將家庭養老進行泛化。即不是簡單地將與老人同住在一起稱之為家庭養老，對于與老年人居住的并不太遠，可以經常照顧到的情況也應歸于家庭養老。因為家庭養老的目的，無非就是使老人在生活得到保障的同時，精神上也可以得到慰藉。而這一點對于與老年人居住相對較近的子女來說，客觀上相對容易實現。因此，我們可以將家庭養老泛化一些，在這一理念下，再看我的國的家庭養老問題就會發現，我國的家庭養老從形式上仍然保持著傳統家庭養老的格局，但在內涵上體現了從傳統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變。

（三）社區協同家庭養老現在，不管在農村還是在城市，都有自己的村民委員會或居民委員會，都有自己的社區管理機構。而在每個社區，總有一些熱心公益的志愿者。對于我國目前家庭養老實際存在的一些困難，各社區可以以社區的名義，組織這些志愿者，對需要幫助的老年人在居家養老有困難時進行一些必要的幫助。這樣，既實現了老年人家庭養老的愿望，又為在家庭養老中確實有困難的家庭解決了實際困難。此外，社區還可針對這部分老年人，開展一些形式多樣的服務：如可在社區辦一些活動室，組織家庭養老的老年人參加這些文化、體育、教育活動，使其精神上得到慰藉；對生活基本能自理但又需要一定照料的中高齡老人，可采取日間護理；低齡健康老人在自愿、量力的前提下，也可參與到照顧中高齡老人的活動中……家庭養老通過社區的協助，一方面確保了老年人在自己家中居家養老，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社區在一些項目中按保本微利原則增加一些收入，從而安置一批下崗職工就業。可以說，社區協同養老是一件一舉兩得的善事。

篇（5）

2結果

關于“對人文素質教育重要性認識”，94．3％的學生認為人文素質教育很重要，24．1％的學生認為其所在學校不夠重視人文素質教育。有18．9％的學生認為人文科學更重要，對人的發展和影響更深遠，意義更重大。對于影響醫學生人文素質最重要的因素，本科生更傾向于個人，研究生則更傾向于社會，造成差異的原因可能為本科生目前接觸的生活環境比較單一，加之社會活動較少，而研究生則相反。結果見表1。在評價人文素質課程的作用中，選擇最多的三個選項是“有助于改善和處理醫患關系”，“豐富自己的專業內涵”和“有助于職業規劃”，且三個選項中本科生與研究生的人數相當。其中，選擇“對科技論文的寫作有幫助”、“能夠訓練思維方式”和“能夠激發進一步學習興趣”的研究生明顯多于本科生，這是由于研究生的學習經歷和人生閱歷較本科生豐富，接觸臨床工作和科研工作的機會和時間更久，因此對于研究生來說，在上述三個方面較本科生的體會更深。結果見表2．關于對人文素質教育課程看法的調查中，大部分學生上過人文素質教育課程，其中本科生多于研究生，這可能會受到研究生來自不同院校的影響。在對人文素質教師教學效果的調查中，46．5％的學生認為教師并不能將人文素質教育融入到教學中，學生更關注人文素質教師的教學方法、人格魅力和教學態度。在對人文素質課程安排的調查中，62．7％的學生不滿意學校的人文素質教育課程和活動，認為人文素質課程占總體的比例需要提高。在對課程考核方式的調查中，學生更傾向于人文素質課程采用多種考核方式，如實踐、論文和課堂表現，基本不認可考試考核的方式。結果見表3。在不選擇學習人文素質課程原因的調查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專業課和基礎課過于繁重，其次是學校沒有給予過多重視和課程內容枯燥。結果見表4。除了醫學生必修的醫學倫理學、醫患溝通等主要醫學人文素質課程外，醫學職業規劃和就業指導、衛生政策與法規、醫療服務管理學是學生最希望學到的人文素質課程。結果見表5。這與口腔醫生就業的特殊性有關，由于目前口腔診所的迅猛發展和國家對其政策的支持，口腔醫學生的就職范圍更廣，這也對口腔醫學生的管理能力、政策法規和職業規劃等軟實力有更多的要求，因此，相對于其他專業，對口腔醫學專業的人文素質教育方向需要有更大的轉變才能滿足未來的社會需求。

篇（6）

中圖分類號：F124

在過去30年時間里，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一個奇跡，中國也被稱之為“趕超經濟體”。改革初期，中國人均GDP只有100美元，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必須以快于其他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來實現GDP增長，否則永遠不可能趕超發達國家。目前我國已經超越日本50%，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中國將于2016年超過美國。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相比，經濟增長速度快很多。中國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軌型國家，過去的高速經濟增長是有目共睹的。只有根據國情，認清中國經濟增長有別于其他國家的特殊原因，才能認識經濟增長的規律，才能了解目前的減速是必然的。

一、中國經濟減速與周期性失業

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降到了8%以下，但并未看到過去出現的擔心。截止2012年9月，中國有1024萬新增就業，超過全年計劃數14%，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1%，與2011年持平，18個省市區提高最低工資平均漲幅19.4%。工資持續上漲意味著就業空間縮小，而用工荒、招工難仍是主旋律。以勞動單位提供的崗位數為分子，求職者為分母，2012年約為105%，與2011年持平。這說明崗位數多于求職人數。從經濟學家觀察就業的指標上看，就業沒有出現周期性褪變。當然有些行業如出口行業狀況不好，但其他行業又創造出新的就業崗位彌補。雖然出現了一些結構性失業、摩擦性失業現象，但這都是短期的，不是根本性問題。

