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chuàng)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yōu)槟扑]十篇漢語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1.詞的書寫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穩(wěn)固的，比語音更適宜于經久地構成語言的統一性，更易于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數人的腦子里，視覺印象比音響印象更為明晰和持久。

3.文學語言增強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詞典，自己的語法。人們在學校里是按照書本和通過書本來進行教學的。語言顯然要受法則的支配，而這法則本身就是一種要人嚴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則：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頭等重要的。

4.當語言和正字法發(fā)生齟齬的時候，差不多總是書寫形式占了上風，因為由它提出的任何辦法都比較容易解決。

索緒爾認為，文字的這種威望是一種專橫和僭越。人們忘記了一個人學會說話是在學習書寫之前。而且語言有一種不依賴于文字的口耳相傳的傳統，這種傳統十分穩(wěn)固。例如立陶宛語是1540年才有書面形式的，然而這時的立陶宛語依然在語音、詞的結構、名詞變格和聲調方面都忠實保留古印歐語的特點。索緒爾斷言：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現前者。因此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寫的詞和口說的詞的結合，而是由后者單獨構成的。如果把聲音符號的代表看得和這符號本身一樣重要或比它更重要，這就好像要認識一個人，與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學者，討論了從圖畫到文字的變遷這個問題。布龍菲爾德在他的《語言論》中指出，一個圖畫到了已經約定俗成時，我們不妨稱之為字。一個字是一個或一套固定的標記，人們在一定條件下描繪出來，因而人們也按一定方式起著反應。這種習慣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實物的相似之處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語言畢竟是我們畫不出來的那些事物的一種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圖畫使用者到了某個時候便按照口語用詞來安排他的字符，用某個字符代表口語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這個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個可以描繪的事物，又代表一個語音的或語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們的圖畫價值，只代表一個語音的或語言的形式；單純的圖畫字同言語形式如果沒有聯系，用處就越來越不重要。語言的價值越來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語言學家看來，除去某些細微的枝節(jié)以外，文字僅僅是一種外在的設計，就好像利用錄音機一樣，借以保存了過去言語的某些特點供我們觀察”。〔7〕。

二

然而，問題并非這樣簡單。

首先，文字和口語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達形式，這種形式本身參與著意義的建構，美國語言學家雅各布森在他的《結束語：語言學和詩學》中認為任何言語都有六個組成因素，它們的相互關系如下圖所示：

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說話者所引起的信息構成的，它的終點是受話者，但交流的過程并不簡單。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說話人和受話人之間的接觸形式（口頭的或視覺的，電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載體——代碼的形式（言語、數字、書寫、音響構成物等），最后是使信息“具有意義”的語境的形式（同樣的話在不同的語境里會有不同的意義或失去意義）。這樣看來，“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動的全部“意義”。人們在交流中獲得的“意義”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信息的傳遞形式——語境、代碼、接觸手段之中。它們和說話人、受話人、信息一道共同組成整個交流活動的要素結構。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動中也時刻處于不平衡之中，這一個或那一個要素會在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動在一種情境中傾向于語境，在另一種情境中會傾向于代碼，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質取決于那個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這樣看來，文字作為一種代碼形式，決不僅僅是語言的記錄形式或外在設計。它是全部交流活動的“意義”的一種必要的構成。說出來的信息和寫出來的信息會在交流活動中具有不同的意義。這種不同的意義事實上賦予代碼形式本身（口語的或書寫的）以“生命”。當我們面對文字的時候，我們不是簡單地面對一種無意義的語言包裝，而是面對一個有意義的自主的符號系統。

雅各布森在《語言和其他交流系統的關系》中指出，視覺和聽覺是人類社會中最社會化、最豐富、最貼切的符號系統的基礎。由此而使語言產生了兩種主要的變體——言語和文字。它們各自發(fā)展著自己特有的結構性質。它們的歷史也充滿著時而互相吸引，時而互相排斥，時而握手言歡，時而劍拔弩張的辯證現象。這一點并不難理解：言語作為一種聽覺符號系統，它的結構主要是以時間為建構力量的。文字作為一種視覺符號系統，它的結構主要是以空間為建構力量的。當我們把口語的詞或句子用文字書寫下來的時候，符號系統的轉換伴隨著功能的轉換——文字要對空間作出承諾。

雅克·德里達曾提出要建立一門書面語言學。他在《書面語言學》、《文字和差異》、《聲音和現象》等著作中提出：不應把寫作看成是言語的外在“服飾”或聲音的簡化“編成代碼”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決定于一種以語音為中心的意義模式。通過對書面語言的分析有助于發(fā)揮“意義”的潛能，因為書寫不是言語的影子，而是關于語言本質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來說，西方拼音文字和漢民族表意文字在書寫系統的性質和功能上又有差異。前者因其“拼音”而與概念保持著距離，后者因其“表意”而與概念直接聯系。即使是主張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現語言的索緒爾也認為，表意文字有一種強烈的用書寫的詞代替口說的詞的傾向。對于漢人來說，表意字同樣是“觀念的符號”，“文字就是第二語言”。所以索緒爾稱他的研究和結論“只限于表音體系”。帕默爾在《語言學概論》中也指出，漢字是一種程式化、簡化的圖畫系統。它不是通過口語詞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漢字書寫的書面語言獨立于口語的各種變化之外。漢字的這一特質使它在中國社會、文化的統一中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中國的統一完全依靠一種共同交際手段的存在，這同任何行政區(qū)域的統一是一樣的，而這種共同交際手段就是全國普遍通用的漢字。中國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難被別的方言區(qū)人聽懂，可是各方言區(qū)的人都能看懂用漢字書寫的文告。所以，漢字是中國文化的脊梁。一個學習古希臘文獻的學生需掌握多種方言才能欣賞荷馬、莎芙、希羅多德、狄摩西亞的作品，而一個學會約四千個漢字的學生就能讀懂中國四千年的文獻。德里達也指出，東方社會一直把語法學視為書面語言的科學。書面語言以視覺和讀得懂的方式傳達信息，它不是口語的替代品。研究書面語言的術語、條件和前提都與口語不同。

三

事實說明，正是漢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質，造成了中國語言學傳統與西方語言學傳統的很大不同。在中國古代學者的眼里，漢字不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義、字能。從字音來說，“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jié)迥異。故字句為音節(jié)之矩。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jié)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劉大魁《論文偶記》）。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礎。所以，“神氣不可見，于音節(jié)見之；音節(jié)無可準，以字句準之”（劉大魁《論文偶記》）。從字義來說，“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王充《論衡·正說》）。字義是句義乃至篇章義的基礎。從字能來說，“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癖径?，知一而萬畢矣”（劉勰《文心雕龍》）。字能是句法的基礎?？傊?，中國古代的書面語言中，字是根本。它與句子的語音、語義、語法的關系是“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所以，中國古代的語言學以漢字的研究為核心，《說文解字》之學始終處于小學的主導地位。王力在《中國語言學史》中也認為，西方的語言學和文字學可以截然分科，中國古代的語言學離開了文字學就好像無所附麗。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文字學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種語言所使用的文字符號的字位學），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種語言在書寫時用來表示言語的視覺符號形狀的文字學），而是philology（語文學）。對于中西語言學傳統的這種差異，我們不能簡單地以西方語言學為標準來作價值判斷，就像我們不能以西方文字、語音為標準來評價漢字和漢語一樣。這種差異，本質上是一種文化差異，體現出完全不同的運思方向和價值取向。正如許國璋所說：“從語言的書寫形式出發(fā)，去研究語言，這是漢語語言學一開始就有的特點。”〔8〕又說“漢語的文字學即是研究古漢語演變的歷史語言學。”〔9〕還說：“中國的通行文字并不相當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當于詞素和詞。詞素和詞通過組合規(guī)則構成語言，成為信息的載體。中國古代經學家考察文字，實際上是把文字作為文化信息的載體來進行的。”〔10〕

當代西方哲學從人類文明的多元性批判了以索緒爾為代表的現代語言學在拼音文字基礎上建立的“語音中心論”（Phonocentrism），批判了現代語言學從西方傳統文化承繼下來的漠視和排斥書寫文字的強大傳統。“語音中心論”認為說出的話或語音與思想之間具有直接的內在聯系，語音能夠透明地呈現思想和內心經驗，因而較之文字更接近自然和真實。而事實上對各種非拼音文字的研究表明，文字并不是語言的表達，不是為了表現語言而產生，它自身具有獨立的起源。它的起源與政治、經濟、宗教、藝術等有著密切的聯系。因而“語音中心論”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種族中心論、西方文化中心論。當然索緒爾也認為表意文字一個詞只用一個符號表示，而這個符號卻與詞賴以構成的聲音無關，而與整個詞發(fā)生關系，因此也就間接地和它所表達的觀念發(fā)生關系。這種不必經過語音的媒介而直接與概念溝通的文字代表就是漢字。索緒爾認為，像漢字這樣典型的表意文字，具有一種遠甚于表音文字的強烈傾向——用書寫的詞代替口說的詞。因為對漢族人來說，表意字和口說的詞都是觀念的符號，文字不是口語的記錄者，而是第二語言。因此漢族人在談話中如果有兩個口說的詞發(fā)音相同，談話人就會求助于書寫的詞來說明他們的思想，但索緒爾還是將表意文字排除在他的語音優(yōu)先論之外，顯示出他的種族中心偏見。事實上，正如德里達所指出的：在漢字文化中“可以找到邏各斯中心論以外發(fā)展著的強大文明的證據。這是對西方中心論的有力駁斥”〔11〕。許國璋對漢語書面形式的性質、功能、價值、意義的論述，對長期以來以其主流追隨西方“語音中心論”的中國現代語言學，是一種深刻的警省。

