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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22-04-24 00:55:43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新民主主義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1.D 2.A 3.C 4 .C 5.A 6.B 7.D 8.C 9.C 10.D
11.C 12.B 13.D 14.C 15.C 16.A 17.B 18.D 19. 20.B
21.A 22.D 23.A 24.A 25.B 26.D 27.D 28.B 29.B 30.D
31.C 32.D 33.A 34.B 35.C 36. 37.A 38.C 39.D 40.B
41.答案要點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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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于入隊年齡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工作綱領上，原規定“吸收七歲到十四歲的兒童參加少年先鋒隊”，現改為吸收九歲到十五歲的少年兒童參加少年兒童隊，從七歲提高到九歲是考慮到在中國九歲以前的兒童，在身心發展和智力方面接受少年兒童隊各種要求尚不夠條件，從十四歲提到十五歲，是考慮到十四歲的少年到了入團年齡，但還不夠入團的條件時，仍可以留在少年兒童隊里進行教育，這樣使少年兒童隊和青年團在年齡的連接上保留一個伸縮余地。
三、關于少年兒童隊的性質
在青年團中央關于建立中國少年兒童隊的決議第二條上，對于少年兒童隊的性質巳有決定。因為培養和教育整個少年兒童一代是青年團任務之一，為了實現這個任務，少年兒童隊必須在學習和各種集體活動當中，團結和教育廣大少年兒童。不能在這些方面使隊員和非隊員之間有很大界限，以保證少年兒童隊的廣泛性，在組織少年兒童隊的步驟上，首先從九歲到十五歲的少年兒童當中，吸收愿意進步積極參加活動的少年兒童參加并逐步發展，使在推動整個少年兒童進步上起積極作用。
四、關于決議第三條的說明
（1）在學校、工廠、村莊（鄉）、街道有少年兒童隊組織的各單位設立隊部，各單位以上不設隊部，這是考慮到剛建立的少年兒童隊，其自治能力和其他條件不可能有自己的單獨組織系統，因此規定少年兒童隊，直接由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各級團委少年兒童部負責領導。
自由泛濫。
解釋：指某種錯誤的思想言行沒有約束，到處擴散。出處：周而復《上海的早晨》，十六：“如果讓資產階級這樣猖狂進攻，自由泛濫下去，真的像陳市長所說的，我們國家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就不能建設成功，人民的生活也不可能改善，社會主義的前途更不可能實現“。
（來源：文章屋網 ）
1992年，他擔任廠長。為使企業步入良性循環，快速發展，他仍然以銷售工作為主。當時。企業品種雷同。互補優勢極小，銷售額上不去，效益也不好，為了保證員工工資，徐有章想盡了辦法，也在同志們的共同努力下，度過了這段艱難的日子。
1999年，根據國家的有關政策，隸屬于軍隊的企業全部移交地方。之后。又根據四平市關于企業轉制的有關文件精神，對企業實行轉制。轉制時期，企業頂著欠銀行貸款400萬元的巨大壓力，職工思想波動，人心浮動。從國營企業轉為股份制公司。職工當時思想難以接受。徐有章看到了職工思想上存在的困惑，他清楚，這種思想困惑，事關企業改制是否成功，涉及企業未來的發展。為解決職工思想困惑。他曾多次組織召開工會干部座談會，引導職工正視企業轉制；并強調無論是國營企業還是民營企業，效益好了比什么都強，轉制時接收了全部職工。為了解決資金短缺，又多方籌措了資金。轉制后，公司在工作上嚴格管理，嚴明紀律；在生活上，關心體貼職工，使職工感到了企業大家庭的溫暖，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向心力。企業的經濟效益從2001年到2010年逐年遞增，2010年銷售額達到近7500萬元，預計2011年可實現產值1.2億元。