造成中國經濟減速的原因：一是中國迎來了劉易斯轉折點；二是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消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認為，發展中國家以二元經濟為基礎，特點是能夠提供大量剩余勞動力的農業部門，能夠實現經濟增長中的勞動力無限供給。在整個經濟增長過程中，勞動力不斷涌現取決于是否有足夠快的經濟增長率足以創造多個勞動崗位，能夠按照不變的工資水平支付勞動力。如果發展到某一階段，用不變工資招不到工，要想招工必須提高工資時，劉易斯轉折點就來臨了。劉易斯轉折點的核心不是勞動力短缺，而是勞動力沒那么無限了。2004年是中國的劉易斯轉折點。第二個因素是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這兩個因素注定中國勞動力不足狀況已經發生，由此而產生的宏觀經濟波動與以往不同。將“十二五”規劃的經濟增長速度主動調到7%，2012年又放棄了8%的增長率，表明中央政府也意識到中國勞動力市場發生的根本性變化。

菲里普斯曲線與奧肯定律均表明經濟增長與就業密切相關。經濟增長速度快，就業崗位就多，失業率就低。經濟增長速度慢，崗位數減少，失業率高。因此，將通貨膨脹率替代經濟增長與失業率做比較，表明：失業率高，通貨膨脹率低；反之，失業率低，經濟增長較快，通貨膨脹率反而較高。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是反向關系。這就是著名的菲里普斯曲線。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提出的奧肯定律則直接以經濟增長與失業率做比較。此處的失業概念僅指周期性失業。

一般意義上的失業概念分為自然失業與周期性失業兩種。自然失業主要包括結構性失業與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是指勞動者與崗位不相匹配，需要對勞動者進行技術培訓或實踐訓練而產生的失業。摩擦性失業是指雇主與勞動者之間還未簽訂勞動合同階段中勞動者的失業狀態。在中國特殊的國情下，周期性失業完全被農民工承擔了。2009年春節前后，由于遭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的實體經濟特別是出口、外向型企業受到打擊，農民工遭受了周期性失業、大規模返鄉。反之，當經濟恢復，特別是勞動力需求大幅度增加時，又反映出用工荒與就業難。

如果經濟真正減速或者說是消極減速的話，就會導致周期性失業現象，如果沒有導致周期性失業現象，證明經濟減速可以接受，是自然、合理的。實際經濟增速仍高于潛在增長率的經濟減速是可以接受的。現實中2012年遇到的現象正是如此。2012年的增長目標是7.5%，“十二五”規劃的經濟增長率為7%，2011年為11%，大幅超過該指標。2012年潛在增長率是7.5%， “十二五”期間平均潛在增長率是7.2%，2012年實際經濟增長率是7.7%，高于增長目標與該年的潛在增長率，同時高于“十二五”期間的平均潛在增長率。由此判斷，我國不會出現周期性失業的現象。

二、經濟增長的主要理論與實踐

英國人口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提出了“馬爾薩斯增長”理論。認為人類經濟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不增長。因為人們的生活稍有改善，就進行繁衍，人口的增長將創造的價值攤薄了。“馬爾薩斯式增長”是一個貧困的陷阱，現今很難再見了。但在工業革命之前被稱為馬爾薩斯時代，經濟增長不增長或增長得十分緩慢。

二是劉易斯轉折點。經濟學家們發現，這種經濟增長既不同于馬爾薩斯時代，也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增長時代，在某種程度上不完全靠現代的科技推動，在二元經濟結構背景下，有大量的、剩余的勞動力促進經濟的增長。

三是是索羅時代，即新古典經濟增長。認為經濟增長依靠技術的創新與產業結構的轉化、升級。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是資本報酬遞減論，認為生產要素是等量回報的，投得多，收入就多。但如果在勞動力短缺的基礎上不斷投入資本，最終不會產生效率，報酬會不斷遞減。了解這三個階段的經濟增長理論，我們就可以較為系統地了解人類的經濟增長史。

世界銀行是第一個發現世界經濟發展史上出現了所謂“東亞奇跡”的機構。“東亞奇跡”包括日本的發展。戰后的日本曾經是一個貧窮的國家，但在短短的時間內，迅速成為富裕國家，日本是第一個奇跡的表現。日本之后，又有了“四小龍”，其經濟增長速度、趕超速度均超越了日本。90年代中期后，東南亞五小虎甚至中國的沿海地區崛起，經濟增長十分快。1993年，世界銀行出了一本報告——《東亞奇跡》，吸引人們的目光去觀察亞洲經濟、東亞經濟。在關注中，有些學者持懷疑態度，包括華人經濟學家劉遵義在內做了很多研究，認為“東亞奇跡”主要靠投入，投入資本、勞動力，但是沒有技術進步，也沒有生產力的提高，是前蘇聯模式。世界銀行出這個報告時，蘇聯已經解體。因此，很自然地就出現了這樣的觀點。很多經濟學家通過經濟模型、大量的計算來證明對亞洲經濟懷疑的觀點。最著名的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麻省理工大學杰出校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他用流行的語言將學者們復雜的理論與公式寫成文章，認為因缺乏技術進步，東亞模式是不可持續的，最終結果將與蘇聯一樣。接下來兩年后，東亞發生了金融危機，由此認為他預測了亞洲金融危機。筆者認為克魯格曼的判斷是錯誤的。這些國家雖發生金融危機，并未危害到國家經濟的健康。四小龍仍是發達的、高收入的經濟體。判斷錯誤的原因是克魯格曼雖然是凱恩斯主義的捍衛者，但按照新古典經濟學觀點與思路來分析問題。在新古典經濟學家看來，資本報酬遞減是天經地義的。西方國家發展初期，勞動力不是無限供給的，而是短缺的。在這樣的視角下思考問題，容易忽略東亞的人口紅利問題。東亞經濟增長現象不是索羅能夠解釋的，是劉易斯才能解釋的。如果克魯格曼沒有認識到東亞、中國有無限供給的勞動力這個問題，就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由于沒有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就不會出現資本報酬遞減現象。而東亞經濟體依靠人口紅利、無限供給的勞動力、使勞動力大規模地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實現經濟較快、持續、長期的增長。