注釋

〔1〕〔2〕〔3〕〔4〕〔5〕〔8〕〔9〕〔10〕許國璋：《許國璋論語言》，75、72、1、75、75、74、75、13頁，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1。

篇（2）

兩個標準來進行的，其中以內部結構為標準的分類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實，漢語短語分類中的“功能說”和

“結構說”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葉斯丕森和布龍菲爾德理論的影響。在結構分類方面，布氏的句法結構觀念似

乎特別適合于漢語，因為漢語詞的構成方式、短語的構成方式和句子的構成方式是那樣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

結構類型的分析可以直接應用于漢語每一層面上的語法單位的結構分析。短語在漢語語法單位中處于一種樞紐

地位，因此，短語的結構類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詞。這是漢語語法單位進行結構分析的一條捷徑，發(fā)展到頂峰

就是“詞組本位說”。如范曉先生在《說句子成分》、《關于結構和短語》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漢語的句子結

構和短語結構的構造原則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獨詞句外，句子只不過是獨立的短語而已。根據這種觀點，應當

是有多少種結構的短語，相應地便會有多少種結構的句子。

1．2“詞組本位說”把句法結構類型和短語類型完全對應起來，即以分析短語的結構類型為基礎，擴

展到句子結構。作為一種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處；從實際的作業(yè)上看，它也具有相當的成效。它操作起來十

分簡便，似乎可以一以貫之地分析漢語的一切“結構”，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恰恰是這種簡便掩蓋了漢語短

語類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實質性問題，如（一）是不是每個短語都可以在結構類型中找出它的歸屬？有

的虛詞和實詞組合，其內部結構關系如何看待？（二）結構類型相同的短語，為什么其語法功能和轉換關系不

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學者討論”在結構分類中都是主謂關系，但前者能作“進行”類動詞的賓語，后者

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語限定之后作主語或賓語，后者不能。（三）許多結構類型不同的短語卻有同樣的語法功

能，這是為什么？

短語同詞一樣是靜態(tài)的、備用的語法單位，對它內部進行分析以及據此而進行的分類，其標準與動態(tài)的、

使用的語法單位—一句子的分析不應該是一樣的，事實上，構成短語的成分和構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

的同一性。呂叔湘先生認為“從語素到句子”有一個“中間站”，即短語。②這里我們借用下“中間站”這個

說法。我們認為，如果說漢語語法單位由靜態(tài)轉化為動態(tài)有一個中間站的話，那末這個中間站不是短語，而是

句子成分。語和短語都需要這個中間站的過渡，才能由靜態(tài)的備用單位轉化為動態(tài)的使用單位。③“詞組本位

說”所做的單純的結構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單位，因而沒能解決上述問題，也就不能使短語

研究向更深的方向發(fā)展。

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學者對“詞組本位說”提出質疑，試圖把短語的結構和句子的結構區(qū)別開來，進而建

立詞法、短語法（有的學者叫“下句法結構”）、句法三足鼎立的語法分析體系，④這一步邁得很勇敢，也頗

有見地。如果把短語法單列出來，那末短語分類就和句法結構分類有了質的區(qū)別。但他們的分類如仍按短語內

部的結構關系來確定，上面提出的問題就仍無法解決。

二短語分類的原則

2．1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我們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給短語分類。有一個原則問題必須加以強調，那

就是同劃分任何語法單位類別一樣，給短語分類也應該遵守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則：劃分出來的類別能夠有效地

服務于分析。反過來說，就是：不管用什么標準來劃分，只要劃分出來的類別可以用來有效地說明語法規(guī)律，

這個分類就應該是有效的語法分類。

基于上述原則，就我們已經掌握的語言材料進行試驗的結果來看，依據短語內部的語義關系進行的分類能

夠較好地服務于語法分析的目的，能夠較好地解決至今尚未很好解決的一些句法分析問題，如句法分析中的主

賓類問題。用這個新的分類能夠較好地說明短語作為與詞一樣的靜態(tài)單位，其內部語義關系的不同對它的句法功能以及對包括它在內的更大一級的句法結構有什么影響，而這些問題是依據結構關系分類所無法說明的。事

實上，類似這種分類的觀點已經有人在實際的語法分析中運用過，只不過是非自覺的罷了。比如許多學者分過

“受事主語句”的特點，從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們的意識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動作”格式和“受事—

一動作”格式加以對比，而這兩種格式正是從分析語義關系的角度確定的。我們不過是試圖把這種零散的、不

自覺地運用語義關系進行語法分析的做法當作一種理論依據加以系統化而已。

2．2我們給短語分類的標準是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當然，語義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因此這里

就需要給語義標準界定一個范圍。如前所述，從分類的目的和結果來看，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分類也應該是語

法分類，因為它最終是為解釋語法現象或語法規(guī)律服務的。這種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不是指個別的詞與詞之

間的具體關系，而是指某類性質的詞與另一類性質的詞之間的概括關系。

任何一種語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兩個任務：一是切分層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來的直接成分（immedi

ateconstituent）之間的關系。切分層次是對結構的處理（實際上也與語義有關），而說明直接成分之間的

關系卻與語義直接相聯系，要想完全脫離開語義關系是不可能的。由于這種事實，再加上沒有分清作為靜態(tài)的

備用單位的短語和作為動態(tài)的使用單位的句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法單位，目前許多語法論著中對短語結構關

系類型的說明實際上是把短語內部的語義關系（如并列關系、補充關系）和句子成分之間的結構關系（如主謂

關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語法地位（如偏正關系）糾結在一起了。

2．3有的語法學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語和句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法單位，短語同詞一樣是靜態(tài)語

法單位，“其內部的詞與詞之間就只有單純的語義關系，而不存在其他關系”。并據此提出了十類語義關系，

見下：

Ⅰ并列：機關學校閱讀欣賞

Ⅱ限定：秀麗景色大膽設想

Ⅲ補充：解釋清楚熱得淌汗

Ⅳ施動：風吹人住

動施：吹風住人

Ⅴ動受：展覽書畫維修房屋

受動：書畫展覽房屋維修

Ⅵ評議：應該參加能夠勝任

Ⅶ同Ⅶ判斷：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長小李

Ⅸ描寫：衣著樸素成就輝煌Ⅹ雙受：問他問題給我知識［⑤］

就我們目前收集到的資料看，這種分類大概是第一次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短分類，比較全面地體現了短語

與句子的本質不同。我們將在這種分類的基礎上探求一下語義關系的不同是如何影響短語本身的句法功能，如

何影響包括短語在內的更大一級句法結構的。

需要說明的是“歧義結構”，因為從語義關系的角度無法確定“咬死了獵人的狗”是限定關系還是動受關

系?！捌缌x結構”是短語脫離語境而產生的現象，在具體語境中，短語的內部關系只有一種，因此“歧義結構

”對我們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分類沒有影響。

三、驗證語義標準短語分類實用性的方法

3．1如前所述，我們所做的語義標準分類是為了揭示短語內部語義關系的不同對句法結構和句法分析產

生的影響。就我們觀察的結果來看，它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產生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一是充當句子成分時的

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結構的變換關系；三是如果短語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即成為句子時，這些句子所具

有的特點。語義標準短語分類的實用性即在于此。這里需要說明一點，在下面具體驗證的時候，并不一定在三

個方面同時進行驗證，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并不能在三個方面同時產生影響。這里只就其中的一個或兩個

方面進行驗證。

驗證的方法是比較，比如用語義標準劃分出來的兩種不同類別，用結構標準來劃分卻是相同的，屬于這種

情況的如施動短語不同于受動短語，但兩者的結構關系；卻是相同的類別，用結構標準來劃分卻是不同的，與此相反，用語義標準劃分出來的兩種相同屬于這種情況的如施動短語廣義上相同于施動短語（主席團坐著／坐

著主席團），但就結構關系看卻是主謂短語和動賓短語。

3．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選擇比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義的施動動語和受動短語來比較。倘若把這兩

種短語區(qū)分開來能夠更好地分析和說明一些語法現象和規(guī)律，那就證明語義標準分類是有實用價值的，因為，

如果用結構關系標準來分，它們就沒有什么區(qū)別，都是主謂短語。我們希望這種比較能起到“管中窺豹，可見

一斑”的作用。

比較兩種事物必須以一個在外的條件為參照點，被比較的事物在這個參照點上呈現出相同或相異之處，這

樣的比較才有意義。對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進行比較，也需要參照點。我們找到兩個參照點：一是兩類短語由

靜態(tài)的語言單位轉為動態(tài)的言語單位時的自足條件，二是兩類短語充當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下面我們分節(jié)

討論。

四兩類短語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時的自足條件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在結構類型中都是主謂短語，按照一般語法著作的說法，一個主謂短語具備了一定的

語調或加上一定的虛詞就可以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轉成一個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個有趣的事實是：許多語法著述都講到受事主語句的特點（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

事主語句，因此給人的印象是施動短語似乎更容易直接轉為自足的句子。其實不然，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轉為