誠實守信開拓創新 鑄百年品牌
2001年，企業土地面積7166平方米，建筑面積3500平方米，職工158人，其中工程技術人員28人。這時，國家提出制藥企業必須通過GMP認證。徐有章想到了企業的長遠發展，開始籌劃GMP建設。GMP建設對于制藥企業是一個里程碑式的發展階段，需要大量的資金作基礎。他為了做到生產經營、招商引資和融資工作兩不誤，科學安排、合理有效利用時間。他經常加班加點，全年無休。經過努力，終于在2004年，在四平市經濟開發區建成了符合GMP要求的現代化廠房。占地面積3萬平方米，建筑面積17600平方米，職工總數320人，其中各類技術人員70余人。公司現有六大劑型，64個中西藥品種，功能型食品30多個品種。認證后，公司把品種開發工作和科技立項工作做為企業發展的主要工作來抓。幾年來，共研究開發新藥品種30多個，為企業的發展增添了后勁。
2009年，公司的銷售業績大幅度提升，產品供不應求，徐有章又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擴大生產面積，建新廠區。說干就干，徐有章拿出了軍人的膽識和魄力，先是擴建了1.5萬平方米的廠房，又在2010年建了占地面積4.5萬平方米的新廠區。新增了提取、固體制劑、口服液制劑3個車間。現主體建筑已完工，預計在2011年8月投入生產。
做為一個公司的董事長，徐有章深刻認識到，要想使企業實現快速發展，增強后勁，必須實施人才引領、品牌興業戰略。因此，他把引進各類人才，作為企業發展的長期戰略目標。他曾先后去多所大專院校選撥人才，與他們洽談，招聘品學兼優的學生，并在企業經濟困難時期為招聘的人員購買了住房，解決了他們的后顧之憂。為追求品牌效益，徐有章提出：藥品見人品，良心做良藥、人品譽乾坤、藥品通天下。他直白地告訴了員工們，要做藥先做人，誠實守信是企業發展的先決條件。在此基礎上，他獨具慧眼，刻意追求，大膽投資，以他在軍隊中擔任多年軍醫積淀的專業水平，先后開發研制了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消栓通絡顆粒、啟脾口服液獨家品種。完成了肺寧顆粒、小兒感冒寧糖漿的中藥品種保護工作。目前，這些品種已占公司年產值的60％以上。為企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重視企業文化履行社會責任
企業實現了經濟增長，但是，徐有章沒有忘記回報社會。幾年來，公司對原有員工沒有裁員；同時安置下崗職工、退役軍人達百余人；生產忙時，每年還用百余人左右的社會閑散勞動力，緩解了社會壓力，員工工資及時足額發放，工資標準也有很大提高，職工的各項保險均按時繳納，益民堂被社保公司稱為守信用單位。受到了市里的表彰。益民堂制藥有限公司經濟的穩步增長，使上繳稅金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公司被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吉林省企業合同信用協會評為AAA級企業，連續多年被授予吉林省守合同重信用單位。
覃勛宏將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了邵陽的扶貧事業上。為了全面掌握邵陽的貧困狀況，他跑遍了全市12個縣所有貧困鄉、村，上門走訪貧困群眾。在一個多月的調查中，他記滿了整整8大本筆記，寫出了邵陽貧困現狀的調查報告。
一是在十指出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是核心問題的前提下，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通過市場取向改革的深化，讓市場充分起作用，從而使資源配置的優化和效益與活力的提升，更好地促使經濟社會發展中“做大蛋糕”，從本原上提供不斷改善民生的支撐力量。已升華為“科學發展是硬道理”的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將借助一系列促進公平競爭、減少行政審批、降低準入的改革舉措和經濟手段為主的調控優化措施，使我們得以把新型城鎮化彌合二元經濟的整個歷史過程中所激發和釋放出的巨大動力與活力，落實為真正改造GDP掛帥式單獨追求速度增長模式，并提高質量和效益、加快發展方式轉變中持續改善民生的不竭源泉。