由此可見，人口紅利可以決定是否有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是來自人口紅利。簡單地說，我國的人口結構這些年發生了變化。目前，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依賴型人群，年齡段為15歲以下和65以上。特點是只有消費能力，沒有生產能力。第二類是勞動型人群，年齡段在15-65歲之間，是生產型人群，生產多于消費，扶養老人與孩子。2010年之前，中國的人口結構具有“食之者寡，生之者眾”的生產性。15歲以下的少年兒童趨于減少，65歲的老年人口趨于增加，但速度不是特別快。增長得最快的是勞動人口。這種生產性表現在：由于勞動力增長非常快，數量不會成為經濟增長的瓶頸。以勞動型人口為分母、依賴型人口為分子的人口撫養比一直在下降，就可以實現可持續生產與高儲蓄率。這種人口結構對經濟發展是非常有利的，是所謂的人口紅利。整個經濟增長的源泉中都可以看到人口紅利。不能簡單地將人口紅利理解為勞動力數量和勞動力比重。過去30多年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是資本的積累。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71%，資本投入與人口紅利有直接的密切關系。首先，人口紅利證明人口結構好，扶養比下降，有可能實現高儲蓄、高積累，就有資本來投入。其次，有人口紅利，勞動力供給是無限的，就打破了新古典增長理論中勞動力短缺的規律，資本報酬不會遞減，國家投入資本就有產出，促進經濟增長。

人口紅利致使資本報酬不發生遞減、扶養比下降、高投入高回報、包括技術進步、管理水平的提高、體制的改善、人的素質提高、資源效益的在內都可以提高生產率。計量經濟模型一般分為兩類，一類是技術進步，一類是資源配置優化。資源的配置更優化來自三大產業。農業中勞動力大量過剩，產值就會大大低于其他的部門，如果把這個部門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其他生產率更高的部門，資源配置效率可以得到明顯的提高。例如，在生產率的提高的全過程中，技術進步占一半比例，而勞動力配置效果在提高，即勞動力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部門貢獻了另外一半。生產率提高也與人口紅利相關。有了勞動力的轉移，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每一種推動經濟增長的源泉都與人口紅利相關，而不僅僅是勞動力。很顯然，如果人口結構變化，人口紅利消失，不僅是勞動力供給受到影響，所有的經濟增長源泉都將受到影響，經濟增長速度就不可能那么快了。人口紅利消失必然導致潛在增長速度的下降。

三、人口紅利消失導致潛在生產力下降

2010年進行了第六次人口普察，這次普察的結果是勞動型人口絕對減少，即2010年達到頂峰，隨后下降。扶養比從2010年開始上升，“十一五”與“十二五”的轉折點，成為人口的轉折點。就此，中國的人口紅利消失了。這對我們的經濟增長能力產生了影響。經濟增長能力又稱為潛在增長能力，或潛在產出能力。投資、勞動力的投入與勞動力的改善影響著經濟增長能力。勞動型人口數絕對減少，勞動力的增長率顯然是負的。投資的增長速度過去是平均16%，未來不可能保持這么高。未來平均增長速度是13%，期間還是遞減的。投資下降，勞動力負增長，假設生產率的變化與過去保持一個趨勢，那么，潛在增長率一定會下降。

未來投資增長要減速的假設是否有道理？中國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就越來越出現了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特點——資本報酬遞減現象。資本的邊際扣除率無一例外也在下降。特別是這一兩年，有更加嚴重的趨勢。投資不再能帶來那么高的回報了，按市場規律假設，投資增長速度減緩。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性會產生繼續投資，即政府給予的補貼，廉價的或免費的資本。

1978-1995年，中國的經濟潛在增長率是平均10.3%，1995-2005年平均是9.8%，“十一五”期間，是10.5%。2010年是一個轉折點，勞動型年齡人口由正變負，人口扶養比由負變正，變化較大，潛在增長率下降。因此，預測出“十二五”期間經濟增長率只有7.2%，“十三五”期間還會進一步下降，只有6.1%。這種減速是人口紅利消失導致的潛在生產能力的變化，決定了潛在生產率是必然下降的。失業是趨勢性、長期性的，不是周期性的。如何看待國際上對中國需求的減少而導致中國經濟減速？筆者認為，從一定意義上說，國際上出現的這些不利于中國出口的現象是好事，中國的潛在生產率下降，而國際上如果還保持著強勁的對中國產品的支持，則中國經濟將受到結構性的傷害。如果此時國際需求減少，反而對中國經濟有利。

四、可持續發展是中國經濟問題的關鍵

能否創造可持續增長，取決于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是否轉向內需。城鎮化蘊含著濃厚的內需，筆者認為，此處的“內需”指的是消費需求，而地方政府會更多地理解為投資需求。針對經濟增長減速，一些經濟學家也提出了經濟增長應以拉動內需為目的建議，當然大部分經濟學家也認為此處的需求是投資需求。如果要走投資需求的道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恐怕要落空了。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城鎮化要有房地產開發、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主要是投資需求的問題。這種說法獲得支持的原因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以投資拉動需求的建議與政府以往推動經濟增長的經驗一拍即合。成功經驗有西部開發、中部崛起、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等等，這些項目都創造了巨大的投資需求。第二，政府通過產業政策這個手段，達到了刺激投資需求。例如，確定了十大振興產業、七大戰略型新興產業，可能還會根據新的情況來推行，認為這是政府可以做的，也是善于做的。第三，2009年，政府提出了4萬億一攬子的投資計劃，也是在刺激投資需求。日本等一些其他國家也出現了用短期政策解決長期結構性問題的現象。第四，經濟學家的建議、政府的認同與其他國家政府與經濟學家的推動，導致中國采取人為地制造投資需求的手段來保持經濟增長。國外一些投資經濟學家、政治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提出中國恐怕只能“硬著陸”的觀點，建議中國出臺一些刺激政策。雖然，中央政府很堅定地保持政策的穩定性，但地方政府仍有一些小分歧。這有可能會導致中國在經濟上犯錯誤。當學者們進行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時，問題不在于潛在增長率下降而使我們處在他們所提出的中等陷阱中，真正的危險在于當潛在增長率下降時，用人為的需求因素將實際經濟增長率提高到潛在增長率之上。這個錯誤會導致經濟的崩潰，長期陷入停滯不前，這才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