言語單位進有各自的自足條件，而各自的自足條件又呈現出明顯的對立，這種對立又主要表現在謂語動詞方面

。

4．1丁聲樹先生在談到受事主語句的特點時說：“……從謂語方面看，謂語往往不是一個單獨的動詞，

動詞的前后多半有別的成分”。［⑥］這個概括當然是正確的，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受動短語轉成的言語單位

就是受事主語句，因此，我們談受事主語句謂語方面的限制，實際上就是分析受動短語轉為受事主語句（言語

單位）時表現在謂語動詞方面的自足條件。

施事主語句對謂語是否由一個單獨的動詞充當的這一要求不是強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動詞作謂語，前后

可以沒有別的成分，如：

（1）明天下午的會李校長發(fā)言。（2）我休息，他勞動。以上兩例的謂語都是由一個單獨的動詞充當的

，而且這幾個動詞本身又不能帶賓語，這和動詞本身是不及物動詞有關。

但是，漢語中的動詞絕大多數是及物動詞，多數施事主語句的謂語動詞也是由及物動詞充當的。另一方面

，受事主語句的謂語動詞則必須由及物動詞充當。恰恰是在這一點上，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轉為句子的自足條

件完全不同。

由施動（及物）短語轉化而來的施事主語句，及物動詞必須帶著它的受事，否則盡管從結構上看主語和謂

語俱備，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較下面兩個例子：

（3）醫(yī)生們治好了他的病。

（4）＊醫(yī)生們治好了。

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受事主語句，因主語是它后面的及物動詞的受事，因此，

動詞一般不帶受事賓語仍是自足的，如：

（5）他的病治好了。

（6）這首詩背下來了。

4．2事實上，人們在理解句子時，必然會受到兩種短語的不同自足條件的影響。我們可以通過比較下

面兩個例句來證明這一點：

（7）敵人打退了。

（8）我們打退了。

例（8）無論怎樣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們”不會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盡管“敵人”也可以

是“打退”的施事，但這個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語句時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們一定會把這個句子

的主語理解成受事。

受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受事主語句，其主語擔負著語法和語義兩個層面的任務：從語法上看，一個句子必須

有一個話題，即主語。假如這個話題在表層結構中沒有出現，它一定被語境承擔了。話題可以是施事，可以不是施事，受事主語句的受事就是話題。從語義上看，一個及物動詞必須帶著它的受事，不管這個受事在什么位

置，也就是說，受事可以出現在動詞的后面，也可以出現在動詞的前面。及物動詞的受事若不出現，它在語義

上就沒有著落，以施事、受事與同它們相聯系的及物動詞的關系而論，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這一點還可以通

過“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較中看出來。

“把”字引進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

（9）我把信寫完了（不說“我把寫完了”）而“被”字引進施事，在許多情況下施事可以省略，如：

（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說“小王被打了”）我們認為受事主語句可能就是為了滿足語法和語義兩個

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為滿足了這兩個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

不成立。又如：

（11）罪犯槍斃了。（12）行刑人槍斃了。例（11）是自足的，因為它是由受動短語轉成的句子；

例．（12）不自足，因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如果它原本是個受動短語，那末當它

轉化為句子時，動詞的前邊必須加上表示被動意義的虛詞，如“被、給”等才合乎自足的條件。當然它也可以

是施動短語，那就必須在及物動詞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總之，按結構關系標準分類，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屬同一類型，那末這種分類對揭示兩類短語因語義關系

不同而導致的不同的語法特點就沒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語義關系標準把它們加以區(qū)分，就能很好地說明它們

各自不同的語法特點所產生的根源。

五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作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

按結構類型來說，主謂短語（包括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可以充當六大句子成分（這里仍沿用傳統的稱謂

）中的任何一種，但是，充當某一相同的成分時，由于二者的語義關系不同對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對短語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別討論。

5．1作謂語

受動短語作謂語要受到比較嚴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語必須是受動短語中動詞所表示的動作的發(fā)出者

（施事），另一方面短語內部的受事的范圍也比較窄，或者由泛指代詞“什么、誰”等充當，或者由遍指性名

詞或名詞性詞語充當，并且動詞前有副詞“也、都”等與之呼應。如果不是這樣，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現，

如：

（1）他什么都不說。（2）他樣樣事都會做。（3）大水……，頭也不抬，話也不說。在意念上，以上

各句的主語都是受動短語中動作的施事。從變換式上來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語可以和短語里的受事互換而

不改變句意。如：

（4）什么他都不說。（5）樣樣事他都會做。它們可以自由變換的原因大概是這類句子的格式比較固定

，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這樣的格式作標志，不會把動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

當然，除了上述兩個條件外，還有一種情況，即受動短語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如：

（6）我這輛車買貴了。（7）王師傅那套西裝做大了。（8）小劉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

語都是施事，受動短語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充當的，而非周遍性詞語充當的。這三句有兩個

共同的特點：一是主語和受動短語里的受事之間具有領屬和被領屬關系；二是充當謂語的受動短語中的動詞后

面都有形容詞補充成分。我們知道，描寫短語作謂語時，主語和描寫短語里的被描寫成分之間一般情況下是領

屬和被領屬關系，如“他性格堅強”、“李明眼圈紅了”。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推測：這類受動短語作謂語對短

語內部動詞的要求是，必須有形容詞補充成分，這個形容詞補充成分的語義指向是短語里的受事，如例（8）

的深層語義關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簡說成“小李帽子歪了?！焙笳叩慕Y構關系和語義關系與“李明眼圈紅了”完全相同。因此我們可以說，動詞后面帶形容詞補充成分是這類受動短語作謂語的一個必要

條件，如果沒有形容詞補充成分，這個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劉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詞補充成分換成時

態(tài)或趨向補充成分，句子就覺得不夠自然，如“＊小劉帽子戴過了”，“＊小劉帽子戴出去了”。

如果把主語和受動短語里的受事調換過來就成了施動短語作謂語。施動短語作謂語時對上述要求不是強制

性的，而是可有可無的，如：

（9）這輛車我買貴了。—一這輛車我買了。

（10）那套西裝王師傅做大了。—一那套西裝王師傅做了。

施動短語作謂語，一般不受這么嚴格的限制，其主語一般是非生命體，在語義上是作謂語的施動短語中動

詞的受事（這是最常見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體。如：

（11）桌子我搬走。（12）這個人我認識。

例（12）的主語和施動短語中的施事都是生命體，可見施動短語作謂語對句子的主語和短語本身結構的

要求都不嚴格，只要是生命體作施動短語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

（13）誰的孩子媽都愛。

當然，這方面沒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補償”。從變換式上來看，許多施動短語作謂語，其主語又是

非生命體時，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換，下面例子中右側的句子都不成立：

（14）漢語我輔導，（英語你輔導。）—一＊我漢語輔導，（你英語輔導。）

（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

有的施動短語作謂語，雖然主語是非生命體，但二者仍然互換，如例（9）（10）句可變換成例（6）

（7）那樣，這可能和二者之間具有領屬關系密切相關，例（14）（15）句的主語和施動短語中的施事之

間沒有領屬關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換。

還有一種受動短語作謂語的情況，如：

（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

這種受動短語作謂語和上文講過的情況不同，其主語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動短語中的動作的施事，而是受事

，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種事物，如“針、木刺”或“沙子、風”等等，在表層結構中它們都沒有出現。主語和

受動短語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關系，而是領屬關系。正因為二者都是受事，它們之間盡管具有領屬關

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樣互換，而且這種“O［，1］（受事）—一O［，2

］（受事）—一V”句式的謂語只能是受動短語，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

（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5．2作賓語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都可以作賓語，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們作賓語時，整個句子的謂語動詞要受

到一定的限制（這一點和它們作主語時對謂語的要求是一樣的），即很少以動作性很強的動詞作句子的謂語，

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動、感覺現象或表示判斷的動詞來充當。因此，從總體上說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作賓語時沒

有什么太大的區(qū)別。但是有些意義類型比較特殊的動詞作謂語，對兩類短語有不同的選擇；反過來說，正因兩

類短語的內部語義關系不同，才使其一可與此類動詞搭配，另一個不可以與之搭配。如“進行”這個動詞在意

義上表示持續(xù)性活動，在語法上它是一個形式動詞，本身不表示動作，真正表示動作的是它后面的動詞，“進

行”則在動作動詞前承擔表達時態(tài)的任務，并把后面的動詞由謂語改變?yōu)橘e語。“進行”的賓語一般是動詞，

而且用作賓語的動詞本身下能再帶賓語。有時，“進行”的賓語可以由受動短語充當，但不能由施動短語充當

。如果我們按結構類型來分析，只能說有時“進行”的賓語可由主謂短語充當，這種說法掩蓋了兩類短語的不

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不同的語法現象。下面的兩個句子都是不成立的：

（1）＊進行干部學習（材料）。（2）＊進行我們交流（思想）。而我們可以這樣說：3）進行社會主義建設。（4）進行思想改造。

許多語法學者在研究句型時，運用設計框架的辦法來驗證句型的不同，這里“進行－－非名詞性賓語”也

構成一個框架，它是區(qū)別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各自不同的語法功能的一個標志。

5．3作被限定成分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如果前面沒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語和賓語，并對謂語動詞有大體一致的要求。如果