二是伴隨政府職能實質性轉變的一系列改革舉措，通過政府更好地承擔與履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和改善公共服務職責，使以“勞有所得，老有所養，學有所教，病有所醫，住有所居”為重點內容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更加有效地覆蓋全體社會成員，特別是使業已形成巨大規模且會繼續擴大規模的我國農村入城務工人員及其家庭成員，在“市民化”過程中更好地分享改革開放和社會發展的成果，使社會公眾在物質條件不斷改善的過程中也不斷豐富文化生活，優化精神生活，不斷提升幸福感。
三是在以促使發展方式轉變、經濟質量提升的財稅、金融、投資等方面改革來加快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過程中，將有效發揮一系列經濟政策手段，并適當結合其他手段，促進“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兩型社會建設，緩解近些年日趨嚴重的資源環境矛盾，使人民大眾的生活環境與條件在提升“生態文明”取向下得到真正的實惠。
一、豐富的人生經驗是重要條件
民生新聞的成功是國家對于新聞工作“三貼近”要求的體現,新聞自身內容從寬角度大篇幅的報道方式,改用微觀的視角去對社會進行“發現探索式”的零距離報道。這種視角是前所未有的,也是迎合普通市民的興趣的。
主持人作為整個民生新聞節目的“門臉”,其整體氣質和形象必須要和節目整體風格相適應。老百姓希望找到一個知心人來說他們的身邊事才會覺得很可靠。這個主持人要知人間冷暖,懂生活疾苦。簡言之,就是對所報道的內容和廣大市民的整體價值取向產生共鳴,成為觀眾的朋友。這樣,主持人就必須放下傳統的身段,在節目主持中設身處地地為老百姓說話。這必須要有一定生活經驗和人生閱歷作為主持基礎。一個從來沒有買過菜的主持人不會在報道肉菜價格變化的時候對此產生過多的共鳴,只有自己對于報道的對象人和事有了解,有體驗,在主持的時候才能感同身受。這種人生經驗是不能用任何主持技巧或其他東西來彌補的,觀眾在收看節目的時候能第一時間感受到主持人自己對于主持內容的理解和體會,他們會迅速接受一個和他們溝通生活瑣事時沒有任何障礙和距離的主持人,并迅速對他們產生信任感。這也是為什么很多成功的民生新聞主持人并非年輕貌美的女主持或英俊瀟灑的男主播,他(她)們在此前曾有過較為豐富的人生經驗,充滿了生活氣息,對于社會和生活有著一定的獨到見解――這也成為了民生新聞主持人多為有一定年齡感的男性(女性)的客觀原因。主持只是他們的專業技能之一,他們制勝的法寶就是對所報道內容的了解和無比的親民形象。所以說他們不能只會主持,還要有豐富的人生體驗和感悟。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懂得老百姓的興趣和價值取向,替廣大市民說話,并被他們所喜愛。
二、語言表達的口語化和方言化
民生新聞最大的特點在于新聞的接近性,各地的民生新聞欄目多以節目所在城市發生的事件為新聞素材。其目標收視群體多為年齡段分布廣泛、文化層次參差不齊卻普遍不高的一般市民,收視群體本土化也十分明顯(這一點尤以市級電視臺的節目較為突出)。為了向目標群體靠攏,主持人在主持的時候,語言也盡量采用口語化的表達,偶爾使用方言也會讓本地市民覺得表達“很到位”。于是,主持人語言的口語化和方言化就成了他們語言表達的兩個特點。在一些城市,甚至出現了直接用方言來播報的民生新聞,如廣東電視臺新聞頻道的《今日關注》、山東電視臺齊魯頻道的《拉呱》等,其他地方也會在主持人播報當中不時出現方言詞語,這種語言特點更加貼近市民生活,且由于歷史文化特點,許多方言詞語更精煉、更傳神,這種親近感會增加觀眾對于節目的好感,并直接帶動收視率上升。至于從語言規范尺度的方面對于方言使用的討論,我們放在一邊,本文暫不議論。