經驗告訴我們，過度運用產業政策會導致產能過剩。政府鼓勵的產業，其利用率低于平均水平，意味著產能過剩。產業政策中的產業都處于優先發展之列，輕工業、紡織業位于世界前列，鋼鐵、汽車、船舶、石油、化工、有色金屬均是政府鼓勵的產業，但鼓勵的結果是產能過剩。由于政府的鼓勵，給予相應的優惠政策、補貼，甚至資金投入，不考慮企業投資報酬的問題，因此企業無需考慮盈虧的問題，成為“大而不倒”的企業，宏觀上也出現了產能過剩的問題。

鼓勵西部和中部發展的區域政策，著力點放在刺激經濟增長與投資上，導致中西部地區產業資本密集度大大高于沿海地區。按照經濟規律，中西部地區應該是資本稀缺區域，而沿海地區人均收入高，資本密集度高。而現在中西部地區資本密集度比沿海地區還高，人均收入并未提高，偏離了比較優勢，不可能實現可持續增長，還會導致一些常見的錯誤，如扭曲生產要素價格、導致通貨膨脹等現象的發生，以日本為例，20世紀50年代日本的人口扶養比都在下降，處于人口紅利時期，保持平均9.2%的經濟增長速度，這是日本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70年代日本的人均扶養比降到了最低點，20年內未提高也未下降，穩定于此。而經濟增長速度大幅減速，從9.2%降到3.8%，在此期間，日本經濟學家們不愿意接受下降的現實，民間、產業界與政府達成了一致的共識——促進經濟的增長。由此，日本成為凱恩斯主義與各種變形的凱恩斯主義的大試驗場。試的結果就是泡沫經濟、保護落后，造成僵尸企業。1990年，人口紅利消失了，人口扶養比上升，泡沫破滅，自那以后，平均每年GDP增長速度為0.85%，日本在20年中是0.24%的增長速度，因為其通貨膨脹率不到1個百分點，日本失去了20年，判斷日本還會失去第三個10年。目前，日本仍然認為自己存在需求不足的問題，包括內需與外需，仍然采取大幅的寬松貨幣政策與財政刺激政策。筆者認為日本不能走出困境。

五、關于中國經濟的建議

筆者認為，潛在的增長速度是不應當用人為制造出來的需求來拉動的。中國人口紅利消失是中國經濟減速的主要原因。所以，可以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方式，解決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提高潛在增長率。勞動力供給不足，自然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因素有三個。一是從定量角度上來說，定量資本是提高勞動者素質，二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三是提高勞動資本比率，即多用資本，少用勞動力。均能解決勞動力短缺、供給不足的問題。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過程中，日本又提供了反面教材。1920年，日本出現劉易斯轉折點。勞動力工資上漲，于是日本開始提高資本勞動，大量投入資本，以機器帶動勞動力，剛開始很有效，但繼續就使得機器投入太快，超越勞動力的承受能力，資本報酬下降，不可持續了。同時，日本保護落后，在人口紅利消失后犯的所有的錯誤，都使全要素生產率沒有提高。這是第一個失去的10年。1991-2000年間，日本在資本勞動率提高，人力資本雖然也做了貢獻，但94%來自資本勞動力的提高。有了高儲蓄，開始大量投資，推行區域鼓勵政策，大量補貼，而要素生產力的貢獻是-15%。可以理解其為什么失去了國際地位。

（一）戶籍制度改革：提高勞動參與率

提高勞動參與率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目前，我國潛在增長率下降是由于勞動力供給不足、勞動年齡負增長造成的。即使出臺鼓勵生育的相關政策也不可能瞬間造就勞動力。勞動年齡人口既定的前提下，提高勞動參與率，讓有工作能力的人能夠充分工作，可以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勞動生產率。如果將勞動參與率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0.88%。光靠延長退休年齡來提高勞動參與率是非常有限的，還要推行戶籍制度改革。目前，1.6億農民工進城實現了1.3%的城鎮化率，而進城后由于沒有城市戶口，非農業戶口人口比重是34.7%，戶籍差別導致了不平等待遇，使他們成為周期性失業的唯一受害者。勞動力供給呈現不穩定、不充分的狀態。戶籍制度改革恰恰提高了農民工的勞動參與率與勞動供給。總的來說，戶籍制度改革是一種立竿見影、一石三鳥的改革。

首先，穩定與增加了勞動力供給，勞動生產率就有了提高。第二，吸納的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部門。過去已經呈現了這樣的趨勢，但因為待遇的差別與工資需求，轉移的動力不足了。如果通過戶籍制度改革這項公共政策，替代工資拉動效益，讓農村勞動力繼續轉移出來，創造資源重新配置效應，將有利于提高生產率。第三，農民工轉移更充分，就業增長就更快。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可以大幅提高消費需求，使經濟增長更加平衡。

今后，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可以放緩，但產業結構調整速度應該加快，勞動者將從第二產業的勞動密集型轉向第三產業的勞動密集型、第二產業的資本密集型和第三產業的技術密集型，這是今后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目前轉到第二產業的勞動密集型所需要的大量勞動者與產業所要求的教育水平是不匹配的。需要加強對勞動者的培訓，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與鼓勵政策提高勞動力的教育年限。重點放在鼓勵更多的人完成高中教育，進一步擴大高等教育的招生規模。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可以使勞動者的教育年限提高。