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動短語仍然可以作主語和賓語，施動短語一般不能。下面兩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動短

語充當的：

（1）1984年，我國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展開。

（2）我們必須做好機構變動中的人員調整。為什么不能換成施動短語呢？原來，施動短語既不是名詞性

的，也不是動詞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動短語，其動詞意義比較抽象，有兼類詞（兼動詞名詞）的傾向，

如（1）（2）句中的“改革”“調整”，又如“這個村的田間管理”，“家庭領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設”等。

因此，受動短語可以以其整體功能的名詞性充當普通名詞經常充當的成分，即被限定成分。受動短語的這種名

詞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詞序比較固定，因而又表現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兩句的受動短語一般不能

變換成相應的動受短語：

（3）＊……以城市為重點的改革經濟體制逐步展開。

（4）＊……機構變動中的調整人員。受動短語的凝固性還表現在它可以做許多學科的術語，如“苗木定

植”，“地質勘探”等等，許多刊物的名稱也是這類學動短語，如“語文建設”、“漢語學習”、“哲學”研

究等等⑧，這些學科術語和刊物名稱一般不用施動短語或相應的動受短語來稱謂。

通過對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的比較，我們不難看出兩類短語的不同語義關系對其語法功能的影響。我們上

面分析的語法現象，恐怕是結構分類所不能解釋的，反過來卻證明了語義標準分類的實用價值。可供比較的短

語還很多，如動施短語和動受短語，評議短語和動作性限定短語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暫付闕如了。

附注：

①范曉《說句子成分》，載《阜陽師院學報》（社科）1983．1。《關于結構和短語》，載《中國語

文》1980．3。

②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商務印書館。

③參見申小龍《中國語法學方法論研究》，載《語文導報》1986．5。

④參見陸仁昌《關系·平面·成分－－漢語詞組法試論》，載《阜陽師范學院學報》（社科）1984

．1－2。

⑤呂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學》，載《中國語文》1982．1。

⑥丁聲樹等《現代漢語語法講話》，商務印書館。

⑦此三例轉引自徐樞《從語文、語法和語用角度談“名（受）＋名（施）＋動”句式》，載《語法研究和

篇（3）

（狀語）定語+主語+（狀語）謂語+（定語）賓語（補語）

我們可以把現代漢語的常式句作為“標準句式”拿來與文言文的句式進行比較，可以很容易地發(fā)現古今句式的不同之處。從而識別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確理解和翻譯文言語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裝句”為例來談談這一方法在教學中的運用。

文言文的倒裝句，也叫“變式句”，就是句子的表達形式不同于現代漢語“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堯之為君也！”此句中“堯之為君也”是個主謂短語，意思為“堯作為君主”?！皥蜃鳛榫鳌痹鯓幽?？沒有表達一個完整的意思，需要進一步陳述，說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詞，意為“偉大”，是要陳述，說明，形容某個對象的。這樣“堯之為君”與“大”構成主謂關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謂語后主語，不符合我們現代漢語通常的表達習慣，明顯屬于主謂倒裝。說話人為了強調謂語，把謂語前置了。學生有了這樣的認識，在理解翻譯時只需把主謂關系理順即可。

2、“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讓學生劃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發(fā)現：蚓（主語）+無（謂語）+爪牙（賓語）。主謂賓完整，“利”似乎多出來了。但依據詞類知識，“利”是形容詞，意思為“鋒利”，在句中應作定語或謂語，“什么鋒利呢？”，在句中該詞語修飾的對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鋒利的蚓（蚯蚓）”是講不通的，只能修飾“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語，應該在“爪牙”的前面。該句是把定語后置了，這是個定語后置句。翻譯時，學生只需把定語提放到中心語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藍，而青于藍”、“李氏子蟠，……不拘于時，學于余”、“形似酒撙，飾以山龜鳥獸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藍”、“于余”、“以山龜鳥獸之形”都是“于（以）+名詞”構成的介賓短語（介詞結構），均置于謂語動詞的后面。用現代漢語的句法知識分析，它們處于謂語后面，既不能作賓語（介賓短語不能作賓語），也不能作補語，而現代漢語中介賓短語一般作狀語。實際上，三個介賓短語都修飾句中謂語作狀語，分別表示比較、對象、方式，屬狀語后置。翻譯時，學生只要把介賓短語提前，放置于謂語動詞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類句式是文言文中賓語前置的四種形式。不管哪一種形式的賓語前置，都可以用現代漢語的句法知識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為名詞，是句子的陳述對象。“安”是疑問代詞，相當于“哪里”，“在”為介詞，表示處所。該句本來要表達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讓學生認識這一語言現象時，我們可以舉出一個相類的現代漢語常式句，如“你在哪里？”與“沛公安在”進行比較：“在哪里”與“安在”的意思一樣，但前者是“介詞+賓語（疑問代詞）”，后者是“賓語（疑問代詞）+介詞”，顯然后者把“賓語”前置了。同樣“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構成該句的每個詞的意思和現代漢語的意思一樣，學生容易理解。但學生對“古代的人不我欺騙”這種說話的方式卻大為疑惑，古人為什么要這樣說話呢？教者可舉一相類句式進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騙我”，“他”是主語，“欺騙”是謂語，“我”是賓語。兩相比較，學生會很容易發(fā)現“不我欺騙”是把賓語“我”放在了謂語動詞前面，是賓語前置。這是古人語言表達的習慣之一，是為了強調賓語?？梢姡矛F代漢語語法知識認識文言文的特殊句式，從而正確理解句意，快速翻譯句子，是一種既簡便又實用的方法。二、把現代漢語的詞法與句法知識相結合，快速解讀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蘇軾《石鐘山記》一文第一段為例。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贬B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桴止響騰，余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

理解這段文字時，教者可讓學生有意識地與現代漢語進行比較，并用現代漢語語法知識加以分析。這段文字絕大部分實詞含義和用法與現代漢語一致，只有“鼓”、“是”、“鳴”、“名”用法比較特殊。我們可以用詞法知識進行分析。“鼓”現代是名詞，而在“微風鼓浪”一句中，“鼓”處在主語和謂語之間，由名詞活用為動詞，陳述“微風”，支配賓語“浪”，意為“鼓動”?！笆恰爆F代是判斷詞，而在“是說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說”是偏正短語，是“之”指代的對象，作“疑”的賓語，“是說”應是名詞性偏正短語，“是”是代詞，限制“說”，意思是“這個”。“鳴”是動詞，“雖大風浪不能鳴也”一句中，“鳴”后省略代詞“之”。補充完整后的句子應是“雖大風浪不能鳴之（鐘磬）也”。按照現代漢語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該句主干為：浪鳴之?？梢钥闯鲋髡Z“浪”和賓語“之”之間產生了“主語使賓語怎樣”的意味，據此可以判斷“鳴”為動詞的使動用法，可理解為“使……鳴”?！懊?，現代是名詞，在“而此獨以鐘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處在謂語位置，作謂語。但依據現代漢語的詞類知識名詞一般不作謂語，由此可推斷“名”是名詞活用為動詞，作謂語，意為“命名”。

篇（4）

Rosenberg(2000)指出社會服務學習和志愿活動的區(qū)別，“社會服務學習不單只是志愿活動，而是結合了課堂教學和社會活動的學習項目”(p8)。社會服務學習必須應用在有學分的課程中，即社會服務學習是把學生課堂上的學習成果與社會服務的需求相結合，因此教師給予學生社會服務學習項目的成績是該課堂學成績的一部分(Swick＆Rowls，2000;O''''Bryne，2001)。社會服務學習和實習是兩個不同的概念(O''''Bryne，2001):實習通常是在一門課程結束之后的工作實踐，是學生正式進入職場的前期準備(O''''Bryne，2001)。社會服務學習項目可以在任何學期展開，將傳統的課堂教學引入一個生動的、互動的實踐空間(Caldwell，2007，p468)。Furco(1996)認為學生盡早在實際社會中應用課堂所學，會使他們加深對專業(yè)內容的理解。服務學習使學生有機會批判性地思考與專業(yè)相關的社會問題，并在實踐中積累處理問題的經驗，把在校所學的知識實用化(Furco，1996，p8)。服務學習使教師有檢驗教學的機會，了解學生是否具有理論和實踐轉化的能力。Marlene(2001)，Deluca，Andrews和Hale(2004)的研究發(fā)現，當服務學習融入課堂教育的時候，學生的實踐能力得到了加強。除此之外，Forman和Wil-kinson(1997)也發(fā)現服務學習是培養(yǎng)學生社會參與意識的一個有效教學方法。

2傳統文化教學和社會服務學習結合的模式

在美國，社會服務學習已經很成功地和西班牙語及英語(作為外國語課)廣泛結合(Caldwell，2007;Marlene，2001;Morris，2001)，但是服務學習和漢語結合的實際研究還很少。漢語教學領域也缺乏關于大學生和中國移民社會互動的社會服務學習的相關研究(Koliba，1998)。2006年，研究者開始在全美中文教師學會議上(CLTA)討論社會服務學習。Liu(2012)利用高年級華裔大學生學習漢語的成功經驗，分析了1．5代移民和出生在美國的第二代華裔面臨的語言和文化問題，但沒有將社會服務學習和繼承語漢語教學相結合的研究。