由于語言表達必須要口語化,主持人對于文字稿的二度處理成了一個必備的功力。主持詞的撰稿人一般還是會和主持人的語言表達存在一定脫節。這就要求主持人要會把不“口語”的稿子變得適合口語播讀和生動自然,二度處理不光包括了對一些書面語句的更改,更包括的對于內容的理解和體會,把播新聞變成“說新聞”。只有這樣,口語化的真正目的――和市民一起感同身受才真正達到。
筆者曾在廣東南方電視臺擔任民生新聞《今日一線》實習記者,一次報道某樓外墻因大雨沖刷而脫落的新聞。筆者在撰寫主持人口播串詞時寫道:
“今天廣州下了一場大雨,但是XX街道的街坊們打來電話說,他們那里伴隨雨點下來的還有一堆石頭……”。
而直播時主持人卻臨時將它改動:
“今天廣州的雨真不小,XX街道也下了大雨,不過那里不僅僅下雨,還下石頭咧!一起去看看。”
雖然這幾句話并沒有太大改動,但是主持人卻在短短的幾句話中充分體現了自己的口語風格,語句短、平、快,使得表達更有特色。并且設置了更大的懸念。所以,口語表達并不是多加幾個常用的通俗詞語,說兩句俏皮話那么簡單。他體現了一個主持人高超的語言控制能力。
至于方言化,雖然方言主持存在諸多優勢,但并不是所有的主持人都能把握得很好。這要求對于本地方言把握較好,要使得方言“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方言化出了直觀地影響到主持語言,更是對敘述形式的開放。在語言表達上除了說,甚至會用上角色扮演的手段來使得方言敘述更生動,這確實是民生新聞主持的時候一種新的嘗試。
但是,方言的尺度的把握也是門藝術,方言中不健康的詞語是堅決不能使用的。而在人口流動和社會交流高度發達的今天,方言主持民生新聞在面對外地觀眾的時候卻變得毫無殺傷力,甚至讓外地觀眾無法理解新聞,對于節目發展有很大的影響。這些問題在主持人主持民生新聞的時候都是要考慮到的問題。主持人在主持的時候也要注意,不要過度沉迷于方言這個形式,還是要利用方言表達更精煉傳神的特點,在表達內容上下功夫,讓其言之有物。在擁有親民形式的同時做到老百姓喜聞樂見。
三、主持評論中的社會責任感和正確價值觀體現
雖然民生新聞主持人主持的時候多以輕松、自然的主持樣式出現。但是在主持中,絕大多數主持人在對于市民身邊發生的各種各樣新聞都不會“輕易放過”,他們一定會通過各種形式對這些新聞事件加以評述,說出老百姓心中想說卻說不出的話,他們的預言能夠針砭時弊,分清黑白。這是民生主持人主持能力的一個很好反映,也是一種社會責任感的體現。對于新聞的麻辣評述也應該是民生新聞的一大特色。
既然要說,就要說得到位,說得痛快。不痛不癢的評論反倒不如沒有,這樣的評論一定是要代表了絕大多數人的主流意見,一定要符合國家法律、社會道德和正確的價值取向的。所有觀眾都把民生新聞欄目當作他們說話作主的地方,而民生新聞節目的主持人則像他們的朋友,主持人的身份使得他們說話更有分量,大家也更相信。民生新聞節目主持人在主持評論的時候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1、 說出的話收不回,開口之前必先深思。
主持人作為一個工作人物,其工作時說出的每一句話都會造成深遠的社會影響,尤其是喜憎分明的民生新聞欄目。評論語言要收放自如,不能隨性而發,萬一說出了不正確的言語,其影響是不可彌補的。
2、 主持人不是主持神,不要裝作什么都懂。
一個主持人無所不知是不可能的,一來喜歡裝萬事通的主持人會使人產生不真實的距離感,二來如果不小心“穿幫”,會對主持人的形象造成損害;相反,適當真誠地說“我不知道”會使的主持人“人”的形象更突出,使得主持人更平民化 ,也大大避免了犯錯的幾率。
3、 不要主觀臆斷,一定要有根據
現在許多民生新聞主持人在評論的時候為了尋求支撐,喜歡用“大家都知道”、“眾所周知”等語式。但是這樣的論據很多都不是“大家都知道”或者“大家都明白”的。這樣的捏造一種既定事實雖然不是刻意,卻是主持中必須要避免地。在舉例的時候一定要確切,精準,這樣才讓人覺得可信。
4、 要體現人文關懷
民生新聞說的是百姓事,是百姓的輿論陣地。主持人在主持的時候更要隨時提現人文關懷,這樣才會讓整個節目變得又人情味,且與市民產生共鳴。這也是對主持人自身魅力的一種打造,充滿人文關懷的主持人通常是更有魅力,更具號召力的。