（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我們今天正處在從二元經濟結構模式轉向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式的轉折期。一般認為，正是在淘汰舊知識、學習新知識的階段，會出現中等收入陷阱。我們還未學會、還不善于做的就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適應中國目前的國情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最常見的辦法是技術進步。中國與發達國家有技術差距，也就具有“后發優勢”，可以學習借鑒他人的先進經驗。其次就是要充分發揮資源匹配效應。由于產業之間、行業之間有生產率差別，流動可以提高配置效率。重點是生產要素可以在一個行業中企業之間自由流動。沒有效率的企業被淘汰，被有效率的企業所兼并，擴大規模，整體的效率就提高了。

目前，行業之間、企業之間生產要素流動的障礙是所有制歧視、國有企業的壟斷、民營企業準入門檻高。部分企業獲得補貼與特許經營后，未與其他企業處在同一起跑線上。筆者用3個30%的來自完全無關三個領域數據來說明問題。第一類數據來自美國，其生產率的提高有30%-50%來自部門之間、企業之間的消漲，有效率的企業擴大了規模，沒效率的破產。第二類數據是在中國部門內、企業間有巨大的生產率差距，這種差距如果縮小到美國的水平就可以提高生產率30%-50%。第三類數據來自中國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生產率比較。在改革期間，國有企業的生產率表現只有非國有經濟的30%。提高生產率的潛力主要取決于企業之間生產率差距是否可以縮小，能否創造出一個“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環境，由于國有企業的壟斷，這個潛力無法充分發揮。應該用改革的辦法獲得新的經濟增長源泉，提高潛在生產力，而不是用人為拉動需求的老辦法去超越潛在生產力。筆者認為，用改革的辦法提高潛在生產率保持中國的經濟增長，是符合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深化經濟體制要求的。

國際上認為，中國是東亞經濟的加強版。東亞經濟在崛起的過程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政府在經濟中作用異常重要。東亞是唯一的最早實現經濟趕超的地區，政府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而政府認為自身可以做無所不能的經驗會延續下去，當需要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時卻無法意識到時，出路是什么呢？讓政府多關注民生，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當公共服務成為政府的唯一職能與日常工作時，政府就沒有精力跑步前進替企業拉贊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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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口腔修復和正畸模塊包括印模及模型的制取（、手法的正確和規范、印模和模型變形的控制），鑄造金屬全冠、烤瓷熔附金屬全冠和全瓷冠的牙體制備（牙體預備的手法正確，預備順序和預備量的合理和準確），樁核冠的根管預備，牙列缺損的修復設計，常見錯HE畸形的診斷及設計等。在技能培訓過程中，引入標準化病人（standard－izedpatients，SP））培訓模式，請有經驗的臨床帶教醫師設計臨床常見病例和問題，通過學生之間相互問診和檢查，完成病史采集和病歷書寫。醫師注意引導學生理論聯系實際，復習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提高綜合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結合臨床病例，強化學生人文關懷精神的培養、醫患溝通技巧的掌握及臨床思維能力的訓練。標準化病人的應用有助于充分模擬和再現臨床實際接診情況，提高培訓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實習結束后對所有學生進行實踐技能操作考核，采用多站式考核方法，要求學生通過病史采集與病例分析、體格檢查、基本技能操作、治療設計等四個考站的測試，成績以百分制記，并用SPSS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考核結束后，實驗組學生填寫調查反饋意見表，對專項技能培訓的必要性、實用性、滿意度、對臨床實際操作有無幫助、能否熟練操作以及考核方式的合理性等進行評價。實驗組和對照組的兩組學生在實習結束后的考核成績。可以看出兩組學生的考核成績差異具有顯著性意義（P＜0．001），接受專項技能培訓的學生成績明顯高于未接受培訓的學生。，因考核內容均為要求學生掌握的基本技能操作，所以考核合格分數線定為75分。可以看出實驗組和對照組合格人數的差異具有顯著性意義（P＜0．001），通過臨床技能培訓，實驗組的合格人數明顯高于對照組。

通過調查反饋，共收回實驗組學生調查反饋意見表34份，回收率100％。結果顯示：32人（94．1％）認為實習前專項技能培訓有必要開展，29人（85．3％）認為該技能培訓在實用性方面效果明顯，31人（91．2％）認為該專項技能培訓與前期實驗課的操作有明顯不同，28人（82．4％）認為該培訓與臨床實際情況十分相似，25人（73．5％）對技能培訓很滿意，28人（82．4％）通過培訓有很大收獲，26人（76．5％）認為該培訓對臨床實習有很大幫助，23人（67．6％）認為經過培訓，在臨床實習中短期內既能熟練操作，21人（61．8％）認為經過培訓，在臨床實習中能夠很快獨立接診，31人（91．2％）認為專項技能培訓在醫學生培養中有很大的應用價值。個別學生認為開設專項技能培訓實用性不大，對培訓不滿意，可能是因為培訓中帶教醫師對部分基礎較差的學生關注不夠，導致學生學習積極性較低。

篇（8）

青海新聞網2010-08-26 10:49

青海新聞網訊 由省人口計生委負責組織實施的《統籌解決青海人口問題系列課題集》獲第五屆中國人口科學優秀科研成果獎論文類三等獎。

由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中國人口學會聯合頒發的中國人口科學優秀科研成果獎每四年評審一次，是中國人口學界最高級別的科研成果獎項。第五屆中國人口科學優秀科研成果獎今年3月啟動，通過專家評審、公示，評出153項優秀成果，《統籌解決青海人口問題系列課題集》獲得論文類三等獎。《統籌解決青海人口問題系列課題集》針對青海人口和計劃生育事業發展中的重大問題進行前瞻性研究，并就繼續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改善人口結構、引導人口合理分布，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保持經濟社會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等方面提出了許多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政策建議。(作者：馬海仙)

篇（9）

主管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主辦單位：北京大學

出版周期：雙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16開

國際刊號：1674-1668

國內刊號：11-564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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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94

期刊收錄：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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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簡介