本研究是在加州州立大學的《中國傳統文化》課程采用了社會服務學習的方法。加州州立大學的中文教學始于20世紀80年代，當時只開設了初級漢語課程。90年代初，隨著南加州華人移民的增多，選擇漢語課的學生逐漸增多。受中國經濟高速發(fā)展，中美貿易額激增影響，商學院開設國際貿易中國方向(InternationalBusiness-ChineseConcentration)本科學位課程。在商學院和人文學院教授的共同商討下，商學院本科生完成學位必修需要五門(15個學分)的高級漢語課程，占本科生高年級課程學分中的25%。其中中文315(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是重要組成部分。該課程授課對象主要是華裔的學生，每次授課時間是75分鐘，每周2課時。該社會服務學習項目要求中國文化課的學生訪問南加州的老年華裔移民。華裔老年移民的日常生活依舊保持中國的傳統的價值觀和內容，例如慶祝中國的節(jié)日，唱京劇，練太極拳，畫國畫，做中國飯菜和保持佛教的。每個具體的生活內容后面均體現了中國的文化理念和價值觀。本研究將本次的社會服務學習模式分為三個步驟:(1)歸納華裔學生關心的文化問題;(2)翻譯訪談文本和傳統文化;(3)課堂報告和文化外譯問題的討論。第一個步驟:歸納華裔學生關心的文化問題:文化問題貴在疑問。社會服務學習訪談的問題來自于學生所面臨過的和感興趣的問題而不是教師強加文化內容灌輸于學生。教師歸納出學生的文化問題，并設計和華裔老人面談的問卷。教師的角色是幫助學生形成所關注的文化問題，評論和歸納學生的文化觀點。第二個步驟:翻譯訪談文本和傳統文化。學生分成兩人的小組，依據文化問題與華裔老人面談，用中文記錄訪談內容，并翻譯成英文。社會服務學習項目要求學生一學期所投入社會服務和文化翻譯的時間總共不少于20個小時。第三個步驟:課堂報告和文化外譯問題的討論。在學期末，教師給每個服務學習的學生成績占總成績的25%。翻譯的文本涉及訪談內容的文化外譯，需要遵循2007年現代語言協會提出的“跨語言和跨文化能力(translingualandtran-sculturalcompetence)”標準要求(Byram，1997;Kramsch(2006))。課堂展示實際是學生跨語言能力展示，教師和學生均參與討論，不提倡死背文化內容，教師引導學生理解文化問題涵蓋的理念和影響。

3結論

從本次研究可以看出，漢語繼承語教學與社會服務教學相結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從語言角度，華裔學生以口語對話形式記錄訪談的文本，結合課堂的文化討論進行文化評述，社會服務學習幫助華裔學生發(fā)展了較薄弱的書面語表達能力。從文化的層面看，該模式加強了美國華裔用跨文化的角度理解身處的多元社會文化環(huán)境。華裔學生表示，利用學到的中國文化為身邊的美國朋友解釋遇到的中國文化問題時，增強了對華裔身份認同感和自豪感。同時，本研究使我們注意到目前我們漢語文化外譯的接收研究方面面臨如下幾個問題:

篇（5）

圖形與背景是認知語言學中的重要概念，這兩個術語最早來自完形心理學中的形基知覺。圖形指某一認知概念或感知中突出的部分，即注意的焦點部分；背景即為突出圖形起襯托作用的部分。這一理論表明，當我們觀察外部世界時，都會形成一個認知場，這個認知場就是由圖形和背景兩部分構成。在認知語言學分析中，圖形與背景是認知運作和語義結構重要的和基本的特性。圖形就是所要描寫的對象，背景是其所處的環(huán)境。對圖形的選擇決定于注意的焦點、移動方向、觀察的方位等。圖形和背景也可以理解為一種位置關系，對象的所處位置、顏色對比、動靜對比（易于移動的物體傾向于成為圖形，但是在大量移動的物體中靜止的物體又傾向于成為圖形）、大小對比等都是區(qū)分背景與圖形的因素，在一個認知場中，得到突顯的部分是圖形，沒有得到突顯的部分是背景，圖形與背景相比總是更容易識別，更容易引起注意，也更容易記憶，并且更容易建立起一定的意義來。①例如，“在的右邊?！焙汀霸诘淖筮?。”這兩句話雖然說的是同一個意思，但前一句中的“”是作為圖形出現的，因而受到重視，“”是作為背景出現的，在人們的感覺中被忽視了；第二句正好相反，充任圖形的是“”，充任背景的是“”。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同一對象會因為充任圖形而得到突顯，若充任背景則被忽視。

從圖形－背景論分析存現句

一、存現句的內涵

存現句作為漢語中一種特殊而重要的句式，傳統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種基本觀點：

從句意角度：呂叔湘最早從句義入手，指出“這一類有無句單純表示事物的存在，也可稱為存在句?！雹趶堨o認為存現句是表示主語有什么，在何處。或者只是敘述出現了什么，消失了什么的無主句。③

從句式結構角度：認為這種句子是由“處所詞＋動詞（著）＋（數量詞）名詞”三部分構成。④

同時從句意和句型入手：以宋玉柱為代表，認為它是表示什么地方存在著什么東西或人的句子。⑤邢福義在《現代漢語》里說“存現句是表明人或事物的存在、出現或消失的句子”。⑥

我們從各家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的落腳點顯然是句子的語法結構，都是從句型、句義來下定義的。

二、圖形－背景論分析存現句

運用圖形－背景理論從人類認識事物的認知模式角度來描述存現句存在的合理性。存現句相對于相關的同義句式，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1、句末呈現焦點

在語言研究中，圖形－背景是一種認知結構或認知模型，圖形是所要描述的對象，認知上較突顯，背景是其環(huán)境，認知上不太突顯。就句法結構而言，在一個簡單的主謂賓句子里，主語是圖形在語言中的現實化，賓語是背景在語言中的現實化，謂詞是聯系的中間環(huán)節(jié)。圖形－背景理論為主謂順序的合理性提供了認知上的理論支持。轉、主于句末，方所詞語（時間詞語）位于句首的作用

存現句相對于相關的同義句式，結構上的特殊性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能給人提供不同的意象和感覺。存現句中的主體名詞相對于相關的同義句式，它的位置在句末。

煙塵滾滾的場地上狂怒地蹦跳著一只斗牛?！恢欢放？衽乇奶跓焿m滾滾的場地上。

這組句子中，后一句式中主語的位置突出了“斗?！睂Α氨奶保皟蓷l漢子”對“立”的支配作用，前一句式中“斗牛”和“兩條漢子”都是處于賓語的位置，就無法突出這種作用，但是卻強化了“斗牛”蹦跳時和“兩條漢子”立著時的狀態(tài)。

方所詞語（時間詞語）在一般主謂句中位于動詞之前或句末，存現句中的方所詞語（時間詞語）則必須放在句首，用圖形－背景理論來解釋，它就是充當了一個大的背景，位于句首更能起到展示大背景的作用，并能夠使讀者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這個背景上，然后再過渡到圖形。

河堤上扔著我的鐮刀和草筐?！业溺牭逗筒菘鹪诤拥躺先又?/p>

試比較例的前后兩個句式，后一句式中讀者的注意力焦點是由已知物“鐮刀和草筐”開始，然后擴展到環(huán)境“河堤”上，我們對環(huán)境認知的整體性以及關注的強度就會受到影響，前一句式則在我們認知尚處于空白狀態(tài)時將一個環(huán)境“河堤”充塞到我們的視野中，從而保證只有在這個較為穩(wěn)定的環(huán)境被確立為整個認知的背景時，對“扔著鐮刀和草筐”這個對象的接受和理解才能順利進行。另外，句首的方所詞語（時間詞語）之后直接與動詞性詞語相接，沒有名詞性成分干擾對方所詞語、時間詞語的理解，更保證了對背景的心理注意。

在實際言語交際中，這兩種句式都是人們經常用到的，說話者究竟用哪一種，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據個人的主觀意圖而定，不過，在這里我們強調的是，當我們說某部分是圖形，另一部分是背景時，并不意味著背景不重要，只是說它不是焦點。但沒有背景是不行的，一方面，沒有背景句子不能滿足完形特征，另一方面，沒有背景

圖形也得不到烘托。

結語

總之，認知語言學在分析句法時告訴我們，語言結構是基于人們對世界的經驗，對語言的運用與我們怎樣感知周圍的事物和情景有密切關系。認知語言學對句法的分析不是試圖說明句法之間的轉換關系，也不是論證句法如何與客觀事物相對應，而是試圖闡明人們觀察和認識事物的方式決定語言的形式。存現句的作用就在于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認知上的框架，它首先提供了一個明確的背景，然后將一個對象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引入，作為輪廓鮮明的圖形放置在背景下。作為一種特殊的句式，存現句通過主移到句末，成為句末焦點，句末圖形，從而引起讀者對其進一步的關注。運用圖形－背景理論分析，我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任何一種語言形式，不管它表面上看來特殊與否，在本質上都遵循了人類的認知規(guī)律，都反映了人類的認知結構和認知過程。

參考文獻：

[1]趙艷芳．認知語言學概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5．

[2]呂叔湘．漢語語法論文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3]張靜主編．現代漢語[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4]雷濤．存在句的范圍、構成和分類[J]．北京：中國語文．1993．