民生新聞在高速發展的同時,民生新聞的主持人由于節目特點而形成的主持特色值得我們研究,這種主持藝術不僅會影響接下來的民生新聞節目樣態發展,甚至會影響到其它類型節目的風格,包括脫口秀等欄目會因為民生新聞的主持風格變得更加自然、生活化。也希望所有民生新聞主持人在今后的工作當中不斷努力,為這個節目樣態的發展做出更多的努力。、
【參考文獻】
關注理由：歐債危機誘發的罷工潮促使人們對社會民主主義的某些主張進行反思。
歷史上，重大的經濟危機往往催生重大的政治變革及相應時代思潮的變遷。上個世紀，凱恩斯主義經濟管理方式以及新自由主義方式分別在兩次世界范圍的經濟大蕭條后出現。因此，當新自由主義方式因為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而受到普遍懷疑和指責時，許多人希望社會民主主義能夠有新的表現，一些國家執政的社會也嘗試了一些政策改變。但迄今為止，歐洲社會的表現令人失望。從2008年9月到2011年11月西班牙的大選，在歐盟成員國總共進行的24次選舉中，社會在19次選舉中失利。
這一現實是轉型中的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在理論觀念與實際政策方面存在矛盾的結果。對經濟的更大控制本應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策特色。但這一政治特點已變模糊。20世紀80年代后，社會曾經在一系列政策中更多地運用了市場機制，同時在社會福利的改革中強化了工作機制和削減福利的政策。它們也因此被一些更為傳統的力量指責為對新自由主義的妥協。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后，這一改革方向受到人們的懷疑。社會民主主義力量也在重新反思自己的政治目標和政策。不過，在現實政治生活中，社會民主主義正面對著一系列的現實難題。2011年，歐洲社會在歐洲債務危機、歐盟政治合作以及一系列的社會抗議活動問題上的尷尬立場，突出顯示了這一點。
歐債危機：削減公共開支進退兩難
在應對危機，尤其是債務危機的問題上，社會既沒有顯示自己領導克服危機的能力，也沒有建設性的政策貢獻，反而因為債務危機而陷入一種尷尬的境地。
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為回應人們要求加強對市場的規制，一些社會政府提出要用新凱恩斯主義的積極政策回應危機，包括加強社會福利的安全網絡。為此，一些執政的社會有意識地加強了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并試圖通過一些公共政策抑制民眾基本福利的下滑趨勢。此類政策一度使一些執政的社會贏得了社會廣泛的支持。可這一政策方向因為債務危機而改變。隨著債務危機的出現和蔓延，對于這些國家政府來說，現實的選擇似乎都只有削減公共開支和增加收入(稅收)，尤其是當這些國家尋求歐盟以及其他國際機構援救時，這些政策往往成為后者的必要條件。但這樣一種政策使得一些執政的社會陷入進退兩難之境。總之，危機以來歐洲社會在大多數選舉政治中的失敗表明，社會在處理危機問題上既沒有顯示自己領導克服危機的能力，也未能在政策上有建設性的貢獻。
債務救助：政策選擇難以代表大眾
在目前歐洲乃至全球關注的焦點問題即對債務國家的救助問題上，社會既沒有掌握話語權，也未必真正能夠代表大眾。
目前，解決歐洲債務危機的前景更取決于歐盟乃至國際社會對援救的態度和政策選擇。由此可以說，政策的主動權掌握在一些歐洲大國手中。這些國家目前都是由保守右翼政黨執政。但對于各國的主流政黨來說，無論是執政的右翼政黨還是非執政的各國社會，政策的選擇主要是基于各國在歐盟中的利益關系，也就是說基于國家利益而非黨派傾向。如德國和法國作為歐盟的發動機在尋求進一步加強歐盟的政治合作，而英國則進一步拉開了與歐盟傳統保持的距離。也就是說，在援救債務危機國家并避免歐元崩潰和歐盟解體的大方向上，各國的社會與執政的保守右翼政府之間沒有原則性的區別，兩者間的分歧主要體現在政策的選擇和程度上，如德國社會和法國社會黨批評各自政府拒絕歐洲債券的立場，而英國工黨則指責保守黨政府在歐洲援救問題上袖手旁觀。總的來說，在該問題上，各國社會表現得更為激進，更為強調歐盟更高層次的合作與控制。