篇（10）

中國不僅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1998年底，中國的總人口已經達到12.48億，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9.7％左右。與其他已經成為老年型國家的人口老化歷程相比，中國的人口老化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絕對數增長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而提前出現。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為基礎按中位方案所進行的中國人口預測的結果表明，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齡結構正在由成年型轉變為老年型，但各個時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的人口老化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0～2000年，中國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轉變；第二階段為2000～2020年，這時中國將變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國家；第三階段為2020～2050年，這一階段將是中國人口老化的嚴重階段。令人擔憂的是，在中國人口總體老化的同時，老年人口內部也在不斷老化。據人口學家預測，下世紀上半葉高齡老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是51‰，而65歲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9‰，總人口在達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只有7‰。毫無疑問，高齡老人是增長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齡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在高齡老人，因為大多數60～70歲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歲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帶病生存甚至臥床不起的概率最高。龐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無疑會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

如果分地區考察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這一問題則更為迫切。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總的格局是農村地區快于城市地區，漢族地區快于少數民族地區，東部地區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到1998年底，已經有近一半的省區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區總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為中國首批老年型省區。從中國人口老化的地區差異上看，中國人口目前已經自東向西開始老化，而且速度將越來越快，在不久的將來，這一“灰色浪潮”就將席卷全國。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問題也并非到下個世紀的某一天才突然嚴重起來。人口老化本身是個動態的過程，它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也是動態的。就中國的整體情況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會經濟影響還沒有顯性化，但就局部地區的情況而言，形勢已經相當嚴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開始負增長，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問題并非生育水平問題，人們更關心的是人口結構問題，尤其是人口的老化問題。

正如人們關心人口數量一樣，人們之所以關心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出自對人口與發展之間關系的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人們考慮的主要是人口總量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而對人口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的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沒有予以充分的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現，人們逐漸認識到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比人口總量變動對發展的影響更大，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同人口數量的增長一樣，會給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變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遠比人口數量的增長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要復雜得多。如果我們只考察人口總量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將所有不同年齡的人都視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質”的人，這樣的考察方法會抹煞不同年齡的人不同的社會經濟含義。事實上，不同年齡的人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是“異質”的人。中國目前約有1.2億老年人口和3.2億未成年人口，從數量上看，同作為消費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負擔孰輕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們考慮到這兩個不同年齡組的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我們就會發現，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簡單的1:3的關系，中國贍養其目前的1億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撫養其3億未成年人口簡單。因此，考察年齡結構的變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研究，它會使我們能更準確地把握人口變動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世界及中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老化的事實，要求人口學界、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對人口老化的原因、過程、特征、社會經濟后果進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實的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尋求解決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后果問題的對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有關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同國外關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學研究的復興是從70年代末期才開始，當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才剛剛進入成年型，人們關注的重點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問題不是人口學領域優先考慮的課題。只是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觀事實才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

近幾年來，中國很多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然而，當我們仔細回顧這些數據和文獻后，我們會發現，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學效應和社會學效應，也就是說對中國人口老化的現狀、特征、原因、過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學和社會學的后果的論述較多。但弱點是，對現實情況的描述多，而理論上的創新少。

隨著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這一不可避免的客觀現實的到來，對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已經迫在眉睫，搞清這種關系對于制定中國下一世紀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階段的中國來說，正確認識中國人口老化發生的原因、運動的過程、發展的趨勢以及將會產生的社會經濟后果至關重要。中國在制定下一世紀的產業政策、分配政策、交換政策、消費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時，必須考慮到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客觀事實。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全面、穩定、協調、健康地發展。

二、幾個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

“老年人”是指達到或超過老年年齡界線的人，這里的關鍵在于老年年齡界線，因為確定這一界線是統計老年人口的前提條件。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老年年齡界線的定義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齡分類和死亡率研究》一書中將人口按年齡劃分成不同的類型，實際上，他是將50歲作為老年年齡的下線；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的下線；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又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國際上之所以將老年年齡界線從1956年的65歲增改為60歲，這是因為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報告主要是針對發達國家出現的人口老化問題，而當時發展中國家還談不上人口老化問題，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界線是根據當時發達國家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而設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經不僅是發達國家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人口老化問題，而發展中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低得多。因此，考慮到全世界的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將老年年齡的界線定義為60歲。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老年年齡的標準應是不斷變化的。一般說來，發達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應高于發展中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盡管人均預期壽命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還是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將60歲作為中國老年年齡的界線是合理的選擇。

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也是不同的，界線范圍在15～20歲不等。一般說來，發達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高于發展中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國際上一般將15歲定義為未成年人界線，即0～14歲的人口均為未成年人口。

在給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后，我們就很容易確定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了，即成年人的年齡界線是15～59歲。（二）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

對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特別是隨著老年年齡標準的不斷變化，對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要相應改變的。一般說來，對老年型人口的定義通常以60及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稱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問題

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來說，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遷移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齡結構是在不斷變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構成是不斷變化的。在總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年輕化。對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人口可能出現老化，也可能出現年輕化，人口的老化與年輕化是可逆的；而對個人來說，從他或她一出生就開始進入了老化的過程，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問題是指在總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的動態過程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由于在人口老化的過程中，各個年齡組的人口都在發生變動，所以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有老年人口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老年人口問題是指老年人口這一特殊的群體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問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不論是老齡化還是年輕化，都會存在老年人口問題，即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問題，而存在人口老化問題則一定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三、關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觀點綜述

國外早期對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多數是對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討，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臨的實際問題。然而，對實際問題的研究離不開一些基本的理論假設。不同的學者在特定的條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論假設，而這些理論假設又為后人所演變發展，進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1969年，在二十四屆聯大上，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齡問題，呼吁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關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長的趨勢及隨之出現的一些問題。