[5]宋玉柱．語法論稿[M]．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5．

篇（6）

肖川認為 ：“發(fā)展的即時感受大多表現為茅塞頓開、豁然開朗、悠然心會、深得吾心；表現為怦然心動、浮想聯翩、百感交集、妙不可言；表現為心靈的共鳴和思維的共振；表現為內心的澄明與視界的敞亮?！币苍S你會認為一個小小的聲調不值得如此用心，其實任何一個教育細節(jié)都可以印證你所掌握的教學規(guī)律。在這小小的聲調上我可以引導學生進行一種自身的投入來感受想像所帶來的樂趣。

一年級的孩子最具模仿性，他們可以跟著老師讀，跟著老師做，但如果只是讓他們?yōu)榱四７露７拢?這種模仿就會逐漸消磨掉其智慧。 常常聽到孩子們“ā á ǎ à”地讀著，可一待停下來，隨便指出其中的某個帶有聲調的字母時，他們便顯得無措，有的必須暗暗地從第一聲再次讀起，至所指字母處再響亮地讀出來。當然憑借天長日久，他們也能很快地辯論出其準確讀音。但這樣的收獲完全是一種外在的填入。我根據四聲的不同外形(其實蘊含著語音標調的規(guī)律，不直接告訴孩子們專業(yè)術語，并不表示排斥滲透)，把它轉化到孩子的身體中來：利用雙臂將四聲改編成形體造型（就是以雙臂平伸為第一聲，左低右高為第二聲，雙臂上舉為第三聲，左高右低為第四聲）為了幫助孩子記憶，我還編了《聲調歌》配合動作展示：

一二三四，伸出手，

我將聲音做成球兒，

一聲平平左到右，

二聲向上爬山頭，

三聲先下拐向上，

四聲一路往下溜。

這不僅符合孩子們形象理解抽象事物的規(guī)律，也有利于課堂上學生生理的調節(jié)。是學生非常喜愛的一種形體操。我告訴孩子們：“你將自己的聲音想像成一個運動球，就像體操運動員那樣，將這個球兒，按照要求在你的手臂上滾動?！泵繉W習好一個韻母，在聲調練習中我們就來一段這樣的形體操。下面以“ɑ”為例，談談具體操作：

師：小朋友們，我們一起來做《聲調操》吧!

生起立，邊唱兒歌，邊運動。

師：好，現在我們來做“ɑ”的第一節(jié)，請小朋友們將雙臂平伸，將“ɑ”做成一個球兒。將它放在你的左手指尖上。

生平伸雙臂，雙目緊盯著自己的左手指尖。

師：準備好，我們一起將這個球兒平穩(wěn)地滾到你的右手指尖。開始。

生：ā——(目光從左手指尖平移到右手指尖)

師：真好，你能將速度加快嗎？

生：ā (音長變短)

師：第二節(jié)，請小朋友將左臂側下垂，右臂側上舉，兩臂成一條直線。將“ɑ”做成一個球兒，將它放在你的左手指尖上。

生：(做好動作)

師：哎，這下子要將這球移到右手指尖，可有點難度哦。來吧!

生：á——(艱難地)

師：非常好，雖然爬山有點難，可難不倒我們小朋友，加快速度吧!

生：á(縮短音長)

師：第三節(jié)的動作有些復雜，老師想讓一個小朋友上來邊做邊講解。

生：兩個手臂都是側上舉，讓聲音球先從左手指尖上下來，在脖子這個地方拐個彎兒，再爬上去。

師：講得多清楚啊!大家一起跟著這個小老師做一遍。

生：ǎ

師：我想第四節(jié)，大家都已經會了吧!擺出你的造型。

生：(左手臂側上舉，右手臂側下垂。) 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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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重語用

離合詞無論“合”式還是“離”式，都有其語用環(huán)境，能造成不同的表達效果。1．“合”式的語用價值首先，離合詞合用時算作一個詞，其表達的意義是一個整體，放在句中實際上是表達事件的整體性，并無特別強調之處。其次，從語體來講，“合”比較書面，“離”比較口語，所以在嚴肅莊重場合不宜使用或過多使用“離”式，比如“A領導和C領導握了個手，談了會兒話”就顯得太隨意，換成“A領導和C領導親切握手并進行談話”就合適多了。2．“離”式的語用價值本文對離合詞的擴展式不再贅述，僅以魏淑梅《漢語動賓式離合詞研究與對外漢語教學》(2010)中對擴展式的分類為依據，按照其文中的觀點，離合詞的擴展主要分為三大類，一為插入成分，二為重疊動詞性語素，三為倒裝①，“離”式將整個詞分為兩部分使用，必然會產生對某個部分的強調作用，同時離析以后使語言更加靈活多變，形象生動，增強了語言的口語性和生活氣息。首先為插入成分:一為插入動態(tài)助詞著、了、過，二為插入定語，包括數量詞/短語、代詞、形容詞或名詞，三為插入補語，包括數量補語、趨向補語、結果補語、可能補語。其次為重疊動詞性語素，多數動賓式離合詞的動語素可以重疊，形成AAB式，一般表示短時或者嘗試性的，或者在征詢意見、發(fā)出請求時，可以進入這種格式，動詞性語素重疊后，可以體現出輕松、隨意的味道，或者能夠起到舒緩語氣的作用，如“跑跑步、上上網”。但有一些非自主性的動賓式離合詞是不能進入這種重疊格式的，例如不能說“起起床、住住院”等②。離合詞重疊式除了AAB式，還有“A一AB，A沒AB，A不AB，A了AB”，其中“A沒AB和A不AB”主要用來提問，需要聽話人對動作做出相對明確的表示，答語通常只用“A或沒/不A”。這充分顯示了離合詞的可分離性，而A一AB和A了AB則有和AAB差不多的語用功能，表示短暫、隨意等，如:散了散步，聊一聊天。最后為倒裝，在一些動賓式離合詞的內部，兩個語素可以進行前后語序的調換，以此形成倒裝結構，同時也就構成了強調句式，我們認為倒裝以后實際是在強調賓語成分，如“結婚———婚已經結了”“打折———折打過了”，倒裝后實則等同于將賓語提前進行強調。

(三)注重交際頻度

《新大綱》中收入了18個非詞匯單位，它們是:下雨、唱歌、刮風、爬山、刷牙、抽煙、購物、流淚、付款、劃船、戒煙、掙錢、蓋章、候選、經緯、聾啞、正負、棕色。它們大都屬于動賓結構，也就有一些類似動賓式離合詞的用法，這可以看做是《新大綱》一種大膽的嘗試，這些語言單位都具有較高的交際頻度，所以對外漢語教學中離合詞部分的教學應該以“交際”為目的，掌握一種語言單位的使用情境及基本用法。也正是基于這一點，各種教材和工具書才更要注意盡量保持版本的一貫性，同時兼顧選詞的交際頻度，那么無論是“教”還是“學”才有據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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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成語是語言中的活化石，它們大都來源于古代，貫用于古今，承載著極其豐富的文化信息。漢語成語數量大、內容豐富、使用普遍，反映了漢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時，成語的產生與使用也是漢族人民修辭活動的一部分。本文試圖從文化背景角度對成語與修辭作些探討。

1成語與修辭密切相關

成語與修辭密切相關，有三層含義:

1.1成語是修辭活動的產物

《周易》說:“修辭立其誠”。修辭立其誠，主要體現在語言交際雙方要有“合作精神”。語言交際雙方都有雙向溝通情感和信息的良好愿望，組織或調整自己的話語，把交際活動進行下去。這就要求語言表達要有表現力和說服力。于是人們常常采用一些特殊的表達方式，即修辭技巧的運用。這些修辭技巧有的十分精妙準確，為后代人們一再模仿沿用，久而久之，就出現一批具有特殊含義的詞語、詞組或句子。成語就是其中沿用至今、具有特殊含義的固定詞組。

1.2運用成語本身就是一種修辭現象

人們在進行語言交際時，為達到良好的交際效果，常常選用一些富于表現力的句式或語言材料。成語是一種既富于表現力又簡潔通用的“語言材料”，所以被人們普遍使用。因此，從廣義上說，“運用成語”也是一種修辭方式。

1.3成語是多種修辭方式運用的成果

成語的生成、構造或使用牽涉到許多修辭方式，系統研究成語，可以發(fā)現許多修辭方式的影子。例如，如魚得水(比喻)，移風易俗(對偶)，國破家亡(互文)，磨刀霍霍(摹狀)，白山黑水(借代)，而立之年(割裂)，千鈞一發(fā)(夸張)，阮囊羞澀(用典)，老死溝壑(委婉)，瓜字初分(隱語)，逃(桃)之夭夭(雙關)，關門大吉(反語)。

研究修辭方式在成語中的運用，可以“窺一斑而知全豹”，了解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

2成語修辭的文化機制

2.1務實精神與具象思維

中國古代農耕文明的發(fā)達，鑄定了中國文化具體務實的傳統。章太炎所說的“國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務在工商耕稼，志盡于有生，語絕于無驗”較準確地刻畫了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人“重實際而默玄想”的民族性格}z}。這也影到了中國人的說話方式，簡潔具體，有理有據。這個“理據”往往指的是生活事實的驗證和古圣先賢的經典論述。