在歐洲援救問題上，由于在大方向上的一致，保守右翼政黨由于其執政地位而擁有了更大的話語權，其相對審慎的態度也更容易為人們所接受。另一方面，目前圍繞著歐洲債務危機的解決方式以及歐盟未來的方向，主流政黨與大眾之間的認識分歧在加大。主流政黨試圖通過進一步加強歐洲的控制體系來挽救歐元以及歐盟體系，可許多人、尤其是那些深陷危機的國家及其他一些“同病相憐”小國的民眾卻對歐盟既有的控制體系越來越不滿。各國國內左右翼的民粹主義傾向都有加強的趨勢。在此背景下，社會相對更為激進的立場很難從民眾那里獲得政治回報。
社會運動：工人與中間階層難平衡
面對危機過程中大眾的不滿以及一系列的社會運動，作為傳統的社會中下層代表的社會處境尷尬。
隨著危機的蔓延和加深，社會大眾對既有政策的不滿情緒也在發展。人們指責現有政策只是在挽救金融家，卻讓民眾作出更大的犧牲。一系列的社會抗議活動以及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往往意味著社會需在兩種支持結構的偏向之間作出選擇。在過去幾十年，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轉型明顯表示了社會在支持結構上的一種轉變：從傳統的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結構向一種多元結構的轉變。其中，新的中間階級的地位日益突出。20世紀90年代，以“第三條道路”所表示的現代社會民主主義的轉型實際上是以迎合這一新中間階級為主要特征的。但這種趨向導致了傳統產業工人的分離傾向。
金融危機后，社會的政策調整意在穩定過去一個時期正在收縮的社會下層隊伍，尤其是產業工人。但這樣一種政策潛在的風險是有可能導致一部分中間階層的流出，社會需要在政策上做到一種平衡。可緊縮政策已逐漸成為主流政黨應對危機的一種“共識”，該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削減各種社會福利，其直接的結果是社會中下層的利益受損，也引起了一系列工會抗議活動。這些罷工令工黨尷尬，因為它一方面不得不從道義上對其表示支持，并表示緊縮不能片面地以要求工人承擔所有責任的方式進行；另一方面，工黨又擔心明確支持這類抗議活動會嚇跑一部分中間階級，因為后者擔心工黨會退回到傳統的道路上。因此，工黨常常以一種曖昧的態度對待這類活動，而這又引起黨內一部分人的不滿。
相信對于每一個文學研究者來說,文學史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我們對文學的理解,大多是從文學史著作中來的。“形式紛繁的文學史已經組成一個龐大的家族體系,這個體系通常被視為文學學科的重要基石,許多人對于文學史具有一種特殊的好感:文學史意味著某種堅硬的、無可辯駁的事實描述,在他們心目中,文學史是文學知識的集大成。因此,文學史甚至如同某種有效的證書:文學史的寫作標志了一個成熟的學術階段――標志寫作者業已可能縱論和總結一個學科積累的全部資料”。正是基于這一認識,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對于文學史的研究越來越多。
一、“現代文學”取代“新文學”
我們都知道今天所使用的“現代文學”的前身是“新文學”。“新文學”誕生于五四時期,從1922年寫作《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開始,新文學史的寫作一直持續到了50年代中期,出現過《中國新文學大系》和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等具有范式意義的文學史著作。不過隨著時間的發展,“新文學”之“新”顯然已經難以“新”下去了,“新文學”并不能指代五四以后所有的文學現象,而只是指某種“文學”。隨著歷史觀的改變,作為“歷史”的一部分的“文學史”的觀念也必然會隨之改變。