國外關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和老年事業的經驗為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提供了借鑒的成果。但中國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背景既有別于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更與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因此，國外的經驗雖然可以借鑒，但終究難以適應中國的國情。我們的問題要靠我們自己去解決，中國人口老化的科學研究要靠我們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老齡問題世界大會揭開了中國的老年事業的序幕。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觀事實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近些年來，中國相關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學人口所張純元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中國老年人口經濟》、《中國老年人口社會》、吉林大學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武漢大學人口所徐云鵬等主編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熊必俊主編的《老年學與老齡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杜鵬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學軍的《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復旦大學王愛珠的《老年經濟學》，天津學者的《1988年中國九大城市老年人狀況抽樣調查》和上海學者的《上海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等。這些著作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關調查數據為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準確的依據，如中國社會科學人口所組織的“中國1987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抽樣調查資料”、1992年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組織的“中國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數據”等。所有這些文獻和數據都為進一步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關于下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口老化趨勢的預測

人口老化的理論和實際證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決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階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對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導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導作用。無論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預測的兩個最重要的參數。基于中國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趨勢，當初人們在進行人口預測時，普遍傾向于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會急速下降的樂觀估計，估計到200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會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種預測方案的參數假定是：總和生育率從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隨后不變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7.88歲上升到2050年的80.20歲。事實上，近年來，中國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趨勢繼續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現了波動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總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較快。對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進行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國內外爭議較大，大多數人認為此結果偏低，極少數人則認為實際的結果可能會更低。人們對目前總和生育率的水平眾說紛紜，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際工作部門對此莫衷一是，無所適從，給人口規劃和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也造成了學術界的混亂。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報》，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楊光輝，1984年，《邁向2000年的中國經濟》，氣象出版社，北京。

(7)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8)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綜合考察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作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和1993年國家計生委對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結果（見“當前計劃生育工作中的喜與憂：由幾則信息引發的思考”，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辦公廳，《計劃生育情況》增刊（9）期）以及國家統計局1990～1998年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的結果，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計。就中國的全國平均水平而言，中國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長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現在這樣低的生育率水平。因為即使像美國這樣發達的國家，其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仍然為2.1，而且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和生育率長期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同樣會帶來許多問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中得到一定的啟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過高，勞動力短缺，社會保障負擔過重等問題。因此，2020年倘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則應采取干預政策，抑制總和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國人口三年腫瘤死亡回顧調查”資料表明：當時中國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3.6歲，女性為66.3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82年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時，中國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4歲，女性為69.4歲，男女合計為67.9歲（姚新武，尹華1994）。1985年，國家統計局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則表明，當時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為68.9歲，其中男性為67.0歲，女性為71．0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98年，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上升到71歲，其中男性為69歲，女性為73歲。目前，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已經遠遠超過了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歲，其中男性為64歲，女性為68歲。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1歲，其中男性為59歲，女性為62歲；而發達國家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75歲，其中男性為71歲，女性為79歲（PRB1994）。

從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近3歲，平均每年提高近0.5歲。從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1歲，平均每年提高0.33歲左右。而從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2歲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歲。毫無疑問，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特別是衛生和營養保健狀況的不斷改善，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還會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速度是“邊際遞減”的，即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低時，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會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而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高時，相似的社會經濟條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相對較小幅度的提高，在達到一定階段后，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甚至可能出現停滯不前的狀態。中國人口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歷程證明了這一點：從每年提高0.5歲下降到每年提高0.33歲，進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歲。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中國人口的人均出生預期壽命會逐漸提高，但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會逐漸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絕對數會逐漸增多。目前，中國每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數為550萬左右，而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上升為1130萬左右（世界銀行1993）。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中國老齡委，《中國老年人口發展預測》，1986年全國老年學術討論會參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6)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從表2我們可以看到：中外單位或學者對中國未來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預測是非常接近的。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下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取決于現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預期壽命，而與今后出生的人口數量沒有關系。在上述的各種預測中，聯合國的預測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中，對下世紀老年人的預測又相對較高，但無論如何，從以上的各種預測結果中，我們可以作這樣的判斷，即到2000年，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1.3億左右，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0.9億左右。

需要說明的是，預測畢竟是預測，任何自認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設條件為依據的預測都難以斷言其所預測的內容會成為現實。對發展中的中國來說尤其如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變動受政府政策的影響較大，我們不能肯定中國政府在某個時刻不會改變其經濟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結果會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尚缺乏權威、精確的人口和經濟方面的統計數據，這為我們的預測在一開始就造成了障礙。因此，我們的預測大致只能說明一般的趨勢，而不能將其視為對未來的客觀描述。（二）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主要觀點

中國人民大學鄔滄萍認為，從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看，中國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不發達的背景下發生的，中國未來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國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長期，人口老齡化速度將超過一些發達國家。中國人口轉變快，但人口增長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受人口政策的影響甚大。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鄔滄萍提出的最新觀點是：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數量問題，而非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高低，因為無論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對的，而數量是絕對的。據此，他指出，人們要從新的視角審視計劃生育在老齡化過程中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田雪原認為老年人口學研究的重點在于老年人口變動，而老年人口變動同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緊緊連在一起。在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和過程進行分析之后，他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表現在：一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較快，達到的水平比較高；二是老齡化發展在時間上具有階段和累進的性質；三是老齡化在空間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學袁方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人口老齡化將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解決中國老齡問題要依靠國家、社會、集體和家庭相結合的方式。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徐勤認為人口轉變速度將決定人口老齡化強度。人口轉變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任何人口隨著社會的發展或遲或早總要發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化速度不同，導致人口轉變的速度不同，從而人口老齡化的強度也不同。一些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人口轉變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轉變的后期將出現老年人口比重急劇增長的時期。中國人民大學喬曉春通過對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認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響因素時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現實人口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從現實看，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還要大（雖然歷史上年齡結構最終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決定的）。過去往往只重視出生率、死亡率對人口老化的影響，而忽視了現實存在著的年齡結構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認為，運用穩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是不恰當的，因為中國人口處于急劇轉變之中。以往根據穩定人口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對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長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過對9個方案人口動態模似的結果分析，史菁卻得到了這樣的結論：死亡率下降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與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樣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國的人口老化不能簡單地歸因于計劃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國1964年人口年齡結構為基礎，運用人口預測方法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結論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沒有使中國人口老齡化，反而使其年輕化。他還認為人口年齡結構發展的慣性也是年齡結構變化的一個原因。