這種具象思維，使人們在言語活動中，遇到稍微抽象的東西，就把它具體化。漢語成語多用比喻、摹狀，就是這種具體化的反映?！拔Ｈ缋勐选?比喻)讓人頭腦中浮現出“許多雞蛋壘在一塊兒，隨時可能崩塌”的畫面?！澳サ痘艋簟?摹狀)使人仿佛看到奮力磨刀的樣子，聽到磨刀的聲音。

這種具象思維，也使人們想把自己的論述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之上。中國人素來“崇古”，古圣先賢的語言、古人的事跡，都被時間賦予了經典的地位。于是人們說話作文，總喜歡引經據典。許多成語既是人們引經據典的成果，也是后人經常引用的“經典”。如“四體不勤，五谷不分”(《論語》)，“阮囊羞澀”(古人事跡)。

2.2喜新求異、含蓄委婉的文化心理

古人在具體務實的基本精神的基礎上，又有追求遣詞造句的新穎奇特的心理。韓愈在《答李詡書》中提出“惟陳言之務去”，主張語言運用力求獨創(chuàng)、新穎。可見，喜新求異是漢語修辭活動的一個傳統文化心理。另一方面，中國人以含而不露為美，喜歡含蓄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思想。這兩方面都要求語言交際時“換一種說法”。古代的文人雅士，說話作文時追求“雅言”、“美辭”，創(chuàng)造出許多打破常規(guī)的表達方式，促使一些修辭方式的產生和推廣。我們可以在許多成語中看到這些修辭方式的運用。

例如，說“貧困、沒錢”平淡無奇，就用典故“阮囊羞澀”(用典);用“白山黑水”代“東北”，用“蒼山洱海”代“云南”(借代);截取孔子的話“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中的“而立”、“不惑”造出成語“而立之年”、“年屆不惑”等(割裂);“瓜字初分”舊指女子十六歲，就是拆“瓜”為“二”“八”、蘊“二八一十六”之意(隱語)。儒家文化講“禮”，“尊人抑己”，許多成語都有這種色彩。如“客人來了”，說“大駕光臨”，自家因此“蓬草增輝”?！白约核懒恕敝t稱“老死溝壑，’(委婉)。另外中國人也不乏幽默的細胞，“逃跑”說成“逃(桃)之夭夭”;“不得不關門停業(yè)”說成“關門大吉”(反語)。夸張修辭格直接創(chuàng)造了非現實的詭異畫面，如“氣吞山河”、“天翻地覆”。

2.3均衡對稱的審美情趣

均衡是美學的基本原則之一，也是漢族人民修辭活動中的一種審美情趣。中國傳統思維有一種樸素的辯證觀，即以二元對待的觀點來看待、分析事物，重視事物的關聯、對立及其變化。故在語言表達時，常用字數相等、結構相似的語詞表達相同、相反或相關的意思。成語中運用對偶、互文、雙關、借代，就是這種均衡對稱的審美情趣的體現。成語內部語素對偶、互文，前后對照，互相補充，相輔相成。成語字面意思與實際意思，通過雙關、借代巧妙聯系，有虛實映襯之美。

漢語成語多采用“四字格”，就是因為“四字格”四個字兩兩相對，完全符合均衡對稱的審美要求。

2.4漢語與漢字的結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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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述中圍繞擬聲詞的詞性及其句法功能的問題，認為擬聲詞的詞性問題直接關系到對擬聲詞語法功能的認識。但事實上現代漢語擬聲詞的討論不僅局限于此。正如漢語方言的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將方言系屬問題作為爭論的焦點，這種一開始就確立了某種方言系屬權威性的作法，會導致其后的調查研究局限在某個框架內，從而限制方言研究的靈活性。真正有價值的研究應將精力放在漢語各方言特別是一些瀕臨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質的方言特點的探討上，構建新理論。擬聲詞研究也應如此，詞性問題固然重要，但擬聲詞特殊性質的討論更有意義，因此探討擬聲詞應從多方面角度進行。

就普通話擬聲詞自身結構特點的研究，目前探討的范圍主要有四方面：（1）詞性問題；（2）構詞方式；（3）語音形式結構；（4）修辭功能。而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多有異同。

二、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

1.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的總況。方言擬聲詞研究從80年代才剛起步，至近幾年才逐漸展開，但發(fā)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榮主編的《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國四十多個方言點的詞匯，其中也包括擬聲詞的材料，但并無專門的著作文章對這些方言的擬聲詞進行分析探討。

更多的文章將擬聲詞作為一種構詞法平面描寫，如《獲嘉方言的表音字詞頭》《歙縣方言的AAB、BBA式結構》《略論廈門話的構詞手段和方法》《閩中、閩北方言的分音詞》《聞喜方言中的“圪”與“古”》《夏縣話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達”綴詞語的附加意義》《武寧話的重疊式》《宜都話的兩種狀態(tài)形容詞》《宜昌話“AA神”式論析》《汩羅長樂話中的“AA哩”重疊式》等。這些論文僅介紹某一方言擬聲詞的構詞形式，并未對該方言擬聲詞的整體特點深入探討，因此也只能作為一種方言調查材料。

專門對方言擬聲詞進行理論探討的文章是從《潮陽話和北京話重疊式象聲詞的構造》和《北京話的擬聲詞》兩篇相呼應的文章開始。但這些研究并未被馬上繼承，直至《吳語擬聲詞的狀態(tài)標記“叫”》《潮陽方言的象聲詞》以及中國社科院王曉君的博士論文《漢語方言擬聲詞調查與研究》等文章的出現，使語言學界才真正開始關注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

2.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的具體方面。（1）構詞法描寫。與普通話擬聲詞研究相似，大多數方言擬聲詞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構詞法的描寫及語法功能的簡單介紹：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為前綴的“圪A”和“圪A圪A”兩種構詞法；聞喜方言以“古”作為詞綴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結構。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兩種格式中各字的聲調是固定，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縣方言主要結構為“擬聲詞A＋動詞性B/形容詞性B”的“AAB”式和“動詞性B/形容詞性B＋擬聲詞A”的“BAA”式。江西武寧方言為AA式、ABAB式和AABB式，僅作狀語和定語。湖北宜昌方言的結構為雙音擬聲詞加后綴“神”，主要充當補語和謂語；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疊式擬聲詞。湖南汩羅長樂方言主要以“哩”為后綴，結構為“AA哩”，語音為“中重輕”的格式。廈門方言的結構則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這類文章對擬聲詞的討論較拘泥，僅從字面構詞的特點進行描寫，未對這些擬聲詞具體特點進行研究，因此無法揭示出該方言擬聲詞在詞法和語法的特殊功能。

（2）詞匯化。隨著詞匯化語法化在語言學界的興起，方言擬聲詞的研究也開始關注詞匯化。在調查中發(fā)現某個方言中存在著幾種不盡相同的擬聲詞格式，或者幾個方言中存在著相似或相異的擬聲詞格式，若將這些格式對比分析，往往可能發(fā)現不同擬聲詞之間親疏關系，從而可揭示出某類擬聲詞形成的歷史過程及其所屬的階段特征。這樣，一些論文開始從這種動態(tài)研究的角度對擬聲詞構詞特點進行解釋。

江西贛語新余方言介紹了三種格式：重疊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擬聲詞與普通話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話中已語法化為一個詞綴。通過對比贛語吳語中AA叫式擬聲詞在語法語義上的差異，試圖解決“AA叫”式語法化的歷史過程。

北部吳語嘉善方言中的擬聲詞的狀態(tài)標記是“-叫”，文中指出雙音節(jié)擬聲詞與“叫一記”在組合的過程中日趨緊密詞，并發(fā)生詞匯化，“一”語音弱化讀輕聲，所有后附于擬聲詞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記”來替換，而語義沒有變化。所以，文章認為，“叫”已經語法化為一個狀語標記，而“叫一記”則在使用中詞匯化，也開始逐漸接近于一個狀態(tài)標記。這些論述揭示出吳語中這兩種擬聲詞所形成的不同階段和相互關系。

（3）語音層面分析。擬聲詞最初表達的是要摹擬自然界某種聲音的某些屬性，本質上與聲音密切相關。因此，人們開始關注各方言擬聲詞在語音和韻律上的獨特之處，這把對擬聲詞的認識推進了一步：河南獲嘉方言中的擬聲詞的詞頭是一種表音字，擬聲詞若以這類詞頭為第一音節(jié)的時候，第二個音節(jié)的聲母和韻母就會受到嚴格限制，但文中對這種限制并未進一步討論。閩中閩北方言的擬聲詞中存在著一種分音詞，將一個音節(jié)分成聲母韻母兩個部分，“這兩個部分又各自擴充為一個獨立的音節(jié)，第一個音節(jié)與原單音詞雙聲疊韻，第二個音節(jié)與原單音詞疊韻。聲母固定為1，并且新的兩個音節(jié)均與原單音節(jié)詞同調”。

馬慶株以北京話擬聲詞為案例，利用數量統計的方法，從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擬聲詞看成一個語音單位，根據北京話擬聲詞的發(fā)音機制，分析了各擬聲詞聲母韻母各自的特點。研究發(fā)現這些擬聲詞的聲母多以塞音邊音塞擦音充當，韻母多為無韻尾，有韻尾則多以ng尾為主的客觀情況，并通過對不同音節(jié)中各相應的語素進行對比，總結了不同音節(jié)聲母和韻母的特點及各自之間的相互關系。同時，文章從音素的角度看待重疊，得出變韻重疊（語素重疊）和變聲重疊（音節(jié)重疊），這些變形重疊后的完全再重疊就發(fā)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擬聲詞重疊。