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重新確立了歷史的分期,將中國近代史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舊民主主義階段(1840―1919)、新民主主義階段(1919―1949)與社會主義階段(1949以后)。他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概念。“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提出不僅確立了新的歷史分期和性質,而且確立了“新文學”的性質。以務實為開端的“新文學”必然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學,其指導思想必然是無產階級思想,即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就是說“新文學”是“”的反映,那么,在“”被“社會主義革命”取代之后,“新文學”將會被什么文學取代呢?當然是建立在“社會主義革命”基礎上的更新型的文學,這個更新的文學也就是“當代文學”。“當代文學”的出現,意味著“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新文學”不能再稱之為“新”文學了,它針對“舊民主主義”文學來說確實是“新”的,但是在更新的“新文學”面前卻是“舊”的。于是,文學史家用“現代文學”取代了“新文學”這個概念,用“當代文學”來指稱社會主義性質的文學。
二、“當代文學”的出現
“現代文學”的出現即意味著“新文學”的死亡,因為更新的文學――“當代文學”出現了,“現代文學”要想存在就需要有個更新的文學來確立自己的主體性,如是“當代文學”被創制出來了。
早在80年代以來,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當代文學”的分歧問題就一直備受學術界的關注,不少學者認為“當代文學”的歷史已經超過了“現代文學”,再叫“當代文學”有些名副其實了,因此主張把80年代以前的“當代文學”并入“現代文學”,讓“當代文學”專門研究當下的文學現象,專作文學批評。這種說法聽起來很有道理,其實存在很多問題。在他們眼中,“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和“現代”、“當代”這樣一些概念都是客觀的、不需質疑的,是能夠自我說明的,“現代”和“當代”之間的界限也是清晰的。可是這種起點、這種界限到底存在嗎?如果以線性的歷史觀念來看,古代、近代、現代與當代確實是有不同的起點的,但也只有在線性的歷史進程中,我們才能找到這種起點。王德威曾經說過:“一味按照時間直線進行表來探勘中國文學的進展,或追問我們何時才能‘現代’起來,其實是畫地自限的(文學)歷史觀。”再者從學科史的角度來看,這些概念產生于特定的時空,具有特定的歷史含義的范疇,它們本身就是被建構出來的,用來說明特定的關系。因此,“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在線性的時間進程中的這種劃分受到了不少學者的質疑,是否應該打破這種慣性的文學史秩序成為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
三、“沒有‘當代文學’,何來‘現代文學’?”
作為現代歷史學的一種類型,“文學史”以描述文學發展的歷程為目標,是一門有起點、有開端、有源頭的學科,是對連續性的描述,對線性發展的重建。在某種意義上,“文學史”已經成為我們了解和認識“文學”的主要方式,我們已經把文學史的內容當成真實的文學與真實的歷史。但實際上只要我們是在“文學史”之內思考問題,只要“文學史”仍然是國家教育體制中的一門學科,它就不得不受到各方面制度的制約,它的寫作就不可能像想象的那樣自由。自然,我們也就不可能通過對“文學史”的學習或者“重寫”來接近甚至認清真實的文學與歷史。在這一前提下,唯一有效的方法是跳到“文學史”之外思考,或者說,把“文學史”本身當作一個問題來對待。