杜鵬在《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一書中認為，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現在：（1）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過程重新加以認識，這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特點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會福利制度等都有著重要的意義。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資料為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們分析過去40年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數據為基礎所作的人口預測也使我們得以對未來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重新進行估計。（2）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影響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齡結構，但是這些因素在過去40年的人口發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還沒有從數量上加以全面分析；這些因素在不同時期的作用是否一樣？差異有多大？這些問題都有待進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們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用比較預測方法對過去40年和未來40年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來回答上述問題。（3）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斷地更替，新進入老年人口的隊伍逐漸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兩個不同時期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并未改變，甚至老年人口數也一樣的情況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這種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的特點及由此產生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都會有所變化，這是人口老齡化過程中以往未被廣泛認識的另一個重要方面。這里將運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數據對中國老年人口的更替規模和更替率進行分析。（4）人口老齡化過程并不只是總人口的老齡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斷老齡化。對這一特點的了解是隨著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而出現的，但還未被廣泛認識（杜鵬1994）。

于學軍認為，無論采取那種方案對中國未來的人口發展趨勢進行預測，都會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中國在下個世紀將面臨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戰。面對下一世紀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我們既不能采取不承認的態度，視而不見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就“談虎色變”，盲目悲觀，凡是不尊重客觀規律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我們應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以積極的態度迎接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積極采取對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總撫養比較低的有利形勢，大力發展社會經濟，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我們又要認真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消極后果，盡量避免或減緩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消極影響。因此，從戰略的高度認識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從宏觀上看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趨勢，及早地制定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相協調的總體戰略規劃，統籌兼顧，綜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別要注意的是，各個年齡組的人口群體是撫養和被撫養的關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過程和解決老年人口問題時，要全面系統地考察整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老年人口是整個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變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齡組人口的變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體，必須與未成年人口和勞動力人口聯系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到不同年齡組人口群體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學軍，1995年）。

以上列舉了部分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獻，這些研究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問題都有重要的發現和建議，為以后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由于中國人口老齡化還處于起步階段，對其過程及影響的認識需要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此外，人口發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預測的方式變化，隨著新的人口數據的取得和人口老齡化分析技術的發展，使我們有可能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過程和特點重新進行認識，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量化分析，從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對社會經濟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人口老化過程，是人口轉變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如上所述，人們之所以關心中國人口老化的過程，是因為會產生所謂的人口老化問題，而人口老化是會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及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可能是人們最為關心的。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人口老化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產生了一些學術上的爭鳴，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馬贏通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的喬曉春之間的交流。

馬贏通（1987）指出，多年來，人口老化被作為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消極因素來論述，研究的重點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對策。這無論對認識未來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景，還是對深入開展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都是不利的。他認為，從各方面的相關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決不是壞事。人口老化是人口發展的必經階段，主觀上抗拒是無濟于事的，人們在其面前的選擇，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脫。只有按規律辦事，促進其發展，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馬贏通指出，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必然形成少兒人口遠大于現時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時上升的“兩頭沉”的現象，而人口老化過程起到了減輕一頭負擔的作用。因此，只有通過計劃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將有利于中國四化建設的全局。

喬曉春（1988）不同意馬贏通的上述觀點。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與近年來的計劃生育沒有關系，但人口老化系數的變化與計劃生育確實有關系。這一點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認為，人口老化、計劃生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出生人口數量減少及老年人口數量增加會導致人口老化；由于作為人口老化系數分子的老年人口數量是相對確定值，而出生人口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長只能使出生人口減少，從而加速人口老化；計劃生育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雖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計劃生育引起的，但從邏輯關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會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喬曉春進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減少直接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導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直接關系，人口老化與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沒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聯系。

馬贏通和喬曉春之間的學術交流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下的討論，既交流了學術思想，也深化了學術研究。筆者認為，馬贏通和喬曉春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問題：老年人口問題和人口老化問題。他們之間的辯論沒有使用同一個概念和標準，討論的結果自然不會達成共識。

在隨后的十多年間，中國的學者沒有間斷對這一問題的探討。田雪原（1987）認為，中國人口從屬年齡比的大幅度降低，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條件，未來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黃金時代”，總的來說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人口老化又對社會經濟的運行產生相應的影響。人口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人口作為生產者是有條件的，而作為消費者是無條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必然涉及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從而使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于學軍在《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1995）一書中認為，伴隨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出現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至于整個國家的人口問題要看它的發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影響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要區分不同的階段來看。從長期的趨勢上看，中國的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多于積極的影響。但如果分階段看這一問題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的人口老化問題大致以下世紀20年代為過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會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許多有利的條件，這一階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許多“利”將逐漸轉化為“弊”，這一階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說明的是，利與弊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利與弊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只要我們能利用這二、三十年的有利時機，在大力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注意人口老化的動向，采取相應的對策，及時調整社會經濟結構，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就可能將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內。

四、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們對中國人口老化原因和過程的研究已經比較充分了。過去，我們的研究主要以宏觀為主，視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學和社會學領域；今后，我們應進行一些微觀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并將我們的視野放遠于更多的交叉學科之中。我們應將人口老化問題提高到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從多角度審視人口老化問題。我們都預感到人口老化會對中國的社會關系、經濟發展、文化傳統、價值觀念、道德規范等各方面產生影響，人們想知道這些影響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影響？在這些影響中，哪些是積極的，哪些是消極的？如何引導積極的影響而減緩消極的影響？只有把這些問題說清楚，讓人們意識到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是老年人口問題，而是與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的問題時，人們才會關注和重視人口老化問題。

在進行人口老化問題研究時，我們應該借鑒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研究成果，因為他們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為解決老齡化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嚴格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理解和掌握這些理論和經驗會使我們少走彎路，節省很多時間。但遺憾的是，對他們成熟的理論和經驗，我們知道的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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