張盛裕對粵東閩語潮陽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同樣以音素為單位。他指出除了無固定格式的純粹模擬聲音的結構外，潮陽話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種格式。其中，后三種格式在語音上各有規(guī)律，除去詞綴“叫”，擬聲詞每個音節(jié)的聲韻調有固定的音變規(guī)律，并重點論述④式擬聲詞的語音結構中聲母與韻母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文章也運用統計學方法，對調查到的所有擬聲詞的聲韻調出現的頻率進行統計比較，并聯系人類發(fā)音機制特點進行解釋。

王曉君通過170多個詞條將調查所得的53個方言點的材料進行分析，從聲韻調三個方面，對漢語方言的一般擬聲詞、摹擬動物叫聲的擬聲詞和使喚動物聲的語音使用做了較為詳細的描寫，總結出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語音規(guī)律。此外，論文將擬聲詞的音節(jié)分為主音節(jié)和次音節(jié)（包括襯飾音節(jié)、衍生音節(jié)、前綴音節(jié)和后綴音節(jié)等），并運用主音節(jié)和次音節(jié)的概念分析了漢語擬聲詞的韻律構造

以上的文章都運用了統計學方法對擬聲詞聲韻調等各個音素進行了頻率統計分析，這是以往擬聲詞研究中所不曾運用的方法。擬聲詞一般是用來模擬自然界的聲音，人類選擇以哪種語音表示哪種自然界事物的聲音通常也帶有隨意性。但是語言又是約定俗成的，在任意選擇語音的同時，又受到人類自身的認知及所處的語言環(huán)境文化背景的制約，具有某些優(yōu)選的規(guī)律性，顯示出語言的排除機制。用統計數據分析的方法事實上是將擬聲詞的研究與普通語言學研究結合起來，從方言中一些現象總結人類對語言的選擇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總結

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的研究起步較晚，這與方言調查的開展有很大關系。在很長一段時間現代漢語方言擬聲詞研究只重視語法結構描寫以及在普通話擬聲詞的研究模式下進行兩者對比，并沒有立足方言自身內部特點的探討。此外，對擬聲詞在語法修辭上描寫也過于籠統。事實上，方言擬聲詞的研究應有自身的特色，可從多角度展開探討。

1.歷時研究。由于擬聲詞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擬某種聲音，這種模擬必然帶上主觀性。這種主觀性，從音素到音節(jié)到字詞，都受到形成該方言的社會心理文化意識影響，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語言的接觸語言的滲透使得一些方言帶上相似的語言現象，系屬相近或同屬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許多語言現象都具有相同的特點。將這些特點系連在一起，則可能為某種語言現象展示了一個歷時的動態(tài)過程。王福堂①從方言語音演變中得出：“多數方言中音變過程完成后，原來的具體情況已經不復可知。需要借鑒其他方言的情況才有可能對音變過程的某些階段加以復原”。方言擬聲詞的研究同樣具有歷史性。例如吳語、贛語、閩語中都存在著以“叫”為后綴的擬聲詞結構，但在語法上又有差異性。從歷史移民的考證中，古代時就存在著一批移民從長江中下游區(qū)遷往江西最后再遷至閩地的歷史情況。擬聲詞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點，是同源的關系，還是僅為偶合，這需要結合文化歷史的進一步證明?？梢姡瑢⒉煌窖灾袛M聲詞的結構特征串連起來，能為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提供語言事實材料。

從歷史層次上分析，突破了擬聲詞僅關注平面研究，從而把擬聲詞的研究引進歷史變化發(fā)展的動態(tài)立體研究中，對于認識漢語擬聲詞的特點有著重要的意義。

2.語音韻律研究。國外擬聲詞的研究一般從音素入手，而現代漢語普通話擬聲詞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詞組合上的結構。漢字是一種方塊文字，這讓漢語研究者通常關注以字為單位符號的漢語，著眼于字面上的漢語，忽視語音層次上更具有變化意義的語言價值。與其他詞類相比，擬聲詞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為它是以聲音作為產生載體和條件，因此對語音深入探討才是真正認識擬聲詞特點的研究。

石毓智②以廣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擬聲詞、聯綿詞和分音詞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節(jié)結構這種韻律單位，認為在這個結構中，音節(jié)與音節(jié)間相應的位置上的音素有著相互制約的關系。他從普通話擬聲詞中歸納出五條音節(jié)配合規(guī)律，然后從歷史材料及閩語吳語等方言材料中印證了這些原則。這種從音系學和韻律的角度探討了擬聲詞及其相關的問題，為進一步認識漢語方言擬聲詞的共性及擬聲詞的本質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語音單位分析至詞組合層級分析法，事實上與國外語言學研究方法接軌。擬聲詞的研究，無論是普通話還是漢語方言，都應跳出字詞上的局限，將語音引入，結合詞法語法進行研究。

3.類型學研究。漢語從古代開始就存在著各種方言，千年來各方言自身變化不斷，同時又相互影響相互滲透，類型各異。漢語方言的豐富性，不僅數量上而且類型上也為漢語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語言材料。從類型學的角度研究擬聲詞，是對漢語擬聲詞認識的總結。

方言擬聲詞的調查研究目前尚未深入展開，但已初步總結出一些類型，包括：各種沒有固定格式的純粹模擬聲音的結構、重疊式（常式和變式；單音節(jié)、雙音節(jié)和多音節(jié)）、詞綴式（前綴、后綴和鑲嵌詞綴等）、分音詞等?？梢?，除了字詞上的格式外，我們更應將語音和詞匯化引入，從微觀的動態(tài)中進行研究。

隨著方言擬聲詞調查的廣泛展開和深入探討，不同類型的擬聲詞結構將被逐漸揭示出來，這就為語言類型比較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這種類型學的研究角度研究應該成為方言擬聲詞研究的重要方向。這對進一步揭示和認識漢語擬聲詞的特點，具有重要的價值。

注釋：

①王福堂：《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第21頁，語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石毓智：“論漢語的大音節(jié)結構”，載《中國語文》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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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語言（外語）語言能力第二語言教學界

從1970年代起開始對學習者的“過渡能力”即中介語系統產生濃厚的興趣，然而，早期中介語理論研究者（如Selinker，Corder等人）提出的語言能力與喬姆斯基所謂的“語言能力”，基本上都屬于那種“同質的”語言能力。二者的區(qū)別在于：前者針對的是第二語言學習者后天的、不完整的語言能力，后者所關注的則是母語使用者先天的、完整的語言能力。只是在“交際能力”的概念提出之后，人們對于語言能力的理解才開始豐富和深刻起來。1980年，卡奈爾（MichaelCanale）和斯維恩（MerrillSwain）對“交際能力”做出了系統的界定和分析。他們認為，語言“交際能力”由四種不同的成分構成：語法能力、話語能力、社會語言能力和策略能力?！罢Z法能力”包含“對于詞匯項目和詞法、句法、句法語義與音系規(guī)則的知識”，與掌握該語言的語符相聯系?！霸捳Z能力”指的是將句子連接在話語序列中并從中形成意義整體的能力，其實就是對語法能力的補充。語法能力強調句子層面的規(guī)則，話語能力關注句子之間的關系，二者相互結合反映出來對語言系統本身的使用情況。“社會語言能力”是對語言與話語的社會文化規(guī)則的知識，這種能力“要求對語言使用于其間的社會語境（參與者角色、共享信息和互動功能等）有所理解，因為只有在這種充分的語境之中我們才能對某個話語的得體性做出判斷”?！安呗阅芰Α笔恰坝脕韽浹a這種（由于語言運用變數或者語言能力不足而造成的）交際失敗而使用的言語、非言語交際策略”，亦即隱藏在我們通過“釋義、迂回、重復、猶豫、回避、猜測以及語域語體轉換”來做出修補，對付知識欠缺，維系交際進行那種能力之中的能力。社會語言能力與策略能力更多地與交際的功能方面相聯系，是構成人語言交際能力的要素成分，它們的存在甚至先于語法能力的習得[5]。語法能力、話語能力、社會語言能力、策略能力之間綜合互動，共同構建起一個人的語言交際能力。在所有的研究之中，巴赫曼（LyleBachman）的觀點最為典型。在他看來，學習者的語言（交際）能力除了單一的“語言能力”而外，還應當包括語用能力和組織能力。1990年，他用下面的圖表來說明這一能力的組織結構[6]：語法能力和語篇能力一同構成“組織能力”，即約束我們使用語言形式（句子和語篇）的所有規(guī)則和系統。社會語言能力被分解成兩個方面的“語用能力”：語言的功能方面（“言外能力”，即發(fā)送與接收意圖意義的能力）與社會語言學方面（處理諸如禮貌、正式程度、隱喻、語域和語言與文化結合面的能力）。策略能力單獨列出，作為交際語言能力中的一個獨立協作因素?！暗诙Z言（外語）語言能力”于是就應當包括三個大塊（組織能力、語用能力、策略能力）和五個方面（語法能力、語篇能力、言外能力、社會語言能力、策略能力）的成分要素，其中的策略能力可以作為一種與語言能力共同發(fā)揮作用但又特立獨行的能力要素。

對外漢語語言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