按照公認的“文學史”的分期,“中國古代文學”指的是先秦至晚清的文學,“中國近代文學”指的是晚清到“五四”的文學,“中國現代文學”指的是“五四”到1949年的文學,“中國當代文學”指的是1949年至今的文學。依據歷史發展的順序,當然是先有“古代文學”,再是“近代文學”,再是“現代文學”,再是“當代文學”。因此在大學的中文系里經常會存在著“厚古薄今”的傳統,大家都在無意識中覺得歷史越長的越有價值,但是如果我們換個角度,從學科史方面來看這個分期問題,必然會有不同的結論。“沒有‘當代文學’,何來‘現代文學’?”這個命題,正是在這一角度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沒有‘當代文學’,何來‘現代文學’?”這樣的命題可能會讓人覺得難以接受,因為它違背了起碼的常識,打破了時間的先后順序和歷史的邏輯,但是我們所遵循的這種“常識”和“邏輯”難道就不能懷疑嗎?對于這個問題的看法主要取決于我們是在“文學史”內還是“文學史”外來理解。在“文學史”內,“文學史”反映的是一個線性的歷史發展過程,在這一進程中,歷史是不可逆的。當然是先有現代,再有當代。但是當我們跳出“文學史”,站在其外運用福柯的“知識考古學”來討論的話,就會發現這些概念都是被建構出來的現代性意識形態范疇,它們之間的分期本身就是一個有待商榷的問題。因此我們不能抽象地討論“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而是應該弄清二者之間的關系,應該回到這一對概念產生的歷史語境中,看看這些概念產生時它們的意義到底是什么,它們的關系到底是什么樣的。
周蘭桂先生認為,幾千年的中國文學無外乎兩種狀態:一種是“自律的文學”,一種是“他律的文學”。所謂“自律”即文學獲得了自身的本體自由與審美權力,有一種沒有外在強權壓制的審美自覺和以抒寫個性、性靈為旨趣,以倡導為藝術而藝術的創造自由。同時,文學又自覺履行自身對人生、對社會、對個體的終極關懷。所謂“他律”,即文學部分地失去了本體自由與審美權力,必須服從于某種外力與外在目的的強制與負載。文學被迫為政治、為權力、為帝王、為某種意識形態服務,從而作家部分地失去了他的主體性,文學也部分地失去了它的主體性。回首百年,我們可以看到,現當代中國文學正是在“自律”與“他律”中反復徘徊,疏離又回歸。百年中國文學史可謂走過了一條迂回前進的曲線。其間,有不少現象是相映成趣而又發人深思的,將相關的文學現象聯系起來相對照,更能讓我們看清其本質,看清其在文學發展中的位置。比如問題小說與反思文學、鄉土小說與尋根文學、解放區文學與改革開放前的當代文學等。我們看到歷史發展的暗合與關聯,也看到因時代背景不同造成的文學發展的不同態勢。正如郜元寶先生指出的:“如果放在整個現代文學背景中考察就會發現所有這些(當代文學)不過是未曾中斷的歷史的延續。”
因此,“當代文學”并未與“現代文學”有質的差別,只是文學在發展的不同時代背景下的不同表現而已。黃修己先生說過:“我們以前寫文學史,只講新的戰勝舊的,取代舊的,這不完全符合歷史實際。應該是有的部門新的取代了舊的;有的部門則創造了新品種,推進了文學的現代化,與此后繼續存在、發展的舊形式并存,誰也不能取代誰。……新與舊既相頡頏又相滲透,這才是歷史的實相。”因此,研究者不抓住決定審美面貌差異性這一最基本因素而去漫論文學的分期和學科差異性顯然未見得有多大意義。可以說,盡管中國“現代文學”異同均有,但基本顯現形式還是同大于異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現在所進行的理論建構,已不再只是為新的文學的存在進行合法性辯護,而主要是對近百年來中國文學的歷史過程進行合乎理性的描述、闡釋和判斷。時至今日,新世紀以來的文學依然在迂回發展,現當代文學的重要分期依然尚未出現,唯一可資期待的是,中國文學依然“在路上”,中國文學的任務依然是尋找文學。
概而言之,“沒有‘當代文學’,何來‘現代文學’?”這個命題對于中國文學研究的意義可能比我們目前所理解的要復雜得多。近年來學術界圍繞這種問題及其相關的領域在不同的層面上展開了討論,而本文在此對這一命題的解讀主要目的在于將文學自身作為問題來反思,在于“考掘”出我們自身的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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